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總有了結時
同韓愛晶等人去山東的時候，因人多未回老家看看，但我一直記掛著李青君。聽說家中也很亂，不知她現在如何，很久未收到她的信了。
一架天平，一頭放了重重的砝碼，這就是李青君；另一頭懸空著，保持著靜態的平衡。但愿懸空的一頭再懸空一年，我就大學畢業了，一切將順理成章。
然而天平很快就發生了傾斜，平衡被破壞了。
1967年冬天寒假回家的時候，李青君告訴我，單位里有些男人真壞。有人喜歡她，調戲她。我不以為然，我相信我的村姑。但是，我的心里總感到不踏實。春節以后，我懷著復雜的心情返回了北京。
1968年春的一天，韓愛晶交給我一封信，是李青君的來信，信已開了口。韓笑著說，信送來就這樣，我看過了。不等我發火，韓先下手為強：“好哇戴維堤，你干的好事！我要處分你，你同尹聚平什么關系？”
韓愛晶對尹聚平很敬重也很器重，否則就不會派尹聚平去中央代表團了。就在前不久，韓還讓我和尹聚平等人陪他秘密去了一趟山西、山東。韓一直拿我和尹聚平開玩笑。在他眼里，仿佛我和尹已是戀人，盡管我倆皆否認，當時確實不存在戀愛關系，但韓不相信。今天，韓看了李青君給我的來信，方知我在老家早有女朋友，他很吃驚和不滿。
“你老家已有女朋友，還同尹聚平好，這不是腳踏兩只船，害人害己嗎？將來兩人打起來怎么辦？”
于是我把同李青君的所有情況告訴了韓。關于尹聚平，我堅決否認是戀愛關系，從未談過個人的事，同尹聚平是戰友而不是朋友關系，并讓韓千萬不要告訴尹聚平關于李青君的事。
韓說：“你不要自欺欺人。你自己的事，我不管，但據我看，你那個鄉妹子盡管可敬可愛，但同你不一定合適。這么多年不在一起，事情是會發展變化的。尹聚平可是好樣的，好多人都在追她，你知道嗎？”
我不再理韓，迅速打開了李青君的信。
李在信里除了例行的問寒問暖外，還提到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我心里很亂。我突然覺得，在尹聚平和李青君之間，我似乎到了該作出決斷的時候了。
我立即把韓愛晶等幾個主要頭頭請到我的辦公室，向他們講了我和李青君的有關情況。幾乎所有的人都說我心太軟。“想不到你戴維堤砍頭都不怕的主兒，卻這樣兒女情長，這有什么難的？快刀斬亂麻，吹了算了。”
韓愛晶卻說：“你們不了解戴維堤。你們只知道他是保衛部長，是個粗人。其實他粗中有細，是個很內秀、很重感情的人。冰凍三尺，非1日之寒，1日夫妻百日恩，何況戀愛了五年了。我看，這件事還要戴維堤自己拿主意。”
我痛苦之極，思想斗爭十分激烈。幾年以來，雖然我和李青君天各一方，相見時短別時長，但我始終想著她，戀著她，只等畢業后結婚，從未有過一絲雜念和動搖。盡管文革以來同尹聚平接觸較多，對她很感激，不可能有什么反感。但由于家庭方面的差距和對李青君的情義，我已經果斷而理智地割斷了那縷飄渺的情絲。五年多來，我自認為對得起李青君，但是，隨著時光的流失，不知不覺的變化事實上已經發生。面對文革以來始終支持我并跟著挨了整的尹聚平，若把她從心里徹底一腳踢開，似乎也并非易事。如今，面對兩個都很優秀的姑娘，我左右為難，實在不知該怎么辦好。
有時我自己也懷疑是不是有點自欺欺人。解刨自己是非常痛苦的，但事到如今，我必須勇敢地拿起這把鋒利的手術刀。進京以后，尤其是文革以來，我仿佛進入了天堂，開闊了眼界，大世界、大場面見得多了，周圍充滿了太多的陽光、鮮花和誘惑。沂蒙山下的苦孩子早已變成了“天之驕子”，我似乎已經不是昔日那個單純樸實的農村小伙子了。我最終沒有戰勝那太多的誘惑，我最終還是一個庸俗的凡夫俗子，我最終拋棄了自幼推崇的仁義道德，自己跳進了不仁不義的深淵。我痛苦地想了很多很多，終于，我的天平發生了傾斜。我給李青君去了一封信，說我很痛苦，我說我很快就要畢業了，很可能分配到西北導彈基地去，那里與世隔絕，政審很嚴格，不允許從社會上找女朋友，請她作好思想準備。
李青君很快就來了信，她沒有怨恨，沒有憤怒，甚至不想解釋，只簡單地埋怨了幾句，表明不愿再拖累我。
我不明白，這時李為什么不親自跑到北京來與我大吵一頓，消除誤會。那樣結局或許會發生變化。不久，她的一位親友突然來京開會，到學校來看望我。我明白他的來意，以禮相待。寒喧了幾句后，因體育館有一個大會需要我去講幾句話，我讓同學陪著他。不一會兒，我就回來了，可是，同學說，客人有急事回去了……
不久，李青君來了一信，把我痛罵了一頓。
就這樣，我同李青君保持了五年多的戀情劃上了句號。這是1968年春天，離我大學畢業還有半年多的時候。
古今中外，只道是千里姻緣一線牽，有情人終成眷屬，而我和李青君之間最終卻上演了悲劇，而悲劇的導演和演員正是我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雖然熱戀很久的戀人甚至多年的夫妻分道揚鑣者大有人在，但我不想為自己辯解什么，盡管我有自己的苦衷。我的情況實在是太特殊了，特殊得似乎可以原諒，但我不想原諒自己。無論怎樣說，是我傷害了那純情的、美麗的村姑。
我同李青君的緣分看來是到頭了。我丟失了“寶玉”，我的災難也很快降臨了。
歷史無情地翻過了痛苦的一頁。多少年之后，從老同學們口里，我才知道，李青君同我分手或者說被我拋棄之后遭受了幾乎滅頂之災。她萬萬沒有想到我會變心，在她萬分痛苦的時候，她的母親去世，她本人也得了重病，危在旦夕，不知她是怎樣大難不死，熬了過來。后來，她傷心之極，發誓不再嫁人，整天埋頭工作。一直到308歲，她已被提拔為副縣級干部，在組織和朋友們的勸說下，才嫁給了當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成了當地第一夫人。
我在家鄉背上了“陳世美”的“美”名，我成了“聶赫留道夫”式的偽君子，我無話可說，承擔了一切責任。是我辜負了她，是我傷害了她，是我沒有福氣，把美玉當成了石頭，悔之晚矣。
我終生受著良心的譴責，我至今走不出當年的陰影。
直到現在我仍然認為，若當時李青君跑到北航來同我大吵大鬧一場，取消誤會，很可能結局不是這樣。這點，我決不是自欺欺人，因為當時同尹聚平確實還沒有正式建立戀愛關系。如果尹聚平當時知道了李青君的事，她是決不會走進我的生活中來的。
可能真正應驗了那句名言，“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我，以及后來成了我妻子的尹聚平受到了命運的無情懲罰。這種懲罰的殘酷和時間之長足以同李青君所受的苦難“媲美”。
從1968年春節至今，轉眼已過去了30多年，歲月的年輪已把我變得面目皆非。30多年來，我再也沒臉見到那昔日的“村姑”。
1968年夏天，尹聚平把幾封男同學的求愛信扔給了我。從此，我倆才確定了戀愛關系。當我把李青君的有關情況全部告訴尹聚平時，尹直埋怨我為什么不早說。她本是無辜的，但無形中背上了黑鍋，她發誓一定要見一見可憐、可敬的李青君。
90年代初的某一天，受盡磨難九死一生的尹聚平借出差之機路過W市，她瞞著我和所有的親友，獨自敲開了李青君家的大門。世界上兩個最好的、最偉大的、最高尚的女性（當然是對我來說）象久別重逢的姐妹一樣見面了，沒有絲毫的責備和埋怨，只有深深的理解和良好的祝福。
李青君金口玉言：“戴維堤是個好人，我不恨他。他是個孤兒，從小很苦，有你照顧他，我就放心了。讓他戒煙戒酒，保重身體，好好工作，對得起黨和死去的親人。”
我感激涕零，我誠徨誠恐，我無地自容。我至今未戒除煙酒，寫本書的時候，我抽進的香煙和流出的眼淚一樣多。
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當面向李青君謝罪，哪怕下跪也行。因為我確實有愧于她，哪怕我有千萬條理由。
愿時間老人淡化人世間的一切恩恩怨怨，逝者如斯夫！我借此書向李青君女士再次表示誠摯的歉意、感激和問候。祝她身體健康，生活幸福，并原諒我這個已被命運懲罰得遍體鱗傷的“大壞蛋”和“無恥小人”。
鳥之將死 ，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雖然我寫此書時心臟病已很嚴重，但估計暫時還死不了。我始終認為，時間可以淡化一切，任何恩怨總有了結的時候，如其帶進墳墓，不如趁有生之年展示出來以警戒后人。
寫完了李青君的故事，筆者感慨萬千。公正的讀者會發現，我在本書中除了譴責自己并向李青君誠心地懺悔外，沒有別的意思，更不可能再傷害任何人。
需要告慰讀者的是，在2001年9月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里，在母校安丘一中90周年校慶大會上，在征得了對方的同意后，我終于見到了分別38年的李青君和她那位德高望重的丈夫。李青君幾乎認不出面目皆非的我了，而我卻仿佛又見到了昔日的村姑。李大大方方地同我握了手，并詢問了尹聚平和孩子們的有關情況。在老同學們歡聚的宴會上，我懷著百感交集的心情，端起酒杯，衷心地祝愿李青君夫婦生活幸福、愉快，身體健康、長壽。
北航“清隊”自殺事件
書歸正傳。1968年初，偉大領袖發出了“清理階級隊伍”的號召。他老人家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斗爭的繼續。”“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
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如果說前一段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那么清理階級隊伍則不但對當權派，對普通干部、教職工和群眾中的壞人和有問題的人也需要清理出來，免得他們興風作浪，為國民黨效勞。椐說這對鞏固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北航革委會成立后，全院上下基本“安定團結”，北航紅旗一統天下，沒有對立派組織。北航革委會在當時許多院校正進行武斗、連革委會也成立不了的情況下，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韓愛晶等人研究決定，成立了以革委會副主任井崗山和王恆（原黨委書記）為首的清隊“七人領導小組”和“第七辦公室”，領導全院的清隊運動。之所以叫“七辦”，是取前蘇聯當年的“契卡”的諧音，這是韓愛晶的文字游戲。
作為革委會委員和組織保衛部長，我被列入“七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但不管專案，只負責保衛工作和日常事務，防止階級敵人破壞搗亂。
需要指出的是，“七人領導小組”主要由幾個三結合老干部們主持日常工作。
清隊工作一開始，就揪出了一個反革命小集團。
教務部有幾個教師，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常聚在一起議論朝政，發泄對文化大革命的怨恨，當然談話中免不了罵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之類的言論。后來，其中的一個教師反戈一擊，“出賣”了他們，并寫了揭發材料。教務部的頭頭們一看，大吃一驚，便把有關人員找來交代問題，結果他們都承認了自己的“反動言論”。當時的歷史情況下，對偉大領袖不用說罵，連發句牢騷都是反革命。教務部的頭頭們把材料上報了革委會和“七人領導小組”。由于言論太反動，決定召開批斗大會。會后，決定把首要分子送交公安機關。革委會把材料上報了北京衛戍區。過了幾天，衛戍區把人抓走了。這個大會起了殺雞嚇猴的作用，許多人會后都主動交代了自己的問題。
北航“清隊”工作繼續進行，但很快便有人陸續自殺了。有些人僅僅在基層單位被群眾勒令交代問題，一未關押，二未批斗，便突然跳樓、上吊了。
死了人歸我處理后事。我對自殺現象很有意見，便向主要頭頭反映，應想辦法制止自殺現象。
不料主要頭頭和個別老干部說：“你年輕，未見過世面，哪有運動不死人的？歷次運動中都有不少人自殺，這是正常現象，不要大驚小怪！”
“那死了人你們來收尸！我見了死尸就頭暈。”我沒好氣地說。
我認為死人總不是好事情，于是，我自作主張以保衛部的名義發了通令，希望有問題的人主動交代問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千萬不要自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人死了就不好辦了，將來平反也晚了。運動后期才做結論，你現在著什么急？如果誰再隨便自殺，將以破壞運動論處……”
“這是嚴肅的階級斗爭，你開什么玩笑？”井崗山和一些老干部把我批評了一頓。
批評歸批評，自殺事件仍有發生。我和一些人急了，不停地提意見。清隊領導小組便決定把有問題的人隔離審查，204小時派人看管，防止自殺。于是革委會在八號樓設立了“牛棚”，把許多專案對象關了起來。
北航清隊期間在八號樓設“牛棚”一事，很不得人心，是剝奪人權的法西斯行為，但是，自設了“牛棚”后，再沒有人自殺了。這也叫歪打正著吧！看來“牛棚”不全是壞東西。文革中，各單位不管是整老干部，還是清隊整群眾，還是抓“5。16”時整紅衛兵造反派，沒有不關“牛棚”的，決不只北航一家。據我所知，文革中全國最大的“牛棚”是“秦城監獄”和北京衛戍區的西郊“監管所”，關的全是大人物。
如今回憶起來，北航當時有兩起自殺事件，令人觸目驚心。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開會，有人報告校辦工廠廠長家門口流出了許多血，可能出事了。我急忙帶人趕到了現場，只見一間平房門緊閉，從里面流出了不少血。我后退兩步，用肩膀撞開了房門，踏著厚厚的血跡進了屋。一個東西把我拌了一下，低頭一看，是一個人頭。再一看地上，一男一女兩具尸體躺在血泊中。
死者是加工廠廠長和他的老伴。 老伴的頭已被割了下來。男尸的頭差不多也割得快掉了，僅有一塊皮連著身子。男尸的右手里握著一把沾滿血跡的菜刀。
屋里有一張雙人床板，床板的一頭捆上了一口袋糧食，一根繩子拖在地上。所有的窗子全關著，門是我撞開的，排除了他殺可能。
公安局的同志趕到后，對現場的床板解釋不清，作不了結論。
有關人員告訴我，死者歷史上可能有些問題。運動開始后，有群眾揭發讓他交待問題，沒有人打他和批斗他，就出事了。我分析此人可能怕問題暴露后日子不好過，便想自殺，又不忍心扔下多年相依為命的老伴。老伴也愿與他一塊死，但男方不忍心先殺死老伴，便想了個同時死的辦法。半夜里二人把雙人床板一頭綁上了一口袋糧食立了起來，以便倒下時增加重量。二人量好了床板倒地的距離和位置，便雙雙躺到了水泥地上，然后一拉繩子，讓倒下的床板邊正好砸在腦袋上……據鄰居們反映，半夜里確實聽到一聲巨響。
但是由于重量不夠，床板倒地時沒有立即將二人腦袋砸碎，僅砸暈了過去。男方醒來后，見事已如此，便橫了心，爬起來找到菜刀，先把老伴的頭割了下來，又割斷了自己的脖子……
