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四人幫”們被抓起來后，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審判。他們禍國殃民，注定沒有好下場，歷史老人的帳本上會永遠記著他們。
關于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在長春郊區出生，十歲時喪父，1951年4月參軍，不久隨部隊到了朝鮮戰場，先當警衛員，后當通信員。1956年，21歲的他從部隊復員，被分配到上海國棉17廠，先當工人，后當了保衛科科員。以上集工、農、兵經歷于一身的響當當的身份成了王洪文的政治資本。
文革中，王洪文響應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號召，帶頭造反，當了上海“工總司”的頭頭。后來，王洪文被毛澤東看中，坐火箭到了中央，1969年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逝世后28天，被毛澤東稱為“四人幫”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被華國鋒等人突然襲擊抓了起來。在監獄中，昔日耀武揚威的“造反司令”很快變成了“賴皮狗”，極為老實，認罪態度特好。他可能幻想著能夠得到寬大處理。
1981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他判決如下：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08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902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903條策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一條反革命傷人罪，第一百308條誣告陷害罪。判處被告人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王洪文在法庭上當場表示服從判決，并發表了自白：
“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活動，成了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犯下了嚴重的罪行。……我的罪行是大量的、嚴重的，同樣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重大損失。特別是我犯下了參與誣陷周恩來總理、陳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領導人的嚴重罪行，犯下了鎮壓群眾的嚴重罪行，犯下了組織幫派武裝，煽動民兵武裝叛亂等嚴重罪行。我在這里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認罪。……衷心希望政府能給我一個改造自己重新作人的機會。”
機會看來是不會有了。聰明反被聰明誤，王洪文的好態度換來的是照樣是無期徒刑。從此，王洪文開始了遙遙無期的監獄生活。
戲劇性的是，判刑后的一段時間，王洪文同“林彪死黨”成員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等人關押在一起。原來政治上的死對頭，如今成了“難兄難弟”。猩猩惜猩猩，王洪文對吳法憲說：“對不起，吳司令員，我們曾經整過你們的黑材料。”吳法憲哈哈大笑，說：“過去的事情，別提它了。”其實，吳法憲心里可能說：“王副主席，要不是你們早把我們抓了起來，那有華國鋒、鄧小平他們的今天？”……
老百姓說，“四人幫”中王洪文最年輕，身體最棒，但骨頭最軟。
1992年8月4日，新華社向全國各大媒體發布了一則重要電訊：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王洪文因患病，于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王洪文508歲，于1981年1月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醫院治療。
58歲身強力壯的王洪文因“患肝病”死在了監獄里，謝天謝地，這是最好的結局。這個罪大惡極的所謂“中共中央副主席”，不能讓他活著出來，否則他會繼續調皮搗蛋，興風作浪，甚至會充當盜墓賊，去挖華國鋒等人的祖墳。
關于張春橋
張春橋是四人幫中的“狗頭軍師”，搖羽毛扇的人物。他靠耍筆桿子發跡，應當算個理論家，文章寫的還是不錯的。據說當時毛澤東對張春橋非常欣賞和信任。
張春橋最后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張春橋在法庭上始終一言不發，這很正常，因為他算個政治家，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他心里有數。不象王洪文，小痞子一個，在法庭上嚇得屁滾尿流，什么話都說，什么罪都認。張春橋原來一心想當總理，沒有如愿，心理很不平衡。如今面對現實，他承認自己失敗了，自古以來，勝者王侯敗者賊，說什么都沒有用了，干脆在法庭上睡大覺吧！
張春橋最后病死在獄中。關于病因和死亡時間，因為官方莫名其妙地“保密”，無考。有人說是1994年，有人說是2003年，不管怎樣，張春橋已經死了……
有人說張春橋法庭上不講話的行為是流氓耍無賴。
有人說：“張春橋象個政治家，是條漢子。”
關于江青
江青被捕后，“態度極其惡劣和囂張”。從1979年至1981年，江青的案子由陳云接管。1980年夏，彭真負責對江青審判前的訊問和審問。江青大罵彭真是叛徒，是鄧小平的走狗。巧合的是，關押江青的地方正是文革中彭真坐過的牢房。俗話說，風水輪流轉，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此話一點不假。
1980年11月26日，設在北京正義路一號公安部禮堂的特別法庭正式開庭。法庭對江青的第一項指控是“被告江青在1974年秋陰謀阻止鄧小平當副總理”。隨后，法官問一個證人：“誰指使你去長沙匯報鄧小平和周恩來的活動的？”該證人哭喪著臉回答：“江青下的指示。”接著，該證人老老實實地詳細地交代了有關情況。這個證人，就是原上海灘的造反司令、被捕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江青當場對這個當年的“幫友”嗤之以鼻，她自我辯護說：“作為中央領導成員，我們向中央主席反映匯報問題，何罪之有？如果這就是誣陷，難道華國鋒等人向毛主席匯報我們的問題不是誣陷？”
江青在特別法庭上的態度十分囂張和惡劣，笑話和鬧劇也很多。例如，當證人揭發她的罪行時，她經常高喊“我要發言！”氣得法官們不停地喝道：“住口，江青！”當證人揭發她派人抄劉少奇等人的家時，江青終于打斷了庭長江華的話，反問道：“抄他們的家值得大驚小怪嗎？告訴我，你們現在難道沒有抄過我的家？破四舊是中共中央1966年8月下達的一項指示，必然導致抄家，這是革命行動。”她還在法庭上大言不慚地喊出一句名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當公訴人說她30年代的活動是“反革命活動”時，江青咆哮著跳起來問：“這些反革命活動是什么？”法官沒有理她。
在第六次開庭時，江青突然發難：“江華，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在得到江華的認可后，她問道：“法庭是不是刑場？上次法警扭傷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內傷。……我們有約在先，江華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們不讓我說話。你們想防礙我時就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起哄，作為對付我的武器，這就是你們對待我的方式。……你們清楚，在那個年代，共產黨做了哪些讓你們抱怨的事？你們把什么都推倒我的身上，天哪！我好象是個創造奇跡、三頭六臂的巨人。我只是黨的一個領導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逮捕我，審判我，就是詆毀毛澤東主席。……相當年延安被國民黨包圍時，堅持戰斗在毛主席身邊的女同志只有我一個人，那時侯你們都跑到哪里去了？……既然你們不讓我講話，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薩來代替我呢？……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有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據說當時江青的話音一落，法官們氣得說不出話來。
江青在獄中得了喉癌，開始她拒絕治療，怕被治成失音說不出話。1984年后被允許到復興醫院、公安醫院、三零一醫院看病，并由監禁改為軟禁。1989年2月底，可能由于當時國內局勢，江青又回到了監獄。她在監獄里可以織毛衣、讀書、看報、看電視。據說她剛開始曾經在監獄里做過布娃娃，并且做得很漂亮。只是后來她在布娃娃上繡上自己的名字，導致這些布娃娃不能出售，成了“廢品”。她曾多次要求在毛澤東忌日時去毛主席紀念堂看望毛澤東，這當然不可能被批準。
1989年11月，中央批準江青恢復軟禁生活，這時江青竟要求放她出去回中南海毛主席故居或釣魚臺17號樓的老房子度晚年。這些無理要求被拒絕后，據說江青絕望地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一下。這時候，她可能已經產生了自殺的念頭。
后來，中共中央辦公廳安排江青住進了北京朝陽區酒仙橋東南方一片樹林里的一棟二層小樓，并派護士一同居住。這里原是北京武警部隊的房子，筆者當年在附近釣魚時，常見武警戰士們出出進進，戒備森嚴。
江青在關押期間一直想寫回憶錄，并動手寫了一些，后來不知為什么全撕毀了。日益嚴重的病情，使她的回憶錄未能問世。
江青被關押期間，她唯一的親人女兒李納、女婿王景清（曾任怒江軍分區參謀長）曾經多次探監。如今，已經六15歲、身體多病、有退休金的李納一家過著衣食無憂的普通人的生活--有報道說前幾年李納在大街上排隊買冬儲大白菜，那完全過時的穿戴活象街道里的大媽。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酒仙橋的住處高燒不退，被送進了位于騎河樓附近的公安醫院。住院單上江青自己填的名字是“李潤青”，她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對毛澤東（字潤之）的懷念。她的枕邊放著毛澤東的手跡，衣服上別著毛澤東的像章，床頭柜上放著一張她和毛澤東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病痛不厲害的時候，她都要背誦毛澤東的詩詞或閱讀毛澤東的《選集》。這時，她開始忍著病痛撰寫自己的回憶錄，她甚至因回憶錄的名字《毛主席的忠誠戰士》或《獻給毛澤東思想的一生》向護士們征求過意見。
1991年5月10日，在醫院里的江青突然當著眾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憶錄手稿，并要求回到酒仙橋的住地去。鑒于她的病情，官方沒有批準她的要求。5月12日，李納夫婦來到醫院，但江青因為生李納的氣，拒絕見他們。
1991年5月14日凌晨1點20分，護士們離開了江青的房間。將近兩點的時候，虛弱、絕望的江青從臥室掙扎著爬到衛生間。她用幾個手帕結成了一個繩套，套在浴室上方的鐵架上。她用被子和枕頭墊在自己身體下面，吃力地仰起頭，伸進了繩套里，然后踢開了身下的被子等物……
就這樣，一個集演員、政治家、毛澤東夫人于一身的被人罵為“白骨精”的女人，在她77歲的時候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當天下午，女兒李納趕到醫院，在死亡通知書上簽了字。李納同意不舉行任何形式的葬禮。三天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遺體被火化，李納和江青、毛澤東的任何親屬都沒有在場。事后，有關方面把江青的骨灰盒交給了李納，李納捧回了自己家中。
1991年6月4日，新華社發布了一條新聞：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改判無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醫。
事實上，如上所述，江青從來就沒有真正地保外就醫。直到1988年，中國官方的新聞媒介幾次提到江青仍在獄中服刑。
據筆者所聞，關于江青的骨灰存放問題，后來成為李納和有關方面的一個難題，原因不言自明。因此，江青的骨灰盒一直長時間放在李納家中。（注：為了江青的骨灰存放問題，淳樸的諸城老鄉曾經“異想天開”，見本書上文。）
