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會師與內爭》考略

張國燾《會師與內爭》考略

中央檔案館叢刊 1987年1期 第50頁 

田仲 齊雨蘭

    《會師與內爭》是張國燾所著《我的回憶》(以下簡稱“《回憶》”)的第十八篇。這一篇共分為“渡過嘉陵江”、“懋功之會”、“毛兒蓋會議”、“分裂”等四章。在這四章中，張國燾用系統偽造和篡改政治局會議內容和黨史重大事件史實的辦法，妄圖誘人相信他的如下讕言：“毛澤東等破壞了中共和紅軍一致行動的最高原則，私率一、三軍團單獨行動，結果造成中共和紅軍的分裂。歷史如系事實的寫照，應大書‘毛澤東分裂了中共和紅軍’。但中共的記載卻說那次分裂應由我負責，這是顛倒是非的說法。”(張國燾《回憶》第十八篇第四章的第一段)本文僅依據我館保存的有關會議記錄和文電檔案，對張國燾本篇“回憶”的主要部分，加以考證；《回憶》中诐淫邪遁之辭，俯拾皆是，駁不勝駁，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多予理睬。
    “檔案工作是維護黨和國家歷史真實面貌的重大事業”，在我們即將考察的領域內，這句話的真確性，將再次得到證明。看來張國燾的賭注是壓在長征中的檔案不會保存下來的設想上的。的確，如果沒有檔案文獻，想駁斥他的“回憶”，可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們黨在長征的艱苦險惡的環境中，居然把許多文電檔案保存下來了，今天我們可以憑借這些珍寶輕而易舉地廓清張國燾的瘴霧，揭露出作偽者的卑鄙嘴臉，請他重返“恥辱柱”上。
   

(一)關于兩河口會議

    張國燾《回憶》說：“上午九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博古)和我六個政治局委員以及參謀長劉伯承，齊集在毛澤東的住所舉行軍事會議。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我繼起發言，將我所知的西北情況和我的想法報告出來，供同志們參考。我說我們在西北的活動，可能有三個計劃：……”。“我們的會議一面討論，一面交換情報，側重研討毛所提出的北進主張”，“會議一連開了三個多鐘頭，并未達成確定的結論。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毛澤東以主席的身份宣布：‘這個問題關系重大，我們再從長研究吧!’不料毛的這句‘從長研究’并未兌現，我們以后一直沒有再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毛的北進主張便當作多數贊成，開始實施。這樣解決問題的方式，也許就是中國人避免爭端的辦法，不過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歷來會議對重要問題，總是要經過確定決議的。這次違反常例。”
    張國燾的這些“回憶”可信嗎？這次會議的實際情況是這個樣子嗎？
    查閱這次會議的原始記錄，立即可以判明，張國燾的“回憶”，是無恥的偽造。
    據會議記錄所載，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的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計有：朱德、周恩來、洛甫、毛澤東、博古、張國燾、王稼祥、凱豐、鄧發、劉少奇、劉伯承、林彪、彭德懷、聶榮臻、林伯渠、李富春共十六人。會議主要是討論“目前戰略方針”問題。會議首先由周恩來作報告，根本不是張國燾《回憶》中所說“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周恩來在報告中，概述了一方面軍撤出中央蘇區后的長征情況，分析了當時所處的環境和敵情，提出了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后，要繼續北進，殲滅敵人，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之后，會議即圍繞周恩來的報告進行了討論，根本不是張國燾所說的“側重研討毛所提出的北進主張”。在討論中，張國燾第一個發言。他的發言，主要是介紹四方面軍的活動情況，還提出集中二十個團在松潘地區打胡宗南軍的建議，根本沒有《回憶》中所說的什么“在西北活動”的“三個計劃”。毛澤東是繼張國燾、彭德懷、林彪、博古發言之后，第五個發言。他的發言，首先表示“周報告國燾等發言我同意”。接著講了五個問題，即建立根據地問題，戰爭性質問題，“高度機動”的問題，集中兵力問題，統一指揮問題。在講到集中兵力問題時，還特別指出“主攻方面，如攻松潘，國燾說要二十個團是對的”。毛澤東發言之后，又有王稼祥、鄧發、朱德、劉伯承、聶榮臻、凱豐、劉少奇、洛甫等人相繼發言。所有發言人都表示同意周恩來的報告和他所提出的北進的戰略方針。最后，周恩來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作了總結。他總結的第一句話就說“各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見”。《記錄》最后還寫有“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等字樣。并且還寫有，委托洛甫為政治局寫一個決定。六月二十八日，根據會議討論的精神，中央發布了《中央政治局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說：“(一)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二)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三)必須派出一個支隊向洮河、夏河活動，控制這一地帶，使我們能夠背靠于甘、青、寧、新四省的廣大地區，有利于向外發展。(四)大小金川流域在軍事、政治、經濟條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紅軍的活動與發展。但必須留下少部分力量發展游擊戰爭，使這一地區變為川陜甘蘇區之一部。(五)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斗爭中的主要危險。”下發這個決定時還規定：“這一決定各政治部負責一直傳達到團，但必須絕對保持戰役部署的秘密。”
