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抓“四人幫”問題
唐山大地震剛剛過去43天，1976年9月9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lǐng)袖，“一代天驕、風流人物”毛澤東走過了803年的輝煌歷程后，遵照天意溘然辭世，舉國上下一片哀聲。
毛澤東辭世僅僅過了28天，1976年10月6日傍晚，毛澤東欽定的“英明領(lǐng)袖”華國鋒伙同汪東興等人“大義滅親”，一舉把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和侄子毛遠新抓了起來，舉國上下一片歡呼聲。
中國封建歷史上有無數(shù)次宮廷政變，大都是子篡父位，兄弟相殘，爭權(quán)奪利，于老百姓關(guān)系不大。而20世紀70年代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秘密誘捕“四人幫”的故事，是順天意合民心之義舉，還是另有別的歷史結(jié)論，任憑歷史學家們?nèi)ピu說。
關(guān)于抓“四人幫”的經(jīng)過，有許多版本，大都分水分太多。文革史“大俠”（南俠）葉永烈先生對原中共中央警衛(wèi)團團長張耀祠的訪問記比較準確，轉(zhuǎn)錄如下：
據(jù)張耀祠說，抓“四人幫”很簡單，毫無戲劇性。
1976年10月6日下午8時，張耀祠奉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之命，帶領(lǐng)副團長武建華和幾個警衛(wèi)，先來到了中南海毛遠新的住處。
當時，張耀祠身穿便衣，連手槍都沒有帶。警衛(wèi)們則穿軍裝，但也沒有帶手槍。張耀祠說：“四周站崗的警衛(wèi)們，全是我的部下，還怕毛遠新、江青鬧事？抓他們易如反掌。”
在毛遠新那里，張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煩。
一進去，張耀祠便向毛遠新宣布：根據(jù)中央的決定，對他實行“保護審查”并讓他當場交出手槍。
毛遠新一聽，當即大聲喊道：“主席尸骨未寒，你們就……”他拒絕交出手槍。
張耀祠身后的警衛(wèi)們當即上去，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決了毛遠新之后，張耀祠便和武建華帶著三名警衛(wèi)前往江青住處。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關(guān)系，張耀祠常去，有時一天要去一、二敞。正因為這樣，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處門口的警衛(wèi)點點頭，便進去了。
江青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fā)上閑坐。她見張耀祠進來，朝他點了點頭，仍然端坐著。
今日非比往常，張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莊重嚴肅的口氣，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總稱之為“江青同志”），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zhí)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柜的鑰匙交出來！”
江青聽罷，一言不發(fā)，仍然坐在沙發(fā)上。她沉著臉，雙目怒視，但沒有發(fā)生傳聞中所說的“大吵大鬧”，更沒有在“地上打滾”……
江青沉默著在沙發(fā)上坐了一會兒，這才慢慢地站了起來，從腰間摘下了一串鑰匙，取了一個牛皮紙信封，用鉛筆寫上了“華國鋒同志親啟”，然后放入鑰匙，再用密封簽把信封兩端封好，交給了張耀祠。
張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機備車，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專用轎車，武健華上了車。轎車仍由江青的司機駕駛。張耀祠說，外界傳聞給江青“咔嚓”一聲戴上锃亮的手銬，然后用囚車押走，等等，純屬想象。當時，并沒有給江青帶手銬，也無“囚車”。江青的司機，也是張耀祠的部下，當然執(zhí)行他的命令。
汪東興布置另一批人馬“埋伏”在中南海懷仁堂，華國鋒和葉劍英在那里坐鎮(zhèn)。當晚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誘使前來開會的王洪文、張春橋落網(wǎng)。姚文元不是常委，但也通知他前來，也被拘捕。當晚“四人幫”們被分別關(guān)在中南海的地下室里，并沒有象傳聞中所言“連夜押往秦城監(jiān)獄”。
張耀祠說：“我是軍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我至今不知道當時中央的決定是怎么作出來的，汪東興理所當然知道。”
就這樣，象當年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毫無法律程序被抓起來一樣，同樣身為中央副主席和常委的王洪文、江青等人也很容易地被抓了起來，“毫無戲劇性”。
“四人幫”的倒臺，從道義上說，是咎由自取，是歷史的必然，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從政治斗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來說，是秀才無能，害人之心常有，防人之心全無。用華國鋒后來的話說，“四人幫沒有搞陰謀詭計，否則我們也不是對手。”用鄧小平后來的話說，“四人幫搞政治斗爭是小學生輩的”。有人認為抓“四人幫”違反憲法，是“政變”，這話不對！文革中他們倒行逆施，無法無天，隨便把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關(guān)起來，整死，是“四人幫”首先違反了憲法。所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對“四人幫”及其死黨們，抓起來就是了。毛澤東說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在中國，只要有槍桿子，什么事都好辦。
抓“四人幫”，汪東興是個關(guān)鍵人物。這個跟隨了毛澤東多年的“保鏢”，用某些人的話說是“太監(jiān)頭子”，他同江青一直不和。江青后來自供，“我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叫我咬誰就咬誰。”汪東興也是一樣。為了狗咬狗，他竟然伙同“忠厚老實”的華國鋒“大義滅親”，“幾乎把恩人毛澤東的一家都收拾了”（胡耀邦語）。這一點連胡耀邦都認為是“大逆不道，忘恩負義”。胡耀邦后來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批評華國鋒說：“你華國鋒的膽子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我們黨還有那么多的開國元勛在，還有那么多功勞比你大幾千倍幾萬倍的英雄活著，你就膽敢自命為‘英明領(lǐng)袖’，心安理得地同毛主席相提并論，你太沒有半點自知之明了。” 胡耀邦罵華國鋒“是20世紀70年代的王莽，謙恭在外奸詐在心，是一個翻臉不認人、良心喪盡的家伙。毛主席待他恩重如山，可他對毛主席一家動起手來毫不手軟，連眼皮都不眨一下。當然江青是壞蛋，但是從他手里解決畢竟和我們解決他們是不一樣的。”胡耀邦快人快語，話雖難聽點，但他的話確實代表了許多人的看法。看來，華國鋒、汪東興二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冒天下之大不韙干的好事別人卻不但不買帳，不領(lǐng)情，反而被罵做篡國奪權(quán)的奸賊王莽，實在是歷史上最大的“冤假錯案”。
華國鋒、汪東興二位同志目前仍健在。對這兩位歷史人物的評價肯定是有爭論的，歷史學家們意見也不一定一致。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們應(yīng)當明白這個道理。既然干了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那就只好任人評說。不管怎么說，抓“四人幫”這件事客觀上是為胡耀邦、鄧小平等人幫了大忙的。挨罵歸挨罵，當時胡耀邦、鄧小平等人聽說抓了“四人幫”絕對是欣喜若狂偷著樂，由衷地感激“英明領(lǐng)袖”華主席。
不過，作為追隨毛澤東主席多年和毛澤東親自“欽定”的接班人，頭腦一熱就把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抓了起來，連毛澤東的侄子也不放過，最后導致江青、張春橋、王洪文被判了死刑和無期徒刑，江青最后自殺，張春橋和王洪文死在了監(jiān)獄里；導致毛澤東的文革被全盤否定，毛澤東由“神”差點變成了“鬼”，至今受到某些人的唾罵和嚴厲的批判，毛澤東一家?guī)缀跫移迫送觯揠x子散……“英明領(lǐng)袖”華國鋒和汪東興立了這么大的功勞，最后卻“為別人做了嫁衣裳”，自己最后灰溜溜的被轟下了臺，落了個不光彩的下場。這恐怕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料到的，心里也絕對是不平衡的。聽說華國鋒、汪東興在同別人釣魚或聊天的時候，也常發(fā)點牢騷：“你鄧小平就一貫正確？沒有我們，你早被“四人幫”整死了。你的白貓、黑貓就能救中國？你把毛澤東的人都斬盡殺絕，做得太過分了吧？”華國鋒、汪東興對鄧小平的不滿，可想而知。
不過，老實人就是老實人。華國鋒自從抓了“四人幫”后，據(jù)說有人勸他再把鄧小平抓起來，以除后患。葉劍英等人怕“膽大包天”的華國鋒再胡來，曾嚴厲警告他到此為止，不準再抓任何人。華國鋒顧全大局，最后同意解放了鄧小平，并很快把黨中央主席的位子讓了出來，雖然不太情愿，但還是讓了，這就叫立功，這就叫老實人。毛澤東叫他上臺就上臺，鄧小平叫他下臺就下臺，十分聽話。毛澤東生前可能正是看中了華國鋒這一點，才選他當了接班人。胡耀邦后來罵華國鋒的話當然是一面之詞，本書中對華國鋒的議論當然也是一面之詞。愿老華多活幾年，享受享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好處，看看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有空時多去毛主席紀念堂轉(zhuǎn)轉(zhuǎn)，心里的不平衡就會一掃而光。
