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啊！朋友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無私地幫助別人，不求任何回報，這是山東人（當然不是全部）的脾氣。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困難，請你告訴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你可以離開我。”崔健的這首搖滾歌曲，我百聽不厭。
抓“5。16”運動結束后，許多老同學有的失去了聯系，有的開始同我聯系，分配到外地來京出差的一些老同學常到廠里來看望我。
1972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天已經很晚了，我和尹聚平正要睡覺，聽見有人敲房東的院門，我出去開門一看，來人給了我一拳，啊！是朱軍。他又黑又瘦，象個鬼似的，我幾乎認不出他了。
朱軍在北航是我組織保衛部的工作人員，應當算我的辦公室主任。我不在時，把許多權力都交給他，全院的財務報銷他代我簽字，我的手槍交他保管。他個子不高，精明能干，是我的“死黨”和干將。我和韓愛晶赴山西、山東以及我去廈門抓周國懷，都是帶他去的。他畢業后和他的女朋友（也是北航紅旗一名能干的女將）一起分到了貴州航空部某基地。
抓“5。16”運動中，軍管會多次讓我交代、揭發朱軍的問題，我是他的領導，不可能揭發他的問題，況且他也沒有什么問題。從軍管會的口氣看來，朱軍單位也把他隔離審查了。
不知北航的掌權者什么時候把“北航紅旗”定成了“反革命組織”，就象解放初期清查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分子一樣，北航紅旗的頭頭和骨干分子們在抓“5。16”運動中全部受到審查、關押，幾乎無人幸免。有的人，包括個別頭頭因受不住逼供，貪生怕死，胡說八道，無中生有地寫了許多所謂揭發別人的材料。但朱軍是好樣的，椐我所知，他沒有胡說八道，也沒有出賣我，揭發我。
我和尹聚平趕緊把朱軍請到屋里。老同學死里逃生又重逢不容易，大家心情都很激動。
朱軍告訴我，他們單位的軍管會壞得很。他和愛人皆被關在地下室里一年多，受盡了折磨。貴州潮濕，二人放出來時，兩腿皆走不動路了，是抬到醫院去的，治了好幾個月才恢復過來。
“都是因為你。”朱軍拼命地抽著煙，笑著說，“軍管會一天到晚逼我交代你和韓愛晶的問題，說我是‘5。16’分子，全是他媽的北航轉去的材料。還騙我說你也寫了材料，揭發我是‘5。16’分子，是你發展的。我一聽就是假的。”
朱軍告訴我，他們單位一個大學生，抓“5。16”時被逼瘋了，半夜里用菜刀把妻子和兩個孩子砍死，自己從四層樓跳下去了
嗚呼！這就是文革中的抓“5。16”運動。某些人總認為自己文革中受了迫害，把一切氣撒在造反派身上，整起造反派來毫不手軟。可是造反派也是人，他們中間也有沒干過壞事的好人。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究竟誰是誰非，只有蒼天知道。
“你們什么時候放出來的”我問朱軍。
“謝天謝地，林彪叛逃后，我們軍管會主任是林彪死黨，被抓起來了，我們馬上就解放了。我們成了受林彪死黨迫害的英雄，一下子就翻身了。你們呢？”
“咳！別提他了。林彪事件都不讓我們知道。北京邪門兒，‘九.一三’事件后又關了我們近一年才放出來，至今不得翻身。”
“貴州那邊‘5。16’都否了。抓‘5。16’是林彪搞的，天天喊林彪語錄，一個不漏，一個不漏。林彪一完蛋，全翻案了。”
“可你不知道，北京這邊抓‘5。16’可是毛主席、林彪、周總理、江青他們搞的。周總理對抓‘5。16’也有指示，‘5。16’主要是反總理的。”
“反總理的那個‘5。16’就幾個人，早在1967年就處理了，事過兩年之后又想起來抓‘5。16’，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看中央文革是賊喊捉賊，拿造反派的腦袋堵老帥們的嘴。看著吧！中央早晚又要出事。”朱軍不愧我的部下，“英雄所見略同”。
接著，朱軍說了一句令我吃驚的話：“我看，真正的‘5。16’后臺就是毛主席。‘5。16’者，造反派也！造反派的總后臺和最高統帥就是毛主席。”
“這話有道理，可不能亂說。”……
老同學一氣聊到天亮，和衣而臥。
從此以后，我和朱軍經常保持聯系。
恢復高考以后，朱軍夫婦為了擺脫貴州三線山溝里的日子，發奮圖強，雙雙考回了北航研究生培訓班，二人帶著孩子上學，最后以優異的成績畢了業。
但是，由于不算正式研究生，北航未發碩士證書。按規定，必須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朱軍原單位也要求他們回去，并許了朱軍科技處長的愿，這是他自己說的。
朱軍夫婦一心想留在北京，我義不容辭地盡力幫忙。我托了許多人，想了許多辦法，朱軍自己也費了很大的力氣，最后，朱軍一家四口的戶口進了北京。
當時辦一個北京戶口比登天還難，朱軍一家四口戶口進京，連派出所的人也驚呆了，他們懷疑朱軍是高干子弟或有通天的關系。
戶口進了京就好辦了。我借了廠里朋友一間房子，安置朱軍一家住下。我把朱軍當成手足兄弟，該辦的事自然不在話下。
關鍵的問題是要為朱軍夫婦找一個好單位。這事比較好辦，因為他們倆有學歷，業務很好。
當時電子部正在籌建一個很大的計算機公司。籌備組領導中有我的熟人和朋友。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朋友，把朱軍夫婦的情況吹了一通：研究生畢業，精通外語，懂計算機，得過部級和空軍多次嘉獎……總之，絕對是難得的人才。
第二天朱軍夫婦便到該公司上了班，成了正式員工，連一個字的證明材料也沒有，也沒用面試、考試，只憑我一封信。檔案是后來轉過去的。
實事求是地說，朱軍夫婦之所以如此順利，主要是靠他們自己的條件和優勢，我不過盡了點義務而已。否則，換了兩個笨蛋，人家也不會要。
后來，朱夫人被派往法國培訓，但離出國還有一個月時，突然得了肝炎，指標很高。若不能很快降下指標，出國只好換人。
我托了電子部醫院要好的醫生朋友，不惜一切代價，治好了朱夫人的病，沒有耽誤出國。
朱夫人在法國培訓一年多，被法國某大公司聘請為該公司駐北京總部高級雇員兼翻譯。據說該公司總裁訪問北京時，鄧小平在釣魚臺接見招待，就是朱夫人擔任的翻譯。
朱軍本人也被提為處長，一帆風順，并很快分到了一套房子。
看到親如手足的老同學今非昔比，我由衷地感到高興。我因在廠里一直受審查，當老百姓。我的地位、權力等于零，我的能力和關系已經發揮到極限。朱軍夫婦基本上不需要我再幫什么忙了，但我們兩家常來往，關系很好。
后來朱軍認識了胡耀邦的二公子胡君，并帶胡君到我家來玩，為胡君上研究生的事找我幫忙，我盡上了最大的力量，詳情后述。
1984年，為了擺脫我在738廠的住房困難等困境，我毅然下海，受聘到海淀區玉淵潭鄉任工業公司顧問和中玉實業公司副經理。
中玉實業公司是我介紹玉淵潭鄉和朱軍單位中國計算機技術服務公司聯合成立的。玉淵潭鄉出廠房、職工住房和地皮，中計公司出資金和技術人員，派人出任總經理，朱軍擔任技術副經理，我代表玉淵潭鄉出任經營副經理。
當時，中玉實業公司同“四通公司”和“聯想公司”成立時間差不多，但資金、技術等條件比“四通”、“聯想”好多了，如果好好干的話，后來比上“四通”、“聯想”，也差不多。
當時我已經是下了海即將被廠里開除的人，背水一戰，沒有退路。而朱軍他們是公派的，鐵飯碗。
我這人本事不大，唯一的長處是愛交朋友。我負責經營，但離不開朋友和技術，漸漸地，朱軍單位派來的許多技術人員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辛辛苦苦地工作受到了公司員工的贊揚和擁戴。我萬沒想到，總經理是一個小肚雞腸的人，更沒想到，朱軍竟站到了他一邊。
“我們的人都讓老戴拉過去了，我們被架空了。”朱軍竟然對一把手這樣說。
我不知道朱軍的思想是從什么時候起變化。歷史上，共患難的朋友很多，共享受的朋友不多，但無論如何，我認為朱軍應當理解我。他曾為我受了那么大的牽連，在關鍵時刻死保過我。
之后，我和朱軍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越來越多，誤會也越來越大，很難再合作下去。
不久，玉淵潭的“老農民”議論紛紛，說中玉公司把“三種人”聘請來了。這還了得！別把玉淵潭的水攪渾了。
不久，中玉公司在朱軍和總經理的“運作“下，終于解體了。他們沒損失一根毫毛，而我，面臨著討飯的命運。
我不愿意也沒有必要向玉淵潭的老農民解釋我的一切，說了人家也不信任。如果連老農民也容不得我，那中國九千六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將無我立錐之地。盡管招聘我的玉淵潭鄉有關領導竭力挽留我，但他不是一把手，他保不了我。人活一口氣，738廠是共產黨的國營企業，盡管是我“走麥城”的地方，盡管好馬不吃回頭草，但是，“冤有頭，債有主；從哪里來，回哪里去！”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妥。于是趁著738還沒有把我開除，我又回到了738廠。
后來朱軍一直飛黃騰達。幾年之后，總公司派他到深圳擔任了一家大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是把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北京總公司的領導。可是，二人在工作中產生了矛盾和分歧。朱軍本事很大，他聯合了許多董事向董事長發難。不久，《深圳日報》登出了頭號新聞：某某公司總經理炒了董事長。
朱軍后來曾向我多次解釋，并請我到他公司去“打工”，我謝絕了，從此再沒有聯系，后來聽說他去了香港發財去了。我祝他發大財，祝他一家幸福。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觀點相左，一家人夫妻、父子之間吵架的很多，但回到家中仍是一家人。可我和朱軍之間，大風大浪都過來了，卻在小河溝里翻了船，我的心里一直在流血。
多年以來，我一直反省自己，檢點自己的諸多失誤，包括和朱軍的關系。
值得欣慰的是，可能由于深厚的友誼基礎一直在起作用，也可能是上帝從中安排，十年之后，我和朱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久別重逢。此時的朱軍，據說已經是“億萬富翁”，整年全世界飛來飛去。而已是退休職工、自食其力的我只有目瞪口呆地祝愿他繼續發財。不久，朱軍又變得“無影無蹤”了，我真心地祝愿他好自為之，平安無事。
