明清「尚俠」文化的風行，實可視為城市文化與科舉壓力，內外交會，因緣相結的結果。關于「俠」文化的探討，概可由此兩方面入手。反過來說，這兩者也可說是明清社會文化發展的兩個重要基因，透過此兩者所交會之「俠」文化的分析，以深究此兩者之辯證關系，是一個深入理解明清文化之重要且有趣的途徑。
明清商業城市的發達，推動士人交游活動的盛行，士人交游活動的盛行又鼓動尚俠之風的興起，尚俠之風的興盛又再激發「俠」之意涵的擴充。此種關系粗略而言，可謂：城市的發展是士人交游文化的基石，而士人的交游文化則是「俠」之概念的新土。考察「俠」的概念如何與城市中的士人交游結合，是本文的寫作要點之一，透過這種考察，我們可以透視出社會活動與價值觀念之間如何相互牽引、作用，這是結合社會史與文化史的一個嘗試。
再者，「尚俠」文化的風行，又與明清士人在科舉制度下的生命活動有密切的關系，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士人為了抵抗科舉制度對他們生命的制約而開展出來，用來安置其生命意義的一種文化創造工作，因此透過這種「尚俠」文化的分析，我們可以進入明清士人的內在世界，掌握當中個人與社會的互動實況，進而透視出社會價值與社會文化的創造過程。
本文無意全面性討論「俠」的問題，重點不在明清有那些「俠」者，或此類「俠」者之社會活動如何。本文實際上以明清的士人為對象，探究他們的生命活動，如何營造出特定的社會文化，以及他們如何在此社會文化中，尋求、營造其自我表現空間，藉此以安身立命，確認其個人之生命價值與意義。筆者嘗試從人的生命活動的角度來考察：個人與社會的關聯，個人如何在社會中展開其生命活動，而這樣的生命活動，如何著落在現實社會，在社會中發揮作用，以致于構成特定的社會文化。
束書縱游吳閶為市里俠──士人的俠游人生
作為一種選官制度，明清科舉制度除了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外，對這些參與的個人而言，它也提供了一套人生價值觀，許諾一般士人通過此管道，得以光宗耀祖、實現自我，絕大多數的士人也因此將科舉事業的經營作為一種「志業」，藉此實踐個人之生命意義，確認個人之人生價值。但是，由于人數的激增，這個管道越愈狹窄，造成大多數的士人沉滯其間，導致這種價值的追求坎坷難行。因此，部分士人試圖逸脫于科舉制度支控下的狹窄人生，另尋人生的出路，他們透過建構新的人生想像，開展出新的生命活動場域，從中建立新的人格類型、人生價值與生活風貌、文化內涵。本文將首先從這個角度／脈絡來觀察「俠游人生」的出現。
明代中期以來，科舉上升管道日益狹窄，而士人科考的競爭壓力也隨之加劇，因此反彈之聲也時有所聞，在各種資料中不難見到刻意抗拒科舉價值的士人，這些士人試圖掙脫科舉價值的強勢支配，另辟人生路徑。
對俠的向往傾慕，早在明代之前的諸多文學作品中就已被一再傳頌，以至于俠游也成為特定的文學主題──宋朝郭茂倩所輯之《樂府詩集》中即有「結客少年場行」之主題，歌頌俠游活動，標舉豪俠意氣。可見俠的意象，早已根植于文學領域中，且在往后之文學傳統中，繼續滋長繁衍。這種俠或俠游活動原本有其現實根源，他們曾顯現、活躍于某些歷史情境里。但在往后的歷史發展中，這些俠者的行跡影蹤主要寄存于文學的表述中，它成為一種文學典故，一種美學意象。如此以迄于明清時期，這種文學意象才又與社會現實發生新的關聯。在科舉制度的制約下，士人深感生命活動多所困頓，因此乃試圖藉此文學意象另辟受困生命之蹊徑，別開非現實人生之生面。就這樣，俠的非現實意態與受困于現實的生命處境，兩相交會，士人憑藉俠之意象為羽翼，以之逸離現實困境，以之為游樂之生活形態張目，甚而，以之激發游樂生活之進行。然而，俠并未就此脫離現實，反倒由此開啟出新的生活實踐路徑，創造出新的生命活動場域，以致于建構出新的社會價值。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在明清社會中，俠已經又從文學意象轉成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生活實踐。在現實社會中，俠的意象和士人的生命活動確實產生具體的交際，這兩者之間的相互親近、交會，促使俠游成為一種具有相當普遍性的生活態度、生命姿態，乃至成為某些人的「人生志向」。如此，俠就在現實世界中，成為士人突破科舉場域，另外開辟出來的一條生命實踐的路徑。