公安局的同志認為我的分析很有道理，也是唯一的可能性，直夸我不簡單，不愧為保衛部長。他們以此作了結論，同意將尸體火化了。公安局的同志說，從自殺和殺人情節、手段看來，死者不是一般老百姓，肯定受過一定訓練。但就算受過特務訓練，也沒有必要這樣想不開自殺。
據后來了解，死者歷史上參加過國民黨的有關組織，檔案里有記載。群眾讓他交待問題就交待吧，為什么要死呢？他完全不應該自殺并搭上了老伴一條命。他把問題交待清楚后，大不了今后不當官了，也不至于被群眾打死。當時，許多人都認為這是畏罪自殺。現在看來這老兩口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斗爭的繼續。同國民黨沾邊的人挨整是必然的。文革中共產黨的大小干部皆被整得死去活來，同國民黨沾邊的人就更倒霉了。
另一件自殺事件，更加悲慘和目不忍睹，那就是五口人集體自殺事件。
校醫院有一位女醫生，不知她和當教師的丈夫因什么問題也不想活了。據一些老干部講，凡搞運動，自殺是難免的，而且象傳染病一樣，一個人自殺了，另一些人象受了傳染一樣，也紛紛自殺，不知怎么回事。
女醫生夫婦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一位身體健康的母親，兩個可愛的兒子，一個十二歲，一個十歲。一家人住在北航家屬樓單元房里。
我聞訊趕到現場時，破門而入，立即被一股濃烈的“敵敵畏”氣味頂了出來。
我和有關人員捂著鼻子，又沖進了屋內，迅速打開了所有的窗子，有人找了幾個風扇向外吹風，我立即查看現場。
室內擺設整齊，干凈利落。雙人床上，女醫生夫婦并肩躺著，穿著新衣服，男方嘴角吐出一堆泡沫。尸體早已冰涼。桌子上兩大瓶“敵敵畏”，已所剩無己。
另一間屋里床上，一位穿戴整齊的老太太，蓋著被子，死態安然。在另外的床上，分別躺著兩個穿新衣的孩子，皆已死亡。
一家五口全死了。公安局的人趕到后，認為事關重大，一定要查清死因。女醫生夫婦看來是喝的“敵敵畏”，但老太太和孩子怎么死的？難道他們也愿意自殺嗎？
我和公安局的同志展開了核查。現場樓房單元門窗完好，門是我撞開的，外人作案被排除。這時在樓道垃圾堆里找到了打針的針管和巨毒x x靈藥瓶。據校醫院有人證實，女醫生從醫院私自拿回家兩瓶巨毒x x靈。
公安局的同志發現了老太太和兩個孩子胳膊上有針眼。經初步斷定，女醫生夫婦決定自殺后，不愿留下母親和兒子受罪，便騙他們打什么防疫針之類，老太太和兒子當然不懷疑。巨毒藥注射后，趁老人孩子昏迷時，夫婦倆給他們穿上了新衣服，放到床上，眼看著他們安靜地死去，然后，夫婦倆穿戴整齊，同時喝下大量“敵敵畏”，并排躺在床上，也雙雙死去。這就是結論。
“太悲慘了，這個母親太殘忍了！”公安局的同志不住地說，“我們見過許多自殺案，但象這個案子實屬罕見。女醫生的狠心和手段令人吃驚和難以置信，一般人干不出來。”
我和有關人員把五具尸體抬下了樓，讓人送往了東郊火葬場。“敵敵畏”嗆得我一天未吃飯，只想嘔吐。
我至今不明白女醫生夫婦為什么全家人自殺？因為什么問題導致如此慘劇？估計可能也是歷史問題吧！據事后教務部和校醫院的人說，清隊以來，沒有人對女醫生夫婦實行任何批斗和逼供。
當天晚上，市公安局的同志又通知我說，市局軍管會領導對這起自殺事件很重視，決定派法醫去火葬場驗尸，要我派人陪同。
我帶了幾個保衛部的學生（其中包括兩個膽大的女同學），開車到公安局接了法醫，趕到了東郊火葬場。
停尸房里擺著數十具尸體，估計全是自殺的，什么樣的都有，還未來得及火化。下午送來的一家五口人的尸體找到后，法醫讓我們一具具抬到門口燈光底下，準備解剖。盛夏季節，現場蒼蠅蚊子滿處飛。
身為保衛部長，我當然不能膽子太小。當時年輕，對什么都好奇，解剖尸體這種事更是沒見過，隨我來的保衛部學生同我一樣，都有好奇心，想開開眼界。我們抬起尸體來，咬著牙，歪著頭，憋著氣，閉著眼，那樣子惹得法醫大笑。
法醫30多歲，穿著短褲短褂，口罩也不戴，對著尸體下了手。
每具尸體的程序一樣，開胸，破腹，取胃液、血液、膽汁、肌肉等分別裝進一個個小瓶子里，貼上標簽。我和同學們為法醫打下手，遞瓶子。
每具尸體的胸部劃上一刀，打開胸腔。法醫用兩手插進胸腔，扳得胸肋骨“咔咔”響，夜深人靜，令人毛骨悚然。法醫一邊干一邊同我們聊天：“醫生嘛，唯物主義者。人死了，就如同一頭豬一樣，沒什么可怕的，當然當著死者親屬不能這么說，也不能讓親屬看見。”
法醫每處理完一具尸體，都把刀口縫好。我問為什么，法醫說，人道主義嘛！
處理完五具尸體后，天快亮了，整整干了一個晚上。
后來公安局通知說，女醫生夫婦胃里有大量的“敵敵畏”，老太太和兩個男孩的血液里有大量巨毒藥，五人皆中毒死亡。女醫生夫婦先用注射毒藥的手法殺死了老人和孩子，然后雙雙喝“敵敵畏”自殺，據此做了結論。
這起五口人自殺死亡事件轟動了全院，也是全院“清隊”以來自殺事件的高峰。此后，革委會和清隊領導小組在我和許多人的強烈要求建議下，迅速設立了“牛棚”，把有問題的人關了起來。關人不對，但從此杜絕了自殺事件的發生。設“牛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司空見慣，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北航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關押了不少人，據我所知，自殺事件六起，死亡十一人（有一起二人，有一起五人），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對此，作為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清隊七人領導小組成員，雖然我不承擔主要責任，但我無論如何是有責任的。我應當向北航文革清隊中致死的人員表示衷心地哀悼，愿他們的靈魂安息。
后來北航的新當權者在清查“5。16”運動中和清算韓愛晶等人的問題時，對每一個自殺事件皆查得清清楚楚，并對被審查和受迫害的人全部平了反，這是正確的。但北航抓“5。16”時關“牛棚”和迫害的人也不少，只不過自殺的人少點而已。
后來的當權者也把我們關進了“牛棚”，我輩中也有人想不開自殺了。文革以來，中國人都在天堂和地獄之間“走馬燈”，除了極個別真正的逍遙派外，幾乎人人都是受害者。今天是整人者，明天就成了被整者；今天是革命派，明天就成了反革命，這就是文革。
對于文革中的受害者和自殺者，大難不死的筆者在向他們深表同情和哀悼的同時，感慨萬千，特別是對于一些槍林彈雨過來的革命老干部因挨整而自殺萬分悲痛和惋惜。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于人只有一次。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任何人都不要自殺。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風順，總會遇到挫折和災難。作為社會人，誰不干事？既然干過某些事，就要準備被別人查，就要挨整，甚至坐牢、殺頭。如果明知自己是無罪的，受冤枉的，那更不應該自殺，必須堅持活下去，等待光明的到來。我的經驗是，干過的事就老實承認，沒干過的事死不承認，寧可被打死，也決不自殺。哪怕明天午時三刻就要殺頭，今天晚上也要“瀟灑走一回”。說不定明天上午“圣旨”一道，“刀下留人，平反昭雪，官復原職”，一切皆煙消云散，雨過天晴。還是那句老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人死了就不能活了，想給你平反也晚了。
康生整人目擊記
文革中，康生是“地派”的后臺，北航紅旗對他有看法，但又不敢反他，只能對他敬而遠之。
作為中共中央的“克格勃”頭子和文革顧問，康生整人很多。令人難以想象的是，他整人不需要證據，經常偏聽偏信，信口開河，一句話就致人于死地。這點，筆者本人深有體會。北航老院長武光同志被他說成是大叛徒、國民黨特務，受關押迫害十年多。原山東省老省長、文革前云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省政協副主席趙健民同志被康生迫害一事令人發指。
趙健民，1912年生于山東臨清，1932年臨清師范畢業，同年11月加入共產黨，1934年任中共濟南市委書記。1936年9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在監獄中堅貞不屈，差點被軍閥韓復渠殺害。國共合作后趙健民被釋放出獄，任魯西特委書記。抗日戰爭時期任魯西北軍區司令員，率部英勇殺敵，被譽為“趙子龍”。解放戰爭時任冀、魯、豫區黨委副書記，軍區副政委兼司令員，率部參加了魯西南戰役和淮海戰役。1949年任2野5兵團17軍軍長兼政委，進軍大西南。1953年任鐵道部副部長（部長呂正操），1955年任山東省委第三書記、省長。1958年因“右傾”被貶到濟南鋼鐵廠任副廠長。1962年平反后調任云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省政協副主席。文革開始后，受到沖擊。
1968年1月月21日晚，我們北航紅旗一些人奉命去京西賓館參加中央首長接見云南領導人和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會議。文革中，由于北航紅旗的特殊地位，中央文革辦事組經常通知北航紅旗派人參加中央首長接見外省市兩派群眾組織頭頭和代表會議，目的是讓我們穩定會場秩序，保衛主席臺安全。
在這天晚上的會議上，康生突然對參加會議的“山東老鄉”趙健民發難。
“趙健民來了沒有？”康生明明看到趙健民坐在下面。
“康老，我在這里。”趙健民站了起來。
“趙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許多壞點子是不是？”
趙健民搖頭否認。這時主席臺上的謝富治說：“趙健民，你為什么不回答？你要回答康老提出的問題嘛！”
“我沒有支持‘炮派’的錯誤行動。現在云南形勢很亂，我們正要向中央匯報呢！現在到處停課、停產，武斗成風，這樣下去……”
不等趙健民說完，康生打斷了他的話“你放毒！你欺騙了我們。劉少奇才騙我們，叛徒、特務才騙我們。我問你，你是哪一年被捕的？”
“我是1936年9月被捕的。”趙健民說。
“你在國民黨監獄里是怎么自首的？”
“我根本沒有自首過。”
“你還在欺騙我們，你是叛徒！”
“我是被叛徒出賣才被捕的。康老，請問，說我是叛徒有什么依據？”
“我再說一遍，你就是叛徒。憑我革命40多年的經驗，我有這個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個叛徒。”
“康老，你可要實事求是啊！憑敏感？哪有這個標準？”
康生站了起來，大聲吼道：“趙健民，你瘋狂得很！你這個叛徒混到我們黨里來了。你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把邊疆搞亂。我看到了國民黨云南特務組織搞的一個計劃。你們的行動，就是執行他們的計劃。你要知道，我審過干，搞過情報，同特務作過斗爭。我一眼就看出來了，你不是善類，你對我們有著刻骨的仇恨。”
趙健民一聽，如五雷轟頂，立即申辯道：“說我是叛徒，還有什么搞亂邊疆的行動計劃，絕沒有這回事，這不是事實。搞亂邊疆的確大有人在，但不是我。我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將來歷史會證明的。我保留意見，請求中央審查。”
康生拍著桌子說：“不用你請求，一定要審查。我接觸過那么多叛徒、特務、走資派，象你這樣瘋狂的還是不多的。你這是向無產階級司令部進攻。你保留意見可以，但你必須立即寫出要求審查的字據來。”
趙健民接過有人遞過來的紙筆，寫下了下列字據：
我在被捕期間，用生命保衛了黨的利益，特向黨保證自己沒有問題，
請中央審查。 趙健民1968年1月21夜
康生看了一眼趙健民的字據，突然喊道：“現在決定，對趙健民實行監護審查。”
這時，會場里有人喊起了口號“打倒趙健民！”只見謝富治向身后招了一下手，兩個解放軍立即走到趙健民面前，架起他的雙臂拖了出去。趙健民不停地大喊：“康老，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從此，趙健民在秦城監獄里關押審查了八年多，九死一生才熬到了“四人幫”垮臺。
關于康生是一個“迫害狂”一事，多年后有一次我去看望王力時，同王力展開了討論。王力認為，康生晚年的確有很嚴重的錯誤和罪行，民憤很大，他擁護中央對康生的處理決定。他甚至懷疑康生晚年患有某些精神疾病，但是，他反對某些人和文章對康生的問題夸大其詞，無限上綱，全盤否定，說什么康生本來就是壞人，投機革命，混入黨內，一輩子沒干過什么好事。這樣說法不對。康生入黨后一直是共產黨的“克格勃”頭子，早年在上海同周恩來一道為共產黨立下了汗馬功勞，尤其是果斷處理顧順章叛變一事，一口氣殺了顧順章全家十一口，盡管殘酷了點，但可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關于1942年的整風運動，出現了擴大化，錯整了一些人。（注：共產黨搞運動什么時候沒有搞擴大化？）對此，康生負有很大責任，但這件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也是有責任的，似乎不能全部推倒康生一個人身上。
王力說，康生和江青的關系，也應當歷史地實事求是地評價。主席和江青結合是主席自己的主意，要說介紹人的話，應當是總理而不是康生，康生僅負責審查，沒有欺騙主席。事實上現在也沒有證據說江青歷史上是叛徒嘛！當然，康生是歡迎主席和江青結合的，老鄉嘛！主席當時那么高的地位和權威，這是可以理解的。康生的錯誤和罪行主要是文革中迫害、陷害干部群眾。如果從歷史上全盤否定康生，我們黨的歷史就沒法寫，你共產黨內原來是那么黑暗和骯臟！筆者說為什么康生臨死之前突然要揭發江青和張春橋是叛徒呢？怎么解釋？王力說，這個問題真正是歷史之謎了。當時“四人幫”剛被抓了起來，我想這件事對康生刺激是很大的。當時他本來已經病入膏肓，垂死之際，一丘之貉，唇亡齒寒，惺惺惜惺惺，自覺在劫難逃，什么反常的想法和幻覺都可能產生。劃清界限也好，戴罪立功也好，落井投石也好，胡言亂語也好，都有可能。事實上，江青等人罪行罄竹難書，叛徒不叛徒無所謂了，所以康生的話中央和群眾誰也沒有理他，把他請出八寶山就行了。