多年之后，筆者見到了一份材料，記述了當年的政治局委員、國務(wù)院副總理、農(nóng)民宰相陳永貴生前同老鄉(xiāng)的一些談話，提到了華國鋒，很有意思，摘錄幾處與讀者共享。
關(guān)于抓“四人幫”，陳永貴說：“其實政治局并沒有召開什么會議，完全是華國鋒和汪東興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后，通知了葉劍英。抓完“四人幫”后，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抓四人幫是順從民意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試探過總理的口氣，但周總理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總理就斷斷續(xù)續(xù)地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相信毛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葉劍英的話我記得清清楚楚。”
陳永貴的話僅供參考。按照政治斗爭的常識，在毛澤東病重時密謀把江青、張春橋等人抓起來，再逼毛澤東就范，這是標準的“宮廷政變”。這種方式恐怕要擔點風險，搞不好要多少人頭落地。中國人歷來講究正統(tǒng)思想，毛澤東培養(yǎng)起來的元勛們恐怕很少有人在毛澤東健在時想把毛澤東的老婆和侄子抓起來，這很難下手。但是，常識歸常識，現(xiàn)實中想這樣干的確有其人，那就是王震等老將軍們。可惜葉劍英等人沒有采取王震等人的意見。人們只知道，抓“四人幫”之后，葉劍英在談到為什么毛主席活著時不能抓“四人幫”時，有一句名言，叫做“投鼠忌器”。
實事求是地說，抓包括毛澤東夫人在內(nèi)的“四人幫”，是要擔當點風險的，沒有最高權(quán)利和利益之爭，很難下手。而自感利害關(guān)天的華國鋒為了當“英明領(lǐng)袖”，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無知無畏氣概，終于干出了讓世人評論萬年的“偉大壯舉”。
據(jù)陳永貴回憶說，毛澤東逝世前幾天，華國鋒悄悄地對他說：“老陳，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么一來，我們就可能掉進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著尚方寶劍，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辦？……現(xiàn)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我打聽些消息，有事告訴我。我們畢竟是山西老鄉(xiāng)呀！”
陳永貴說：“你們不知道，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wù)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定好了以后，在我們面前過一下，并不是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江青他們以前，絕大多數(shù)都是江青他們研究好了后，拿到會議上通過。這個情況我們向毛主席作過反映，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他們說：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團結(jié)一些人嘛！江青我已經(jīng)警告過你多次，不要總以你的名義辦事，你們不要搞成‘四人幫’。毛主席批評江青，我認為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絕不是要打倒她。毛主席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員、王洪文他們是非常信任的，只不過王洪文不太爭氣。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華國鋒當時也看得清楚，他也曾經(jīng)對江青說過：‘江青同志，我永遠聽你的，當你的忠實助手。對毛主席的一家，我們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華國鋒就象小孩子講話一樣，我聽了都感到好笑。當時對他這個人就有了看法，但沒有想到他很快就把江青他們抓了起來，還有毛遠新。難怪胡耀邦說他是王莽，表面老實，奸詐在心。我們下臺以后，我就知道華國鋒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后來的事情，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陳永貴還說，我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一些講話，都是按照當時中央定的調(diào)子來說的。我是說過“把江青槍斃了也應(yīng)該”，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的。其實，江青是支持我們大寨的。許多事情，江青沒有外界說的那么壞，許多事情不是事實。有人說，在主席病重時，江青高興得要死，這怎么可能呢？這都是華國鋒他們胡說的。據(jù)我所知，政治局會議上從來沒有定江青是叛徒，只有許世友說她是毛主席的叛徒。江青也從來沒有給蔣介石祝過壽，可是后來發(fā)中央文件時故意加進了許多偽造的東西，什么壞事都加到她頭上。江青的錯誤嚴重，但許多事情不是她發(fā)明的，是主席的意見。江青得罪人太多，但她不是處處都壞。江青從來不占公家和別人的便宜，從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他捎帶點特產(chǎn)，她都是付錢的。她說，老陳，我們都是毛主席培養(yǎng)出來的干部，我們要自覺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chǎn)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可以的，你送的東西我收，但錢一定要付的。據(jù)我了解，她不但對我，就是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他們也是一樣。有一次，我親眼見到王洪文從上海給江青帶來一些藥品，大概他沒有給上海有關(guān)單位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付錢沒有，王洪文只好說不需付錢。最后江青從工資里拿出300元交給了王洪文，讓他一定把錢付給廠家。江青愛照相，化的都是自己的工資，有時向主席要，從來不占公家的便宜。
關(guān)于解放鄧小平，陳永貴說他開始是反對的，華國鋒開始也不愿意解放鄧小平，后來迫于壓力，只好同意了。華國鋒曾對陳永貴說，“毛主席給了他（鄧）一個機會，我也給他一個機會，他會對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給了他一次（政治）生命嘛！”結(jié)果，大家都知道了。
陳永貴說，我原來還認為華國鋒真有主席那兩下子呢！沒想到他是個松包。他沒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他把毛主席交給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丟了個一干二凈。華國鋒臨下臺前，我到他家，他當著我的面，給毛主席的畫像鞠躬，難過地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我說他是自食其果。他說：“我們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點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我說那還不是你把四人幫搞掉的嗎？沒想到他脫口而出說：“因為四人幫他們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真搞陰謀詭計，我們是搞不過人家的。”我聽了又吃驚又好笑。
陳永貴說，由于對鄧小平同志許多做法不滿，華國鋒讓我問問鄧小平幾個問題。在一次國務(wù)院辦公會議后，我問鄧小平，還要不要執(zhí)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毛主席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還算不算數(shù)？鄧小平笑了笑，但笑得非常可怕。他對我說：“你以為現(xiàn)在還是四人幫在臺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象三歲小孩那樣幼稚。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么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fā)言權(quán)。你才加入共產(chǎn)黨多久呢？永貴同志，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你自己吧！”一聽這話我就火了。我對鄧小平說：“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時作的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面派！你應(yīng)該考慮一下你現(xiàn)在應(yīng)該走什么路線問題。”鄧小平不等我說完，提上他的皮包就走了。
