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說林彪

這篇東西本來“913”的時候就想寫，無奈那兩天喝得昏頭昏腦，后來又喝得差不多，昨天歇了一天，算是緩過點神來。

前些天在博客上看趙澤亭和雷霆寫的詩，那里面的蒼涼感，讓我也感慨萬千。

在公眾視野里的林彪，反差太大了。倘若他不跑，現在必平反無疑，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讓他有這樣的機會，至多不當接班人了，但還不至于象對劉少奇那樣對待它。毛澤東是一個念舊情的人，在處理政敵上也可以看得出他對軍界的人要寬一些。特別是和他一起從井崗山上出來的人。據說黃永勝當總參謀長的時候，毛澤東說了一句：你是井崗山上的，就不用代了，當參謀長好了。事實上廬山會議之后，毛澤東對待黃吳葉李邱也只是責令他們寫檢查，還沒有想把他們一桿子打到底，就更不會把林彪怎么樣。當然政治措施歸政治措施。

林彪和毛澤東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關系，他對毛澤東該支持的時候支持，該反對的時候也反對，“文革”中唱“想當年井崗山上飄紅旗，林彪緊跟毛主席……”事實上，不緊跟的時候也有的是。但是毛澤東沒有計較過他，即使是林彪在東北的時候屢次和毛澤東發生沖突，毛澤東也沒有怪罪過他，連后帳的也沒有算過。林彪跑了之后，毛澤東對林彪也沒有講多少過份的壞話。不象對彭德懷那樣，說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也沒有象對劉少奇那樣，甚至也沒有象對陳伯達那樣。當時還有人批平型關，還是毛澤東說了句平型關就不要批了吧。

林彪從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走上中國政治中心的前臺。他對彭德懷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在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當中國的大英雄。

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林彪的一個講話，讓毛澤東感到滿意，一些政治淺薄的人說是林彪討毛澤東的好。而把毛澤東對林彪講話的贊賞說是對拍馬屁的贊賞。如果認真研究一下那一個時期的歷史就可以明白，林彪的講話并非是討毛澤東的好，而是說出了他的真心話。

再后來，林彪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同樣是他自己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拍毛澤東的馬屁。

林彪和毛澤東的關系終于九屆二中全會。還是一個廬山會議。

在開九大的時候，毛澤東提出要把九大開成的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這實際上標志著毛澤東心中的急風驟雨式的“文革“已經結束。“文革”派已經成功地進入權力中心，也有了自己合適的位置。看一看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名單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把握了各派的平衡。

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究竟是有預謀有計劃的呢，還是一次突發性事件，這還有待于更多的材料證明。這里也只能根據能看到的材料做為思考的出發點。

這次廬山會議和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多少有點相象。都是一開始有一個明確的議題，后來突然出來一個議題，使得整個會議轉了向，結果是一批人挨整，鬧得不歡而散，而且影響深遠，而這一次比上一次更為嚴重。

在此前討論憲法修改問題時，林彪就提出了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但被毛澤東否決了，照說毛澤東否決了，別人也就不會再提了，那時候對毛澤東的崇拜不是已經到了頂峰了嗎？毛澤東的話不是“一句頂一萬句”了嗎？但事情不是這樣，他說了不算。毛澤東究竟為什么不愿意設國家主席這個職位，他自己也沒有系統地解釋過，誰也說不清。他是一個不太在乎什么規矩、慣例的人，別的國家怎么樣，那是他們的事。

九屆二中全會的議題本來是修改憲法，討論經濟問題。但是林彪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應該設，也提出讓毛澤東當國家主席。但就事論事不行，總得有一個突破口，于是就講天才。這是理論問題，陳伯達找了馬、恩、列論天才的語錄，很快就打印成冊，然后又在華北組一通大講，這一下問題大了起來。

張春橋、江青倒是跟著毛澤東的思路走的，毛澤東講不設，他們也堅持不設。從權力的觀點看，張、江他們堅持毛澤東的看法，是不想讓林彪的勢力再大。事實上，林彪的勢力當時已很大了，那幫軍人根本不尿江青、張春橋他們，吳法憲還算是老好人，也敢對著張春橋大罵。其它人可想而知。

