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史研究的幾個理論分歧

關于中國史研究的幾個理論分歧

    

    歷史研究不能回避重大理論問題。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始終是全部史學活動的中心環節，即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談到社會歷史研究，曾特別強調：“在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領域一樣，應該通過發現現實的聯系來清除這種臆造的人為的聯系；這一任務，歸根到底，就是要發現那些作為支配規律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起作用的一般運動規律。”清代學者章學誠主張“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強調“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則從另一角度體現了史學在真理追求中的重要作用。
    一、社會形態研究：新中國史學標志性成就
    社會形態學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堅持社會形態學說，就必須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原理（即：“每一個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堅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認識社會歷史；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堅持人類社會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五種社會形態。
    自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以后，社會形態研究就逐漸成為中國史研究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成為推動人們認識中國歷史規律的一個重要窗口。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唯物史觀在中國史研究中指導地位的確立，對中國社會形態變遷歷史的考察就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中心環節。然而，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以后，隨著學術觀念的變革，一些學者對社會形態研究的看法發生了明顯轉變。在反思二十世紀，尤其是新中國史學發展史的時候，他們往往不能采取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態度，而是對新中國史學研究成就簡單否定，傳統的社會形態研究往往成為一些人肆意苛責、曲解、批判的重要對象。其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為五種社會形態說不符合馬克思的本意，是斯大林的概括甚至“杜撰”；二是認為人類歷史發展是多元的、以往史學界關于社會形態的討論采用的是邏輯優先的原則，忽視人類歷史的真實圖景。甚至指責說：當時的討論即便有將理論與史實相結合的，也是用邏輯剪裁歷史，而不是邏輯與歷史一致。有人為了破除五種社會形態分期體系，構建了遠古、上古、中古、近古，以及洪荒時代。族邦時代和封建帝制時代等名目繁多的新的分期體系。
    如果我們仔細研讀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著作，并對人類歷史發展的真實圖景做一客觀考察，就不難發現，上述兩種說法都站不住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斯大林確實是五種社會形態學說的較早、也是比較系統的概括者。1938年，由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中央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指出：“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態說雖由斯大林較早概括，但絕不能證明它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認識，剛好相反，它是對這一認識的科學總結。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重要著作中深人探索了人類經歷過的幾種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所有制。現代的所有制，并分析了社會形態演變的基本原因：“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是，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活動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可以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研究社會形態變遷問題的早期著作，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和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標志性意義。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進一步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20年后，經典作家關于人類社會形態的演變顯然具有了更加成熟而且體系化的認識。完成于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主要研究的是人類從原始社會向階級、國家時代過渡的問題。這部在歷史科學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著作，對社會形態演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在《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一章中，恩格斯明確指出：“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這實際上就是說：人類已經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四個階段。