什么是朋友？觀點、利益一致的人就是朋友；把你當成朋友的人就是朋友；不出賣朋友的人就是朋友。要允許朋友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毛病，但不允許背叛，這是我的觀點。
共患難的人最后不一定是朋友，但是，消除了誤會或矛盾會成為更好的朋友。作為一個廣交朋友的人，實事求是地說，我有很多朋友。有些平常來往很多，與我有許多共同興趣和愛好，平時吃喝不分，叫“酒肉朋友”也可以。這些人大都是淳樸的工人和同事，他們都很樸實可愛。我沒有知識分子的清高，但和這些朋友在一起一般不談政治，因為他們不太關心政治；有些朋友平時很少來往，但一旦有事絕對幫忙；有些是純政治上的朋友，氣味相投，在一起只談政治，但很少一起吃吃喝喝；廠里的一些老干部，抓“5.16”時曾整過我，但后來都成了我的朋友，節假日我常去看望他們；廠里原來的“保守派”頭頭，文革中對立得很厲害，后來哈哈一笑，皆成了朋友，有些人互相幫過大忙。從形形色色的朋友那里，我得到了同情、理解、批評、鼓勵甚至贊揚，這是我人生的樂趣之一。
懷念胡耀邦
胡耀邦同志文革之前是團中央書記。文革中，聽說他受到不小的迫害。北航紅旗與團中央隔行如隔山，既未反過胡耀邦，也未保過胡耀邦。
俗話說，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為人民作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胡耀邦受到人民群眾的熱愛和擁戴，不是因他的權勢，而是他的人格。他既是遠見卓識，顧全大局、襟懷坦白的革命家，又是扎根于人民群眾之中，關心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為人民辦實事的人民公仆。他去世后，人們那樣悼念、懷念他，說明他為人民辦了好事，真正地活在人民的心里。
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組織部和中紀委工作期間，沖破一切阻力，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為許多受文革打擊迫害的老干部、老知識分子平了反，恢復了名譽，從而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作為高瞻遠矚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胡耀邦同志具有遠見的卓識和寬廣的胸懷。盡管他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深惡痛絕，完全否定，但他對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卻表現出了政治家的大度、寬闊胸懷，采取了網開一面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他從國家的最高利益和安定團結的大局出發，主張寬宏大量，吸取教訓，既往不咎。他的主張和作法令我輩感激涕零。
筆者曾見過胡耀邦同志給彭真同志的一封信，那是一份夭折的中央文件。在信中，胡耀邦同志建議對文革中犯了錯誤的青年學生和紅衛兵小將寬宏大量，既往不咎。他認為，那些錯誤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承擔。“老家伙”們都站錯了隊，娃娃們有什么錯？他們年輕無知，上當受騙，而受蒙蔽是無罪的。我們老同志們不要揪住他們不放，特別是受過打擊迫害的老同志們應該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氣量大一些，應該站在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高度上看問題。文化大革命，你整我，我整你，沒完沒了。再這樣整下去，何日終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傷痕何時才能撫平？這對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創造安定團結大好局面，同心同德干四化是十分不利的……
胡耀邦同志說得多么好呀？我看了這封信后，感動得掉下了熱淚。這真是偉大的革命家的胸懷。可惜，由于多種原因，胡耀邦同志這封信沒有成為黨中央的決策和正式中央文件。
打倒四人幫之后，恢復了高考。原北航紅旗的頭頭、二把手井崗山和清華的一個學生頭頭孫云以第一、二名的成績考上了哈工大研究生。哈工大黨委和黑龍江省委拿不定主意，請示了中央。當時胡耀邦同志是中紀委副書記。中紀委某辦主任閆草是我岳父的老戰友，一天，閆叔打電話叫尹聚平和我去他家有事。
“井崗山你們很熟吧？”閆叔問我們。
“很熟，他是二把手。”我說。
“他打死過老干部和李井泉的兒子嗎？”
“沒有，絕對沒有。北航沒打死過老干部，但整了一些人。北京工業學院打死了校長魏思文。李井泉的兒子李明清是別人打死的，與井崗山沒有關系。”我如實的向閆叔匯報。
“聽說你們把彭德懷打傷了，井崗山打了沒有？”
“沒有，是別人打的，井崗山當時不在學校。”
“沒有就好，井崗山這個人總的說怎么樣？”
面對閆叔叔，我這時把他當成中紀委的首長，我得到了向中紀委訴苦的機會。
“井崗山為人不錯，他父親是抗聯的老戰士，去世了。他為人很正派，心直口快，但思想同我們一樣，受極左思潮影響嚴重。北航的問題，他是二把手，當然有一定的責任，但他確實沒干過什么壞事，‘武漢事件’，他和尹聚平去了。為這事，中央把我們整的好苦，我們都被關押審查了好幾年。”我如實說話，不敢亂說。
“武漢事件，那是中央的事，與你們無關。王力、謝富治也是奉命行事。中央早有規定，不準再查武漢事件的事了。”
“閆叔叔，我們很委曲，我總感到中央有些領導同志對我們有偏見，抓‘5。16’時整得我們好苦，現在又把我們當成‘ 四人幫 ’的人，我們感到十分委屈。”
“也難怪，領導同志也是人。你們造反時把老干部們整得很苦，人家也氣，拿你們出出氣，也可理解嘛！中央有數，中央只整少數人，很少幾個。象上海徐景賢、陳阿大、北京蒯大富那樣的。你們不是‘ 四人幫 ’的人，夠不上，你們是吸取教訓的問題。中央并沒有把你們都當成壞人，年輕人嘛！”閆叔叔說著，拿出一份文件，“這不，今天叫你們來，是讓你們看看耀邦同志的批示。你們要相信中央。井崗山考上研究生，是好事嘛！人才難得嘛！不過人家哈工大嚇得不敢收，全國有名的大造反派頭子嘛！報告了黑龍江省委，省委常委五比四，也定不下來，便請示了中央。耀邦同志批了，派我帶記者去黑龍江落實處理。今天，找你們了解一下有關情況。”
于是，我們看到了胡耀邦同志對井崗山二人上研究生問題的批示：
人才難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時見《人民日報》。 胡耀邦
我們萬分激動。
閆叔叔留我們吃了飯，又聊了許多事情，告辭之后，我立即把好消息告訴了井崗山。
后來，井崗山所在工廠的工人們敲鑼打鼓歡送他上了哈工大的研究生班。
（注：井崗山和孫云從哈工大研究生畢業后，風云突變，中國大地又開始大抓“三種人”，原來決定接收他們的北京某些單位迫于壓力不敢再接收他們。靠自己的素質和能力，經過多年的磨練之后，如今井崗山是北京一家大型企業的總經理，孫云是北京中關村某高科技公司的副總裁。）
胡耀邦同志文革中受到團中央某些造反派們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按理他應該最恨造反派，但他寬宏大量，不計個人恩怨，一切從國家的大局著想，令人感動。
民間流傳著胡耀邦同志的一些笑話和故事，反映了人民群眾對他的熱愛和贊賞。
胡耀邦從牛棚里出來后發配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勞動。以前做為高級干部，他肯定沒有自己拿著火車票上過火車。那天，給他送行的家人拿著火車票上火車進站時，被沖散了，胡耀邦一個人隨著人群擠上了火車，家人找不到他了，只好向車站說明了情況。
在火車上查票時，胡耀邦沒有車票。由于他穿著十分普通，象個老農民，乘務員和乘警不認識他，便把他當成逃票的盲流對待，審問了他半天。要他補票，他又沒帶錢，眼看著要吃大虧。他只好說自己是胡耀邦，可人家見他這樣子，不相信，幸虧車站的電話打了過來，才給他解了圍。
又一次從河南干校返回北京過春節時，干校每個人發了幾十斤黃豆。那時黃豆可是好東西。由于沒有口袋，許多人便脫下褲子，把褲腳扎起來當口袋，架在脖子上上火車。年輕力壯的人沒什么，胡耀邦年齡大，個子矮，體弱，脖子上架著幾十斤黃豆，上車十分吃力。幸虧乘務人員認出了他就是胡耀邦，扶著他上了火車。從此，胡耀邦用褲子裝黃豆架在脖子上乘火車的事便傳了開來，許多人當成笑話，不相信。
胡耀邦同志“解放”后，擔任了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但他對子女管教很嚴，不準子女搞特殊化，不準利用他的關系走后門，完全同老百姓一樣生活。
他的小兒子胡君在南京某軍事院校當助教，娶了一位普通女工做妻子。此事在南京傳為美談。
胡君想調進北京，按說易如反掌。可胡耀邦不同意，說若實在想進北京，靠自己的本事正常提拔、調動。
胡君只好想法考取北京高校的研究生，這樣畢業后可以留在北京工作。
大約1978年的一天，我的大學同學朱軍帶著一個穿著樸素的小伙子到738廠找我玩。老朱只說小伙子姓胡，是他的朋友，特來拜訪我。
我把朱軍和胡君請到家中，買了一只燒雞，炒了幾個菜，招待他們。
酒席間，老朱說胡君是他的好朋友，在南京某軍事指揮學院工作。他想考北航的研究生，希望我幫個忙，因為我在北航認識的人多。
我一邊敬酒，一邊詢問胡君的有關情況。胡君很樸實，個頭不高，人很精明，當我問起他的家庭情況時，他有些結結巴巴，似有難言之隱。
老朱笑著說：“他想調回北京，只有考研究生一條路。他老子官很大，很有權，但不幫忙。”
“你父親為什么不幫你說說話呢？”我奇怪地問。
“別提我那個老子啦，他太馬列，他才不肯幫我呢！他反對我進北京。”胡君生氣地說。
“你老子也太不近人情了。現在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調進北京算什么，這點小事他也不幫忙？要是我老子，我一定造他的反。”我半開玩笑地說。
“咳！實話告訴你吧，他老子就是胡耀邦。”朱軍道破了天機。
我一聽，吃驚不小。一看小伙子，對，沒錯！長得特象胡耀邦，我連忙道歉說：“對不起，我不知道，多多原諒，我不該罵你父親。你父親可是個好人。”
