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魂——周恩來

國魂——周恩來
南雁
   周恩來作為國魂、作為中國人情化的神已深深地活在人的心目中。
   有的人活著，實際上死了，有的人死了，他永遠活著。周恩來的音容笑貌，他的風流倜儻的形象，他的仁愛良心與忠誠的人格，他不貪功，不諉過。進不求身，退不避罪的風格，均體現了“神莫大于化道”。
　　尼克松在《領袖們》一書中說，
　　“他深深懂得權力的奧妙。周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風度的人物，是具有獻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謀遠慮的現實主義者，是政治斗爭的能手和杰出的調解人。一個才思上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這些錯綜復雜的角色，就會在思想和行動上不知所措而告終。但是周能擔當任何一種角色，或者把各種角色同時擔當起來，不給人優柔寡斷出爾反爾的印象。對他來說，扮演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機換上的假面具，而是一個非常復雜而精神高尚的人的不同側面，這個側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他的政治生涯如此之漫長和政治經驗如此的豐富多彩。
    可是他的自責違心和隱忍屈從也構成了周恩來一生中最大的痛苦。這種品格使他的內心承受的壓力特別大。他的超強度的自我監控、他的心靈與環境的高度平衡以及他的人格一再表現出他在歷史的洪流中必然虛與委蛇。一個經常善于引咎自責的人內心時常要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所謂巧者勞而智者憂，周集憂勞于一身。有人說尋求偉大的途徑全在于犧牲、謀略和忍受。偉大的心靈和偉大的天才，他的痛苦也是偉大的，周的隱忍也是偉大的。他常抱恨自己，沒有比這更簡單的，也沒有比這更復雜的。
    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５年他居于毛之上達若干年之久。周想到，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毛被解除中央局書記的職務時，１２月正是自己接替的。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毛被解除一方面軍總政委時，又是自己接替的。１９３３年５月，毛被迫離開寧都時，周是作為紅軍總政委來送他一程。兩人策馬走在山路上，雙方都默默無語。他和毛的友誼和伙伴關系在中國政治斗爭中史無前例的。周和毛的政治觀點和生活作風存在著很大差異和分歧。周的和藹可親、風度翩翩，他的處世手腕及人格，他的國際聲望、敏捷的思維和雄才大略的氣慨皆跟毛有所不同。三十年代他退居過李立三、王明、博古、毛澤東之后，１９４５年他退居劉少奇之后，１９６６年他退居林彪之后，１９６９年他甚至退居于王洪文之后。周的高超的智慧和精明的外交手法，使他絕不炫耀沉潛明智和斗爭藝術。這種明哲保身、處理人際關系和緊張局勢的藝術，決不是“和稀泥”、“老好人”可以相比的，只有具有道家文化大師方能洞悉——反向避禍。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具有這種深刻的智慧，這就決定了毛和周貫徹始終的極其微妙的關系。”
    中國通知道，中國只有三個首腦，深通中國文化，毛朱周。

    高崗的撅起、“經濟內閣”的成立和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組建，絕不會使他心里象一泓清水，不起一點波紋，他不會象佛家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忍梵天凈土，也不會象道家所說：失之不恨，得之不歡，他的心里矛盾糾纏在一起結成一個心獄。看到高崗的所做所為，他絕不嫉妒，因為嫉妒是對別人的幸運的一種煩惱，是平庸對才華的一種反感，在這一點上他通脫豁達，了無牽掛。他的文化核心是人，他的生活模式是人與人的關系，這就是他的痛苦所在。假如就物質與精神是文化，人與自然是科學，社會與人是政治，人與人是倫理，那么周的焦點正在于此。
　　毛具有詩哲文人的感情、不可思議的幻想、熾熱的奮斗精神、為達到目地的　心計和實現方法上的機動靈活。他是善于用人的天才。1949年前他能不斷把自己的敵手變成朋友，1949年后又斷地把自己的朋友變成囚犯。自毛批評了周在國務院設總黨委后，又批了溥一波的新稅制，又批了鄧子恢的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建議，說他象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在那里走路。一個中國農業問題高官，是副總理，就為發展農業合作社多一點少一點，就被靠邊站了。其意圖實際十分明確，打了周一棍子：“你離右派就５０米了。”
　　唇亡齒寒，殃及池魚是東方文化中國政治精華所在，所謂罪不及孥只不過是一種理想政治。大凡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斗爭，要否定他的人就要否定他的事，要否定他的事就要否定他的人。英雄變狗熊，功臣變禍首，變化如此之快，潛在的威懾就會使人不寒而栗。威懾與恐懼之間通常有一種默契，非鬼即神。嚇人的要把威懾把握適度，不露聲色，被嚇的人感覺是自己沖撞了神，完全是自己的過錯，雙方都會緘默不語，更加小心。受驚嚇的人，通常不說話，只是嘶的一聲倒抽一口涼氣。
好人既善于跟神打交道，又善于跟魔鬼打交道。出于什么，不知道，可能是一種需要，生存的需要。神鬼的共同點就是讓人恐懼。但跟鬼打交道要容易得多。周恩來早年跟陳炯明、蔣介石都打過交道，他覺得游刃有余，對風云變化的時局和環境，他都可以左右逢源，化險為夷。比較起來跟神打交道卻使他更覺得吃力。可對一個有著超人精力、無窮智謀、大膽幻想、暴躁脾氣、不顧后果的神來說，生性謹慎的周恩來卻處處留心，避免觸及他無常的心弦。

