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思維方法下的文化大革命本質
最近的一個時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后時期。說其是最后時期，是因為當前社會條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都覺得“必須給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新時期的中心任務做個結論了”。也正因此，以信仰和信念奠基、民意支撐和勢力主導并推動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中心任務和核心領導崗位，作為社會轉型的最后堡壘，目前也被推到了輿論中心又或者是爭議、爭執、爭斗焦點。于此，既得利益階層的政界、商界、學界、輿論界及文藝界紛紛站出來為資產階級“私產合法性”請法（并最終請動了《物權法》），為“市場化改革”謳歌，甚至“重新評價歷史”就是最好的說明，對以“資產階級思想改造”為主題的“文化大革命”事件的全盤否定則是最明顯的事例。
人類社會發展歷史尤其是政治制度更替演進的規則揭示：這種為自身利益需要而主觀片面地認識、定義和武斷歷史的觀念是很要不得的，因為其違背了人類社會的良性發展規律依存的“公正”和“科學標尺”，必然會因觸怒民意而導致萬劫不復的社會災難。
故以，在這啟程中國未來變化的關鍵歷史時期，筆者因覺得極有必要而決定公開地對“文化大革命”事項的性質，進行一番唯物和積極意味上的求證和探詢——以清視聽，啟世人，醒蒼生。
眾所周知，任何一個時期的世界都是成年人主導的生態代稱，已成客觀事實之“成長過程”便賦予了人類不同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桿，五花八門各式各樣——歸結于性質則概括為這樣兩類：一是“造福社會”類；二是“造孽社會”類。
上述兩類人的存在便讓社會始終處在了一種“二心”狀態，“斗爭”也就因此而貫穿了人類社會的所有時期。比如，原始社會晚期有部落意識的“狹隘”者懷持著“私心”，無部落或反部落意識的“共榮者”懷持著“公心”，他們的相互斗爭與競相發展便最終演變到了“奴隸社會”。奴隸社會時期，則有“奴隸主”與“奴隸”在相互斗爭與競相發展。封建時期則有皇族、貴族及地主的“私心”與貧民百姓的“平等互愛”心愿在爭斗。資本主義時期則有資本家的“惟利是圖”與雇員的“做主命運”在斗爭。共產主義征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則有“特權余孽”與“人民公仆”在斗爭。
綜觀人類歷史，我們不難看到，所有歷史的更替，都是“造福社會”心愿懷持者引領、主導并推動，并歷經諸多艱辛才最終實現的。“作孽社會”心愿持有者，則在這個過程中充當著社會發展的主要阻力和絆腳石。而社會之所以借“新文明”姿態更替后，很快又需要再度更替，則一概是因為早期的“造福社會” 心愿懷持者在取得政權后，忽略了對“作孽社會”心愿持有者的有效改造，從而致使后者復辟成功又或者是前者自身也墮落成了后者——以致最終被新時期的“造福社會”持有者取代了。
關于“二心定律”主導的社會變革，歷史上鮮活生動的例子數不勝數。
比如，憑“獨立宣言”崛起的美國，原來因主張“民族平等互愛”（做得如何目前國際輿論頗有爭議）較受世界尊敬的。然而，由于沒有扼殺“極端種族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功利主義”等“作孽社會”思潮，“民族平等互愛”這一“造福社會”思潮逐步被同化或邊緣化，以致隨著工業技術更新、分工精細化、既得利益階層貪欲無度化及文化個性化等國情構成的固化，其社會也發生了嚴重分化，從而導致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斗爭愈發無以調和——身為既得利益者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地位、名利和財產安全，也就只有借戰爭或其他殖民手段把矛盾斗爭轉移到境外，并用“瓜分掠奪來的資源緩和內部矛盾”（美國當前“人人想滅之后快”的社會性正是如此形成的）。