但這一次確實是林彪錯了。

毛澤東在修改憲法時提出不設國家主席，而且九屆二中全會的主要議題又是經濟。一方面他要把權力統一到黨的一元化領導上來，避免無休止的權力斗爭；另一方面經濟問題還是頭等大事，“文革“再鬧下去，對國家發展也不利。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削弱軍人參政。軍人參政，歷來是第一代統治者頭痛的事。都是一起打江山的，打下來的江山誰也不想讓別人坐。從新中國第一屆政府組成看，毛澤東確是想組成一個各黨派聯合政府。但是，這是一廂情愿的事，許多事情并不象他想的那樣發展。排斥民主黨派的并不是毛澤東，而是一個強大的力量，這個力量就是當初和毛澤東一起打下江山的共產黨人，是一個整體。從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看，就是軍人向政界發出挑戰的。“文革”中，為了穩定形勢，不得已讓軍隊介入，但是軍隊已經介入過深，如果繼續這樣下去，那么軍隊的勢力勢必占據中國政治的中心舞臺。這不合政治需要，也不是大勢所向，更不是最好的選擇。馬背上打下江山，馬背上不能治理。

從林彪這邊，他們確也看不上江青、張春橋他們，這是他們正常的軍人思維。差不多是一張口就是：老子跟毛主席打天下的時候你們還不知在哪兒呢。幾年以后，審判江青的時候，江青不是就說：我和毛主席轉戰陜北的時候，你們哪兒去了？一個道理。但毛澤東此時不需要武夫，他要的是文才。再說，軍人進入政治中心，只能加固他所不愿意看到的官僚體制，而軍人一旦與官僚體制溶為一體，后果就更為可怕。

做為一種新生的政治力量，也做為一種官僚體制的制衡力量，毛澤東不能也不會把江青和張春橋去掉。

不管林彪是否考慮到這一層，總之他是走上一條和毛澤東對抗的道路。本來沒有安排他講話，他卻突然出來講了話。他一講話，整個會議的風向全變了。毛澤東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說自己不做國家主席，勸林彪也不要做。林彪表面上表示自己不做，但是他還是支持毛澤東做。他拿著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等的簽名，高興地說：看，有三個大軍區支持我。何況支持他的還有汪東興、陳伯達等等。

事到如此，毛澤東不能不反擊了。他再不反擊，會議就會形成一股狂潮，再收拾就更難了。于是，毛澤東憤怒地寫下了《我的一點意見》。

會議急轉直下，變成了批陳整風。林彪這才感到事情的嚴重，急忙找退路，又是銷毀簡報，又是訂立攻守同盟，但是，晚了。

我在《紙上談兵》——“兵家兩分”里曾寫過，林彪是一個偉大的戰術家，但是未必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雖然他在一定的時候有著相當好的戰略眼光。在軍事上他是一個非常重視細節的人，曾經有一本書流行過——《細節決定成敗》，其實，這樣的眼光，林彪很早就有。到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五大野戰軍的統帥，沒有哪一個象他那樣總結出六大戰術原則。那些戰術原則既實用又易掌握。后來他提出學習毛著方針“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是林彪在思想領域里的戰術原則。同樣地是簡潔，實用，而且這個原則本身就強調實用。后來批林彪的時候，說這是把學毛著庸俗化，據說羅榮桓、鄧小平當時就反對過。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實用主義態度，但是聯系林彪一貫性的做法，他提出的這些原則就不是偶然的，他是講求實效的人，即使是他提出“四個第一”，他還是強調二百米內硬功夫。

當時反對林彪這種作做法的鄧小平，若干年后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以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工作。”但這是一個大而化之的命題，倒是不庸俗，問題是把里面的具體的東西全抽掉了，在鄧小平理論里毛澤東思想所剩無幾，鄧論和毛思簡直是天壤之別。現在的大學生課程里有一門毛澤東思想概論，簡稱毛概。據說學生一般沒有什么興趣上這種課。是的，在鄧論指導下的實用主義理論的背景下面，沒有多少人會對毛的思想感興趣。

在九大以前，林彪是緊跟著毛澤東的，在周恩來等人跟不上毛澤東的時候，在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葉劍英敲斷手指，譚震林拍門而去，陳毅奮起反擊的時候，林彪的信條是“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地步”。很難說這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呢，還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如果按照他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講話和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這些話就絕不是他的信口開河。

