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煙臺遇險記
中央武裝“北航紅旗”后，因考慮到我們不是正規軍人，沒受過正規軍事訓練，怕出事，暫沒有發子彈，說將來派解放軍來軍訓時再發子彈。沒有子彈等于燒火棍，就沒有威懾力量。于是，常委們決定讓我先設法搞一些子彈，一是用于民兵打靶訓練，二是頭頭們可以先過過癮，但絕對不準出事。
我帶了幾個人，又去了大連。當時大連兩派武斗，陸軍、海軍各支一派，群眾組織手里槍支子彈很多，連迫擊炮和魚雷都有。我通過駐軍（我支持過的部隊）和群眾組織老朋友，要了一些子彈（不需要槍支），派人運回了北航。（注：乘船先到天津，劉建華派車去天津接回。）所謂北航革委會派人外出搞子彈一事，就是這么簡單。至于后來北航的“歷史學家”們在校史中說的北航紅旗“先后兩次派人到天津、大連等地沖擊部隊、搶劫武器。”不知誰干的，反正本人沒干。
北航革委會和我本人因中央發了槍沒發子彈而帶人去大連找朋友要了一些子彈，這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無政府主義性質的錯誤，我不愿意對自己無限上綱。這件事若放在30多年后的今天，當然是違法行為，但此一時彼一時，在當時司空見慣，小事一段。當時全國兩大派群眾組織都有大量武器彈藥，甚至有坦克、大炮、魚雷等。這些武器不可能都是群眾組織搶來的，經歷過文革的“地球人都明白”。
后來北航某些人整我時用的標準語言是，“去大連搶劫解放軍的軍火運到北京，直接威脅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安全。”用筆桿子殺人誰都會，關鍵看有沒有良心。當時某些“書呆子們”坐在北航享清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當時外地群眾組織手里槍支子彈多得很，若關系好，一要就給，根本用不著搶；況且解放軍的軍火如何搶，由于北航的老師們沒教過我，本人至今不會。至于威脅偉大領袖安全，可能有一點，但問題不大，因為領袖信任我們。領袖既然同意發給我們槍，大概就不會怕我們有子彈，況且我們始終“犯罪未遂”。恕我直言，當時這些槍支子彈如果不是掌握在北航我戴某人手里，而是發給了其它學校（除北航外的任何一個學校），或者就交給北航某些一貫正確的“書呆子”們，能不能不出一點事，我不敢保證和恭維。
書歸正傳。從大連返回時，發生了一點小插曲。
我們住的大連警備區前哨文工團是文革中批準搞“四大”的單位。由于我們是擁護和支持大連警備區的，文工團領導又是我們的朋友，所以很安全。那天晚上，大連兩派武斗，我們住的樓不知被什么組織包圍了。
樓下槍聲響成一片，我懷疑可能是沖著我們來的。文工團的領導也很擔心，大院都被包圍了，出不去。
前哨文工團是現役單位，但都是些書生、美女之類。我怕連累他們，決定帶人堅決走。
文工團王團長說不行，這樣出去很危險，一看你們就是外地學生。他建議我們換上軍裝走，說罷讓人拿來了幾套軍裝。
“他們暫時不敢對現役軍人動手，你們大搖大擺地出大門，問題不大。出了門往左是警備區，往右走，直到碼頭，乘船離開就行了。”王團長說。
我們立即上樓換軍裝。這時我和同學小陳往窗外觀望，突然挨了一槍。我和小陳急忙趴下，一看，子彈從玻璃窗穿過來，把對面墻打了一個洞，好玄呀！
我們換好了軍裝。忙亂中，我穿了一身戰士軍服，其他幾個同學是軍官服，四個口袋的。就是這個失誤，后來出了大事。
我領著幾個同學，告別了文工團領導和朋友們，向大門外走去。
門外站了許多端著槍的人，幾個同學很害怕。我小聲說：“注意軍紀！挺起胸來！”便出了大門。
數十個端著槍的人盯著我們象“夾道歡送”一樣，稍不小心露出破綻，就會被抓甚至打死。謝天謝地，幸虧這身軍裝，沒人敢動手，但一直跟著我們。
我頭腦一轉，沒有向右拐，而是向左警備區司令部方向走去。
離司令部不遠的時候，跟蹤的家伙們才撤回去了。我心里一塊石頭落了地，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對大家喊：“快跑，跟我跑！”
誰知女同學小蔡一下子喊起來了：“壞了，我腿抽筋了”。我和一個男同學上去架起她，向碼頭跑去。
總算跑到了碼頭。“承包”（奪權）了“民主號”客輪的大連群眾組織戰友們把我們領進了特等倉。
“唉呀我的媽呀！”大家一個個象死豬一樣倒在了沙發上，地板上。
“民主號”除我們幾個人外別無他人，成了我們的“專船”，立即啟航，向煙臺駛去。
我來到甲板上，面對浩瀚的大海，高興地大聲唱起了京劇《空城計》。
到達煙臺港后，我們謝別了“民主號”的戰友們，立即趕到了火車站。我讓同學們把救命的軍裝換了下來，以后好還人家前哨文工團。我自己的一身戰士軍裝，仍舊穿著，到北京再說吧！
到了山東了，等于到了家了，我知道當地駐軍是支持造反派的，心里松了一口氣。我去售票窗口買票 ，人家向我要“軍人通行證”，我說忘了帶，結果不賣給我，只好由別的同學買好了票。
火車還有一個小時才開，我到車站廣場上轉了起來。我把兩手插在褲袋里，東張西望，動作隨便，根本就沒想到我是一個“解放軍戰士”。
這時兩個值勤的戰士向我走了過來，嚴肅地說“跟我們走！”
“干什么？”我大聲地問。
“我們首長叫你去一下！”戰士回答。
不知什么事，去就去。這時我才想起自己穿著軍裝。
當時火車站軍管了，戰士把我領進了火車站軍管會辦公室。
一個軍官讓我站好。壞了，我忘了給他敬禮了（沒有習慣）。這時我突然發現，兩個持槍的戰士站在了門口，我心里想，不好，今天可能要出事。
“哪個部隊的？”軍官問。
“大連警備區前哨文工團的。”
“叫什么名字？”
我報了真姓大名。
“干什么的？”
“拉板胡的。”
“身上有武器嗎？”
“我穿著單衣，一看就知。”
“你們的團長、政委叫什么名字？”
我猶豫了一下，心想，蒙就蒙到底吧！便說：“團長叫王金龍，政委叫李世民。”團長名是假的，政委名也不是真的。
這時火車快開了，我提出要上火車。軍官說：“你暫時不能走，你沒有軍人通行證，行動可疑，我們要查一下，查清了再放你走。”
事后才知，其他幾個同學見我被扣住了，趕緊上了火車走了。他們知道我不會有什么事的，他們走了就對了。
軍官出去了，交待戰士看好我。我心里惱火，但不敢發火，好漢不吃眼前虧。
等了半天，聽見樓下汽車響，我向窗外的火車站廣場一看，只見一卡車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戰士跳下了車，立即把大樓包圍了起來，十幾個荷槍實彈的戰士沖上樓，包圍了辦公室。壞了，事情鬧大了。
那個軍官領著年齡大一些的一個軍官闖了進來，二話沒說，照我臉上就是一巴掌，并立即撕掉了我的帽徽、領章。
“解放軍憑什么打人？”我捂著腮幫子大聲地喊。
“我們不打好人。老實交待，誰派你來的，一共幾個人？”老一點的軍官問。
“我們打電話查問了，大連前哨文工團沒有你這個人。”第一個軍官說。
他媽的前哨文工團這些書生，干好事不干到底，真不夠朋友。他們一定認為我出了大事了，一口否認倒也不算什么大錯，免得受牽連。
“毛主席派我們來的，我們的人多了，你們要干什么？”我說。
“我告訴你，我中國人民解放軍嚴陣以待，不管你們從臺灣來，從南朝鮮來，一個也跑不了，有來無回。”老軍官說。
“什么？你們把我當成特務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老子是“北航紅旗”保衛部長，武裝部隊司令，不信你打電話問問。“我不得不說實話了。
對方一驚，問我有什么證件，我說沒帶。
這時我突然想起，“北航紅旗”的學生張長元是煙臺人，文革中在煙臺參加文化大革命，支持駐軍，被煙臺革委會選進領導班子。煙臺市革委會上報了山東省革委會，山東省革委會給北京市革委會和北航革委會來函借調此人，是我經辦的。我批示“保留學籍，同意借調。”
“你們市革委有個張長元嗎？你們問他好了。”我沒好氣地說。
“好好好，你等一會。”軍官們走了，一會兒，一個戰士給我送了一杯水來。半小時后，車站廣場開來一輛小轎車，我一看，果然是張長元來了。
張長元一進門就喊：“老戴，老戴！”又對軍官們說“你們怎么搞的？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把我的領導抓起來了。”
兩位軍官趕緊上前同我握手，一個勁地道歉。我笑著說：“是我不對，是我不對，我說晚了。”這時，只見崗哨和全副武裝的戰士們全撤走了。
張長元笑著說：“真玄呀！他們把你當成登陸特務了，看守所都準備好了。”大家哈哈大笑。我給軍官們留下了姓名，電話，歡迎他們到北京找我玩，并把“北航紅旗”的紀念章和幾枚精致的主席象章送給了他們，他們十分感謝。
我謝絕了軍管會和張長元的挽留，他們送我上了煙臺到北京的列車。
到北航后，大家正為我著急，我把故事講給大家一聽，大家都樂壞了。
后來，工、軍宣隊進院后，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說戴維堤大連搞軍火，冒充解放軍，差點被打死，這話一點不假，我誠懇接受批評。
我帶領人馬千辛萬苦、冒著生命危險搞回了一些子彈，后來又陸續從外出串聯的學生手里收繳了一批子彈、槍支、手榴彈等。這些彈藥都是真家伙，弄不好要出人命。我自知事關重大，于是采取了嚴格的管理措施，我挑選了幾個絕對可靠的學生管起來，并下了死命令，沒有我的批準，連韓愛晶也不準領一發子彈。我們認為，北航革委會是一級政權，中央授于我們武器，是對我們的信任，如果出了事，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北京衛戍區對我們的信任，所以我以革委會名義下了通令，誰若膽敢私自動用武器、彈藥，“北航紅旗”武裝部隊和組織保衛部按“軍法”處治。
有了子彈，保衛部組織了兩次赴西山打靶，許多學生過了槍癮。
有一次，北師大一伙人開著卡車來沖擊北航，被我的人攔在了門口，雙方在門口打了起來。我讓“紅武連”緊急出動，開槍把對方的車輪打癟了，把北師大的人趕跑了。
北航是國防院校，教學區有解放軍站崗。對導彈等保密倉庫和尖端實驗室，我增派了學生崗哨，保證萬無一失。北航西邊幾根高壓線是保證天安門用電的，每逢重大活動和節日，我就親自帶“紅武連”的學生們在電線桿下晝夜輪流站崗。在北航保衛部和“紅武連”的保衛下，北航文革中連一塊玻璃也未打破，這是連反對北航紅旗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有人說北航文革中是重災戶，我又同意又不同意。文革中，北航革委會是北航紅旗一派掌權，沒有對立派組織，這是歷史事實。但正是由于北航紅旗一派掌權，北航文革中的“災難”遠比其他高校少，這也是歷史事實。當時，北京的高校幾乎都分兩派，許多學校都在武斗。北京工業學院打死了老院長魏思文，清華、北大等許多大學天天武斗，打死打傷了許多人，連大樓都炸毀了。外地更是打得一塌糊涂，死傷無數。假如文革中北航不是“紅旗”一派掌權，而是兩派整天武斗，炸毀大樓，斷水斷電，槍聲不斷，不敢出門，甚至天天死人，象清華、北大那樣，某些人可能就高興了。假如那樣，北航紅旗后來日子反而要好過得多，某些反對北航紅旗的朋友們很可能也會嘗嘗當“5。16”分子和“三種人”的味道。