“沒關系，請戴大哥幫幫忙吧。”胡君一臉憨厚。
“沒問題，這事包在我身上了。別的馬屁不拍，這個馬屁我拍定了。”二兩酒下肚，我膽子也大了起來。
我們一邊聊，一邊高興地喝起酒來。
第二天，我就跑到了北航，找了有關的領導，談了胡君的情況，并請北航照顧和保密。北航領導同意，但要例行一下程序，參加考試。
這事眼看著就辦成了，誰知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不知北航誰把這事捅了出去，傳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胡耀邦很生氣，堅決不同意，并把兒子和有關人責罵了一頓。
后來，胡君在南京努力工作。胡耀邦同志去世前，才靠正當手續調來了北京。
由于多種原因，我后來再也沒有見過胡君。
胡耀幫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在鄧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撥亂反正，大膽地平反冤假錯案，為改革開放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惜后來在學潮問題上，犯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
1987年1月10日，鄧小平、陳云、李先念和趙紫陽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了胡耀邦的辭職報告，但保留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會議決定推選趙紫陽同志為代理黨中央總書記……
兩年過去了。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上正聽著大家的發言，突然一陣頭暈目眩，兩眼發黑。他呻吟了一聲，頭一歪， 倒在了沙發里。主持會議的趙紫陽立即停止了會議，秦基偉把胡耀邦扶在沙發里，江澤民掏出了救心盒……
1989年4月15日下午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世界宣告：“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主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然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經全力治療，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時53分逝世，享年73歲……
胡耀邦同志，你是偉大的戰士，你是光明磊落的男子漢。你不是神，你也有缺點和失誤，但你是大寫的人。你是搏擊長空的雄鷹，你有時飛得比雞還低，但你能返回萬里長空。以上幾句話，算是吾輩們對您的永遠地懷念吧！
話說趙紫陽
提起趙紫陽，這里來一段“話說”。
胡耀邦同志被迫辭職后，趙紫陽當了總書記，后來卻犯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錯誤，也不得不辭職下了臺。中央內部的事情，老百姓說不清楚，但在他被打倒之前，同胡耀邦一樣，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兩匹駿馬，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不爭的事實。鄧小平換馬，是馬不聽話，不換不行。“反正人老了也無所謂了”，不拉車的老馬更輕松，更舒服。
趙紫陽是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人，1919年生，父親是一位地主鄉紳。趙原名趙修業。趙紫陽是后來參加革命后他自己起的名字。趙的先祖也是來自山西老槐樹地區的。十三歲時，趙修業經共產黨員徐仲三介紹加入了共青團，這是1932年6月，趙當時是桑村完小的學生。小小年紀的趙修業這就算參加了革命。跟著進步教師們散發傳單，跑腿送信等。幾個月后，共產黨人發動的磁縣暴動慘遭鎮壓，共產黨人被捕或轉移他鄉和地下，趙修業沒有事干了，又回到父親身邊，繼續上學，同組織失去了聯系。1933年，趙修業考入了開封的省立初中。1936年夏天，17歲的趙修業考入了武昌高中。1937年“7.7”事變后，一心抗日救國的他毅然輟學，并改名趙紫陽，回到家鄉，開始尋找黨組織。
1937年10月，當時的中共直南特委書記王從吾（后任中紀委副書記）派濮陽中心縣委書記蔣中岳到濮陽、滑縣邊界一帶恢復共產黨組織。
蔣中岳1929年經王從吾同志介紹入黨。他知道滑縣有個趙修業，并認識他的父親。當時蔣中岳是地下黨員，身份不公開。后來，王從吾、蔣中岳等人因組織暴動被國民黨逮捕入獄，“7.7”事變后經黨組織營救出獄。1938年2月，蔣中岳到了滑縣，找到了已改名的趙紫陽，問他還愿不愿出來干？趙紫陽說愿意干。于是蔣中岳和李光錄（后任北京鐵路局總工會主席）便介紹趙紫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讓趙紫陽辦了正式入黨手續，并確認了他1932年參加革命的身份。這就是為什么趙紫陽1932年參加革命（共青團），1938年才入黨的原因。
趙紫陽有文化，進步很快，不久便到山西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學習了幾個月，1938年9月趙紫陽就當了中共滑縣縣委書記，1940年春天便任冀魯豫三地委書記了。不久，趙紫陽又升為桐柏地區黨委書記。解放后，趙紫陽當了廣東省委副書記。蔣中岳解放后任河南省工會主席，勞動廳長。趙紫陽到鄭州時，必來看蔣中岳，蔣中岳到廣州時，也必去找趙紫陽。
文革初，廣州不斷有人來找蔣中岳調查趙紫陽，說趙紫陽是叛徒。蔣中岳破口大罵：“你們滾！我們都是叛徒，共產黨都是叛徒，就你們是好人！”把外調人員轟走了。
1968年，蔣中岳成了筆者的岳父。有一次我問他，趙紫陽被捕過沒有？岳父說，趙紫陽當時還是個孩子，家里是大地主，我入獄后他就回家了，又沒有被抓起來過，怎么能是叛徒呢？38年以后，一直在冀魯豫一塊工作，更沒有問題了。岳父說他入獄后，倒是有人叛變了。岳父在獄里組織越獄，任地下黨支部書記。“7.7事變”后，國共兩黨合作，是中央和周恩來營救他們出獄的。解放后，岳父一直在河南工作。岳父常以老資格自居，脾氣不好，得罪了許多人。后來又說彭德懷的好話，被打成“右傾”分子，差點開除黨籍，發配到新鄉一個廠子當書記，文革前才又當了勞動廳副廳長。文革以后，岳父也被審查，同趙紫陽、萬里等老戰友皆沒有聯系了。直到1973年得了肺癌，來京治病，住不上醫院，才給萬里同志寫了封信求援。萬里當時剛解放，立即派人把岳父安排住進腫瘤醫院。1974年岳父去世時，在四川的趙紫陽派省委的干部來河南吊唁，趙工作太忙沒有來。
趙紫陽文革中被造反派們整得很厲害，他恨造反派，恨“三種人”是很正常的。后來他當了總理、總書記，最后卻犯了“支持動亂”、“分裂黨”的嚴重錯誤，下場同“三種人”差不多，并始終不得“解放”，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悲劇人物。
趙紫陽同志越來越“老了”，滿頭銀發，但身體和精神很好。前幾年還有人“陪同”到全國轉轉。他現在是中國最大的“逍遙派”和“寓公”。作為寓公，趙紫陽平時只能在家中散散步，煉煉身體 ，種花養狗，然后就是看書。他喜歡看小說，歷史書，經濟專著，尤其是國內外的文革書籍等。
前幾年，趙紫陽在接見來訪者時說，作為一個政治家，不管自己的事業是成功還是失敗，都不要把原因推到別人身上，主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樣可以減少思想上的壓力和不平衡感。我作為一個曾經擔任過黨的總書記的共產黨人，我沒有理由把自己的失誤往別人身上推卸，盡管也可能別人要負一些歷史的責任。例如我沒有能力扭轉歷史的乾坤，這能是別人的責任嗎？這就是自己的水平不行嘛！不行就是不行，我從來不隱瞞這一點。鄧小平同志偉大的歷史功勛之一，就是幫助黨確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當時華國鋒當權，“兩個凡是”占統治地位，改革開放是很難的，要經過許多斗爭。我感到鄧小平同志的能力是驚人的，他從來不是單純地進行經濟改革，而是把改革的每一步都同政治上的較量結合起來，而在軍事上也就是他的安全方面做了萬無一失的準備，這是他的優勢，沒人能比。這點，不僅歷史上的改革家無法比擬，就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也無法比擬，蘇聯的軍權不在戈爾巴喬夫手里。當時的華國鋒更不在話下了。
1989年5月16日，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指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年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說這話時，絕對沒有別的意思，我只是感到應當把我們黨內的這一重要情況公開講出來，這是事實，講出來沒有什么壞處。香港記者渾水摸魚，歪曲我的本意，說我對鄧小平不滿、發起“倒鄧擁趙”風波。小平同志也對我不滿，加上對學潮看法有分歧，導致了我的辭職。我是認識到無法更好地和他配合的時候，主動要求退位的。既然我對當時小平同志的舉措不理解，那么執行起來肯定不得力，與其落一個陽奉陰違的罪名，不如把話當面說清。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政治品德。我這個人是最反對兩面派作風的，這是我在鄧小平同志面前特意說明了的。鄧小平對我說：“也好，你看著辦吧，我們都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見，有些問題可以讓實踐來檢驗。”
趙紫陽說，小平同志比起來毛澤東來有一個特點，就是大膽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還有他親自提拔和發現的年輕干部。對反對他的意見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發戶，他采取的辦法是統統不用或不加重用。這一點，他和毛澤東是不同的。毛澤東講平衡，講五湖四海，講允許干部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鄧小平的環境和特點決定了他不允許給不同意見者留有更多的時間來重新認識問題的機會，只能請他們下臺自己慢慢考慮去吧。我看清了這一步以后，只好主動要求退位。