沿著這個思路，九大之后，他就應該理解毛澤東的思路，至少也不應該出面反對，更不應該公開叫陣毛澤東。

林彪是九大最大的得益者。他成為“一個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個副統帥。從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看，所謂林彪集團在政治局有七人：林、陳、葉、黃、吳、李、邱，整占三分之一。如果加上朱德、劉伯承、許世友、葉劍英、陳錫聯、謝富治，軍界的人占一半還多。當然，他們中有些人是軍政雙重身份。

如果從權力分配上看，林彪還有什么不滿足的呢？

問題并不全是權力。

毛澤東和林彪都很重視權力，毛澤東的著名論斷“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盡人皆知。而林彪不久前才大講了一通政變問題，核心也是一個權字。在這權力后面是更為深層的思想沖突，不僅僅是停留在一個權力的層面上，如果僅僅從權力的層面上看待毛和林的沖突，那可是太表面化了。

還得從九大的政治報告說起。

原本九大的政治報告是由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組成一個起草班子，林彪讓陳伯達起草了一個報告,但是毛澤東不同意陳伯達的政治報告。九大上林彪宣讀的是張春橋的班子起草的政治報告。

兩個報告分岐在哪里呢？

按兩個報告起草人互相攻擊的語言是。張春橋說陳伯達的報告是考茨基的唯生產力論。陳伯達說張春橋的報告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

這就是說陳伯達的報告強調了發展經濟，張春橋的報告強調了繼續革命。

顯然張春橋的報告更符合毛澤東的思想。因為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斗、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

 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也是他發動“文革”的思想基礎。

兩個報告顯示了林彪開始從思想上和毛澤東出現了分岐。在這一點上，林彪沒有“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對毛澤東既不迷信也不盲從。同時也很難相信，一貫突出政治，政治掛帥，宣稱政治可以沖擊一切的林彪怎么轉到經濟第一的立場上來了。陳伯達起草的報告是什么樣兒，現在無從知道，站張春橋報告的角度從反面思考一下，也許大致見一個眉目，至少見一個基本思想。

也許毛澤東根本就沒有想到林彪會轉到這樣的立場上來，如果這樣的思想出自于周恩來，倒是意料中的事，但是不是，恰恰是林彪。

 林彪對張春橋的報告不滿，可是毛澤東決定了，他也只好一字不差地念了下來。

林彪和毛澤東這一次分岐，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分岐。不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林彪和毛澤東的分岐至多是一個戰術層次，例如東北，林彪完全同意在東北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分岐只是怎樣更好，更快；林彪完全同意毛澤東把蔣軍封閉在東北加以殲滅，分岐只是如何殲滅。解放后，對待高崗、饒漱石，對待彭德懷，如此等等。但這一次，是真正的思想路線上的分岐。也就是說，這一次是林彪真正地扭過頭去，背過身去了。

這個陳伯達也很有意思，明明知道他起草的八大政治報告中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表述是毛澤東反對的，十年之后，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他又把這一套搬出來。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基本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不是什么“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按照十大周恩來的政治報告的說法是：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后，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政治報告。

一度時期說“林陳反黨集團”，看來也沒有太冤了他們。

1974年，毛澤東會見丹麥相保羅·哈特林時，談到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他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8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后來他又說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8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他還說：“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為什么毛澤東說：“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他沒有再說劉少奇，劉少奇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嗎？

    確切地說，劉少奇就是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理由就不必再講。

為什么毛澤東單單這會兒說林彪一類。類誰？誰又和林彪一類？

這里也許首先要想幾個問題。

一：林彪是不是毛澤東心中理想的接班人？

不是。

雖然林彪從走上中國政治舞臺中心之后至少也是在口頭上把毛澤東思想奉為神明，以至于把話說絕了。“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地步”。還說毛澤東“全面地，天才地，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究竟怎樣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那些方面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沒有進一步地闡明。

毛澤東思想做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它確是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但是，這個思想體系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體系有哪些區別，有哪些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有哪些發展，這些些問題在當時沒有一個系統的闡述。林彪沒有，陳伯達也沒有，康生也沒有。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欣賞張春橋，在毛澤東看來，張春橋對他的思想的理解要遠遠超過林彪、陳伯達、甚至康生。