天安門廣場武裝游行
北航紅旗武裝部隊的最大一次行動就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武裝游行。
武漢“7.20”事件之后，北京市整天示威游行，聲討武漢軍區和“百萬雄師”的“反革命暴亂”。作為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北航紅旗自然不甘示弱，加上北航紅旗直接有人在“7.20”事件中挨了打，紅旗戰士們氣不打一處來。
革委會常委們決定北航紅旗持槍武裝游行，由我負責領隊，要求絕對不能出事。我建議是否向北京衛戍區打個招呼，韓愛晶等人說，打了招呼反而麻煩，決定不打招呼。
我嚴格地挑選了持槍人員，檢查了每一枝槍，不準有一發子彈。韓愛晶說，帶槍為了嚇唬人，若出了事，要你的腦袋。我問是否向衛戍區打個照呼，韓說算了，打了照呼反而麻煩。
那天，我帶領荷槍無彈的數千名北航紅旗武裝部隊戰士，后面跟著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很快到達了新街口北口。
新街口是北京內外城分界線，進了新街口，就是進了內城了。北京衛戍區的值勤戰士和公安干警如臨大敵，組成了人墻，阻止游行隊伍進城。
大隊人馬被擋住，我很著急，請值勤戰士馬上放行。戰士們不敢作主，要打電話請示上級。一會兒，戰士讓我去崗哨接電話。
因工作原因，我常同衛戍區打交道，我的名字衛戍區許多有關人員都知道。
電話里的人我不熟悉，可能是值班首長，他問我是誰？
我說：“我是北航紅旗武裝部隊司令戴維堤。”
對方哈哈大笑，說：“你們武裝游行，誰批準的？”
“毛主席批準的。”我隨便回答。
“我們沒接到通知，不能放行。你知道，這是首都，任何人不準帶槍進城。”
“你們當兵的為什么能帶槍？我們也是毛主席的紅衛兵。你快請示傅崇碧司令員和黃作珍政委，耽誤了大事你負責。”我口氣很硬，有恃無恐。
“你等一下。”我等了一會兒。
“你們槍里有子彈嗎？”口氣有緩。
“絕對沒有，我向你保證，我一支支親自檢查的，一粒子彈也沒有。槍是你們發的，一粒子彈也沒給，等于燒火棍，你們怕什么？”
“你們一定要注意安全，絕對不能出事，否則誰也擔當不起。你不能說是我們同意的，你們自己沖吧，我命令值勤戰士撤開。”
乖乖！很好！夠朋友，給面子。我放下電話，趕到隊伍前面，大喊：“同志們，沖呀！”這時執勤的戰士們全讓開了。
隊伍長驅南下，趕到西單，又遇上了麻煩。只見一排排警察組成多道人墻，足有上千人，不準隊伍前進。
沒有功夫扯皮了。我用高音喇叭大喊：“警察同志們閃開，保衛毛主席的請參加我們的隊伍，北航紅旗武裝部隊誓死保衛毛主席，誰膽敢阻攔誰就是反革命！同志們，正步--走！”我下了命令。
數千名持槍的紅旗戰士高喊著口號，正步向天安門方向挺進，后面跟著幾十萬大軍的游行隊伍，警察們被沖了個落花流水，有的人帽子都掉了。游行大軍很快到達了天安門廣場。
游行的隊伍在天安門廣場呼喊了一頓口號，許多人的嗓子都喊啞了。那天天氣又悶又熱，但游行隊伍秩序井然，斗志高昂，沒有人掉隊，沒有人開小差。
游行結束返回學校后，我讓學生們清點了武器，擦得錚亮，入了槍庫，沒出任何問題。
天安門廣場的武裝游行，鍛煉了北航紅旗武裝部隊的學生們。他們服從命令聽指揮，不怕苦，不怕累，若打起仗來，一定不怕死。我和韓愛晶等頭頭們都非常滿意。
天安門廣場武裝游行之后，北航紅旗又撈取了不少政治資本。
北航“八.二四”事件始未
1967年8月204日，北航發生了打死學生李明清、吳仙虎的嚴重事件。李明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的兒子，吳仙虎是工農子弟。
文革以來，在對待工作組和其它大是大非問題上，北航的大部分高干子弟同工農子弟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明顯。反工作組的人們得到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并于8月20日成立了以工農子弟和中下級干部子弟為主要成分的“北航紅旗”。以保工作組的高干子弟為主的紅衛兵組織土崩瓦解，高干子弟們產生了強烈的失落感和不滿情緒。他們百無聊賴，有的外出串聯，實際是游山玩水，有的談情說愛，但有的人開始秘密串聯，搜集中央內部斗爭的消息和情報，把活動轉入了地下。隨著父輩們受沖擊越來越厲害，他們對文革開始懷疑和反感，由開始的“保工作組派”變成了“保爹保媽”派。他們對北航紅旗和全國造反派--尤其是蒯大富等人十分仇恨，進而對中央文革直至毛澤東也產生了怨恨情緒。
從1966年8月初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劉少奇、鄧小平和一些老干部開始挨整。8月5日，毛澤東親自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等人。劉少奇的被整，使得一些高干子弟感到“唇亡齒寒、如喪考妣”。北航的高干子弟們同社會上的老紅衛兵和“聯動”分子們一道，開始公開“炮打中央文革”，指名道姓地批評和指責江青等人，最后發展到把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主席。“你毛澤東可以炮打劉少奇，我們為什么不能“炮轟”一下你毛澤東？”1966年8月24日，北航6系（導彈系）學生李明清（李井泉之子）等5個高干子弟聯名寫出了一張《炮轟……》的大字報，在為劉少奇等老干部喊冤叫屈的同時，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大字報一出，立即轟動了全院。
當時我們剛翻身，北航紅旗剛成立4天。作為紅衛兵造反派，我們對李明清的大字報堅決反對，但又不得不從心理佩服李明清等人的膽量。事后，李明清等人被群眾扭送到公安部門關了一些日子，后又放回了學校。（注：事實上是毛澤東和江青讓謝富治放的。）從此，李明清等高干子弟們當起了逍遙派，但對中央文革的所作所為和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始終耿耿于懷。
吳仙虎是北航九系學生，當時對他毫無所知。據說他也是老造反，但思想極左，目空一切，因此可能沒有參加北航紅旗，更不是頭頭。
多年之后，筆者才從沈如槐（清華大學414一把手）先生的書中得知吳仙虎的有關情況。原來他文革初期就“跑單幫”，在西南地區串聯時曾經和沈如槐等人認識并一起成立了“清華北航南下串聯小分隊”， 吳仙虎自任負責人。據沈如槐書中說，吳仙虎曾帶領他們大鬧西南局，抓住西南局書記李井泉不放，逼著李井泉對他兒子李明清的《炮轟……》大字報表態，企圖逼迫李井泉承認自己是李明清大字報的后臺。最后李井泉寫了一份表態性的文字，其中說：
李明清是我的第二個兒子。他在北京航空學院寫這張大字報我事先不知道。他也沒有向家里任何人談過。后來我看到了同學們抄來的這張大字報，我認為這張大字報是極其錯誤的，性質是嚴重的，立即托在北京的同志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并且贊成和支持同學們對這張大字報進行徹底地批判。
李井泉1966年11月4日
關于這件事，在北航都少有人知。
吳仙虎回學校后，不知什么時候思想發生了180度大轉變，開始反對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1967年夏，他在北航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談談孫悟空》，“影射攻擊”毛澤東、江青、中央文革和北航紅旗。大字報一鳴驚人，吳仙虎出了名，立即受到了紅旗戰士們的批判和圍攻。
1967年8月20日，北航紅旗的學生劉天章在河南串聯時，因介入開封化肥廠的兩派武斗，被保守派開槍打死了。（注：不久，北航紅旗戰士周錫坤在湖南湘鄉縣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槍殺于縣城街頭，身上中彈數十發。）
劉天章是普通干部子弟，為人正直樸實，艱苦樸素，關心黨和國家命運，思想比較激進，是北航紅旗的骨干分子，在同學中威信很高。
劉天章同我很熟，本來，他是約我和他一塊去河南串聯的。我因工作忙，脫不開身，他便一個人去了開封，結果血染黃沙，命喪古城。
噩耗傳來，北航立即炸了鍋，北航紅旗的戰士們氣炸了肺。
當時，北航紅旗號稱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在全國響當當、硬梆梆無人敢惹。我想打死劉天章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是北航紅旗的。當時，中央剛武裝了北航紅旗，發了數千支槍。假如打死劉天章的人和單位在北京，那后果不堪設想。
北航革委會成立了數十人的治喪委員會，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追認劉天章為革命烈士。追悼會上，主要頭頭們對天鳴槍為劉天章送行。
奇怪的是，做為劉天章的好友和保衛部長，我既不是治喪委員會成員，也沒有上主席臺。
追悼會后，劉天章的骨灰放到俱樂部門口靈堂，北航紅旗戰士們為劉天章守靈。一些炮打過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來跪靈請罪，紅旗中的一些學生發誓要為劉天章報仇，許多對北航紅旗不滿的人嚇得敢怒不敢言。如果說那幾天北航充滿了“紅色恐怖”，也算事實。
8月204日，恰逢“炮轟……”大字報發表一周年。這天晚飯后，一些北航紅旗的學生們自發地陸續把幾個“炮打中央文革”和寫過“炮轟……”大字報的學生拉到東操場批斗，其中有西南局書記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地質部長孫大光之女孫茜玲，建材部長賴際發之子賴銳銳，鐵道部軍管會主任蘇靜之子蘇曉前和工農子弟吳仙虎等人。當時人很多，現場很亂，沒有固定的組織者和指揮者。批斗過程中，發生了武斗，有些在北航串聯的外地學生也參與了打人。后來人群一轟而散，被批斗者都自己回了宿舍，當時并沒有死人。惟有吳仙虎被一批學生拉到十二樓前繼續審問拷打。