關于對“分裂黨”的錯誤性質問題，趙紫陽顯然是不同意的。他說，我是黨的總書記，我為什么要分裂黨呢？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關于改革開放，否定文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重大問題上，我與小平同志沒有分歧，無非是一個愿更快一些，一個主張平穩一點，沒有根本分歧。對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學潮，本來，學生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熱情非常可貴。黨中央和國務院對學生提出的要求也非常重視。從這一點上說我們和學生們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如果學生們停止絕食，采取我們的意見，就可以使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但有些人鉆了空子，唯恐天下不亂，把事情推向了極端。作為我個人，我堅決服從黨的紀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見表達清楚，又要服從黨的原則和組織紀律，不做不利于黨的事業的任何事情，這是我始終的態度。
趙紫陽認為，領導人的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和監督，沒有這種制約和監督就沒有正常的國家生活。如果到了隨心所欲的程度，到了黨不黨，國不國，政不政的地步和環境，就是國家的災難而決不是什么好事。
趙紫陽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過打擊迫害，但我沒有對毛澤東有過半點的怨言。盡管我對他老人家的一些做法有我自己的看法，那時自己總是想追趕上主席的思維。現在我就是在認真地回顧往事，反思自己。未來的歷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預測到的，一個政治家的前途和命運也不是完全決定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一個人只要做到了問心無愧，就可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自身的安靜。我現在從心里祝愿我們黨今后能夠把相互間的同志關系搞得更好，更正常，從制度上廢除和消滅一切腐敗墮落現象存在的土壤。也許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但是只要全黨努力是一定能辦得到的。作為一個下臺的老共產黨人之一，這也是我真正的心愿。”
趙紫陽的這個心愿是真誠的，我們由衷地希望這一天的到來。祝他和許多退下來的老同志們心安理得，過個幸福的晚年。
（筆者注：本書初稿寫于2000年以前，當時趙紫陽還健在。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因患呼吸道和心臟病醫治無效去世，終年85歲。官方新華社和所有媒體以不到60個字簡單報道了趙紫陽去世的消息。所有的網站不準任何評論，不知為什么？對于我岳父的老戰友的去世，我代表全家表示衷心地哀悼！對于趙紫陽的功過是非，筆者無資格也不愿意評論，因為歷史老人是最公正的法官。據“與時俱進”的新加坡《聯合早報》載文說，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認為，作為1980年代的領導人，趙紫陽與當代中國高層之間已經沒有很深的淵源，他當年的政治改革設想也大多成為現實，因此無論從人脈關系還是政治理念上講，趙紫陽對當今中國政治的影響力都已經相當有限。）
萬里重返沂蒙山的故事
萬里同志是老一輩革命家，也是我岳父在冀魯豫時的老戰友，他從文革一開始就受到了打擊迫害。
多年之后，我在故鄉諸城見到了一位在沂蒙山區某縣當領導的朋友。他向我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只想用這個故事說明兩點，一是共產黨奪取政權后不能忘了老百姓，二是中國需要盡快發展經濟，改善人民--尤其是農民的生活，否則老百姓是不答應的。
沂蒙山區某縣有一位烈屬老大娘，她丈夫早年犧牲了，她孤寡一人度晚年。
1985年11月，她丈夫的老戰友、文革中受迫害后重新出來工作的萬里副總理來沂蒙山區視察，點名要看望這位老戰友的遺孀。1938年冬天，萬里曾在這里戰斗過，當時許多戰友犧牲在這里。當地領導措手不及，只好硬著頭皮陪同前往。
老大娘住在半山坡上用石頭壘的一間破草房里，汽車開不上去。萬里同志步行爬了上去，陪同的父母官們已汗流浹背。老大娘見到萬里，一開始不敢認。萬里握著老人的手說：“老嫂子，我是東平縣的萬里呀！”老大娘欣喜若狂，老淚縱橫。萬里問老人有什么困難，老大娘說：“沒困難，沒困難，有吃有住，托毛主席共產黨的福，太好了，比舊社會好多了。”萬里問老人吃什么？老大娘把萬里等人領到里間，只見地上一群耗子一轟而散。老大娘指著地上一小堆發霉的地瓜干說：“這些滿夠我吃的了。”萬里的鼻子開始發酸，又問吃什么菜？老大娘高興的領萬里等人來到院子里指著一口破咸菜缸說：“有咸菜，我咬不動了，煮爛了吃，又香又甜，可好吃了。”萬里上前一看，缸里白花花一片全是蛆，問：“這還能吃嗎？”老大娘說：“不要緊，不要緊，蛆喂雞，咸菜我吃。”萬里的眼淚下來了，陪同的父母官們一個個低下了頭。
老大娘從炕席底下捧出一把帶土的花生，一邊請眾人吃，一邊說：“真對不起，沒什么好招待你們。”萬里讓秘書把花生包了起來。他拉著老大娘的手哽咽著說：“老嫂子，我萬里對不起你！共產黨對不起你！我一定把這包花生帶回中南海。我代表共產黨向你賠禮了。”
我聽了這個故事后，眼淚都下來了。我不知道這包沂蒙山老大娘的花生起了什么作用？我認為這包花生應當放到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里；我不知道毛老人家在天之靈和共產黨的清官、貪官們看了后作何感想？
解放多少年了，許多貧困地區的老百姓的生活仍然是這種水平，實在讓人無話可說。萬里同志在視察貧困地區時氣憤地說：“有人說這里的農民有討飯的習慣，我就不信！他有糧食吃還會去討飯？社會主義還討飯，那叫什么社會主義？解放快30年了，我們農民還這么窮，社會主義優越性哪里去了？舊社會的縣官都知道‘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我們都是共產黨的干部，要對得起老區人民。”
萬里同志身為共產黨的高官，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沒有忘本。他始終牢記著共產黨的宗旨，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他忍辱負重，頂著逆流，大抓包產到戶，發展農村經濟，大抓鐵路運輸，受到人民群眾的擁戴。
舊社會的某些小官還知道“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為什么共產黨的某些干部就做不到呢？這就叫腐敗。老百姓說，文革中把許多好干部和犯有一般錯誤的干部打成“走資派”，批斗、掛牌子、坐飛機，甚至迫害致死，絕對是錯了。但如今，許多共產黨的干部并沒有吸取歷史教訓，反而認為再也不會有人造他們的反，再也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因此變本加厲地搞腐敗。他們上欺中央，下壓群眾，有些貪官污吏的所作所為簡直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老百姓氣憤地說，現在如果把共產黨的干部（當然是下邊的干部）排起隊來統統槍斃，可能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絕對有漏網的。這些“反動透頂”的言論和震撼人心的農村黑幕，在最近公開出版的、已經震驚了國內外的新書《中國農民調查》里有大量的披露。但愿我們的各級干部看了后不要“跳高”，以免激發心臟病。
羊“告御狀”的故事
本書不是小說，字字都是歷史的血淚鑄成。下面的故事類似天方夜譚，但確實在我中華民族神州大地上發生過，不管它是悲劇還是喜劇。由于當時事關重大，有關人員多年來嚴格保密，守口如瓶，以至于知道的人很少，就連國內外某些消息靈通人士也不曾曉得。筆者當時有幸路過現場，親眼目睹了這一奇聞，后來又從朋友處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覺得不是什么好事，也自覺保密了多年，從未對任何人談起。如今時過境遷，舊貌換了新顏，新聞早已變成了舊聞，已經沒有什么重大價值，所以寫出來讓讀者當笑話聽聽。用相聲元老馬三立先生的話說，“逗您玩玩，千萬別當回事兒！”
話說公元1998年的一個冬夜，筆者去西單朋友家歡聚，深夜之后才騎自行車回家。路過府右街時--讀者注意，中南海西大門就在府右街，遇到幾個農民趕著一群羊向北走去。北京人愛吃涮羊肉，早些年冬天晚上常有人趕著羊群往飯館里送活羊，不足為奇。（注：白天因影響交通，不允許。）羊群擋住了我的路，我便下了自行車跟在后面。我無意中數了一下羊群，一共24只，個個皆體大膘肥。突然，我發現每只羊的脖子下面都掛著一個大牛皮紙信封。我感到奇怪，正想向趕羊人詢問，只見羊群已經到了中南海西大門口。說時遲，那時快，還未等我反應過來，只見幾個趕羊人迅速分散開來，彎腰伸出雙臂，把羊群往中南海里又轟、又趕、又推。
大事不好，要出事！我迅速跳上了自行車，向前猛騎了一百多米后停了下來。我想，如此好戲，何不看個究竟？我又不認識趕羊人，怕什么？于是，我又返了回來，停在中南海大門對面不遠的地方，點上一支煙，看起了熱鬧。
中南海門口值勤的武警戰士們對突然發生的事情驚呆了，但訓練有素的他們很快就反應了過來。這時有幾只羊已經跑進了中南海里。頓時，哨聲大作，只見中南海里迅速跑出了一隊戰士，把羊趕了出來。一些戰士控制住了羊群，一些戰士立即把趕羊人抓了起來。這時，許多戰士--中間當然有當官的--發現了羊脖子下面的大信封。