另據筆者所知，毛澤東去世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其大女兒李敏家中一直擺放著莊嚴肅穆的毛主席靈堂，來訪者無不感到崇敬、悲痛和壓抑。
筆者感曰，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封建帝王，還是平民百姓，其夫婦歸天之后，其尸體無不合葬在一起。而毛澤東和江青這對夫婦，其死后一個升天堂，一個下地獄。這，就是歷史。
江青，這個出生于山東諸城、在青島投身革命、混跡于上海灘、發跡于“寶塔山”的女流，文革中曾經做過“女皇”夢，但沒能如愿，如此而已。江青是一個女強人，她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和叛逆者，社會原因和自身基因使她心胸狹隘，尖酸刻薄，好勝逞強。孔子的“女子無才便是德”、“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幾乎說的就是她。她的一生，充滿了愛與恨的傳奇色彩。她的歷史，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緊緊相連。有人認為她一生劣跡斑斑，罪該萬死，（注：例如有人說江青在上海時叛變當了國民黨特務，并給蔣介石祝過壽；有人竟然說是她害死了毛澤東。）但也有人認為她并非“一無是處”，甚至有“出類拔萃”之處。用文革中周恩來的話說，“江青同志是我黨杰出的女性。”而江青自己說，她是“毛主席的忠誠戰士”，也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最后成了毛澤東的“替罪羊”。有的歷史工作者認為，江青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在短時期內很難做出歷史定論的人物。中共中央對她的“蓋棺定論”需要由最后的歷史實踐檢驗。
關于姚文元
姚文元是唯一一個沒有死在監獄中的“四人幫”成員。1996年10月，刑滿20年已經65歲的姚文元出了監獄，被安排回了上海，先后在川沙、青蒲隱居。據悉有關部門每月發給他3000元的生活費（相當于司局級干部離休金），還允許他合法繼承了他父親姚蓬子價值不不菲的房產。他平時研究中國歷史、中共黨史，包括文革史，偶爾也練習書畫、寫生。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兩個愿望，一是能出版自己的回憶錄，二是希望能重新入黨。2001年9月，中央有關部門曾準許姚文元出版回憶錄，但要送中宣部審查，并不準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化數年時間完成了自己的長篇回憶錄 ，從1956年一直寫到1976年被捕為止，共40多萬字。消息傳出后，據說國內有20多家出版社希望得到該書版權，香港等地也有幾家出版社開出了高價。后來，國內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決定以500萬買斷版權。
姚文元的回憶錄完稿后交中央有關部門審查，但一直泥牛入海，沒有下文。據說江澤民總書記看后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難，可提高補助。從此姚文元的養老費變成了4000元，有關方面還派了一名警衛兼秘書“照顧”他。由此可見當局對姚文元的人性化政策。有人猜測姚文元可能因為文革中罪行不大，只是耍耍筆桿子，沒有直接整過人，認罪態度較好；也有人認為是占了上海老鄉的便宜。
可能是鑒于李志綏回憶錄的教訓，2002年，有關部門對姚文元的回憶錄審查后就出版問題提出了“五不準”：不準公開沒有解密的國家機密；不準公開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私人問題；不準公布引起社會爭議、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危害國家聲譽的資料；不準公開無法核實真偽的敏感政治問題；不準公開發行。
姚文元在回憶錄被禁后的2003年冬天又向有關部門提出請求，就本人親身經歷、參與、所見的歷史事實，能以回顧、敘事的形式寫下來。他的這一請求被批準，有關方面還給他配備了一名資料助理員。
姚文元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寫了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其中澄清了若干重要歷史事件的真偽，并爆出了若干歷史的真相，事實上這是他的回憶錄簡本。以下摘錄部分內容，和讀者先睹為快。
關于林彪外逃事件。毛澤東在獲知林彪乘飛機外逃蘇聯時，開始不相信。他叫總理再了解進一步的情況。等到林彪乘飛機外逃已經四個多小時，總理報告說警衛部隊還找不到林彪，毛澤東仍半信半疑。他仰望著天花板長嘆一口氣，對在場的人們（政治局委員）說：“他（林彪）會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高！高超！我被他騙了，騙了20年。你們都被騙了！不要做事后諸葛亮！”毛澤東氣憤地指著周恩來和江青說：“一個總理，一個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樣高，我也受你們的騙了。”
林彪事件后，毛澤東一度精神恍惚，發脾氣，摔東西，罵人，并驅趕身邊的工作人員。有時，惟有周恩來安排李敏、李納由張玉鳳陪著去安慰他才平靜下來。
關于周恩來追悼會問題，姚文元寫道，周恩來逝世后，關于追悼會問題，毛澤東批示，由政治局擬一個意見。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態，請主席出席追悼會；華國鋒、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態：請主席酌情（處理）；江青、張春橋、汪東興反對主席出席。毛澤東在政治局的報告上，圈了華國鋒、陳錫聯等人的意見，批上一個“好”字。最后毛澤東因為“行動困難”沒有出席周恩來的追悼會。
關于1976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廣場了解情況后，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著我的，在清算我十7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后臺？這個政治后臺，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姚文元證實，對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的定性、鎮壓，都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天安門事件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對鄧小平的處理問題時，葉劍英不表態，朱德離開了會場。在討論是否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時，葉劍英站了起來，說：“開除？把我也一起開除吧！”說罷就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華國鋒、陳錫聯、吳德、紀登奎提出，要請示毛主席。毛澤東在政治局的討論紀要上，圈了葉劍英，批曰：是在指責我。圈了李先念，批曰：還是給我面子。圈了華、陳、吳、紀，批曰：意見相同，我還活著，留在黨內。
關于總理人選問題，姚文元說，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三個人：華國鋒、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還提出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報送主席。毛澤東圈了華國鋒為總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了李先念、張春橋、江青，并把江青名字用方框圈了起來。事后，主席召見了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姚文元），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東興）還是張（春橋）提的？誰提誰是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青），也得等我死后。”
關于對林彪死黨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處理問題，姚文元爆出內幕說，中央政治局都拿不出主意，請示主席，主席說：“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現行反革命，都能處理、解決，對軍事政變集團，投向北方敵人的一伙，為什么還處理、解決不了？軍事法庭都砸了？為什么不送軍事法庭審判？”又說：“判黃、吳、李、邱死刑，也不過分。”后來毛澤東又征求多名老帥的意見，老帥們對林彪都無好感，但也不贊同判他們死刑。后來，40多名將軍的意見也基本一致，認為這四個人“罪不致死”，要求把他們“養起來”，甚至有的將軍提出，指控他們政變、謀害，都缺乏證據，要求調查、核實。
關于地球人都知道的作為毛澤東遺囑的那個“你辦事，我放心”的條子，姚文元披露：根本就不存在，純屬子虛烏有。姚文元說，“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些資料是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需要編匯出來的。因為當時中央有過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的形象和權威出發，從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
姚文元還披露，從林彪事件發生后直到去世，毛澤東始終對自己的身后事憂慮重重。他常憂慮在他死后老帥們會造反，出現中國軍中的赫魯曉夫，怎么辦？為此，毛澤東曾多次提及他身后中央班子的名單：黨中央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毛澤東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對于以上姚文元回憶錄披露出來的諸多中央內幕情況，筆者不想妄加評論，相信讀者自有公論。
關于毛澤東給華國鋒寫的那個“你辦事，我放心”的條子，姚文元的說法和江青有出入。江青在特別法庭上說毛澤東還有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而姚文元否認這個條子的存在。據張玉鳳說：“主席很長時間不能動筆了，不可能有那個條子。”筆者分析認為，這個毛澤東親筆寫的條子可能不存在，但毛澤東可能對華國鋒說過類似的話。華國鋒和江青等人為了爭奪中央的領導權，圍繞這個所謂的主席遺囑，展開了你死我活的較量。當時的結果是，勝者王侯敗者賊，一方成了“英明領袖”，一方成了階下囚；最后的結果是，鷸蚌相爭，兩敗俱傷，漁公得利也！
關于毛遠新
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子，其父毛澤民解放前在新疆被軍閥盛世才殺害。1957年11月，毛遠新的母親朱丹華跪在毛澤東面前，眼含淚花，一邊磕頭，一邊說：“主席，我就把遠新托付給您啦！”毛澤東收留了自己的侄子。之后，朱丹華改嫁給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方志純（解放后曾任江西省委書記）。從此，毛遠新就跟著伯伯毛澤東和江青生活。江青對毛澤東的其他子女并不熱情，但卻非常喜歡毛遠新。毛遠新從小同李訥一塊長大，管江青叫媽媽。這是歷史的事實，也是人之常情的家務事，
對這件事，在2004年1月《當代中國出版社》的新書《從“童懷周”到審江青》中，作者汪文風寫道：“毛遠新……這個革命的后代，卻不認自己的老革命的母親和繼父，而去拜江青為媽媽。毛澤東曾多次斥責毛遠新叫他‘爸爸’，指出‘我是你的伯伯’。這些，都反應出了毛遠新的投機性。”
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父親犧牲了，母親改嫁前把他送給伯父毛澤東夫婦收養，就算他稱呼毛澤東和江青爸爸、媽媽，有什么罪？難道這就算“投機”？至于毛遠新“不認自己老革命的（親生）母親和繼父，毛澤東曾‘多次斥責’毛遠新叫他爸爸”，不知道作者有什么證據？據筆者通過朱丹華的親友了解的情況，這純粹胡說八道！打倒“四人幫”快30年了，作者竟說出這種小學生水平的話，中國大陸還有這樣的“大作”問世，令人“拍案驚奇”。