簡而言之，自秦漢以降，「俠」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已然深植于文學領域中，成為一種高遠的美學意念，一種特殊的人格類型。雖然它可能在特別的機緣中，顯現于某些獨特的個人身上。不過，這種現實中的俠行還是充滿個別性與偶然性。因此，大體而言，俠的意象基本上是以一種「美學意念」的形式存在于文學語言中，不甚具有現實性。直至明清時期，俠的意象，乃與士人之特殊心態及社會生活相結合，因而重獲別具意義的現實性與實踐性。同時，在此實踐過程中，俠的意涵也隨之有所游移、轉變。
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
明清士人，尤其是有文人傾向的士人，有一頗為普遍，而值得注意的習氣：他們多有「不理家」、「不問家人生產」、「不事生產」之行為表現，我們不難在諸多明清士人或士人妻室之傳記資料中，見及此類描述。「俠」作為逸脫，乃至對抗科舉價值的人生理想，在現實生計的層面，往往與此一表現相結合。士人不事生產之原由不一而足，或者性好逸樂，或者別有懷抱，或因專心學業，或因志在經世。
志在舉業的士人，本來在舉業的經營和家事的治理間就可能略有沖突，為求舉業之精進，而忽略家事，乃屬常理。明清士人為求專意于舉業的經營，將家政管理之責委諸婦女，在當時社會中頗具普遍性，此舉也已成為評價女性的一種美德典型，因此這類敘述常可在有關士人之妻的傳記資料中發現。
除因性好逸樂，或汲營舉業，而不理家之自然性或現實性因素外，士人之不問家事，亦可能被視為一種別具志向的行為表現：
端文(顧憲成)為人虛和閑止，不關世事。凝塵委衣，危坐終日。淑人庀治家政，廳屏內外，傳敕不絕，子姓僮奴，廩廩如也。灑埽澣濯，酒食米鹽，井井如也。
顧憲成經世心切，此所謂「不關世事」非謂其心騖世外，乃指其因志在「治國」，而略于「齊家」，將家事之治理轉由其妻子承擔，此處的「世事」指的是日常生活層面的繁瑣現實，而非治國平天下的大計，如果說為舉業而不事生產是一種實際考量上的無可奈何之舉，此處則將「治家」與其他人生理想對立起來，從而賦予「不治家」更為積極的正面色彩。類此「齊家」與「治國」倚重倚輕之情形，不難見諸他例。
所謂的「俠游」，大體可以說是一種脫離生產活動，脫離現實經營，脫離日常生活的一種游蕩性的生活型態。這可說是一種士人們因逸脫于既有的現實生活，而開展出來的有別于家居日常生活范疇的另一種生活型態。然而，這種生活形態也并非士人們主觀地憑其意念營造出來的，事實上，這種生活型態的形成與盛行也有其現實基礎，它與城市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我們可以說，士人的俠游生活是以城市發展為基礎、憑藉，才得以普遍性地擴展開來的，而城市也因士人的俠游活動而開展出獨特的文化面貌。以下將從這個外在的「現實」層面來討論這個問題。所謂以城市為基礎，可以更進一步地區別為兩個方面：一是直接著落在城市繁華的物質環境中，二是「間接地」透過建立在城市基礎上的士人交游文化。
如前所言，所謂的「俠游」生活，大體可泛指浪蕩不羈的游樂生活形態，而其內容包含諸如：擊球、較射、倡飲、博弈、蹴踘、吹簫、調弦度曲……等聲色犬馬之事，這種生活形態在明朝之前即已存在，并或盛或衰地存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而在明清社會中，這些活動可能相隨于城市生活的繁盛，更為發達，但這并非要義之所在。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活動在明代的士人文化中形成一種不同的詮釋脈絡，以致成為一種別具意義社會活動。因此，對此一現象的探討，不僅有助于對明代士人文化更充分的了解，同時也有助于我們探索社會文化介于觀念與實質間的微妙互動。換言之，本文所要討論的，并不僅是這種游樂生活的實質，而是這種生活如何被界定為「俠」，從而獲得新的社會文化意義，關于此點，我們必須回到士人交游活動的脈絡中，而士人之交游活動又與明代的城市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商業城市的繁盛，一方面由于物質的流動，衍生出種種聲色之娛的可能性，士人乃為之吸引，投入其中，以遂其游樂之行；另一方面，城市人員的流動與互動，構成活躍的社交場域，頻繁的交游活動的開展，也刺激，乃至逼促，士人的涉入和參與，而俠游生活則可視為建立在此一士人交游文化的基礎上。
利瑪竇在1584年9月13日寫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先生的書信中，對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喜好社交應酬深不以為然，他在信中說：