筆者感言，康生一生專管審查人、整人，時間長了，就患了職業病，總認為壞人越多越好。到了老年，變本加厲，成了“劊子手”和“迫害狂”，草薦人命，濫殺無辜，最后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可惜現實生活中，象康生之流的人物大有人在，他們繼續制造冤假錯案，指鹿為馬，草菅人命，殘害百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筆者堅信，這種人的下場恐怕最后比康生好不了那里去！
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槍
1968年夏季，聶元梓、蒯大富等人的北大、清華武斗打得一塌糊涂，其它高校也不同程度的發生武斗。大量的教學設備、教學樓被破壞，學校里構筑了工事，不斷發生武斗傷人死人事件和傳來爆炸聲。蒯大富的“井崗山兵團”和“4.14”兵團誓不兩立，大打出手，連化工樓都炸了。當時全國許多地方都發生武斗，群眾組織手里都有部隊變相發放的或搶來的槍枝、彈藥、手榴彈等，許多武器被外出串聯的學生帶回了北京。清華大學兩派都有一些破爛武器，但不多，比起北航來，當然差遠了。北航當時正清理階級隊伍，用不著武器，基本上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1968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北航主樓二樓的組織保衛部辦公室里沙發上已睡覺，聽見有人敲門。
開門一看是蒯大富，只見他象監獄里逃出的犯人，頭發胡子很長，披一件又破又臟的大衣。
“司令駕到，有失遠迎。怎么如此狼狽？”我把他讓進了屋。
“咳！別提了，差點讓‘老四’打死！”蒯進屋后出了一口長氣。我立即給他倒了一杯水。
“半夜雞叫，定無好事，蒯司令有何公干？”我說。
“老弟救救我。”蒯大富一本正經，雙手作揖，嚇了我一跳。
“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物有物，只要別武斗就行。有什么困難，說吧！”我十分慷慨。
“人，錢都不需要，只要一樣東西。”
“什么東西？”
“槍！”蒯大富知道，中央發了北航數千枝槍。
我心里頓時一沉。
“要什么都可以，只有這槍不能給，我說了不算。”我也學著耍滑頭。
“誰說了算？”
“上面當然是周總理、衛戍區，學校里當然是韓老六了。”韓愛晶外號叫韓老六，那是電影《暴風驟雨》里的一個人物。
“那我找老六去。不過說好，只要老六同意給，你就得給我。”蒯很聰明。
蒯走了，他知道韓愛晶在體院留學生樓療養。韓最近身體不好，吐血，周總理派自己的保健醫生給他看了病。
蒯一走，我立即要通了韓愛晶的電話。
“蒯大富來要槍，怎么辦？”我問。
“不給！”韓回答很堅決。
“他賴著不走怎么辦？”
“你看著辦吧，這事我不管。”韓把皮球踢了回來。
過了一會兒，蒯大富又來了，面露喜色。
“我找到老六了，他同意給。不要多了，幾十支就行。”蒯大富在清華井岡山是太上皇，說一不二，但這里是北航。北航紅旗是一個戰斗集體，韓愛晶比較民主，不象蒯大富那樣獨裁。
“韓愛晶同意了也不行。老蒯，你聽我說，這槍絕對不能動。這不是木頭棍，槍一響要死人的，你要考慮后果。”我正式勸他。
“‘4.14’有槍，把我的人都打死了。我的幾支破家伙，不管用，吃了大虧。你給我槍，出了事是我的，與你無關，你放心好了。你們幾千支槍，給幾支怕什么，用完了還給你，神不知，鬼不曉。”蒯果然纏了起來，但我始終不松口。
當時，蒯也24歲，同我一樣大。我不能吹牛比他強，但在借槍這件事上，我確實理智得很，比他聰明。
蒯大富嬉皮笑臉，完全沒有了蒯司令的風采，他開始在我辦公室里走來走去，胡亂翻動起來。出于面子，我不理他，任他亂翻。他忽然走到保險柜面前，拍了拍，說：“這里面肯定有槍，打開看看。”
我的天哪！里面確實有五支“五四”手槍，幸虧門鎖著。
“里面全是小偷流氓材料，沒有槍。再說鑰匙在秘書手里，我打不開。”我笑著說。
蒯一無所獲，走過來一下子拉開了我辦公桌的抽屜。我鎖上已經來不及了。抽屜里恰好有幾十發剛從學生手里收繳上來的各式子彈，真見鬼了！
“啊！子彈也行，我拿走了。”蒯一把抓起了包子彈的報紙，塞進了破大衣口袋里。
我沒有再堅持奪回來，心想，反正是些雜牌子彈，沒什么用，拿去就拿去吧，否則他纏著沒完。
蒯終于很不滿意地走了，臨走說我不夠朋友。
以上就是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搞槍枝子彈的全部經過，絕對沒有絲毫水分。
事后，韓愛晶和常委們夸我干得漂亮。
我作夢也沒有想到，此事后來鬧得很大，差點要了我的命。
原來，蒯大富深夜二下北航，被“4.14”的人盯上了。“4.14”的人尋機綁架了蒯大富的司機--一個50多歲姓王的共產黨員。
“4.14”利用“手段”，追問蒯大富去北航干什么，這位老司機耐不住皮肉之苦，最后說是去北航搞槍。
“4.14”又驚又喜，問拉了多少槍，司機說一支也沒搞到。又一頓皮肉之苦后，“4.14”把一份寫好的材料送到司機面前，逼迫司機在上面簽了字畫了押。
材料大致內容是：某月某日晚上，我拉蒯大富去北航，從保衛部長那里要了兩車槍支彈藥，拉回了清華……這件事立即在清華園里炸開了鍋。
第二天，這份材料就到了康生手里。（注：這是康生是“地派”后臺的鐵證。）
據說康生大怒：“蒯大富和北航這個保衛部長該當槍斃！”
韓愛晶得到消息，嚇壞了，反復追問我那天究竟給蒯大富槍了沒有？我如實以告，并大罵康生這個老混蛋老鄉。韓愛晶知道我的為人，從來不說假話，敢做敢當。他心里有了數。
后來，在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大召見時，中央首長批評清華武斗開槍打死了人，康生接著插話說：“蒯大富的槍是北航給的，支持清華兩汽車槍。蒯大富是司令，韓愛晶是政委。”
韓愛晶當著毛主席的面，堅決否認此事，被陳伯達、謝富治、江青等人指責為“不老實，沒有自我批評精神。”
看來，大人物要治小人物的罪真容易，只要信口雌黃就行了。康生老賊不論整老干部還是整群眾，歷來如此。把白的說成黑的，把一說成十，而且不允許你有爭辯和解釋的權力。
由于在毛澤東“7.28”大召見中韓愛晶、蒯大富的解釋沒人聽的進去，北航借給清華兩汽車槍一事似乎成了事實。韓、蒯二人有口難辯。由于清華學生們在武斗中和7月27日工人、解放軍進駐那天用自己的破槍和手榴彈打死了十幾個人，韓愛晶和我也背上了天大的罪名和黑鍋，直到北京衛戍區因此收繳北航的槍支時，經過查驗一支未少，蒯大富又實事求是地做了證明，才還了我們的清白，但為時已晚了。
事過多年之后，回想起蒯大富借槍一事，頭上仍然直冒冷汗。當時如果一念之差、一步棋走錯，借給蒯大富一批槍支彈藥，憑蒯大富當時的處境和心態，很可能回去以后蠻干，那樣清華大學很可能將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在槍口下，蒯大富和本人將成為真正的歷史罪人。謝謝上帝保佑我，阿門！
關于“北航黑會”問題
所謂“北航黑會”問題，是驚動了中央和偉大領袖的大事件。悲哀的是，由于“是人不是神”的大人物的偏聽偏信和主觀臆斷，這件被扭曲和夸大了的事件對毛澤東和中央刺激很大，后來竟成了韓愛晶和北航紅旗的重大錯誤和“失寵”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謂“北航黑會”的背景如下。
1968年夏季，北航革委會按照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正在“清理階級隊伍”。盡管“清隊”后來看也是錯的，但當時北航在革委會的領導下，可說上下安定團結，沒有兩派斗爭，更沒有武斗。當時的北航紅旗上有中央的支持，下有廣大紅旗戰士的擁護，牢牢地掌握著北航的大權，日子過得很舒服。在全國各地，北航紅旗作為“響當當、硬棒棒”的革命造反派，影響很大，受到全國造反派的贊揚和羨慕，可謂“功成名就”。難怪當時全國的造反派感嘆道：“上有天堂，下有北航。”
但是，在1968年夏季，全國的形勢仍然穩定不下來。文革以來，在毛澤東的“三支兩軍”、“要支持左派”甚至“武裝左派”的最高指示號召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各地部隊不同程度地介入了群眾組織的派性斗爭。許多軍區按照自己的理解，大都支持了以黨員、干部和老工人為主的所謂“保守派”，對受到中央文革和毛澤東贊揚、支持的造反派實行壓制和打擊。而許多文革以來響應偉大領袖號召起來造反、自認為大方向沒有錯的造反派們不甘心受壓制和打擊，對軍隊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大，許多地方發生了沖擊軍事機關、搶劫解放軍武器彈藥的嚴重事件，大規模的武斗和流血事件時有發生。許多省市雖然實現了大聯合和三結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由于派性沒有根除，自認為受壓制的一派繼續造“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的反，導致武斗不止，天下繼續大亂。
在北京，以清華、北大為首的武斗也繼續升級，天、地派的斗爭愈演愈烈。
作為文革的發動者和指揮者，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對這種形勢當然十分惱火。中央連續發布了制止武斗的通告，但收效甚微，武斗就是停不下來。這使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受到了嚴重地挑戰。而作為毛澤東本人，他當時怎么也搞不清楚，這究竟是為什么？為什么全國兩派武斗不止？為什么那么多群眾和軍隊對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不理解甚至反對？群眾組織的派性為什么那么嚴重？難道僅僅是因為群眾組織里混進了個別壞人嗎？當時，他老人家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認，全國之所以天下大亂，“始作俑者”，正是他本人也！正是他老人家自己說過，“黨內、軍內有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階級斗爭的繼續”；“解放軍應當支持左派，而不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有了這些最高指示，全國能不亂嗎？哪個群眾組織愿意當反革命？哪個愿意當保守派、右派甚至做國民黨呢？這樣派性能不嚴重嗎？這正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但是，毛澤東究竟是偉大英明領袖，在“車到山前疑無路”時，他老人家往往靈機一動，頓時扭轉乾坤，結果當然是“柳岸花明又一村”。去年（1967年）夏季，武漢發生“7.20”事件，軍人“造反”，軍心不穩。他審時度勢，很快把中央文革的三個秀才（王力、關鋒、戚本禹）拋出來當了替罪羊，暫時平息了軍界的不滿。但按下葫蘆起來瓢，軍隊高興了，造反派又不干了，全國繼續大亂。面對今年夏季的局勢，他老人家只好“故伎重演”，很快又使出了殺手锏：敲山鎮虎，殺雞儆猴！讓“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此為后話。
7月中旬，廣東省造反派頭頭、省革委會常委武傳斌等人來到了北京，聯絡了全國各地一些造反派頭頭，想在北京召開一個“全國形勢分析會”，并希望得到北航紅旗等首都造反派組織和北京五大學生領袖們的支持，并通過他們向中央喊冤叫屈、反映情況。現在看來，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造反派們的“人權”，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
當時，韓愛晶因身體不好，在北京體育學院（其頭頭劉長信是天派的）留學生樓邊治病邊休養，此事北航只有我和幾個主要頭頭知道。1968年韓愛晶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體院，不抓具體工作，只參加中央首長的接見和北京市革委會的會議。學校里的清隊工作由二把手井崗山和王恒主持，“看家護院”的日常工作由我負責。
得知外地造反派頭頭想見他并想在北航開會，韓愛晶不太愿意，怕受牽連，但礙于造反派的面子，又不好拒絕，便勉強同意了，并交給一個女同學段孔瑩負責操辦和接待。韓以有病為不能參加會議，讓其他常委酌情處理，并把有關情況隨時向他匯報。
可能是蒯大富樹大招風，比較好說話，也可能是一些外地造反派頭頭想參觀一下清華大學，考察一下清華大學的武斗現場，會議首先決定在清華召開。
7月16日，由武傳斌等人召集的全國各地比較有名的一些造反派頭頭（來自西安、廣西、內蒙、江蘇、遼寧、吉林等地的十九個單位）首先來到清華大學，穿過武斗封鎖區，來到了蒯大富的“據點”。會議開了一天，主要是各地代表訴苦，反映當地造反派如何受壓制、打擊，有些發言措辭激烈，可能有點出格。蒯大富等人只聽，沒有發言。最后，大家以清華條件不好（武斗不安全）為理由，建議第二天到北航繼續開會。
第二天，外地頭頭們來到了沒有武斗、“歌舞升平”的北航。據參加過會議的有關人員回憶，會場在主教學樓三層一間教室里。負責籌備和接待工作的是北航紅旗（沒有打北航革委會的牌子）“全國動態組”的段孔瑩等幾個學生。到會人員約有八、90人。其中有黑龍江“炮轟派”、遼寧“8。31”、錦州“糟派”、鎮江“三代會”、青海“8。18”、貴州“4。11”、桂林“老多”、廣西“4。22”、廣東“旗派”、武漢“鋼工總”等全國20多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和代表，還有清華井岡山頭頭蒯大富和鮑長康、北京六中的兩個中學生代表。北航紅旗二把手井崗山（中間趕來聽了一會兒就走了）、常委侯玉山以及作戰部、“紅一連”、“全國動態組”的一些學生約20多人參加了這個會議。地質學院王大賓派人參加了籌備會，正式開會時沒有來人。筆者因那天有事，沒有參加這個會議。
會議由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常委、廣東“旗派”造反派頭頭武傳斌主持。北航紅旗常委侯玉山先講了幾句歡迎的話。他說：“外地革命造反派到北京來，到偉大領袖身邊來，我們北航紅旗非常歡迎。我們有義務接待，提供一些方便。我們對外地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不很了解，我們主要是來聽聽情況的，別的我沒有什么好講的。”據當事者回憶和記錄，侯玉山就講了這幾句話。