    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史華慈（benjamin i.schwartz）教授就曾指出：1這與其說是一個已被應驗的預言，不如說是一個深刻難解的問題。作為一位精明且自負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行為中的確存在著有諸多令人費解的關鍵環節。換言之，他出人預料的想法和舉動常常讓研究者不知所措，左右為難。在非常直觀的層次上，把這些思想和行為歸結為一位孤獨老人晚年之「潛意識」心理沖動的后果，似乎并非完全沒有理由，但就在這些表層「非理性」的背后，我們卻又能清晰地看到毛澤東竭力追求的明確目標，這些目標已經遠遠超出了對其自身政治權力的捍衛。因為，在過去的那個年代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支配力，包括制度控制和心理影響，都不是任何挑戰者可以與之匹敵的。我們面臨著的是一個太值得深入考察的復雜難題。
    毛澤東晚年思想與行為研究的復雜性反映在如下幾個相互矛盾、又共同組合的綜合結構之中：一位精明至極的典型政治家，同時又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思想家和情緒激烈的偉大詩人；他拯救民族、追求平等的強烈意志與整體民族自我折磨的實際效果扭曲地聯系在一起；如此深入地浸淫於傳統典籍的熏陶之中，又把叛逆傳統作為自己的價值體現和終生使命；2「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超越自尊，卻又在時時向人們提示自己「只不過是個鄉下來的土包子」，要為「被人看不起」的「賤人」打抱不平；那幽默瀟灑、生動活潑的語言，竟會成為僵死「社論語體」的基礎模板；前現代解決中國問題的不完善理論，反而被后現代思想家視為「解構主義」的淵源，3毛澤東晚年一次、再次地創造著悖論，給后人遺留下了無論從哪種角度看都不能不深究的問題。
    在「心理動機」層面上，我們將看到一個極富魅力、棱角鮮明、充滿矛盾和耐人尋味之特殊人格的生動圖像。從能讀到的毛澤東文稿（包括公開發表的著作、即興講話、詩詞作品、讀書眉批等）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高傲、自負、「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氣度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渴望。這反映出毛澤東氣勢磅礴的膽識和超越凡俗的視閾。但這只是他的一個方面。同時，通過近年來出版的各種細膩、逼真的回憶錄，我們又被告之，毛澤東體察入微，小心謹慎、揣摩至深，不易容人，有時甚至表現出某種與其身份不大相稱的狹隘。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就「虎氣」和「猴氣」在他身上共同有之。在心理學視角上，這兩個毛澤東并不協調，時時沖突，呈現出持續性的內在緊張（tension ）。但是，無論是極度的豪放，還是敏感的謹慎，其心理的隱蔽影像和焦慮核心都是一個被充分放大了的「自我」。用精神分析的規范術語表達，就是「邊際性癥候的自戀主義」（the narcissism with the
 borderlinesyndrome）。15用通俗的比喻說，這種人格大喜大怒，打抱不平。不得志時具有「臥薪嘗膽」的超常毅力，成功以后又會傲視群雄，拒絕不同見解，甚至一意孤行。向權威挑戰成為其賴以存在的生活樂趣與精神支柱。由於這是一種「非同凡響」的人格，所以孤獨總會伴隨而行，而潛意識中抑制不住的自我張顯，其實是彌合其高度疏離感的必要補充。