“我們是來給中央首長送禮的，不要抓我們呀！”肇事者的哭喊聲和羊叫聲響徹夜空。
不一會兒，開來幾輛警車和一輛軍用大卡車，把“肇事者”和“肇事羊”拉走了。我們幾個圍觀的過路者也被警察轟走了。
中南海大門口又恢復了平靜，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
一路上，我總在想著這件蹊蹺事，好奇心促使我一定要搞個明白。
俗話說，朋友多了好辦事。無巧不成書，筆者的的一位警察朋友恰恰是處理此事的有關官員。后來從他口里，我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來龍去脈。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也！
話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勢一片大好，而且越來越好。但是，由于多種原因，中國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有的人很富，富得“朱門酒肉臭”；有的地方、有的人很窮，窮得“路有凍死骨”。S省S縣是共產黨的革命老根據地。由于多種原因，當地農民生活一直很苦。而名目繁多的“提留攤派”、“苛捐雜稅”更令農民苦不堪言。某些鄉、村干部不懂“三個代表”為何物，貪污受賄，腐敗透頂，對老百姓敲詐勒索、如狼似虎，甚至草菅人命，無法無天。
S縣有一個趙家莊子村，地處山區，老百姓生活很困難，家家靠養幾只羊當“銀行”。該村出了個“能人”，外號“趙霸天”，他靠請客送禮拉關系，買通上級官員，當上了鄉黨委書記。此人“兔子專吃窩邊草”，一貫橫行霸道，魚肉鄉里，劣跡斑斑。老百姓對他恨之入骨。
有一年大年初一，“趙霸天”正在家中同縣公安局和鄉派出所的人喝酒，村里一個因罵過他被他開除了“村籍”的青年來苦苦哀求他批準開個外出打工的介紹信。趙霸天一邊喝酒，一邊說：“你沒有村籍了，不歸我管了，你愛找誰就找誰去吧！”青年無論怎么哀求，趙霸天就是不管。青年氣得哭著走了，走到院子里時罵了一句。
這時，喝酒的公安人員拍起了“馬屁”：“趙書記，大過年的讓這小子掃了興，我們教訓教訓他。” “趙霸天”說：“你們看著辦吧！”
第二天一早，該青年便被傳到了鄉派出所里。公安人員二話沒說，僅僅三棒子--一棒子打斷了腿，一棒子打斷了胳膊，一棒子敲開了腦殼。該青年活活被打死了。
打死人后，縣公安局例行公事地把打人兇手抓去關了幾天就放了。“趙霸天”破了一點財，為兇手們消了災。一切很快就風平浪靜了，仿佛什么也沒有發生。
但是，民心不可侮。“趙霸天”等人的累累惡行激起了民憤，正直善良的鄉親們忍無可忍了。他們聯合起來，不斷到縣里、市里甚至省里去告狀，但皆無濟于事。不但告不倒“趙霸天”，反而受到了嚴重地打擊、報復和迫害。最后一次到省里上訪，被縣公安局的人抓了回來，幾個帶頭的村民竟被關進了縣公安局看守所。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村民們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這日子怎么過？
一位偉人說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當老百姓的日子沒法過了的時候，這種反抗總有一天要發生。
“我就不信沒有地方講理去！我就不信共產黨的官都像我們這里一樣！我就不信黨中央不管我們！實在不行，我們到北京告‘御狀’去！”村子里一位年輕氣盛的小學教師說。
“對，到北京告‘御狀’去！你們看咱們的中央領導人多好！江總書記到處訪貧問苦，關心咱老百姓。朱總理張口閉口掛念著咱們農民。壞就壞在下面這些貪官污吏身上，他們害怕中央知道我們農民的情況。只要中央知道了我們的情況，一定會為我們做主的。”村子里的人們齊聲附和。
“可是，到北京告狀，我們人生地不熟，怎么告法？弄不好把我們當成壞人抓起來怎么辦？再說，到北京要化很多錢，我們哪兒有錢？”有人擔心。
“我有個好辦法，可以不花錢把上告信直接送進中南海里去。”小學教師說，“貪官污吏能花錢買得鬼推磨，‘趙霸天’買通了上面當官的，才敢這樣欺負我們。我看咱們也給中央首長送禮，沒有錢可以送別的。快過年了，咱們給中央首長送點禮物去，就往中南海里送，順便把上告信捎帶上。自古當官的不打送禮的，你們看怎么樣？”
“這個辦法好，可我們送什么禮物呢？咱村窮成這樣，家家除了幾只山羊，還有什么？”村民們犯了愁。
“就送山羊！”小學教師早有打算，“聽說北京人愛吃涮羊肉，中央首長也是人，一定也愛吃。咱這里的羊沒有污染，叫做綠色食品，中央首長肯定喜歡。我建議各家條件稍好一點的每家出一只羊。我算了一下，有204只就夠了，因為中央首長從政治局委員到副總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以上一共204人，每人送一只就行了，多了我們也送不起。咱們湊點錢租輛破卡車，把羊拉到北京，晚上行動。每只羊脖子上掛一封信，每個信封上分別寫上‘江總書記收’、‘李委員長收’、‘朱總理收’、‘姜春云副委員長收’、“吳官正政治局委員收’等等。反正每人一只羊，一封信。只要晚上把羊趕到中南海門口轟進去就行了。那地方我到北京時去過，認識路。站崗的要問，我們就實話實說，給中央首長送禮來了。咱們又不干壞事，怕什么？”
樸實、可愛、可笑、可憐的村民們說干就干。大家一致推舉小學教師為全權代表。如果到北京出了事被抓起來，全村出面營救并負責照顧其老婆孩子的生活。小學教師很快寫好了上告信，找人抄寫了204份；又用破水泥帶子糊了204個大牛皮紙信封，每個信封上寫上一位中央首長的名字；又挑選了幾個年輕力壯的青年陪同，把各家湊上來的二15只羊裝上了破卡車。就這樣，二15只羊帶著鄉親們的希望，向著真理的圣地--北京出發了。一路顛簸，到了北京大紅門附近，找地方停了下來。
細心的鄉親們之所以多拉了一只羊，是怕路上萬一顛死一只好做“預備隊員”用。否則不夠204只，中央首長們分配不公，那是很丟面子的。謝天謝地，幸虧多拉了一只，在路上果然顛死了一只，差點誤了大事。
寫到這里，筆者寫不下去了，眼睛不爭氣，開始模糊起來，喉嚨也有些發干。啊！我可敬、可愛、可悲、可憐的農民兄弟、父老鄉親們！我對不起你們！我恨自己沒法當你們的“父母官”，也沒法當你們的“公仆”。我只能向你們說，你們受苦了!是你們整年臉朝黃土背朝天埋頭苦干，養活了城里人，也養活了共產黨內的貪官污吏們。他們不但不感激你們，反而變著法子欺侮你們。你們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你們是我的衣食父母、父老鄉親、兄弟姐妹，我向你們三鞠躬。
就這樣，被逼得走頭無路的農民兄弟們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北京中南海大門口上演了一場“羊告御狀”的故事。
值得讀者欣慰的是，這次“羊告御狀”的嚴重事件不僅感動了筆者，也感動了負責處理該事件的有關官員。結果是，“肇事者”不僅沒有抓起來關進監獄，反而受到了友好地對待，當然批評教育是免不了的。上告信最后到達了中央領導人手里，聽說某中央領導“拍案驚奇”，大罵當地官員“無法無天”！最后處理結果不得而知，估計不錯。“肇事羊”的命運就對不起了，在北京“就地正法”后“拍賣”，其所得一分不少地交給了“肇事者”們。
事實證明，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起碼是黨中央--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是代表先進文化的。貪官污吏再多，再囂張，不可能永遠一手遮天。只要事情鬧到了黨中央那里，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古今中外，蒙冤受屈的老百姓最后總有申冤說理的時候、辦法和地方。正所謂：狗急了可以跳墻，羊急了可以告狀。沒有狗和羊還有雞、鴨、兔子、豬、馬、牛，甚至甲魚、蛇、蝎子等等，營養價值皆不錯。反正農民兄弟養的“寵物”很多，沒有錢沒有關系。
不過，奉勸農民兄弟們最好還是不要跑到北京來告“御狀”了，更不要為難羊、狗、雞、鴨、牛、馬之流，那是你們活命的命根子。況且，中央首長們個個廉潔奉公，也不缺肉吃，不會收你們的任何禮物的，千萬不要再干勞民傷財的傻事了。再說，中南海大門口那個地方，莊嚴神圣得很，也干凈得很，不是“寵物”們鬧著玩的地方，弄不好真的要坐大牢的。
月是故鄉明——諸城的故事
常言道；水是故鄉好，月是故鄉明。偉大而美麗的北京，是我的第二故鄉。
近40年來，北京給了我很多很多，有歡樂和榮耀，也有沉重和傷痛。北京是我“走麥城”的地方。多年以來，我始終認為，年輕人進城創業、發財，老年人下鄉養老、等死，是大勢所趨。沂蒙山下，濰河岸邊，空氣清新，山清水秀，物產豐富，民風淳樸，是我一直夢牽魂繞的地方，也將是我生命歸航的港灣。正所謂，從哪兒來，回哪兒去也！
說起故鄉，筆者就象服了興奮劑的運動員，或者吸了白面的癮君子，一下子來了精神。
其實，生我養我的小村莊大夫村在渠河北岸，按現在民政部的行政區劃應屬安丘市（縣級市）。以前，安丘市知名度不高，西部沂蒙山區很窮。如今，一百多萬人口的安丘市同諸城市一樣，經濟發展很快。安丘和諸城都是我的故鄉，因為從地理上，家鄉位于安丘、諸城、高密三縣交界之處。歷史上一會兒歸屬高密，一會兒歸屬諸城，解放后才劃歸了安丘縣。歷史上的安丘、高密都曾歸諸城（當時叫密州）管轄過。宋密州太守蘇東坡在《超然臺記》中說，為了修超然臺，“于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茍完之計。”由于諸城知名度高，知道的人多，所以我一直說自己是諸城人，這決不是攀龍附鳳。另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父親、叔父生前戰斗在諸城，犧牲在諸城。諸城大地上有我父輩們灑下的鮮血。
近幾年來，因工作關系，我常住山東諸城，對故鄉的山山水水、人文地理、風土人情和有關情況不說了如指掌，也算略知一二。
諸城城關出了個康生、江青。康生本姓張，出生地大臺莊原屬諸城現劃歸膠南市。康生從小在諸城城關姥姥家長大。江青家住諸城東關。在諸城時，一個是大地主家的少爺，一個是窮人家的女兒，年齡也相差很大，誰也不認識誰。有些國內外的無聊文人胡說兩個人早在諸城老家時就認識并勾結在一起，如何如何，這決不可能。康生很早就離開老家，投身革命，后來一直是共產黨的“克格勃”頭子。江青到青島后由俞啟威介紹入黨并與其同居。俞啟威被捕后，其姐姐俞姍介紹江青去了濟南，后到了上海。這期間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江青和康生有什么勾結。后來，江青去了延安，也不是康生介紹的。后來江青和毛澤東結合，是毛澤東自己愿意。如果說有“媒人”的話，應當是周恩來，而不是康生。
