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二次大戰
祝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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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們已經指出的，我們不久前所經歷的是一個“短20世紀”——1914年到1989年。這個社會史意義上的“短20世紀”，起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過1920年代短暫的和解與穩定，接下來便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由此催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在冷戰架構內經歷了20年重建和繁榮，然后便是前后相繼的1970年代的資本主義危機和1980年代的社會主義危機，直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短20世紀”以冷戰結束為標志而終結。
跌宕有致的歷史進程是由深層的社會矛盾推動的，它所形成的是一種“政治時間”，這種“政治時間”區別于“物理時間”。而與它相匹配的是某種“政治空間”——所以，我們看到，某個歷史進程總是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地點啟動，在一定的地緣范圍內，沿著一定的方向和利益線前行，并合乎邏輯地在另一個地點終止。也就是說，歷史進程在地緣空間上的啟、承、轉、合都并不是任意的。所以，我們看到，巴爾干半島的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成為“短20世紀”的起點——因為那里正是不同的種族、宗教和文明交錯重疊的矛盾聚焦點，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青年普林西普恰好在那里刺殺了奧匈帝國的皇儲，從而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絕非偶然；而位于歐洲中部的柏林墻則成為“短20世紀”的終結之地——因為二戰以后世界體系一分為二，在北約與華約集團長期戰略對峙的格局中，柏林墻正好是東西方陣營保持均勢的脆弱的力量平衡點。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是20世紀整體敘述的一部分，它與在它之前20年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所以，我們才能理解一戰時期協約國軍總司令法國福煦元帥在戰后所說的：“這不是和平，這是20年的休戰。”正因為如此，沃勒斯坦將兩次世界大戰合稱為“30年戰爭”（1914~1945），就的確是一種具有宏觀戰略眼光的概括。另一方面，也正是通過二次大戰，美蘇兩霸構建了戰后的“雅爾塔體制”，形成了冷戰架構下各自長期的勢力范圍。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一個承先啟后的歷史轉折點，的確值得紀念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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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勒斯說過，“資本主義帶來戰爭，正如烏云帶來暴雨。”我們知道，生產與消費，即生產能力的無限擴大與社會購買力的相對不足，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這一基本矛盾，資本主義隨著自身的發展，必然要在其社會之外尋求新的資源（為了擴大生產）和新的市場（為了增加消費）。擴張到單個國家之外，以至于擴張到整個世界，正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內在矛盾的表現。資本主義就意味著戰爭。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內，兩次世界大戰起源的經緯其實是非常清晰的。
1871年德國統一后，實施趕超戰略，借助第二波工業革命的勢頭大踏步前進。以數字為例，1870年，英國的工業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1.8%，居絕對優勢，德國僅占13.2%；而到1914年，英國工業產量所占比例已經下降到14%，德國則后來居上，超過英國，達14.3%。迅速增長的工業實力必然要求相應規模的資源和市場，換句話說，力量對比的戲劇性變化必然導致歐洲范圍、乃至世界范圍的戰略格局的根本調整。
本來，歐洲列強之間的實力均衡曾經是歐洲和平的前提，也是歐洲列強在近代從事大規模海外擴張、征服和殖民的原因之一——因為在均勢的條件下，向文明程度相對較低的遠距離的海外地區尋求資源、市場和生存空間，較之向同一文明圈和同一國際體系內實力均衡的對手挑戰，顯然更容易獲得成功。但是，急劇的工業化進程打破了原有的均勢，迅速上升的德國向擁有廣大海外殖民地而又業已衰落的英國發動了挑戰。因此，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次內爆。
然而，被打破的歐洲均勢借歐洲以外的力量而得以恢復，這就是美國的崛起和干預。1870年，美國工業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比例還遠低于英國，只有23.3%，而到1914年，美國已經上升到35.8%，超過英、德兩國的總和。因此，真正有實力接管大英帝國世界霸權的國家是美國，不是德國。更何況美國采取了精明的戰略——在兩次大戰中，美國都是在交戰雙方打得兩敗俱傷之后才正式參戰，它用戰爭力量摧毀了德、日新一代法西斯國家，用戰爭借款掏空了英、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從而順利地實現了世界霸權的交接。