作者汪文風先生何許人也？是年輕幼稚的學子嗎？不，汪先生大有來頭！他1929年生與湖北宜昌（大概今年有75歲高齡了吧？），1952年入黨，原是北京二外漢語教研室主任，行政17級干部，“四五”事件中參與編印“天安門革命詩抄”，是“童懷周”小組成員。因為此功勞，汪先生“突然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紀委委員。不但汪本人不知道，連學校黨委也不知情。”（注：不知道怎么“選”的！）后來汪先生又被任命為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辦公室副主任兼審訊組長。（注：看來汪先生運氣真佳。筆者自認為“四五”事件中和文革中保周總理的功勞不比汪先生小，可是不但沒撈到個“一官半職”，反而惹了一身“臊”，看來人與人就是不一樣。）
汪老先生在自己的書里還說，“戚本禹還與王力、關鋒等人以打倒陳毅為突破口，合伙掀起了第一次反對周總理的高潮。他們組織一些人戴上‘紅衛兵’的袖章，在北京西直門、天安門到處貼大字報，刷大標語，以‘5.16兵團’的名義惡毒誣陷周恩來總理，受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烈反對，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斥責。”這段話非常熟悉。從1967年底王力、關鋒和戚本禹先后被打倒后，幾乎所有的文革書里都是這樣說的，想不到30多年以后出書還是這樣說。看來“真理”是需要不斷重復的。關鋒和戚本禹如何組織和支持“5。16兵團”反周總理，筆者不曉得，但據王力說，他被打倒之前，忙得很，根本沒有時間去“組織5。16兵團反總理”。他在被審查和關押的近15年中，也從來沒有任何人（包括中紀委專案組）問過他“5。16”的事。作為中紀委的委員，王力的有關情況汪先生怎么會不知道呢？汪先生有什么證據直到如今還說王力“組織和支持‘5。16兵團’反總理”呢？究竟是王力胡說八道，拒不認罪，還是汪先生有真憑實據呢？作為中紀委的委員，說出的話是有分量的，甚至會使“人頭落地”的，所以也是必須受法律監督的。如果信口開河，那是會給黨的事業帶來重大損失的。至于那幾個以“516兵團”的名義反總理的混蛋學生們受到解放軍和廣大干部群眾的“反對”和“斥責”，汪先生說的是事實。但是，當年我們以實際行動誓死保衛周總理，痛擊這些反總理的混蛋們時，不知道汪先生在干什么？
書歸正傳。毛遠新1961年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開始，他是個注重業務學習，不太關心政治的人。1965年放假回北京時，毛澤東同他有幾次談話。這些談話后來整理出來，在高校中廣為流傳，成為對大學生們進行政治教育的教材。當時，毛澤東就批評毛遠新不關心政治，是中間派。文革中，毛澤東重復了他的觀點，說他們家也分派，李敏是“右派”，毛遠新是“中間派”，李納是“左派”。
文革開始時，毛遠新未畢業，留校參加文革。開始他是“保守派”觀點，后來可能受毛澤東和江青的影響，他開始造反。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很快成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的頭頭，并寫了一篇“我為什么參加紅色造反團”的大字報，轟動了全國，“哈軍工紅色造反團”也因他而出了名。 畢業后，為了工作方便，毛遠新改名“李實”（這是毛澤東給他起的名字），分配到空軍部隊工作，后來擔任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和沈陽軍區政委，成了東北地區的實權人物。這期間他干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樹立了所謂“白卷英雄”張鐵生這個典型。另一件事是伙同當時遼寧黨政軍負責人把一個好人判處了死刑，這個人就是對文革和毛澤東“惡毒攻擊”并“破口大罵”的張志新。這兩件事后來成為毛遠新的主要罪狀
后來，毛遠新擔任了毛澤東和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按照公布的材料看來，主要是在對待鄧小平的態度等問題上，毛遠新聽從了毛澤東和江青的“旨意”，沒說鄧小平好話。至于不說鄧小平的好話是什么罪，筆者不曉得。筆者只知道自己說過鄧小平許多好話，例如，“鄧小平的‘三株大毒草’是正確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為民造福的；鄧小平是無私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等等，可惜沒有立功。
粉碎“四人幫”時，毛遠新同時被抓，后來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毛遠新的妻子全秀鳳是上海人，出身平民，比毛遠新小12歲。 毛遠新被捕后，已經懷孕的妻子也被審查，并差點被迫離婚、打胎。1977年1月，其多災多難的女兒李莉出生。李莉天生麗質，酷似其母，但因母親懷她時用藥太多，導致雙耳失聰，成了聾啞兒。1982年，妻子全秀鳳帶著五歲的女兒第一次探監。毛遠新多么想抱一抱未見過面的女兒，女兒卻恐懼地躲到媽媽身后，不認這個陌生人為爸爸，毛遠新當時肝腸欲斷。多年來，妻子全秀鳳為了治療女兒的病，東奔西走，求親告友，到處舉債。
1989年，毛遠新被“保外就醫”，走出監獄。他先被送到西安住了一段時間，妻子女兒從上海來西安和他團聚。1993年毛遠新刑滿，有關方面修德行善，把他一家調回了上海。他被安排到上海汽車工業質量研究所工作，繼續使用“李實”這個名字，其真實身份只有研究所兩位主要領導知道。他到研究所報到后，所長虛虛實實地介紹說：“李實同志是哈軍工的高才生，畢業后一直在空軍工作，1989年轉業到江西省公安廳工作。因為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現在調到上海，來我們所工作……”
毛遠新隱名埋姓，埋頭忘我地工作，很快成為所里的技術管理業務骨干。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和表現出眾，得到了領導和同事們的好評。由于已經被開除了黨籍，他在研究所鬧了許多笑話。許多人不明白，一個在空軍和公安廳工作了多年的干部，竟然不是共產黨員。有人問他為什么不申請入黨，他說：“過去想入黨，但條件不夠。現在年齡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入不入黨一樣為國家干事。”問他是不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未入黨，他苦笑著說：“也許是吧。”由于他不能當官，有位不明底細的副所長想提他為總工辦主任，他只好說：“我身體不好，不適合再挑更重的擔子。”由于被剝奪政治權利，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每年基層普選的日子，所長便事先安排他“出差”幾天，順便去檢查治療在監獄留下的腿病。
多年來，毛遠新以崇高的父愛關心著女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疏通同女兒的關系。他一下班，便幫助女兒學習。為了使聾啞女兒將來生活自立，他引導女兒學習美術，手把手地教女兒素描、水粉、透視學，后來又引導女兒學習電腦。現在正幫女兒學習英語，準備參加成人大本考試。
崇高的父愛，如今早已經融化了女兒心頭的寒霜，父女間的情感越來越深。現在，已經長大成人的女兒對年老的父親處處關心、照顧，妻子全秀鳳也已經從悲傷、痛苦中解脫出來，一家人過著普通、清貧、安定的日子。
2001年2月，60歲的毛遠新正式退休，按高級技術職稱標準，每月領取退休養老金人民幣1080元，并享受烈屬待遇。在上海，這點錢維持四口之家（妻子、女兒、岳父）的生活，可想而知，但比毛遠新小時候在新疆國民黨監獄和17年共產黨監獄里的日子強多了。
寫到這里，筆者坦言，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和特殊的政治背景，加上歷史老人惡作劇，毛遠新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在毛澤東面前說過鄧小平的壞話，在他掌權期間，肯定也錯誤地整過別人。但無論如何，對其判刑17年的處理似乎有點過分。俗話說，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還要看主人。毛澤東的侄子不說，作為我黨著名烈士毛澤民的兒子，只要他沒有殺人放火，沒有武裝暴亂，沒有搞反革命政變，無論如何，應當網開一面，手下留情。至于說過鄧小平的壞話，可以寫個檢查，向鄧小平賠個禮道個歉，也就完了。世界上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也沒有絕對人人平等的法律。
“五大學生領袖”的結局
打倒“四人幫”之后，全國許多造反派頭頭作為“四人幫”的“余黨、爪牙”也被抓了起來，作為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當然也在劫難逃。
與“四人幫”不同的是，“五大學生領袖”早在1970年抓“5。16”時即被隔離審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關押他們并把他們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澤東和“四人幫”們。1978年4月19日，他們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時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
聶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縣人，1938年1月入黨。文革前任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蘇濱海人，清華大學學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
譚厚蘭，女，1940年生，湖南人望城縣人，1958年入黨，北京師范大學調干生，“因犯罪情節較輕，認罪態度較好，免于起訴。”
韓愛晶，男，1946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航空學院學生，因反革命傷人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
王大賓，男，1946年生，四川涼山人，1965年入黨，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由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9年，剝奪政治權力2年。
“五大學生領袖”被宣判后，北京市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了萬人批斗大會。在會上，北京市的警察們把韓愛晶等人分別押上主席臺批斗。事先，有關人士可能是為了改進割張志新喉管的經驗，事先給蒯大富和韓愛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細尼龍繩（據韓愛晶說可能是麻繩）。在批斗會上，聶元梓和蒯大富表現較好，繩子沒起作用。而韓愛晶對大會發言者指控的許多罪名持“不同政見”，趁警察們不注意，突然用帶著手銬的雙手拉住繩子，不斷地喊：“不對！”“不是那么回事！”“沒有這回事！”“不是我干的！”態度極不老實，氣得警察們趕緊勒緊了他的脖子。對付不老實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氣。“勒脖子”比“割喉管”要人道的多！是那個年代的中國“人權”。
（注：關于文革中張志新被殺害之前先被割斷喉管一事，近年來許多人提出了質疑，認為沒有這回事。筆者無法考證，只好按照別人的調子“鸚鵡學舌”吧。）
想當年，也是在這個地方，三軍造反派們批斗“彭羅陸楊”。已經被逼跳樓摔斷了腿的羅瑞卿大將被裝在一只筐里，軍隊造反派們把他摔來摔去，差點折騰死。不知這些迫害羅瑞卿的“解放軍造反派們”怎么處理了？
關于“五大學生領袖”被判刑后的有關情況和近況，可說充滿了故事和傳奇，筆者略知一二，大部分是獨家新聞，介紹如下，供讀者品位和文革史研究者參考。
關于王大賓
筆者同王大賓不熟，文革中幾次與他失之交臂。
1969年1月，王大賓畢業分配到成都探礦機器廠。1971年抓“5。16”運動時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并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后，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不知為什么，王大賓的刑期是從1974年算起，抓“5。16”時的幾年隔離審查沒有折算刑期，這點同蒯大富、韓愛晶等人不同。1983年12月26日刑滿釋放后，王大賓回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原單位回不去了，他先在一個街道小商店當臨時出納員，后來被一個軍隊辦的貿易公司聘為副經理。