在這個會議上，來自外地的十幾個造反派頭頭發了言，介紹了當地的有關情況。許多人的發言觀點極左，矛頭指向了當地駐軍和新生政權革命委員會。有人慷慨激昂地控訴當地駐軍是如何鎮壓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有人把全國的文革形勢描述得漆黑一團；有人對中央內部斗爭情況妄加猜測和議論；有人認為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和十條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軍隊和造反派對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對中央（包括中央文革和毛澤東主席）怨聲載道，認為中央出爾反爾，搞實用主義，推完磨殺驢子，把造反派當替罪羊。有人建議成立“全國造反派聯絡站”，請求中央批準，地點設在北航，由“五大領袖”輪流當頭；有人甚至要踢開中央文革，自己鬧革命，自己救自己；還有來自國防科委系統的外地造反派頭頭主張揭開國防科委機關階級斗爭的蓋子……由于發言者的許多言論非常出格甚至“反動”（在當時看來，現在看來應當不算違法），嚇得許多人溜出了會場。蒯大富看事不好，溜了，北航二把手井崗山也溜了。會場里的主人只剩下北航紅旗常委侯玉山和“全國動態組”的幾個學生。由于大家誰都不認識誰，會議照常進行。最后，外地參會人員都要求蒯大富和北航紅旗頭頭發言，并反復鼓掌歡迎。其實蒯大富早已經溜之大吉，找不到人了。
這時，侯玉山坐著沒動，北航紅旗“鋼鐵縱隊”負責人柴孟賢、“紅一連”代表許志新、“全國動態組”的祝春生（普通學生）代表北航紅旗分別發了言。
祝春生是北航紅旗的“元老”，口才極佳。他在發言中先說了幾句對外地造反派戰友表示熱烈歡迎和堅決支持之類的套話，然后便慷慨激昂地大聲教訓和訓斥起外地造反派頭頭來。他說，你們這些外地造反派頭頭不讀書不看報，你們根本不理解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你們自認為山高皇帝遠，根本就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把解放軍放在眼里，這樣下去，你們要犯大錯誤的，要走向反面的。你們應當擁護當地解放軍，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你們不取得解放軍的支持，早晚要完蛋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決不能反軍。我們北航紅旗就堅決擁護解放軍，上到最高統帥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到解放軍戰士，我們都擁護，特別是對國防科委聶老帥，我們北航紅旗是堅決擁護的，所以解放軍從來沒有打過我們，不但沒有打過我們，還堅決支持我們，所以我們北航紅旗才堅不可摧。有人說，上有天堂，下有北航，這話很對。但人間天堂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我們堅決聽毛主席黨中央的話，聽中央文革首長的話，通過艱苦奮斗換來的。還有人說，北航紅旗架子大，老子天下第一。這話不對，不是第一，是第二。第一是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是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才是我們北航紅旗。這不是謙虛，這是事實。我們北航紅旗的宗旨是解放全人類，我們沒有忘記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戰友們。但是，現在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造反派中什么王八蛋都有。我們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凡是懷疑毛主席黨中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的，凡是不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戰略部署的，凡是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就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們北航紅旗決不支持他們……
祝春生一番云山霧罩的發言，把外地造反派頭頭們罵得目瞪口呆，很不自在。許多外地造反派頭頭們起哄，中斷了祝春生的發言。最后會議不歡而散。
謝天謝地，幸虧祝春生代表北航紅旗作了這個發言，好歹總算同外地造反派的言論劃清了界限。據說后來康生看到了記者上報的會議內容后，說：“這個北航頭頭的發言還差不多。”
（筆者注：就是因為這個所謂“黑會”和會上的發言，祝春生后來受到了數年的審查、關押和無數次的批斗，被打成“5。16”分子，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2004年12月15 日，祝春生老同學因突發心臟病在老家無錫去世，享年62歲。本文算作對他的懷念。）
韓愛晶在體育學院聽了有關人員關于該會內容的匯報后，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政治敏感性極強的他知道捅了大婁子。這事要傳到中央耳朵里，肯定會說成是“反革命黑會”，是想奪取中央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什么北航紅旗天下第一、第二，這還了得？趕快寫檢查！誰知檢查還沒有送上，中央的批評就傳下來了。
不出韓愛晶所料，據說由于參加會議的有未暴露身份的有關方面的“記者特務”，所以會議的有關情況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康生等人立即表態該會是“反革命黑會”，背后有“黑手”。只不過“特務”們不認識祝春生，把他說成了北航革委會常委侯玉山。
所謂的北航黑會立即驚動了中央，在不久的毛澤東“728”大召見中，韓愛晶、蒯大富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中央領導人的嚴厲批評。
筆者認為，現在看來，在所謂的北航黑會問題上，韓愛晶和北航紅旗本來是沒有什么錯誤和責任的--如果講理的話。第一，韓愛晶一開始就反對開這個會，他借病拒不參加，當時能做到這點，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國人有“四大”自由，這是毛澤東支持和倡議的。群眾組織頭頭聚在一起開個會，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發發牢騷，講了幾句出格的話，但沒有密謀武裝暴動，沒有違反憲法的任何行動，憑什么叫“黑會”？這是對人權的嚴重褻瀆。“北航黑會”不是黑會，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樣。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時候是很難講理的，因為他們是“神”。連韓愛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會當成了黑會，真是可笑之極！這件事情產生的影響和后果是嚴重的。“北航黑會”和清華武斗事件使毛澤東大傷腦筋，最終導致他老人家作出了重大決策。在此后不久的“7.28”大召見中，他老人家已經“磨刀霍霍向豬羊”了。
清華園“七.二七”大武斗
1967年4月14日清華大學“4.14”兵團成立后，為了“把蒯大富的‘井岡山兵團’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歷史的斷頭臺，為了迫使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改弦更張”（4.14頭頭周泉纓語），“4.14”的頭頭們在“4.14思潮必勝”理論的鼓舞下，在“炮打陳伯達”的同時，同“井岡山兵團”展開了你死我活的較量。到了1968年4月，兩派展開了大規模武斗，一直持續到7月底，號稱清華園“百日大武斗”。在連續幾個月的武斗中，雙方死傷慘重，好端端的清華園變成了戰場，滿目瘡痍。百日大武斗的結果導致兩派十一人死亡，30多人致殘，三百多人受傷。
1968年7月，“團派”（井岡山兵團）頭頭們連續開會，決定對“四派”（4.14兵團）發動全面攻勢，并一舉攻占了“四派”占領的科學館。面對“四派”的頑強抵抗和社會各方面的壓力，“團派”向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提出停止武斗的三個條件：請求北京衛戍區派部隊進校制止武斗，首先拆除“四派”的據點科學館；正式逮捕“四派”的核心人物；由中央、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出面直接解決清華大學的問題。而從人數和力量上處于劣勢的“四派”也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派宣傳隊進駐清華，或實行軍管，以打破“團派”的霸主地位，結束武斗，改變自己的被動地位。
1968年7月26日晚，奉毛澤東主席的密令，北京市革委會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召開會議，決定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制止武斗。市革委會負責人和北京603個單位的負責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7月27日上午組成以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隊軍管人員為主的宣傳隊開進清華大學。
7月27日，由601個工廠的三萬多工人組成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奉命開進清華大學，任務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傳中央“7.三”布告等文件精神。宣傳隊的各級負責人主要由各工廠的軍代表擔任，總負責人是遲群和謝靜宜等人。遲群是八三四一部隊的宣傳科長，謝靜宜是該部隊的機要秘書。（注：遲群、謝靜宜從此任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黨委正、副書記，革命委員會正、副主任。“四人幫”倒臺后，遲群被判刑十八年，謝靜宜被隔離審查并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未判刑。）
上午九時多，手無寸鐵、只帶著一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本的工宣隊的大隊人馬到達了清華大學的南門、西門和東門，把清華園圍得水泄不通。工宣隊指揮部要求必須在十一時開進清華園。
對于這個突如其來的聲勢浩大的行動，以蒯大富為首的“團派”和以沈如槐為首的“四派”頭頭們事前皆毫無所知，盡管他們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決清華大學的問題，但面對突如其來的行動，雙方都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點他們是清楚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么多工人包圍了清華園肯定是有來頭的，肯定是來制止武斗、奪權甚至占領清華大學的，說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種本能的對立和反抗情緒立即武裝了清華大學高智商蠢材們的頭腦，特別是蒯大富等“團派”的頭頭們。于是，蒯大富下令，堅決保衛清華園，不準外面的工人們進來。“團派”作戰部長立即帶領自己的人馬和武器堵住了西門，阻攔工宣隊進校。后來由于先攻進了南門的工宣隊員沖了過來，強行打開了西門，工宣隊大隊人馬才于中午全部開進了清華園。
這時，力量較弱在武斗中吃過虧的“四派”頭頭們頭腦立即清醒了過來。“蒯大富和團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運來了。”于是，“4.14”的頭頭們下令，熱烈歡迎工宣隊進駐清華大學。
據多年后筆者問蒯大富，當時為什么同工宣隊對著干？那么多工人來，肯定是有背景的，你們當時為什么那么傻？蒯大富說，當時利令智昏，認為是北京市某些人搞的鬼，沒有想到是偉大領袖下的命令。
工宣隊進校后，立即分成八個團按計劃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對兩派據點的“分割”和“包圍”，并發起了宣傳攻勢，要求兩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鐵絲網、電網等。工宣隊以50比一的人數優勢包圍、扣留武斗人員，命令他們“繳械投降”。
當日十一點30分，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才派人通知蒯大富（蒯當時不在學校讓人轉告），說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要開進清華大學，要蒯大富的“團派”歡迎和支持等等。奇怪的是，直到這時，市革委會仍然不明確宣布，工宣隊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派來的。筆者至今不明白，即使為了保密不提偉大領袖，但把工人宣傳隊要進駐清華大學的事提前一天通知蒯大富有什么不可？可能因為那樣工人死傷要少得多甚至沒有傷亡，蒯大富的罪過要小得多，將來殺“替罪羊”時“羊”會喊冤叫屈吧？沒有別得解釋。