又比如，代表上世紀初“造福人類”思潮的“三民主義”主張者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政府”，原本是深受中華民族歡迎和擁戴的。然而，由于沒有對“封建特權”及“漢奸”等“作孽社會”思潮予以應有的警惕和治理，孫中山先生去世后的國民政府便以“官僚代言人”和“賣國保位者”的性質走到了人民的反對面——以致偉大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最后借頻頻的工農起義、反侵略衛國戰爭和土地改革將之瓦解成了支離破碎。
二心定律對應到毛澤東及其戰友領導廣大工農群眾歷經數十年浴血奮戰成立的新中國也同樣。這里，因“必要性不強”這一民間獨立學者治學考慮，便不再贅言了。
于此，我想說的是：由唯物主義邏輯和人類歷史角度來看，二心定律的確是民族乃至人類興衰榮辱的恒久杠桿。“造福人類”思潮者在取得社會引導、帶動及主導力之后，對“作孽社會”思潮進行有效改造、治理或消除也就成了但凡偉大政治任務的至上使命——因為不如此，又或者說依舊象以往各朝代各黨派執政時期般，不及時將“作孽社會”思潮者送進專用學校或監獄，依舊姑息其惡任之孳生病毒及瘋長，社會只能“永無寧日”，國家、民族及人類自然也就勢必會因既得利益者私心無度膨脹而高成本、高消耗卻低創造地走向沒落與倒退。
經筆者走訪的諸多知情者反映，毛澤東同志處心積慮冒著諸種危險和巨大壓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用心及主體考量正是這些，其科學性、正確性和前瞻度，則被既得利益者最近數十年里一再上演的無良、無恥甚至可以說罪孽滔天的諸種表現一再地證實和證明，結論則是：卓越之至，無愧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至上精華。
歸結起來，“二心定律”是民族乃至人類興衰榮辱的恒久杠桿，不識其科學性或無視其的存在，都必然會禍及民族及人類，最起碼肯定無為。將之延展開去，沒有“作孽社會”思潮者專用學校及監獄的社會體制，江山社稷也就自然無法牢固、顯良，最起碼永續只能是白日做夢。展開來說就是：如果不把“作孽社會”人員送進屬于他們的專用監獄或學校，而是任他們繼續禍亂——又或者是懷“造福人類”志向或理應擔當其責的人員，不僅不去全力辦好這件事，反而出于怨天尤人貪生怕死類錯誤動機或“順應潮流搞點利益”的骯臟思想，整天折騰什么“寬容原罪”、“謳歌‘原罪英雄’”或“粉飾原罪版圖”，那社會良性也就沒由指望了。
也正因此，由“二心定律”這一社會發展定則來看，我們沒有理由不承認：毛主席倡導的文化大革命也即“資產階級思想改造運動”是因尊重了社會良性發展規律，且于民族、社會和人類的根本和長遠利益而言是尤其積極和必要的，其不僅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至上精華，同時也是“更新文明探索”征程中無以倫比的偉大創舉，故而也有著無數理由被后人以“人類社會趨良的優選杠桿”名義世世代代地傳承和發揚下去。這一點，如尊重事實我們就會承認并正視之——當下許多下鄉的知青說懷念那時的生活，稱“在農村的生活是很有保障的，吃的和百姓一樣總的來講還不錯，正是那一時期的生活是自己得到了鍛煉”；幾百萬的紅衛兵游行，沒有出現法國幾千人的燒搶汽車商店事件，反而沒有一家商店銀行糧店被搶；至今沒有工人和農民說文革期間遭到了迫害；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科技人員對當時的“牛棚待遇”（其實是農民的住房）沒有怨言……等等，這些筆者社會調查過程中耳聞目睹的事實可以說是一個證明，中國社會近幾十年里反其道而行之地鼓勵資產階級思想膨脹，從而致使社會畸形、病態和荒唐遍布，則是對之最為有力的反證。
經濟及人文分析員
“英雄在線”（www.cnhelper.com）總主持：彭忠義
2007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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