王大賓的婚姻充滿了悲喜劇。1973年，王大賓在審查期間患了嚴重胃病，他的女朋友從成都趕到武漢，精心照料他，并同他結了婚，第二年生了一個女兒。1983年，王大賓的妻子調回了原籍深圳，“月下老人”不準王大賓調往深圳，加上多種原因，兩人只好忍痛割愛，協議離婚。后兩人各自建立了家庭，但兩人仍是朋友，因有共同女兒，兩家常有往來。
政治上和婚姻上的雙重打擊使王大賓陷入痛苦之中。1987年，經人介紹，都江堰市婦幼保健站的醫生、比王大賓小八歲的共產黨員劉素芬女士走到了王大賓的面前。初次見面時，王大賓首先向劉素芬獻上了一份特殊的禮物--自己被關押受審查的有關材料。劉素芬經過慎重地考慮，決定與王大賓交友。她認為，歷史已經過去，關鍵是“重在表現”。1988年，二人終于喜結良緣。當時窮困潦倒的王大賓為結婚準備的全部家當是兩只飯碗和兩床舊被褥。
1985年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下，王大賓才返回了原單位成都探礦機器廠從事技術工作。
1989年10月，在中國地質大學張教授（王大賓的老師）地舉薦下，具有改革開放精神的都江堰市領導借調王大賓幫助籌建了釬具廠。由于王大賓在工作中成績突出，現在已擔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巖釬具有限公司”總經理，同時兼任中國鋼協釬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巖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他公司的拳頭產品已經暢銷到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等地，很受歡迎。
歷史證明，被判刑9年的“反革命分子”王大賓已經走出了歷史的陰影。
關于譚厚蘭
作為“五大學生領袖”之一，譚厚蘭與其他四人本是“一丘之貉”，可是卻因“態度較好，罪行輕微，免于起訴。”為什么如此“優惠”？令人好生奇怪！真的是因為態度較好，罪行輕微嗎？還是譚厚蘭托人走了后門買通了法院？
非也！原來，在宣判的時候，譚厚蘭“請假”走了，一年多以前，她就到“天堂”報到去了。
1982年11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北京婦產醫院當護士的親戚從病房里推出一具尸體往太平間里送，死者床頭上的牌子上寫著：譚厚蘭，子宮癌……
原來，譚厚蘭從1970年隔離審查，后被捕關押，患了子宮癌，住進了公安醫院，死在了附近的婦產醫院。監護她的警察們得到了解脫。
對死去的人沒法再判刑，這就是譚厚蘭“占便宜”的原因。實話實說就完了，還來點文字游戲，仿佛譚厚蘭占什么便宜似的。什么罪行輕微，態度較好，免于起訴，全是騙小孩的。
譚厚蘭這個可恨、可悲、可憐的“女強人”，文革中帶頭反擊“二月逆流”，“打倒譚震林”，后來又帶人去山東砸過“孔家店”，在北師大對反對派實行法西斯專政，如此而已。她死時40多歲了，始終未來得及結婚。
不過，譚厚蘭也曾風光過。1967年春天，她曾和姚文元率領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過阿爾巴尼亞，擔任副團長，出了一陣風頭，一輩子總算沒有白活。
關于聶元梓
聶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省滑縣一個富裕家庭，1934年小學畢業，升入開封市北倉女子中學。聶的親友中有數人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少年時代的聶元梓受革命思潮影響，思想激進，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聶元梓到太原市的國民師范學校參加了“犧盟會”主辦的軍訓，從此走上了抗日救國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到山西晉城華北軍政干校學習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到達延安學習和工作。1946年2月被派往哈兒濱市，先后擔任區委宣傳部長和市委理論部長，其間曾赴中央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前身）學習。1963年，聶元梓調往北京大學，任經濟系副主任，1964年調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行政級別12級。文革開始時，45歲的聶元梓因在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上簽了名而名揚全國、全世界，從此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聶元梓在毛澤東1968年“7.28”大召見兩個月后，即被毛澤東派來的以遲群（八三四一部隊宣傳科長）和謝靜宜（八三四一部隊機要員）為首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軍宣隊）隔離審查并被接二連三地批斗。當時給聶元梓的定的罪狀主要是反對康生和謝富治，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期間，聶曾兩次逃跑外出上訪告狀，但無人管她的事，只好又返回了學校。聶被隔離關押后，其子女也被株連，兒子被派出所抓去關了一個多月。1968年冬天，聶被押送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五7干校”監督勞動，因在冰水里挑河泥摔斷了腰椎和肋骨，落下了殘疾。
粉碎“四人幫”后，遲群、謝靜宜作為“四人幫”的死黨也被抓了起來，而聶元梓仍被北大新領導人關押達十年之久。遲群后來死在了監獄里，而謝靜宜由于是個“小丫頭”，被從寬處理，沒有判刑。
在被關押審查的日子里，聶元梓整天喊冤。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幻想著毛澤東能救她。可是，有關人士正式告訴聶元梓，對她（包括其他幾個學生領袖）的監禁和審查是偉大領袖毛澤東批準和同意的。這當頭一棒，把聶元梓等人的幻夢打碎了。
戲劇性的歷史往往充滿了笑話。有一次北大批斗遲群、謝靜宜時，把曾被遲群、謝靜宜關押了十年的死對頭聶元梓和蒯大富拉來一起陪斗。這事看來滑稽，其實完全正確。事實上，“五大學生領袖”和遲群、謝靜宜都是毛澤東文革中不同時期樹立的典型和的信任的干將，用江青的話說，都是毛澤東使用的看家“狗”，雖然因為“品種”不同，有時會“狗咬狗”，但都聽主人的話，都按照主人的旨意行事。然而“狗”們哪里想到，隨著主人的愛好和脾氣的變化，他們的身份和命運也已改變--從“文革寵物”變成了“喪家之犬”。本來，“打狗”要看主人的面子，手下留情，但對已經沒有主人的“喪家犬”來說，“屠夫”和“食客”們就顧不得那么多了，因為“狗肉火鍋”是很香的，往火鍋里加上各種“調料”更好吃。
在批斗會上，毛澤東留下的幾條“狗”們被一根根繩子栓住脖子，由警察們“牽”著，不準喊叫，一叫就勒緊脖子。
1978年4月19日，北京大學又召開全校批斗大會，在會上，宣布開除聶元梓和“校文革”二把手孫蓬一的黨籍和公職，由司法機關正式逮捕法辦。（注：這是北京市的統一行動，這天，北京“五大學生領袖”同時被宣布逮捕。）批斗會給聶元梓羅列了諸多罪狀。聶元梓承認文革中有錯誤，但對有關指控皆不承認。批斗會后，聶被關到市公安局7處看守所，一關又是五年，既不提審，也不宣判。
1983年3月16 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處聶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注：同時判處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力4年；韓愛晶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聶元梓對判決不服，認為判決書指控的罪名嚴重不實，堅持認為自己有錯無罪，但上訴被駁回。之后，聶元梓等人被從公安局7處的看守所押送到延慶監獄服刑。
聶元梓的刑期按照法院計算應當到1991年1月12日，而聶本人計算應當到1986年4月29日。差別在于被遲群、謝靜宜隔離審查期間有的時間不算。在這一點上，“老佛爺”可謂斤斤計較，不太大方。多關幾年就多關幾年，在監獄里還省飯錢呢！
可是，出乎聶元梓預料的是，她在延慶監獄剛剛被關了一年半多一點，1984年12月21日，監獄方面突然通知她保外就醫，并說她已經被假釋，人身有自由了，不用再回來了。原來，已經63歲的“老佛爺”聶元梓在監獄里百病交加，腰椎舊傷復發，心臟病嚴重，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反正她也被關了十幾年了，千萬別讓她死在監獄里，那樣太麻煩，還要給她處理尸體。”這大概就是把聶元梓從監獄里掃地出門的原因吧？
聶元梓對提前釋放感激涕零，但她擔心自己出獄后的吃、住、看病問題。獄方告訴她，這不是他們的職責，要她去找北京市勞改局和北京大學。
聶元梓出獄后，一邊治病，一邊找有關當局。北京市勞改局說，讓她找北大。北大說，你已經開除公職，不是北大的人了，我們不管！
由于受她的牽連，兒子的處境和家中生活十分困難，住房狹小，住不下，聶元梓不愿再連累兒子，到姐姐聶元素家借住了些日子，后被姐姐的孩子轟出了門。于是，64歲百病纏身的聶元梓開始在北京市到處流浪，今天在這個朋友家住幾天，明天在那個朋友家住幾天。這期間，她不停地給中央和有關部門寫信申訴自己的問題，皆無人過問。唯有一次，靠走延安時期的老戰友、習仲勛的夫人之后門，時任中紀委副書記的習仲勛批了一個條子，由街道居委會發了她幾個月的生活費，但很快就停發了，原因不詳。
為了生存，聶元梓想盡了一切辦法。她在凄涼的晚年掙扎著、屈辱地話著。她說，“我是38年入黨的共產黨員，我熱愛共產黨，堅持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亂世狂女’，我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好人。我文革中無罪，我干的事情都是奉命行事，都是按照組織原則執行的，按照黨章和法律我是無罪的。我要活下去，頑強地活下去。我從來沒有想到要自殺，我希望盼到自己能夠平反的那一天。”
看來，老革命出身的聶元梓十分頑強，如果落到國民黨手里，不太可能成為叛徒。
感謝偉大的鄧小平！中國改革開放之后，聶元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生存的機會。這個一無技術、二無資金、三無經驗的老太太開始下海經商。一開始，她什么都不懂，好在她認識的人和認識她的人多，人家見她可憐，叫她幫著辦點事，打打電話，寫寫信，問問那里有彩電，那里有汽油，那里有鋼材。蒼天不絕人，這樣，竟然幫別人辦成了幾樁買賣，從中得到了一點服務費，解決了吃飯問題。不久，有人給她提供了西苑飯店的公司辦公室，她有了住的地方，業務越來越多，買賣越做越大，竟然賺了一些錢。不久，她自己辦起了公司，當起了老板，買了兩輛汽車，一輛豐田，一輛吉普，又托人買房子，一下子就先給了人家五萬元定金，連個收條也沒有。
然而好景不長，上帝又一次捉弄了這個“智商不高”的老太太。她的汽車很快被人偷走，她買房的錢被人騙去，后來騙她錢的人也死了，死無對證了。
在她小小發財的日子里，發生了許多可笑的插曲。許多不三不四的人都來揩她的油，把她當成了“土八路”、“雷鋒老太太”。有人借她的錢不還，有人騙她的錢，有人賴著不走，專門吃她、喝她。這樣沒有多久，她的買賣越來越難做，原來賺的錢也陸續賠進去了。最后，聶元梓又成了兩手空空的“無產階級”，不過吃飯的錢恐怕還是有的。
目前（本書定稿時的2004年初），已經83歲高齡的聶元梓仍然頑強地活著，身體還算健康。近幾年，為了生計，她一面繼續做點買賣，一面口述整理了自己的長篇回憶錄。在回憶錄中，她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對于自己的問題，她承認“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但無罪。”她說，她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寫的大字報；她做的許多事情有些是毛澤東主席直接（或通過女兒李納）指示的，有些是周恩來、康生、江青直接指示的。而他們當時都合法地代表黨中央和上級，我聶元梓是奉命行事，犯的是路線錯誤。對于因為這些錯誤而受到傷害的同志，是我的責任的我誠懇賠禮道歉，不是我的責任的誰干的誰負責。判我十7年刑是不對的，我是無罪的，歷史最后會還我的清白。”
筆者認為，聶元梓文革中深深地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層的權利斗爭旋渦，情況很復雜，幾句話說不清楚。但許多事情表明，“文革”把聶元梓這樣一個威信和智商皆不很高的“半老徐娘”變成了北京大學的“老佛爺”，推上了中國的最高政治舞臺，純粹是歷史的誤會。后來又把許多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罪名統統推倒她身上，判處17年重刑，同樣是歷史的無奈。可憐的是，如今已經83歲的“老佛爺”仍然水平“不高”，對許多事情想不開，看不透，至今不懂政治，不懂得勝者王侯敗者賊的道理，實在有些幼稚可笑。
