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科技方針的主要內容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國際環境變幻莫測、國內經濟條件困難重重、黨的指導思想曲折發展的紛繁復雜情況下，奠定了中國科技發展的深厚基礎，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毛澤東科技思想。毛澤東提出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科技方針，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從援助到限制最后斷絕科技合作關系、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實行技術封鎖禁運的特殊國際形勢下的重大政治決策，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新中國科技“黃金時期”的政策支柱。深入挖掘“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思想的豐富內涵，對于建設創新型國家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新中國建立初期，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科技力量十分薄弱，科技水平極其低下，同時帝國主義大搞技術封鎖和禁運，只有蘇聯和各民主主義國家給予無私援助，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主要是強調如何正確學習蘇聯的先進科技，批判教條主義的態度，反對機械照搬，主張結合實際學習，提倡吸取有益經驗。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和錯誤暴露后，結合中國自己建設道路的探索，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開始思考中國科技的自立道路問題，提出發展中國科技“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根據毛澤東的思想，12年科技規劃明確提出了科技自立的任務：“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努力使我國科學技術工作逐步走上自立的道路。”1956年 10月 8日，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會上，聶榮臻在闡述“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技術成果”的建院方什時，從技術依附性危害國家安全的高度，強調了把自力更生作為立足點的必要性。聶榮臻說：“我們不能排除在互利原則下的外援，我們不搞閉關鎖國，但是我們的立足點必須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像我們這樣的大國，特別是國防尖端這門行業，如果把立足點放在外國援助上，必然造成研制系統的依附性，被別人牽著鼻子走，那對我國的國防建設和國家安全，將是潛在的巨大危險。……唯一的出路只能是走自己研制的道路。這一點應該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成為我們制訂國防科研方針、政策、任務的依據。”1961年1月，中共中央從科技體系的高度提出科技獨立的目標，指出：“爭取經過兩年努力，初步形成一個開始能獨立解決國家建設問題的全國科學技術研究工作體系。至于各個大區的各具特色的體系，要經過第三個五年期間的努力才能先后形成。各個省、市、自治區，在目前根本不考慮形成體系的問題。”蘇聯終止與中國的科技合作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批準的10年科技規劃，正式提出了科技發展方針是“自力更生、迎頭趕上”。可以說，這是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明確自力更生為中國科技的立足點。與12年科技規劃提出的“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的“四字”之別，反映了科技方針的重大變化。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即在新中國建國32年多的時間里大體有20幾年，我們完全或基本上處于沒有外援的狀況，主要靠自力更生，完成了中國科技的奠基。因此，中國發展科技的首要經驗就是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并不等于排斥外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強調自力更生地發展新中國的科技事業，把“自力更生為主”作為新中國科技方針的核心內容，從來沒有拒絕外援和貶低學習外國先進科技的意圖。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學習外國科學文化與發展民族科技文化的關系指出：“在中外關系上，我們是中國人，總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閉關自守，如果那樣就是復古主義了。” 1964年6月2日，羅瑞卿《在國防部五院首屆黨代會上講話》中說：“不自力更生，不獨立自主，不研究出自己的東西，是沒有出息的。但是，已經有的成果，可以利用而不去利用，耽誤時間，造成損失都不管，這不是自力更生，而是愚蠢。任何東西都有繼承性嘛！ 文化有，歷史也有，科學就沒有嗎？不管誰的先進技術，只要我們能引進來，為什么不引進呢？自力更生不能理解為一切可以利用的現成成果不必利用了。”發展新中國的科技事業，堅持“自力更生，并不等于閉關自守，也不是排斥外援。” 
    打破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賴思想。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整個社會條件的轉變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科技事業有了明顯進步。但是，這種進步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科技落后的狀態。當中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不僅一切重大的復雜的技術問題，而且某些一般性的技術問題，也還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還必須依靠先進兄弟國家的幫助。同時，當時世界上的最新技術的應用還處于萌芽階段，與新技術有直接聯系的重要科學學科幾乎還是空白或者十分薄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科學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馬上改變，反正需要靠蘇聯的援助”的依賴思想流行。對于這種有害的思想，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明確提出：完成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水平“這個偉大的任務，我們必須首先打破那種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賴思想”。中國不能放松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科技的學習，但是，也“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針對新疆汽修廠、新疆醫院建設問題，1951年1月 7日，周恩來批示規定：“凡我們自己已經有了的或能從其他地區調撥的機器、材料就不要再進口；凡我們自己能夠找到的專門技術人員就不要再從蘇聯請人來。”