    周恩來是極其佩服毛主席的為人的，他的智慧集馬列主義、中國哲學、民俗常識之大成，潛心運用，信手拈來，無往不勝。他有中國農民的精明和學人坎坷的深沉。他深通文史哲，有文人的情操，諳熟儒佛道，他知識淵博，智力超群，并不象留洋派所說的他是個土包子。他珠璣滿腹，思想深遂，并不象布爾什維克所說的他胸無點墨。但最使周恩來敬重的是毛的人格，“方今天下舍我其誰”的氣慨，不破不立的斗爭勇氣和三思而后行的膽略。毛青年時代在長沙一師《講堂錄》中的座佑銘貫穿了他的一生，朝氣、奮斗、修身，這是毛進身的三大法寶。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術。這次手術只是醫療組為了盡量延長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術前周恩來知道很可能下不了手術臺，因而作了最壞準備：特意趕在這次手術前，要來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于“伍豪啟事”問題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把該稿從頭到尾又審訂了一遍，然后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把這份報告發給全國各省區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在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突然用力大聲喊道：“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二度危機

    從１９４９到１９７６年，周恩來一直是中國人的“大管家”，但他的總理職務并不是坐得很穩當的。至少有兩次，他實際上被剝奪了總理政府事務的權利。
    １９５２年８月，各中央局和大區行政委員會主要領導相繼進京，就是前面提的“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這當先的一馬就是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計委主席位高權重，像陳云、鄧小平、彭德懷、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等人這樣元老級人物不過是計委的委員，計委因此有“經濟內閣”之稱。此后不久，毛澤東認為政府工作存在著分散主義的現象，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撤銷了周恩來負責的政務院總黨組，要求政府各部門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政務院各口也重新分工。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負責，其他的如政法工作由董必武等負責、財貿工作由陳云等負責、鐵路交通由鄧小平負責、農林工作由鄧子恢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勛負責，作為總理的周恩來只負責外交工作。只是高崗好運不長，１９５４年初就受到整肅。
周作為總理的權力才又有恢復。

　　１９５６年周的反冒進再次使毛不快，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寧會議上，毛特別表揚了能夠體現他意圖的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１６日，毛主席在大會上再次拿出柯文，當眾對周總理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周總理回答：我寫不出來。”周當然明白這不是寫文章的問題。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中央就周提出的“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同志“應該繼續擔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但在大躍進期間，毛親自領導經濟，周實際上失去了對經濟工作的發言權。只是在大躍進出現了大災難后，周才出來收拾爛攤子。

    黨的主要領導人中，真正對知識分子抱有敵意的并沒有，包括朱德、彭德懷、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羅榮恒、葉劍英這些老帥，對知識分子都是比較尊重的，但由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不抱好感，所以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大都是災難性的。1949年后，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兩個開明時期，兩次都是由周恩來出面表達的。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代表黨中央發表講話。他強調了知識分子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批評了低估知識分子的進步和作用“宗派主義”；１９６２年３月，周在“廣州會議”上作《關于知識分子》的講話，承認知識分子是人民，承認他們在４９年以后的１２年中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
    但盡管周是代表中央的，但以毛為核心的中央似乎很快就不認帳。５６年那一次預告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早春”，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又把他們送進隆冬；１９６２年那一次，連周的報告也有人質疑，當周要毛澤東就此表態時，毛沒有說話；而當在１９６２年８月北戴河會議說話時，卻是污辱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
    毛的觀點得到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的支持。1949年以后文藝界運動頻仍傷人太多，周揚固要負責，陸定一亦難辭其咎。比如反胡風時，周巍峙發現周揚并不堅定：“有次在中宣部傳達毛澤東同志把‘胡風集團’定為‘反革命集團’的指示，我看他心情似乎有些亂，不像平常那么穩定。”而于光遠卻感到：“在把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打成反革命集團這件事上，部長是十分積極的。”１９５７年周揚整丁玲時得到陸的全力支持，直到１９７９年丁玲平反后，陸還再次強調當年他是和周一致的。在有些問題上，陸比周還左。１９６１年周揚主持起草意在反左的《文藝十條》，陸在討論時發表了不少反對意見，修改后的《文藝八條》增加了不少歷來強調的政治性很強內容，即使如此，當周揚乘陸不在北京時送上去并由中央批發后，陸還在中宣部內部多次責問：“八條”是怎么送上去的？并在《宣教動態》增刊上向毛反映《文藝八條》的問題。
    周楊當然明白毛的態度，也許是由于當時的形勢增強了周說話的勇氣。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提倡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沒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準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少奇在憲法報告上講過有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么錯誤。”