塘格木傳奇
（筆者注：關于蒯大富、韓愛晶二人被判刑后的具體詳細情況，筆者斷斷續續地聽二人介紹過，但不詳細。筆者寫本書期間，盡管多次同二人見面、聚會和聯系。但關于在塘格木勞改農場的詳細情況二人不愿意多講，并不愿意寫他們的所謂“隱私”。筆者認為，蒯、韓二人是文革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們的結局和命運也算文革歷史的組成部分，也是讀者所關心的。多年以來，有關批判和丑化二人的不實之辭遍地皆是，所以筆者也想湊湊熱鬧，于是寫下了下面的章節。因缺乏詳實的資料，其中有些情節只好想象和發揮——也可以叫編造，讀者就當小說看吧！至于是否傷害、誣陷了當事人，讀者自有公論。）
話說蒯大富、韓愛晶二人從隔離審查失去自由的1970年起計算刑期，到被判刑時尚有數年需繼續服刑。二人先在北京的監獄關了一段時間，然后被押解離京。作為全國有名的大反革命分子和危險分子，這兩個年輕的“寶貝兒”不能留在北京周圍地區，必須把他們打發得越遠越好。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包了一節火車車廂，派了50多名干警押送他們和幾個重刑犯赴中國第一勞改農場--青海塘格木勞改農場服刑。
經過了數天漫長的“旅行”，蒯大富、韓愛晶等人被押送到了目的地。
塘格木勞改農場位于青海省共和縣境內。這里地處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無人煙，一片草原，往北幾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這里特適合于做勞改農場--地勢平坦，視野廣闊，只有一條道可以通縣城，守住了這條道，任憑犯人跑吧，幾天幾夜也跑不出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在荒原上，除非有直升飛機或外星人接應，不知誰選中了這個好地方。
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們向勞改農場辦理了交接犯人手續，飽嘗了西北大草原的美麗風光和鮮美的手扒羊肉，酒飽飯足之后離開了塘格木，把蒯大富、韓愛晶他們留在了這里。
塘格木勞改農場很大，約有數千名犯人在這里服刑。犯人們大都是刑期較長的刑事犯和年齡不大的政治犯（在中國叫反革命犯）。犯人中干什么的都有：殺人的，強奸的，圖財害命的，搶劫、盜竊的，貪污巨款的……沒有一個善主兒，刑期大都是十年以上，有許多是死刑犯和死緩犯、無期犯。許多人可能永遠離不開這個地方，一直到死。
有些刑滿釋放的犯人因無家可歸或不愿離開，便在這里留了下來成了農場的職工。他們在這里成家立業，繁衍生息。許多勞改犯們的后代互相交配，保持著正宗的劣質基因。有的刑滿釋放留下來當了職工的人把遠在老家四川、青海、寧夏、甚至內地的子女親友（當然是貧困地區山溝里的）叫來，用他們的汗水來澆灌這片冷漠荒涼的處女地，換取維持生命的蛋白質之類。這里犯人們流傳的“座右銘”是：荒原野嶺藏野鬼，無處黃土不埋人……
筆者后來到西寧出差的時候，到塘格木實地考察了一番。以游山玩水者的眼光，這里真是個好地方！在西寧工作的老同學駕著“巡洋艦”越野吉普，在荒原上奔馳了好幾個小時。一望無際的茫茫草原一直延伸到天邊的雪山下，真正是“天高云斷，望斷南飛雁。”這里空氣清新，風景如畫；一群群牦牛、羊群悠然自得地啃著青草，互相追逐嘻戲著；藏族打扮的牧民，友好地向我們打招呼。要是有人來問我，這是什么地方？我就如實告訴他，這是蒯大富、韓愛晶他們的勞改過的地方。
這里沒有污染，沒有噪音，沒有風沙，更沒有沙塵暴；這里沒有汽車尾氣，沒有大城市的喧囂；這里吃的喝的全是正宗的綠色食品，真正的一個世外桃園。
我真羨慕這田園詩般的仙境，甚至產生了當初為什么不替韓愛晶來勞改的念頭。這里有我喜愛的一切，只缺一樣東西--自由。
蒯大富、韓愛晶等人來到農場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全農場。許多干警、職工、家屬及勞改犯們都想一睹他們的“風采”。這里天高皇帝遠，人們沒風過大世面和“大人物”。如今來了赫赫有名的“蒯司令”和“韓政委”，那絕對是新聞人物。許多勞改犯認為韓愛晶是女的，可能已嫁給了蒯大富，如今是“夫妻雙雙把家還”。農場上下，一片轟動，人們奔走相告，那氣氛不亞于尼克松訪華。
蒯大富他們臨時住的地方，天天門庭若市，連農場的孩子們也象過節一樣熱鬧。
韓愛晶警告蒯大富，夾起尾巴，老老實實勞動接受改造，不要亂說話，以免節外生枝。
作為勞改農場一方，實事求是地說，對蒯大富他們的到來也十分歡迎。勞改農場只管犯人勞動改造，基本“不問政治”，特別是文革中那通天的、說不清的政治。天高皇帝遠，文化落后，消息閉塞，人們比較愚昧。那些勞改犯們，不是殺人放火的，就是強奸搶劫的，全是人渣，管著他們別跑了就行。而蒯大富、韓愛晶他們是“反革命政治犯”，有文化，有名氣，又是因文革造反判的刑，每人都有傳奇的故事，他們同普通刑事勞改犯們不一樣。農場里缺文化人，也搞第三產業，蒯大富、韓愛晶他們絕對是用得著的受歡迎的人物。因此，農場的領導們對蒯大富和韓愛晶他們表示熱烈歡迎，十分客氣，不過問他們的“歷史”問題。
到農場后的第一項勞動就是蓋干打壘住房--當地人叫地窨子。
青海高原冬天很冷，犯人們大都住在平房里。文革之后，犯人增多，監房不夠用，農場便組織犯人自力更生解決住房問題，蓋一批“簡易住宅”--冬暖夏涼的“地窨子”。 當地人在地上挖一個一米多深的方坑，地上再用草和泥巴壘一人多高，頂上用木條樹枝之類做樑，再壓上一層草和泥巴，就成了冬暖夏涼的地窨子。
蒯大富身強力壯，他是農民的兒子，這點活難不住他。他干得很賣力氣。
韓愛晶體弱有病，力氣不大，但他仍然赤著腳挽著褲腿，割草，和泥、挖土，吃力地營造自己的“安樂窩”。
許多崇拜蒯大富和韓愛晶的小勞改犯們主動幫忙。說來可笑，他們甘心情愿地拍蒯、韓二人的馬屁，為二人送報打飯，端茶倒水，服務得很周到。
很快，一排新的干打壘地窨子就蓋好了。不幾天，蒯大富，韓愛晶他們每人分了一間“安樂窩”。
農場分給每人十幾只羊，一頭牦牛，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趕回農場圍攔里。
盡管跑出去必死無疑，但農場仍然有鐵絲網和哨兵看守，只不過沒人敢往外跑而已。
從此，蒯大富、韓愛晶他們每天早上拿著鞭子，趕著羊群在草原上放牧。他們成了青藏高原上真正的牧羊人，有詩為證：
昔日亡命去造反，
今日高舉牧羊鞭。
世上風云多變幻，
榮辱彈指一揮間。
就這樣，蒯大富、韓愛晶當了一段牧羊人。后來，農場子弟小學缺少教師，蒯、韓二人便當了代課老師，不再放羊。
據韓愛晶后來說，塘格木勞改農場的日子，使他終生難忘，受益匪淺。在這片廣闊的處女地上，他用勞動的汗水，澆灌著腳下的土地，也洗滌著自己的靈魂，從而也明白了許多人生的真諦。在社會的最底層，在人渣成堆的地方，他除了看到了愚昧、丑惡、貧窮、落后之外，也發現了許多閃光的靈魂亮點。那些成年累月與他們在一起的管教人員事實上比他們強不了哪兒去，低微的工資養活不了家口，許多人的妻子都在農場當臨時工。他們許多人沒有出過青海，更不用說北京了，但他們無怨無悔，整天樂哈哈的，心里十分平衡。
形形色色的犯人們也成了他的人生老師，教他明白了正義與邪惡、殘忍和善良。犯人們中也有人性的良知，甚至有閃光的亮點。有的犯人在暴風雪中為搶救羊群，有的為營救管教人員而受傷了。
韓愛晶曾說過，歷史上，沒坐過牢的人算不了政治家。如今他成了真正的“政治家”，他無怨無悔。人間的世態炎涼，酸甜苦辣，啟迪了他的良知，清醒了他狂熱的頭腦，使他的靈魂得到了升華。
望著那些農場的孩子們（大多是勞改就業人員的后代），韓心里百感交集。孩子們可愛又可憐的樣子，令他心里感慨萬千。這些孩子的大部分，可能永遠走不出這片大草原。他們將象他們的父輩們一樣，在這片茫茫的荒原上以牛羊為伴，為生存而掙扎，在貧窮、愚昧中繁衍生息，一代一代地繼續下去。
這里最多的是貧窮、落后和愚昧，最缺少的是文化，以及那個可以讓鬼推磨的資金。
韓愛晶對蒯大富說，國家應當對西部地區增加投資、開發、扶貧，甚至移民。
但是，此時的韓愛晶，純粹是杞人憂天。“你認為你是誰？”別胡思亂想了，老老實實改造吧！
作為天之驕子的名牌大學生，作為江南魚米之鄉的幸運兒，作為紅衛兵的領袖人物，韓愛晶、蒯大富們在偉大領袖的指引下，喊著革命造反的口號，舉著解放全人類的大旗，在北京折騰了二年多，經常出入人大會堂和釣魚臺，那種日子多風光啊！革命原來是這樣容易，但是正象把他們抓在手上當猴耍的毛澤東說的，他們不了解工人，不了解農民，不了解戰士，不了解社會，更不了解社會的最低層。結果是不言而喻的，正象攀著大樹爬到寶塔頂上的猴子，一旦大樹和寶塔被風刮倒了，猴子們只能摔得頭破血流。
頭破血流但尚有一口氣的韓愛晶、蒯大富們終于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必須夾起尾巴，才能做人。
韓愛晶開始把自己的心血和文化知識傾注在那些可憐而又可愛的孩子們身上。他教他們識字、學文化，給孩子們講他們能聽懂的道理和喜歡的故事。當然“造反起家人頭落地”之類的故事是不能講的，不能誤人子弟，做人要有良心。
孩子們很喜歡這個瘦個子老師。他們哪里知道，教他們的這個老師是個“反面教員”，同他們的老子們一樣，不是個好東西，同廣播里天天罵的那個“四人幫”是一家子。
孩子們，孩子們的家長們，勞改犯們對“韓老師”十分喜歡和感謝。
讓勞改犯當老師，在內地可能是“天方夜譚”，但中國太大，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這很正常。正象讓“巨貪”坐在人大會堂金碧輝煌的辦公室里當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樣，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
農場的領導們、干警們對韓愛晶的表現也給了充分地肯定和稱贊。
韓愛晶經過了痛定思痛的反思，決心一輩子當真正的小小老百姓，再也不介入那骯臟的政治旋渦。他甚至想，干脆在塘格木干一輩子，了此殘生。這是1984年，韓快40歲了，離刑滿還有一年。
蒯大富不以為然，他嘲笑韓愛晶目光短淺。他認為不應悲觀失望，將來來日方長，不搞政治可以搞科技，搞經濟，照樣干一番大事業。“天生我才必有用，東方不亮西方亮，沒有必要老死在這個地方。將來賺了錢，給這里投上幾個億，改變這里的面貌，豎個紀念碑，不就行了嗎？”這次輪到“蒯司令”教育“韓政委”了。
韓愛晶仍然很悲觀：“我們出去后就40多歲了，什么技術也沒有，戴著大反革命的帽子，能干什么？中國的情況你還不知道？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我看沒什么大的奔頭了。”
“誰說沒有奔頭？只要我們不介入政治，中央總得給我們出路。我就不信出去以后沒人要。我離開青銅峽的時候，許多人都等我回去。山高皇帝遠，他們才不怕什么大反革命呢！他們真誠的歡迎我老蒯回去。我那個廠很大，全國第一大鋁廠，人才缺得厲害，我是學化工的，回去后大有用武之地。憑我們的腦袋，學點什么還不容易？”蒯大富胸有成竹，不失“蒯司令”的風采。
“我真的是有點悲觀了。主席‘7.28’召見時說的一些話我現在才明白過來，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四人幫’出賣了我們，把我們害成這樣，我對政治是寒了心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這輩子是沒有出路了，我說的是政治出路。沒有政治出路，其它還有什么用？錢對我們沒有用，錢再多也沒人說你好，況且也不可能那么容易賺錢。沒有政治出路，還不如在這里了此一生。你看那些看破紅塵的文人墨客達官貴人，不都告老還鄉，隱居山林，或削發為僧，皈依佛門，了此一生嗎？”韓越說越悲觀。
文革中，韓愛晶常給蒯大富出謀劃策，蒯大富也愛聽韓愛晶的話，以至毛澤東說韓愛晶是蒯大富的政委，會出主意，是韓信的后代。有些人便借題發揮，說韓信是野心家，毛澤東實際上說韓愛晶是野心家。其實，毛澤東就喜歡有大志有“野心”的年輕人。中國人把野心家當成千刀萬剮的怪物，而在外國，所有的大人物都是“野心家”。沒有點野心的人成不了什么大氣候，并且被人瞧不起。
但據筆者認為，韓愛晶實在不夠格當野心家。他沒有什么野心，他辦事比較踏實，私欲不高。他生活上甚至象個老農民，很容易滿足。文革中他曾對我說過，畢業后最好去當兵，為部隊的科技發展貢獻一生。韓愛晶和我們都知道，到部隊去當兵是很難混到將軍、元帥的。
蒯大富無論如何也不同意韓的想法，他甚至懷疑韓愛晶又在賣關子，葫蘆里不知賣的什么藥。
蒯、韓二人來塘格木之后，隨著刑滿的臨近，許多人早就盯上了他們。在這人渣成堆的地方，他們絕對是“白馬王子”。大學生，年齡也不很大，又是“名人”，至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有人看的很重，有人看的不重。其實，“反革命”是中國的特產，在國外，是沒有“反革命”這個詞的。先進國家沒有“反革命”、“政治犯”這些詞，人家叫不同政見者，不丟人。
盯上蒯、韓二人的有勞改犯家屬，有就業職工，也有農場管教人員。他們開始熱情地為二人拉線搭橋，提親說媒。有介紹自己的小姨子的，有介紹自己的女兒的，有介紹自己的。有漢族的，有維族的，還有遠在四川、拉薩的川妹子、藏妹子。
韓愛晶、蒯大富被逗得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淚。