既然不能說清楚毛澤東在那些方面方面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那么他也就不可能有一整套的能夠適應于實際工作的指導思想。當然，他提出了軍隊工作“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五好戰士”等等，但這還是一個技術層面上的東西。

也就是說，林彪還是沒有在一個相當的層次上理解了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對他的接班人，首先是考慮思想路線。道不同不相為謀，林彪既然和他有了思想路線上的分岐，那么林彪也就做不成接班人了。

所以他不是毛澤東心中理想的接班人。

二：林彪有沒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

沒有。

“九大”的政治報告之爭，表明林彪和毛澤東之間已經有了深刻的思想分岐。但是“九大”之后，林彪既沒有進一步發揮他的思想，也沒有把他的思想系統化。從“九大”閉幕之后到九屆二中全會這一段時間里，他除了關心軍事之外，似乎并沒有深入到黨的政治思想領域。當然也這和六九年三月中蘇珍寶島之戰而帶來的中蘇之間局勢緊張有關。做為一個軍人，林彪只能關心他所能關心也必須關心的事情。

而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他所做的也只是設國家主席這樣的事情。恰恰避開了九屆二中全會所應該關注的國民經濟問題。而按照他對“九大”政治報告的態度，他應該在發展經濟問題上大做文章才對。至少他做為一個軍人，更應該關心九屆二中全會要討論的戰備問題。可是他沒有，不論對于林彪，還是對于九屆二中全會，設國家主席是個不著調的問題。除了造成混亂，毫無用處。

林彪在軍事上一貫強調“穩、準、狠”，主攻方向是他最為關切的問題，可是這一次他連主攻方向也沒有搞對，就匆匆忙忙出擊了，結果是大敗。還有，林彪的戰術原則里有“四快一慢”一條，一慢，就是發起總攻要慢，可是他也違背了自己的戰術原則，如果他再想一想，就不會是這樣的一個結局。所以毛澤東說二百多中央委員被幾個騙子騙了，這幾個騙子的頭兒是陳伯達，不是林彪，在毛澤東眼里，這會兒的林彪還是一個受騙者。

康生總結說，九屆二中全會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陳毅跳出來”。周恩來還說過“二陳合流”的話。這讓文革開始以來本來處境就不怎么好的陳毅更是雪上加霜。照說陳毅一貫和林彪不對勁兒，好象已經說過“他不當叛徒我不姓陳”的話，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和林彪走到一起了呢？恐怕一是陳毅想借此向毛澤東表示自己的態度；二在對待張春橋他們的態度上，他和林彪是一致的；軍人們對待張春橋他們的態度，潛意識總還是“江山是老子們打下的，你算老幾”。看不起，不服氣，不認同。

毛澤東是看到了問題的要害的，所以他批陳伯達，陳伯達要比林彪危害大。因為陳伯達有著一貫的思想，從“八大”到“九大”，再到九屆二中全會。

在林彪，就是一個設國家主席問題，也許還有著深層次上的權力問題。他們攻擊張春橋攻不到點兒上，而陳伯達卻可以。

九屆二中全會之后，全黨開展“批陳整風”。毛澤東保下了汪東興，對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幾人未加追究，陳毅屬于上當者，對黃、吳、葉、李、邱則責令他們檢查，沒有做直接針對林彪的結論。不論是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還是后來的“批陳整風”，實際上，毛澤東給了林彪一個臺階，林彪順著這個臺階下來，也就算了。

可是，林彪不買這個帳，不下這個臺階

林彪絕沒有想到九屆二中全會是這樣一個結局。

毛澤東對林彪的器重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林彪確是一個人才；第二也許是有林育英的原因。在毛澤東和張國燾的斗爭以及和王明的斗爭的關鍵時刻，是林育英帶回了共產國際的也就是斯大林的指示。

就林彪本人，他有時候表現出一種動搖，例如紅旗到底能打到多入，例如不信任毛澤東，提出要換前敵總指揮，例如到陜北之后他懷疑紅軍是否能在陜北站住腳，等等。但他又是一個很有主見的人，只要是他認定的事情，他就要堅持，例如軍委和前委問題上朱德和毛澤東爭執時支持毛澤東，例如在東北初期的一些主張，例如在七千人大會上，等等。