歷史的事實是，這天晚上，恰逢北航革委會在主樓召開全體會議，所有頭頭們不知道東操場發生的事情。散會后，已經很晚了，頭頭們往宿舍走。韓愛晶等主要頭頭們聽說十二樓前批斗反革命，繞道走開了。我住十三樓，和幾個革委會委員路過十二樓時，見許多學生們正在打吳仙虎。我當時并不知道批斗會的全過程情況，吳仙虎本人我也不認識。我從來反對動手打人，文革中我從未打過一個人，包括小偷流氓。于是我對打人的學生（大部分是“紅旗”的老造反們）喊道：“算了，算了，別打了，快回去睡覺吧！”一些學生把我推開，說：“這里沒有你們的事，你管不了，快回去吧！”于是我便和幾個頭頭回宿舍睡覺去了。對這件事，我雖然簡單地制止了一下（我是唯一出面制止的頭頭），但沒有最后盡到責任，這是我的嚴重失誤，多年來我一直十分內疚。
我當時之所以沒有站出來堅決制止，一是打人的學生都是老造反，有些還是基層的頭頭，聽不進勸。他們正在火頭上，我一個革委會委員是管不了他們的；二是我個人認為群眾專政嘛！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時打幾下也可以。我當時確實有這種思想，但我當時絕對沒有說過這種意思的任何話，也根本想不到后來會打死人。天快亮時，有人叫我起來，說吳仙虎被送到了保衛部。我去一看，吳仙虎被打得很重，打人者全跑光了。我立即讓人把吳送了校醫院，吳因傷勢太重，死了。
我正破口大罵打人的學生們時，又有人來報告，說李明清也死了。我和革委會委員李某某跑到李明清宿舍，見李明清躺在床上，我摸了摸他的胸口，心臟已停止了跳動。同宿舍的學生說，李明清回來后，喝了許多涼水就睡了，天亮時發現他已死去。李有心臟病，可能是被打后導致了心肌梗塞所致。李明清之死，嚇了我一跳，北航誰都知道他是李井泉的兒子，這下子問題就麻煩了。
我立即報告了常委們。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被批斗和挨打的幾個高干子女，文革之初我和他們一塊造反，彼此有些了解，后來因觀點分歧，分了手，但我對他們并無成見，我理解他們老子被打倒的心情，所以當他們炮打中央文革被公安部抓去關了一段又放回學校后，我并沒有難為過他們。這點，孫茜玲、賴銳銳等人后來替我說過公道話。他們說北航頭頭中戴維堤是個好人，要不是他，我們可能都被打死或整死了。孫茜玲、賴銳銳等人后來都成了高級干部，他們當時確實是死里逃生。
學校出了人命，主要頭頭們皆很吃驚，韓愛晶說：“這件事同革委會沒有關系，誰干的誰負責！我們沒有讓他們開批斗會，更沒有讓他們打人，誰打死人誰負責！”韓讓我把此事上報了市公安局和衛戍區。
處理完后事后，北京衛戍區奉江青指示，限令北航204小時內交出兇手。
文革中被害死、打死的人成千上萬，無人問津，屈死的冤魂不知有多少。江青之所以對北航大發脾氣，主要還是李明清是李井泉的兒子。中央文革整了大批老干部，包括李井泉，已經不得人心，如今中央文革的“鐵拳頭”打死了李井泉的兒子，當然是給中央文革找了麻煩，讓“老家伙”們抓住了把柄，所以江青十分惱火，下令抓兇手。韓愛晶立即召開革委會，研究抓兇手的事。
實事求是地說，韓愛晶在抓兇手問題上，是持堅決態度的，其目的可能和江青一樣，為了洗卻自己和北航革委會的責任。所謂韓愛晶抵制抓兇手的說法是不對的，但一談到誰是兇手問題上，革委會內部產生了嚴重分歧。
經對目擊者和參與者調查，一時很難判斷誰是主要兇手。批斗會確實是群眾自發的，導火線是紅旗戰士劉天章在河南被保守派打死了，許多紅旗戰士有報仇心理。批斗會沒有固定的組織者和指揮者，參與打人的學生也有上百人，有些外地學生打得也很厲害，很難說是誰打死的。革委會頭頭們誰也不敢判定誰是主要兇手并送衛戍區，但衛戍區限令半夜十二點交人，怎么辦？
韓愛晶等人主張，把參與打人者全部送衛戍區，讓衛戍區和公安局去處理，該怎么辦怎么辦！
但這樣大約要送一百多人，這不成了示威了嗎？許多人反對韓愛晶的意見。
我建議，既然馬上定不了兇手，可以先派代表去衛戍區解釋一下，緩幾天時間，等查出兇手，立即送去，若今晚不去人，過不了關。
眾人同意我的意見，許多委員自愿當談判代表。我是保衛部長，負責同衛戍區和公安局的日常聯系，自然算一個。革委會委員匡正芳和徐佛書愿意去。為了解情況方便，吳仙虎的同班同學張平也被選中。
我們四人正要動身，突然革委會女常委楊瑞云說：“戴維堤最好不要當正式代表。這件事事關重大，需要性格脾氣好的人去辦，戴急性子，別把事情辦砸了。”
眾人同意楊的意見，我也無話可說。于是我不算正式代表，但負責送他們去衛戍區談判。
我調了車趕到衛戍區時，正好半夜十二點。
衛戍區支左辦公室主任哈斯和另一位干部接待了我。我鄭重說明了北航革委會的決定，今天實在查不出兇手，但我們有誠意，為了尊重衛戍區，我們特派了三位革委會代表，同你們談判，希望寬限幾天時間。
哈斯笑著說：“可以，你讓代表們留下，你回去吧！”
我說：“你們談吧，我等著！”
一會兒衛戍區來了輛小轎車，讓代表們上車，匡正芳、徐佛書和張平隨哈斯上了車，立即開走了。
我突然恍然大悟，不好，上當了，哈斯把我給涮了。我急得在衛戍區門口大喊：“姓哈的，我們來的是談判代表，不是兇手，你要聽清楚了！”
我立即乘車返回了北航，向韓愛晶等人報告了情況。韓愛晶一聽，笑著說：“你們走后，我們就議論，你干不成大事，非捅漏子不可。我們早就想到，去的人一時回不來，所以未讓你去。算了，這事我來處理吧！”
我不領情。人是我送去的，許多人都會罵我，我的面子往哪兒放？我要返回衛戍區要人，若不行，我也不回來了，陪著他們坐牢。韓讓我別蠻干。
第二天，我又去衛戍區找哈斯，同他大吵了一頓。哈斯一點也不發火，他笑著說：“我也是奉命行事。你們也替我想想，江青同志和司令部首長們命令我抓兇手，不這樣你們什么時候交出兇手？你快回去抓出真正的兇手送來，我們就放人。”
結果，匡正芳、徐佛書、張平三人被關進了宮德林看守所（這里曾關過溥儀），受到了極不友好的待遇，徐佛書因解釋被打得鼻青臉腫。7天之后，韓愛晶請謝富治寫了一張條子“若果真不是兇手，可以放人。”我拿著條子去要人，衛戍區只放了匡正芳、徐佛書。張平因在監獄里承認打過吳仙虎一個嘴巴，被當作兇手和人質仍關著不放。
張平的老父親從東北老家跑到北航來要兒子，天天坐在我的辦公室門口又哭又鬧，搞得我沒法工作，后來還是找謝富治寫了條子才放了出來。張平被關了7個月零7天。
那位北京衛戍區支左辦公室主任哈斯，后來再也沒有見過面。聽說他后來也犯了錯誤，被關了起來，不知真情如何。
后來，工、軍宣隊進北航后繼續抓兇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誰是主要兇手。最后，把發起批斗和參與打人較歷害的幾個學生抓起來判了幾年刑。
以上就是北航“八.二四”事件的全過程。
李明清、吳仙虎二位同學是好同志，他們不該死。他們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毛澤東的錯誤路線，為此獻出了自己年輕寶貴的生命，愿他們的冤魂安息。
張體學上了天安門
“7.20”事件之后，北航紅旗象全國造反派一樣，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煽動指使下，干了一些對彭德懷、徐向前、徐海東、陳再道等老帥、老將們不尊重、不禮貌的勾當，這是事實。（注：有些事情僅僅是個別頭頭和個別人干的，但最后都加到了北航紅旗頭上。）但北航紅旗死保聶榮臻、肖華和楊、余、傅，以及認為應該保的人，這也是事實。韓愛晶說，中央讓打倒誰，我們就打倒誰，不能唱反調。中央一旦解放了誰，我們立即保，對他們的子女立即照顧。對有些已被當時群眾組織打倒的人，只要我們調查清楚沒有大問題，就大膽地保，不要讓別人認為我們“打倒一切”，我們不可能“打倒一切”。
北航紅旗要保起某個干部來，那也是不含糊的，甚至一保就把他保上天安門城樓。
1967年夏天的一天晚上，我在組織部辦公室的沙發上正要睡覺，忽聽樓道里傳來雜亂的腳步聲。我開門一看，是作戰部的一些人抓了人來了。只見幾個頭上蒙著麻袋的人被推進了韓愛晶等人的辦公室兼宿舍。我一打聽，被抓的人是張體學（湖北省委書記）和穆欣（光明日報總編輯）等人。之所以抓張體學，是想通過他了解有關武漢事件和湖北省委的有關情況，至于穆欣，可能是抓錯了人，很快就放走了。
文革中，北航紅旗陸續把一些老干部“抓”到北航來過，但大部分是被“保護”的。這些行動，全是中央文革辦事組的人打電話指示的。
由于這種事不歸我管，我便睡覺了。第二天一早，我來到了韓愛晶的辦公室。 韓的辦公室沒有鎖，里面僅有一張桌子和一張上下床。我一進門，吃了一驚，只見韓愛晶在上床，張體學在下床，兩個人的手用一根線繩連接著，正在呼呼大睡。后來才知，韓同張體學聊了一晚上，剛剛睡下。韓愛晶怕張體學逃跑或跳樓自殺，用一根線繩拴住張體學一只手，另一頭拴在自己手上，但為了照顧張體學，他讓張睡下鋪，自己睡上鋪。這種小孩兒戲如不是我親眼所見，是絕對不信的。后來我們取笑韓愛晶，你也不怕張體學勒死你。韓愛晶笑著說：“君子之交，不打不相識，意思到了就行了。”
張體學是韓愛晶下令從武漢在京群眾組織處搶來的。對張體學本人，北航紅旗并不知道有什么問題，“上面”讓北航抓他，就把他搶來了。韓愛晶干了許多錯事，壞事，但也干過好事。錯就是錯，對就是對，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胡說八道。
張體學當時已被湖北許多人打成“黑幫”，整天挨批斗。他是紅小鬼，老紅軍出身，沒什么大辮子可抓。他向韓愛晶詳細介紹了自己從小參加革命的過程和經歷，也談了湖北省委和武漢一些情況。他反復向韓愛晶說明，自己從未被捕過，決不是叛徒，希望革命小將相信他。
韓愛晶相信了張體學的話，對張體學十分同情。他讓學生們好好照顧張體學 。文革中，沒有一個造反派是真正打倒一切的，也沒有一個保守派是一切都保的。有打有保，有保有打。所以后來中央有人說，造反派、保守派都是文革派，都不是好東西，還是消遙派好，這話有一定道理，不過執行起來，就不一樣了。
韓愛晶把張體學的事告訴了我們，記得他說：“看來張體學沒有什么問題，這樣的干部應該保，我們不能把毛主席手下的老干部都打倒了，那樣不就把毛主席架空、孤立起來了嗎？”這話出自韓愛晶的口，確實不簡單，可能有人不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吧。
韓愛晶給張體學出主意，讓他給毛主席和中央寫一個檢查，態度越誠懇越好，把工作中的錯誤上綱上線，上升到路線斗爭高度，然后恨恨地罵自己一頓。另外，一定要表示如何如何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要表示堅決擁護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張體學唯命是從，很快寫好了信，韓愛晶幫他修改了一下，讓張體學簽了字。