經過近 10年的國際科技合作實踐，尤其蘇聯的“背信”和西方的封鎖，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更深刻地認識到：“新興獨立國家發展科技事業，同發展經濟、文化和其它事業一樣，不能依靠別人包辦代替，更不能指望帝國主義給予什么幫助，最可靠的就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忽視自己的科技力量，輕視自己的知識分子，是依賴思想的另一種表現形式。1956年9月15日，劉少奇在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中指出：為了增加材料和設備的新品種，應當充分動員我國的技術力量，努力加強產品的設計和研究的工作，進行新產品的生產。“輕視自己的技術力量，不去積極使用它和培養它，是不對的。”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在與蘇聯的科技合作中，“依賴蘇聯”表現為“等待”援助；那么，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合作中，“依賴思想”則表現為“盲目”引進。196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的《新技術進口小組（關于引進新技術工作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提出：“在向資本主義國家引進新技術工作中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的依賴思想和不應當進口的設備也要進口的傾向，……今后還要注意繼續糾正。”“對于我國自己有力量解決的問題，則不應提請外國援助。” 
    誰都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技術交給別人。新中國建立初期，蘇聯曾給予中國科技事業極大的援助，很多蘇聯科學家在中國科技工作起步的時候，曾經給予了積極熱情的幫助。但是，赫魯曉夫當政時期，對華援助始終有很大的保留和限制。到1960年8月下旬，蘇聯從中國撤走了在尖端技術領域里的全部在華專家，帶走了全部技術資料。中國派往蘇聯留學的大學生、研究生的學習，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小導彈、原子、航空、電子等專業的學生，處境更為困難。如果說，蘇聯還是給了落后的中國一些新技術援助的話，那么，西方敵對勢力卻長期實行“禁運”，企圖把所有的現代技術擋在中國國門之外。殘酷的現實使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意識到：“技術越發展，其保密性越強，誰也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東西交給別人，別人即使給一些東西，也只能是性能比較落后的。”因此，發展中國的科技事業一定要徹底清除依賴、崇外思想，踏踏實實，埋頭苦干，把一切工作的基點放在國內。
    二、學習國外先進科技，會使中國科技有一個飛躍
    自力更生地發展新中國科技事業，為什么還要提倡學習外國先進科技？為什么還要把“爭取外援為輔”作為科技工作方針的重要內容呢？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自力更生發展中國科技事業，不是與世隔絕，要以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為手段，以世界先進科技為起點。但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由于受指導思想曲折變化的影響，國際政治格局復雜多變，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積極開展對外科技合作，長期存在要不要外國的科技援助，要哪些國家的科技援助，怎樣利用外國的援助的思想疑慮。
    事事從頭做起的方法永遠趕不上世界先進科技。1956年，中國制定12年科技規劃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根據世界科學已經有的成就來安排”，迎頭趕上，而不是從頭做起。中國在發展電子計算機科學時，一方面請蘇聯專家幫助解決設備問題，一方面派遣比較有經驗的中國科技專家到蘇聯作短期的學習，同時大量培養在理論研究和技術學習方面的后繼人才。這樣既可以很快得到電子計算機的使用，而在不遠的時間又能夠產生中國制造的電子計算機。“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迎頭趕上的方法。這種方法，我們在生產部門中早就采取著了，今后我們在科學技術研究中也要采取這種方法。只有這樣，我們在12年內才能接近或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世界先進水平是在不斷發展的，假使我們事事都從頭做起，那可能是永遠趕不上的。”1965年4月 13日，中共中央批準的《新技術進口小組（關于引進新技術工作幾個主要問題的報告）》指出：“引進新技術是使我國科學技術迅速趕上和超過世界水平這一戰略任務下的一部分工作，是和帝國主義搶時間。” 1965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轉國家科委黨組《關于科學技術對外工作的報告》時強調：“科學技術對外工作是引進新技術，實現我國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條件。” 1963年1月29日，周恩來《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但是我們有先進經驗可以學習，有最新科學技術成果可以利用，這樣可以擴大我們的眼界，所以我們前進的步伐可以加快。”
    糾正“技術一邊倒”，走向世界各國。新中國發展科技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新中國建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和遏制，黨的指導思想的曲折變化，向哪些國家學習成為一個復雜的政治問題。1952年11月 1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給毛澤東并中共中央的報告，建議糾正五金冶煉工會籌委會1952年11月1日關于石景山鋼鐵廠生產問題報告中的“技術一邊倒” 的提法。毛澤東的批語是：“‘技術一邊倒’的提法，雖有不當之處，但這只是‘學習蘇聯的科學和技術’這一口號的簡稱，因此不要當作一個問題來批評，真實的口號應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幾個月后，中共中央批轉天津市委1953年3月26日關于工程技術人員會議的報告中，再次提到“技術一邊倒”的口號。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關于糾正“技術一邊倒”口號提法錯誤的指示》指出：“在技術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這邊就一定倒向那邊的問題。”“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資本主義國家中技術上某些好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而‘技術一邊倒’的口號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們完全拒絕這種必要性似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的指示指出：“‘技術一邊倒’的口號流行頗廣，但是這個提法是不恰當的，應以‘學習蘇聯的科學和技術’來代替。”盡管中國有向一切先進國家學習的愿望，但是美國、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卻不愿教，搞技術禁運。所以，毛澤東提出“主要的還是要學習蘇聯”。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一些缺點和錯誤的暴露，中國與蘇聯關系開始發生變化，毛澤東敏銳地提出了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科技的問題。1956年4月2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嚴肅地提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尤其是1960年中國與蘇聯科技合作步入低潮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開始采取對各種類型的國家進行科學技術合作或科學技術往來的政策。