陳永貴說，此后，我就向中央提出了辭職，要求回大寨當農(nóng)民。李先念、紀登奎等人勸過我，安慰過我。不久中央批準了我的辭職，安排我在北京郊區(qū)當了農(nóng)民。現(xiàn)在，我病得厲害，快要死了，把心里的話講出來，我什么也不怕了。我夢見毛主席了，他老人家叫我到另一個地方去和他一起干。唉！想想毛主席也夠可憐的，戰(zhàn)爭年代獻出了六位親人，建國后，又獻出了幾位親人……
天安門廣場“戲說”朝政
華國鋒靠“政變”上臺后，堅持“兩個凡是”，反對鄧小平出來工作。不知華老頭兒是怎么想的，他既然敢抓“四人幫”，就應(yīng)當敢于解放和重用被“四人幫”迫害最重、反“四人幫”最狠的鄧小平，甚至把一把手讓給他，自己當個副手，圖個清閑，抽空釣釣魚，多美的事？看來這個世界上還是權(quán)力最偉大，最重要。誰都想當一把手，管他當?shù)昧水敳涣耍^過癮再說。
一天，幾位老同學到中山公園一聚。老同學多日不見，無話不說，由于大家在抓“5。16”運動中都挨過審查、關(guān)押，遭遇都差不多，一提起“四人幫”來，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齒。
酒飽飯足之后，四個老同學來到了天安門廣場。當時已是華燈初上，我們漫步在廣場上，借著酒勁，海闊天空地侃了起來。
“抓‘四人幫’這件事你們怎么看？”
“我看這是一場政變。華國鋒膽子還真不小。”
“我看是爭權(quán)奪利狗咬狗。‘四人幫’要搶班奪權(quán)，華國鋒要保自己的地位，如此而已。”
“不！我看‘四人幫’該抓，活該！”
“‘四人幫’真蠢，只會耍筆桿子，不會玩槍桿子。”
“華國鋒忘恩負義，頭腦發(fā)昏。江青、毛遠新畢竟是毛澤東一家子，打狗還要看主面呢！他這一下子，把毛老人家臉上抹了一半黑。”
“毛老人家已經(jīng)不在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樹倒猢猻散。毛澤東活著，誰也不敢放個屁。”
“這點你放心，華國鋒肯定會繼續(xù)打毛澤東這面大旗的。”
“抓‘5。16’是‘四人幫’搞的陰謀，你們說對不對？”
“不單是‘四人幫’，抓‘5。16’是毛老人家和林彪、周總理親自領(lǐng)導和指揮的，是老頭子把我們賣了，讓我們當了替罪羊。”
“老頭子這一手我們算服了。文革剛開始時，學校里有些老師勸我們吸取反右派時的教訓，不要帶頭貼大字報，少說話，可我們當時初生牛犢，那里聽得進去？沒有想到最后果然當了‘替罪羊’。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按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革命、造反、干事，有什么錯？憑什么讓我們當‘替罪羊’？”
“說來說去，當初不該聽老頭子的話，不該造反，害得我們把許多老家伙們都得罪了。”
“不要自己否定自己。毛老人家發(fā)動文革的初衷沒有錯！我們響應(yīng)他的號召起來造反也沒有錯。錯在毛老人家走向了反面，搞了擴大化，樹敵太多，又重用了壞人，搞亂了局勢，自己也控制不了了。一切錯誤都是毛老人家造成的，不能把所有壞事都推倒‘四人幫’身上。‘四人幫’和我們一樣，也是替罪羊！”
“主席的錯誤首先是選錯了接班人，而且一錯再錯。林彪還可以理解，有戰(zhàn)功，可王洪文算老幾？這么大一個國家交給他？要我是個將軍，我也不服。至于華國鋒，現(xiàn)在看來，人很忠厚老實，但膽子不小，走著瞧吧！”
“華國鋒上臺了，我們?nèi)兆踊蛟S好過一些。”
“不見得，他連‘四人幫’和毛遠新都敢抓，能保證不整我們？人家把我們看成‘四人幫’的爪牙，而不是毛澤東的紅衛(wèi)兵了。在老家伙們眼里，我們生來就是反革命，不整死我們算便宜了。”
“老家伙們整人也是學的老頭子那一套，不分青紅皂白，聽不進半點不同意見。你抓他頭上一個虱子，他就認為你要他的腦袋。”
“你們看華國鋒的‘寶座’能坐穩(wěn)嗎？”
“目前看問題不大，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暫時出不了大事。你看這毛主席紀念堂，蓋的時候不知用了多少鋼筋，十二級地震也倒不了。”
“地震倒不了，不一定永遠倒不了。當時西單‘民主墻’就有人揚言要砸爛毛主席紀念堂。”
“那不過是某些人瞎咋呼，量他們也沒有這個膽量。”
“不見得。赫魯曉夫一夜之間就把斯大林的骨頭換了個地方，中國為什么不能？”
“中國不是蘇聯(lián)，毛澤東也不是斯大林。在中國誰要膽敢把毛澤東紀念堂砸了，老百姓、老黨員、老干部們不把他剝了皮才怪呢！毛澤東錯誤再大，同功勞比起來，也不過是一個小指頭。毛澤東是開國領(lǐng)袖，象座大山，很難推倒。否定文革，批判毛的錯誤可以，但只能把山頂上幾塊石頭推下山去。別看一些文革中挨過整的干部對毛澤東怨氣十足，但真要全盤否定毛澤東，他們也不干。道理很簡單，全盤否定毛澤東，等于否定了他們自己，廣大工農(nóng)兵和共產(chǎn)黨員也不會答應(yīng)。否定了毛澤東，天下將大亂，那就不是文革那種亂法了，千百萬人頭將落地，中國的歷史將倒退若干年。”
“現(xiàn)在有些人為了出文革的氣，恨不得把毛澤東挖了祖墳才解恨。尤其是某些上層文人，公開在報上寫文章罵毛澤東，連‘同志’二字都不要了。中國的文人向來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他們就這個水平。”
“言論自由嘛！讓人家發(fā)發(fā)火、出出氣也可以。毛澤東年代不讓人講話，講錯了就是反革命。現(xiàn)在有人出來罵罵毛澤東，我看也沒什么，但若想挖毛澤東的祖墳，下輩子再說吧！”
“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權(quán)和皇帝沒有人罵，但當代一般不敢罵。秦始皇、漢武帝、乾隆皇帝、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有人罵，不足為奇。關(guān)鍵看站在什么立場上罵，罵得對不對？建立和鞏固一個政權(quán)，往往都是千百萬人頭落地，該死的和誤傷不該死的人都有，毛澤東領(lǐng)導的共產(chǎn)黨奪取政權(quán)是這樣，鞏固政權(quán)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樣，有什么可奇怪的？”
“事實上，華國鋒的做法就有點挖毛澤東祖墳，別看他修了毛主席紀念堂。”
“還是周總理聰明，把骨灰撒了，省得麻煩。”
“周總理最后也會有人罵的，不信你走著瞧！”
“我看中國現(xiàn)在仍然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難說。關(guān)鍵人物是鄧小平，不知華國鋒怎么處理他，弄不好又要人頭落地。”
“你是說華國鋒再把鄧小平抓起來？”
“這就看事情的發(fā)展了。反正華國鋒和鄧小平尿不在一個壺里，不是魚死，就是網(wǎng)破。”
“華國鋒絕對不敢抓鄧小平。鄧小平不是‘四人幫’。鄧小平的勢力很大，上層下層都有人，抓了鄧小平，天下肯定大亂。”
“鄧小平算什么，江青不比他厲害？照樣抓起來。汪東興讓‘八三四一’一動手不就行了？”
“你說的簡單！沒有老帥們和軍界支持，汪東興敢抓鄧小平？總參和北京軍區(qū)是干什么的？‘八三四一’不想活了？華國鋒、汪東興不是傻瓜，他們絕對不敢抓鄧小平，他們保住自己的地位就不錯了。”
“要我是華國鋒，干脆請鄧小平出山，自己當副職，來個皆大歡喜多好？”
“世上那有那么簡單的事。你忘了那順口溜了嗎？爭名奪利幾時休，官居宰相望王侯，人心不足蛇吞象，沒有滿足的時候。”
“我看，中國恐怕只有鄧小平能挽救局面。”
“鄧小平要上了臺，我們這些人更沒好日子過。”
“不要老考慮我們自己，要看鄧小平上臺對國家是不是有好處。”
“鄧小平上臺不見得整我們。胡耀邦就不主張整我們，他可是鄧小平的人。別看‘四人幫’把我們一腳踢開，鄧小平上了臺說不定會對我們刀下留情。我們沒整過他，他憑什么整我們？”
“我們北航紅旗沒整鄧小平，可我們是造反派。現(xiàn)在你沒看見，一提造反派，就象過去提地富反壞右一樣，一刀切，連一分為二也不要了。”
“是呀！聶元梓把鄧樸方差點整死，蒯大富造了劉少奇的反，北航打死了李井泉的兒子，鄧小平和老家伙們能不恨我們？”
“鄧小平的氣量不會這樣小，他不應(yīng)當恨我們，誰干的壞事他恨誰去。我們北航紅旗沒有整鄧小平。造反派中就沒有好人？國民黨里不有不少好人呢！”
“就算鄧小平原諒我們，可象陳云、王震、薄一波那些老人們不干，他們的子女也不干。他們受過打擊、迫害，當然對造反派恨之入骨。如今他們都上臺了，決不會饒恕我們。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是歷史，沒有辦法。我們敗就敗在老頭子和“四人幫”手里，早知道當替罪羊，還不如當消遙派呢？歷史上沒有象老頭子這種搞法的。”
“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面，整人太多，樹敵太多，搞得天怒人怨。老頭子成了孤家寡人，他重用的林彪，陳伯達、康生、“四人幫”全變成了壞蛋。劉少奇、賀龍、彭德懷等人都被整死了，要我是他們的子女，我也不干。當初把高干子女們逼上了絕路，又抓又打，逼得人家去賣血，討飯，甚至偷東西活命。設(shè)身處地地想想，我們是充當了老頭子的‘炮灰’和‘打手’，應(yīng)當承擔歷史的懲罰。”
“這話又對又不對。文革初把我們打成反革命，算不算打擊、迫害？我們聽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話，有什么罪？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的文革，不是國民黨的中央文革，更不是希特勒的中央文革，誰知道里面有壞人？壞事是中央文革讓干的，錯誤是毛澤東犯的，憑什么整我們？當年反右派，迫害了那么多人，為什么不把反右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全槍斃？文革中本來大家都是受害者，你整過我，我整過你，誰也不是一貫正確。”
“你說這些有什么用？一朝天子一朝臣，勝者王侯敗者賊，你學過歷史沒有？我們這些人，不可能東山再起了，能混碗飯吃就不錯了。要想翻身，除非當叛徒，跑到臺灣、美國去，可那不成了賣國賊了嗎？”
“沒有那么嚴重。我們靠本事吃飯，當老百姓挺好。介入政治有什么好？中國人就是逃不出名和利的圈子。”
