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革“武漢7·20事件”若干流行說法的存疑

讀《微行》一書存疑

書生意氣

1990年代以來，文革歷史紀實、回憶，漸成氣候。其中得以采訪文革風云人物，記錄中共高層文革政治活動，洋洋灑灑，捭闔縱橫，漸成大觀者，南有葉永烈，北有權延赤。二者比之其他人，率先披露許多未為人知的上層斗爭細微末節、內部消息，一時也獨領文革紀實文學風騷，一些重大歷史情節與論說，被正史、野說和演義一引再引，人云亦云。對于文革這十分敏感，慎之又慎的寫作、出版，惟獨葉、權所向披靡，學者文人論及歷史，也常常引證葉、權提供史實和人物話語；“南葉北權”似乎可以成為文革研究。

我在90年代讀了權延赤的《微行——楊成武在1967》（廣東旅游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為該書披露重大歷史事件和中共領袖人物言談、決策事實所感染，以為歷史就是如此的了，特別是楊成武將軍（他為該書提供主要回憶素材；也是我自閱讀《紅旗飄飄》以來就十分崇敬的共和國將軍），在其他場合也通過口述記錄形式，讓其他作者撰寫了類似的史實題材的作品，它們包括了楊的回憶、毛的話語，加上作者文字演繹，歷史與演義混為一體，我都以為是歷史事實了。而許多研究文論、文學作品乃至戲說演義、街頭巷尾報刊讀物，涉及武漢事件，也從楊將軍公諸于世的毛澤東、林彪——其他軍政領導的言行、內心描述，一引再引，輾轉復制、演繹。

但一些關鍵、細節和地方，總是有些疑問，久久不明，需要求教大家：

1．第一版《微行》的第5-9頁，記錄、演繹了毛澤東讀《通鑒》，而且就在宣布決定南下武漢的1967年7月13日，毛正在讀《通鑒》，卷七，秦始皇聽盧生講微行以避惡鬼，卷十一，陳平建議漢高帝“偽游云夢”，待圖謀反叛的韓信“謁而陛下因禽之”，高帝以為然，遂南行陳縣擒韓。權文說（毛澤東）當時正盤算，“現在誰是謀反的‘韓信’”？眾老帥不會是，青海趙永夫、內蒙軍區的“驕兵悍將”、云南趙健民？“毛澤東搖搖頭，心有疑惑……結論不忙下。何況，這些地方成不了大氣候”。但毛“目光停在‘吾將南游云夢’，久久不移”。“陳再道將兵數十萬，為一路諸侯，成一方氣候”。加之，林彪說對北京、武漢軍區不放心，中央文革說陳“是武漢的譚震林”。毛“一次次自問：‘陳再道會反對我嗎’”？“他不相信。但也不放心”。作者云他訪問了毛身邊的護士孟錦云，孟提供的證明是毛重視讀《通鑒》，就在南巡武漢前夕他正在讀權文所說的卷七、卷十一。毛澤東是借讀史運作文革實政？權文語焉不詳。但權文首次在國人前演繹了一大段毛澤東似不光明的心理活動，毛澤東似乎用謀反的韓信“借古諭今”來懷疑陳再道司令員，或許是林彪與中央文革的傾向影響了毛？是他就從古史經驗來搜尋需要整肅的將帥？況且，權文在第12-13頁，引用孟護士在90年代初回憶的毛澤東的話，說秦皇以為焚書坑儒就天下太平，結果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是文化不高的人帶頭造反了。似乎，文革從文化教育界開始，現在更要考慮的是粗人軍人造反了。權的演繹和毛的思想，那一個更符合客觀真實？

筆者絕對相信權同志紅旗下出生、長大，他完全是擁護熱愛毛澤東的，不會在毛澤東身后毫無根據地來揣測與污蔑偉大領袖。筆者也絕對相信孟護士尊敬毛澤東，決不會在毛身后無中生有；而楊將軍對于這段文字，雖無口述的義務和責任，但對這本書不會不認真地考慮和斟酌，因為這書敘述記錄了他居于中共頂峰的風云活動，可能是他一生最風光的幾個月！不講對中共政治歷史負責，至少要對他自己負責。那末，他似乎也以當事人身份，同意權的分析，或者旁證了當年毛南下武漢的全部動機、心理。相信其他的讀者也是這樣，大多信賴了權延赤的披露分析不是演義，而是信史。

