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下的文學想象

大歷史下的文學想象

張頤武

當下的中國毫無疑問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可以發現，現代中國的許多問題、希望和困擾已經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轉換，我們的舊的問題并沒有消失，而是轉到了一個新的框架之中，就像工業社會的來臨沒有取消農業，而是將它放入了新的歷史框架之中一樣，中國今天發生的劇烈的變化正是一個歷史的替代的過程，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新新中國”正在迅速地超越原有的中國“現代性”的宏偉的歷史框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歷史角色。

這一發展的核心恰恰是中國的全球化的進程打破了原有的“內”“外”的界限和中國的固有的失敗和屈辱的歷史角色，中國開始從自己的近現代歷史的規定性中解放，獲得了新的空間的定位，這一定位可能還并不完全清晰，對于它的評價也還有不同的視角。但變化帶來的新的中國的全球性的形象則是沒有疑問的。同時，中國內部的市場化也為這一變化準備了歷史條件。中國的巨大的勞動力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解放，他們開始在一個新興市場中追逐夢想，尋找新的可能的機會改變由于過去的匱乏帶來的巨大的壓力。而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的價格給了這個國家前所未有的機會。于是中國改變世界的歷程伴隨著冷戰的終結而意外地開始了。實際上，中國歷史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正是中國內部的變化和世界的變化的不可思議的同步的結果。在中國內部出現的跨出原有的匱乏和壓抑的時代的強烈要求，正好和一個正在到來的全球性的信息時代所由于交易成本下降而產生的大量的剩余的資本有了一個歷史性的接合。中國人民的消費的渴望和勞作獲得更多收入的熱情和資本的共舞帶來的結果讓世界和中國共同改變。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其實對于歷史的這一走向并無明確的意識，當時我們還曾經以南斯拉夫的經驗作為中國發展的榜樣，也曾經以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作為一種訴求，“新時期”的歷史也曾經展開過不同選擇的可能，但從今天回首望去，南斯拉夫已經消逝，“十七年”也在歷史的另一側的遙遠之處了。中國歷史其實由于全球空間的變化而展現的活力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時代的最佳的表征。這里的“大歷史”的變化可以說是出現了黑格爾的“理性的詭計”的結果。這里出現的中國的“脫貧困”和“脫第三世界”的進程可以說是新世紀中國的新的不可遏制的趨向。中國已經展示的新的形態無疑已經超越了現代性歷史的限定，展開了新的篇章。

這里的新的歷史對于過去歷史的超越其實是空間的支配作用的后果。我們原來在一種黑格爾式的“世界史”的立場中，預設了歷史的目標和實現的途徑，這也就是五四的“新文學”所賦予我們的宏大的歷史意識。我們認定我們自己在一個統一的世界史中的落后，我們試圖通過幾代人的艱難的集體的奮斗和對于世界秩序的反抗而獲得一種中國的歷史目標的實現，這一歷史目標就是中國的富強和個人的解放。我們為了這一目標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和犧牲。我們一面充滿了現代歷史所賦予我們的悲情和屈辱，中國在現代歷史中的失敗的歷程讓我們的現代歷史充滿了一種“弱者”的自我意識，一種在他者限定的秩序中不斷挫敗，卻不斷抗爭的悲壯的歷史意識使得我們不得不將自己設定為世界秩序的反抗者。另一面我們將階級的“弱者”意識和民族的“弱者”意識進行了縫合。中國的底層人民的反抗壓迫者的“弱者”的階級斗爭也相當程度上等同反抗世界帝國主義的中華民族的“弱者”的民族斗爭，兩者是一個同樣的問題。這兩個方向使得我們的“弱者”意識得到了強化。我們在整個“世界史”中的被動和屈辱的角色不幸地被鎖定了。雖然我們的反抗和斗爭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和獲得了歷史的肯定，但顯然我們的歷史目標還沒有獲得完成，我們的“未完成”的現代性的焦慮一直是我們的文化的中心主題。我們一方面具有強烈的“弱者”意識，另一方面，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正是這兩種意識決定了我們的“現代性”的價值觀和倫理的選擇。而我們在對于一種“世界史”的思考中所設定的文化想象中所試圖達到的卻一直沒有完成。這是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最大的焦慮。

