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與社會運動中的《水滸傳》

思想史與社會運動中的《水滸傳》

王學泰    中國文學網
 
 
　　近幾十年來，人們在撰寫文學史時都很關注思想家對文學的影響，也就是說文學史中都有思想史的影子；至于文學在思想史上有什么地位卻很少有人談及。研究者在談到古代社會運動時也多就經濟政治上找原因，很少關注意識形態，雖然，不能說這些分析錯誤，但我總覺得有些偏頗。本文想就《水滸傳》在思想史和社會運動的地位做些考察。

　　1,思想上的突破

　　如果我們承認通俗文學作品中也可能是思想者的載體的話，其影響表現在，書中所敘述的故事在總體傾向上是與主流社會相對抗的，雖然，作者時時用符合主流社會規范的思想淡化它，但這個總的傾向是掩蓋不住的。這種對抗是建立在維護《水滸傳》中主人公利益的基礎上的，因此，作者在其描寫中只支持梁山好漢的對抗，而不是一切的武裝團體的對抗。當然通俗小說所提供的“思想”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系統的思想認識體系，只是一種由作者情感所負載的一種思想傾向。前者（指系統的思想）只在文人士大夫中有影響，而后者卻能在一般民眾中流行。由于其受眾面廣，后者對社會的影響是很難估量的。

　　作者在《水滸傳》中提出一些過去人們很少使用或根本不使用（起碼不見記載）的概念和話語建立了一個與主流社會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話語體系，底層社會的人們對此耳熟能詳，并成為了他們常常使用語言。一個思想家借以影響社會的思想是靠自己獨特的話語和概念及其論證過程。例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天、人”，佛家的“四大皆空”等等。《水滸傳》是通俗文學作品是靠形象影響讀者的，書中的人物和描寫中經常使用一些話語以其生動性、形象性和趣味性悄悄地滲入讀者的血液，并進一步活躍在民眾口頭。例如“忠義”“替天行道”“義氣”“聚義”“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好漢的勾當”“逼上梁山”等等，這些通過《水滸傳》以及與《水滸傳》有關的各種文藝作品深入廣大民眾，影響他們的精神世界，甚至塑造了他們的性格。使得接受這些觀念的人們，在行為上也會相應地突破主流社會為人們設立的種種規范，干出無法無天的事來。這些是評論家關注不夠的。本節也要從這些概念和語匯開掘下去，分析這些話語內涵，從而考察《水滸傳》對傳統的突破。

　　說到在思想史上的“思想的突破”，讀者也許感到不解，認為小說不足以言“思想”，因為它不是思想家們的著作。實際上，歷代思想意識是通過多種著作形式流傳下來的，誰能說，先秦的文學作品《詩經》“楚辭”不是那個時代重要的思想史的材料呢？另外，人們談到思想往往忽略下層社會人們的思想意識，把思想看作知識分子的專有品。中國古代社會是宗法社會，“國”與“家”是同構的，“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的“家”，因此，民間（主要是宗法制度下的農民）思想與統治階級思想很接近，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別。人們忽略了還有一批從宗法制度下被拋離出來人們，他們的思想狀況如何呢？很少有研究者考慮到。這些被拋離這就是游民，記錄和反映他們思想意識的就是與他們處境、經歷類似的江湖藝人的作品。《水滸傳》即其一。

　　游民當然也屬于民間，但他們是脫離了宗法制度的網絡的，其閱歷不知比宗法農民豐富多少倍，經濟、社會地位的差別、知識閱歷的豐富必然使他們對傳統的思想有所突破。因此，《水滸傳》中所反映思想意識突破了許多傳統意識是毫不奇怪的。

　　2，游民的“造反有理”

　　如果不把“造反”這個詞現代化、意識形態化，其意思就是對當時政權的暴力反叛。用儒家常用的一個詞就是“犯上作亂”。“犯上作亂”，它指一切可以動搖現存統治的言論與活動。“造反”是極端的“犯上作亂”則更為統治者所恐懼、所反對。在統治者看來，“造反”是屬于“十惡不赦”的彌天大罪。老百姓不用去干，就是想一想、說一說也是罪不容誅的。

　　《水滸傳》所描寫的“造反”還主要是游民的暴力反叛，也就是亂世中大大小小山頭，以及各類桿子的打家劫舍的活動。作者心中也很明確地知道，一上了山，加入了桿子，參與造反活動，就是與主流社會決裂了，就是陷入“十惡不赦”大罪了，這對當時的良民來說是極敏感問題。可是從游民的眼光來看，在走投無路時，這也不失為一條出路。