這樣來看，鑒于歷史的經驗教訓，似乎毛澤東比林彪和江青更明確地要收拾武漢軍區的陳再道，他的理由是什么，是時下批判毛的——他根據封建帝王的歷史經驗，要收取打江山功臣的權力，良弓藏走狗烹？是陳將軍確有反叛之意或真有什么重大不忠問題？還是僅僅陳再道對他的文革意圖很不理解和抵制？而該書的主體傾向，又認為林彪、江青陰謀策劃了“武漢事件”。國內近30年來的官方主流傾向，是林、江合謀制造了“武漢事件”*。所以該書的兩種意向是完全沖突的。進而，這與權同志肯定毛的文革初衷，權記錄毛對楊成武說“重心在轉向軍隊，是當局了”又如何銜接？楊成武認為王力等文革要員理解“當局了”為重點解決軍隊問題，抓軍內一小撮；而認為毛澤東是要穩定軍隊、依靠軍隊穩定全國的意思。

疑問在于：權文大量表述了毛澤東的思考（實例不一一列舉），反映的是否毛澤東的真實原意？是毛澤東當時如此去思想的還是權同志臆斷猜測的？既然說陳司令是無辜的，毛澤東去武漢是為了保護他過關，為何毛澤東南下又要提防韓信一類的人物？以上回憶和分析能否作為信史的參考？本人這里撇開對文革和毛澤東的價值判斷，僅僅是確認：是不是，有沒有？對于武漢事件的這些重大背景的是與不是，《微行》語焉不詳。

2．關于軍委十條命令的出臺。權文說：“四月六日，林彪、關鋒、戚本禹又針對‘軍委八條命令’下達了一個‘軍委十條命令’，明確規定了……”（第18頁）這樣表述，是否準確？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所披露，毛澤東在1967年4月4日就林彪送審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稿作了批語，并對第一、三、四、六、七條等內容親自做了文字修改，4月6日，又對林彪送審的修改稿做批語。兩次批語先后指出印發軍區會議同志征求意見，修改后即可發出，再送中央常委碰頭會議討論批準，即可發出。該文件草稿的確是林彪口述，秘書記錄起草，送關鋒斟酌，關、王、戚商量、修改，林送毛澤東審閱。問題是文稿送到毛澤東，毛和中央其他領導，根據當時在軍隊介入文革運動中實際出現的情況和他們的認識，反復研討了此文稿，毛澤東做過認真修改，文件又印發提供軍隊同志征求意見。就如大家之說，文革期間政黨運作決策程序再怎么不正常，但該文件的出臺，過程與手續本身還是比較正規和完善的。權文將十條出臺歸咎于林彪和關、戚，再將前述八條和此十條完全對立起來，是否歷史、科學？曾熱中于制訂八條感謝毛澤東批準八條的林彪，后來為何又主動提出十條，如果林彪草文售奸以“亂軍”，毛澤東為何會支持他？作為武漢問題的一個前期背景，作者沒有真正說明。

3．關于4月27日軍委擴大會議結束林彪對陳再道、鐘漢華下逐客令問題。第19-20頁說，林彪“早已把陳再道列入‘軍隊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揪出來燒掉’”，所以“他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參加慶祝‘五一’節活動，唯獨對陳再道、鐘漢華下了逐客令：‘沒事了，你們可以回去了’”。實際上1967年慶祝五一節，涉及許多老同志的待遇問題，所以毛澤東提前半月就委托周恩來籌備有關事宜，確定參加活動、上不上天安門問題，周親自組織有關活動，給老同志和造反派群眾做工作。整個安排，是周恩來在總理之中。林彪在文革中許多大事也不了了之，何以就什么軍隊領導人去留（北京）做具體指示？林彪下逐客令之說有何根據？況且，蕭華、楊成武當年是周恩來處理軍隊事宜的左右手，在五一前，蕭上將早已經成為扶不起來的天子，自身命運難保，唯一可以幫助周恩來處理軍委日常事務（包括進退、上下、出入）者，惟楊上將也。如果是周不同意武漢軍區領導留下參加活動，太不符合實際，他也不會就一個司令員出此懲戒辦法；而當時研究確定軍方問題，周恩來又要聽楊上將意見，他是當時最知情的人。可以參考的事實是，五一晚宴之后的大廳里，三軍、三總部、大軍區眾將軍簇擁著微醉自得的楊代總長，如眾星拱月；楊應該最知曉諸將中為何沒有陳再道的底細。似乎楊沒有口述給權延赤明確的史實，或者默認他成文來譴責林彪——對陳司令下逐客令。當時提議和決定武漢軍區領導不予參加五一活動的，究竟是什么重大人物？他為何對陳再道態度如此苛刻？從權的文字順序，似乎是江青4月對武漢軍區雷霆震怒直接聯系著林彪的逐客，兩者有因果關系而且是歷史必然嗎？即便源出江青，具體是誰去照辦的呢？