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圖在浪費金錢，彼此拜訪，相互宴請，飲酒作樂，這為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們都很愛好吃喝聲色之樂，且有專門書籍，記載彈琴的姿勢與季節的舉行，整年有舞蹈和音樂、還有作樂的處所、釣魚的池塘、和其它消遣的處所等等。
這位外國教士充分掌握了明代后期一般士人熱衷于社交活動的現象，然而他卻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其中的社會文化意涵，從利瑪竇這個外國人的眼光看來，這些人只是「很愛好吃喝聲色之樂」，這些行為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在浪費金錢」而已。然而，這些活動的意義果真僅止于此嗎？
從外人的角度看來，士人們的「彼此拜訪，相互宴請」，可能除了徒然浪費金錢于飲酒作樂外，沒有什么特別的意義，但是，從士人自身的角度來看，進入城市參與這些交游活動對他們而言，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此顯示著兩種生命活動的社會場域的存在與對立：一則為科舉之場域，另一為「藝林」之場域，這兩者各自衍生出不同的社會價值。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俠游生活與士人交游文化的兩種相關性：一是士人在交游中建立聲名，并藉此以建構出科舉外之另一人生活動場域，而俠游生活則蘊含科舉之外的人生想像，此二者相互為用，共同作為相對于科舉的另一個人生可能；二是交游活動的「游樂」內容與「俠游生活」實質之「逸樂生活」有所重疊。
視錢如糞土──俠的社交面相
士人的交游活動，當然不必然要在城市中進行，但無疑地，明中期以來，商業城市的發展，確是刺激了士人交游活動的盛行。在相當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明中期以來，科舉上升管道的相對窄化，造成多數士人自我認同上的危機感，以致士人多不得不在科舉之外，另尋求自我認同之途。在此之同時，商業城市的發展，鋪設了一個新的社會活動空間，更刺激、促進了士人的交流活動，這樣的社會交往活動乃交織成一個社會場域，從而衍生出新的社會價值，個人因而得以搭掛其上，藉以確認自己的社會身分，肯定自己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所謂的城市繁華，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就是由城市的交游活動所營造出來的，而這種交游活動是建立在高度的金錢「浪費」上，因此，要不要進入城市參與這種繁華的交游活動也就成為一般士人需要慎重考量的生活態度的抉擇。明末大學士宋權過世后，有人勸其子宋犖繼承父親遺風「出而結交天下貴人」，與宋家情誼深厚之侯方域聞此消息后，寫信給宋犖，勸戒其勿此之舉，謂：「往郡中貴達子弟，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侯方域此言，確屬真心實言。富家子弟散財廣交，以至于家產蕩盡者實不乏其例。
城居生活多所交游，而交游活動不得不「鮮衣美食」、「博飲游俠」(此「游俠」應指「游于狎邪」，然此亦蘊含「俠」氣之意(關于此，容后再論)，即使經歷政治整肅后，經濟已經受創，但此風猶然難止，蓋因俠游已蔚然成風，積習難改矣。凡此種種觀察，諸多感嘆，都可以說是城市交游文化盛行下的反彈(或反省)之聲。如此，是否進城，也幾乎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的抉擇。
由于在城市中進行交游活動，確實是頗為耗費金錢的行為，而且這些金錢的投擲，幾乎都是沒有投資意義的耗費，此即利瑪竇所言：這些人只是「整天企圖在浪費金錢」，因而若無舍得「浪費金錢」的心理準備，實在不易在各種交游活動悠游自在，而這正是此種交游活動與「俠」搭掛之一端，因「俠」的表現之一即一擲千金的豪氣，《小窗幽記》中有言：