不知韓愛晶把張體學的信交給了誰。反正不幾天，周總理就派人把張體學接走了。國慶節那天，被湖北某些人打倒的“黑幫”張體學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紀登奎當了副總理
類似的事情，本人也干過一次。
1967年春夏，北航紅旗把河南省一批受沖擊的老干部接到北航，保護了起來，其中有劉建勛、紀登奎等人。
劉建勛文革前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在北航住了幾天后就被中央接走了。他先當了幾天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很快又調回河南任省革委會主任。
紀登奎解放后曾任許昌地委書記，文革前任河南省委副書記。他和尹聚平的父親蔣中岳（時任勞動廳長）較熟，二人于六二年反右傾時被打成河南省的右傾分子和反黨小集團成員，罪名是同情支持彭德懷，為民請命，反對當時省委主要領導人的浮夸風。蔣中岳還被撤了勞動廳長的職，發配到新鄉當了廠長，差點被開除黨籍。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河南省成千上萬的老百姓被活活餓死了，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吃死人的現象。而當時河南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一面對中央封鎖消息，一面繼續大搞浮夸風。紀登奎等人冒著風險，如實向中央報告了河南的嚴重災害情況。毛澤東看后，拍案驚奇，對紀登奎印象很好，并在報告上批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此后，毛澤東一直稱紀登奎為“老朋友”，并多次接見紀登奎。以上這些情況，我們當時是不知道的。
文革開始后，紀登奎等人被河南群眾組織關了起來，幾乎天天被批斗，“坐噴氣式飛機”。但他能“正確對待”，每次被批斗后都“哈哈一笑”。后來毛澤東路過河南時接見了他，并夸獎他能夠正確對待群眾運動。毛澤東離開河南后，仍有一些群眾組織揪斗他。1967年夏，他和一批受過沖擊靠邊站的干部來到了北京，被北航紅旗保護了起來。
韓愛晶等人讓我找幾個學生，負責河南這些干部的吃飯、安全問題。為了怕河南群眾組織來搶人，我把這些干部安排在有解放軍站崗的主樓里，每天派學生打飯給他們吃。學生食堂的伙食很一般，早上全是粗糧，紀登奎他們心情不好，難以下咽，只是拼命地抽煙。
我見紀登奎整天拼命抽煙，心情不好，就勸他說：“老紀，毛主席不是很喜歡你嗎？你為什么不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寫封信，作個檢查，我們給你送上去。”
紀登奎一聽很高興，立即開始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信。
正巧，那天中國科學院成立革命委員會，給韓愛晶送來了一張請柬，韓有事讓我去參加。
中科院成立革委會，周總理一定會出席。我立即跑到紀登奎住的房間說：“老紀，我要去開會，很可能見到總理，你寫信來不及了，趕快簡單地寫個條子，我替你交給總理。”紀念登奎趕緊寫了一張條子：主席，總理：我是紀登奎，我現在北航革命小將手里，我萬分希望能見到主席和總理，我有千言萬語要向主席、總理說。
條子就這么簡單，紀登奎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調車趕到中科院會場時，已經遲到了。我憑請柬進場后，見主席臺上已經坐滿了人，我坐到了主席臺最后一排。不一會兒，掌聲響起，周恩來總理和郭沫若等人來了，坐在了主席臺第一排中央。我正想如何去見總理，真是無巧不成書，周總理的秘書正好坐在了我旁邊，我把紀登奎的信交給了他，秘書記下了我的名字。
第二天上午，周總理的“大紅旗”來到了北航，秘書找到我，說是總理讓他來接紀登奎。我立即跑到主樓大聲地喊：“老紀，老紀，總理派車接你來了，快點走！”紀登奎當時激動得要命，緊緊握著我的手不放。我和同學們把紀登奎送上了總理的汽車。
很快，紀登奎就解放了，先當了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后來當了國務院副總理。
我后來從未去麻煩過紀登奎，包括挨整受冤枉的時候。倒是我一個分到北京空軍的老同學（給紀登奎打過飯，買過煙）后來因工作調動的事找過他。他當時兼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很痛快地給辦了。
紀登奎后來為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寫調動八大軍區司令的命令時，鬧過小小的笑話，只寫了任命書，未免去原職務。毛主席去世后，他可能犯了支持華國鋒“兩個凡是”的錯誤。小平同志上臺后，他和吳德、陳錫聯、陳永貴等人被趕下了臺，其中的內情，小老百姓就說不清楚了。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當時保紀登奎等人是無罪的。
“紅航一號”誕生記
北航革委會成立后，合法地掌管了北航的一切權力。遵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戰略部署，領導全院師生牢牢掌握斗爭的大方向--進行所謂的“斗、批、改”。
1967年夏季，中央軍委和空軍通過國防科委向北航下達了為空軍研制高空、高速靶機的光榮任務。北航革委會把該項目命名為“紅航一號”，由革委會副主任井崗山、仇北秦掛帥，成立了由革委常委屠海鷹、李樂和刁震川、王敬明（刁、王都是三結合老干部，原北航副院長）、唐邑（二系主任、航空專家）、革委會委員李明啟、何凌書、張奎賓等人參加的“紅航一號”指揮部領導小組，組織精干的科研力量進行設計、研制并在北航附屬工廠總裝車間生產。
作為國防科技院校，北航文革前經常承擔大大小小的航空、航天軍事科研項目。早在1958年，北航師生就自己設計、制造出中國第一架飛機“北京一號”并飛越了喜馬拉雅山。實事求是地說，比起火箭、導彈、人造衛星等許多重大項目來，“紅航一號”算不上重大工程項目。但是，當時是在文革中，全國武斗成風，許多單位的科研、生產幾乎癱瘓。不管是北京，還是全國，絕對找不出第二家像北航這樣安定團結、秩序井然的大學來，更不要說承擔軍事科研項目了。
當時的事實是，一些運動初期被工作組和群眾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的相關專業的教授、教師立即成了寶貝。許多人積極報名參加該項軍事科研任務，以此作為向毛主席、黨中央表忠心的好機會。因為一旦被批準參加“紅航一號”的研制工作，就說明自己政治上已經沒有問題，是非常光榮的事情。
回到正題。作為革委會組織保衛部長，我參與了“紅航一號”主要“參戰”人員的政治審查。我例行公事地查閱了每個人的檔案，沒有重大歷史問題的一律放行。
我負責“紅航一號”研制的安全保衛工作。為了保證“紅航一號”的研制成功，圓滿完成上級交給的光榮任務，防止泄密和階級敵人的破壞--在當時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向北京衛戍區請示報告，為北航附屬工廠增加了一個解放軍崗哨。我又派“紅武連”的學生們在工廠周圍加強巡邏，保證萬無一失。
但不久，就出了大事。
當“紅航一號”正處于緊張的試驗階段時，上級有關單位通知我們，“紅航一號”總裝車間的現場照片和“中共研制新式武器”的報道出現在了香港的報紙上。國防科委的領導非常惱火，責令北航革委會嚴查此事。
我一聽此事，驚呆了。韓愛晶等常委們指著我的鼻子大罵。作為組織保衛部長，“參戰”人員是我參與審查的，現場是我負責保衛的，出了如此重大的事件，我罪責難逃。
我立即組織人馬展開了調查。據有人反映，一位參與研制的二系教師曾經帶照相機進入總裝車間，并說他家樓頂上有天線一樣的東西。我立即對該教師進行了詢問和審查，并搜查了他的家、樓頂和辦公室，但沒有發現什么問題，他也矢口否認自己決沒有也不可能泄密。有人主張把所有可疑人員一律審查和逼供，我和頭頭們制止了。由于沒有足夠的證據，此事成了無頭案，最后不了了之。盡管沒有造成其他重大損失，但這是我的嚴重失職和無能。事后，我自己向革委會和國防科委寫了檢查，請求處分，最后也不了了之。
事到如今，對天發誓，在這件泄密事件中，我們始終沒有對該教師進行逼供，更沒有打他一下，盡管當時打他幾下事出有因。就這樣，作為北航紅旗的保衛部長，我保持了文革中從未打人的“吉尼斯”記錄。
“紅航一號”在北航革委會的領導下，繼續研制、生產，經歷了失敗，最后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向空軍提交了高水平的新式靶機，受到了中央、國防科委和空軍的表揚。這是參與研制、生產的廣大教師和員工的功勞，北航革委會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而我本人是有過之人。
需要指出的是，北航研制“紅航一號”，是在全國亂成一團、大部分高校兩大派對立嚴重甚至武斗成風的形勢下進行的。當時北大、清華等學校正在造炸藥，造手雷彈，造裝甲車等，準備炸大樓，炸高壓線桿，炸人等。在這樣的形勢下，北航革委會能夠領導組織北航師生員工為部隊研制出新式武器--盡管不是原子彈和宇宙飛船--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這一點，筆者不得不交待清楚，因為后來在某些人的眼里，北航革委會是“壞人篡黨奪權”，北航紅旗簡直就是“反革命組織”，北航紅旗的頭頭和積極分子全是壞蛋。某些“勝利者”在寫北航歷史的時候，站在派性的立場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極盡歪曲、夸大、污蔑之能事，并口口聲聲說北航文革中是“重災區”，北航紅旗沒干一件好事，這恐怕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難以服人。
歷史不可能永遠被強權者所涂鴉。北航紅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評說！
武光問題真相
北航紅旗對老院長武光的保與批，需要讓歷史說話。這里面有復雜的原因和經過。北航一些同志武斷地說北航紅旗迫害武光，有失公允。
北航許多人應該知道我是第一個保武光的。本書前面已有詩為證，對武光沒有感情寫不出那首詩。北航紅旗一開始也是保武光的，沒有人反武光。武光后來在新疆被打倒后，被人“揪”到了北京。開始住在北大，我和頭頭們派人去把武光接來，藏在北航保護了起來。