4．7月14日楊成武抵達武漢情景。該書第60-61頁，講楊成武帶著“毛澤東親自南巡，‘中央文革會不鬧事嗎？’”復雜的心情，將毛澤東送到武漢東湖梅嶺一號，顧不得休息，直奔周恩來住地“百花一號”，楊向總理敬禮，匯報“主席已經安全到達”。筆者最近讀到另一回憶，是當年隨謝、王在14日中午已經到達武漢的中央文革辦事組張根成的回憶。張說*：“晚上，總理正與三軍領導開會，汪東興、鄭維山走進東湖百花一號，一路走一路開玩笑說今天就只抓住一個扒車的是鄭維山……張報告汪東興到了，總理出來問汪：‘到了’？（按：指毛澤東到達了）汪東興答‘到了’。周隨即宣布散會，夾起皮包就去毛主席駐地”。從張的回憶，是汪東興與毛澤東抵達之后，去總理住處，總理得知毛澤東“到了”，立即就去毛澤東住地。究竟是楊先見周，還是汪先去周恩來處？

接著，是權文引用的楊的回憶，說周恩來先聽楊匯報路上情況，并未談到周去毛澤東處。特別是從楊看來，周“眉頭微微一皺……似有心事地望住楊成武”，講述謝、王、余也到了武漢。楊聽后一怔：“他們怎么過來了？碰頭會上并沒有讓他們過來……”。周解釋，謝是他飛武漢前打電話叫來的，而“王力在重慶聽說后，給我來個電話，也要來武漢”。既然如此，楊并不掩飾心中的反感，問周恩來“他來干什么”？這段記載，給讀者留下事后孔明似地過分渲染周恩來與楊本人實際情緒的印象。聯想起楊成武在1967年7月14日見王力之前已經擔心中央文革會鬧事的預感，究竟是歷史真實還是事后的附會——甚至是口述整理者自己的附會？楊成武在當時，與中央文革工作配合得并不錯，對江青也是十分尊重和推崇的，他憑什么擔心中央文革要鬧事，又直接對周恩來質問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漢干什么？周恩來憑什么說王力打了電話“也要來武漢”？從武漢事件之前情況看，周恩來毫無必要也沒有根據，在楊成武面前過分表示對中央文革的憂慮，更不會無中生有說王力自己要求到武漢。因為召謝富治到漢，電話是周打的，謝請示在重慶的其他人如何辦，周要求一起到武漢，他何苦在楊前面去演示自己對王力有反感？作為參考，也不妨看看與此有關的張根成的回憶**：“謝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在含等一行先去云南，臨行，總理還專門安排就住在昆明軍用機場。6月底出行時，就沒有去武漢的任務，中央文革沒有去解決武漢問題的準備，謝富治、王力并沒有攜帶與武漢問題有關的文件材料。一行人大約是7月5日左右到成都的，13日剛剛到重慶。當晚，總理打電話給謝富治，要謝務必14日趕到武漢，執行任務，也未說明是什么任務。謝問中央代表團的人怎么辦？總理說一塊來。王力與眾人議論剛到重慶，任務還沒有完成，怎么又要趕到武漢？謝、王讓張根成給中央文革辦事組打個電話問問情況；關鋒接電，說：‘去了就知道了，電話里不能說，聽總理安排，沒有討價還價余地’。”據張回憶，當時王力并非賴著要跟到武漢（大家并不知道是什么任務），甚至還想留在重慶處理事宜，所以叫張打電話詢問。實際上，王力自己并未與周恩來打電話。今天平心靜氣來看，周恩來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完全沒有必要對自己部下的謝、王一行反感，以至去編造王力自己要求到漢的話，楊成武在當時并不知道毛、周的全部安排，也沒有必要聲明自己在7月14日就反感王力的來到，似乎已經預感王力要出紕漏。