7月27日中午十二時，從北京站接人回來的蒯大富才得知學校發生的情況。頭腦發昏的“蒯司令”簡單地把數萬工人圍困、進駐清華園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為和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謝富治或康生、張春橋等人）的黑手操縱的鎮壓學生運動事件。他萬萬沒有料到這是偉大領袖的“佛掌”輕輕一揮而已。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團派”總部所在的“靜齋”的屋頂，大聲指責圍困在樓下的工人們鎮壓學生，支一派打一派，質問工人“為什么不去圍困“四派”占據的主樓？“并呼吁工人們退出清華園，不要上某些“黑手”的當。接著召開了“團派”頭頭會議，大家一致認為，“井岡山兵團”的生死關頭到來了；決定緊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據點堅守陣地，拼命抵抗工宣隊的“圍攻”，誓死保衛“井岡山”，必要時可使用武器。
下午兩點，蒯大富趕到市委告狀，質問市委負責人吳德：“誰把幾萬工人派到清華，把我們打得一塌糊涂？我們不是好惹的，我們要決一死戰，一定要揪出黑手！”而吳德始終不說是偉大領袖的命令。晚飯后，謝富治、吳德、工宣隊負責人同蒯大富見面。謝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斗據點，并與工宣隊負責人立即回清華落實命令。
在清華園內，中午時分已經全部進入清華園的工宣隊立即組織隊伍進駐已被“團派”占領的科學館，把館內人員全部帶了出來。工宣隊的人馬接著進駐禮堂，這時，團派的人引爆了電發地雷，但沒有傷人。經過談判，工宣隊被允許進入，查獲了“團派”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藥、長矛和自制槍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隊在接管電廠時，“團派”頭頭下令開啟了電網電閘，阻止工宣隊進入電廠。
下午一時多，“團派”作戰部長帶領隊伍用石塊、長矛進攻位于“靜齋”后門的工宣隊，致使許多工人掉進了荷花池（即當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菏塘），并扣押了北京衛戍區副司令李鐘奇的汽車司機。下午三時多，40多名工宣隊的工人和軍代表先后當了“俘虜”，被“團派”的人關進了“靜齋”，遭到了審訊和毆打。隨后，這支“團派”的敢死隊在清華園的許多地方用長矛和手雷彈等武器進攻和襲擊工宣隊，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傷，僅作戰部長一人就用長矛刺傷了7名工宣隊員。
當天下午，“團派”的另一支60多人的敢死隊在“靜齋”、大禮堂等地用手雷彈、長矛、石塊、彈弓等驅趕和襲擊工宣隊，造成130多人受傷，一名軍代表被炸傷，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傷。下午兩時左右，被工宣隊圍困在十、十一、十二號樓內的“團派”人員拼死突圍，向工宣隊沖擊，許多工人被刺傷、炸傷、砸傷，一些工人跳樓摔傷。這期間，第二機床廠副科長王松林、五四一廠工人張旭濤、北京市供電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彈炸死。另外，住在十三號樓的數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訪人員在“團派”的鼓動支持下，用“團派”提供的武器參與了追趕、攻擊工宣隊員的活動，并使一些工人受傷。
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隊占領和“團派”反占領的過程中，“團派”各武斗據點的人員各自為戰，向工宣隊發起多次沖擊。他們貼出大標語“雪里梅花開不敗，井岡山人敢上斷頭臺！”“生做毛主席的紅衛兵，死做毛主席的紅小鬼！”在雙方的爭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隊員負了傷，北京第一食品廠工人韓現忠被長矛刺死，北京橡膠四廠工人李文元被開槍打死。“井岡山兵團”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們拒不向工宣隊投降，一直到7月30日中午才在解放軍部隊的“保護”下撤出最后一個據點。
歷史的事實是，在7月27日下午導致多名工宣隊員死傷的大武斗中，蒯大富一直在市委告狀、開會，對學校里發生的情況并不了解。晚八時多，與工宣隊代表一起返回清華園的蒯大富被帶到了清華園中學，第一次見到了“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總指揮官遲群等人。經過談判，達成四條協議：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繳武器，撤出武斗地點。雙方簽字畫押后立即執行。
蒯大富按工宣隊的要求命令部下們停止武斗、執行協議之后，已近深夜。疲憊不堪的他見大勢已去，灰溜溜地逃出請華園，跑到北航，一頭扎進我的辦公室駐地“紅旗院”里蒙頭大睡起來。
毛澤東“七、二八”大召見（1）
1968年7月27日深夜，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突然決定召見“五大學生領袖”。韓愛晶不知道蒯大富在北航，自己叫車去了人民大會堂。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皆準時到達，只有蒯大富沒有到場。半夜已過，毛澤東沒有等他，開始了偉大的召見。談話一直進行了五個多小時，直到28日凌晨。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7.28”大召見。
蒯大富是主角，清華找不到蒯大富，這可急壞了北京市和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
當時還沒有呼機、手機之類的先進通信工具，于是，發生了文革中罕見的奇聞，深更半夜，北京市革委會下令全市各單位高音喇叭反復廣播：
“蒯大富同志，請你立即到人民大會堂，中央首長找你開會”。
北航廣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響起了尋找蒯大富的廣播聲。
我當時正在大字報區看大字報，聽到廣播后，立即跑回保衛部所在的“紅旗院”，叫醒了蒯大富。當時我還不知道是毛澤東主席召見他們。
蒯揉著雙眼，問：“什么事，什么事？”
“快去人大會堂，中央首長找你開會，找了你半天了，全市都在廣播找你，快快快！”我急忙告訴他。蒯不情愿地下了床，嘴里直打哈欠。
我馬上叫了一輛車，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會堂。
蒯大富趕到人民大會堂時，已經晚了兩個多小時。他一進接見大廳，才知道是毛主席親自召見，滿肚子的委屈涌上心頭，對著偉大領袖便嚎啕大哭起來。毛澤東站起身來，同他握手。他握著“偉大領袖的巨手”哭得死去活來，一邊哭，一邊叫嚷著要抓“黑手”。
關于“7.28”大召見的談話內容，中央辦公廳錄了音，有一個正式版本。韓愛晶的速記本是我整理的，同譚厚蘭的版本校對后送交了中央一份。這次大召見沒有公開傳達全部內容，許多細節鮮為人知。這次會見內容對研究中國文革史，研究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吸取歷史的教訓具有重要的意義。
下面是筆者當年整理的“7.28”大召見的有關內容。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長召見“五大學生領袖”談話記錄稿
（限于篇幅，刪去了部分次要內容）
時間：1968年7月28日凌晨
地點：人民大會堂湖南廳
參加接見首長：周恩來 陳伯達 康生 江 青 姚文元 謝富治 黃永勝 吳法憲 葉 群 汪東興 溫玉成 吳 德 黃作珍（筆者注：參加接見的主要是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和北京衛戍區的負責人。張春橋在上海，未參加。）
被召見人：聶元梓 蒯大富 譚厚蘭 韓愛晶 王大賓（蒯大富遲到）
聶元梓、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走進接見大廳，主席站了起來，同他們一一握手。
主 席：都是年輕人！
江 青：好久不見了，你們又不貼大字報。
主 席：還不是天安門上見過？又沒說話，不行嘛！你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但是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知道。蒯大富怎么沒來？是出不來，還是不來？
謝富治：恐怕不愿來。
韓愛晶：不會的，這個時候，他要知道主席接見會不來？他見不到主席會哭的，肯定是出不來。
主 席：蒯大富要抓黑手。這么多工人“鎮壓”紅衛兵，黑手是什么？現在又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我就好，來抓嘛！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是我派去的。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結果去了三萬人，你們看怎么辦？大學武斗怎么解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對聶元梓）聽說工人游行路過你們學校，你們那里招待還好。是你們，還是（北大）井崗山？
聶元梓：我們擺了開水。
主 席：那不知道。北大抓黑手，說黑手是衛戍區，是謝富治。“黑手”是我！我也沒有那么大的野心。我說你們去那么一點人，跟他們商量商量。蒯大富說有十萬。
謝富治：不到三萬人。
主 席：你們看大學武斗怎么辦？一個是統統撤出去，學生也不要管，誰想打就打。過去（市）革委會、衛戍區對大學的武斗不怕亂，不管、不急、不壓。這看來是對的。另一個是幫助一下，這個問題深受學生大多數歡迎，深得工人、農民的歡迎。大專院校509個，打得兇的，大概也就五、六個。試試你們的能力。至于如何解決，你們提提意見。社會現象，我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們北大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決不了，不一定住在一個城市里，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一個叫新北大（井） ，一個叫新北大（公社），就象聯共（布）。（眾笑）第三個辦法，軍管。請林彪同志掛帥，還有黃永勝，問題總要解決嘛。文化革命搞了兩年多了，斗、批、改。（你們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搞武斗。你們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人民不高興，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多數學生也不高興。你們學校本派講你們壞話的也有，就是擁護你的人也不高興，就這樣統一天下？你“老佛爺”，你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沒有反對你的人？我就不相信，當面不說，背后還是要說壞話的。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學生。你們不搞“黑幫”。新北大搞了十幾個，我想還不止那么點“黑幫”。因為搞了兩派，忙于武斗，心都在武斗上了。這么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學生不是講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現在逍遙派那么多。現在社會上說聶元梓、蒯大富壞話多起來了。聶元梓、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打起來，有時三百人，有時一百50人。哪有黃永勝多。蒯大富那里，這回我一出就三萬多。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統統撤掉。什么熱武器，核武器，要刀槍入庫。聶元梓你叫“老佛爺”？佛爺老巢。還有你這個譚厚蘭同志，扎兩個小辮子。你要求下放，說在學校十多年了。你走了，誰代替你？我怕你走不開。你們五個大將，我們都是護著你們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們有偏向。你們要是回去一講，北大“井岡山”，清華“4.14”，（師大）“造反兵團”就會對我有意見。我不怕，不怕人打倒。
“4.14”思潮必勝。這個文章我不同意，說什么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無產階級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是“4.14”？“4.14”有個理論家叫周泉纓。理論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論家，應該放了。人家有意見，就讓他再寫，不然，不是就沒有言論自由了嗎？我說你老佛爺，你北大要大方一點。你北大“井岡山”幾千人，那一河水放出來你受得了嗎？大水沖了龍王廟，你受得了受不了？你這個老佛爺！不然就實行軍管。如果不行，按辯證法，就一分為二，就各住一個城市，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岡山”搬到南方。一南一北，根本不見面，那就打不起來了。各人清理內部，然后統一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爺”老巢一捅，使你睡不著覺。你怕，他也怕。你們都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緊張呢？你不留點后手，人家一沖怎么得了啊！聽說有個兇手戳了你一下。知道了兇手是誰也不一定要抓，算了。
你以后注意點，不要一個人亂跑。人家講你姐姐不好，哥哥不好，（說）你這個聶家就是不好。姐姐不好是姐姐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不一定妹妹都不好。為什么一定要連累妹妹呢？