    由此可見，這次會議并不是像《回憶》中所說的“并未達成確定的結論”，而是經過報告、討論，取得一致意見，最后作了總結，并根據會議討論的意見，起草、發布了決定。說明《回憶》中說什么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毛澤東以主席的身份宣布：“這個問題關系重大，我們再從長研究吧!”“不料毛的這句‘從長研究’并未兌現，我們以后一直沒有再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毛的北進主張便當作多數贊成，開始實施”，等等，所有這些，只不過是作者捏造的謊言。兩河口會議整個開會過程，以至最后形成決議，由中央發布實施，這些完全都是正常的，張國燾卻“回憶”出這次會議“解決問題的方式”，“違反常例”，這種謊話疊謊話的“回憶”，不禁令人驚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可是，張國燾如此這般地蓄意地、精心地、系統地、成套地扯謊，意欲何為呢？
    顯然，張國燾這里的如意算盤是先翻掉北上的戰略方針是中央兩河口會議的決議，反誣為“違反常例”強加給他的，藉以達到混淆是非之目的。殊不知記錄尚在，如意算盤落空，他的這番心血，不獨付之東流，反而給人留下了足堪捧腹的笑料。
    《回憶》中說：“后來事實說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撫邊前，即已決定了北進，可是沒有告訴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討論，又不好公開否決我的意見，如此而已。”這也是扯謊。查當時有關的檔案材料，實際是早在兩河口會議之前，中央關于北進的戰略方針問題就已經多次電告張國燾，并征求他的意見。比如：(1)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中央軍委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的名義，給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的一份電報中說：“(甲)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于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乙)目前計劃兄方全部及我野戰軍主力，均宜在岷江以東，對于即將到來的敵人新的大舉進攻，給以堅決的打擊，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至發展受限制時，則以陜甘各一部為戰略機動地區。因此，堅決的鞏固茂縣、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擊破胡宗南之南進，是這一計劃的樞紐。(丙)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余里，均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敵如封鎖岷江上游(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徠山脈區域，只能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長策。(丁)我野戰軍于十二號已全部通過天全、蘆山之線，十八號主力及中央機關可集中懋功、兩河口之線。因糧食極少不能休息，約月底全軍可集理番地區，并準備渡岷江。(戊)弟等意見如此，兄意如何，乞復為盼。”(2)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張聞天、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給四方面軍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的一份電報中說：“(甲)木坪已放棄，但甲金山南之大磽磧、鹽井坪在我手。我野戰軍現在大磽磧、大維、懋功、撫邊一線，擬休息兩三天。已令先念派兩團進占崇化、綏靖、丹巴，控制大金川。東山已向水磨溝前進。(乙)目前形勢須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樞紐。其已過理番部隊，速經馬塘繞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則兄我如此大部隊經阿壩與草原游牧區域入甘、青，將感絕大困難，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南出，即一時得手，亦少繼進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時主要一著，望即下決心為要”。(3)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張聞天、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給張國燾的一份電報中說：“從整個戰略形勢著想，如從胡宗南或田頌堯防線突破任何一點，均較西移作戰為有利。請你再過細考慮!打田敵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則須力爭此著；如認為絕無辦法，則需暫時拋棄川陜甘方針，改變向川西南發展。因此出草原游牧地，此時極少可能，只有堅決的川西南方針是出路。如此戰役部署，則應以有力一部在東岸佯攻，西岸松潘方面亦不必使用多的兵力，主力速向懋功開進，向雅(安)、名(山)、邛(崍)、大(邑)打去。這一動作關系全局。須集中二十個團以上突然出擊，且后續飛速跟進，方能一下消滅敵人大部，奪取廣大地區，展開戰局。兄亦宜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以上材料足以說明，張國燾在《回憶》中所說“我未到撫邊前，即已決定北進，可是沒有告訴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討論”，這些話是騙人的。
   

(二)關于蘆花會議