那末，這段文字，是楊將軍把后來自己的想法轉移到1967年了呢，還是口述的記錄整理者的話語導向呢？特別是，待罪之王力，就此問題還寫有回憶錄，也給中紀委寫有申述（筆者不引證他的有關自白），對于當年的事情，是王力在撒謊洗刷自己責任，還是楊將軍或權記者說過了頭？

5．其他幾個具體問題。

1）第85-86頁，說謝富治在7月19日早飯后“一臉惶戚”找楊成武傾訴到水利學院看造反派以后，（他們）又鬧起來了。這段文字可能記載的不是歷史事實。謝、王一行的確在送走周恩來后，到水利學院去亮相表態了。他們回到東湖躺下休息已經是19日凌晨快4點了。聚集在水利學院被謝接見的造反派也總得歇息片刻，他們除了歡呼“毛主席派來的人和解放軍”，除了有人（省直造反派）將謝、王講話錄音在天明以后拿出去播放，大概是沒有“鬧起來”的。上午，武漢三鎮多處播放謝、王錄音，兩派并未沖突。在19日早飯前后，迄至午飯前后，武漢的造反派、百萬雄師都沒有鬧，他們在考慮對于中央首長的講話采取什么態度。謝何來的惶恐？謝是自以為正確的，他在19日晨惶恐什么？謝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楊是代總長，而且當時的分工，楊將軍與三軍領導主要保護毛澤東安全，沒有參與做兩派群眾工作；謝、王要面對群眾做工作，協助解決武漢問題。謝富治憑什么去找楊成武傾訴自己可能在群眾工作中闖禍了？謝、王初知情況不妙，已經是19日下午，那時他們在軍區會議室講話教育教訓軍區師級領導干部，軍區大院外有省直造反派在播放謝、王在水院的錄音，大院內有一群獨立師的戰士起哄，要求澄清所謂“四點指示”。這些情況被工作人員得知，匯報給他們，但他們根本沒有當一回事，王力還反問“怎么？有什么問題嗎”，謝富治在會議中與會議后也困倦去休息了，沒有多少恐慌不安。所以楊成武在19日早飯后警告，謝富治王力“幾句話”就把總理的努力破壞了，“我看你們怎么向主席向總理交待”大致不是當時事實，而是后來的心態，或向權記者口述時的心態。

2）第92-93頁，說謝富治在7月20日早飯之后（“日上三竿”），又匆匆向楊傾訴“出事了”。謝說“韓愛晶、譚厚蘭他們幾個也被擁出去了”。這點十分令人困惑：韓、譚二人，根本沒有到武漢，就談不到被百萬雄師擁走的事實。謝帶到云南、四川重慶，又到武漢的紅衛兵，是北航井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他們相處二十多日，謝起碼不會把姓名弄錯。對楊來說，當年是真心實意相信毛澤東和江青，支持紅衛兵造反的軍委領導同志，北航紅旗自認為有楊將軍這樣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后臺；楊與北航紅旗有較為密切來往，還參加北航革命委員會成立活動，他早就認識韓愛晶與井崗山（一、二號頭頭）。井崗山與他在東湖百花院相處數日，“720”出事時還在他與謝富治之間奔走聯絡（井去楊處，楊、余、李作鵬和三軍作戰部領導議論從各處調兵趕來武漢事宜，并不避井；井見情勢，自行離開百花一號），他怎么會弄錯人？特別是北師大的譚厚蘭，更是不沾邊，楊成武當時正當壯年，怎么可能把兩個學校的人物弄錯？如果說楊在口述時年事已高，可能把學生姓名說混，為何還談不到年事已高的權記者，會出這種“不硬不軟”的“筆誤”？如果是1967年才幾歲的人，未經歷文革實踐，僅僅從文字材料看文革，有可能張冠李戴；作為研究者也不會不詢問當事人，多少總得做點考證。口述歷史不是評書演義，時間、地點、人物、言行都得基本準確。權記者是當年北京的大學紅衛兵，多少也是見過場面的頭頭，又在論說文革，不會不連北航、師大的學生頭頭姓名都不清楚，為什么出現這種屬于硬傷的“筆誤”呢？謝將軍緊張了說錯嘴，楊將軍年齡大了說錯嘴，讀者都可以原諒。但親歷文革的一代人，且做過文字斟酌，就很難令人明白一個小地方可以如此張冠李戴，那論說中央高層領導人物、言行的文字，準確性與置信度會如何呢？