蒯大富幾句話，就把熱心者澆了一頭涼水：
“我找老婆有三個標準，第一要二15歲以下，第二要研究生以上，第三要絕對漂亮。三者缺一不可，拜托諸位幫忙吧！”
“好你個蒯大富！這不明明是欺負人嗎？再關他十年，看他還這么狂不！”眾人扭頭而去。
韓愛晶唱白臉，耍滑頭，“象我這樣的，誰看得上？打一輩子光棍挺好。”
誰知說者無意，聽者有人。其結果是，韓愛晶為這句話付出了非常值得的代價。
轉眼到了1985年，韓愛晶刑滿了，但沒有“釋放”。他接受了農場組織上的安排，決定留在農場就業，當小學教師。不久，在農場有關人員的幫助和介紹下，韓愛晶和一位年輕的川妹子喜結良緣，
寫到這里，為了讓讀者輕松一下，先插入兩個真實的笑話。
咬鼻子與割耳朵的故事
1968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保衛部辦公室里，有人敲門，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女學生走了進來。大口罩上面，是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認女生我認識，是導彈系的一位高干千金，姓吳名女。
“什么事？大熱天戴口罩干什么？”我問。
吳女摘下了口罩，只見她鼻子上貼著膠布，但仍未妨礙她美麗的臉蛋。她低下頭，羞羞答答，欲言又止。
我見她這個樣子，知道她有難言之隱，便把辦公室的人趕了出去。干保衛工作，常碰到許多見不得人的事。
“什么事，你說吧！”
“你，就是保衛部長吧？”
“對，我是戴維堤，有什么事，你快說吧！”
“我的鼻子被人咬掉了一塊。”
“什么？怎么回事？誰干的？”
“我們班同學張男。”女生說著哭了起來。
“為什么？”
吳女越哭越傷心，說不出話來。
下面的話看來實在不好說，我已猜出了點眉目。看來她是來告狀的。
“你先回去吧，我調查一下。”我把她打發走后，拿起電話，叫導彈系的頭頭和張男一塊過來。不一會，導彈系革委會主任老宋和張男來了。
“你就是張男？”我問。
“對。”張男是一個英俊的小伙子，也是一位高干子弟。
“你把別人的鼻子咬了？”
“對！我把吳女的鼻子咬了。”張男好漢做事好漢當，象個高干子弟的樣子，滿不在乎。
我氣得把桌子一拍，喊道：“你這是犯法你懂不懂？怎么回事？”
“她活該！我恨不得宰了她。”張男說。
“是不是談戀愛鬧矛盾了？無論如何，你不能咬人家的鼻子？你是怎么咬的？”我非常好奇。
于是，張男把事情的原委講了出來。
原來，二人都是高干子女，談戀愛已一年多了。他們的老子被打倒后，就當了逍遙派，心靈空虛無聊，就談起了戀愛。可是最近，女方對他越來越冷淡，最后提出分手。張男很愛吳女，不同意分手。但吳女去意已定，不再理張男 。張男聽信了許多有關吳女的傳言，氣不打一處來，決定報復。一天晚上，他約吳女出來見最后一面，并還她的照片情書之類，吳女如約來了。張男流著淚，勸她回心轉意，表示離了她就不活了。女方表示對不起他，勸他把她忘了吧。這時張男提出最后吻她一次，吳女同意了。于是張男借親吻之機，用力一口，把女方的鼻翼咬下一塊肉來，然后吐到地上，用腳踩爛，揚長而去。
我一聽，差點笑出聲來。張男的系革委主任老宋也笑了，他說張男說的是實情。
我把張男訓了一頓，讓他寫檢查，并說要給他處分，然后讓他回去了。
事后我考慮再三，沒有處分張男，讓他們系里批評教育算了。
當時沒有整容手術。不知道吳女的鼻子后來怎么樣了，總而然之要留點記號，真可惜了那張漂亮的臉蛋。
誰料事過多年之后，聽說張男和吳女最后握手言歡并結了婚，如今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們生活幸福，家庭美滿。我這里只好祝愿他們白頭偕老并為他們隱名埋姓，以免挨罵。俗話說，君子動口不動手。戀人、夫妻之間鬧點矛盾，最好既不動手，也不“動口”。
另一個笑話是割耳朵的故事，這是我畢業以后的事了。
我們1968屆畢業以后，學校里留下了69、70屆學生還未畢業。當時文革已無事可干，學生們百無聊賴，思想空虛、無聊、痛苦，盼著早日畢業。一些學生回了家，一些人談戀愛，一些人泡病號，干什么的都有。
有一位學生李某因慢性病住進了西郊一溫泉療養院，他本無什么大病，只不過借機來療養一下。療養院可以請假外出。
在療養院里，李某認識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護士，最后勾搭成奸。
女護士已結婚，丈夫是一個忠厚老實的工人，廠里經常派他出差。女護士常把李某領回家去幽會。
不料有一天，女護士和李某被她丈夫撞上了。女護士哭哭啼啼，花言巧語。忠厚老實的丈夫原諒了妻子，把李某罵了幾句放走了。
女護士丈夫的同事知道了這件事，都罵他是窩囊廢，活王八，并出謀劃策。女護士的丈夫終于激活了雄性大丈夫的本能。他準備了一把刀子，回到家后，把女護士老鷹抓小雞一般揪了過來，用刀子對著她。
“說，你和那臭大學生怎么回事，是誰先主動的？”丈夫說。
“是他先主動的，我全說，饒命饒命。”
“要想活的話，就聽我的。”丈夫下了命令……
于是，女護士回療養院后對李某更加溫存。李某貪戀女護士美色，早已不能自拔。女護士說，明天晚上再去她家，那個該死的又出差了。
第二天，李某如約而至，剛進女護士家門，一把刀子就頂住了他。
一陣拳打腳踢，李某已鼻青臉腫，跪地求饒。他垂頭喪氣地跪在地上，兩手捂著臉，只漏著兩只大耳朵，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勢。
女護士早已躲了起來。大丈夫怒氣難消，越罵越氣，越恨。他想捅死李某，又怕殺了人不好辦。這時，他突然發現蹲在地上的李某的兩只耳朵仿佛在向他示威。
說明遲，那時快，大丈夫手起刀落，一只耳朵掉了下來。
大丈夫把耳朵交給李某，罵了聲：“滾！”然后自己到公安局投案去了……
這就是文革中北航學生被人家割了耳朵的故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無奇不有。
人王如山
1986年初的一天，我接到了在西寧工作的老同學王如山的電話，說韓愛晶的的妻子在青海共和縣人民醫院難產，經搶救，生下一個男孩，現母子平安，但欠醫院一筆醫療費。王如山說他出一部分，讓我在京火速籌一部分寄去。我立即寄去了一筆款，并寫信向韓愛晶祝賀，祝賀“大反革命分子”有了接班人。
“王如山是北航紅旗的大好人。”韓愛晶后來說。
文革初，王如山也是支持我的老造反，后來是北航紅旗的普通一兵。他是內蒙人，上大學時就剃個光頭，十分出名。他為人正直，愛憎分明，哥們義氣很重。文革中，頭頭們派王如山去看管隔離審查的黨委副書記周天行。開始時，他對周天行很兇，毫不客氣。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他開始同情周天行，處處給周天行提供方便，并找頭頭去鬧，要求解放周天行。韓愛晶等頭頭們十分生氣，要我處分王如山，我沒有照辦，因為我也是紅旗內“6.19”觀點的，主張解放周王行。王如山聽說韓愛晶要處分他，對我發牢騷說：“他韓愛晶算什么東西，敢整我？我比他造反還早。周天行明明沒有什么大問題，為什么不解放？”我勸王如山不要生氣，并越過權限，批準和支持王如山和周天行專案組的學生給周聽行夫婦送東西、見孩子等等，后來我又支持韓愛晶解放周天行，因故未成功。這些，周天行可能都不知道，甚至始終不認識我，他只認識王如山等人。后來周天行解放后，領導北航抓“516”，把我等整得好苦，此為后話。
文革中，王如山一直是北航紅旗普通戰士，同韓愛晶的關系一般，更沒有什么交情和友誼。
畢業后，王如山回北航看望已解放的周天行。周天行夫婦停止了會議，盛情招待王如山。這正是，人在危難之時，滴水之恩亦當涌泉相報也！
王如山同我一樣，以他的人品交了好多朋友。他畢業后分配到了遙遠的青海西寧汽車廠。周天行夫婦要幫他調回北京，他沒有同意，認為在西寧挺好。他是孝子，母親在內蒙，他每年好幾趟從西寧回內蒙看望母親。每次路過北京，他都來找我玩。據我所知，他可能是北航唯一分配到青海工作的學生。
后來，王如山受李冬民案件牽聯，進了監獄。華國鋒、吳德下臺后，他才釋放并平了反。他一放出來就來看我，我倆在中山公園喝了一瓶二鍋頭，坐在椅子上睡了半天。
進過監獄挨過整的王如山對判了重刑的韓愛晶十分同情。
生活中常有這種人，重感情，講義氣，大道理講不出太多，哥們義氣第一，同情弱者，心地善良，愛打抱不平，為朋友兩肋插刀，不計個人得失，歷史上有許多這種人。梁山好漢李逵，少林寺出家的許世友上將，都是這路英雄。做為小人物，王如山也算一個。
王如山在西寧青海汽車廠混的不錯。該廠生產“青海湖”牌汔車，按現在的看法，這個廠絕對大有前途，不知為什么后來也沒成氣候。王如山很聰明，靠技術，當了設備科長。他對機電設備十分內行，外號“王大拿”。廠里和西寧市許多重大機械設備的運輸、安裝、調試，往往離了他玩不轉。許多單位都請他去當現場顧問和指揮。有一次市里安裝一種大型設備，許多人都沒有把握，便把王如山請了去，很快解決了問題。從此，人家送了他一個“王大拿”的雅號。要不是受李冬民事件牽連，他早就當廠長了。
韓愛晶等人去了青海塘格木勞改農場的消息，是我告訴王如山的。王如山一聽，就說要去探監，看望韓愛晶。
我勸王如山不要去看韓愛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王如山滿不在乎地說：“這有什么了不起的？青海天高皇帝遠，韓愛晶在這里舉目無親，作為老同學，去看看他又怎么啦？大不了我這個設備科長不當了。探監自古有之，怕什么？”我聽后十分感動。
王如山果然自己開著汽車（他廠里有的是汽車，可以試車）帶著吃的東西，奔馳數百公里去塘格木勞改農場看望韓愛晶。
這就是王如山。
假如我在西寧工作去看望韓愛晶的話，因是“一條線上的螞蚱”，既應該也無所謂，但做為北航紅旗普通一兵的王如山此舉不能不說是“義舉”。
我聯想到我被關押受審查的時候，許多應該來看我的人嚇得躲得遠遠的，甚至有的人落井下石，令人寒心。這個世界上，人和人就是不一樣。
韓愛晶的川妹子夫人難產時，王如山又長途跋涉，跑前跑后，送錢送物，不光韓愛晶感動，我也為之動容。
今日韓愛晶
轉眼到了1987年夏天，韓愛晶與川妹子的“愛情結晶”--寶貝兒子已經一歲了。這時，突然傳來了“圣旨”，按照當時中共中央常委喬石同志的批示，他和即將刑滿的蒯大富仍按大學畢業生待遇回原單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視，生活上妥善安排。
農場為韓愛晶舉行了簡單的歡送會。韓愛晶揮淚告別了農場領導和塘格木的朋友、難友們，攜妻兒離開了他刻骨銘心的塘格木。
“再見了，美麗的塘格木，再見了，我的第二故鄉。”韓愛晶擦去眼角的淚水，與妻兒登上了東去的列車。送行的有王如山等人，一位幫助安置“后事”的警察同行。
筆者認為，韓愛晶應當感謝塘格木。塘格木給予他的東西太多、太多，盡管付出了代價，但是值得。做為“副產品”，塘格木送給了他一個川妹子，又慷慨地“搭配”上一個大兒子。要我是韓愛晶，我就是花上一個億也要在塘格木建立一座紀念碑--如果有錢的話。
韓愛晶先同妻兒回江蘇老家看望了老母親和親友，然后又一人來到了北京。
在老同學們為其“洗塵”宴會上，我向韓愛晶敬了一杯酒，說：“感謝你老弟替我坐了十幾年牢，我向你表示衷心地感謝并深表慰問。祝你因禍得福，拐了個川妹子，又得了個大兒子。”眾人哈哈大笑，韓愛晶笑而無語。
“不過”，我接著說，“老兄有幾句話忠告。第一，北京乃是非之地，你也好，蒯司令也好，今后無論如何，不要想著再進北京，北京不是我們這些人待的地方。今后來北京辦事，干脆先向中紀委打招呼，來干什么，住在哪里，接觸誰，甚至在哪里拉屎撒尿，都報告清楚，省得別人疑心疑鬼。第二，患難夫妻，1日夫妻百日恩，糟糠之妻不可棄，何況是年輕漂亮的川妹子。不管你將來如何，若有三心二意，休怪我們不是朋友，我老戴將把你搞臭，遺臭萬年。怎么樣？”我的話引起了在座的一片笑聲。當時還沒有“男人有錢就變壞”這句準真理。韓當時處于百廢待興、窮困潦倒之際，他的首要問題是讓老婆孩子別餓肚子。
席間，大家又力所能及地為韓愛晶集了一點資，以幫他度過燃眉之急。
我們陪同韓愛晶在北京玩了幾天后，韓便南下“走馬上任”，去了湖南株州某兵工廠。該廠的各級領導大部分是北航畢業生，對韓愛晶安排照顧得既不過分，又不欠缺，叫做恰到好處。
后來韓分到了一間房子，安了個家，川妹子后來當了臨時工，岳母接來看孩子。
川妹子鯉魚跳龍門。她告別了貧窮、愚昧、落后的故鄉，變成了城里人。
韓愛晶被分配到廠里技術情報室工作。一天，從電子部調到株州市任副市長的北航老同學喬鐘濤（同韓愛晶一個系的）帶領市里大小頭頭來廠里視察工作，“順便”興師動眾地看望了韓愛晶。在場的有公安局長，法院院長，各部、委、局、辦頭頭，把韓愛晶的小屋擠得水泄不通。許多人都想看看韓愛晶是啥樣子。喬副市長文革中是保守派，沒沾韓愛晶一點光，所以他也不怕受牽連。韓愛晶受寵若驚，感激涕零。喬副市長讓廠領導好好照顧韓愛晶，有什么困難找他。我得知這些情況后，對老同學喬鐘濤肅然起敬。
不久，韓被廠里派到深圳辦事處工作。后來，深圳有幾家大公司慕韓愛晶之名，聘請他出任老總。韓愛晶請示了廠里后，去了一家有數千萬債務的國企參股公司當了總經理。幾年來，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債務基本還清。后來，幾家控股大公司的老總們被韓愛晶的廉潔奉公精神所感動，對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開始幾年，韓把妻兒留在株州，一個人在深圳闖蕩。雖然處于創業階段，但身為總經理，加上深圳畢竟是半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各方面的誘惑很多。但他還行，沒有變壞。他不喝酒，不抽煙，不會唱歌，不會跳舞，不會玩牌，不近女色。他從未進過卡拉OK廳，甚至不愿參加宴會，不陪客人吃飯。他始終兩袖清風，從未占公家一分錢的便宜。如今，他仍保持著窮學生時的“寒酸相”，整天一碗米飯或面條打發日子。公司的關系戶們知道他叫韓愛晶，沒人敢說三道四，買賣照樣成交。