    《回憶》中說，朱德為了調解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矛盾，“提出了軍事統一指揮的方案”，“方案”的要點是：強化紅軍總司令部的機構，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負責指揮全軍。以后關于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提交軍事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核準施行。這個方案并未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僅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出來(中央政治局當時不愿意舉行會議，似是避免談到政治問題)。”這些也都是扯謊。從檔案材料看，實際情況是，兩河口會議以后，張國燾為了奪取領導權，借口解決組織領導問題，不顧中央集體作出的關于迅速北上的決定，遲遲按兵不動。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電張國燾，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已確定，后忽延遲，致無后續部隊跟進，切盼如來電所指，各部真能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弟等今抵上蘆花，急盼兄及徐(向前)陳(昌浩)速來集中指揮”。為了解決統一指揮的問題，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曾開會決定，任命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又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會議地點，記錄上沒有寫明，根據林伯渠同志《長征日記》及其他有關檔案材料判斷，很可能是在蘆花。出席這次會議的計有：朱德、洛甫(張聞天)、張國燾、周恩來、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凱豐、鄧發共九人。會議只有一項議題，就是研究解決統一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會議首先由洛甫發言，他提出：軍委設總司令，張國燾擔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小軍委(軍委常委)，過去是四人，現增為五人，陳昌浩同志參加進來，主要負責還是張國燾。周恩來調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國燾尚未熟悉前，恩來暫幫助之。這是軍委的分工。關于總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實際是博古，現決定博古任主任，設副主任兩個，富春和四方面軍一個。昌浩、向前兩同志仍任原職，更擴大權力，前面部隊都要他們指揮。洛甫講完后，接著張國燾、鄧發、王稼祥、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凱豐相繼發言，大家都一致表示同意洛甫的意見。最后洛甫說：大家一致意見，很好，張國燾任總政委、徐向前、陳昌浩任前敵部隊指揮，博古任總政治部主任。根據這次會議的決定，當天軍委即發出《任朱德仍兼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通知》，《通知》說：“奉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仍以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同志兼總司令，并任張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特電全體知照”。之后不久，中央軍委又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接連發出兩個《決定》：一個是《中央軍委關于一、四方面軍組織番號及干部任免的決定》，《決定》中說：“我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各軍組織番號及其首長均有變動，軍委現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即以四方面軍首長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特電知照。”另一個是《中央軍委關于松潘戰役軍隊布置的決定》，《決定》中說：“任徐向前為前敵指揮，陳昌浩為政委，前方一切作戰部隊均歸其統率指揮，并即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由此可見，張國燾所說朱德提出“軍事統一指揮方案”、“并未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僅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出來(中央政治局當時不愿意舉行會議……)”等等，這些都是不顧事實的胡說。
    《回憶》中說：“毛澤東不僅不遵守軍事統一指揮的方案，而且發動對四方面軍的批評攻勢，這就使各項調解努力均無效果。中央政治局突然通知召開政治局和軍委會的聯席會議，討論內容我事先毫無所知。與會人物除兩機構的委員以外，尚有徐向前、陳昌浩和軍委會的主要參謀人員。主席毛澤東宣布開會后，即請徐向前報告四方面軍的軍事狀況，徐向前當即發表了一篇樸素的報告”，“毛澤東聽了徐向前的報告后，不再詳究，即開始批評，……他不僅沒有一句話撫慰四方面軍多年的艱苦奮斗及其策應一方面軍的努力，而且逕直要求會議接納他的檢討意見，作為定案。”“我當即起而答辯，指出川北蘇區固應保衛，松潘亦應當控制，但這個決定于四方面軍的力量，而非決定于主觀愿望。……”“我的發言只有陳昌浩附和。毛澤東仍堅持己見，他似乎是為批評而批評。其他的到會者始終不表示意見，似乎無人愿意卷入這個爭論的漩渦。”