聽韓愛晶說，康生說武光是好同志，我們黨象武光這樣的老同志不多了，應當好好保護。我們本來保武光，聽了康生的話，很高興，對武光照顧得很好。由于北航紅旗的保護，新疆方面不敢搶人，武光同志免受了許多苦難，這是歷史的事實。
后來，還是這個康生，在飛機場送外賓時對韓愛晶說：“武光是大叛徒、大特務，你們怎么還保他？”韓回來一說，我們都氣壞了，大罵康生出爾反爾，不是東西。由于康生是地派的后臺，北航紅旗一直對他有看法，只不過不敢公開反他而已。
我們對康生的話半信半疑，陽奉陰違，決定繼續保武光，走一步算一步。
不久，衛戍區來人找韓愛晶要武光。韓愛晶說不了解情況，讓找我。我一口咬定武光不在北航，早就被新疆的人搶走了。當時北航上上下下的人都保武光，不愿武光被衛戍區拉走。衛戍區來了兩次人，都被我頂回去了。我當時幼稚地認為，說不定康生又出爾反爾，說記錯了，武光不是叛徒、特務，這不就行了嗎？
衛戍區的同志從北航某些人口中知道武光就在北航，便上報了謝富治，不知北航是誰告的密？于是謝富治給韓愛晶打電話陰陽怪氣地說：“我派人去要武光你們不給，你們北航紅旗眼里沒有我，難道還要我這個北京軍區第一政委親自出面才給嗎？”
沒有辦法，我只好把武光交給了北京衛戍區。我知道北京衛戍區對“黑幫”的“監護和監管”是怎么回事，賀龍、彭德懷不就是被監護死的嗎？
后來，迫于康生的淫威，為了洗卻保“大叛徒、大特務”武光的罪名，北航主要頭頭們在沒有召開革委會全體會議研究討論的情況下，在院內提出了“打倒武、周、程、王、張”的錯誤口號，并把武光拉回學校批斗了多次。盡管“北航紅旗”對武光恨不起來，批判純粹是例行公事，但不管怎么說，這也是完全錯誤的，是對武光和其他北航老干部的迫害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1968年春天那次在體育館批斗武光，我得到消息后，又一次出面保護武光。本來“斗、批、改”方面的事情（如專案組和批斗會之類）不歸我管，但出于良心和不放心，我怕武光在會上吃苦頭，便利用職權跑到會場對有關人員說：“不準武斗，否則后果自負。”并跑上臺去對武光小聲說：“例行公事，你不要怕，沒人敢打你”。
以上情況，絕對是歷史的事實，說表功也可以，因為那是客觀存在。
武光同志后來被關押審查了整十年，受了不少苦難，1978年返回北京，平反后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市人大副主任，現已離休。前幾年他寫的文革回憶錄《不是夢》，詳細敘述了他在文革十年中遭受的迫害，內容十分客觀和感人。近年每逢北航校友會時，武光老院長都出來與北航校友們合影留念。如今，他年事已高，筆者衷心祝他老人家健康長壽。
砸“八.一”大會
1967年春、夏，在反擊“二月逆流”和“揪軍內一小撮”的高潮中，北京出現了一股反總理的逆流。以大學里的幾個思想極左的學生組成的“516”兵團，給周恩來貼了許多大字報。社會上一些人建議廢除“八一”建軍節，立秋收起義（9月9日）為建軍節，因為“八一”南昌起義是周恩來等人領導的。
對此，毛澤東曾明確表示反對。他說，“八一”在前，“秋收”在后。是“八一”首先打響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槍。但是，毛澤東的意見當時人們并不知道。
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組織一些人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大會，紀念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40周年，會議組織者邀請了有關中央首長出席，周總理來了，江青等人不知為什么沒有到會。
北航紅旗派了六百人參加會議。韓愛晶說，今天這個大會不是我們組織的，什么人都有，成份比較復雜，要求我把人馬安排在主席臺下面，保衛好主席臺。
大會發言一開始，我就聽出苗頭不對。
大會組織者安排的發言者在歌頌了毛澤東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偉大意義之后說，是偉大領袖領導的秋收起義打響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槍，不是“八.一”南昌起義打響的第一槍。“八.一”南昌起義是大軍閥賀龍他們領導的，最后以失敗告終。這次起義不是工農武裝起義，而是資產階級舊軍隊的一次兵變，所以“八.一”不能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軍日，必須徹底砸爛。我們強烈要求中央廢除“八.一”建軍節，把“秋收起義”紀念日9月9日定為建軍節。這時，會場上不斷有人高呼“砸爛‘八.一’！‘秋收起義’萬歲!毛主席萬歲！”
這時我看見坐在主席臺上的周總理非常激動和氣憤。誰都知道，“八.一”南昌起義是周恩來等人領導的，這次大會明顯的是對著周總理來的。我心里頓時為周總理捏了一把汗。
果然，幾個發言者調子皆大同小異，主張立“秋收起義”為建軍節，廢除“八.一”建軍節。這時會場上亂起來，有人支持有人反對，有人要搶話筒。大會組織者不知是誰，一個勁地要大家安靜，但會場怎么也安靜不下來。
文革中，凡有中央首長參加的大會，從來沒有這么亂過。我立即通知北航紅旗的學生們把住兩個出入口，防止意外。
實事求是地講，北航紅旗也好，韓愛晶也好，都是保總理的。韓愛晶常說：“周總理是全國的大管家，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周總理是支持我北航紅旗的。沒有周總理，全國就亂了套了。北航紅旗任何人不準反對周總理。”這是歷史的事實。至于我個人，始終對周總理非常欽佩，又加上總理親自為我平了反，即使從個人利益上說，我也絕對是死保總理的。
我們同意參加這個大會，是為了紀念秋收起義，但沒想到有人要砸“八.一”。我們事先不知發言者和組織者的目的和宗旨，否則，北航紅旗不會參加這個大會。我心里直埋怨韓愛晶。
這時韓愛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臺上，看到會場很亂，他們也害了怕。我看到韓愛晶走到周總理面前，不停地同總理講著什么。大概是向總理解釋什么還是勸總理離開會場。據后來韓愛晶說，他是請示總理要不要拒絕參加這個會議，立即離開會場，總理沒有同意。
這時，大會組織者請總理講話。
總理站起來走到麥克風前，開始講話。會場靜了下來，韓愛晶和蒯大富緊緊地站在總理身后護著總理。
據我所知，凡是參加這種大會，總理的保安人員和警衛戰士都不可能站在主席臺上，一般也沒有必要。毛主席第六次接見紅衛兵時，走下金水橋，乘敞蓬汽車從紅衛兵人群中穿過，也沒有任何危險，但今天我為總理捏了一把汗。今天大會不是我們組織的。我僅帶了六百個人來，萬一出現情況，有人搗亂，上萬人一亂起來，不好控制。我也真想讓總理趕緊離開這是非之地。
總理的聲音有些嘶啞和顫抖。
“同志們，同學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今天這個會，事先我不知道，我是緊急趕來的。今天大家在這里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40周年，這是非常好的，我堅決支持這個會議。堅決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動……”
這時會場里突然有人喊：“周恩來下去！我們要見江青同志，我們要見毛主席！”會場頓時又亂了起來，一些人的狂叫聲壓倒了總理的聲音，他們不讓總理講下去。
我大吃一驚。文革以來，我可說什么場面都見過，唯獨沒碰上過這種場面。這不是公開反總理嗎？這還了得！這算他媽的什么造反派？大會組織者和叫喊的人是些什么人？若這個會在北航召開，我定會讓北航紅旗武裝部隊把他們全抓起來，可這里是工人體育館，不是我們的天下。
我立即讓北航紅旗六百名學生全體起立，組成了人墻，把主席臺包圍了起來，為了鎮住一小撮人，我叫人把北航紅旗的大旗舉了起來，并帶頭高呼“誓死保衛周總理！”“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北航紅旗堅決擁護周總理！”“反對周總理就是反對毛主席，決沒有好下場！”我一喊，北航學生和會場上的群眾也跟著我喊起來，一下子把一小撮人的氣焰壓了下去。當時，我的心情緊張到了極點。我身上帶著槍，如果有人膽敢上去揪斗周總理，我一定敢開槍打死他，別的，我顧不得了。在保總理問題上，我決不含糊！
周總理繼續講話，出乎我意料，總理下面的講話令我大失所望。這是我知道的總理最違心的一次講話，不知史學家們怎么看待這些話。
“同志們，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們熱愛毛主席，熱愛江青同志，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完全理解你們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我周恩來熱愛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們差。我要告訴你們，‘八.一’南昌起義，不是我周恩來領導的，是林副主席領導的，我周恩來不過是參加了而已。‘八.一’建軍節是毛主席確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對的！我周恩來一生犯了許多錯誤，但我是擁護毛主席的，擁護林副主席的。不信請同志們看一下，我周恩來的心是紅的。”說到這里，周總理突然用手撕開了襯衣，露出了胸膛。
由于我沒法看到總理講話的原始錄音（可能沒有錄音），僅憑記憶，上述總理的講話可能略有出入，但幾句關鍵的話確鑿無誤，撕開了襯衣絕對是歷史的事實。我和許多人被驚呆了，會場上群情激奮。“誓死保衛周總理！”的口號聲響成一片，許多人憤怒地譴責一小撮人反對總理、破壞大會的行為。主持大會的人見沒法再開下去，便草草收場。頓時，人群擁向了主席臺。
說時遲，那時快，我帶著北航紅旗的學生們沖上了主席臺，把周總理緊緊地保護了起來，并護送著總理退場。
那天負責警衛的衛戍區的戰士們已手足無措，他們可能未遇到過這種場面。面對體育館內外人山人海的群眾，他們近不了身，干著急使不上勁。我幾百名北航紅旗學生護衛著周總理，成千上萬名群眾圍著我們，一步一步艱難地向前移動。我沒有受過警衛業務訓練，也不會武術，但我知道，這種場面什么也用不上，只靠我20多歲小伙子的身軀和一顆紅心護衛著周總理。我面對著總理，向后倒退著，指揮學生們開出一條走道。我對著一個當兵的大喊：“快把總理的車調過來！”我當時急于要把總理護送上汽車，讓總理盡快脫險。