周一再檢討

　　“大躍進”以“反冒進”作熱身。從１９５７到１９５８，毛澤東多次批評周，薄一波回憶錄披露的就有：
   １９５７年９、１０月間的八屆三中全會；同年１１月１３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同年１２月的杭州會議，點了周恩來的名；
　　１９５８年１月的南寧會議；同年２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同年３月的成都會議；同年４月的武漢匯報會；同年５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同年５月致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信。
    周恩來檢討不迭，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八大二次會議都作了公開檢討。毛不但對前兩次不滿意，而且在秘書幫助寫也不允許，直接發話：“要自己寫，不要秘書寫”。以至于周在寫檢討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發又增添了。此后也一直成為毛抓在手里的辮子。大躍進天怨人怒，周恩來不得不代表國務院承擔責任。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周說到計劃上的估產高、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多、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等，國務院都有責任。他還檢查了自己的兩個錯誤，一是１９５９年８月在人大提出的超過實際可能的關于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標準；二是１９５８年６月主持起草的關于輕重工業下放比例的文件。這些問題，我還要在３月的人大、政協會議上作適當解釋，這是我的帳，要交代。毛主席插話說：交代一回也就好了。重彼輕此當然不是要維護總理威信。
因為反冒進“尖銳地針對毛”；而大躍進毛卻是“始作俑者”。在這里，一種主張、一種決策的經濟社會后果、對國家人民的作用是次要的，關鍵的是對毛的態度。

    索爾茲伯里談到周恩來：“不論從那一方面來講，他都是杰出人物，他具備足以擔當一名領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現在全力支持毛澤東，直至1976年生命終結時，他都從未對毛的領導提出過任何異議。對于周恩來之所作出這一抉擇的復雜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對他內心深處的感情，人們沒有足夠的了解。但是從遵義以后，不論他擔任何種職務，實際上他都充當了毛澤東的參謀長。周毛這種超過40多年伙伴關系，是中國政治中史無前例的。”*12
    周恩來還象當年毛主席失勢時一樣崇拜這位開國元勛。他和所有的人一樣對毛懷著虔誠，虔誠之中含著恐懼，恐懼中包含了信賴，信賴中又表示出衷心，就象一個醫生越是神秘，他的藥方也越靈一樣。可周恩來到底不是神，對高崗從平分秋色到對壘，他不是一點不動心思的，他的心底不由地有一絲淡淡的哀愁，“老毛怎么了？”突然之間他心底打了個閃電，驚得自己魂落天外。
他不懂為什么各方面都那么杰出、有那么高超的智慧和謀略的人，竟在區區一點上糊涂到了瘋狂的地步，究竟是他為牛鬼蛇神的幻覺所惑，還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可他不敢懷疑，因為懷疑幾乎就是走到了醒悟的邊緣。在這個表面上平靜、笑容可掬、一副生動漂亮的美男子臉頰的后面隱藏了多少被抑制的愿望和屈從忍受的嘆息。即便當他孑然一身時，這些愿望和嘆息也不外露，只是淺淺淡淡地露出點痕跡，當仔細觀察時，它就象玻璃板上的一滴水揮發了，只留下隱隱約約的一點水漬。
　　1966年劉少奇遭難時，周恩來感慨萬千地談到毛澤東主席：“我們都是他的學生，但是我們不可能做得象他那么好。”這番話完全出自周的肺腑，真實坦誠，細細品味能感到一絲凄楚悲涼的哀愁。
　　周恩來琢磨名哲之言，孔子曰為道德之本是仁，為仁之本是孝。孝是什么，是無違，終日無違。禮的中心是順，百依百順，孝的中心就是忍，無所不忍。對！“小不忍則亂大謀。”周恩來考慮再三的關鍵在于“關系”。好人也是為自己活著。讓我們今天驚訝的是，愚忠和精明竟這么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一個在本性上屬于自己的人是主子，在本性上屬于別人的人是奴隸，一個在本性上既不屬于自己又不屬于別人、或在本性上既屬于自己又屬于別人的人是臣民。他則游離于主奴之間。他活著的目地似乎就是保證這種關系的正常化，關系就成了他的化身。其實我們每個人身上不是都有這種東西嗎？樊遲問孔子“知”，子曰“知人”，而知人的目地又僅僅在于搞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12、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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