“追求名和利是推動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動力，是社會進步的表現(xiàn)，可惜好多人不懂這一點或不承認這一點。如果大家都想當叫化子，那社會還能發(fā)展嗎？”
“聽說現(xiàn)在有種第三勢力理論，你們知道嗎？”
“我聽說了，所謂第三勢力，也就是第三條道路。現(xiàn)在許多中國人都在議論中國向何處去，外國人也在議論紛紛，他們認為中國在毛去世后還要大亂。現(xiàn)在社會上人心惶惶，什么思想都有。最近我看了很多書，聽到了各種階層人士的意見，也聽了許多敵臺廣播，各種觀點和議論了解一些。我認為要把中國搞好，“四人幫”和老頭子那一套肯定不行了。馬克思、列寧對資本主義的某些論述、預(yù)言看來就是過時了。我看資本主義現(xiàn)在仍然蒸蒸日上，越來越完善，看不到垂死的兆頭，而社會主義國家越搞越窮，包括蘇聯(lián)，沒有一個搞得好的，這不能不令人深思。不面對現(xiàn)實，光靠自欺欺人，搞愚民政策不行了，想治國的人必須拿出治國的辦法，摸著石頭過河不行，弄不好要掉到水里淹死。”
“看來你中毒不淺！別被《美國之音》騙了。”
“你錯了。《美國之音》很客觀，不騙人，但觀點反動，議論膚淺，對我們這種人來說沒有用！我的觀點比《美國之音》強多了。中國的出路很難說，或者說困難重重。”
“別賣關(guān)子了！你認為應(yīng)當怎么辦？難道沒有辦法了？”
“辦法當然有，但非冒風險不可，或者說要付出很大代價。要想住新房子，就得把舊房子里的破爛全拋了，重新粉刷。舍不得孩子逮不著狼。”
“你是說，放棄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徹底搞資本主義那一套？”
“這是第二條路，目前行不通。第一條路即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搞了幾十年，事實上走的是只搞革命不搞經(jīng)濟的極左路線，嚴重地束縛了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歷史證明已經(jīng)不行了；第二條路是公開搞資本主義，那就要搞多黨制，共產(chǎn)黨可能下臺，這在中國行不通。中國的國情特殊，讓共產(chǎn)黨下臺，談何容易？誰上臺？誰能控制局面？那樣非天下大亂不可。中國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沒有任何力量能取代共產(chǎn)黨，所以只有在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下學習西方的治國方針和先進經(jīng)驗才能行得通，說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這就是第三條道路！”
“說來說去，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應(yīng)當打著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的旗子搞資本主義？說難聽點，掛社會主義羊頭，賣資本主義狗肉？”
“對！這話難聽點，但有道理。學習資本主義的所有先進東西，除了多黨制以外其他都可以借用。先把外國資本家的資金和先進技術(shù)引進來。你看我們的汽車工業(yè)，航空工業(yè)，電子工業(yè)，搞了幾十年了，比美國日本差的太遠了，將來打起仗來，光靠拼刺刀那兒行？所以我認為第三條道路就是保證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大搞資本主義。這樣搞需要有一種理論支持，以便說服黨內(nèi)和老百姓去認識，去接受，不能出事。現(xiàn)在世界上社會主義招牌很多，連塞拉西皇帝都說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就不是統(tǒng)一模式，英國有皇室，日本有天皇。那社會主義也不一定統(tǒng)一模式，叫什么都行，我看叫社會資本主義就行，以區(qū)別于西方的資本主義和其它社會主義。”
“不能要資本主義這個詞，我看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行。”（萬沒料到，事過幾年之后，這個詞被中共中央采用了，可惜當時未申請“專利”。）
“那看來鄧小平就是要這么干了。鄧小平的理論就是不管白貓黑貓，逮著耗子就是好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過，這個理論不嚴密。能逮耗子又咬人的貓就不是好貓，就該打死。一部分先富起來，怎么富法？到舞臺上扭扭屁股，喊幾嗓子就賺大錢。貪污受賄、開賭場、開妓院、搶銀行就能先富起來，你干干試試？”
“你認為沒人敢干？會有人干的。中國人學好難，學壞很容易。黃河一旦決了口，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渾水摸魚者大有人在。”
“你們這是抬杠。老鄧的話沒錯，關(guān)鍵是怎樣理解和執(zhí)行。你們不要曲解老鄧的意思。”
“反正掛羊頭賣狗肉不是好辦法。”
“掛羊頭賣狗肉有什么不好？現(xiàn)在狗肉比羊肉還貴，狗肉更受歡迎，吃了更能壯陽。”
“壯陽可以，中國人是該壯壯陽了，但這需要一定的膽量。毛澤東剛?cè)ナ溃先思夷且惶子绊懥藥状恕Ｈ藗兊乃枷肓晳T了，吃糠咽菜窮日子過慣了，你突然讓他吃狗肉，他可能享受不了。過去總說，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這是辯證法。”
“你這就錯了，這才叫形而上學，恰恰存在第三條道路可走。你們知道現(xiàn)在國際上有名的政治笑話嗎？齊奧塞斯庫和鐵托約鄧小平去打獵，開車來到一個丁字路口。齊奧塞斯庫開左燈，向左轉(zhuǎn)，結(jié)果翻了車；鐵托開右燈，向右轉(zhuǎn)，也翻了車；鄧小平開著左燈向右轉(zhuǎn)，結(jié)果到達了目的地。”
“高，高，這個笑話太棒了。”
“那么照你說，真正的第三條出路就是鄧小平？”
“對！不管白貓黑貓，逮著耗子就是好貓，鄧小平這話完全正確，并有非常深奧的道理，不是隨便說的。我要是社科院的，我會用十篇論文來闡述鄧小平的這個理論，保證你們口服心服。可惜現(xiàn)在搞理論的人都是一幫吃干飯的，沒有當年陳伯達、王力那倆下子。鄧小平的好經(jīng)他們不會唱，甚至不理解，反對。”
“說穿了，就是在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子，開著左方向燈，先往前走，再向右拐。老老實實的學習資本主義的先進東西，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市場、金融、科技、管理要大學大搞，資本主義的人權(quán)、自由、民主小學小搞。慢慢的，國家富強了，人民生活好了，都喊你萬歲了，到時候誰還管你是姓社還是姓資？你們說對不對？”
“高！不錯！但你可要知道，資本主義的口子一開，可就由不得你了。這正象黃河、長江決了口一樣，想堵就難了。不信你走著瞧！”
“堵不上就改道嘛！沒什么可怕的，有得就有失。歷史上黃河改道還少嗎？不就是留下了一大片寸草不生的黃泛區(qū)嗎？花點錢治理一下就行了。況且只要中央掌握住分寸，我看肯定行。”
“行個屁！ 你不要忘了馬克思有一句話永遠是真理，物質(zhì)第一，物質(zhì)決定一切。資本主義就是私有制，當私有制經(jīng)濟決定一切的時候，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黨本身就不存在了。”
“你放心，只要共產(chǎn)黨在，不可能讓私有制決定一切。我們搞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嘛！只要共產(chǎn)黨的大小官員不貪財，不好色，廉潔奉公，不可能讓個體戶大款翻了中國的天。”
“走著瞧吧！反正我看不得不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可老百姓有什么辦法？中國向來是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誰有權(quán)誰說了算。”
“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不錯，但時勢創(chuàng)造英雄，這是不可分的。只有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且有能力搏擊歷史潮流的人才是英雄，才能創(chuàng)造歷史。我看毛澤東、鄧小平就是這路英雄。”
“現(xiàn)在華國鋒在臺上，不會讓鄧小平上臺的，更不要說搞資本主義了。”
“我看華國鋒的日子長不了。現(xiàn)在社會上擁護鄧小平上臺的人很多。‘四人幫’已抓起來了，造反派們早就被‘四人幫’當成‘替罪羊’宰了，寒了心了，反鄧小平的勢力成不了氣候了。華國鋒是擋不住老鄧上臺這股潮流的，誰讓他把‘四人幫’抓起來了？自作自受吧！”
“華國鋒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歷史，完成任務(wù)了。該讓鄧小平上臺創(chuàng)造歷史了。”
“美國的歷史也是英雄創(chuàng)造的，他們的總統(tǒng)是用錢買的，照樣管用。”
“在美國光有錢也買不到總統(tǒng)，必須代表選民的利益，而且不是白癡。”
“我看美國的辦法就不錯，多黨制輪流坐莊，不搞運動不整人，國家富的流油，人人向錢看，很安定團結(jié)。”
“在中國不能提倡人人向錢看，還是要提倡點民族精神和仁義道德。資產(chǎn)階級也沒有提‘人人向錢看’這個口號，美國人也很愛國。國情不同，我們不能照搬美國那一套。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地大物不博，經(jīng)濟基礎(chǔ)差，短時間內(nèi)還達不到美國的經(jīng)濟水平。中國人的首要問題是先吃飽肚子，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像美國那樣搞多黨制，張口民主、閉口自由，人人有槍，那樣非亂了套不可。一個面包，一個人吃就很文明，若讓十個人吃，就要打架，必須有個力氣最大的人拿刀子分著吃。這個力氣最大拿著刀子的人就是共產(chǎn)黨。這就是中國為什么不能搞多黨制的原因。某些人特別是青年人不懂這個道理，張口人權(quán)，閉口自由，甚至要共產(chǎn)黨下臺，純粹瞎咋呼！某些人吞吞吐吐地不敢講清這個道理。我們不能事事都同美國比，我們有我們的國情，美國有美國的國情，叫美國總統(tǒng)來中國當一把手，照樣搞不好，當不了，不信你試試看。”