但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這一中國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前期”到新世紀，新的中國的發展卻完全超越了這一歷史的設定和焦慮。我們發現中國當下的發展卻是在兩個方向上獲得的：一是在對于世界秩序的參與中，二是在普通人爭取財富，改變人生的努力中，中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也獲得了百年現代史中最為清晰的“和平崛起”的歷史機遇。在這里，現代中國所并沒有歷史境遇卻由于空間的轉變已經來臨，歷史 超出了我們預設的途徑，似乎進入了一個完全的意外，但其實這也是“大歷史”本身的轉變 的結果。中國歷史超越了原有的“弱者”意識和“反抗”意識，獲得了意外的發展。這種發展伴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已經完全明確了。盡管目前的中國仍然面臨著多種挑戰，但無論問題或進展都已經在一個新的全球結構和新的中國情勢中發揮作用了。

這種變化使得“新時期”和“后新時期”的文化轉向了“新世紀文化”。這種“新世紀文化”完全超越了“新時期”對于今天的想象。這當然也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后新時期’的有關文化選擇的爭論作出了結論。十年前，知識界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的“人文精神”的大討論，一些對于未來充滿了悲觀情緒的知識分子焦慮于在新的市場化的環境下是否會出現一個社會崩潰的“曠野上的廢墟”，并為此發出異常激烈的“抵抗投降”的狂熱的呼叫的時刻；是一些人對于急劇市場化和全球化 的未來把握不定，也對于中國的前景猶疑困惑的時刻；這也是另外一些人對于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更加明智的分析的時刻。于是知識分子的大論戰正是凸現了人們對于未來的不同的思考和觀察。1995年的時候，中國剛剛進入所謂的“后新時期”，消費社會才有了一個雛形，社會還處在剛剛處 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前期。中國的發展的許多今天看起來簡單的事實，在當年還是不可思議的奇跡。今天看來所謂“后現代”，所謂“全球化”對于文學界來說，都已經是沒有多少新意的老生常談了，已經成為任何一個談論文學的人沒有辦法逃避的常識。在當年卻仍然是受到了眾多的置疑和追問的難以接受的事情。這里的十年進程的背景是異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國的高速發展帶來的“內部”的日常生活的變化完全超越了原有的“新文學”在“新時期”的構想和預設，另一方面，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的鏈條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無法想象的獨特性。一個“新新中國’對于”新文學”的多面的、復雜的沖擊我們已經無法不正視了。十年的光陰正是宣告了全球化和市場化新的時代已經由開端到成熟的過程。十年過去，塵埃落定，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和那些悲觀的預言完全相反的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新新中國”。

文學領域的深刻的變化正是在“新世紀文化”之中發生的，這些變化非常豐富和復雜。但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基本的軌跡已經超越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歷史規定性，有了自己的新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舉出幾個變化的方向：首先，文學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文學不再是文化皇冠上的明珠，中國現代性所標定的文學的巨大作用前所未有的轉化了。其次，一種中產化的新的文學開始出現。這種文學一面高度地“純化’為一種“純文學”，另一面則轉化為一種中等收入者的文化想象。再次，文學高度地青春化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趨勢。小說隨筆等類型越來越受到他們趣味的決定性的支配。這些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時代出生的人和當年在匱乏中出生和人們的差異性相當大。他們注重感官的滿足，注重即刻的，現實的感性的體驗，同時又不能不投射成人世界對于他們將來成長為新的優秀勞動力的期望。需要即刻的消費滿足，又在成人世界的面前有強烈的挫折感和逆反的意識，這構成了一種文化趣味。他們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敢于消費的一代人，他們的趣味支撐了郭敬明、春樹、韓寒的作品的持續的熱銷，創造了整個一個巨大的文學市場。在“中產化‘的成年人越來越遠離文學的同時，年輕人的莫明的文學趣味開始影響和支配了文學。他們的影響力前所未有地凸現了出來。我曾經點出的“尿不濕”一代的崛起。他們這些從出生開始就進入了中國較豐裕時代的年輕人已經登上了圖書閱讀的大舞臺，而且一出手就站在了舞臺的中心。他們的趣味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其實這些變化的深刻性都來自一個新的“新世紀文化”的力量，也來自一個“新新中國”本身的變化。我們只有從這里開始新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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