實事求是地說，作為“白骨精”江青和“迫害狂”康生，他們的“勾結”和干壞事主要是文革中的事情，不能說他們“本來就是壞人，投機革命，混進共產黨內”搞破壞。否則，真正的共產黨歷史就沒法寫。
康生的父親在諸城是有名的大地主，我的一些親友們曾經給康生的父親扛過活，可算是地地道道的老鄉。不過萬幸的是，由于本人文革中不是北京“五大學生領袖”，所以江青也好，康生也好，本人皆沒有沾這兩位老鄉的“光”。1949年，康生從延安回到山東任省政府主席。這期間，他派人斗爭了自己的地主父親，并把土地分給了當地農民。這件事家鄉人都知道。
康生、江青從小離開諸城后再也沒有回來過，更沒有為家鄉父老鄉親干過一件好事，這是事實。
后來的花絮是，文革中，諸城縣的領導在北京見到康生時，康生問：“我小時候光著腚洗澡的那個滄灣還有沒有？”諸城人聞訊后，趕緊把位于市中心已變成臭水坑的滄灣挖掘修整了一下，怕康生萬一回來看見不高興。康生倒臺后，縣里有人主張把滄灣填了，但大多數人反對，認為沒有必要。現在，滄灣公園已修得十分漂亮，是諸城人休閑娛樂的好去處。
江青自殺后，其骨灰無處存放。康生死后，骨灰盒從八寶山扔了出來。這時，純樸的諸城老鄉有人說，康生、江青無論怎么說總還是諸城人，既然死無葬身之地，何不讓他們落葉歸根？于是有人打報告給中央，建議把康生、江青骨灰運回諸城，按平民百姓待遇埋于鳳凰嶺上，每個墓前立個小碑，上書“反革命集團首犯之墓”。無論如何，二人剛干革命時，多少總干過一點好事吧？二人埋在諸城，生前未給諸城干一點好事，說不定死后能給諸城增加點旅游收入呢！諸城老鄉就是這么樸實、天真得可愛。結果當然是被上面臭罵了一頓。
有一次我向王力談起這件事時，王力感慨萬千。他說：“我是被江青、康生打倒的。在秦城監獄，江青、康生要致我于死地，我恨死了他們。但是，從人道主義出發，人已死了，不應再鞭尸了。這也是他們罪有應得，真正是死無葬身之地呀！歷史上真正死無葬身之他的人，恐怕就是江青、康生了。”
諸城出了江青、康生兩個大壞蛋，絲毫無損于諸城人一根毫毛。歷史上，諸城（包括周邊地區）出的好人、名人太多了。下面僅揀最著名的人物介紹如下，以飧對歷史感興趣的讀者。
諸城歷史上第一名人應是中華民族的老祖宗之一舜帝，又名虞舜。據史學界考證，舜出生于諸城馮諸村，后在濟南成就了大業，最后成了堯的接班人。不過，此說史學界一直有爭論，且不管他。
公冶長，春秋齊國瑯琊東武（今諸城馬莊，離筆者老家30多里地）人，自幼家貧，聰穎好學，博通書禮，終生治學而不仕，是孔子的高徒佳婿，春秋702賢士之一。公冶長故里、書院和葬幕位于諸城、安丘交界處的錫山東南麓。
樊崇，西漢末年著名的農民起義軍--“赤眉軍”領袖。他帶領家鄉饑寒交迫的農民造反，把眼眉全抹成紅色，以示區別。赤眉軍曾經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并攻占了漢都城長安，迫使漢帝劉玄投降。赤眉軍曾經擁立了一個西漢宗室的放牛娃劉盆子當傀儡皇帝，傳為千古笑談。（注：文革中陳伯達曾自嘲自己是劉盆子。）赤眉軍后兵敗于劉秀之手，樊崇被殺。（注：看來自古造反沒有好下場。）
伏無忌，東漢經學家，曾奉詔校訂“五經”、“諸子百家”等書。著有《伏侯注》一書，紀錄了上從黃帝下至漢質帝的歷史，是中國古代寶貴的百科全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諸葛豐，字少季，西漢瑯琊（今諸城）葛坡人。漢元帝時為司吏校尉，后貶為庶人。其后代遷到了諸城西南方的陽都（今沂南縣磚堡鄉黃疃一帶）。諸葛氏原姓葛，為區別于當地葛氏，改稱“諸葛”。“諸葛”者，諸城葛氏也！諸葛豐的后代“多有顯者，亮是也！”
諸葛亮，生與陽都，巍峨的沂蒙山水和浩瀚的黃海靈氣造就了一代千古偉人。亮父母早亡，十四歲時其叔父諸葛玄攜亮兄妹數人去了南陽一帶，后遇劉皇叔“三顧茅廬”，成就了偉業。
張擇端，宋密州（今諸城）人。有一幅畫，叫《清明上河圖》。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的最有名、最寶貴的一幅畫，其作者就是諸城人張擇端，他當時是宋徽宗的宮廷畫師。
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是濟南人，但她是諸城人趙明誠的媳婦，趙明誠是明代宰相趙廷之之子，著名的金石專家。
諸城歷史上有影響的人物真是不勝枚舉。
話說諸城歷史上有四大家族，“相州王”是其中之一。其他留有丁、臧、劉三家。
在我村南20多里有一個很大的村子叫相州，相州村王姓最多。“相州王”十分有名，
可說名揚天下。王力夫人王平權就是相州村人。
王平權的父親王翔千早年畢業于北京市師大學堂德文班，后在濟南當中學國文教員。1920年，王翔千和同是諸城人的王盡美、鄧恩銘一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是山東共產黨的發起人。1921年初，張國燾到濟南挑選中共一大代表，當時王翔千33歲，王盡美、鄧恩銘還年輕，張國燾對王翔千說，讓他們兩個年輕人去吧！于是，王盡美、鄧恩銘作為山東代表，赴上海出席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王翔千后來在濟南辦共產主義刊物《勞動調刊》和《晨鐘報》，任主編。后任中共山東省委常委和組織部長。
王翔千有六個兒女，都是中共老黨員。王平權的大姐王辯，19 20年參加共產主義小組，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王辯在莫斯科學習時，有兩個同班同學，一個是蔣經國，一個是鄧小平。1987年王辯去世時，鄧小平同志送了一個大花圈。王平權的弟弟王愿堅文革前是《解放軍報》總編輯。
相州村大革命時期在外面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有十幾人。
相州村還有位名人王統照，他是王翔千的堂弟。王統照是一位文壇巨匠，著作頗豐。他參加過“五四”運動，一生愛國愛人民，是共產黨的好朋友。1950年，王統照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省文教廳副廳長，省文化局局長。
相州村還出過國民黨方面的一些要員。
丁氏家族在歷史上很有名。連許多諸城的年輕人也不知道，諸城丁氏家族有位名人丁耀亢，是清順治年間人氏。丁耀亢是中國第一奇書《金瓶梅》的續集《金瓶梅續》的作者。專家認為，《金瓶梅續》和《金瓶梅》的文學價值、文學水平和歷史地位不相上下。《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據專家考證是出“蘭陵美酒”的山東蒼山縣蘭陵鎮人氏--流氓才子賈三近。《金瓶梅》的原稿已經失傳。據說最早的抄本就是在諸城丁耀亢家發現的。丁耀亢看后，拍案叫絕，提筆寫了《金瓶梅續》一書。
最近，椐有關人士考證，認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賈三近，就是丁耀亢的父親。此說已經得到了史學界許多人的認可。
諸城臧氏家族的名人之一是當代著名詩人臧克家。臧老高壽90多歲了，仍健在于世。許多人只知道他文革中胡謅過幾首不倫不類的打油詩，其實，臧克家早年的詩文轟動一時。
諸城劉氏家族最有名，因為出了個“劉羅鍋”，其實諸城人從來不叫“劉羅鍋”，而稱“劉大人”。劉墉老人家的才華、性格、脾氣是諸城人的典型代表。
不言而喻，諸城四大家族為諸城的經濟、文化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當然，四大家族全是大地主，否則無錢上學，也就成不了名人。
諸城近代最偉大的名人應是共產黨的祖宗之一王盡美，可惜他死得太早，27歲就積勞成疾得了肺病去世了，否則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知名度將更大。
炎黃子孫是龍的傳人。世界上最大的恐龍-- 鴨嘴龍化石出土地就在諸城。北京自然博物館里的那個大家伙，就是從諸城拉來的。一進諸城市密州大道，有一幅巨型廣告：中國巨龍，源于諸城；附近便是全國縣級市最高最大的、帶旋轉餐廳的電視塔；城南建有莊重氣魄的“王盡美同志記念館”，坐北朝南，踞高臨下，俯視著祖國的大好河山；旁邊即將重建著名的“ 超然臺”，那是蘇東坡醉酒望月寫“但愿人長久，千里共蟬娟”的地方；前面是風景秀麗的三里莊水庫；往南便是有名的蘇東坡“密州出獵”之處--常山；再往南是齊長城和著名的馬耳山、五蓮山，“風景這邊獨好”。讀者若有空，建議您到諸城看看，筆者盡地主之誼。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諸城又出了許多名人，其中首數陳光。
1991年，上級派35歲的濰坊團市委書記陳光來諸城市當市長，不久任市委書記。
陳光是濰坊西邊壽光人，大專畢業生，學歷雖不很高，但才華橫溢，文筆、書法、口才出眾。他年輕氣盛，膽子特大，包括敢大碗喝灑，大筆花錢，大膽干事。
諸城市是一百多萬人口的大縣級市，以農業和農副產品加工為主，境內沒有鐵路，也沒有什么礦產資源。在前幾任市委市府的領導下，靠天吃飯，靠糧食活命，沒有什么大工業，但仍有一定經濟基礎，老百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陳光上任后，一邊狠抓農業，一邊整頓工業。他拉關系、“走后門”、搞項目、引外資、擴馬路、修公園、蓋大樓、建市場。幾年間，把個諸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標準的外環路修得讓周圍幾個縣都眼紅，過往司機沒有不夸的。
但是，當時許多老百姓怨聲載道，一些干部職工也有微詞，認為他太超前，膽子太大。
據說酒量大的人膽子大。陳光英雄海量，但從未醉過。
鑒于當時縣辦企業半死不活的狀態，陳光想出一招--“賣”。于是，諸城的各企業一下子全賣給了私人，成立了股份制公司，這在全國出了名。
陳光一沒請示中央，二沒開會表決，就第一個吃起了螃蟹。有人大罵陳光是“陳賣光”，有人晚上砸了他的汽車，有人寫信告他。
這件事驚動了中央，也驚動了全世界。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以來，全中國還沒人敢把國企變成私有股份制，連北京的許多不大不小的人物都認為陳光犯下了滔天大錯。
陳光堅信自己做得對，他讓部下們沉住氣，頂住。