……
就這樣，我們四個人邊走，邊議論，圍著天安門廣場轉(zhuǎn)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到東方發(fā)白。
上述議論，是酒后戲言，議論完了，也就完了。現(xiàn)在回憶起來，大概如此，稍有發(fā)揮。之所以寫出來，是因某些議論似乎應(yīng)當讓讀者知道。
李冬民事件
書歸正傳。1977年冬，中國的政治氣候像天氣一樣寒冷，但是，地火在燃燒。圍繞鄧小平的復出問題，中央內(nèi)外的斗爭十分激烈。
當時積極呼吁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人很多，大都是老革命家、老干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們，說干脆點，造反派不多，但并不是沒有，本人就算一個。
本人雖因“吹捧”老鄧挨了點整，但比起李冬民來，差遠了，小巫見大巫也！李冬民文革中是北京市中學紅衛(wèi)兵“四.三”派的頭頭，鐵桿的小造反派，后來當了北京市革委會的常委，同蒯大富、韓愛晶等人一樣。
李冬民后來上山下鄉(xiāng)，又當了兵，入了黨，復員后分到西郊一個工廠當了工人。他在內(nèi)蒙插隊時認識了北航學生李明義和王如山，交了朋友。而李明義和王如山是北航紅旗的骨干分子，是我的同學和好朋友。文革中我同李冬民本人不熟，僅見過一次面。
文革后期，李冬民的思想也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他主張保鄧小平，支持鄧小平上臺。李冬民保鄧小平還有自己的理論，似乎叫什么“第三道路理論”。
一天，老同學王如山從內(nèi)蒙探家路過北京來看望我，并交給我一封李冬民的信，讓我轉(zhuǎn)交李明義，因李明義當時不在北京，這封信我看后就處理了。
李冬民在信里談了倒華（國鋒）擁鄧（小平）問題，并談了他的想法，行動綱領(lǐng)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之類，當時應(yīng)當算是一封反革命信，如果落到華國鋒手里的話。
李冬民既說又干，他到處聯(lián)絡(luò)人，成立了一個組織，準備大干一場。李冬民等人首先在北京市委靜坐、“鬧事”，又去天安門貼出大標語，要求鄧小平上臺。
1977年周總理逝世一周年之際，李冬民組織人馬在天安門廣場刷出大標語：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這件事頓時轟動了北京市。“英明領(lǐng)袖” 華國鋒和北京市負責人吳德立即把此事定為“反革命事件”，并下令逮捕李冬民極其同伙。
李冬民有一個筆記本，上面記錄了許多秘密和朋友們的地址電話，其中就有王如山、李明義等人，謝天謝地，那上面沒有我的名字。
李冬民乘公共汽車時，書包不翼而飛，里面有他的絕密筆記本。
李冬民萬萬沒料到，偷他書包的不是小偷，而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偵察員。
到了廠里，李冬民被叫去參加一個大會，在會場上，他突然被兩個便衣警察押上臺去，臺上立即掛出了“批斗李冬民反革命集團大會”的標語。
不久，北京市委向全市公布了“關(guān)于李冬民、張兆慶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材料。
當時，我正在廠里勞動，李冬民案件與我毫無關(guān)系。
公安局很快把李冬民的“反革命集團”一網(wǎng)打盡，包括我老同學王如山、李明義在內(nèi)，皆被抓了進去。李明義是在東北某醫(yī)院里父親的病床前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李剛被抓走，其父便斷了氣。王如山是從青海抓到北京的。
李冬民等人在監(jiān)獄里受到了十分不友好的待遇，據(jù)公安局整過李冬民的某警察吹牛說：“到了我們手里的家伙，沒有好漢。李冬民被我們?nèi)挛宄团肯铝恕！?BR> 這話對李冬民是極大的侮辱，把人捅死罵人家肉皮不結(jié)實，這是標準的強盜邏輯。
一天，我又被叫到了738廠保衛(wèi)部。
刁部長皮笑肉不笑地說：“戴維堤，你還讓不讓我們活？你怎么凈惹事生非？今天市公安局找你有事調(diào)查，你要好好配合。”
我一看，兩位警察坐在那里，竟然沒有我坐的地方。
“姓名？”一個警察問。
我聽清了，沒有答理。我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了下來，點上一支煙。
“問你話呢！老實回答！”
我頓時火冒三丈，大聲地說：“請問，今天是外調(diào)，還是審問？”
保衛(wèi)部長繼續(xù)皮笑肉不笑，“別誤會，是外調(diào)，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李冬民的事，你不要緊張。”
不料那個警察仍然蠻橫地說：“外調(diào)也好，審問也好，你都要放老實點。”
“你先放老實點！”我頓時站了起來，扔掉煙頭，指著他說：“這里是738廠的辦公室，不是你們公安局的予審室，有本事你們先把我拷走！”
這時，陪同來的我的科長老王看不下去了，為我抱不平說：“你們外調(diào)怎么這樣？戴維堤是我們的職工，我們認為他是個好同志，你們不是外調(diào)嗎？你們今天是求他來了，怎么這樣談話呢？”
警察不情愿地說：“對不起，我們習慣了。好吧，坐下談吧！”
這還差不多。
“認識李冬民嗎？”警察問。
“算是認識吧，文革中見過面，但沒有打過交道。他不認識我。”我如實回答。
“知道李冬民、張兆慶‘反革命集團案’嗎？”
“聽說了。”
“李冬民打著擁護鄧小平的愰子，反對華主席和北京市委。他給了你一封信，有這事吧？”
“有，但不是給我的，是讓我轉(zhuǎn)交別人的。”
“別人是誰？”
“有必要說嗎？”
“不就是李明義嗎？他早被抓起來了，你還保他？”
“本人不知道李明義有什么問題。”
“王如山認識嗎？”
“認識，老朋友了。”
“信是他給你的？”
“沒錯。”
“信呢？”
“燒了。”
“你不配合我們？”
“談不上配合不配合，該配合就配合，想配合也配合不了，燒了就是燒了。”
“信的內(nèi)容是什么？”
“記不太清了，好象是擁護華主席、打倒鄧小平之類的內(nèi)容吧！”
“你說反了吧？是擁護鄧小平、打倒華主席吧！”
“這話可是你們說的。”
“看來你確實不想配合我們。這樣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回憶一下，把信的內(nèi)容回憶一下，寫一份材料給我們。”
“可以。沒做虧心事，不怕--”下面的三個字沒說出來。
警察又問了其它一些情況，我如實作了回答。
實事求是地說，公安局的同志都是好人。他們與我無冤無仇，他們是奉命行事。他們專整壞人，保護好人，為黨為國為民工作不容易，有時還會遭壞人殺害。但是他們正因奉命行事才總出問題，上面錯了，他們就錯，常把好人當壞人整，而且往死里整。
李冬民事件，搞得很大，中央發(fā)了文件，華國鋒、吳德多次批示，說這是建國以來最大的反革命集團案件，抓了許多人。李冬民他們在監(jiān)獄里受了不少罪。
北京市某些人整人特有辦法，怪不得文革以來北京市一把手寶座總是不穩(wěn)，這叫做天報應(yīng)。（注：現(xiàn)領(lǐng)導人除外。）為了致李冬民他們于死地，堅決反對鄧小平上臺，北京市某些人竟然栽贓陷害，故意把李冬民要在天安門“4.5”紀念日時發(fā)動數(shù)十萬人擁鄧上臺的“鄧小平”三字改成“王洪文”。這一改，事情當然就不太好辦了。
作為北京中學生紅衛(wèi)兵造反派“四三”派的頭頭，李冬民幫助鄧小平改寫了歷史。
李冬民等人是民間“倒華、擁鄧”的英雄代表。
李冬民事件，對老鄧們采取果斷措施起了催化作用。
李冬民事件，最終以華國鋒、吳德等人的下臺而告終。小人物斗倒了大人物，這又是一個特例。
李冬民立了大功，平了反，按說應(yīng)該混個“官”當當，但據(jù)說他既未升官也沒有發(fā)大財。這就對了，革命者本來就是無私的。
李冬民后來自己辦了一個“社會研究所”，以維持“生計”。
李冬民有點“不夠朋友”，后來在北京飯店7樓的一次宴會上，他竟然不認識我。事實上，文革中李冬民確實不認識我，假如認識我，他的“黑名單”上一定有我，我就會因保老鄧坐華國鋒的大牢了，那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保鄧英雄”了。后來老鄧們利用抓“三種人”整我時，我就可以和老鄧們“討價還價”了。
“母親打兒子”的故事
1981年的春天，我和同事們正在南京出差，廠里急電要我回廠。在黨委周書記辦公室里，周書記親自問我北航批斗彭德懷的事，我如實地向周書記做了交待，內(nèi)容與本書里寫的一樣，全是實話。
很奇怪，這些事抓“5。16”時早講清楚了，當時黨委也作了結(jié)論，認為我文革中沒有什么大問題，屬于一般缺點錯誤，是好同志。前不久中央某大部還要調(diào)我去當“第三梯隊”并對我進行了興師動眾地審查和考核，最后同意調(diào)動，科里還開了歡送會。因當時國務(wù)院各部委暫時人事凍結(jié)，辦不了手續(xù)讓我等著（謝天謝地我最后沒有混入國家機關(guān)）。今天周書記又提出批斗彭德懷的事，又不是外調(diào)，看來事出有因。我問周書記怎么回事，周書記讓我冷靜，并把一份上級文件交給了我。
“你先看看這份文件，咱們再好好談一談，事關(guān)重大，你要冷靜。”周書記對我說。
我拿著文件一看，大吃一驚。這是一份通天文件，內(nèi)容如下。（注：事過多年，因沒法查對原件，記憶有限，語言可能有誤，但主要內(nèi)容如此。我絕不敢偽造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知
各大軍區(qū)、各軍、兵種黨委，國務(wù)院各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各省、直轄市、自治區(qū)黨委，北京航空學院、國營第738廠黨委：