    張國燾所說的這次會議，即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蘆花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他所篡述的這次會議的實際情況又是怎么樣的呢？從這次會議的《記錄本》上看，參加這次會議的計有：張國燾、陳昌浩、周恩來、朱德、洛甫、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凱豐、鄧發、李富春、徐向前、劉伯承共十三人。會議的議題是報告討論四方面軍的工作，會議共開了兩天。第一天，即二十一日，會議開始，首先由張國燾作報告，主要內容是講四方面軍從鄂豫皖、通南巴直至一、四方面軍會合前的斗爭經過情況，接著由徐向前、陳昌浩作補充報告。第二天，即二十二日，繼續開會，進行討論。首先是鄧發發言，接著是朱德、凱豐、周恩來、洛甫、毛澤東、王稼祥、博古相繼發言，最后還有人作了“結論”(記錄上沒有寫明是誰，從講話內容和語氣看，似是張國燾)。討論中，所有人的發言，都首先肯定了張國燾的領導的正確及四方面軍斗爭的功績，作了高度評價。許多人在發言中，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指出了張國燾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張國燾的《回憶》集中對毛澤東的發言進行了攻擊。毛澤東的這次發言究竟說了些什么？據記錄所載：其基本內容為：
    從鄂豫皖起到現在，國燾領導下總的路線是沒有問題的。紅軍的擴大鞏固，兩個蘇區的發展鞏固，紅軍與蘇區配合無數次擊破敵人，都證明路線是正確的。總的路線正確，其他個別問題不正確。指揮問題，集中力量，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是有準備的，基本原則都是遵照了的。在十個月大戰中，與劉湘打，向敵人一路打出去，這是特點。另外缺點，有些問題是缺點，今天我不說，材料不夠。在鄂豫皖，對敵人四次“圍剿”是沒有粉碎的。因為蔣介石大舉進攻，首先對敵進攻，我們對粉碎“圍剿”沒有充分準備。中央蘇區五次“圍剿”沒有粉碎，那時他是有準備的，但第二條怎么樣打，這方面錯誤了。關于通南巴問題。使它成為了蘇區，總的路線是正確的。從《干部必讀》(這是四方面軍編印的一個內部刊物)材料看，敵人用十分之八、九力量對付紅軍，紅軍有特別顯著成績。但對建立政權有不足與錯誤的地方，沒有嚴格了解建立政權與建立紅軍的密切性。我看只有一九三三年九月上半月比較注意了地方政權。放棄通南巴是個嚴重錯誤，找不出理由為何要放棄。在鄂豫皖蘇區幾次沒有打下敵人，因沒有準備打，又打得不好，那時退出是正確的。但通南巴是打了劉湘，勝利后，進攻中，放棄蘇區是不對的。聯邦政府在組織上，理論上都是錯誤的。
    從上述會議的情況可以看出，《回憶》對這次會議的描述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是任意編造的。他說毛澤東是這次會議主席，從《會議記錄》看，開始是張國燾作報告，最后又是他作的結論，毛澤東只是第二天討論時有一次發言，雖然《記錄》未寫明主席是誰，我們判斷很可能就是張國燾。至于《回憶》說什么“毛澤東聽了徐向前的報告后，不再詳究，即開始批評”、“我當即起而答辯”、“我的發言只有陳昌浩附和”，這些都是虛構。《回憶》說什么“其他到會者始終不表示意見，似乎無人愿意卷入這個爭論的漩渦”，這是對與會同志的誣蔑，實際上，幾乎所有到會同志都發了言。《回憶》惡毒地攻擊毛澤東的發言“沒有一句話撫慰四方面軍多年的艱苦奮斗”，上引毛澤東的發言不僅肯定了張國燾的領導正確，而且對四方面軍同志的功績也作了高度評價，如說“紅軍的擴大鞏固，兩個蘇區的發展鞏固，紅軍與蘇區配合無數次擊破敵人”，“在十個月大戰中，與劉湘打，向敵人一路打出去，這是特點。”“敵人用十分之八、九力量對付紅軍，紅軍有特別顯著成績”等等，都足以戳穿張國燾的謊言。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張國燾始終力圖混淆兩個問題：一個是把他同黨中央的矛盾說成是同某一個人的矛盾；一個是把兩條戰略方針的矛盾說成是兩軍的矛盾。可是這是無法混淆的，張國燾孑然一身的溜走，早已把問題搞得清清楚楚，無論怎樣鼓唇弄舌、舞文弄墨都無濟于事了。
   

(三)關于沙窩會議

    《回憶》說，“政治局會議舉行的地點是在中共中央機構駐扎地，離毛兒蓋約二十里的沙窩，這里四圍皆山，山上樹林茂密，山溝中有一個藏人的小村莊，自成天地。當天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我和陳昌浩偕十余騎兵，由毛兒蓋附近策馬趕去參加會議。我們到達沙窩山口時，張聞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訴我們：‘這是一次秘密會議，陳昌浩不能參加’。我雖指出陳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會議，但他仍不接納。于是陳昌浩只得暫駐在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會后一同返回原地”。說得似乎有聲有色，煞有介事，可是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共中央確實在沙窩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議程有兩項：一是“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形勢與任務”，一是“組織問題”。陳昌浩不僅出席了這次會議，而且還在會上講了話，根本不存在什么不讓他參加會的問題。
    《回憶》說，“到會者有毛澤東、朱德、秦邦憲、張聞天和我五個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王稼祥二人因病請假)，列席者有鄧發、凱豐二人”。不對!從會議記錄上看：周恩來同志不僅參加了會議，而且還講了話；參加會議的計有：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鐘、凱豐、鄧發共十一人。
    《回憶》說，“會議開始后，毛澤東便拿出一份予先擬好的決議草案交給我看”，“我讀完這個文件，遞交給其他到會者閱看，他們回答已經看過了。看情形他們不僅看過了，也許還討論過，只我一個人不知道罷了。”從這次會議記錄上看，會前是擬有一個決議草案，會議首先洛甫作報告，記錄上注明“已有文件”，毛澤東在討論發言時也說“草案在開會前昌浩、傅鐘幾同志商量過了，同意的”。既然《草案》在會前已同當時在四方面軍工作的陳昌浩、傅鐘等同志商量過，那么張國燾責難“只我一個人不知道罷了”這個板子，能夠打著誰呢？即或退一萬步說張國燾這個是真話，不是假話，那也不能由中央負責呀!