    三、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相結合，創造中國化的科技事業
    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結合點在哪里呢？在于創造中國獨特的科技事業。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 
    學習外國的東西，是為了今天的創造。20世紀50年代以來，新的科技發明和發現層出不窮，已經預示新的科技革命的出現。如果沒有獨創精神，一味靠技術引進，就永遠難以擺脫技術落后的局面。在學習國外先進技術時，不能跟著別人亦步亦趨，或者一味依賴外國的現成技術，而必須進行我們自己的探索和創造。一個沒有創新能力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要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運，必須有科技方面的獨創。新中國科技奠基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對“獨創”有三個方面的認識：首先，闡明了“仿制”與“獨創”的辯證關系。1958年，聶榮臻針對導彈研制中的一些錯誤認識，指出仿制的目的是為了獨創，但必須在仿制中把技術吃透，才能夠獨創。1965年9月2日，提交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的《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草案）》提出，機械工業要大力發展新品種和提高各種設備的成套水平，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實現產品設計革命，使產品設計從仿制走向自行設計，逐步提高機械產品的系列化、標準化和通用化水平。隨著中國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共中央把提高自行設計能力，擺脫仿制的制約，提到工作全局的高度。其次，指明了中國擺脫仿制走向獨創的道路。為什么只能仿制而不能獨創呢？根源是科學根基太薄。過去，我們基礎科學理論研究很薄弱，缺乏科學理論積累，很多領域還是空白，采用現有的先進技術主要是跟著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現代技術的重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是以工藝研究為基礎，而是從基礎科學理論研究和科學新生長點上突破的。所以，擺脫仿制走向獨創，根本的辦法是加強基礎科學的理論研究。最后，獨創必須發揮中國人民的主動性。1964年，周思來指出：“要采用先進技術，必須發揮我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大搞科學試驗。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把外國先進科技融化在民族科技里。
    學習外國科技要變成中國的東西。如何學習外國先進科技？第一，反對機械照搬，吸取有益精華。學習外國先進科技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第二，要學習基本原理，研究中國傳統科技。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如果先學了西醫，先學了解剖學、藥物學等等，再來研究中醫、中藥，是可以快一點把中國的東西搞好的。第三，實現中西科技的溶合，創造中國自己的東西。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我們主張先把本民族的東西搞通，吸收外國的東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們不知不覺地和我們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這種溶合是化學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國的東西和外國的東西焊接在一起。
    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外國援助。如何有效利用外援，如何確保國際科技合作取得實效。毛澤東認為，學習外國科技，必須反對的是那種教條主義的態度，即不顧中國情況，適用的不適用的，一起搬來。必須支持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在學習的時候用腦筋想一下，學那些和我國情況相適合的東西，即吸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具體到實際工作中，周恩來認為需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1、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周恩來認為，在利用蘇聯援助中的錯誤辦法是：沒有全面規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碰到什么問題就去請教蘇聯專家。派到蘇聯去學習的，不是科學家，而大部分是中學畢業生。其結果是一輩子也不能擺脫依賴和模仿的狀態，是無限期地加重蘇聯科學界的負擔，妨害了中國科學有計劃的迅速發展。我們應當采取的唯一正確的辦法是作出全面規劃，分清緩急本末，有系統地利用蘇聯科學的最新成果，盡可能迅速地趕上蘇聯水平。2、堅持量力而行，反對貪多貪大。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理所當然不是拿落后的技術作為出發點，而是用世界的先進成果作為出發點。但是，技術引進不能一味追求技術本身的先進性，不顧現實的社會條件和環境，否則，先進科技就難以在本國發揮作用，造成巨大的浪費。針對新疆汽修廠、新疆醫院的設計問題，1951年1月7日，周恩來指出：“從以上兩件實例中，使我們知道，凡請蘇聯專家來設計的，須預先告知其設計范圍及我們的物質基礎、技術條件、生產能力和財政狀況等，使其了解我們今天的可能條件。”因此，引進技術必須考慮其對社會的適應性，即要引進有能力、有條件消化、吸收乃至創新的技術。
    實踐證明，發展新中國的科技事業，必須主要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在學習外國的基礎上進行趕超和創新，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左”傾思潮的影響，完全否定學習外國的正確方針政策，把學習外國科技視為“洋奴哲學”、“崇洋媚外” 和“爬行主義”，終止了國際交流與合作，從根本上破壞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給中國科技事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拉大了同世界先進科技水平的差距。“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共中央實現科技指導上的撥亂反正，徹底糾正自我封閉的錯誤做法，重申發展科學技術還是要堅持“毛主席過去制定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因此，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只有擴大國際科技合作，立足于自主創新，走建設創新型國家之路，才能把中國科技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里。
                                 

                         摘自2007年11月《毛澤東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