    在該文中，恩格斯還明確指出：資本主義（近代雇傭勞動制）絕非人類最后一種社會形態。他指出：“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滅，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在文章的結束處，恩格斯引用摩爾根的預言，指出：“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復活。”
    因此，恩格斯盡管沒有明確提出五種社會形態說，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已經包含著非常清楚而且準確的五種社會形態 （包括其前后遞進關系）的內容，這就是：人類社會將經歷原始社會（古代氏族社會，恩格斯1888年在《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注釋中稱之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制、農奴制、近代雇傭勞動制和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即社會主義五個階段。那種將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完全歸結于斯大林，甚至將這種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刻意區別的做法顯然是不妥當的。
    應該指出，五種社會形態學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內容。離開了社會形態學說，歷史唯物主義就只剩下一些所謂的基本原理，而不具有完整而豐富的科學內涵。從純學術的角度看，盡管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民族沒有完整經歷過五種社會形態，但作為人類社會演進的基本歷史趨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五種社會形態的概括還是具有充分歷史依據的（對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后先相承的關系，以及它在世界歷史上的普遍意義，應該說是不難理解的）。和歐洲國家相比，中國確實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但這條道路在總體上仍然遵循著人類社會演變的一般規律。至少，中國經歷了原始社會、封建社會這兩個階段（至于漢族先民是否經歷過奴隸制階段，還可以討論，但奴隸制社會形態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則具有充分的科學證據）。有的學者用上古、中古等術語來劃分中國歷史階段，作為一種學術嘗試未嘗不可。但問題在于，社會形態是對社會性質的綜合表述，是對一個時代社會關系的高度概括。在學術界，上古、中古更多的是時間的概念，而不可能準確地表述一個時代獨有的社會性質。至于洪荒時代、族邦時代和封建帝制時代等概括，因其前后標準不一，界定模糊，更難以自圓其說。
    新中國五十余年，中國史研究最大的成就在于：史學界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角度，深人、全面地揭示了中國社會既遵循人類歷史演進一般規律，又具有自己鮮明民族特色的獨特發展道路。正是對社會形態的研究，將中國的現代史學和傳統史學、近代史學徹底區別開來。
    總之，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五種社會形態說，奠定了新中國歷史學的理論基礎，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形成的以社會形態分期為主干的新中國史學研究體系，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具有非常合理而科學的學術內涵。對這一體系的簡單否定，輕率拋棄，絕不是歷史觀的進步，而是史學思想與方法的倒退。
    二、中國社會停滯論的終結
    關于中國歷史是停滯的，還是發展的，現代史學界已經討論了幾十年。這種討論曾有力地推動了人們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認識，促進了史學研究的深人發展。而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也是在這種討論中逐漸完成的，這就是：隨著對中國社會形態變遷研究的深人，特別是對中國早期近代化研究的深人，中國社會停滯論在中國史學界逐漸喪失了其存在和發展的空間。
    就學術研究而言，停滯論發端于歐洲，較發展論具有更加悠久的歷史。在歐洲，關于中國社會陷于停滯狀態的觀點至晚在18世紀就已經存在。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曾這樣評論中國社會的停滯：“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于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于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態的報告，與500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相比，幾乎沒有什么區別。”。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在1787年出版的《關于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中，更對中國社會做出了非常尖刻的批判。他說：“拿歐洲人的標準來衡量，這個民族在科學上建樹甚微，幾千年來，他們始終停滯不前。我們能不對此感到驚訝嗎？就連他們那些談論道德和法令的書本也總是變著法兒，反反復復，詳詳細細地在同一個話題上兜圈子，干篇一律地吹捧那種孩童的義務。他們的天文學、音樂、詩歌、兵法、繪畫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樣，仍舊是他們永恒法令和千古不變的幼稚可笑的政體的孩子。