    《回憶》說“我第一個發言，……”“繼我發言之后，到會者紛紛表示支持這份予擬的決議草案，其中仍以毛澤東說話為最多”，“毛所提出的決議草案，也未付諸表決”，“會議終于無功而散”。查會議記錄，《回憶》所說的這些也都是瞎編的。實際情況是，洛甫報告之后，進行討論時，首先發言的是毛澤東，并不是張國燾第一個發言。毛澤東發言后接著是朱德、鄧發、凱豐發言，之后才是張國燾、陳昌浩發言，之后又有劉伯承、周恩來、傅鐘、博古相繼發言，最后由洛甫作結論。記錄上還寫有“基本上通過決議案，修改由常委”等字樣。這個決議案即指《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過)。可見，所謂“毛所提出的決議草案，也未付諸表決”，“會議終于無功而散”，都不是事實，都是對歷史的偽篡。
    《回憶》說“這是我們會師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會議，后來中共稱之為毛兒蓋會議”。也不對!查紅軍長征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從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兩河口會議，到這次政治局會議為止，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先后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三日、七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八月四日至六日，共開過六次會議。這都是有案可查的。
   

(四)關于中央率一、三軍團北上

    《回憶》第十八篇第四章《分裂》筆法特殊，是作者運筆著力最重的一段。劈頭，張國燾就“奮筆疾書”了九十四個大字，“大書”“毛澤東”“私率一、三軍團單獨行動”“分裂了中共和紅軍”。他的這段話，本文開頭已經引過，這里不再贅引。現在倒是需要詳細弄清張國燾搞了一些什么論據來支持他的這個特大的論點呢？
    《回憶》說：“我們總司令部率部按照計劃，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進，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著大雨，我們深恐為水所阻，積極冒雨前進，夜晚支起軍氈作帳蓬，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瑪楚河上游的一個支流，橫阻在我們的前面，它原不過是一條小河溝，深不過膝，現在河水陡漲，深逾一丈，寬達三百米，我們無法通過。看形勢幾天之內河水沒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區以內，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們的干糧又吃了大半，我們無計可施，乃決定回師刷金寺。”
    “我們把為水所阻的情況，電告毛澤東等和其他軍事單位；并電令各軍暫停前進，俟總司令到達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驟。我們花了三天時間回到刷金寺，歸途中雨雖停了，但部隊顯極疲勞，疾病增加，非休息一兩天不可。”
    “就在我們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陳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約一百里處胡宗南部駐守的一個要塞，守軍一團，大部被殲滅，殘部逃松潘，我軍北進道路已完全暢通無阻。”
    “我們回師刷金寺的當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陳昌浩的急電稱：‘一、三兩軍團違抗總司令部暫停前進的命令，私自北進。’接著他們又來了好幾個電報，其大要是：毛澤東因徐陳已打開北進通道，左翼又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機，竟自動直接下令一、三兩軍團，以‘北上先遣隊’名義，單獨向北挺進。毛等此次行動，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陳等。”
    “我們旋即在卓克基舉行高級干部會議，討論毛澤東等的分裂行動問題。在卓克基市鎮上一棟房屋的大廳中，齊集著各軍政首腦同志約三千人，心情顯得悲痛而憤慨。陳昌浩首先報告在毛兒蓋的一切經過，說明總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與毛澤東等中央政治局委員相處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無爭執，毛澤東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動卻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顧信義的，也是破壞黨和紅軍的團結的。”
    這些就是張國燾散布于《分裂》一章中的全部論據，其中的加重號是引者所加的，是提請讀者注意張國燾所說的“為水所阻”；“我軍北進道路已完全暢通無阻”；“毛澤東因徐陳已打開北進通道”等語，我們將在后文適當的地方予以探討。
    《紅樓夢》有一段叫《甄士隱夢幻識靈通》，張國燾這里也是“真事隱……”，他是把真事隱瞞起來，夢想引誘人們“識靈通”上當受騙，我們只需來個“真事顯”，把張國燾隱諱的真事發顯起來，打破他的夢幻，不上他的當。