現在不記得當時在場的衛戍區負責人是誰了，是傅崇碧，李仲奇，還是其他首長？我估計他們當時也嚇壞了，恕我不恭。
關鍵的問題是人群中有反總理的壞人。
周總理的“大紅旗”慢慢地從人群中開了過來。我正要護送總理上車，不料總理不肯上車。他向人群不停地揮著手，點頭微笑 ，不停地同人們握手。偉大的周恩來，他此時的心情我明白，他不愿這樣灰溜溜地走掉，他早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他相信群眾，他不相信有人會害他，但作為我們，作為總理臨時的保衛人員，我卻不能不高度警惕，以防萬一。這時，我看見遠處衛戍區部隊的戰士們一隊一隊地開了過來，我心里稍微踏實了一些。
這時，周總理大聲地說：“同學們，紅衛兵小將們，不要怕嘛！毛主席說要相信人民群眾嘛！我周恩來問心無愧，我不應該害怕群眾嘛！現在天快黑了，大家都沒有吃飯，我也一天沒吃東西了。”他朝陪同的衛戍區負責人說：“你們是不是搞一點吃的來，我和大家就在這里吃一點晚飯怎么樣？”大家頓時歡呼雀躍起來。
周總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們圍坐在他的周圍，外圍是官兵們和人山人海的群眾。不一會兒部隊送來了大木桶盛著的稀飯、饅頭之類，總理要了一小碗稀飯，我也要了一碗，陪總理喝了起來。
就這樣，公元1967年9月9日傍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周恩來，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北門外的馬路上，席地而坐，與人民群眾們一起喝稀飯，并用舌頭把碗舔得干干凈凈。
我和在場的人都感動得流下了熱淚。
我敢說，古今中外歷史上，除了越王勾踐身陷敵手后為了東山再起而臥薪嘗膽外，周恩來此舉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難怪周總理去世后聯合國破例為他降半旗致哀，他的人格征服了全世界。
文化大革命中，北航紅旗犯了許多錯誤，我也不是白璧無瑕，這點，我從不否認。但是，起碼在對待周總理，保衛周總理方面，我們問心無愧，無可指責。
文革中，北航（不光北航紅旗）沒有一個人反總理。文革中紅衛兵的形象，不單是軍裝皮帶加皮鞭的形象。歷史就是歷史，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這點，無論是史學家，還是當事人，都應尊重歷史，而不應胡說八道。
北航“國際紅衛軍”事件
1967年夏，北航紅旗內部有幾個學生成立了一個叫“國際紅衛軍”的秘密組織，公開的宗旨和口號是“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紅衛兵運動推向全世界，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實際上是反林彪的。主要人物叫白曉宏、曹偉康，二人皆是干部子弟，平時關心政治，博覽群書，思想比較激進和活躍。他們認為，文革以來林彪的表現和言論十分出格和反常，令人懷疑。林彪對毛主席的評價不是實事求是地贊揚，而是別有用心地吹捧，令人肉麻。許多話是明顯錯誤的，違背了事實和辯證法。林彪的心術不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要搗鬼；林彪軍權在握，靠吹捧毛主席成了接班人，一旦毛主席有個三長兩短，林彪當了中國一把手，許多人要人頭落地，全國非大亂不可；林彪才是中國真正的赫魯曉夫，是野心家、陰謀家；毛主席看錯了人，樹林彪當接班人是極大的失策，早晚要吃大虧；在中國，絕對不能讓掌握槍桿子的人當一把手……白、曹二人秘密地向許多人特別是北航紅旗的頭頭們散布他們的觀點。他們還認為，北航紅旗已經成了“保皇派”，成了毛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懷里的“阿斗”，不再繼續革命了；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應當繼續造反，造林彪的反，把中國真正的赫魯曉夫、反革命兩面派林彪揪出來示眾。那樣，北航紅旗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才會受到全國、全世界的贊揚和佩服……
據我所知，北航紅旗有好幾個頭頭對白、曹二人的觀點表示了默認，起碼沒有公開表示反對和制止。其中革委會副主任田東竟然贊同和支持白、曹二人的觀點，并秘密介入了他們的行動。例如，為了驗證林彪某一天是否上過天安門，田東曾帶領白、曹二人專程拜訪了當時國務院秘書長周某某。
由于我是北航紅旗的“元老”和革委會組織保衛部長，白、曹二人也偷偷地向我散布過他們的觀點，但因我當時的思想還沒有達到他們那樣先進的程度，對林彪的認識還同蕓蕓眾生一樣，所以我沒有接受他們的觀點，并勸他們不要胡思亂想、懷疑一切，不要到處散布這些觀點，以免惹是生非。由于白、曹二人是北航紅旗的“老造反”，同我很熟，出于派性，我不可能出賣他們。
當時的中國，“公安六條”有明文規定，反林彪絕對是反革命，要抓起來坐牢甚至殺頭的。
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墻，白曉宏、曹偉康二人反林彪和北航紅旗頭頭態度曖昧的消息很快就傳了開來，有人開始發難，讓頭頭們交待清楚。如此發展下去，北航紅旗將有滅頂之災。韓愛晶等頭頭們看事不好，立即召開了秘密會議，決定統一口徑，并立即把白、曹二人的情況上報了北京衛戍區。很快，衛戍區就來人把白、曹二人抓走了。
作為保衛部長，這事本來歸我管，可能因為事情太嚴重，太突然，韓愛晶和主要頭頭們沒有讓我處理，我也樂得做好人，一身輕松，兩袖清風。
1968年春，白曉宏和曹偉康在衛戍區被關了半年之后放回了學校，按照上面指示，回來勞動改造。我安排他們在學院綠化隊勞動了一段時間。按常規，二人應開除學籍或留校查看。同樣是出于派性，我絲毫沒有為難他們。后來我畢業了，白、曹二人的情況就不清楚了。估計在后來的抓“5。16”運動中，二人日子不會好過。1971年林彪摔死之后，二人肯定已徹底平反。
關于北航革委會副主任田東，后來在革委會作了檢查，受了批判，最后不了了之。值得說明的是，我當時奉常委們之命，曾負責整理過田東的交待材料，并上報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我做了一件對不起田東的事，盡管是奉命的。
田東畢業后抓“5。16”時被整得很厲害，直到林彪摔死后才平了反。我借此書再一次向田東老同學和戰友表示誠懇地道歉。
北航周國懷“叛逃”事件
1967年底的一個晚上，北航南操場演電影。幾個男女學生抓到了一個耍流氓的人，扭送到保衛部。我一看，是四系的主任周國懷。
周是航空材料系主任，中國的航空材料專家，他了解國家的大量航空機密。周當時40多歲，風流瀟灑，不知怎的，看電影時不老實，被女學生們當場捉住了。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扶不起來的“天子”。據我回憶，他好象還是北航紅旗的成員。
周一見到我，羞得立即抱著頭，蹲在了地上。
我為他難為情，說：“唉呀老周，你怎么搞的？”
我讓周回去寫檢查，并通知四系革委會，讓他們批評一下就算了，不要再聲張了。
我認為我的處理沒有錯誤。
誰知過了幾天，周國懷的愛人，政治教研室的吳老師哭哭啼啼地來到我辦公室，交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道：“親愛的妻，我對不起你，我到天涯海角去了，不要找我……”
這顯然像一份遺書，我看后，半信半疑。據我所知，四系確實沒有怎么難為周國懷。但這種事，傳得很快，堂堂的系主任耍流氓，確實不好見人。我估計周國懷可能出去躲一段時間，等事情被人淡忘了，就回來了。周同愛人關系很好，但沒有孩子。我安慰了吳老師一番，讓她不要著急，等幾天周國懷就回來了，有消息隨時報告。
我當時年輕，沒有經驗，因不是政治問題，此事沒有引起我足夠的重視，加上工作太忙，我沒把這事放在心里。
幾天之后，北航革委會突然接到了廈門市公安局軍管會的電話，說有一個叫周國懷的北航教師，在鼓浪嶼海灘洗澡失蹤，岸上留下衣物、手表及工作證等物品，請速來人處理。
我大吃一驚，立即調閱了周國懷的檔案，一看，把我嚇壞了。
周國懷生于臺灣，廈門集美中學畢業，在學校時是游泳冠軍……
大事不好。我立即報告了常委，常委們決定讓我親自帶人立即到廈門尋找周國懷，并要求活要見人，死要見尸。革委會寫了緊急報告，上報了國防科委、北京市公安局、中央情報部等單位，希望提供敵情通報，尤其是臺灣方面的有關反應和信息。
我馬上挑了兩名得力助手，帶了有關證明、證件、槍支等，乘火車直奔廈門。當時不知為什么沒有乘飛機，后來才知，乘飛機也晚了。
兩天之后趕到廈門，顧不得休息立即趕到了廈門公安局，軍管會的同志把周國懷的衣物和工作證等交給我們，經驗證，確系周國懷的東西。
公安局軍管會的同志介紹，那天下午，太陽快要落山了，鼓浪嶼山頂上有一位離休老干部發現海灘上有一個人脫了衣服下了海 。他認為是游泳者，因當時氣溫還能游泳。不料此人一直往深海里游去，一會兒就看不見了。對面就是敵占島 大旦、二旦、三旦，水性好的人完全可以游過去，不過我方岸上有巡邏哨，海里也有我巡邏艇來回巡邏。
我們去了現場，拍了有關照片。果然，站在海灘上，能看見對面的敵占島 ，據說陰天又無霧時，肉眼能看見敵占島上的蔣軍跑步。
看來周國懷很可能是叛逃了，只是不知道是否叛逃成功，若叛逃成功，我方損失就大了。
我們想去水警區了解一下有關情況，但是，正趕上廈門兩派武斗，槍聲不斷，為免意外，我們放棄了找部隊的打算，去集美找周國懷的姐姐了解情況。
出事才幾天，當地群眾組織己行動起來，周國懷姐姐家門口貼了許多大標語和大字報，內容都是周國懷投敵叛逃內容，并勒令周的姐姐和親屬老實交待問題。周國懷的姐姐向我們哭訴說，周前幾天回來一次，說是學校派他到廈門出差，順便來看看她，沒有任何跡象要走絕路。誰料前幾天，突然來了一些人，說我弟弟逃到臺灣去了，讓我交待問題，家也被抄了……
由于事關重大，暫不能定論，在臺灣方面沒有準確消息的情況下，暫不宜定為叛逃。為了保護周國懷姐姐家的安全，我認為應當按政策辦事。于是，我給周國懷姐姐留下了一份蓋有北航革委會和北航紅旗公章的證明：
鑒于我院教師周國懷下落不明，我們正在調查之中。在問題未定論之前，
不宜以叛逃臺灣論處，其家屬不應以反革命家屬論處。希望當地革命群眾
組織按黨的政策辦事，否則引起的一切后果自負。
北航革委會組織保衛部長