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并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類似的觀點一直影響到今天的西方史學界，在少數學者眼里，甚至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結論！阿蘭·佩雷菲特所著《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前幾年在中國史學界頗為流行。該書用大白話講故事的方式，重復著從18世紀后期以來，在歐洲知識精英那里流傳著的古老故事：中國是一個停滯的，缺乏，甚至沒有創新的國家。如果一定要找出該書有什么新意的話，那就是作者將中國停滯的歷史一直拉長到毛澤東時代，認為中國社會從公元前3世紀直至20世紀以相同的方式重復著。而在國內學術界，停滯論也頗有影響。八十年代末，中國社會“超穩定”說曾盛行一時，這一理論的重要特點是直接搬用現代自然科學的系統論和控制論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根據這一理論，中國封建社會結構是一個“超穩定系統”，它通過“周期性的振蕩”保持其結構的穩定性，這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根本原因。而當時一些明清史研究者雖然沒有明確宣布自己是停滯不變論者，但從其片面強調清朝統治應對中國近代化滯后負責中，從其對清代中國思想、學術、城市發展的貶低性描述中，人們仍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對明清時期中國社會水平的估計是非常低的。
    然而，古老的停滯論無法經受住歷史研究最新成果的檢驗。現在，到了終結停滯論的時候了。隨著中國史研究的全面和深人，中國歷史停滯說正在失去市場。大量材料證明：中國社會一直在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對明清時期中國早期近代化的研究，不但從理論上，而且從史實上證明：從傳統走向近代，是中國社會內在邏輯的必然結果。
    當代中國史學界的早期近代化研究，是對當年資本主義萌芽研究和啟蒙思想研究的繼承和發展。“近代”一詞在中國早已有之（《戰國策》中就有“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殺之”等語），但作為具有特定涵義的社會概念（不是簡單的時間坐標），近代一詞起源于歐洲。從文化上講，歐洲的近代開始于文藝復興。16世紀末，“modern”一詞開始以“最近時代”的意義出現，此后，近代逐漸成為資本主義時代的代名詞。近代化，其本質是資本主義化，具體而言，它指的是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工業化、城市化和世俗化過程。如果我們對16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三百余年中國的早期近代化歷史進行比較深人的考察，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幾個事實：
    1、商品經濟和市場體系的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經濟和社會的面貌，市民階層逐漸成為具有重要影響的社會力量；
    2、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獲得明顯的進步和擴張，帶資本主義色彩的企業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重要推動力量；
    3、中國普通百姓的人身自由取得明顯擴大。粗略而言，政府對基層社會控制的削弱、法制的加強與國家統一的逐漸完成是同時存在的兩大政治趨勢；
    4、在觀念文化領域，一個新的傳統正在形成，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這就是人文主義傳統。人文主義傳統不但深刻地影響到了當時的知識界，而且影響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促成社會生活面貌的巨大變遷。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早期近代化成果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它為19世紀、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打下了原始的，但卻是必不可少的歷史和文化的基礎。下面兩個事實即能說明這一問題：一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最迅速的地區，工業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和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自發性早期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基本上是重合的。晚清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大多在清前期已經得到了充分發展。而不少在清前期已經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性工商業（像佛山的綢緞業、金箔業等），在晚清繼續得到發展，成為中國社會邁向近代的重要組成部分。還需指出的是，中國傳統工商企業的成熟發展，在客觀上為晚清新的近代企業準備了人才，即“中國人民是能夠迅速適應環境的改變的”，“他們過去所受的本地手工業的訓練，使他極適宜于工作”；二是晚清近代化的倡導者所提出的許多社會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清前期啟蒙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像魏源所主張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雖然系19世紀獨特時代環境的產物，但我們仍能從《四庫全書》編纂者提出的對西學“節取其技而禁傳其學術”的主張中隱約看到其歷史的淵源。更能從清初陳對初“兼中西之法，神而明之，則藝也，而進乎道矣”的卓越見解中，預感到近代中國知識界中西文化觀的基本走向。而近代民主、自由思想，和清前期以反對禮教束縛，反對君主專制為基本特征的反正統思潮，也是一脈相承的。因此，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出現的持續數百年的早期近代化，實際上為鴉片戰爭后中國近代化做了原始的、但卻是必不可少的前期準備。離開了這一長期而充分的準備，19、20世紀中國社會的進步是不可設想的。