更值得強調的是：是否楊真是到“日上三竿”才知道出事了？聯系史料，并參考當事人之一的張根成回憶，20日凌晨1點多，汪東興急電百花二號，說有人在沖擊賓館北門（靠近毛澤東所在的梅嶺），張去現場觀察并見軍區保衛科科長勸阻來人，汪就在附近密切觀察（8341指戰員已經作了應急準備）；張回去報告王力，馬上通知軍區值班領導，葉副政委答應派40名干部來加強工作；三點許，29師張政委率部趕到。此前，汪再催“不行啊，怎么沒有見增加人啊”。王力忙叫叫醒謝，謝邊穿衣服，邊說趕快把賓館造反派頭頭叫來，先將內部造反派穩定住，叫大家不要亂，免得群眾發生沖突。時天已蒙蒙亮，院子里已經有人沖進來了。王力叫張快去通知住百花一號的楊成武，張從后門跑到一號（兩樓相距約200米），楊起身說：“那怎么辦？那主席那邊？……”；按原來決定，楊被要求不要暴露身份，張說“主席那邊汪東興知道；你不要暴露”，楊道“那我們就不出去了”。很快人群沖進二號樓上，大叫“誰是謝富治”？從時間發生順序看，張是在天已經蒙蒙亮，百花院已經沖進“百萬雄師”時去通知楊成武的，楊怎么不知道院子里出現情況？四點多，武漢軍區領導被叫到現場，五點多，謝富治與來人在二號樓后面草坪進行交談與交涉，情況略有緩和（草坪正對一號樓，楊的住室在樓上）；六點前，從西門（靠近百花院落）沖進31車持槍的獨立師軍人（其中軍用卡車21輛），氣氛緊張起來，開始打人抓人。抓人時，院子里已經人聲喧嘩，一號樓的警衛、領導，連服務員都會知道情況不妙，何況是職業軍人？保護毛澤東安全是楊為此為大的任務，將軍首先想到的是“那怎么辦？那主席那邊？……”，即便不叫他去暴露身份，他可能在張根成報信后再安然入睡嗎？他與汪、謝不會電話聯絡嗎？他會從天蒙蒙亮到“日上三竿”還能心平氣和，端坐用餐嗎？謝、楊在上午當然是當面交換與商量過情況，當時住在百花一號的三軍、機要同志，健在者還有好多位，他們的記憶會是什么？是否將軍把當時情景遺忘？

3）第106-107頁，楊成武上將在漢口機場調飛機問題。文云楊成武護送毛澤東到漢口機場，“機場并不象吳法憲報告的那樣，沒有‘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造反’的軍人”；讀者弄不清楚，是否吳司令謊報軍情——而且是在毛澤東將轉移的時候？事實真相是，20日下午，聞訊周總理要到，的確有數十車群眾和軍人沖進漢口軍用機場，要求見周，有的卡車甚至停在跑道上。勸阻之同時，機場同志報告武漢空軍司令部，武空報告軍委的空司吳法憲，北京通知周的專機在武昌山坡著陸；漢口機場的人群后來也就散去，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在周恩來的指揮下，武漢軍區的孔慶德副司令、空軍劉豐副司令親自安排、警衛毛澤東轉移漢口機場事宜；機場情況自然是武漢的人最清楚，北京的吳司令來報告什么？機場當然是無外人的，百萬雄師和獨立師也總得睡覺。這里是否將20日下午的事“粘貼”到21日凌晨了？