    歷史文電檔案證明，黨中央之所以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是由于張國燾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拒絕執行黨中央的北上方針，并企圖危害黨中央，黨中央才不得不緊急決定連夜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脫離險境。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發出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繼續北進的戰略決定后，張國燾即極力進行阻撓，不少材料，上文已經談過。當分為左、右兩路軍，分路北進以后，張國燾更加緊進行阻撓破壞。八月三十一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一)西固不會是敵空隙，敵已有備，一、三軍單獨奪取，不能制敵，反為敵制。(二)九軍九十三、二十五師共七團，須三天才能到班佑，左路其余(十七、二十三)即放棄所有醫院趕進，亦須十四號才能到達班佑。(三)現在不是乘明過或隙尾過敵的封鎖線，而是集中兵力打破封鎖線，嚴重注意被敵截為數段。(四)弟等宜兵力集結，再大舉前進。三軍須休息一、二天，在包座須備與敵決戰。請商政局速即復”。
    九月一日，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復電張國燾：“(一)目前情況極有利于向東發展，如(甲)二、六軍團在偉大勝利后，蔣不得不增調十個師去，吳縱隊全部正抽調中；(乙)川敵除孫震外，似均不受蔣令；(丙)胡薛二個弱極，薛尤甚，截止三十日止，薛部主力尚在武平、廣元、昭化線，蔣令胡部繞道文縣開西固，計程近千里，胡請蔣令薛部開南坪、樟臘、松潘接防，才能集中開進，目前文縣、武都、西固、岷卅線，一般空虛，無多敵，僅十二師及魯大昌部或在此，但碉堡未成；(丁)于學忠僅一部在兩當、徽縣設防；(戊)消滅了四十九師后，胡宗南更須繞道才敢前進；(已)下包座地區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糧足，羅達以東即完全漢人區域。(二)依上情況，右路軍須以主力向前推進，以不突破西固、岷州線為度，第一步以一、三軍控制羅達地區，四軍、三十軍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區，其一部控制包座，這樣控制了兩條平行東向路，并隨時可與胡敵五個旅有把握的作戰，決不會被敵截斷，更不是從間隙偷出封鎖線。候左路到達，即以一支隊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隊向文縣方向佯攻脅敵，集中主力從武都、西固、岷州間打出，必能爭取偉大勝利。(三)目前蔣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東方向，毛兒蓋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議以三至四個團掩護能行之傷病員及資材，從卓克基經毛兒蓋徐徐前進、免致拋棄，乞考慮。”
    張國燾根本不加考慮，九月三日，又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并轉中央稱：“(甲)上游偵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橋，各部糧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師只二天，電臺已絕糧，茫茫草地，前進不能，坐待自斃，無向導，結果痛苦如此，決于明晨三天全部趕回阿壩。(乙)如此影響整個戰局，上次毛兒蓋絕糧，部隊受大損；這次又強向班佑進，結果如此。再北進，不但時機已失，恐亦多阻礙。(丙)擬乘勢誘敵北進，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敵，左路備糧后亦向松潘進。時機迫切，須即決即行。”
    九月八日二十二時，周恩來、洛甫、博古、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王稼祥聯名再次致電張國燾，指出：“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須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的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弟等考慮結果認為：(一)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為：(甲)地形利于敵封鎖，而不利于我攻擊，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蘆、雅、名、邛、大直至懋、撫一帶，敵壘已成，我軍絕無攻進可能。(乙)經濟條件，絕對不能供養大軍，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間，求如毛兒蓋者，僅一磨西面而已。綏崇人口八千余，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食之虞。(丙)阿壩南至冕寧，均少數民族，我軍處此區域，有消耗，無補充，此事目前已極端嚴重，決難繼續下去。(丁)北面被敵封鎖，無戰略退路。(二)因此，務望兄等熟思審慮，立下決心，在阿壩、卓克基補充糧食后，改道北進。行軍即有較大的減員，然甘南富庶之區，補充有望。在地形上、經濟上、居民上、戰略退路上，均有勝利前途。即以往青、寧、新說，亦遠勝西康地區。(三)目前胡敵不敢動，周、王兩部到達需時，北面敵仍空虛，弟等并擬以右路軍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二十五、六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隨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南，開展新局。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系上著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