    中國早期近代化研究不但徹底否定了中國社會停滯說，充分揭示了中國社會內在的發展潛力，充分證明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論斷的正確性。近代化研究得出了這樣一個歷史結論：近代化不是靠外力所能輸送的，資本主義侵略絕不可能給中國帶來自由、民主和富強！19世紀、20世紀中國社會向近代和現代的巨大轉變，其真正動力深藏于中國歷史和文化之中，從根本上講是當時先進的、愛國的中國人追求獨立、富強與民主的必然結果，并伴隨著時人對世界、對先進文明認識的逐漸深化而獲得發展。
    三、以科學的態度研究中國傳統文化
    從19世紀中葉以后，隨著中國和西方文化沖突和交融的加劇，如何處理中西文化關系，其核心是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就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尖銳問題，而學術界關于中西文化的討論則一直持續到今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史學界逐漸形成了中國文化研究的熱潮。其中，有兩種思潮值得我們高度警惕：一是以《河殤》為代表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潮，其特點是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鼓吹全盤西化；另一種是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其特點是對傳統文化全盤肯定，對儒家文化竭力美化，否定新文化運動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化變革。這兩種思潮在形式上相互對立，但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文化的指導地位，否定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
    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正確認識我們民族文化歷史和現狀的基本前提。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逐漸形成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這種文化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形成于鴉片戰爭以前，并長期延續的歷史文化，她是我們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的基石；二是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她是中國社會進步的精神碩果，是時代精神的新體現，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主導力量，體現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我們現在所說的優秀文化傳統，是民族文化的歷史結晶，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智慧寶庫。在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愛國主義是最重要的內容，是維系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紐帶。此外，團結統一、勤勞勇敢、自強不息、扶危濟困、尊老愛幼、樂善好施等優良美德，也構成了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其核心內容就是繼承和發展優秀文化傳統。
    研究中國的文化史，必須科學地對待傳統文化，特別是歷史文化，這就是要采取批判繼承的態度，也就是揚棄的態度。恩格斯指出：“因為問題決不是要簡單地拋棄這兩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內容，而是要批判它，要把那些在錯誤的、但對于那個時代和發展過程本身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義的形式內獲得的成果，從這種暫時的形式中剝取出來。”對傳統文化，史學界需要采取的正確態度是：一是要繼承，但更要發展，要創新，要大膽突破各種形式的束縛，推動我們的文化與時俱進。二是要堅持實事求是，決不能對傳統文化脫離歷史實際，恣意溢美，更不能為迎合一時的現實需要，對歷史上一些文化現象進行非科學的索隱、引伸。還需指出的是，對傳統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研究者必須予以高度重視。應該承認，和世界其他任何文化一樣，在我們的民族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糟粕，例如：封建主義殘余、資本主義腐朽思潮、極“左”思想，等等，在不同程度上仍影響著我們的精神生活。固步自封、不思進取，宗族勢力、江湖習氣、愚昧迷信，等等，仍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社會的進步。科學性是歷史研究的第一前提，以客觀的態度，理性而公正地對待我們的歷史和文化，應該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總之，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就是要拋棄落后，剔除糟粕，繼承優良傳統，推動文化創新。歷史學在這一過程中，是大有可為的。
    四、邪教與農民起義：必須分清的歷史是非
    歷史研究，不能沒有自己的價值評判體系。那種認為歷史學，不過是用白描的方法，發現或“再現”過去的說法，不過是一些缺乏史學素養的人一廂情愿的夢囈。事實上，真正的歷史學家從來都具有自己鮮明的是非觀，有明確的研究動機，“述往事，思來者”。章學誠嘗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況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即充分反映了傳統史學的價值取向和經世功能。而當代中國歷史評價，應該堅持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衡量歷史的是非，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終歸宿。從這一觀點出發，我認為有必要充分重視對農民戰爭的研究。