九屆二中全會之前，林彪就對設國家主席問題表現出了他的立場，這個立場他一直堅持到不能再堅持的地步。

事實上，他已經做出了妥協。當毛澤東做出決定不再討論他的講話，收回華北組簡報的時候，他沒有再說什么。但是他也犯了一個錯誤，毛澤東說不要揪人，可他還是揪住張春橋他們不放。但是在這一點上，毛澤東還是容忍了他。

九屆二中全會之后，毛澤東采取了“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角”的辦法，改組了北京軍區，任命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謝富治為第一政委，紀登奎為第二政委；成立了中央組織宣傳組：康生為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為組員。就謝富治和李德生而言，他們是第二野戰軍的山頭，不是第四野戰軍的。但軍委辦事組還沒有改組，還是一色的一軍團和第四野戰軍的人馬。

林彪根本就不會認為他有什么錯誤，他認為國家沒有主席是名不正，言不順。但他也許沒有想到，毛澤東對這種名正言順的事情不怎么在意。在毛澤東看來，一個國家主席可有可無，不是什么要緊的事。

說天才嗎？林彪以為是一個突破口，可是，毛澤東根本不在乎什么天才不天才的，何況陳伯達準備的那些語錄讓毛澤東看得也很透。陳伯達犯了一個錯誤，他太低估毛澤東的讀書水平了，所以毛澤東說他是騙子。但這里面也有個潛臺詞，你騙得了別人騙不了我。

林彪一貫是善于總結經驗的，但是這一次不知為什么，他很盲目。

“九大”他沒有摸住毛澤東的脈。

“九大”以后，他又在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糾纏過久，而且沒有多少意義。從權力的角度看，也許林彪有他的道理，就是不讓張春橋他們權力過大，從軍人們的角度看，這種人是不可以信任的，權力是不能落入他們手中的。他忽視，也許是故意對毛澤東“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良苦用心不予理睬。

按照林彪過去在政治上的低調作法，“九大”以后他不應該再做這些事情，不應該跳得這樣高，幾乎有點興風做浪的意思了。

九屆二中全會，揪出了陳伯達，林彪應該引此為戒，應該主動與毛澤東和解，但他沒有這樣做。也許他認為他并沒有錯誤。

如果他象鄧小平那樣善于寫檢查，毛澤東絕對會給他一個臺階，事實上臺階毛澤東已經給了，只是他拒絕了這個臺階。

這就是說，九屆二中全會之后，林彪也沒有摸住毛澤東的脈。

九屆二中全會之后，林彪基本處于一種消極對抗狀態，不檢查，不認錯，不和解，不低頭，但也沒有硬抗。改組北京軍區，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林彪都沒有表示反對，至少也沒有明確提出來反對。

但是，毛澤東開始步步緊逼，開始攤牌。當然，最初攤出的牌好象并不是要緊的牌。什么四個副詞討嫌，什么締造者就不能指揮了，最后一次攤牌是南巡，毛澤東公開說廬山的事還沒有完。等等。

這一次是毛澤東錯了。

但錯中有因。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支持林彪的有許世友、韓先楚、楊得志三個大軍區的司令員，這其中許世友和韓先楚是原紅四方面軍的人馬。當然許世友的態度不在乎哪個方面軍，他對毛澤東的忠誠也幾乎到盲從的地步。軍委辦事組不用說了，清一色的林彪部下。前面說過，毛澤東不愿意讓軍人勢力坐大，如果從道德主義的歷史觀看，是毛澤東不仁義，對戰友不應該這樣，但是從治國的角度看，抑制軍人勢力坐大未必不正確。毛澤東手下的軍人，大部是農民出身，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小生產的水平上。不管他們做到了多大的官，甚至是元帥，就他們的思想來說，其基礎還是小生產。*小平不就是這樣嗎？

我們通常說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化的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的矛盾。如果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倒退回小生產，就連這個矛盾也沒有了，也就是說低級化了。