    中央這些詳陳利害，苦口婆心的勸說，對于張國燾來說已經是不再會起作用了。這恰恰在同一個時間，亦即九月八日二十二時，不顧中央早經決定并且一直堅持的北進方針的張國燾，竟悍然電令徐向前、陳昌浩，命令他們指揮右路軍南下。這個電報說：“一、三軍暫停留向羅達進，右路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右路皮衣已備否，即復。”在這同一天，即九月八日，張國燾還致電三十一軍政委，說：“九十一師兩團即經梭磨直到馬爾康、卓克基待命，須經之橋則修復之，望梭磨、康貓寺路飛令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將所率人員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電復處置。”張國燾已經劍拔弩張了。
    九日，葉劍英識破了張國燾的陰謀，立即報告毛澤東。至此，中央知道勸說張國燾共同北進已無指望，為避免火拼，脫離險境，只好決定率一、三軍團連夜單獨北上。九月十日凌晨，從巴西及其附近出發，天亮后隊伍陸續到達阿西。待隊伍齊集后，又向拉界、俄界進發。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二十四時，張國燾以他個人名義發出一電，內容為：“向、浩并轉恩、洛、博、澤、稼：(甲)時至今日，請你們平心估計敵力和位置，我軍減員、彈藥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舉破敵，或與敵作持久戰而擊破之，敵是否有續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兩師，每團不到千人，每師至多千五百戰斗員，內中病腳者占三分之二。再北進，右路經過繼續十天行軍，左路二十天，減員將在半數以上。(丙)那時可能有下列情況：①向東突破蒙西封鎖線，是否將成無止境的運動戰，冬天不停留行軍，前途如何？②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腳跟，③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南返之機，背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上三項諸兄熟思明告。④川敵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戰為我特長。懋、丹、綏一帶地形少巖，不如通南巴地形險。南方糧不缺。弟親詳問二十五、九十三等師各級干部，均說甚確，阿壩沿大金川河東岸到松崗，約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戶人家，每日都有房宿營。河西四大壩、卓木碉糧房較多，綏、崇有六千戶口，包谷已熟。據可靠向導稱：丹巴、甘孜、道孚、天、蘆均優于洮、夏，邛、大更好。北進，則阿西以南彩病號均需拋棄；南打，盡能照顧。若不圖戰勝敵人，空言鄙棄少數民族區，亦甚無益。⑤現宜以一部向東北佯動，誘敵北進，我則乘勢南下。如此對二、六軍團為絕好配合。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⑥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弟忠誠為黨為革命，自信不會胡說。如何？立候示遵。”(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二十四時)當時的張國燾大概以為中央已經屈服于他的南下命令了，他躊躇滿志了，連用朱德聯署的形式也不要了，并明白地道出在張國燾看來北進決無“一舉破敵，或與敵作持久戰而擊破之”的可能性，只能是一條“無止境的運動戰”、無法“立穩腳跟”、“背靠黃河”、“再無南返之機”的絕路。在他看來北上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這才是符合他當時思想實際的“事實的寫照”。可見《回憶》中所說“為水所阻”特別是“我軍北進道路已完全暢通無阻”、“毛澤東因徐陳已打開北進通道……”等等，不過是他后來著書時機關算盡的妙筆，是用來污蔑別人的。殊不知一旦拿來同他當年的文電相對照，等于他自掌耳光，他的渺小而丑惡的心靈，就暴露無遺了。九月十日中央在阿西發出給張國燾的電報說：“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現在懇切的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使紅軍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如何速復。”同日，中央給徐向前、陳昌浩的《指令》全文是：
    “指令”九月十日于阿西
徐、陳：
    (一)目前戰略方針之唯一正確的決定，為向北急進，其多方考慮之理由，已詳歷次決定及電文。
    (二)八日朱張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已另電朱張，取消該電。
    (三)為不失時機的實現自己的戰略計劃，中央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拉界前進。四、卅軍歸你們指揮，應于日內尾一、三軍后前進，有策應一、三軍之任務。以后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指揮之。