（有人進來說找不到蒯大富。）
江 青：是蒯大富不愿來，還是來不了？
謝富治：廣播了。點名說中央文革找他，請蒯大富開會，他不理，廣播了幾次他就是不來。我估計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要緊。
主 席：蒯大富這個人是好的，出面多。操縱他的人是壞人。很多出來活動的都是好人，這個經驗很多。王大賓，你那里沒有打架？
王大賓：沒有。六六年9月203日與保皇派“斗批改”干了一下。后來伯達派人來救援我們，以后就沒有打過。
主 席：那就好。以后一個你，一個韓愛晶內部就沒有打過架。韓愛晶，你是韓信的后代吧？你很會出主意，是個謀士。
康 生：聽說這次武斗蒯大富是司令，韓愛晶是政委。
韓愛晶：這件事（清華武斗）與我沒有關系。我批評蒯大富，他回去以后，別人就左右他了。我們學校是一派，很團結。
陳伯達、康生、姚文元：不見得吧？（眾人批評韓。）
主 席：你們不要把韓愛晶說得太壞，人家挺難受。譚厚蘭，文化革命兩年多了，你那個一二百人的兵團（對立派），也沒解決得了，把你弄得睡不著覺，你暫時不要走。你這個“女皇”。今天四個人就有兩個女的。你要給人家糧食，讓人家自由，出入無限。“兵團”（北師大）是“湖南省無聯”式的大雜燴，是搞反奪權的，別的學校也參加了。你（指韓愛晶），蒯大富都有份。
江 青：那是韓愛晶去顛復人家。
韓愛晶：我參加了。我錯了。
主 席：你有份，我們的蒯司令也有份。年輕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會作些壞事。
你們說中央文革沒打招呼。林彪同志、周總理在3月24日、3月27日講了話，又開了十萬人大會。這次黃作珍同志、溫玉成同志都講了話，可是下面還打。好象專門和我們作對。我們這個道理，第一條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們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雙方都用土炮，你們的打法算不了打，四川那才算打。高射炮對天放。
江 青：敗家子，炮彈對準自己人。
主 席：你這個“老佛爺”那么大神通，調起兵來也不過一二百人，你的兵跑到哪里去了？還得依靠工人、復員軍人作主力。沒有那個你是不行的。林彪同志兵多，借給你幾萬兵，可把“井岡山”統統消滅嘛！這個問題不要在這里答復，回去商量商量。也可以開會討論討論。但是首先還是要聯合。
林 彪：首先還是要聯合。主席講了四個方案：第一是軍管；第二，一分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主 席：一分為二。因為結了仇，雙方緊張得很，雙方都睡不著覺，那就分開。搬家可是個問題，還得爭地盤。我看中南海，人大會堂都很大，以前也接見過四、五萬紅衛兵，可以辦個學校嘛。或者聶元梓來，或者候漢青來。你們不是要“殺牛宰猴燉羊肉”嗎？牛是牛輝林，猴是侯漢青，羊是楊克明。我只記得楊克明。他是個年青人，八屆十一中全會他也參加了。第一張大字報他出了不少力。你們這張大字報也分成了兩家。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會料到這么打起來。文化革命原來打算停課半年，還登了報。后來不行，延長一年。一年不行兩年，三年，如果不行，要多少時間給多少時間。反正人是會長的，你一年級現在就是三年級了。再搞它7年，八年。斗、批、走也是個辦法。不就是象譚厚蘭那樣想走嗎？走光，掃地出門。
大學要不要辦呢？要不要招生？不招行不行？我那個講話是留有余地的。我講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但沒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現在的高中比大學學習的課程還要多。上六年，十年頂多了。高中重復初中，大學重復高中，基礎課都是重復。這專業課，先生卻不懂專業。哲學家講不出哲學，還學什么？你聶元梓不是哲學家嗎？你講哲學？
聶元梓：我不是哲學家。
江 青：她是“老佛爺”。
主 席：這個哲學有什么學頭呢？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里學出來的嗎？又沒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什么哲學？
林 彪：越學越窄，是“窄學”。
主 席：學文學不要搞文學史，但要學寫小說。每周給我寫一篇稿，寫不出到工廠去學徒，當學徒就寫當學徒的過程。現在搞文學的寫不了小說。上海的胡萬春（注：工人作家）原來還寫了很多東西，以后就沒有看到什么了。
總 理：進了大學就僵化了。
主 席：馬克思受過高等教育。列寧讀了一年哲學。恩格斯只讀了一年書，中學還沒有讀完。他當過會計，管理工廠，接觸了工人。自然科學他是怎么學的？他是在倫敦圖書館里學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沒有進過大學。斯大林沒有進過大學，教會中學畢業的。高爾基只讀了兩年小學，比江青還差。江青是高小畢業，讀了六年，高爾基只讀了兩年。
林 彪：有一點學問都忘了，學幾個禮拜的東西，到戰場上一目了然。讀書結合不起來，真是百聞不如一見。
主 席：我就沒有上過什么軍事學校，我就沒有讀過什么兵法。人家說我打仗靠《三國演義》、《孫子兵法》，我說我沒有看過《孫子兵法》。我只是寫戰爭問題時才馬馬虎虎看了一些《孫子兵法》，只看了一遍，等于沒看。
韓愛晶：主席，文革結束后讓我當兵去吧！
主 席：當一年半夠了，半年兵，一年農民，當二年工人，那是大學校，那是真正的大學校。工廠、農村都是真正的大學校。林彪同志是“打仗中學”的，只上過中學，算個知識分子吧！黃永勝你上了幾年學？（黃答：一年半）你是什么成份？（答：下中農）溫玉成你上了幾年學？（溫答：三年）你是什么成份？（答：貧農）你們都是土包子。上這么點學，但這不妨礙你們當參謀長。
主 席：世界上的事沒人反對也不好，反對就讓他反對吧。那作《孫子兵法》的
人也有缺點錯誤。世界上沒缺點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主 席：斗批走，斗批散也是個辦法，譚厚蘭走譚厚蘭的道路，譚厚蘭不是想走嗎？我并沒有說文科都不辦。學文學的要寫文章，寫小說，寫詩歌。學哲學的要寫論文，要論述中國革命斗爭的過程。法律還是不學的好。我說砸爛公檢法，但是天派反對謝富治，又不反了，不了了之。說砸爛公檢法，就先砸爛謝富治。其實是謝富治首先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北京市公安局二萬人，弄出九百個地富反壞。公安部有三千人，只留下80人，剩下的都辦學習班。要砸爛公檢法這很好，但是你們要打倒謝富治，謝富治是中央負責同志。
鞍鋼沒有公檢法，靠群眾審訊，就是沒有大印，由群眾專政。他們消息靈通，多年沒有破的案，他們都破了。審訊由群眾來審訊，又不打人，根據的頭一條就是偵察，落實材料，這樣是對的。但是，越打越煩，就搞逼供信，于是就抓人。我說一不要殺，二判刑不要太長，二至三年就行了。（問黃永勝）軍隊現在有無禁閉？（黃答：無禁閉。）逃兵還抓嗎？（溫玉成答：不抓了）
主 席：斗批走，為什么要走？還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人家想走，抓他干啥？他受不了，要走就算了。軍隊太苦，他受不了。逃兵也不抓，也不禁閉，逃兵反而少了。你看解放軍犯錯誤不搞禁閉，你們是學校，不是還到處抓人，打死打傷，抓俘虜，搞逼、供、信，還坐噴氣式飛機。我看知識分子最不文明，還是老粗黃永勝、溫玉成文明，他們不抓俘虜，不搞禁閉。坐噴氣式飛機也不是我發明的。我只不過寫了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了戴高帽子游街，但也沒有寫坐噴氣式飛機啊！我又沒讓戴高帽子，我不是罪魁禍首。
蒯大富的作風很不好。工人進去宣傳“7．三”布告，你們開槍打死了四、五個人。針織總廠就傷了四、50個。不過我看損失還是很小很小的。
總 理：林副主席早就講文化大革命損失很小很小，收獲最大最大。
主 席：人家去要歡迎，不能專政，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工人進學校是專你們學校壞人的政，你們也專你們學校壞人的政，不能專工人的政，包括蒯大富。現在還搞什么串連會，在和平里，在清華，在北航開會，有廣西“四.二二”，大同造反派，廣東“旗派”，四川的“反到底”，錦州的“糟派”，遼寧“八三一”，在串連，聽說在北航還開了國防系統的什么會，不要搞這一套。
韓愛晶：我不知道。
文 元：你們侯玉山不是作了報告嗎？
林 彪：我們還沒開“九大”，你們就說我們開了。我們沒開會，你們說我們開了；你們開了還說沒開。
總 理：北航開什么國防單位會議，開了沒有？'
韓愛晶：一嚇沒敢開。
總 理：不要開了，你知道的嘛，國防機密嘛！
主 席：不要搞這一套。
總 理：還說我們開了十二中全會。
主 席：還說我們開了十二中全會？鬧得一塌糊涂。還說中央斗爭很激烈，學校、社會斗爭是中央斗爭的反映，應當是中央斗爭是社會斗爭的反映。找你們來是解決問題的。聶元梓，我們為什么不找你們的反對派，就是要使你們有準備。我從來不搞什么錄音，這次搞了錄音，如果你們各取所需，我們就放錄音，這樣一搞許多人都被動。搞了這么多天，先是黃作珍講話，后是謝富治講話都不算數，一定要中央管一下。后來事情多，北京就由謝富治管。過去你們開會，我和林彪都沒去，我們官僚嘛！這次怕你們開除黨籍，又抓黑手，又是鎮壓紅衛兵。
林 彪：今天我開車來的時候，街上沒有北大、清華大字報，他們武斗。群眾要求制止武斗的呼聲很高。
主 席：這一條我認為你們脫離群眾，他們不愿意打內戰，你們脫離工農兵。
林 彪：你們脫離工農兵！
主 席：有人講廣西布告只適用于廣西，陜西布告只適用于陜西，北京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性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搶劫軍用物資，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就是國民黨，就是土匪，就要打圍剿。如果是學生也要講清楚，再不聽就要抓起來，這還是輕的，重的就要包圍、殲滅。
（筆者注：文革中，毛澤東說了許多正面、反面甚至自相矛盾的話。斷章取義地用毛澤東的話整人，中國許多人都學會了，造反派如此，整造反派的人也是如此。但是，毛澤東在這里僅僅是講的武斗問題，而當時韓愛晶的北航和王大賓的地院是根本沒有武斗的，譚厚蘭的北師大也基本沒有武斗，最后卻都成了蒯大富、聶元梓的殉葬者。這就是歷史。）
林 彪：現在有些是真正的造反派，有些是國民黨、土匪，打著我們的旗號造反，廣西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
主 席：國民黨還不是這樣？他燒了就走了。
林 彪：長征時我們路過廣西，與白崇禧打仗，白崇禧就是那樣干的，他先冒充共產黨放火。現在舊計重用，是不是白崇禧留下的人干的。
主 席：韓愛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多多幫助他，勸勸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韓愛晶：蒯大富現在騎在虎背上，下不來。他有難處。
康 生：不是你說的那種情況吧！
主 席：要是騎在虎背上下不來，就把老虎打死。你們把廣西“四．二二”的人藏起來了？廣西學生住在北航？
總 理：廣西“老多”也住在北航。國防科委系統的會議，你怎么能召開？
康 生：他們想控制全國的運動。
韓愛晶：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開的，可以調查嘛！是廣東武傳斌召集的，我有病，住在體院，學校來電話，要我接待兩個省革委常委。別人講“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學代會，好多外省造反派頭頭我沒有熱情接待，人家說我老大作風，驕傲自滿。我說北京是是非之地，一開會就是黑會。
北京天派地派很復雜，我同意找幾個可靠的造反派頭頭，革委會負責人聊聊，只談情況，不談辦法。后來我就住院了。會議一開，大家聽見不妙，地院參加了籌備會就不參加了，蒯大富聽了一會兒就嚇跑了，我們二把手井崗山也嚇跑了，大家紛紛向我反映情況，還未來得及寫報告, 中央的批評就下來了。
(康 生、姚文元等人繼續批評韓愛晶。)
主 席：你們批評韓愛晶太多了，他才203歲嘛！
江 青：文化革命初期，你北航、地質、北大都作了些工作，立了些功勞，那時候你們是革命造反派，是對的。我們那時也有委托，而現在藏他們是不對的，他們中間許多是反解放軍、反革委會的。譚厚蘭，你那個革委會是誰給你穩住的？
譚厚蘭：是毛主席，是中央文革。
韓愛晶：我們錯了。
謝富治：那時江青同志知道了，她立刻就去給你們穩住了。
江 青：譚厚蘭你三伏天怎能那么樣？他們幾十個人那也是群眾啊！這么大熱天，斷水斷電斷糧，三個月不見太陽，虧你作得出來，我們聽了都難過。就是反革命，也是青年人，要教育嘛！開始是蒯大富，韓愛晶不對，去顛復人家。
主 席：那是無政府主義，相當有點無政府主義。
林 彪：沒政府的極端就是有政府。主席說，世界上無政府和有政府是相對的，只要有政府，無政府主義就不能消滅，過去說的奴隸主義，馴服工具走向反面，就是對中央右傾機會主義的懲罰。
江 青：你那個兵團（指譚厚蘭的對立派師大造反兵團）是反對我們的，我對他們是沒有好感的，你們把兵團的人放了！無產階級要講人道主義。你“老佛爺”也是這樣。
聶元梓匯報北大“井岡山”有個反革命集團要“油炸”江青。
主 席：油炸，這是在小房里說說，他哪里要油炸？
江 青：牛輝林是有問題，也可以教育。聶元梓我還有沒有一點發言權？我一直躲著你們，我難過。你們現在是群眾斗群眾，壞人就藏起來，那方面有人。“4.14”也是專門反對中央文革，反對總理、伯達、康老的，但他們還是群眾組織，蒯大富要打掉他。
主 席：“4.14”幾千人打不掉，北大“井岡山”幾千人也打不掉，有壞人要自己去揪。
江 青：我住的地方，你們也知道，要絞死就絞死。你們開始一同共患難，就不能容人家？將來還能治國治天下？主席向來就是團結反對他的人的，你們不很好向主席學習。