北航紅旗武裝部隊司令 戴維堤1967年11月8日
由于廈門兩大派武斗，到處槍聲不斷，我們的調查已經無法進行。于是，我們乘船繞道樟州，乘火車返回了北京。
過了幾天，收到了周國懷姐姐的來信，對我表示感謝，說我留下的東西真管用，當地群眾組織看了后，便不再找她的麻煩了。
后來，北航又二次派人赴廈門調查。從有關方面得悉，周國懷下海后的第二天，我方人員用望遠鏡發現敵占島上蔣軍從海里打撈上一具“尸體”，另外，臺灣方面對此事始終沒有任何反應。根據以上情況判斷，周國懷可能已淹死，但這不是唯一的結論。我代表革委會把上述情況報告了國防科委等上級單位，上級方面認為我們的處理和分析是正確的。我個人認為，當時只能做到這一步。
現在回想起來，作為事后諸葛亮，我有許多失誤。一是應當把周國懷關進牛棚，這樣總比跑了好；二是應當馬上查看他的檔案，若知他是臺灣出生，且會游泳，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出北航；三是應當乘飛機去廈門；四是應當想盡一些辦法同駐軍聯系上，乘巡邏艇去敵占島附近轉一圈，實地考查一下，順便開開眼界。
其實周國懷給他老婆的遺書里寫的“天涯海角”可能就是指的臺灣，只不過當時我太笨，沒有看出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按現在的法律，我認為周國懷只能定為“失蹤”，而不能定為“叛逃臺灣”，因為證據不足。
朱東的故事
朱東，本名朱進選，1946年出生于河南省清豐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其父是1932年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員。朱從小天資聰慧，勤奮好學，1964年高考時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航空學院自動控制系導彈控制專業。大學期間，他政治上要求進步，學習刻苦，成績優秀，決心為祖國的航空航天事業貢獻自己的一生。
1966年“文革”爆發后，年輕氣盛、思想激進的朱東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積極投入了運動，參加了“北航紅旗”紅衛兵組織，成為一名積極分子。朱東博覽群書，尤其是馬列和哲學方面的書看的很多，知識面豐富。他口才很好，講話旁征博引，極富煽動性。不久，他厭倦了學校和社會上的派性斗爭，回到了原籍老家，深入到工廠、農村，發動工人、農民和老干部成立了數十萬人的群眾組織“河南工農共產主義運動團”（簡稱“河南共運團”）。
作為貧農的兒子和共產黨人的后代，作為新中國的大學生，朱東對偉大領袖毛澤東極其崇拜；他對毛澤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發動農民起來鬧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革命實踐十分欽佩。他認為，建國以后，中國的最大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革命必須給人民大眾首先是農民帶來好處和實惠。上層意識形態的革命如果不能最后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這種革命就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他經常在大會上宣講，文化大革命必須首先解決工人、農民溫飽問題，不能餓著肚子鬧革命，那是扯淡；中國大部分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不能統統打倒；他慷慨激昂地宣告，縣級以下沒有走資派；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要發展，永遠沒有頂峰。他甚至在大會上點名“攻擊”林彪是別有用心。他曾經講，“熱愛毛主席要憑行動，光喊萬歲、萬歲、萬萬歲！這不符合辯證法，人能活一萬歲嗎？”
朱東把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變成了河南“共運團”的行動綱領，受到了當地幾個縣數十萬干部、工人和農民群眾的擁護，但也遭到了某些人的反對。有人很快添油加醋地把河南“共運團”和朱東的事反映到了中央。
首先是林彪“發難”，然后是毛澤東、周恩來、謝富治批示：河南“共運團”是極其危險的反革命組織，朱東是大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辦。
1968年1月2日，中央軍委辦事組、公安部軍管會派人急赴河南，把正在大會上講演的朱東逮捕并用專機押回北京，關進了專門關押政治要犯和大人物的秦城監獄。
作為朱東的同學和好友，作為“北航紅旗”的主要頭頭，我們不相信朱東是“大反革命分子”，但我們當時沒法保護他，因為他是“欽定”的“要犯”。
開始給朱東羅列的主要罪名是“挑動群眾斗群眾，破壞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密謀組織幾萬老干部和幾十萬工人、農民起來暴動。”專案組如臨大敵，對朱東展開了嚴厲地逼供信并追查他的后臺。
朱東在秦城監獄中一直關押了八年，受到了非人道地折磨。筆者訪問他時想請他講講當時所受的苦難，但他哈哈大笑：“八年了，別提它了！”隨后，他嚴肅地說：“自1968年1月2日至1975年12月30日我整整被關押八年之久，這對一個青年學生來說確實是從天而降的巨大災難。嚴酷的現實擺在面前，一個忠于黨，忠于人民，熱愛社會主義，向往共產主義的熱血青年，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了呢？巨大地打擊，幾乎要把人的精神撕得粉碎。但是，毛主席說，既來之，則安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要做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當無所畏懼。八年的牢獄之苦，可想而知，但牢門可以鎖住人的肉體，卻鎖不住人的精神。在漫長的不知盡頭的關押期間，自己得以大量地閱讀和精讀馬列經典著作、毛選四卷、哲學、歷史及社會科學著作。這對于自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素養的提高及堅定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受益匪淺。我在監獄中構思了幾部長篇理論著作的雛形。1975年12月30日，我被‘教育釋放’回校，到工廠參加勞動；1979年，公安部發文給我徹底平了反，后經我的專業老師朱開軒（時任國家教委主任）親自過問，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給我安排了工作。這些年，我一方面努力作好本職工作，一方面抓緊讀書和研究，使自己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方面逐漸進入‘自由王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只可惜，在航空航天專業方面，我只好忍痛割愛了。”
朱東從1976年到1983年用八年時間撰寫并完成了數百萬字的巨著《社會共同論》（含《社會形態論》、《社會進步論》、《社會文化論》三卷）的初稿。1984年10月，應邀在中國科協組織的中央管理知識講師團進行了講演，受到了專家們的好評；1985年在中國科協和社科院組織的有關會議上提供論文和講演《關于勞動保護安全科學的提綱》、《關于地區發展戰略思想的幾個問題》，1985年12月在文化部和《光明日報》聯合召開的文化發展戰略座談會上，發表了《關于中華文化發展戰略的設想》的書面發言；1989年8月25日在《中國科學報》發表了論文《談科學家的政治素質》，對當時科學界存在的許多敏感問題提出了尖銳、中肯地批評和分析；1993年10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學現象》一書，收錄了他的論文《中國古代政治科學現象的文化分析》；1995年6月5日在北京召開的第十八屆國際太平洋科學大會上，發表了論文《科學與中西文化問題》；之后，朱東不斷有重要論文在國內、國際重要學術會議和雜志上發表。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組織國內八位理論專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人，朱東是其中之一）編寫的一套哲學和社會交叉科學系列叢書（每人寫一本）正式出版，朱東寫的《‘三文’文化論》一書出版后受到了好評。朱東現已被冠為著名人文學家、哲學和社會交叉科學學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學者。最近，他的又一哲學力作、一百多萬字的《社會形態論》即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東至今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懷有深厚的感情。對于領袖人物的歷史功績和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失誤，作為研究學者，他直言而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尖銳的批評，實話實說，從不隨波逐流。他對理論學術界某些人全盤否定馬列主義、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反動思潮深惡痛絕，稱這些人是“蚍蜉撼樹”的小丑。
朱東說：“我相信科學，忠于科學，并要獻身于科學。我受到現代自然科學的教育，又具備了一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素養，再加上特殊的人生經歷，使我進入社會科學和交叉學科領域的研究陣地也就成為必然的了。回顧自己30多年來的人生經歷和整個學術研究的跋涉過程，我完全可以滿懷豪情地說，“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作為朱東的老同學和好友，筆者感慨之至。歷史證明，當年的“紅旗戰士”、“大反革命分子”朱東是條漢子。他沒有給“北航紅旗”丟臉，也沒有給當年的北京航空學院如今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丟臉。