     應該說，最近這幾年史學界關于農民起義的研究似乎比較沉寂，但思考卻沒有停止。原因很簡單，秦漢以來屢屢爆發的農民反抗、農民起義，深刻地影響到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不了解農民，不了解農民起義，就不可能懂得中國歷史的實際。
    農民起義，確實很難稱得上是真正意義的革命。因為它要推翻的只是舊的王朝，而不是舊的制度。成功的農民起義的后果，無非是改朝換代，是用新的皇帝取代舊的皇帝，用新的朝廷取代舊的朝廷。農民，作為一個階級，被剝削與被壓迫的命運不可能因為起義而改變。然而，在歷史上，不是革命的，并不等于就不是進步的。在任何時候，反抗剝削，反抗奴役，都具有無可非議的合理性和正義性。起義，雖然沒有改變農民階級的命運，但卻改變了不少農民個人的命運，推動了歷史的進步。這從下面幾個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
    1、農民起義用疾風驟雨的暴力方式，打擊了腐敗的政治統治，摧毀了腐朽的病態的生產關系，使傳統社會秩序（特別是階級關系）重新回到比較正常、合理的軌道，為社會的繁榮和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2、農民起義展示了被壓迫者的階級力量，迫使新的統治者不得不調整政策，實行所謂的“讓步”政策，在客觀上改善了大多數民眾的生產生活條件，使廣大勞動群眾在不同程度上獲得了實惠。
    3、農民起義向統治者，同時也向被統治者證明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圍繞農民反抗、農民起義和社會穩定問題，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了極其豐富的政治思想遺產，這些遺產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邪教和農民起義具有本質的區別。在中國歷史上，所謂邪教，指的是用神道設教的方式，聚斂錢財，奸淫婦女，從事反社會、反人類活動的邪惡組織。邪教和農民起義在破壞現存社會秩序上具有某些相似性，但在社會性質上具有本質區別。邪教不是社會矛盾、特別是階級矛盾激化的產物，其直接原因是社會黑暗勢力的猖獗。邪教活動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建立更加合理的社會秩序，而是服務于教主及其幫兇的個人私利。邪教從來都提不出能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認可的合理的社會主張和政治主張，而只能通過精神控制，愚昧民眾，進而達到反社會、反人類的邪惡目的。
    中國歷史上邪教的完整形態出現于明中葉以后，其活動比較猖獗的時期是18世紀，這一現象顯然是當時社會轉型的病態產物（在轉型時期，利益的分化、觀念的多元，以及制度建設的滯后，為邪教的滋生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壤）。明清兩朝，農民反抗（包括農民起義）往往和邪教具有或多或少的聯系。在特定時期，邪教的教義及其組織成為農民起義領袖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工具。而少數邪教組織在錯綜復雜的社會變遷中，有時也會投入民眾反抗，其社會性質也因此發生明顯變化。然而，這一歷史現象決不能證明邪教存在和發展的合理性。事實上，從長遠的眼光看，邪教的反社會性質以及它熱衷于實施的精神控制，從根本上危害了農民起義的前途和命運。這大概是明清時期與邪教聯系密切的農民起義無一取得成功的重要歷史原因。
    五、統一與分裂：不可相提并論的歷史現象
    研究中國歷史，就不能不注意到國家的統一與分裂問題。中國史學界對這一問題一直高度重視，曾進行了長期深人的研究，并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統一是中國歷史的主流，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然而，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術界關于統一和分裂問題卻產生了不少新的觀點。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觀點主要有三個：
    一是有人將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時間長短，作為判斷統一是否是中國歷史主流的基本標準。如，有的學者以歷史上中國最大的疆域為范圍，認為中國真正統一的時間僅為八十一年，即從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朝統一新疆到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據此，認為統一的時間遠遠低于分裂的時間，進而斷言統一構不成中國歷史的主流。
    二是有的學者以“中性”的眼光看待統一與分裂問題。其顯著特點是盡量避免給統一和分裂作價值評判，甚至認為：“昔日天下的歷史完全證明：在統一政權中產生的消極因素和社會弊端的根源并不是統一本身，更不是統一帶來的和平安寧和經濟繁榮，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說是用什么制度來實現統一，如何統一，統一到什么程度。同樣，分裂社會中存在的積極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帶來的，更不是戰爭和破壞所能造成的，而是沖擊、削弱了舊制度的結果，是外力迫使中
央集權制度暫時或局部解體的副產品。”
    三是有人將清代準噶爾等分裂勢力當作“國家”，將分裂分子的割據視為“局部統一”，甚至認為這種所謂的“統一”有助于所謂全國的大統一。
    如果仔細考察中國的國家形成歷史，就會發現，上述觀點在學理上存在著不少弊端。這里僅指出這樣一個事實：統一本身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在不同的時代，國家的統一具有不盡相同的時代內涵。單純依據歷史上中國最大的疆域為范圍來測定統一與分裂的時間，并不是一種科學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我們說統一是中國歷史的主流，主要是就歷史發展的主趨勢（或者說基本走向）而言。自秦朝統一六國以后，作為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中原地區，在以后的主要時段大體維持了統一的局面，這恐怕是難以否定的事實。與此同時，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中原地區的聯系也日漸緊密。到明清時期，中原和邊疆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出現了明顯的一體化趨勢，使國家統一不但成為政治的需要，而且成為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必然。清朝的大統一，實際上是數千年中國社會歷史趨勢的必然產物，是中國歷史演變的必然結果。