俠之一字，昔以之加義氣，今以之加揮霍，只在氣魄氣骨之分。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明代中期以后城市交游盛行以后，俠游成風，以至于因多游而成俠名，于是金錢之揮霍，竟取代義氣，成為俠的新內涵。如此，現實中俠游活動之影響，俠的意涵乃為之擴充(或替換)，將揮霍行為也含括進來，這正顯示，廣闊的交游活動與金錢的不吝揮霍實有密切關系。交游活動往往立足于城市的高度消費基礎上，而在此交游形態下，透過金錢的揮霍，也可能提供一個個人的成俠之道。
社交場域是具有相當程度的選擇性的，并非人人可以參與其中。粗略地講，如果不具備有相當的豪氣，可以在金錢上經得起一定程度的「浪費」，那恐怕不容易在社交活動中得到認可。從這個角度來說，「浪費金錢」是「俠」的現實基礎，如果金錢是最現實的價值，俠則可說是對他種「精神」價值的高度重視，表現在社交場域中，即是「輕財結客」，亦即追求友誼所代表的「義」以及經由奇才異能之士所代表的世界的擴展這種精神價值，而不顧金錢這種庸俗價值的損失。
狹邪之游──以妓院為舞臺的「俠游」
妓院是最能反映、表征城市繁華的場所，同時，它也是城市中最重要的社交場所。明清時人往往以「俠游」來指稱浪蕩不羈的生活，而且「俠游」之辭在許多時候，實意同于「狹邪之游」。
妓院乃是「繁華公子」「佻達兒郎」之類豪客云集之地，而由所謂「劍客藏名，托茲以礱俠骨，文人失職，借此以耗壯心。」也可窺知進出妓院者，乃多有塊壘難平，壯懷激烈，而以俠自居者，潘之恒自己即以「游俠」自稱。潘之恒的描述顯示：進出妓院者多有以俠自居，以豪氣自許者。也因此之故，妓院乃在其心目中，成為從屬于劍客、游俠的處所，是他們消耗壯心或展現豪氣的舞臺。要之，在實際上或想像中，妓院與豪俠有其頗為親近性的關系。
妓院與豪俠的牽連可說是種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可說妓院可供豪俠「以礱俠骨」、「以耗壯心」，故豪俠喜于聚集妓院；另一方面也可說，妓院正是個人展現豪氣，以博取俠名之處所。此種關系可由明末描述妓院生態最詳細的《板橋雜記》之描述，見其一斑。
「輕財結客」的俠氣皆與妓院活動并舉，這種關聯性一方面是因為明中期以來，妓院已成為城市中重要的文藝社交場域，因此這里也往往成為士人相互結交應酬的地方，也就是說妓院是一個士人社交中重要的「結客」之所；另一方面，《板橋雜記》中曾載：妓院中較具規模之集會「每集必費百金」，因此余懷感嘆地說：「此亦銷金之窟也」。這個城市繁華薈萃的「銷金窟」，事實上有著極高的門檻，除非有相當之財力，加以「輕財」之豪氣，實難順意進出其間。因此，如蕭伯梁、張維則、申維久之流能夠出入妓院中「輕財結客」者，乃易于在社交圈中得到豪俠之名。因為「任俠」，所以「賤黃金」，因而發展出「氣誼深」的交往。
要之，明清社會中，「俠」這種社會價值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視為一種社交文化，而這種社交文化是建立在城市的消費基礎上。妓院正是這種城市消費文化與社交文化兩相結合下的具體表現，因此它也往往成為「俠」文化的重要展出場合，妓院是「俠少」「俠氣」的重要演出舞臺，它的存在與繁盛，滋長、激發、展現了「俠」文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俠也并非是進入妓院消費的男性的專利，妓院中的主角──名妓，她們本身也可能成為「俠」的化身，這些寄身于社交場域中的名妓，她們也可能融于社交文化中，也因「輕財」、「結客」，而博得豪俠之名，如李貞麗以「一夜博輸千金立盡」顯示其「豪俠氣」。寇湄的「女俠」之稱，則來自其「筑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的作為。此處透露：由社交文化所衍生出來的「俠」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價值，它意味著可以跳脫現實利益的經營與盤算，而縱身于社交場域，以一種揮霍的姿態展現個人生命力的表現。
消極地講：妓院之類的聲色場所提供了一個逃避的空間，讓人沈迷其中，暫時忘卻現實科舉下的挫折困頓，或是消磨耿耿于懷的雄心壯志。但是，如果妓院只是具有迷醉個人心志的作用，成為躲避現實的場所，那么，進出其間的落魄士人，恐怕難以豪俠自許。事實上，妓院除了供人暫時迷醉外，它還有更積極性意涵：妓院也可以是一個自我展現的場域。如前所言，妓院是明清商業城市中極重要的社交場所，這個社交場所的存在，可以作為個人表現的舞臺，特別是具有文藝才華的士人，更可以在一些高級妓女所參與的藝文活動中展現個人才華，藉此以證實個人的存在感、價值感。自明中期以來，高級妓院已經由一般的社交場所，更進一步地發展成為重要的文藝中心。這些具有寫作能力的士人，當其寫作能力無法在科舉場合中得到肯定時，可以在此藝文性的社交活動中，另展其長才。在此場合中，展現其詩文長才，藉此以舒發其豪情壯志，將其受壓抑之情感「大暢于簪裙之間」。如此，寫作成為個人情感與個性的表現，也是個人才能的發揮。同時，這種有別于科舉制義的詩文寫作，也因為可以著落于已然成形的文藝社會，獲得價值上的認定──即已成為一種社會價值，因而這種寫作才能的展現，也成為個人追求價值肯定的一個社會管道。實可謂為社會文化發展之結果：商業性城市的發達，城市社交活動隨之展開，以至妓院隨之成為社交活動的重心。因此，個人乃得寄身其中，藉此伸展個人之個性與才華，重新獲取價值上的肯定。