后來，某些大股東們為韓愛晶的敬業精神和廉杰奉公所感動，又主動出資注冊了一家獨立法人的信息網絡公司，交他管理。
韓愛晶老夫少妻。他對妻兒疼愛有加，一有機會便回株州看望。由于韓本人的戶口仍不能進深圳，韓先將妻、兒的戶口遷到了深圳。目前一家在深圳，雖然生活不很富裕，但有自己的住房，生活美滿幸福，安定團結。社會上的許多謠傳都是瞎扯淡。
2003年，韓愛晶辦了內部退休，目前給一家公司當顧問，抽空研究文革歷史，寫回憶錄。兒子韓鋼已經17歲了，即將高中畢業，準備考大學。夫人相夫教子，管理“內政”，并抽空做一些買賣業務，以貼補家用。
看來，本人當初的警告或許起了作用，或許是多余的。
蒯大富與女碩士
交待完韓愛晶的故事，再說蒯大富。
蒯大富的刑期比韓愛晶多二年。1987年10月31日，他服刑滿17年后離開了塘格木勞改農場。據說，寧夏青銅峽鋁廠的工人自發地敲鑼打鼓、夾道歡迎他“凱旋歸來”。
蒯回廠后，夾起尾巴做了一段老實人，但樹欲靜風不止，人有了名氣--不管是什么名氣，很難安分守已。找他的人太多，上至廠領導，下至工人們。由于蒯大富在審判“四人幫”時揭發張春橋上過電視，他那付帶著金邊眼鏡西服革履象個大教授的派頭使人目睹過蒯司令的“風采”。
有人為蒯大富介紹了廠里一位漂亮的女工，但最后沒有“成交”。蒯大富的擇偶標準不變。不久，一位符合條件的碩士小姐找上門來，此人便是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的二15歲的云南小組羅曉波。她慕蒯大富之名，沖破了教授父母的阻攔，毅然奔赴大西北投進了蒯大富的懷抱，二人喜結良緣。不久，他們有了一個女兒。在給女兒起名時，蒯大富想起了德高望重的薄一波罵他“一聽名字就是反革命”的笑話，反其道而行之，給女兒起名蒯曉瓊。蒯曉瓊者，“快小窮”也！省得別人再罵，蒯大富心里想。
蒯大富不想在大西北扎根。他夢寐以求想回北京發展，但此路不通，于是他想“曲線救國”，先調回內地再說。
著名的山東蓬萊地區一私營企業家看中了蒯大富，花代價把他聘請到了蓬萊。這事也無可非議。青銅峽鋁廠是大國有企業，改革開放以來，肯定有許多機制上的原因不順利。蒯大富眼高手不低，他不甘心永遠當螺絲釘，他是蒯大富。人挪活，樹挪死，不一定在一棵樹上吊死。
蒯大富受聘擔任了蓬萊市司家莊振興實業總公司總工程師，愛人羅曉波一同前往。公司為蒯大富提供了寬敞的住房和汽車。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蒯大富夫婦決心大干一場，以報知遇之恩。他北上北京、天津，南下廣州、深圳，拉項目，籌資金，開市場，又回母校清華運作，大有重振“蒯司令”昔日雄風之勁頭。
蒯大富有兩個“野心”。一是想進北京發展，這大概受了中關村“四通公司”老總們的影響。“四通公司”赫赫有名，許多老總都曾是蒯大富的戰友和部下。另一個“野心”是想出國考察一下，開開眼界，以便為自己公司的產品打入世界市場作準備，他確實是這么想的。在北京的一次聚會上，他又提起了這個問題。
“算了吧，老蒯。”我給他潑冷水，“進京和出國兩件事起碼十年內你別考慮，不可能讓你的野心得逞的。”蒯不以為然，他說：“國外好多大公司和社會團體都發函邀請我出國考察訪問，甚至某些“研究機構”也看中了我。我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難道還怕我跑了不成！我蒯大富還不至于那樣無知。我是共產黨一手培養大的，我熱愛我的祖國，我希望為國效力。浪子回頭金不換，宰相肚里能撐船。按說我現在已經是回頭的‘浪子’了，打也打了，罵也罵了，牢也坐了，錯也認了，罪也罰了，應當給我基本的生存和政治權利了。曹操的將領大部分是降將，照樣幫曹操打江山，救曹操的命。我不明白中央為什么這樣怕我們。我不甘心，我要向中央打報告，要求出國看看。”
“你別瞎子點燈啦！你好好給我們山東老鄉賣力氣干活吧！中央就是怕我們，一些老人們就怕我們挖他老人家的‘墳’。這是明擺著的事，人家信不過你。一朝天子一朝臣，誰讓你聽毛澤東、周恩來的話玩命造反，結果上了林彪、四人幫的‘賊船’呢？要是救過陳云、鄧小平、薄一波、王震等老人家的命，還用著費這個事了嗎？”我實話實說。
蒯大富后來果然向中央打了報告申請出國，如我所言，不批。
機會似乎來了。前二年，北京市有關區的領導想開發第二個電子一條街--電訊一條街。從新街口到人民大學，這中間有郵電部，電影學院，北師大，國防科工委，鐵道部水科院，北影，中保公司，航空航天大學，中軟總公司，郵電大學，政法大學，金融大學，牡丹集團等大單位，開發電訊一條街不失為明智之舉。有關區領導要物色一位合適的人物掛帥，有人推薦了蒯大富。有關領導認為，這是搞經濟，不是搞政治，文化革命已過去20多年了，如今是改革開放的年代了。于是決定請蒯大富出山。
山東人不干。“你蒯大富這是干什么？好不容易冒著風險把你聘來，又沒有虧待你，你這山看著那山高，算怎么回事？”但是北京要蒯大富，胳膊擰不過大腿，忍痛割愛吧！但不能讓你蒯大富白走，得賠我們的損失。北京有關方面同意賠償損失。于是蒯大富興高采烈的來到北京準備走馬上任。有關方面已給他配備了住房和汽車。
那天又是老朋友們聚會，蒯大富那個高興勁，甭提了。在座的朋友們也為他祝賀，宴席上一片歡聲笑語。
我沒有吭氣，低著頭喝酒。借著酒興，我對蒯大富說：“老蒯，休怪我老戴掃你的興，我看這事玄！洞房花燭夜要刺刀見紅才算數，陳希同同意并簽字了嗎？”
“這事用不著陳希同管，又不是來北京當處長、局長，區一級同意就行了”。大伙異口同聲。
“休怪我說掃興話，你們是不生孩子不知痛。”我說，“你們到現在不懂政治，你們不了解中央的情況，我估計這件事成不了。如果沒有“六.四”，或許有點希望。”
“老戴說的有道理。”有人同意我的分析。
果然，不幸又被我言中。不幾天，北京土皇帝陳希同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大富先生，北京不歡迎你，請你從哪兒來回哪兒去！”
歷史老人又一次把蒯大富等人的“天靈蓋”猛敲了一下。
據說某些老同志一聽說蒯大富要來北京，馬上找到了陳希同：“不能讓蒯大富進京！否則我們就撞死在你陳希同的辦公室里。”
蒯大富只好又灰溜溜地回了蓬萊。
筆者有感而發。孔子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這么干的。
今日蒯大富
書歸正傳。好馬不吃回頭草，山東人眼里揉不進沙子。蒯大富回蓬萊后，自知理虧，未等主人下逐客令，帶領老婆孩子去常州過度了一段時間，然后直殺深圳。
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個朋友多條路，少個朋友多堵墻。蒯大富畢竟是蒯大富，他的朋友遍天下。有雜質的玉石仍然是玉石，不是茅坑里的石頭。
很快，蒯大富就被一家外資公司聘為副總裁，后來又成立了自己為法人的公司。靠著他的名氣和精明的運作，他的公司一天天發展壯大起來。今天的蒯大富，已經成了深圳的小“大款”，有住房，有汽車，有利潤可觀的公司，終于圓了“又快又大又富”的“夢”，歷史老人陰差陽錯地把他變成了真正的“快大富”。這正是：有心栽花花常落，無心插柳柳成陰。
筆者有感而發。賺點小錢，或者就算成了大款，不是我輩的理想和吉音。猶太人很有錢，但很痛苦，因為他們喪失了家園。我輩喪失的是母愛，而狠心的老母親至今不讓兒子們回家。
就在本書寫到這里即將“封頂”的時候，蒯大富又來到了北京。他這次是來參加清華校慶活動的。他利用校慶和“五、一”節假日，拜訪了許多老領導，老同學，老朋友，所到之處，賓朋滿作，一片歡聲笑語。
在天安門附近豪華的皇家大酒店里，蒯大富宴請諸位老朋友。在座的有大學教授、政府官員、公司總經理，也有我輩下崗職工。席間我端起酒杯：“恭喜老蒯發了大財，看來起個好名字就是管用。”
蒯大富哈哈大笑說：“發點小財，混碗飯吃，小康而已，不得已而為之。其實，我的名字給我帶來的全是災難。現在我的一切都是我的女兒帶來的，因為她叫蒯曉瓊--快小窮。”
眾人哈哈大笑。
席間，蒯大富頻頻敬酒。他仍不減當年的風采，侃侃而談，滔滔不絕，笑話連篇，幽默不斷，記憶力出奇地好。
我翻看著蒯大富的影集，發現了一張蒯大富和韓愛晶在深圳街頭鄧小平巨幅畫像前的合影，這真是一張十分有意義的照片。
“老蒯，我說你真應當感謝小平同志，要不是他老人家搞改革開放，把中國搞成這個樣子，哪有你今天的好日子過？你應當在鄧小平畫像前磕三個響頭。”我說。
“是啊！鄧小平雖然把你關押了17年，但沒整死你，給你留了一條生路，你真應當感謝老鄧。要是毛澤東時代，你勞改釋放后連工作也找不到，更不可能當‘大款’。你應當感謝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你現在是給個部長也不換，多好！”有人說。
“毛澤東時代我早就當工程師了，不可能坐牢。”蒯大富笑著說，“現在不用說部長，連個小科長也比不上，我現在事實上許多政治權力仍然被剝奪，仍然不準入黨，不準出國，更不準當官，甚至連戶口也不讓遷到深圳來。我只好當個體戶。不過我挺滿意，心里很平衡。感謝中央給了我一碗飯吃。小平同志沒有要我的命，我已經感恩戴德了，被抓的時候，我就做好了為革命獻身的準備。現在，我是深圳的納稅先進個體戶，我只能為國家做這點貢獻。我的座右銘仍然是為解放全人類而奮斗，我不計較任何個人恩怨。”
“據我所知，深圳人不太關心政治，但特恨‘文革’。‘文革余孽’在深圳不太受歡迎。不知你和老六（韓愛晶）雙雙去了深圳反應如何？”我問。
“不對，深圳人很大度，很歡迎我。我和韓愛晶到深圳后，許多媒體記者整天找我。有的記者未經我們同意，把我們的照片登了半版報紙，象巨型廣告一樣，我們很生氣。不了解情況的人，又認為我老蒯要出風頭。這些記者，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蒯大富尚有自知之明。
“挨整之后，對文革中的事怎么看？”有人問。
“文革是一筆說不清的糊涂帳，對許多人包括我來說也許是一場災難。我始終認為文革中我響應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號召起來造反沒有錯，錯在我頭腦發昏，一是世界觀沒改造好，二是上了當，受了騙，犯了許多錯誤，傷害了一些人。文革中我有滔天大錯，但我也是受害者，我不是反革命，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中央把你判17年刑，比陳伯達、姚文元只少一年，你服氣嗎？”
“判得是有點長了點，政治需要嘛！不過沒有什么，誰讓我是蒯大富呢？”
“你的主要問題是不該反劉少奇、王光美？”
“工作組和王光美不整我，我能反王光美嗎？毛澤東要整劉少奇，中央文革要我反劉少奇，我能不反嗎？當時全中國有幾個人不反劉少奇？我也是上當受騙者。那么多人整劉少奇，‘九大’開除黨籍，一直到把他整死，難道都是我的責任？算了！不提這些了！”
“聽說現在你同許多‘太子黨’交了朋友？”
“有一些。他們都不錯，有的人很有水平，不象外界傳說的那樣。象某某某、某某某都是很不錯的。他們很大度，很開放，比他們的老子厲害。”
“‘六.四’時你在哪里？”有人問。
“不怕諸位見笑。‘六.四’時我在西北寧夏，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里同羅曉波跳舞，連報紙都很少看。”
“高！看來沒有白關你，老蒯真是改邪歸正了。”眾人大笑。
“你公司的業務主要是什么，用戶群是哪些？”我問。
“我主要做電子產品、聲光設備、網絡工程、醫療設備等等。客戶全國各地都有，我講信譽，他們也講信譽，去年業務不錯，今年更好。我是深圳市模范納稅人，稅務部門對我十分客氣。”蒯大富快人快語。
“后來又回過塘格木沒有？你應該再回去看看，到那里投點資。”
“太忙了，哪有機會去？不過將來有可能去。中央開發西部是英明的決策。當年我和韓愛晶就認為中央應當在西部投資，這不僅是為了發展西部經濟，也是政治的需要。如果西部老是貧窮落后，西藏、新疆就不安全。現在中央決心很大，但困難不小。至于個人投資，目前很難有短期回報，況且經濟實力也不允許。”
蒯大富說罷，舉起酒杯敬了大家一杯酒，說：“歡迎大家到深圳去看看。深圳的發展變化實在太大了。”
遲來的愛
公元2000年底，就在新世紀即將到來之際，本書初稿完成之時，突然傳來了本書的主人公之一、筆者夫人尹聚平被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消息。筆者誠惶誠恐地向讀者報告這個天大的好消息。
舊世紀結束之際，文革中因隨謝富治、王力為首的中央代表團赴武漢，在“7.20”事件中死里逃生，后被打成“5。16”分子、王力的“黑秘書”、“反軍亂軍”的女干將，最后被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三種人”尹聚平在夾起尾巴做人、老老實實工作30年并當了奶奶之后、即將退休之前，終于被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多次上報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特別批準，加入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文革中的“三種人”被批準入黨，這可算是當今中國的大新聞。對于這姍姍到來的“遲來的愛”，我誠惶誠恐地代表全家高呼：“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萬歲！萬萬歲！”