資本主義由于資本追求增值的內在動力，必然不斷尋求新技術的突破，而技術突破后形成新的更大規模的生產能力，又要求更大范圍的市場和資源。但是，由于貧富分化導致消費不足，又使擴大了的產能無法實現利潤，從而導致對市場和資源的爭奪更加劇烈。這就是資本主義與技術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既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引發了資本主義的危機。實際上，如果說，1760年到1840年以蒸汽機、煤、鐵和紡織業為代表的第一波工業革命奠定了英國在19世紀的世界霸權，那么，自1870年以后開始的以內燃機、鋼、電力和石化為代表的第二波工業革命則導致了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的崛起。物質技術的突破推動了各民族國家工業經濟的不平衡發展，這種發展經過一定時期的積累，又必然反映到國際政治領域，決定了國際政治版圖的調整。兩次世界大戰就是要用槍炮和刺刀來重新劃定這個新的國際政治版圖。
但是，僅僅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不夠的，因為戰爭的破壞力有限——在一次大戰中，以戰壕和機槍群為基礎的防御要優越于進攻。因此，戰爭，特別是在西線，變成了僵持不下的前沿陣地戰和消耗戰，結果各交戰國的工業生產沒有遭遇多么大的直接損失。這與二次大戰的情形根本不同。在二戰中，由于坦克和飛機的大規模使用，使得進攻一方的突防能力極大地增強，這不但使納粹德國能夠橫掃歐洲，而且使交戰國的后方工業基地和城市遭受嚴重破壞。只有這樣，才能通過戰爭人為地把擴大了的產能打回原形，從而一舉緩解長期積累的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也只有這樣，才能迎來所謂戰后20年的重建和繁榮。
正因為一戰的破壞力不夠，由于生產無限擴大與消費相對萎縮，波及整個世界的大蕭條終于爆發了。一戰結束后，從1920年到1929年，美國工人的每小時工資只上升了2%，而工廠的生產率卻猛增了55%。因此毫不奇怪，到1929年，5%最富有的美國人獲得的收入占全部個人收入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投資（產能）與消費的嚴重失衡。因此，整個20年代，資本品的產量平均每年增長6.4%，而消費品的產量每年僅增長2.8%。這種生產與消費的失衡終于導致再生產循環鏈條的中斷。大蕭條降臨了。在大蕭條的頭3年，美國有5000家銀行倒閉。1932年，美國鋼鐵工業只有12%的生產能力還在運轉。1933年，美國失業人數保守地估計有1400多萬，相當于全部勞動力的四分之一。英國失業人數近300萬，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比例與美國相近。而德國的情況最差，失業人數超過600萬，占全部勞動力的五分之二，另有五分之一也只有非全日性工作。這樣，直到希特勒實行龐大的重整軍備計劃，才迅速解決了德國前所未有的失業問題。美國也一樣，它的失業人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開始重整軍備之時，才大幅度減少。因此，戰爭成為資本主義擺脫危機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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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次大戰與一次大戰又有所不同，它兼有帝國主義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雙重性質。這特別集中表現于亞太戰場，即一方面是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另一方面是美、日爭奪西太平洋霸權的戰爭。因此，盡管中國付出了3000萬軍民傷亡的慘重代價贏得抗戰勝利，戰后卻不僅未能收回香港，而且徹底失去了外蒙古，并喪失了東北的多項權益，而1946年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更是全面地出賣了中國主權。因此，二戰結束后中國受到列強的傷害，比之于引發五四運動的一戰結束后的《凡爾賽和約》條款，的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所受到的這種傷害，也正是由于二戰的帝國主義戰爭性質所決定的。
本來，從歷史上看，作為東亞國家，中國和日本分別于1861年（洋務運動）和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了近代工業化進程。中國的清王朝那時已建立近300年，其政治精英集團已經過于腐朽，根本沒有可能趕上前文所說的第二波工業革命浪潮。因此，1894年甲午戰爭成為中日兩國此消彼長的分水嶺，日本從此長期干擾、阻礙和打斷中國的工業化步伐，一直發展到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但是，歷史的吊詭就在于，又恰恰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族經歷了廣泛持久的社會動員，中共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政黨并獲得全國性的領導地位，毛澤東思想則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最終形成并獲得系統表述。因此，毛澤東多次意味深長地表示，要感謝日本軍國主義。抗日戰爭的確構成了中國近代以來的重大轉折。
更有意義的是，正是由于中國傳統政治精英的腐朽，為抵御外敵入侵，就必須釋放廣大社會階層包括底層勞動群眾的潛力，由他們登上歷史舞臺，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諸領域打一場廣泛的人民戰爭。為此，就必須首先打碎他們身上物質的和精神的各種枷鎖。因此，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同時也必然是一場深刻的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運動。新中國的誕生就這樣已經孕育于抗日戰爭之中。同時，也正因為新中國的崛起，帶動了亞非拉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終于在60-70年代沖破了戰后沉悶的“雅爾塔體制”，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從而加速了冷戰或者說“短20世紀”的終結。
2005-8-2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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