　　從《水滸傳》總的傾向來看，它并沒有否定“上山”下海，并把它看作是好漢們被迫不得已時的一個明智的選擇（當然只局限于上梁山和與梁山有關的“山”）。游民、特別是受到官府逼迫而成為游民的人們，他們要想生存，最后只有聚為團伙、拿起武器，以暴力反抗官府、保衛自己這一條路好走。從《水滸傳》一書中形象描寫和作者的議論中都可以說明了這一點。我們讀《水滸傳》，只有讀到林沖在一片風雪交加中上了梁山，讀者為他懸著的心才算放了下來，為他終于獲得安全而慶幸；“智取生辰綱”的七雄戰敗何濤之后上了梁山，讀者才會覺得這些好漢終于有了一個美好的結局。這是用形象的塑造告訴讀者這些英雄好漢上梁山是對的。《水滸傳》還把五湖四海的人們上上梁山與“朝廷做個對頭”稱作“聚義”，把他們沖破重重險阻，終于實現了“聚義”比喻為：

　　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

　　把參加梁山造反隊伍比作沖破天羅地網，這是作者對于英雄好漢們武裝反抗的直接肯定和歌頌。不僅從文學史角度看，這是第一次；即使從思想史上說，也是沒有前例的。《水滸傳》產生之前還沒有一位作者敢于在白紙黑字的如此大膽地肯定造反活動。

　　6，造反者的話語體系

　　歷來我們見于書面的只有一種話語體系，那就是主流社會的話語。這些不僅充斥于經史子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種著作之中，也流行于老百姓的口頭。久而久之，成為一種集體認知（許多情況下還是集體無意識）支配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馬克思的名言，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這是如何實現的呢？就是通過對話語權利地掌握實現的。從《水滸傳》開始，出現了一整套與主流社會相對立的造反者的話語體系。當然，這種話語不是作者編造的，最初他們一定活躍在廣大游民口頭，經過江湖藝人的總結提煉，并寫成了文字，編織在通俗著作里，通過各種渠道流播在廣大民眾之中。這種話語與主流話語一樣也是蘊含著特定的思想意識的。《水滸傳》所提供的與傳統悖謬的思想意識許多也是通過話語的流播實現的。

　　經過五六百年的流傳，生活在現代的我們不覺得《水滸傳》在話語方面提供了些什麼新東西。這一點只有通過文學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來。我在另一篇文章對“替天行道”產生、流傳與變異的分析是一例，其實這樣的例子還很多。這里我們選一些對后世影響較大詞語作些分析。

　　A,好漢：

　　“好漢”這個詞兒雖然不始見于《水滸傳》，但是他在此書中獨特含義被后世的下層民眾所接受。好漢在唐代指讀書有成之人，如狄仁杰。《水滸傳》出來后，“好漢”的意義改變了。《水滸傳》中這個詞兒不僅只與“武”聯系在一起，而且還帶有不遵守國家法紀，專干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在分析《水滸傳》主題時我曾說“水滸”是游民說給游民聽的故事。他們對“好漢”的理解實際上是游民對自己的認識和評價。這種自我肯定和評價由于《水滸傳》的藝術感染力量得到廣大受眾的理解與認同。因此，自“水滸”故事普及以后，社會公認了這個用法。于是，“好漢”之名流于天下，不僅通俗文藝作品使用，而且也用于現實生活。為那些處于社會下層、又不甘于窮困以沒世、并有幾分強力的游民，找到了一個恰當的稱呼。凡是敢于與主流社會對抗的秘密組織的成員、打家劫舍的綠林豪強、闖蕩江湖各類人士、乃至稱霸一方、為人所懼的痞棍，都會被畏懼者恭送一定“好漢”的帽子。

　　B，聚義

　　“聚義”是“好漢”們結合起來的專用詞。游民們凡是在“干大事”（大多是干與當時法律相抵觸的事情）時的結合，這種結合有暫時的，也有較為久遠的都稱之為“聚義”。

　　“聚義”這個詞產生以后是用于游民的組織化過程，游民在社會上爭取自己的利益，面對的是強大的有組織的政府和和帶有組織色彩的宗法網絡，而他們則是無權無勇的個體。要使自己強大就要組織起來。最簡單的組織是結拜義兄義弟，“聚義”是結義的發展。不過“聚義”始終沒有像“好漢”那樣得到主流社會的普遍認同。游民把自己的結合加一個“義”字以自慰，可是在主流社會的人們看來“聚義”這個詞仍然帶有綠林色彩。

　　C，義氣

　　“義氣”是“義”的通俗表達，本來是一回事。但自“義氣”這個概念產生、并在中國最早的通俗小說《水滸傳》和《三國志通俗演義》中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以后，它逐漸獨立了出來，成為人與人之間交往道德觀念。

　　當“義氣”這個詞隨著通俗文藝作品流傳到民間的時候，下層社會的人們就把它看做是下層社會人們互相幫助的道德，但其希望回報的思想還是隱隱蘊藏其中的。

　　D，江湖

　　《水滸傳》告訴讀者還有另一類“江湖”，這個“江湖”與前者是迥然不同的。這里充滿了刀光劍影、權謀欺詐的地方。這里雖然有屬于這個領域的道德，但在緊要的關頭為謀取生存和自己一方的發展那還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我認為這個“江湖”就是游民生活的空間，它脫離了宗法網絡的羈絆，形成某種獨立性，構成了與主流社會不同的隱性社會。