很快，中央先派工作組來考查，隨后朱镕基總理親率大隊人馬來了。經過一番考察，認為陳光干得很好！陳光等人心里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陳光一步棋走對，步步棋跟上。不久，他又干了一件大事。
北京有個大國有企業--北京汽車摩托總廠（北汽摩），當時日子不太好過，便派人到各地尋找合作伙伴聯合辦廠，選了許多地方都未能成交，許多地方領導要價太高，想宰北京佬一把。
陳光聽說后，派人把“北汽摩”的領導請到諸城，說：“就建在我們諸城吧！地皮、廠房、水電我們一分錢不要，白送，只要讓我們的人打工就行。另外，賣車在我們這兒開發票，上地方稅。”
“北汽摩”的人一聽，簡單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北汽諸城車輛廠”很快投了產。“北汽福田”農用汽車一下子占領了全國大部分市場，并出口，供不應求。
“北汽福田”發了，諸城也水漲船高，受益匪淺。光是地方稅一項，就樂壞了諸城人。
如今，“北汽福田”牌農用汽車、聯合收割機等已是全國的大哥大。大廣告牌立于首都國門大道上，中央臺的廣告也不絕于耳。正是，“車到田邊必有路，有路必有福田車。”
原“北汽摩”北京總部被諸城分廠吃掉了，“兒子吃了老子”。諸城人王金玉成了“北汽福田汽車集團公司”一把手。
如今，“北汽福田”已更名為“北京福田”。
陳光原來的罵名“陳賣光”早就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聲贊揚聲。陳光作為全國百強縣優秀縣市委書記，跑到人民大會堂去領獎。
陳光現已調到山東荷澤市（地級市）先后任市長、市委書記，但“常回家看看”。
諸城還有位知名人物值得一提，此人姓王，名金友，是共和國的同齡人，現任諸城市外貿集團公司總經理。
王全友是農民的兒子。他是諸城一中的學生，在學校時就入了黨。文革開始時，他高中畢業，沒法考大學，便當了紅衛兵頭頭。當時，王金友剛十7歲。
作為紅衛兵頭頭，王金友帶頭造過反，破過“四舊”，也保護了許多老干部。他后來當了濰坊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地委副書記，類似于北京市的李冬民。
后來，由于人人皆知的原因，王全友又回老家當了農民。他對當農民毫不在乎，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麻！他在農村戰天斗地，尊老愛幼，關心集體和他人，吃苦在前，助人為樂，不計個人得失。他用汗水和無私贏得了鄉親們的贊賞和擁戴，許多有良心的老干部也給他說了許多公道話。不久，王金友當了村支書，后來縣里又批準他當了鄉黨委書記和正科級局長。
后來，諸城外貿公司的一把手要退休，需要一個人接替。市里挑來挑去，沒人愿去接這個爛攤子。于是，王金友平級調動，去了外貿公司，當了總經理，仍是正科級干部。
諸城外貿公司主要靠規模化養雞、農副產品加工、進出口維持生計。王金友到任后不幾年，便創造了“王金友”神話。在周圍縣市外貿紛紛不景氣，越搞越糟，面臨破產倒閉的形勢下，王金友廣開財路，引進資金，更新設備，擴大市場，上北京，下深圳，考查日本、韓國、東南亞、歐洲、北美市場。很快，諸城外貿公司便發展壯大起來，規模越來越大，效益越來越好。
如今的諸城外貿集團公司，是以貿、工、農為一體化的現代化大型企業，擁有一萬多名職工，每年幾十個億的產值，為國家和諸城創造了大量的利潤和外匯收入。諸城外貿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設有分公司。有幾年，諸城外貿每年對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出口的肉雞和農副產品就占全國同類產品出口貿易量的三分之一。王金友通過進出口糧食貿易，有時一個合同就賺幾千萬元。多年以來，東北地區、河北、山東的大豆、玉米被諸城外貿“吃掉”不少。有時候，諸城外貿直接影響山東省的糧油價格。當然，王金友也有失誤賠錢的時候。
諸城外貿出名了，王金友出名了。中央領導紛紛來視察。國家經貿委、新華社、中國農科院的人來來往往。全國農業大會的代表到諸城參觀，全國外貿工作會議在諸城召開。每天有大量的國內、外企業家和代表團前來參觀，洽談業務。市委書記陳光高興地王金友保駕護航。
作為一個縣級市，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來諸城視察過，連趙紫陽當總理時也到過諸城。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嵐清、陳慕華、溫家寶、吳儀等領導人來諸城視察必參觀外貿公司。陳光、王金友陪同中央領導人參觀、座談的大照片掛滿了會客室。中央領導同志對諸城市和王金友取得的成績贊不絕口。
朱镕基總理來諸城考察時，了解了王金友的有關情況后，高興地拍著他的肩膀說：“你干得好！孺子可教也！”
可喜、可貴的是，盡管諸城外貿財大氣粗，盡管諸城外貿集團養活了全縣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可王金友始終兩袖清風，只靠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資和政府的獎金過日子。
王金友現在兼任濰坊市外經委副主任--副縣級干部。有人說：“王金友要是當個體戶，早成了億萬富翁了。”還有人說：“王金友若不是出身不好（紅衛兵頭頭），早當了大官了。”
諸城外貿集團公司的大門口，有江澤民總書記題寫的大招牌。招我所知，江總書記給一個企業題寫招牌，全國屈指可數。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一個資源和交通條件都不太好的有一百多萬人口的農業大縣，諸城卻取得了令人觸目的成績，這不能不說與“人”有關。改革開放，人才第一，必須不拘一格降人才。諸城人自古以來重視文化和教育。在歷年的全國高考中，諸城市的升學率尤其是考入名牌大學的人數有多年都是全省名列前茅。諸城人吃苦耐勞又精明能干，很會做買賣。許多人為公、為私拉關系走后門的本事大的驚人。當年外地進京辦事的小汽車，作為縣級市，諸城恐怕在全國數前幾名。當然，諸城人也有非君子。欠債不還者，貪污腐敗者，搞垮了企業喂肥了個人者也大有人在。這正如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一樣，不足為奇。農民負擔過重，下崗職工增多，公款吃喝，個別常在河邊站的干部難免濕了鞋等這些國內通病這里也存在，不足為怪。
我為諸城的山山水水而傾倒，為諸城的人杰地靈而自豪，為父老鄉親們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歡欣鼓舞，也為陳光、王金友這樣的人才而搖旗吶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大小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情況下，陳光、王金友等人兩袖清風，為人正派，作風廉潔，這十分難得。但愿他們永遠是個大寫的“人”，不要費了我寫書的功夫。
話說周恩來
“話說周恩來”本來是本書初稿的一章，但因為周恩來問題很復雜，筆者沒有能力和水平寫周恩來，故早已刪去。但是最近，一個叫高文謙的人跳了出來，在海外出版了一本“晚年周恩來”的書，轟動了全世界。書中對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誹謗和污蔑。筆者認為，應當對周恩來問題說幾句話。
關于周恩來問題，目前已經是國內外某些人議論紛紛的話題，也是許多文革研究者爭論不休的問題。中國人喜歡“造神”，毛澤東這個“神”已經被某些人請下了“神壇”變成了人，并在某些人心里變成了“鬼”--這點，沒有什么好回避的。中國大陸某些遺老遺少們現在對毛澤東恨得咬牙切齒，不信就看看北京大學的《燕南社區》和許多文革網站。在否定毛澤東的同時，周恩來又被一些國人推上了“神壇”，成了許多人崇拜的新“神”。
周恩來是不是“神”？當然不是，因為世界上本沒有神，但是，人們--特別是中國的老百姓為什么喜歡造“神”，這不是幾句話能說清楚的。
筆者認為，評價周恩來，首先應當承認周恩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然后才是缺點錯誤的問題。周恩來一生中不可能沒有這樣那樣的失誤和錯誤，尤其在文革中，但是這些失誤和錯誤--就算不是“違心”的，與他一生對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豐功偉績比較起來，是值得人民理解和諒解的。況且，周恩來為人民鞠躬盡瘁的精神和偉大的人格魅力是無與倫比的，這也就是很多中國人把周恩來奉為“楷模”--也就是“神”的原因。
筆者在基本支持鄧小平對周恩來的評價--即“違心論”的同時，實事求是地認為，文革中，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周恩來有時候是違心，有些事情是自覺和甘心情愿的，是自己認為正確的，不能都說成“違心”。否則，許多問題就不好解釋。從遵義會議之后，周恩來就始終積極支持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革命斗爭實踐使周恩來對毛澤東佩服得五體投地，并幾十年如1日忠貞不渝地維護著毛澤東的權威。因此，毛澤東發動文革，周恩來也是積極支持的，包括向毛澤東推薦林彪、陳伯達和江青等人、親自組建并領導中央文革小組等，這些問題都不能說是“違心”。但是，筆者認為，這根本不能算什么錯誤。美國人民選出的總統照樣犯錯誤，干壞事，難道選他們的美國人民有罪嗎？筆者和大部分國民一樣，認為周恩來在文革中說的錯話、做的錯事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對同一件錯事，有的人就是好人犯錯誤，有的人就是壞人干壞事，事實就是這么回事。這是中國的文化決定的，沒有什么奇怪。在中國，人們若喜歡一個人，有時會甘心情愿地、千方百計地化解、回避和原諒他的錯誤，甚至錯的也是對的，正所謂“愛屋及烏”；有的人，人們寧愿把他們說的更壞，甚至夸大他們的錯誤和罪行，即所謂“落井投石”。中國文化中的這種怪圈，請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們研究去吧！