主 席：民院有個伊林，攻擊林總；北外有個“六.一六”劉令凱就是反對總理的，總理說把他放了。有人說總理寬大無邊，我說總理這樣做我是同意的。“聯動”開始就不應該捉，但當時我點了頭的。
謝富治：這跟偉大領袖毛主席沒關系，這是我捉的。
主 席：你不要掩蓋我的錯誤，我是點了頭的。
謝富治：我把人捉多了，這是我的錯誤。
主 席：放也是我叫放的嘛！放出來以后，有的在天安門，有的還要上八寶山去，騎自行車鬧一兩個月也就沒有意思。這里面有人搞流氓活動，搶錢，搞女人。
聶元梓：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井岡山”有一千多人下山。
主 席：不要搞牛輝林他們。你那個下山的我看靠不住，人家是人在曹營心在漢，身在“老佛爺”，心在“井岡山”。還是要他們回去，不要勉強，不要侮辱人格，要出入自由，不要搞逼供信，我們過去都犯過錯誤，你們初犯錯誤，也不怪你們。
今天你們兩個天派，兩個地派我也不太清楚。總而言之，你們五員大將，我是保護你們的，你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還有其它學校的頭頭，但著名的還是你們五個。你們做了許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難。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沒經歷過，不管你們有多少缺點錯誤，我們還是保護你們的。北京多數學校沒有打，少數學校在打，一打不可開交。現在509個學校，打得厲害的有幾個，清華、北大、人大、石油、輕工、電力。電力為什么那么多逍遙派？為什么炮灰那么少？你們應該想一想。
謝富治：主席非常愛護你們紅衛兵小將，中央文革江青同志非常關心你們，這個事情說起來我要負責任，我對你們幫助不夠。
主 席：北京有個習慣，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北京市辦大專院校頭頭學習班，不讓串連，也沒向中央匯報。不讓串連不對，打倒謝富治也不對。
謝富治；對我幫助很大。
江 青：串聯起來統一觀點，抓出壞人。
（黃作珍報告蒯大富來了。蒯進門就嚎啕大哭，主席站起來上前握手，蒯大富拉住主席雙手繼續大哭。江青同志先笑，后流淚。蒯邊哭邊告狀說清華告急，說“黑手”操縱工人鎮壓學生，是大陰謀。眾人讓蒯大富坐下。）
主 席：黃作珍講話不算數，謝富治講話不算數，不知道中央這次開會算不算數？我只好伸出“黑手”。把我送到衛戍區去吧，我是“黑手”。
（蒯大富目瞪口呆。）
謝富治：伸出來的是紅手。
文 元：伸出來的是紅手，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主 席：一要軍管，二是一分為二，三是斗批走，四是打就是大打。工人都撤出來，要打就大打，上交的武器還給你們，跟四川一樣，幾萬人，大炮對天放，架無線電。我才不怕打呢，我一聽打仗就高興。那個布告要廣泛宣傳，廣西的要宣傳，陜西的也要廣泛宣傳，再不聽，就包圍殲滅，是反革命嘛！
總 理：你五個人要好好想一想，廣西布告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發出一個月了還要打，交通都不通了。你們五個人不是關心國家大事嗎？為什么不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態度，配合中央？
主 席：他們忙呀！
總 理：這就是國家大事嘛！
江 青：你們別再分什么天派、地派。
主 席：不要再分派了，希望你們不要再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分什么兩派？不過困難還是有的。
總 理：要跟主席走。
姚文元：要跟主席走。
王大賓：主席，教改搞不起來，搞不上去。
主 席：我們也搞不上去，不怪你們，我們都搞不出來，何況你們呢？伯達同志在中央會議上著急。有的人很著急，我說不要著急，過幾年想走，走就走，也就算了。
總 理：這是舊制度的影響。
主 席：歷史上看到一些人，中學沒畢業。馬克思是學法律的，搞政治經濟學，哲學搞不下去。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為什么不能同版？因為他身體不好。馬克思、恩格斯創造的黨就那么純！第一國際至少有三派，以馬克思為一派，第二有普魯東，另外還有布良基、魯爾，還有個巴枯寧。第一國際為什么搞不下去？還不是四分五裂？我給你們講了四條，最后一條就是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樣轉動。
江 青：我真心疼你們，你們有怨氣，說我們不要大學生了。有的聽話，有的不
聽，有的當面講一套，背后又不聽，你們后面的東西我們也搞不清。
主 席：不聽無產階級的就干涉，就鎮壓。
（聶元梓要求派解放軍去北大，幾十人也行。）
主 席：你聶元梓是有選擇性的，你是合你的口味才要，你是專要603軍，給你308軍行不行？以后從603軍中調些人到“公社”，從308軍中調些人到（北大）“井岡山”，你要歡迎308軍，308軍不是你們說的那么壞，根子在楊成武、北京軍區。北京軍區開了兩次會，鄭維山做了檢討。譚厚蘭你這個女將放了一把火，把那些將軍嚇壞了，到處找司令，鄭維山去保定解決問題了嘛！沒有出來接見。譚厚蘭，鄭維山也來找你的麻煩嗎？
譚厚蘭：沒有。
陳伯達：韓愛晶你的頭腦膨脹得厲害，韓愛晶、蒯大富到處伸手，又沒有知識學問。
主 席：20幾歲嘛！不能輕視年輕人。周瑜出身騎兵，才十六歲。你們不要擺老資格。
陳伯達：你韓愛晶對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見不認真學習、討論，憑小道消息開秘密會議，個人意見第一，會走向危險道路的。
主 席：我官僚么！一次也沒見你們。要不是抓“黑手”，我還不接見呢！讓蒯大富猛醒過來。
陳伯達：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眾，再不聽就是不尊重毛主席，不尊重中央，不尊重總理，那是危險的。
主 席：是相當危險。現在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侯了。
總 理：主席早就講過，現在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侯了。
林 彪：蒯大富，中央對你們的態度，都是經過中央文革、市革委會、衛戍區轉達的，你們不相信中央。今天是毛主席親自關心你們，做了最正確、最重要、最明確、最及時的教導，這次如果再置苦罔聞，要犯極大錯誤，你們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現在全國很多地方、學校實現了大聯合，大聯合的問題你們落后了，你們沒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個時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們趕上去。
你們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實現大聯合的方針，你們這些學校沒有看到全國需要，沒有看到全國運動的每個時期需要作什么。你們斗走資派，斗文藝界的牛鬼蛇神，那是好事情。現在有些人不是搞這個，而是搞學生斗學生，群眾斗群眾，他們都是工農子弟，被壞人利用，有的人是反革命，有的開始是革命的，后來革命性差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觀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觀上，行動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觀、客觀上都是反革命。
主 席：全國工農兵，百分之六15都是好人，北京509個大學，武斗厲害的也只有五、六個。清華兩萬人，參加武斗的只不過五百人。蒯大富，你應該歡迎工人。
康 生：清華的槍是北航給的，北航給了清華兩汽車槍。蒯大富是司令，韓愛晶政委。這事要嚴肅查處。（筆者注：康生老賊的信口雌黃，差點要了筆者的命。）
韓愛晶：根本沒有那回事，我們的槍都在，衛戍區檢查了。
主 席：蒯大富上了老虎背，不好下，蒯大富你下來嘛，照樣當官做老百姓。
陳伯達、康生：韓愛晶你無自我批評，長久如此。蒯大富當了司令，你是政委。
謝富治：韓愛晶就是沒有自我批評。
陳伯達：是否把他們的槍收回來？
江 青：韓愛晶，我批評了你好多次，你就一直沒有很好表示個態度。
主 席：不要說他了，你們專門責備人家，不責備自己。
江 青：我是說他太沒有自我批評精神。
主 席：年輕人聽不進批評，他們有些象我年輕的時侯。孩子們就是主觀主義強，厲害得很，只能批評別人。我們年輕時也主觀、武斷得厲害。
韓愛晶：主席，我有一個請求，給我派一個解放軍監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支持蒯大富的，我也知道，很多事情要受他牽連。但我覺得，要努力保他，不讓他倒臺。他的命運與全國紅衛兵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給我派了解放軍，什么事情就清楚了，免得我有口說不清。
陳伯達：沒有自我批評精神。
江 青：我有錯誤，把他寵壞了，謝富治比我還寵他。現在下點毛毛雨，還是主席這個辦法好。
主 席：不要光批評。楊成武搞了個中心，國防科委搞了個中心，全國幾千幾萬個中心，就是沒有中心。各人皆以為自己天下第一，還有什么中心？蒯大富，你們不是抓“黑手”嗎？“黑手”就是我。你現在很不好辦，我看你毫無辦法。打下去又無群眾，要消滅“4.14”也不行，我還是傾向你這邊的。“四．一四”思潮必勝的思想，我不能接受。他文章的主要口號是無產階級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但也要爭取中間群眾，包括“領袖”中的一些人。布告明明宣傳了好多天了，你們仍然要打，你們要打到那一年？工人進去要歡迎，你們反而對工人開槍。工人是徒手，你們打死打傷工人。正如在師大我傾向譚厚蘭，在北大傾向聶元梓，在清華不是傾向你嗎？在五個學校中還是傾向你們五個。蒯大富，難道你還不知道，幾萬工人沒有中央命令，他們敢進你們清華？你們被動。“4.14”歡迎，他們交了槍，但“4.14”思潮必勝不對。在北大“井岡山”壞人多，聶元梓你那派好人多些。
聶元梓：他們說我反王、關、戚是反中央，在學習班開串連會是打倒謝富治。
主 席：反王、關、戚是對的，學習班串連一下也可意，我也禁止不了，但搞謝富治不對。八點多鐘了，五個鐘頭了，我回去睡覺了。韓愛晶、蒯大富你們不是好朋友嗎？你們兩人以后還要作好朋友。韓愛晶以后要幫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
江 青：蒯大富有點笑容了，輕松一下，別那么緊張。
主 席：現在“4.14”高興，認為“井岡山”要垮臺了，我看“井岡山”還是“井岡山”，我就上過井岡山。
姚文元、謝富治：革命的井岡山。
江 青：不要搞的我們愛莫能助。
主 席：今天晚上睡覺。你們都還沒睡覺呢？蒯大富你沒有地方睡覺就到韓愛晶那里睡。韓愛晶好好招待，你要好好招待他。你們幾個人都到韓愛晶那里去休息一下，開個會。
總 理：韓愛晶，你能幫他（蒯大富）想點辦法。
主 席：蒯大富你們的行動是不是對抗中央？黃作珍、謝富治講了話都不聽，市
陳伯達：你們不歡迎就是對抗工革委會也不算數，中央只有伸出“黑手”調動工人，制止武斗。你們脫離工人，脫離農民，脫離戰士，脫離群眾，脫離學生大多數，以及你們領導的一部分人。清華直接沒打招呼，間接是打了招呼的。你們領導下的人也有不少講你們壞話的嘛。人。
主 席：后給你們打招呼，是我們的錯誤，黃作珍，謝富治去作了工作。“四.一四”抬尸游行，還有搞武斗的。“4.14”沒有與工人沖突，但你們很蠢，被動。
江 青：你們還不了解“4.14”，他們中有的人還說蒯大富“左”了，沈如槐“右”了。清華聯合沒有蒯大富不行。
主 席；蒯大富，你們“井岡山”兩個，“4.14”一個，二比一搞大聯合，你能不能當校長？沈如槐當副校長？
蒯大富：我不能當，當不了。
江 青：現在還在武斗，制止了武斗再說。
主 席：第一實行軍管，第二一分為二，第三斗、批、走。你們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文化革命兩年多了，熱衷于打內戰。第四，要打就大打。文科還是要辦的，過去辦得不對。文科、理科也要辦。師范學院不辦，誰來教高中？外語學院不辦怎么行？一風吹不行。抗戰時，一戰就幾年，打得雞飛狗跳墻，不但大學沒辦，中學、小學也沒辦，但是我們辦了西南聯大，辦了一下，但也辦得可憐。困難時候沒能辦。小學六年，中學六年，時間太長，大學方法不對頭，不要考試，考試干甚么？馬恩列斯誰來考？誰來考林彪？誰來考我？誰來考哲學，政治經濟學？開展辯論，好的就留下，壞的就丟掉。杜林活了808歲。
韓愛晶：主席我有個問題，如果您老人家百年之后，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將來打起內戰來，你也說是毛澤東思想，我也說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怎么辦？
（筆者注：這就是文革中韓愛晶有名的“天問”。）
主 席：出現也沒啥大事嘛！一百年來，北洋軍閥段琪瑞搞了十幾年，跟蔣介石打了幾十年，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張國燾，什么高崗、劉少奇，多了！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們照樣有軍隊、政權，有這些經驗，比馬克思還好。
林 彪：有毛澤東思想。
主 席：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有好，當然也不能保證，但我們保證要好一些，對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們消滅干凈。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滅掉，全國人民滅不掉，總不能把中國人民全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不夠，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剛當了幾天司令就往外國跑，或者保爹、保媽就不干了。