明中期以后，商品經濟發達，城市中社交活動積極展開，社會上也出現了一批熱衷于社交活動的士人，他們積極地投入、推動、組織社交活動，在他們的經營下，城市的社交活動，漸漸凝結成一個穩固的社會活動場域，進而成為自我表現的舞臺。這種社會場域的構成與發達，可說是部分有心人士「輕財結客」的結果。這種「輕財結客」的行為本身往往就視為是「俠」的作為，同時也因事此者，多可得「俠」名之美譽，所以，熱衷于此者，乃越愈增多。如此，循環相生，隨著城市社交活動的頻繁，「俠」乃成為社會上日趨強勢的社會價值，而積極參與社交活動，于其中實踐俠行，博取俠名，也更成為社會流行。
結論
本文試圖從科舉制度、個人生命史、交游文化、城市生活等幾個面相來觀察「俠」的社會文化意義，「俠」成為明中期后士人間的一個常見現象，但「俠」的意涵卻難以簡單地捕捉，正因為俠并不是一個固定、實指的對象，而是一種文化觀念，一種敘述方式，一種對生命的詮釋，凡此皆須著落在當時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中來理解，但俠又不單單附著于個別現象之上，而是與彼此相關的數種現象糾結在一起，所以我們必須將之放在不同的脈絡中來觀察。同時，透過「俠」之現象(或意象)的解讀，也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理解這些現象間的聯結，由此更顯示出「社會文化」與「社會生活」之間微妙的詮釋關系。
明中期以后，隨著科舉參與者的日益龐大，上升管道相對狹窄，士人之挫折與壓力日重，而自我認同危機日深。士人文化進入一個轉折的關鍵，它的歷史命題是：如何在科舉之外另辟新的社會活動場域，作為個人自我展現的舞臺，進而據以建構社會價值，以為個人寄掛生命之所。俠游活動的開展與盛行，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就是因應于這種歷史命題，加以社會經濟──商業城市發達的配合，而觸發、產生的一種社會性的活動，而這種社會活動乃又開創了新的社會文化。
明代中期以來，相隨于商品經濟的發達，城市生活日趨豐富，而其中社交活動的頻繁，更交織成一個社交場域，這個場域的開展與存在，提供士人可以紓解科舉挫折，寄托雄心壯志，伸展自我的空間。相應于此，也有部分士人采取「不理家」的生活態度，將其個人自家庭倫理中解放出來，投入城市的社交場域中，由此展開「俠游」生活。此類活動從外面形式上來看，可能會被視為是一種單純的娛樂消(浪)費行為，但是，相隨于士人的大量投入，并據以「安身立命」，而為之注入相關價值與意義，「俠游」活動乃成為別具意義的社會活動，藉此士人得以重新建構個人的生命意義，確認個人的生命價值。
在本文的討論脈絡下，「俠」之最粗淺意涵乃是：在城市交游活動中能「輕財結客」。蓋參與此類活動需有「輕財」之心，能輕財故能肆意于城市交游活動，因以達成「結客」之目的，此種「輕財結客」之行徑乃有別于在現實層面營營茍茍的生活態度，這種超脫于現實利害的人生態度就是「俠」的意味。因有豪俠者流快意于「輕財結客」，城市交游活動乃得活絡起來，而能鼓勵輕財結客之心者，又因此城市交游活動能予人以豪「俠」之名，如此兩相激蕩，明清尚「俠」之風乃漸流行，以致成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風尚，在此風尚下「俠」之為一種社會價值乃益形穩固、強勢，以致此種社會價值乃得以與科舉功名相抗衡，因而有部分士人藉此以抗拒科舉功名，將俠游作為科舉外之另一種人生路徑。如此，「輕財結客」之豪俠作為乃突破科舉所籠罩之現實世界，別創出一個社會活動場域。在此場域中，俠乃成為有異于科舉功名的社會價值，而俠游乃成為一種別出于科舉的人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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