    (四)本指令因張總政治委員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并責成實現之。
    右令
陳昌浩 徐向前同志
    中央政治局
    九月十一日中央再次向張國燾發出指令：“(一)中央為貫徹自己的戰略方針，再一次指令張總政委，立即命令左路軍向班佑、巴西開進，不得違誤。(二)中央已決定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揮，并已令一、三軍向羅達、俄界集中。(三)立即答復關于左路軍北上具體布置。”
    但張國燾置中央的指令和指示于不顧，一意孤行，堅決指揮其部隊南下，造成紅軍的分裂。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研究了“目前行動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報告了張國燾分裂紅軍的經過情況，提出了繼續堅持中央早已決定的北進戰略方針。會議批判了張國燾分裂紅軍、右傾逃跑的機會主義錯誤。不少同志提出要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毛澤東建議為爭取教育張國燾及四方面軍其他同志，暫不作組織結論。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這一決定發給黨的中央委員)。會議并決定將一、三軍團及中央直屬隊改組成陜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兼政委，率支隊全體繼續北進。
   

(五)結束語

    檔案是歷史的憑證。分裂黨和紅軍的是張國燾，這是歷史的事實。歷史是篡改不了的。事情是清清楚楚的，不需多費筆墨了。至于張國燾分裂黨和分裂紅軍的這段歷史情況，我們看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的一份電報中，作有概括的陳述，現摘引幾段，供讀者參考，并做為本文的結束。
    “去年六月，中央與四方面軍在懋功理番區域會合，因為戰略問題的爭論，因為要求總的指揮權，他卻在四方面軍干部中公開煽動反對中央的情緒。關于戰略問題，中央堅持北出陜甘的計劃，他則要在西康及川邊。當時敵人業已封鎖岷江與大渡河，西康川邊區域全屬番人，并且堅決與紅軍對立，雪山高寒，糧食缺乏，紅軍已經大受損失，絕無建立根據地的可能。只因國燾對革命形勢、對力量估計不足，對敵人力量過分估計，懼怕松潘及甘南的蔣介石部隊，所以懷疑陜甘計劃之可能性。并且不了解在西北建立根據地的偉大政治意義。后來勉強同意北上，但又須解決軍事領導問題才肯出動，否則按兵不進。當時他采取了許多非經常的手段，如煽動四方面軍干部脅迫中央，要求軍職，公開批評中央右傾等。直至中央允許國燾充當紅軍總政委，他才肯發兵北上。在此時期中，中央為求團結兩軍北上，不惜委曲求全，但對于國燾的錯誤觀點，在政治局上有所指出，然而他是不承認的。”
    “八月兩軍北上，到了松潘南端的毛兒蓋地區，國燾又動搖了行動方針，直接的原因依然是懼怕蔣系胡宗南部隊，而主張走數千里草地，西出青海。中央對他任何委曲求全的說明，都沒有效。他為達到西出目的，并在領導上征服中央起見，他就利用了一方面軍的疲勞與減員，利用了敵人包圍，番人反對的嚴重環境，還利用了中央與全國及國際的隔絕，舉行了一個緊張的干部會議，在會議上宣布中央的機會主義路線，并提出他的十幾個干部要求批準做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他認為遵義會議總結五次‘圍剿’經驗的政治局會議是黨的調和主義，而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恩來退出軍委工作，不達目的即不進兵。在中央機關的附近作了一個嚴重的軍事示威，同時他在整個四方面軍中封鎖中央的影響，并作了一個反對中央反對一方面軍的動員，造成了四方面軍對于一方面軍異常惡劣的關系，全然不顧及中央所號召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政治任務。”
    “……在一個多月的合作經驗中，尤其在毛兒蓋時期，我們認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轉變國燾與爭取四方面軍，必須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針，因此除對黨的路線估計一點堅持原則的立場外，其余均向他讓步。首先恩來、澤東退出了軍委工作，任國燾為總政委，……求得了一方面軍及四方面軍之兩個軍組成右路軍，由毛兒蓋經松潘附近北出甘南，同時亦只好讓國燾及朱德率四方面軍主力和一方面軍一部組成左路軍西出青海。我們明知出青海一路是走不通的，然而沒有挽回的余地了。”
    “八月下旬，中央及右路軍通過五天草地，安全到達四川、甘肅交界之班佑地區，并消滅與擊潰了胡宗南的一個師，胡宗南主力困守松潘一線未動。而朱張之左路軍，經過極大困難到達四川、青海交界之阿壩地區后，阻于黃河與草地，再也不能前進。國燾于是不顧一切，不但堅決反對中央要求他們回到毛兒蓋取右路軍道路繼續北上之指示，而且下令要中央及右路軍南下。中央此時便不得不采取同國燾在戰略行動上分離的方針。”“九月中央率一方面軍主力(一軍團及三軍團)再通過約一千里之番人區域，戰勝甘肅之魯大昌，打開天險之臘子口，達到了岷州附近的漢人區域，結束了西康川邊三千里番人雪山草地的行軍，以疲勞特甚的一方面軍，通過甘肅全省，戰勝張學良、毛炳文、王均的攔阻，于十月二十日到達陜北蘇區，最后結束了整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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