　　這個“江湖”是確實存在的。它的構成主要是游民和社會上其他階層中的甘于自外于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物。這些人物都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要盡量在這個領域中有所作為、建立自己的名號與地位（用線在江湖隱語說就是“揚名立萬”），不要干違反只屬于這個領域原則的事情。

　　“江湖”這個詞對后世影響最大。《水滸傳》中的江湖本來是游民生活的空間，這里本是干犯法紀、為非作歹的淵藪；而后世把許多非官方的場合都稱作江湖，特別是新派武俠小說把“江湖”浪漫化、文人士大夫化，人們幾乎不知江湖的本來面目。《水滸傳》中“江湖”的出現本來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但這個語詞也帶動了“江湖”的發展，推動隱性社會的運動。

　　E，上梁山與逼上梁山

　　后世能和“綠林”齊名、并作為民間武裝反社會力量稱呼的是《水滸傳》的“梁山”。自從“水滸”故事的“梁山”這個詞產生后，它就不是那個坐落在今山東省的小土山包了。它成為造反者的圣地、給許多武裝反叛者以想象力，成為他們敢于把造反事業堅持下去精神歸屬。

　　《水滸傳》描寫了和塑造了梁山的形象，為了說明“上梁山”的合理性。書中從第七回起敘述了好漢林沖被迫上梁山的過程，通過這個故事讀者把同情心都交給了林沖，并從內心贊同他這個選擇。“逼上梁山”這個詞就是這樣產生的。這就給了現實生活中許許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得不到伸張的人們以勇氣。 “上梁山”與“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過程與歸宿。

　　F，不義之財，取之何礙

　　這是智取生辰綱之前晁蓋對吳用說的話，指他們即將劫取的“生辰綱”。劫取財貨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滸傳》之前沒有如此理直氣壯為這種掠取作辯護的。這個道理在“水滸”的語境很容易被讀者接受，蔡京、梁中書都是臭名昭著的壞蛋，他們的錢財也多是搜刮老百姓來的。但是自《水滸傳》以后，這個道理被下層民眾所接受，并且成為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實際上，盡管在它產生的具體的語境上有幾分合理性，但總的說來，它仍是“強盜邏輯”。 “劫富濟貧”只是游民的反社會活動中尋求社會下層民眾普遍支持一種手段。

　　G，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塊吃肉

　　這段話是吳用邀請阮氏三兄弟參加劫取生辰綱時，阮小五對吳用說的贊美梁山好漢的話。這也表明了下層社會的人們對于物質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面一點的話，加上前面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這可能就是他們全部的精神與物質追求了。下層社會中的老實者，但求一飽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杰”之士的要求就會高一些，食肉飲酒就是他們對生活最大向往。從物質層面來說，實際上“`酒、肉”本身還有精神層面的意義。“成甕”“大塊”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質彬彬文人士大夫和循規蹈矩的人們所敢問津的，它帶有尚武之風、帶有一股豪氣、或者說蠻氣、這正是那些敢于與主流社會抗爭人們的色彩。這樣它的刺激不僅在于饑餓者的腸胃，而且更在于那些畏葸退縮者的肝膽，鼓勵那些缺少衣食的游民去挑戰現實秩序，武裝抗爭，實現自己的追求。

　　清末的梁啟超有一段話說的很好：

　　今我國民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源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團者起，淪陷京國，啟招外戎，曰：惟小說之故。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

　　這段話說的主要就是《水滸傳》。如果我們深入研究一下這些下層民眾組織的內部文獻，就可以發現他們從理想到組織、從觀念到語言幾乎都是借鑒《水滸傳》的。

　　H，其它

　　其它還有上面說到過的“忠義”“替天行道”“招安”。這些與上面說的“好漢”“義氣”“聚義”“上梁山”“逼上梁山”“不義之財，取之何礙”等構成了游民與武裝抗爭者的話語系統。這里包括他們對自己的認知與評價、他們之間聯合與合作道德原則、他們結合在一起對抗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如何對待統治者的鎮壓的方法等等。這些話語既是他們對抗主流社會時的心理支撐，也是他們應付社會現實的手段。上面所引的明末左懋第“題本”還說《水滸傳》一書：

　　“有強力而思不逞”的人們也被《水滸傳》解除了精神束縛，使他們意識到對于既定的社會秩序反一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梁山好漢不是已經這樣做了嗎？最后他們還都成為了官員），從而大膽地走上造反的道路。兩種影響中對心理的影響是更為重要的。

　　晚清的四大“中興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說“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轉因自《水滸傳資料匯編》）。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它還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會的人們對那些鋌而走險的抗爭者產生幾分理解。他們認識到這些造反者并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明末鄭敷教的筆記中記載了他在黃河中遇盜的情況，群盜必欲殺之，但未得到首領的批準，終被釋放，他在筆記中感慨的寫道“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轉引自《水滸傳資料匯編》）。這也是通過這一套話語系統實現的。

　　話語不僅形成物質力量，影響著此后的社會運動，實際上它也是一種思想，《水滸傳》的獨特話語表達的是敢于通過武裝力量爭取自己利益游民的思想。這種思想也應該在思想史有它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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