經(jīng)查實，原北京航空學院學生戴維堤在文革中多次指使人毆打彭德懷同志。在1967年7月19日，伙同韓愛晶等人對彭德懷同志進行了殘酷地斗爭和迫害，打破了彭德懷同志的頭，打斷了肋骨，把彭德懷同志打成重傷。在7月26日北航批斗彭德懷同志大會上，戴維堤任總指揮，指使劉向東等人對彭德懷、張聞天等繼續(xù)迫害。毆打，導致彭德懷同志7年后得了癌癥，含冤去世（最后這句話有沒有，記不清了）。以上事實皆已查清，證據(jù)確鑿。望有關(guān)單位黨委嚴肅處理，并把處理意見上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乖乖！如果不是白紙黑字，紅頭文件，我絕對認為是天方夜潭。
我氣得手直發(fā)抖，周書記怕我把文件撕了，趕緊奪了過去。
“你別急，有話慢慢說。事關(guān)重大，我們黨委研究后決定讓你看一下文件。希望你能盡快寫出檢查。根據(jù)你的態(tài)度，黨委再決定處理意見。”周書記也是部隊轉(zhuǎn)業(yè)的老干部，但比當年軍管會的人態(tài)度好，說話很客氣。
“你們真要處理我？我告訴你周書記，這份文件是假的，是偽造的，上面全是胡說八道。”我沒好氣地說。
周書記生氣了，拍了一下桌子說：“大膽！你敢說中央文件是胡說八道！你膽子也太大了。你這個態(tài)度，我們要保你也沒法保了。”
“我不要你們保我，沒作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北航批斗彭德懷與我毫不相關(guān)。六7年7月19日批斗會我站在后面聽了幾句就走了人，抓‘5。16’時我早交待清楚了，當時沒人讓我參加會議，我一句話也沒說，我有什么錯？‘7.二六’批斗大會我不在北京，怎么成了總指揮呢？這不是胡說八道是什么？”我沒好氣地說。
“什么？7月26日你不在北京？”周書記一驚。
“我祖母病了，我7月25日下午回的山東，坐的十一路電車去北京站。當時天安門廣場正開大會，車到東單時走不動了，我記的清清楚楚，206日上午到濰坊下了火車就回老家了。我又沒有專機，怎么返回北京主持大會？肯定是北航某些王八蛋栽贓陷害我，欺騙了上級。你們黨委要處理就處理吧……”我越說越氣，下面的話沒說出來，“我操他們八輩子祖宗！我要到中紀委大們口去喊冤、絕食、自焚！讓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
周書記忙說：“別急別急，你說的可是實話？”
“好漢作事好漢當，殺人不過頭落地。我決不說假話。”
周書記沉思了一會兒，問道：“還能不能找出當時的火車票來？”
“這就難說了，十年了，我早丟了。”
周書記點上了一支煙，坐在那里拼命抽了起來，看得出來，他十分為難。事關(guān)重大，他一時拿不定主意。上級的文件說“事實已經(jīng)查清，證據(jù)確鑿”，讓黨委直接處理我，他很難辦。
“周書記，你們不要為難，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吧！我不會罵你們的。我自認倒霉。”我誠懇地說。
“你給我住嘴！”周書記突然站了起來，用拳頭用力砸了一下桌子，“你把共產(chǎn)黨看成什么人了？共產(chǎn)黨決不會冤枉一個好人，但也決不放過一個壞人。你再跟我說一遍，你說的是不是實話？”
周書記這個人，我很尊重他。他也是行伍出身，原來在部隊支過左，轉(zhuǎn)業(yè)到廠里任書記剛兩年。
我向周書記再次保證，我決沒有參與批斗彭德懷，希望黨組織相信我。
周書記讓我回去好好工作，相信黨委和上級會正確處理的。他反復叮囑我，此事保密，回去不要亂說，更不要胡來。
我不想也不敢胡來，但中紀委（當時的）這樣干，不是胡來是什么？這件事太令人可氣，放到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無動于衷。出格的事我不干，但向中紀委和中央寫信申訴一下總可以吧！于是，我寫了一封信，用毛筆書寫多份，寄給了中紀委和當時的幾乎所有中央領(lǐng)導人。此信我留了底稿，內(nèi)容如下：
緊急申訴
中共中央、中紀委各位首長：
所謂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斗彭德懷同志大會現(xiàn)場總指揮一事，純系誣陷。中紀委有關(guān)文件就此事對我的點名指控是無中生有，因而是錯誤的。對此，我萬分痛心并深表遺憾。事實是，1967年7月25日下午，我因急事從北京火車站離京了。次日，我在山東半島。我既無分身之術(shù)，也無專機，我不可能趕回北航指揮批彭大會。另外，即使我在北航，這個大會我也沒有資格主持。
北航文革中批斗彭德懷同志與我毫不相干，我對天發(fā)誓對得起彭老總。之所以發(fā)生如此謬誤，完全是北京市某些不稱職的辦案人員粗心大意造成的，我暫無理由懷疑他們是別有用心，執(zhí)法犯法。而中紀委的有關(guān)辦案人員偏聽偏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了維護我黨最高權(quán)利機構(gòu)的崇高信譽和法律之神圣尊嚴，請中紀委首長百忙中過問此事。如最后事實證明本人是強詞奪理，頑固不化，愿受法律之嚴懲；如系中紀委方面的責任，請求在《人民日報》為我平反。
此致崇高的敬意
北京738廠 戴維堤 1981年12月24日
結(jié)果，我發(fā)出的所有申訴信皆石沉大海，這是在我預(yù)料之中的。
事后我才知道，原來是分配到東北某單位的一個北航學生劉向東（原名劉漢儒）欺騙了組織。他原是北航紅旗造反大隊的成員，曾打過彭德懷。我接管保衛(wèi)部時，把他開除了。組織審查他時，他一口咬定所有壞事都是我讓他干的，并說我是批彭大會的總指揮。他的口供差點把我致于死地，可氣的是，直至今日，他也沒有向我賠禮道歉。文革中一句時髦的話是“觸及靈魂”。文革的確觸及了每一個人的靈魂，許多人在文革舞臺上盡情地表演，打人，整人，干壞事，一旦挨整和面對審查，其丑惡的靈魂更加暴露無疑。
過了幾天，我在廠里碰到了工人張某。老張是轉(zhuǎn)業(yè)軍人，共產(chǎn)黨員，他一直被廠里抽調(diào)去搞專案，但此人很講政策和原則。我倆是朋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廠里搞我的專案。他愛人在農(nóng)村，生活較困難，我曾接濟過他。他愛喝酒，我常請他到家里喝酒。今天我又請他下班后回家喝酒。
老張很高興，他說：“今天你請我喝酒就對了，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什么好事？”我問。
老張見周圍沒人，悄悄地跟我說：“我剛從東北回來，你的事否了。”
我一聽，又驚又喜，老張說下班回家再說。我立即騎車去商場買酒菜去了。
酒桌上，老張告訴我，為中紀委文件的事，周書記召開了黨委緊急會議，研究我的問題。有人主張嚴肅處理，定為“三種人”，開除廠籍，上報就行了，是否刑事處理由上面定。有人主張再調(diào)查核實一下，這自然要擔風險，因中紀委文件明明說“證據(jù)確鑿，嚴肅處理”，沒有讓再調(diào)查。基層黨委對上級定案的事再調(diào)查，這絕對是“犯上”，但周書記他們最后決定還是要再調(diào)查一下。
“我們要對上級負責，也要對戴維堤負責。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很復雜，事情又過去多年了，難免出錯，再調(diào)查一下，我們心里也踏實。上面追究下來，我負責任，這件事我建議幾個常委支持我。”周書記征得幾位主要黨委成員的同意后，立即派專案組赴東北長春調(diào)查，并向?qū)０附M人員交待了有關(guān)問題。老張是專案組成員。
738廠黨委派的專案外調(diào)人員到達東北長春劉向東的單位時，該單位領(lǐng)導十分不友好，他們拒絕配合，并對738廠的反調(diào)查表示吃驚。材料是他們整出來的，他們立了大功，好不容易抓出了“大壞蛋”，你們738廠黨委想干什么？
738廠當時是地師級單位。738廠的干部見過世面，專案組的人也不是吃干飯的。他們拒理力爭，一定要見到當事人劉向東，并核實材料。對方?jīng)]有辦法，只好把劉向東從“牛棚”里押了出來。
當著劉向東單位領(lǐng)導的面，738廠調(diào)查人員對劉進行了詢問。劉把自己的交待重述了一遍，與原來的交待一致。
“劉向東，那天大會總指揮究竟是誰？”老張問。
“就是戴維堤，我親眼看見的。他是保衛(wèi)部長，我們都聽他的。”
“你說的是實話嗎？”
“絕對是實話。”
“你知道批斗彭德懷大會總指揮，在會上把彭德懷打成重傷是什么性質(zhì)的問題嗎？”
“知道，是反革命罪行，要坐牢的。”
“你同戴維堤有什么矛盾和仇恨嗎？”
“沒有，我們很熟，關(guān)系很好。”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記錯了？時間這么久了，難免記憶有誤，張冠李戴，你再好好想想。”
這時，劉向東單位的領(lǐng)導突然站了起來，指責738廠專案人員在搞誘供，雙方爭吵了起來。
老張當過兵，多年搞專案，見過世面。他指著對方的鼻子說：“你們是不是共產(chǎn)黨員？你們怕什么？劉記錯了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我告訴你們，我們有充分的證據(jù)，證明戴維堤不在現(xiàn)場，戴206日在山東。你們懂不懂不在現(xiàn)場是什么意思？”
這時，劉向東的頭上開始冒出汗珠。
“劉向東，你老實交待，你說的是不是實話？你若欺騙組織，誣陷他人，是要從嚴處理的！”老張嚴厲地說。
劉向東的汗都流下來了。他兩手捂著頭，痛苦地說：“讓我想想，讓我想想，可能我記錯了。”
劉向東單位的領(lǐng)導說：“劉向東，你想翻案，罪加一等，你欺騙組織可是罪上加罪！”
“我不是欺騙組織，我確實是記錯了。我想起來了，那天不是戴維堤主持的大會，我沒看見戴維堤，因為跟他熟，我就記成他了。對，我想起來了，是張某某主持的。”
事已至此，只好重寫材料。對方極不情愿地在材料上加蓋了公章。
老張說到這里，我立即站了起來，端起一茶懷二鍋頭，與老張碰了一下杯，一口喝了下去。
老張又說：“外調(diào)材料已交給了黨委。周書記看了后哈哈大笑，說戴維堤這家伙不錯，是條漢子。”
第二天，周書記又把我叫到了辦公室，說我的事查清了，讓我不要背包袱。我對黨委表示感謝，并表示一定要為廠里好好工作，但我要求上級向我賠禮道歉，并消除影響，不在《人民日報》平反，也應(yīng)下文否定原來的文件。周書記讓我不要胡鬧，說：“母親打幾下兒子，那里有賠禮道歉的？你給我好好干活去吧！”