按理說，九屆二中全會之后，林彪以一種低姿態，消極地對待毛澤東，當然對林彪來說，這不是上策，但也不是下策。毛澤東似乎不應該再窮追猛打，也不應該和林彪攤牌，這樣做對誰都不利。

可是毛澤東越來越看重林彪集團，直至南巡。

林彪不象劉少奇，有著自己的干部隊伍。

也不象周*恩來，有著自己的強大的勢力。其實，解放后，真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是周*恩來。試想，解放后哪一個重大的事情沒有周*恩來的影子，不通過周*恩來，誰能直接報到毛澤東那里。即使是文革，哪里沒有周*恩來，他幾乎無處不在。

誰在不斷地強化林彪集團的威脅，以至于讓毛澤東感到非除之不可。張春橋嗎？江青嗎？據說是熊向暉向毛澤東報告過華北會議黃永勝隱瞞錯誤，才使毛澤東感到他們有綱領，有預謀，有計劃。

事實證明，所謂林彪政變，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純屬無稽之談。

毛澤東南巡，實在是逼林彪。汪東興后來寫和林彪集團怎么斗爭，看起來玄得很，可是誰把當時的形勢弄成這樣玄？毛澤東當時讓李德生調一個師到南口，真的好象劍在弦上似的，后來看，并不是這么回事。林彪當時沒有調動什么部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什么都不知道。

后來說林彪政變的證據就是一個手令：盼照宇馳、立果指示辦。想想也是荒唐，政變靠空軍一個作戰部副部長，一個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能行嗎？傻子才信。

當初武漢“七二０”事件，毛澤東也沒有緊張到這個程度。奇怪的是，毛澤東南巡，仿佛真是大敵當前，險象叢生。實事上，什么事也沒有。后來說林立果準備在碩放大橋炸毛澤東的專列，真要是這樣，當時陳勵耘是杭州警備區司令，這么個事應該不難辦到，何況還有空軍。實際是，林彪跑了之后，吳法憲還和周恩來一起指揮空軍，封閉機場呢。

總的說來，林彪沒有自己的路線，沒有自己的思想，沒有自己的理論，在這些方面他都不足以和毛澤東抗衡。毛澤東最后逼林彪實在是一個下策。

至于后來，林彪怎么就跑了，這只有周*恩來一個人知道。林彪跑了之后，周*恩來大哭，哭什么，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毛澤東的那句話是對的，“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就思想路線上說，林彪確也是一個小生產的思想路線，和鄧*小平差不在哪兒。不要說張春橋、江青他們就不會搞生產，不會搞科技，要知道陳景潤還是江青發現的，并給他改善了生活和科研條件的。“四人幫”統治下的上海在那個時期的經濟是發展的，那個時候人們還是愿意買上海的產品，上海的造船工業是有目共睹的。

林彪的悲劇在于他從根本上和劉少奇、鄧&小平的思想路線并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對毛澤東思想的推崇，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工作的地位，在全軍的地位，把毛澤東思想進入千家萬戶，進入人們的心靈，確是千秋之功。我們今天仍能感受到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這確是林彪的功勞。我們永遠都不能忘記他。但是，毛澤東需要他向毛澤東思想靠近一步的時候，他離開了。

除去一些政治因素，還是林彪思想的一些局限性阻止了他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不過，能做他這一步已經很不容易。問題是，他不應該和毛澤東分道揚鑣。可是，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林彪就只能到這一步，實在也沒有辦法。可悲的是，張春橋也不行。審判張春橋的時候，他一言不發，是的，他只能一言不發，說什么呢？江青也只能自殺，她用這種方式給自己的人生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他們不行，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主義歷史觀面前，沒有社會基礎。他們的政治思想并不被當時的人民大眾所理解，現在想一想，他們的思想里面不是有很多的有價值的東西嗎？

林彪走了，死了，敗了。

毛澤東也敗了。他沒有敗在自己的敵人面前，而敗在了中國的傳統道德面前，敗在了小生產的生產方式面前，敗在了官僚主義面前。

文革剛結束時，多少人咒詛毛澤東啊！多少人歡呼鄧小平啊！

但是當人們嘗到官僚資本主義、官僚體制、小生產方式的苦果時，才會回過頭去想一想毛澤東老人家。

可是，晚了！

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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