    在歷史上，統一和分裂確實是政治演變的結果，但與此同時，它們又構成了人類生活最基本的社會環境，影響甚至支配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政府運作模式。正是基于“人是環境的產物”這一既定事實，正是因為在不同的環境中人們的生活質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人們才對統一與分裂產生了好壞褒貶之分。在這個問題上，治史者似乎不宜走向極端。值得重視的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基本上都出現于國家相對統一的環境中。離開了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一切都無從談起。尤其是到了17、18世紀以后，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人侵，國家能否保持統一，不但是一個內政問題，而且是關系到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正是基于上述歷史實際，人們將康乾時期中國完全統一的實現視為清朝對中國歷史做出的偉大貢獻，人們才得出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結論：從中國國家形成和發展的總的歷史進程判斷，統一，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根本利益，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至于有人將準噶爾等分裂政權視為與清朝中央政府相提并論的所謂“國家”，更缺乏起碼的歷史依據，而且歷史實踐已經證明：分裂分子的所謂局部“小統一”，除了壯大分裂力量，加劇民族矛盾，阻礙全國統一外，不可能對國家統一的加強和鞏固產生任何積極影響。
    當然，在任何時候，實現統一都有一個方式、方法問題，將民族征服、殘酷屠殺作為實現統一的手段，毫無疑問，應該予以譴責。反抗民族壓迫、民族征服，從來都是合理的，是正義的。在歷史上，正是這種反抗，迫使統治者調整自己落后的民族政策，加速“征服者被征服”的歷史進程，從根本上講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正因為如此，我們始終將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視為真正的民族英雄，視為偉大的愛國者。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對在歷史上源遠流長、為大多數人所認可和接受的價值觀念，我們必須保持十分慎重的態度，決不能為了眼前的所謂一時之需，以非科學的態度，輕率地動搖我們民族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優秀社會理念。那種否定岳飛等人為民族英雄，將洪承疇等人視為統一功臣的做法，決不是歷史觀的進步，而是庸俗史觀在歷史研究和宣傳中的具體體現。
    余論
    歷史學家反思過去，與其說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毋寧說是立足現實，面向將來。這就是說，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注，應該是全部嚴肅的史學活動的真正出發點。
    兩年前，筆者在一篇短文中曾指出：中國史學具有求是（追求真理、探索社會規律）、求真（講究實證，嚴謹求實）、經世（服務國家、服務民族）的優良傳統。新中國的歷史學，是中國優良史學傳統的當然繼承者和發展者，并賦予了它更加豐富、更加科學的時代內涵。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該拋棄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遺產，而應該努力將其繼承和光大。科學性是歷史研究的第一原則。在歷史研究中，科學性首先體現為正確理論的指導，在當代，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拋棄歷史唯物主義，否定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中國歷史研究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實際上是一種非科學的做法，它必將斷送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未來。此外，在中國史研究中，還應該遵循三個基本原則：
    一是堅持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旗幟鮮明地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外來侵略；
    二是堅持維護國家統一，旗幟鮮明地反對民族分裂；
    三是要以批判繼承的態度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正確處理中外文化關系。既要反對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又要反對民族保守主義。
    嚴格說來，這三個原則適用于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但它對中國史研究，特別是明清史和近現代史研究具有特殊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當代中國史研究要健康發展，要走向新的繁榮，必須以科學的態度，慎重地處理和現實密切相關的各個重大學術課題，必須使自己的學術研究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服務，為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服務。否則，學術就會出現倒退，甚至反動。
   （摘自2004年第1期《社科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