后來，738廠黨委寫了報告，附上了外調(diào)材料和我本人的申訴材料，上報了上級有關(guān)單位。據(jù)說當時黨委主要領(lǐng)導都在報告上簽了字。
此事后來不了了之。“母親”果然沒有必要向“兒子”賠禮道歉，我早知道結(jié)果會如此。
令人可氣的是，幾年之后，周書記調(diào)走了，換了新黨委書記姓王。在給我做“文革結(jié)論”時，按照上面的“旨意“，仍說我參加了批斗彭德懷會議（指7月19日小型予審會）并作為我的主要罪狀之一。盡管我提出抗議，但仍以此強行定案。
事實證明，所謂“母親打兒子”這個比喻文不對題，很不確切，因為母親不認為打的是兒子，母親根本不認這個兒子。這個狠心的母親把作錯了事的兒子扔進井里，還不停地破口大罵。作為兒子，既然苦苦哀求沒有用，也只好宣布這個母親不是自己真正的母親。自己的真正母親是真正堅持“三個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寫下這些文字，筆者心如刀攪。
寫到這里，我又想起了彭德懷。他老人家心直口快，襟懷坦白，功大如山；他一心為民，鐵骨錚錚，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是我學習的好榜樣。什么叫男子漢大丈夫，彭德懷是也！他那黑色的囚衣，他那不屈的頭顱，時時浮現(xiàn)在我的面前。今天，我要在這里大聲地說：“彭老總，我對得起你，我問心無愧。我是‘小同志’，救不了您的命，請原諒我。我向您老人家鞠躬，愿您老人家的英靈安息。”
北航1967年批斗彭德懷之后，彭一直在衛(wèi)戍區(qū)西郊的營房里被“監(jiān)護”著。后來揭發(fā)出來的事實證明，所謂的“監(jiān)護”，純粹是關(guān)押迫害。專案組整天逼供，某些當兵的甚至他們的副司令也打過彭德懷，不但打倒在地，還貨真價實地在彭德懷的胸膛上踏上了一只腳。這些，黃克誠同志的回憶錄和有關(guān)文章寫得很明白。彭老總又熬了漫長的7年后才于1974年因癌癥去世。請問，究竟是誰害死了彭德懷同志？
在后來的文革文章和資料中，關(guān)于對彭德懷同志的迫害問題，只提“北航紅旗”和韓愛晶、王大賓兩人，連戚本禹、“四人幫”也是一筆代過。韓、王二人依此為主要罪狀分別被判刑15年和九年，這且不論，但從廬山會議開始直到彭德懷去世，這中間參與批判和迫害彭德懷的人（無論大人物還是小人物）大有人在，為什么只處理北航紅旗和韓愛晶、王大賓等人？相信這個問題會有歷史的公論。
在此，我借本書鄭重地向某些人叫板：面對彭德懷同志的英靈和冤魂，某些人敢不敢大聲宣告：彭德懷同志，我們對得起你！在你挨整和被迫害問題上，我們問心無愧！？
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關(guān)于“三種人”問題
打倒“四人幫”之前，全國轟轟烈烈抓了幾年“5。16”分子，打倒“四人幫”之后，全國又大張旗鼓地抓起了“三種人”。
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敬愛的鄧小平同志說：“這次整黨的重點，是把“三種人”清理出去。三種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
德高望重的陳云同志一反溫文爾雅風度，快人快語又刺刀見紅：“如果對三種人心慈心軟，就給黨留下了隱患，一旦讓他們東山再起，我們果真要人頭落地。三種人對我們這些老家伙，包括你們在座的，都有刻骨的深仇大恨。對他們要統(tǒng)統(tǒng)開除出黨。一個也不能留在黨內(nèi)，更不能留在班子里。不這樣，將來總有一天他們要挖我們的祖墳！”
鄧小平還說：“這里我們還應(yīng)該強調(diào)，要著重注意那些造反起家，比較年輕，潛伏下來的，對黨危害大的人。當初王洪文跟我斗的時候，就說了一句話：20年后再看是誰的天下。這話對我影響很深。的確，我們老了，他們還年輕。如果我們不謹慎，讓他們鉆了空子，一旦他們爬上來，那我們的江山還會被他們篡奪去。對那些年輕的三種人，一定要把他們清洗得干干凈凈。”
薄一波說：“我們要特別注意局級、處級及基層單位和企業(yè)里的三種人，他們有些人還不死心，千方百計的留在黨內(nèi)，等待時機，說十年再見，20年再見。如果不搞出來，就會埋下定時炸彈，這就是隱患，要十分警惕。”
楊尚昆笑著說：“三種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差點把一波同志整死，一波同志恨他們是理所當然的。”
薄一波說：“不光是我恨，我看全黨全國的正直之士都恨他們。三種人比日本鬼子、國民黨警匪還要壞，他們戴著紅帽子，整起人來最狠。”
胡耀邦說：“區(qū)分是不是三種人的根據(jù)，是本人對黨對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實，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頭銜或參加哪一個組織，這樣規(guī)定，有助于我們劃清界限，掌握政策。至于那些年歲大了，已經(jīng)查清和處理過了而又沒有發(fā)現(xiàn)新的或較大的問題的干部，我的意見一般的就不要再翻老帳了。我建議今后取消新帳老帳一起算的提法和做法。”胡耀邦的話總是同老人們有點差距。
根據(jù)以上老人們的指示，全國大張旗鼓地抓開了“三種人”。正象毛澤東號召整走資派時把新有的老干部幾乎都打成走資派一樣，全國所有的造反派頭頭和參與過一些造反活動的群眾又被整了一遍。被定為“三種人”和“嚴重政治錯誤”（二者其實是一回事）的人不在少數(shù)。
筆者不反對--也不敢反對整“三種人”。對文革中那些緊跟“四人幫”殘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打死打傷人命者，指揮武斗、沖擊軍事機關(guān)造成嚴重后果者，應(yīng)當整，判刑、殺頭都可以。但是，不能搞擴大化。對于犯了一般缺點錯誤的人，特別是青年學生，應(yīng)當歷史地分析，大人不計小人過，手下留情，批評教育，吸取教訓，既往不咎，更不能讓人家一輩子不得翻身。
據(jù)我所知，我一個分配到江蘇的老同學由于在外地串聯(lián)時與造反派們一起沖過軍區(qū)大院，被定為“三種人”，整出一身病，不久便死去了。分到西安的一個老同學在別人打人時僅說了一句：“反革命該打”，就被投進監(jiān)獄，關(guān)了兩年多，定為“三種人”，放出來時當了個體戶；分配到河北的一個學生因文革初打過人，對文革中經(jīng)手的一支破左輪手槍記憶不清，沒說清楚，（注：這支破槍早已經(jīng)我手上繳了北京衛(wèi)戍區(qū)，最后衛(wèi)戍區(qū)證明有帳可查。）結(jié)果也被定為“三種人”，并被開除了廠籍，老婆也離了婚，如今仍孤身一人，沒有工作，窮困潦倒，連勞保都沒有。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他們（包括筆者）一不認識“四人幫”，反是造過，但沒有“起家”，也沒有參加武斗打死打傷人，也沒有搶過誰砸過誰，只因響應(yīng)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號召參與造反而獲罪。至于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怎么解釋？怎樣才算幫派思想嚴重？文革中誰沒有派性和“幫派”思想？說不請。宣判犯人時，在法庭上還允許申訴和請律師辯護一下，而定“三種人”和“嚴重政治錯誤”時卻不允許人家申訴，更不準請律師辯護，全在當權(quán)的共產(chǎn)黨基層黨委某些人一張嘴。正像當時抓“5。16分子”一樣，真正是說你是不是也是。
事過多少年之后，筆者始終認為，“三種人”的提法十分不科學，因為它是個模糊數(shù)。從老人家們當時咬牙切齒的樣子看，“三種人”比“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警匪”還壞。誰都知道“南京大屠殺”和“渣滓洞”，這樣給“三種人”定義按說在中國找不出幾個來。可是，卻整了成千上萬。如果說毛澤東文革初期是錯誤地估計了國內(nèi)形勢，混淆了敵我，革命“革”錯了對象，犯了嚴重錯誤，應(yīng)當全盤否定。那么后來的抓“516”和整“三種人”就無懈可擊、完全正確嗎？沒有冤假錯案嗎？幾十年來，這些被定為“三種人”和“嚴重政治錯誤”的人（絕大部分是出身工人、貧下中農(nóng)、一般干部，共產(chǎn)黨一手培養(yǎng)大的所謂“根正苗紅”的青年學生）始終不得翻身，始終處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成了新時期新權(quán)貴和既得利益者的出氣筒和發(fā)泄仇恨的活靶子，這時血淋淋的歷史事實。
中國啊，我們可愛的母親！共產(chǎn)黨啊，我們救命的恩人！您干癟的胸膛和貧窮的脊梁為什么總適宜生長諸如“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wù)、走資派”、“地富反壞造反派”、“5。16分子”、“三種人”，再加上如今的貪官污吏搶劫犯，發(fā)廊賭場加妓院之類。這些怪物是從哪里冒出來的？什么時候才能絕跡呢？
我不是“三種人”，可我比“三種人”還“壞”。738廠后來的黨委主要負責人秉承上面某些人的旨意，1986年才給我定案，說我犯有“嚴重政治錯誤”，主要問題如下：
（一）在北航參加過批斗彭德懷會議。在會上，彭德懷同志被打成重傷，負有領(lǐng)導責任。
關(guān)于北航批斗彭德懷同志的全過程，本書已交待得令歷史老人汗顏，不再贅述。時至今日，我借次書向國人和全世界申告，文革中北航批斗彭德懷與我毫不相干，我對彭老總問心無愧。某些人后來雖然不得不否定了我是“726批彭大會總指揮”這一重大罪狀，但仍很不甘心。要是全否定了我的“批彭”問題，就不好把我定為“三種人”，他們多年來整人的功勞也沒有了，沒法向主子們交代。于是，他們喪盡天良地繼續(xù)對我下毒手。當時，專案組的同志把結(jié)論初稿交我看時是這樣寫的：到過批斗彭德懷會議現(xiàn)場（指“7.19”予審會），經(jīng)查未發(fā)現(xiàn)有任何言行。（注：到過現(xiàn)場又怎么啦！文革中連周總理還參加過批斗陳毅的大會呢!關(guān)鍵是在會上說了什么，干了什么?） 按說未發(fā)現(xiàn)任何言行的話，寫入結(jié)論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嗎？不，可以改一下。于是，某些人大筆一揮，輕輕地改了一下，就強行塞進了本人的檔案。這一改，本人便成了迫害彭德壞的壞人；這一改，令文痞姚文元先生汗顏，自嘆弗如。我在“7.19”會議室門口站著看了兩分鐘就走了人，什么屁也沒放，也算罪狀？真他媽的豈有此理！