本來，在抓完“5。16”以后，我輩青年學生們并沒有查出什么“篡黨奪權、反軍亂軍、殺人放火”之類的“滔天大罪”。當年正風華正茂的我們多么想輕裝前進，努力工作，報效祖國和人民。可是，某些老人們就是不放心，把我們當成了“四人幫”的人，當成了“比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警匪還壞”的人，一定要給點顏色瞧瞧。這一“瞧”，從20多歲到死政治上始終不得翻身。幸虧我們的血管里流的是共產黨革命烈士的鮮血，始終對共產黨堅信不移，否則，不自殺也要得神經病，甚至當“恐怖分子”。如今，已經當了奶奶的尹聚平終于勞駕和驚動了中央最高當局，被“特赦”批準加入了共產黨。受寵若驚之余，怎不令人百感交集，欲哭無淚呢？
令人感動和欣慰的是，在積極支持尹聚平入黨的人們中，有些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有的甚至是當年尹聚平的專案人員。
請某些讀者不要見笑，作為共產黨人革命烈士的后代，我們不能象你們某些人那樣，把整個共產黨看得一無是處，甚至恨不得共產黨一夜之間垮臺，這是你們的偏見。用文革中的一句話說，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任何一個政黨，包括它的領袖人物，在某些歷史時期--不管是文革時期還是改革開放年代，都難免犯這樣那樣的錯誤的。關鍵的問題是，這個政黨能不能正視和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這些錯誤。
想說的話太多，不知不覺又跑了題。本書由衷地說了共產黨許多好話，決不是害怕文字獄，忠言逆耳的話本書遍地皆是。
最后想說明的是，夫人入黨是夫人的事，共產黨再好，本人進火葬場之前恐怕是加入不了了。作為至今戴著“三種人”帽子的家伙，本人有自知之明，別把共產黨的圣水攪混了，那叫做“污染”。托共產黨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先生們的福，做一個自食其力、粗茶淡飯的退休職工，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老百姓，做一個始終在中華母親大地上吃喝拉撒睡、喝酒、釣魚、下棋的愛國者，既能減肥，又能長壽，挺好！
最后的話
寫完了以上的文字，筆者最后聲明：
文革之初，蒯大富、韓愛晶也好，筆者之流也好，都是20歲剛出頭的青年學生，雖然出身不很高貴，但都是喝共產黨的奶長大的。其實，喝國民黨的奶長大的也是一樣，不能說天生就是壞蛋。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幾乎人人發瘋的年代里，在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號召和指揮下，我們奮起造反。由于世界觀未改造好，頭腦發昏，忘乎所以，加上中央文革搗亂，實在真假難辯，因此充當了錯誤路線的打手，參與迫害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和老干部，犯下了滔天大錯（注：筆者除外）。后來很快被“四人幫”之流當成替罪羊，一腳踢開，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文革中他們有錯誤，但他們也是受害者。時至今日，30多年過去了，他們所犯的錯誤（叫罪行也可）應當被十幾年的重刑和審查所抵消。
筆者始終認為，對文革中的人和事，應當歷史地、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處理，不能簡單地以牙還牙，以怨報怨。中央上層的斗爭，不能搞擴大化，更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鄧小平同志主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早已“天翻地覆慨而慷”，歷史上的許多恩恩怨怨理應“逝者如斯夫”！如今，“地、富、反、壞、右”早已經平反，中國已經沒有了階級和階級斗爭，全國人人都是“活雷鋒”，難道惟有蒯大富之流還是階級敵人嗎？如今，為了吸引外資，為了緩解就業問題，讓更多下崗失業的中國人有碗飯吃，可以請外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投資、建廠、做買賣，給中國人當老板，發工資；臺灣省人，韓國人，日本人，美國人，甚至昔日的地主、資本家、國民黨戰犯、還鄉團頭子都可以來中國大陸投資、發財，有的甚至被聘為國企的董事長、總經理，有的“資本家”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大批下崗失業者的“救世主”；昔日的“山姆大叔”、“皇軍”、“國民黨將領”都可以成為合作伙伴和好朋友，為什么小小的蒯大富們就不能將功補過，帶罪立功？難道已近“花甲”之年的蒯大富們真的能半夜三更抗著鐵鍬去挖人家的祖墳嗎？某些老同志一年遇蛇咬，十年怕井繩，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是否有些太緊張了呢？這樣做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呢？
據說時間可以淡化一切。國民黨戰犯十年就特赦了，右派分子由臭變香用了20多年，“地、富、反、壞”獲得“解放”也20多年了。如今，文革已經過去了30多年，“文革余孽”們已經死的死，老的老，還要他們“懺悔”到什么時候呢？中國人過去整人興“滅九族”，如今學會了“馬拉松”，讓時間老人充當殺手。豈不知，時間老人有時也會不堪重負的。胡耀邦同志活著時曾經哀嘆，再這樣下去，中華民族的歷史怨恨和橫溝什么時候才能消失，什么時候才能撫平呢？這是不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呢？
筆者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執政黨在進行任何革命或社會變革時，都應當團結和利用大多數，包括犯過錯誤的人。連封建帝王都知道上臺后實行“大赦”以爭取民心。任何時候，應當是壞人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經濟結構已發生了巨大的轉移和調整，取消了階級斗爭為綱，這無疑是正確的。作為當權者，寬宏大量，拋棄前嫌，化敵為友，給政治出路和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能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的發展。人為的樹敵和樹對立面的作法早應休矣！政治斗爭，恩威兼并，該出手時才出手，該寬容時就寬容。所以，筆者認為，文革回潮，文革余孽復活之類的擔心早已大可不必，那早已是杞人憂天。
有人竭力主張建立文革博物館，本人舉雙手贊成。但是，除了文革中的受害者和混進造反派里的壞蛋外，似乎還應當把文革初期真正搞“打砸槍”、草薦人命而至今不認錯反而飛黃騰達的老紅衛兵“聯動”分子們；文革初殘酷打擊、迫害廣大青年學生、教師、干部的“工作組”和“工作隊”們；抓“5，16”運動的劊子手們（決不是指一般奉命行事的普通干部群眾）也刻在歷史的恥辱拄和紀念碑上，以警示后人。這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公平的。但是，不知道為什么遲遲不建，看來不是資金問題。有人說，這是給中央出難題，是不懂政治，惟恐天下不再亂，這話有些道理。某些人坐井觀天，只看到自己小圈子里的世界，對文革中挨過的整、受過的苦至死不忘，整天鉆牛角尖。有的人甚至不讀書，不看報，不上網，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現在有不少人，特別是一些文革中受過迫害的老干部和大量的失業工人、失地農民恨不得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不知咋回事，您說這文革博物館怎么建？
任何人造的博物館和紀念碑都不可能永恒，十二級地震一來全完蛋，只有人民群眾心中的紀念碑和客觀存在的社會實踐才是永恒的歷史紀念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話僅說對了一半。真理是客觀存在的，本來不需要檢驗，要想檢驗也可以，但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年、兩年，更不是一個、兩個人或一部分人說了算的事情，而是一個長期的歷史實踐過程。正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也！
歲月滄桑。文革中的造反派雖然沒有一個進“官場”的，但都大浪淘沙、各奔東西。有的成了刑滿釋放人員，有的成了退休、下崗或失業者，有的當了爺爺奶奶，有的“與時俱進”，陰錯陽差地成了“大款”和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有的去了火葬場……筆者直言，現在真正從理論上和思想上理解和擁護鄧小平理論和黨中央政策的人群中，“文革余孽”們不在少數。他們是痛定思痛者的反思，而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叫好。現在真正給共產黨抹黑、幫倒忙的，不是我輩造反派們，而恰恰是那些文革后提拔起來受到重用的貪官污吏和蛻化變質分子們，這些家伙們沒有一個是造反派出身。令人頭痛而“可愛”的“六.四精英”們（例如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和《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先生）也沒有幾個是“文革余孽”。浪子回頭金不換，宰相肚里能撐船。某些共產黨人的寬廣胸懷既然能同當年的“帝、修、反”和國民黨戰犯、地主、資本家、還鄉團頭子們握手言歡，甚至擁抱接吻，為什么就不能原諒造反派們？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逐步正視人權的今天，對有公民權的公民似乎不宜再張口就罵，舉手就打，那有侵犯人權之嫌。無論是德高望重的老人，還是乳臭未干的小兒，都應吸取歷史的教訓，做事三思而后行。
2000年 元旦初稿
2004年 8月終稿
后記
本書在長達數年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許多老同學和朋友的幫助。他們有的提供了有關歷史素材，有的對初稿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筆者由衷地表示感謝。
本書有關章節借用和摘錄了王力、葉永烈、師東兵、唐少杰等人著作和文章中的有關內容，有的摘錄了不知名的網友的文章內容。另外，山東省濰坊市經濟學校的王海鵬、李繼俊老師和學生們為本書初稿的文字編輯和錄入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本書參考資料
（1） 《中共黨史》
（2） 《山東諸城市志》
（3） 《山東安丘市志》
（4） 《濰原戰火》
（4） 《毛澤東選集》
（5） 《鄧小平文選》
（6） 周明主編--《歷史在這里沉思》
（7）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
（8） 王力-- 《文革反思錄》
（9） 葉永烈--《“四人幫”全傳》、《王力訪談錄》
（10） 師東兵--《中國文革史》、《汪東興傳》、《胡耀邦的最后十年》等
（11） 陳再道--《武漢“7.20”事件始末》
（12）葉永烈--《決定中國命運的28天》
（13）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史，大事記
（14）權延赤--《楊成武在1967》
（15）李志綏--《毛澤東私人保健醫生回憶錄》
（1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17）香港--《鄧小平的最后十年》
（18）張佐良--《周總理的最后十年》
（19）《江澤民傳》--香港版
（20）《趙紫陽傳》--香港版
（21）《中共太子黨》--香港版
（22）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
（23）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
（24）汪文風--《從‘童懷周’到審江青》
（25）《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
（26）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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