另一方面，周恩來親自指揮空軍政委余立金，專門落實毛澤東飛離武漢事宜，余在毛澤東抵達機場前后，已經和正在落實毛澤東的專機與護衛飛機（他到武漢主要任務也就是此事）。權文說楊成武親自去落實飛機，而且專機師的大隊長并不知曉楊焦急的一切，冒出來最好的飛機是謝富治要用的怪論（王進忠此前未見楊成武，總知曉周恩來、余立金有交代吧，專機是統一安排調用的，怎么會成為個人專機，專為中央首長服務的王團長，何能出此幼稚之言）。甚至，在楊以總參謀長身份教訓一個專機師大隊長同時，毛澤東本人就已走過來，楊匯報主席，“我們就要坐這架飛機”！在權延赤筆下，詳細介紹了專機調動的程序，但總參謀長卻像臨時在總指揮一場兒戲。不知道飽經風霜的專機師和王大隊長如何看待這段記載？

“720事件”專機組的回憶文稿說：周恩來20日到達山坡機場，對專機要求：“你們就在飛機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隨時準備起飛！”“已經通知，晚飯送到飛機上來，”……隨后機組接到命令，3架伊爾一18飛機立即飛至王家墩機場。……后來，空軍政委的秘書向機組傳達命令：“機組原地休息待命。”大家就在機場招待所和衣而眠，迷糊了一覺。21日凌晨4點……命令下達：“準備馬上起飛！”

……上午9點鐘一余立金來到機場，徑直登上王團長駕駛的那架飛機，當發現飛機上全是座位沒有包間也沒有床位的時候又急忙離開這架飛機，朝著副團長潘景寅駕駛的232號飛機跑去（按：余立金剛使用232號后不久）……此刻，毛澤東乘坐的小車來到機場，正在待命的潘景寅看到之后手足無措，忙不迭地跑到王團長身邊報告，然后回到自己駕駛的232號飛機上，緊接著毛澤東登上了232號飛機。

回憶稿說是空軍政委余立金親臨現場組織指揮飛行任務的。

輯有此次飛行回憶（王進忠大隊長）的《絕密飛行》（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說：（天黑后，專機從山坡起飛在王家墩著陸，見從云南飛回的潘景寅的專機）很快，潘景寅和余立金的秘書到了機場，秘書向我們傳達余立金政委的指示：“原地休息待命”。

凌晨4點，（飛行員）房門被人推開……“準備馬上起飛”，一聲令下，僅用了二十來分鐘，3架飛機就全部準備就緒。（232號專機機長潘景寅匆匆走來）說：“主……主席……毛主席來了”！（按：此時潘已經得知是毛澤東要用飛機，專機組才知道周恩來給他們的使命）……

毛澤東主席由政委余立金陪同，已經登上了原由潘景寅駕駛的那架客機等候，情況不容我再耽擱，便急慌慌奔向等待著的主席座機。……

……領航員…高聲質問：“我們要飛到哪里去呀”？

緊急中，我們沒有經過任何有關部門的批準，沒有辦理任何必要的手續，甚至沒有航線，沒有目的地，完全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行動。

正在大家為難之際，余立金政委推開前艙門進來。“到虹橋機場”！

可見，在專機師的回憶里，空軍領導（政委、秘書、作戰部部長）是現場安排飛行任務的關鍵人物，不是事必躬親的代總長。權的記錄起飛前的回憶文字里沒有余，僅僅是到上海以后，毛澤東要楊去布置，指派空軍政委余立金與作戰部副部長飛返武漢，試問，空軍領導何時到的上海？怎么冒出來的？而且，權文說楊安排好一切，十多架飛機升上武漢的夜空，在21日11時到達上海。武漢七月的夜空，至少是凌晨五點以前，武漢到上海僅需1小時多一點，還有四個多小時，載有偉大領袖的飛機到什么地方去翱翔盤旋了？這個說法也與專機師說的——9點鐘余立金與毛澤東才來到機場很不一致。

請看1967年7月21日八點多（日影角約45度），毛澤東在機場支線的專列下與余立金談話的照片，楊成武陪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