（二）向江青寫信尋求支持
抓“5。16”之后，我對738廠的做法有意見。738廠某些人告訴我，你的問題全是北航捅的材料，你不要埋怨我們。我一打聽，北航抓“5。16”也毫不遜色，連反對北航紅旗的許多干部、教工也被打成了“5。16”分子。鑒于抓“5。16”運動嚴重失誤和造成的后果，我認為應(yīng)當向中央如實反映一下基層的情況，于是我給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告了北航的狀。此信我同時正大光明地交給了北航黨委和738廠黨委各一份，沒料到，我成了“自投羅網(wǎng)”。
我的上告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江青同志轉(zhuǎn)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收。
于是，我變成了向江青寫信請求支持。
由于時間已經(jīng)久遠，我的上告信又沒留底稿，詳細內(nèi)容記不準了，里面可能有向“江青同志問好”并請求中央過問、調(diào)查基層抓“516”擴大化的內(nèi)容。我至今認為，就算當時向江青本人寫信反映抓“5。16”運動中的問題，也沒有罪。江青當時（1972年）還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不是國民黨中央文革負責人，更不是法西斯文革負責人。當時連整我的人們也正大喊“江青同志是我黨杰出的女性！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我有何罪？
（三）北航紅旗干的許多壞事，戴維堤負有領(lǐng)導責任。
恕我直言，若每個單位的頭頭對下屬人員干的壞事都要負領(lǐng)導責任并定罪的話，全中國將沒有一個好人。
于是，考慮到戴本人出身好，表現(xiàn)也可以，定為“嚴重政治錯誤”（即“三種人，事實上是“敵我矛盾”。 ），上報北京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紀委。
當時對這個結(jié)論本人嗤之以鼻，拒絕簽字，但不簽字無所謂，照樣定案，并裝入檔案。從此，我成了一輩子不準出國、不準入黨、不準當官的“三種人”。
無獨有偶，好事成雙。作為一條線上的螞蚱，尹聚平最后也被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罪名是“在王力的黑手指揮下反軍亂軍”之類。
開始，對這個“嚴重政治錯誤”結(jié)論似乎沒太在乎，犯了“輕敵”的錯誤。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大斗爭。文革中犯錯誤全是政治性的錯誤，中國連三歲小孩也犯有政治錯誤，因為三歲小兒也喊過“打倒劉少奇”，這不可能是生活錯誤和經(jīng)濟犯罪。
我個人始終認為自己在文革中說過錯話，干過錯事，屬于一般缺點錯誤。文革中我認為自己唯一的錯誤是奉常委之命去大連搞了一些子彈（沒有槍支，因為中央已經(jīng)給北航發(fā)了數(shù)千支槍）運回北航，詳情本書已經(jīng)說明。我認為這是文革特殊歷史條件下犯的無組織、無紀律、無政府主義的缺點錯誤，我寫個檢查也就完了，我不想無限上綱。至于北航紅旗文革中犯的錯誤，某些人干的壞事，如“批斗彭德懷”、“打死學生”、“反軍亂軍”等等，與我毫不沾邊，誰干的誰負責，誰指使的誰負責！我一個革委會委員，憑什么負領(lǐng)導責任？文革中，在北航我沒參于迫害和批斗過任何一個老干部；沒干過任何打、砸、槍的事，甚至連小偷、流氓也沒打過；除文革初見過一次江青外，同“四人幫”沒有任何連系。文革中，作為“北航紅旗”的原一把手和組織保衛(wèi)部長，沒干過任何壞事，要么不可能，要么就是好樣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衛(wèi)下，沒打破一塊玻璃，沒丟過一把椅子，沒損壞一件教學設(shè)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文革中，我和我的戰(zhàn)友們保管著衛(wèi)戍區(qū)發(fā)的數(shù)千支各式槍支和彈藥，沒出任何問題，這件事至今許多人都不相信。當時連衛(wèi)戍區(qū)的同志都說不簡單，可惜沒給我記功，使我至今耿耿于懷。我萬萬沒有想到，后來我成了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三種人”。王力和許多林彪事件的重要成員才定的“嚴重政治錯誤”，我們算老幾？
很快，我就嘗到了這個“嚴重政治錯誤”的厲害。
我被分到科室工作后，廠里、科里出國培訓、參展的名額很多，我所在的科室成員全部出過國。有的人輪了二次、三次。每次論資排輩該輪到我了，就一下子跳了過去。大學畢業(yè)生輪完了，中專生；中專生輪完了，初中生、一般工人去，始終沒有我的份。開始，還挺惱火，后來就習慣了。出國算什么，不就是背個彩電回來嗎？千萬別象吃不到葡萄的狐貍那樣下三爛。
由于被派出國的同事大部分是我的同學和好朋友，所以我皆為他們高興。當時廠里個別人為爭出國名額鬧矛盾，恨不得出國的人坐飛機摔死才好。而我，每次都去飛機場歡送和迎接他們，我沒有那么缺德。當時對我的“偉大壯舉”，許多人很受感動。“戴維堤他媽的還行，每次都來送占了他出國名額的人。”
一次，同科室小齊又一次跳過我二次出國去西德參加計算機展覽會，我又去機場為他送行。
不料第二天，科長老于緊急找到我說：“快上醫(yī)院，小齊住院了，今天禮拜天，找不到人，你去照顧一下。”
“你喝醉了？小齊昨天不是去西德了嗎？我看著飛機起飛的，怎么飛機出事了？”我大為不解。
“飛機沒出事，小齊出事了，在西德燙傷了，用專機運回來的，就在咱們職工醫(yī)院。你快去吧！”老于說。
原來，小齊當天晚上到達西德后，一個人住在一家私人旅館里洗澡暈了過去。幸虧腦袋在浴缸外面，熱水嘩嘩的流，全身嚴重燙傷，被房東老太太發(fā)現(xiàn)報了警。西德警察和消防人員把它送到了醫(yī)院，但因醫(yī)療費太高，中國大使館建議回國治療，正好有一架飛機回國，便把他送了回來。
我立即趕往醫(yī)院，照顧和侍侯小齊，并安慰他。小齊當時未結(jié)婚，也未讓家人知道。我照顧他多日，直到廠里派人值班。小齊很感動，直謝我。其實，這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可謝的呢？
不過，看來我這樣的造反派并不見得多壞，倒是真的。
自從被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三種人”以后，在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的中國，我被打入了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深淵，成了中國人中的“另類”。這個“嚴重政治錯誤”，使我一輩子不能入黨，不能當官，不能出國，事實上剝奪了我的公民權(quán)包括被選舉權(quán)。在當前已沒有地、富、反、壞、右的中國，我輩稀里糊涂地成了這些寶貝的接班人，開始享受當年“地、富、反、壞、右”們的待遇，這真是天大的笑話。對于自己因為當了一年多造反派頭頭而得到的“報應(yīng)”和下場，說心里話，我是死不瞑目的。但是，想想與自己同樣遭遇的一大批人，我無話可說，甚至連牢騷也不應(yīng)該發(fā)。
事實上，當年如果走走“后門”，我的命運或許可以改變。但是，我感到靠“后門關(guān)系”改變自己的命運，是可恥的，對不起與我共患難、共命運的同輩們和我當年的造反派戰(zhàn)友們。
科學家說，基因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這活一點不錯。我這人有個毛病，叫缺點也行，就是不愛求人，更不會吹牛拍馬，總感到求人不好意思，張不開口。別人求我行，要只耳朵也割下來送人，若為個人而“五斗米折腰”，打死我也不干。文革以后，一直挨整，可說是中國人中的“另冊”，心里總感到冤枉，有時喝多了酒也罵罵大街，但就是不愿意求人。我父輩和岳父母的老戰(zhàn)友、老關(guān)系并不少，有當省委書記的，有當中紀委副書記的，甚至有當總理的，應(yīng)當說官不算小，有點權(quán)力。不說升官發(fā)財，在自己挨整（事實上是冤枉的--如中紀委對我的指控）的時候?qū)懛庑庞H自送到他們家里或秘書手里，向他們反映點問題，請他們說句公道話或批個“刀下留人”的條子應(yīng)當不成問題。可本人死要面子活受罪，從未麻煩過他們。這也算是有“便宜”不沾王八蛋吧！我總感到，為人要正直、正派，走正道，靠自己的本事去生活，去奮斗，不要走邪門歪道。然而如今看來，不走邪門歪道還真的不行，可惜自己始終學不會。
這些年來，在共產(chǎn)黨牢固的基層政權(quán)國營北京738廠里，我只有老老實實干活、夾起尾巴做人的義務(wù)，任何人都可以管著我，哪怕同一位小徒工組成一個小組，我也只有當組員的份兒。任何好事都與我無緣，任何壞事都與我沾邊。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那場“大戲”，我正在汕頭，（注：為臨時打工的公司辦事，決不是想跑往臺灣。）北京有關(guān)方面也沒有忘記查查我去過天安門廣場沒有。
關(guān)于出國、入黨、當官，這是“三種人”或“嚴重政治錯誤”者的禁區(qū)。不過作為享有公民權(quán)的公民，不讓入黨、當官那是共產(chǎn)黨黨委說了算的事，不讓出國似乎太殘忍了一點。外國的月亮多好呀！比中國的圓；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放的屁都香水味道。怪不得某些人那么崇拜和害怕美國人！怪不得許多人跑出去不愿回來！美國和北約的導彈、飛機瞎了眼，竟然不夠朋友！讓我出國把北約秘書長和美國總統(tǒng)一刀捅死，立個大功回來摘掉“三種人”的帽子，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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