總 理：我的弟弟周永愛和王、關、戚搞在一起，我把他送到衛戍區去了。
主 席：我那個父親也不高明，要是現在也得坐“噴氣式”。
林 彪：魯迅的弟弟是一個大漢奸嘛！
伯 達：韓愛晶，你思想上還不懂得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
文 元：韓愛晶過去就提出這個問題，去年我們就說過，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澤東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義。
主 席：什么不出？靠不住。還要搞幾次文化大革命，還是會有波折的，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夠。
總 理：林副主席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包括蘇聯在內都沒有把馬列主義掌握好。他把毛澤東思想大普及了，這就是件大功勛。過去馬列主義是被少數人壟斷的。只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變化不會有。
主 席：不過這個問題韓愛晶問得好，問我我就答復。要不說你們幼稚嘛！不要認為沒有我們，天就會塌下來，這也是一種迷信。
江 青：韓愛晶給我寫過幾次信講這個問題。脫離實際，脫離工農，一到我跟前，就想將來，總說幾十年以后的事，還問我第三次世界大戰什么時候打。
主 席：想得遠，好，這個人好啊！我們這些人有幾種死法：一種是炸彈炸死，二是病死，三是坐火車、坐飛機摔死，我愛游泳也可能淹死，無非如此，壽終正寢。
文 元：歷史發展規律總是前進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澤東思想，相信群眾。我批評韓愛晶的悲觀主義。
韓愛晶：我擔心一次前進不能最后勝利，前途是曲折的，按辯證法斗爭會有反復的。
主 席：一次前進是沒有的，歷史總是曲折的。回去趕快把有關領導找來，集中起來（開個會）。你們今天睡個覺，明天再開會，今天散會算了，以后再來。
江 青：蒯大富，看你那樣子難過，不過對你也是鍛煉。
這時，毛主席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大家也都站起來。聶元梓等五人圍到毛主席身邊，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別。
韓愛晶拉著毛主席的手說：“主席，我一定為您的革命路線奮斗終生。”
蒯大富握著主席手說：“主席，謝謝您，祝您萬壽無疆。”
這時，一個女工作人員過來扶著毛主席胳膊，向客廳里走去。一會兒，毛主席又回來了，大家又趕緊迎上去。
毛主席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
毛主席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你們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
毛主席說了一會兒，大家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著毛主席被工作人員扶著走了。
（筆者注：請研究文革史的讀者注意，起碼在“7。28”大召見結束的時候，毛澤東對“五大學生領袖”還是關心愛護和支持的，尤其是對蒯大富還是“死保”的。）
以上就是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五大學生領袖”談話的主要內容。事過30多年之后，它已經成為歷史的文物。當今的年輕人看起來，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無論如何也難以想象那個動亂的年代是什么樣子，也沒法理解這次大召見的“偉大意義”，但“7.28”大召見對于研究文革歷史、研討毛澤東的晚年思想和文革中“左”的錯誤卻具有重要的意義。
令人不解的是，毛澤東在召見時針對“五大學生領袖”特別是蒯大富和韓愛晶說了那么多的好話，可是過了不久，他就把“五大學生領袖”掃進了“歷史的垃圾”。（注：據“4.14”頭頭沈如槐認為，是后來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頭頭（當然是遲群、謝靜宜之流）最后說服毛澤東拋棄了“五大領袖”。對此，筆者不敢茍同。）
“7.28”大召見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它予示了紅衛兵運動的結束，客觀上也為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礎，這可能是偉大英明領袖始料未及的。當然，它也是紅衛兵當“替罪羊”的開始。用毛澤東的話說，現在是到了小將們犯錯誤的時侯了。
“728”大召見之后，以“五大學生領袖”為首的紅衛兵造反派便被趕下了歷史舞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占領了學校，學生頭頭們開始受審查、批判。不久，毛澤東又親自發動了批判極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大運動。正是經他和中央批準，聶元梓、蒯大富等五人被隔離審查、關押，被打成“5。16”分子和壞頭頭，成了“替罪羊”。需要指出的是，這時的鄧小平還沒有“解放”，還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抓“5。16”運動與鄧小平毫無關系。直到1978年鄧小平上臺后，“五大學生領袖”才被正式定罪判刑，由“替罪羊”正式變成了階下囚。而大部分紅衛兵造反派頭頭們又從“516”分子變成了“三種人”。毛澤東曾經說過：“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看來這話也很難成為真理了。實事求是地說，在等待紅衛兵學生運動這一點上，鄧小平和毛澤東是“英雄所見略同”，只不過是一個“紅臉”一個“白臉”而已。
筆者不想為“五大學生領袖”開脫什么，更不敢為他們喊冤叫屈。他們自己種的苦果應當自己嘗。但是，他們決不是天生的壞蛋，他們本來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共產黨員、革命者的后代，貧下中農的兒女，正宗的“根正苗紅”。 文革中，他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他們本來想當舊世界的掘墓人，最后卻成了階下囚，成了“四人幫”的殉葬者--“五人幫”。文革中，他們的小農意識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大膨脹、大暴露，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他們不懂政治，卻被推到了政治斗爭的旋渦中心和懸崖峭壁，最后粉身碎骨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用北航被打死的吳仙虎同學的話說，他們當了幾天“齊天大圣”，把天下攪得大亂，卻始終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
但是，筆者坦言，文革中“五大學生領袖”犯的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路線錯誤。正象兩軍交戰一樣，他們是聽命于指揮官的“炮灰”， 是戰士，最后是戰俘，而不是戰犯。所謂“反革命煽動罪”、“反革命誣陷罪”、“反革命傷人罪”，似乎于理不通。后來對他們的定罪判決，正象文革中對劉少奇等人的打擊迫害一樣，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是“中國特色”的發明，是當時政治的需要，與現代法律毫不沾邊。文革中寫大字報批判劉少奇和在批斗會上動手打人的人太多了，難道都算“反革命煽動、誣陷、傷害罪”？當年的許多“老紅衛兵”打死、打傷了那么多“黑幫”和“黑五類”，后來沒有一個人獲罪，有的人現在仍然高高在上，這難道就是“中國特色”？（注：據說某副司令員和當兵的曾經把彭德懷真正地“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腳”。乖乖！比韓愛晶厲害！）
筆者認為，雖然紅衛兵運動是“文革”的產物，早晚要完蛋，但紅衛兵過早地以“替罪羊”身份退出歷史舞臺，導火線就是清華、北大的武斗和由此引起的毛澤東“7.28”大召見。清華、北大的大武斗，蒯大富、聶元梓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一個巴掌拍不響。沒有文革初期“走資派”的鎮壓群眾和毛澤東的支持造反派，文革中的派性斗爭不可能這樣嚴重。沒有中央文革之流的背后支持和挑動，就沒有天、地派的斗爭；沒有天、地派的斗爭，就不會有大武斗。那樣，毛澤東要找“替罪羊”必須另找理由。歷史上，殺“替罪羊”歷來是當權者緩解政治危機的慣用手段，但象毛澤東這樣“眉頭不皺”者和鄧小平那樣“斬盡殺絕”者，古今中外罕見也！
在毛澤東的文革戰略中，他首先用年輕幼稚的第一兵團--學生紅衛兵（包括中學老紅衛兵和大學的紅衛兵造反派）作為敢死隊把天下搞得大亂，打垮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把“走資派”和“黑五類”打得遍地皆是，屁滾尿流。然后，毛澤東又啟動了他的第二兵團--利用“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占領學校和一切大小“臭老九”占據的地盤，把開始不聽話也沒用了的第一兵團“就地殲滅”；最后，毛澤東使出了真正的“王牌”--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全國實行軍管，并發動了文革第二大戰役-- “批清運動”，利用抓“5。16反革命陰謀集團”，把占全國人口一半以上的學生紅衛兵和工人、農民、一般干部甚至解放軍內部的造反派全部打垮，憑空抓出了一千多萬個“5。16反革命分子”，演義出了不僅文革史上、也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最慘烈、最滑稽的戰爭畫面。
由于清華、北大的武斗和蒯大富借槍事件，在陳伯達、康生的建議下，中央決定收繳北航的槍。不久，衛戍區通知我把槍支清理好，擦干凈，要來人收繳。衛戍區來人的時候，我和同學們都難過地流了淚。我們把擦得亮亮的槍支、子彈如數上交，與衛戍區的帳目完全相符，一支不少，不但不少，還多出一些從外出串聯的學生手中收上來的，一并上交了衛戍區。
衛戍區的干部十分滿意，一位王參謀一個勁地夸獎說：“北航真不簡單！這么多槍支子彈，一支不少，一支不壞，一點沒出事，真不容易！了不起，了不起！要是換個學校，就很難說了。”
中央收繳北航的槍，是一個信號。“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被“繳了槍”的北航紅旗和紅衛兵們的末日不遠了。
畢業分配
毛澤東“7.28”大召見之后，北航革委會敲鑼打鼓把“工、軍宣隊”迎進了學校。頭頭們被集中起來辦學習班，接受再教育，北航的權力逐步移交給“工人、解放軍宣傳隊”。
不久，“工、軍宣隊”召開全院大會，由韓愛晶、二把手井崗山和我作檢查，主要檢查“派性”和工作中的錯誤。（注：文革中我始終是北航革委會一普通委員，但是某些人“器重”我，把我變成了所謂的“第三把手。）結果，韓、井二人的檢查沒有通過。由于我經過一段反思，態度較好，加上沒干什么壞事，檢查被通過。“工、軍宣隊”繼續讓我主持了一段日常工作。
我行使的最后一次權力是審核了六六屆、六七屆、六八屆畢業生分配方案并簽字批準生效。這樣，幾千名畢業生分到了全國各地。
我把自己分到了電子部738廠。由于已成為我女朋友的尹聚平父母還沒有“解放”，只能進工廠。為避免以后兩地分居，我最后一次放棄了參軍和去研究所的機會，兩個人都分到了738廠。
1968年12月30日，我們來到北京738廠報到，成了該廠的正式員工。
北京738廠又叫國營北京有線電廠，是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重點工程之一。該廠由蘇聯專家幫助援建，是中國第一家生產電子計算機和電話交換機的工廠，產品主要供給部隊，當時為中國最大的電子工業基地。
原北航3511班的同學們一部分來到了738廠，一部分去了部隊農場鍛煉，后來分到了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其中的張玉臺同學因表現好，能力強，被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副總理調去當秘書，后來提為國家科委辦公廳主任，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中國科協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共十六大上，張玉臺同學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當然，很清楚，張玉臺同學文革中不是北航紅旗造反派。分到738廠的幾個同學按規定皆分到了生產車間勞動鍛煉，我被分到了幾乎全是女工的計算機插件板生產車間，整天穿著白大褂同女工們一塊焊插件、測試插件。
尹聚平分到了磁芯板生產車間，穿磁芯板。這是一項比繡花還要細的活，特廢眼睛。當時的計算機內存，全靠磁芯板記憶數據。固體電路和RAM內存條尚未問世。
738廠也早已成立了革委會，同北航差不多，主要由造反派頭頭和三結合老干部組成。這個廠的造反派頭頭們文革中也很能干，但比起北航來，自然是小巫見大巫了。
廠里住房十分緊張，許多工人住在貧民窟一樣的平房里，有的一家三代住在一間屋里，但就連這樣的平房，我們也分不上。我和尹聚平只好像別人一樣，在廠子附近的農村租了一間民房，算是安了個家。1970年初，我們有了第一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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