文革中，“四人幫”一直說周恩來是“大儒”，這當然是別有用心。其實“大儒”并不壞，某些人想當“大儒”還沒有資格呢！中國共產黨的老一輩領導人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他們的身上自然留有舊社會的烙印。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思想不可能對他們沒有影響，包括毛澤東和周恩來，只不過毛澤東的儒家思想少一些，而周恩來多一些。儒家的正統思想、忠君思想、中庸之道、調和、折中、忍讓等性格在周恩來身上表現得比較突出。這是事實，沒有必要回避。
關于正統思想和忠君思想，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如此，甚至今天也沒有什么重大改變。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道德規范，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周恩來對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有正統的“忠君”思想，并始終貫徹于他的言行中，這是正常的，正確的，無可指責的。美國人就沒有“忠君”思想？那么多人整天圍著總統團團轉，總統放個屁也是香的，總統明明干錯了事，許多人也不敢反對（反對黨除外），唯總統命是從，這不是“忠君”是什么？至于調和、折中、忍讓，這更是周恩來的美德。文革中，如果周恩來不調和、不折中、不忍讓，而是同毛澤東對著干，要么無謂犧牲，要么天下更加大亂，千百萬人頭將落地。這點，“四。五”和“六。四”天安門事件就是例子。總之，文革中的周恩來“違心”干的事也好，不是“違心”而是甘心情愿干的事也好，都是政治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審時度勢作出的最佳抉擇，沒有什么可指責的。
新近在美國紐約出版的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主任、原周恩來傳記小組組長、現已跑到美國定居的高文謙寫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披露了許多所謂“內幕情節”，對毛澤東、周恩來和共產黨口誅筆伐，甚至破口大罵。高先生的母親是林則徐的后代，其父母都曾是共產黨的高干。由于高文謙家庭成員文革中受過沖擊，“六·四”事件中本人受過審查，雖然后來仍受到中共當局的重用，但他不“買帳”，跑到美國后，宣布同共產黨“緣分已盡”，已經完全站到了反共立場上，成了第二個李志綏。
據有關資料介紹，高文謙在海外很多場合都表現出對毛澤東的深仇大恨，宣稱：毛是現代中國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毛時代是一個貧窮和饑餓、恐怖和血腥的年代，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其殘酷程度甚至超過希特勒和斯大林。高先生還說，中國從百年屈辱走向獨立是一個歷史過程，始于中華民國，得力于抗日戰爭，并作為戰勝國進入聯合國安理會。毛在中共立國時，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其實是毛一個人站起來了，億萬中國人民趴下去了。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對于高文謙的這些“高論”，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贊同。按照高文謙的說法，毛澤東不如蔣介石，共產黨奪國民黨的權是“反革命造反”。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發動廣大受苦受難的人民群眾打垮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權和軍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人的悲哀”，是“毛澤東一個人站起來了，億萬中國人民趴下去了。”作為不是小學生的高文謙的如此言論，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故意“強奸”歷史，也“強奸”中國人民，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可以不客氣地說，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時候，首先包括你高文謙和你的父母。
高文謙對于北京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和紀念堂里的遺體，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毛主席紀念堂前面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那上面有毛澤東親自題寫的碑文。紀念碑下面是1840年以后中華民族精英的的英靈，其中包括高文謙母親的祖先林則徐的英靈，不知道這座紀念碑高文謙是不是也要推倒、砸爛。對于高文謙這種數典忘祖的“精英敗類”，還有什么好說的呢？
可以正告高文謙們的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鄧小平早就說過：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我們將永遠保留下去！鄧小平的這句話，拋地有聲，字字萬金，是不可能再“翻案”了。筆者代表可以代表的中國人正告高文謙們，只要共產黨還在中國執政，誰敢狗膽包天把毛澤東的畫像和尸體換個地方，中國會國將不國，民將不民。筆者堅信，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中國國民及其子孫將用一切手段--包括鮮血和生命與一小撮共產主義的叛徒們同歸于盡，正所謂：“灑血祭雄杰，揚眉劍出鞘！”
寫到這里，悲憤滿腔的筆者發問：是誰，“培育”和“造就”了象高文謙一類數典忘祖的所謂“精英”？某些文革中吃過苦頭的遺老遺少們與高文謙的思想和觀點何其相似乃爾？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國共產黨的某些大人物在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錯誤的同時，是不是走向了反面？某些人在全盤否定文革的同時，違背了鄧小平的“旨意”，幾乎全盤否定了毛澤東，事實上也否定了他們自己，否定了他們曾經為之奮斗終生的共產主義事業。對此，許多被筆者訪問過的老干部痛苦流涕、義憤填膺。近些年來，某些人自覺不自覺地培養了一批象高文謙之流的“掘墓人”，他們才是真正挖共產黨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陳云、彭真、王震、薄一波等人“祖墳”的家伙。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個世界上人與人就是不一樣。高文謙家庭和個人盡管受過文革迫害和審查，但事后他仍然是共產黨中央的“寵物”，可說委以重任。而被后文革時代的共產黨中央幾乎致于死地的筆者之類同高先生比較起來，似乎更有理由同共產黨“徹底絕緣”。但是，我們嚴肅聲明，我們至今堅信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我們仍然擁護文革中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我們對共產黨的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貪官污吏除外。）只有愛和怨，沒有仇和恨。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以母親的“丑陋”和貧窮為借口投靠豪門，翻臉咬自己的母親，那是數典忘祖，利令智昏，豬狗不如。用文革中的一句話說，是“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
高文謙的書中充滿了笑話和謊言，本書僅舉其重要一例。高文謙認為，毛澤東恨不得周恩來早死。周恩來病重時，毛澤東有意阻撓周恩來的治療，下了四點指示：要加強護理，加強營養，不準開刀，不準手術。結果周恩來延誤了治療，去世了。這件駭人聽聞的“內幕”足以說明毛澤東是“十惡不赦”的“暴君”。但是，歷史的事實證明高文謙是別有用心地“節省筆墨”，斷章取義。據香港有關媒體采訪報道，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大夫證實，當年醫療組把總理病情報告送上去后，毛主席有親筆批示（用鉛筆寫的），大意是：腫瘤的問題現在根本就沒解決，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喜歡開刀，開一個就死一個，死了一個陳毅，死了一個謝富治，難道你們也要把總理開死嗎？毛最后批示說：要加強護理，加強營養，不開刀，不手術。（注：這只能解釋為毛澤東認為不開刀周恩來可以多活幾年。）張大夫認為：這并非主席有意刁難總理治療，而是他的一種思維方法。主席幾次自己有病的時候，他的態度也是這樣，不相信開刀。有人分析說：林彪事件之后，毛正要依靠周而絕無可能“害死”周，并且此種招術也不符合毛的風格。請問高先生：關于毛對周治病的“指示”，你為何只會用“減法”？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只能解釋為高先生低能弱智，只懂得“減法”！
筆者認為，文革中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確有許多失誤和錯誤，但毛澤東絕不是“十惡不赦的暴君”，周恩來也決不是“貪生怕死”、“明哲保身”、“見死不救”、“助紂為惡”的“小人”。中國若沒有毛澤東，決沒有共產黨的今天；文革中若沒有周恩來，中國的“大廈”很可能傾覆。數典忘祖、見利忘義的高文謙們是沒有資格說三道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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