韓愛晶帶槍進人大會堂
韓愛晶這個人，實事求是地說，本質上不壞，正象我本質上很好一樣。文革前，他政治上要求進步，是入黨積極分子。他平時關心國家大事，博覽群書，知識面豐富；他生活上艱苦樸素，不愛張揚，甚至不修邊幅。特別是當了“北航紅旗”一把手后，他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帶病參加勞動；他不追求享受，不搞特殊；他的辦公室就一張桌子、一張木床和一部電話機；他平常很少用學校的公車，他在小事上很注意影響，他專干大事。
韓愛晶有時候很深沉，象個小老頭兒；有時活蹦亂跳，象個孩子，什么洋相都出。文革前系里排演抗美援越活報劇，他演美國總肯尼迪，演得活龍活現，丑態百出，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他愛好射擊，是北航射擊隊的隊長。
北航紅旗的主要頭頭們大都是政治上的活躍分子和文體愛好者。文革前，井崗山是院田徑隊的，田 東是院排球隊的，侯玉山和屠海鷹是院文工團軍樂隊的，我是長跑隊和民樂隊的。
據我了解，文革中各單位的造反派頭頭大都不是“安分守己”分子，不是等閑之輩。盡管有些造反派頭頭文革前是“落后”分子、“官迷”甚至“雞鳴狗盜”之徒，但大部分是熱愛黨和國家、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的人物。他們愛好廣泛，博覽群書，知識面較廣，不是書呆子，不是唯唯諾諾、人云亦云、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的“老好人”，也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的“老實人”。有的造反派頭頭甚至是難得的人才精英。
作為20來歲的青年，韓愛晶愛開玩笑，有時甚至惡作劇。有一次，他在我保衛部的床上睡了一覺，醒來時坐在床上發呆。我嫌他身上有土，讓他把床單抖一抖。那是條黃色條紋的床單，韓站起來抓起床單抖了幾下，突然披在了身上大喊：“快看，象不象皇帝？”逗得大家直樂。此事后來傳了出去，有人說韓愛晶是野心家，想“黃袍加身”當皇帝，挨整時成了一大罪狀。韓愛晶不以為然地說：“我文革前演約翰遜時，為什么不說我想當美國總統？美國人人想當總統，中國人人想當皇帝，難道都是野心家？中國人就是虛偽，又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
文革開始時，幾個頭腦簡單、素質較差的學生依仗自己是“老造反”，自發成立了“北航紅旗造反大隊”，干了一些打砸搶的壞事，名聲很壞。后來誣陷我是批斗彭德懷總指揮的劉向東，就是原造反大隊隊長。北航革委會成立后，韓愛晶讓我解散了“紅旗造反大隊”，改組了保衛部。
北航主樓一個大教室里，堆滿了抄家物資。這是文革初期北航“紅衛兵”和“赤衛隊”抄家的“戰果”，里面全是金銀財寶，貴重物品，光“金磚”就有好幾箱子。革委會成立后，保衛部接管了這些抄家物資。我因忙于大事，沒有嚴格管理。剛開始時，學生們在屋里拿“金磚”摔著玩游戲，摔得地上成了黃色。韓愛晶發現后罵了我一頓。我不服氣，說：“這些東西沒有什么用了，將來送校辦工廠當材料用吧！”后來，我才讓保衛部三個學生配三把鎖，每人拿一個鎖的鑰匙，三個人同時才能進屋。當時實在是一心搞革命，視一切金錢如糞土。如果當時有私心想貪污的話，太容易了，后來早成了百萬富翁了，查也也查不出來。有一次，我帶人檢查時，發現了幾個罐頭，可能早過期了，便讓學生拿到了我的辦公室。因晚上頭頭們常開會到很晚，餓了沒東西吃。韓愛晶等人發現后，批評了我一頓，讓我立即送到校醫院給病號吃。這就是韓愛晶。
當然，作為20歲出頭的韓愛晶，由于外因和內因的雙重作用，文革中確實干過不少錯事和壞事——有的甚至是很大的壞事。北航紅旗文革中的許多錯誤，如批斗老干部、打彭德懷、揪軍內一小撮、清隊致死人命等，韓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尤其是打過彭德懷一事將成為他終生的遺恨。但是，這些錯誤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犯的，有許多事情是受中央文革甚至周恩來、毛澤東指示干的。文革中、江青、陳伯達、周恩來和毛澤東都很喜歡韓愛晶。對于韓愛晶犯的錯誤，毛澤東曾說，“你們不要再批評韓愛晶了，他才23歲嘛！”
韓愛晶有一枝小手槍，是湖北造反派頭頭托人送給他的。韓很喜歡，讓我教會他用后，整天帶在身上。我怕他出事，建議他不要帶槍。我說：“在北京市，誰敢找你的麻煩？連小偷流氓也敬你三分。誰惹了你，北航紅旗還不把他踏平了？你萬一丟了槍就不好了。”韓不聽。
韓愛晶進城常騎一輛破自行車，很少用公家的汽車。也是該當出事，1967年秋季的一天，他正在城里辦事，接到通知去人民大會堂開會，便騎自行車趕到了人大會堂東門外，匆忙存了自行車，便大搖大擺地進了人民大會堂，把身上帶著裝有子彈的手搶一事忘得一干二凈。
人民大會堂是什么地方？韓愛晶剛到門口，忽然警鈴大作。警衛知道來人是誰，很客氣地說：“韓愛晶同志，請你把武器交出來！進門是不準帶武器的。”
韓恍然大悟，立即把槍交給了警衛人員，然后大搖大擺地進了大會堂會議廳。
不一會兒，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來了，開始開會。這時，韓愛晶發現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同謝富治咬耳朵。隨后，謝富治、傅崇碧站起來，把韓愛晶叫到一間屋里，問他是不是帶槍進來了，韓愛晶老實承認了。
“小韓呀，你真是驕傲自大！你闖了大禍了！”謝富治嚴肅地說，“你怎么敢帶槍進來呢？大會堂這個地方，連我這個公安部長也不敢隨便帶槍進來的。你怎么這么大膽！你問問傅司令員，他敢帶槍進來嗎？”
“不敢！不敢！殺頭之罪！殺頭之罪！”傅崇碧唏噓不已。
（注：幾個月之后，傅崇碧帶人去釣魚臺辦事。因沒有事先請示，后被林彪、江青誣為“私闖釣魚臺，并用裝有手槍的公文包打了江青”，因此下了大獄，差點丟了老命。）
“這事換任何一個人，非抓起來不可！你們這些小將呀，真拿你們沒辦法！今天不準你參加會了，回去寫檢查！這事若讓總理和江青同志知道了，還不知道怎么處理你呢？”
韓愛晶灰溜溜地離開了人民大會堂。
當時，謝富治、江青等人對韓愛晶很寵，周總理對韓愛晶也很喜歡，并派自己的保健醫生給韓愛晶看過病。但這次，韓闖的禍實在太大，把總理和江青也氣得夠嗆。江青后來見到韓愛晶時，破口大罵：“韓愛晶，你給我滾！你好大膽！你敢帶槍進來，聽說槍里還頂著火，你想殺我們嗎？！”
后來，韓愛晶為此事在北京市革委會上作了檢查，又給江青一連寫了兩次檢查都沒通過，有一次還是我代寫的。
隨著文革中驚天動地的大事連接不斷，韓愛晶帶槍進大會堂這件“小事”很快就被大人物們淡忘了，最后不了了之。
有一句話，叫作“初生牛犢不怕虎”，用這句話形容202歲的韓愛晶帶槍進大會堂一事，恰倒好處。
山西山東之行(1)
1967年底的一天，韓愛晶同我商量要出去看看。
“你挑幾個人，陪我到外邊去轉一轉。我總呆在北京，一天到晚開會，外面發生的事了解很少，這怎么行？”韓說前幾天他向謝副總理請假，謝說：“可以出去看看，搞搞調查研究，了解一下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不過絕對不要介入當地的派性斗爭。現在全國各省大都成立了革委會，形勢總的很好，不要再像對待譚厚蘭那樣，去顛覆人家的革委會，否則，我謝富治可保不了你，回來后向中央報告一下，快去快回。”韓讓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學校里這么大個攤子不能出事。韓又說：“你物色三、五個人，陪我一塊去，路上熱鬧。”
我一聽，十分高興。我除了去過大連，哪兒也沒去過，我也很想出去看看。
韓讓我陪他，一是他想去山東看看，山東是我老家，較熟；二是從安全方面考慮，我是保衛部長嘛！正如毛澤東出巡，公安部長羅瑞卿不離其左右一樣。羅被打倒后，改由代總長楊成武“護駕”。人物身份不同，但道理是一樣的。
“我從紅武連挑幾個人，帶著武器，保證出不了事。”我說。
“要尹聚平也一塊去，她是女的，心細，有些事比較好辦。”韓說。
“她就別去了。”我反對說，“有人議論我倆的事，她去了，不更不好說了嗎？”
“這有什么？又不是去游山玩水談戀愛，這是革命，出去被打死了，回來還是烈士呢？”韓開玩笑說。
“那我再找一個女同學同尹聚平作個伴。你除了山東還想到哪兒去？”
“山西最近很亂，陳永貴和謝振華鬧矛盾。陳永貴是我的朋友，在天安門上見過多次面，我想去看看他，勸勸他。他一個大老粗，泥腳子，不容易。毛主席很喜歡他。其實陳永貴懂什么？但他是八億農民的代表。聽說他同謝振華鬧得很厲害。”韓的信息并不閉塞。謝振華是69軍軍長，是山西省支左部隊頭頭，聽說同陳永貴不合，但聽說67年8月山西平遙縣城大武斗時 ，陳永貴被對立派包圍在平遙縣一中生死不保，謝振華曾奉周總理之令救了陳永貴的命，不知后來二人為什么又鬧翻了。
“還去哪兒？”我問。
“到你老家山東看看。”韓說：“山東王效禹不知道怎么搞的？革委會早成立了，為什么山東來北京鬧事的人這么多，這需要調查了解一下。”
“你說對了，王效禹在山東確實不得人心。我回老家時，聽家中人說順口溜：‘山東大地魚鱗坑，黃河岸邊鐵壺聲，大明湖畔炸油條，棧橋邊上賣花生。’全是罵王效禹和造反派的。王效禹重用的人都是些焊鐵壺、炸油條、賣花生的，能成什么氣候？”我不以為然。
“你怎么凈替保守派說話！”韓十分不悅，“革命不分出身，造反不分貴賤，窮人才造反呢！共產黨一開始造反時不也被罵成‘土匪’嗎？姜子牙還賣過豆腐，劉備還賣過草鞋呢？”
“我不是說貴賤，真有本事可以。這年頭魚龍混雜，造反的什么人都有。用人不當，反受其累，甚至受其害。我看王效禹夠嗆，沒有好結果。”我之所以對王效禹不滿，完全是受了家鄉父老鄉親們的影響。我一直認為造反派有好有壞，有人對整個共產黨不滿，有人想撈個官當，有人搞打、砸、搶，都打著造反的旗號。我在大連支持駐軍鎮壓造反派就是這樣想的，我當時的認識就是如此。
韓愛晶說：“別爭論了，下去看看再說，你趕緊準備一下，盡快動身。”
于是，我挑了保衛部的學生朱軍和女同學段孔瑩，加上尹聚平，共五個人。為了不暴露韓愛晶的身份，我給他辦了一個叫“韓大軍”的學生證，我和朱軍帶了手槍、衛戍區發的持槍證和有關的東西，陪韓愛晶乘火車出發了。
第一站到了山西陽泉，韓愛晶要看看煤礦，便到了陽泉礦務局。當地的群眾組織頭頭接待了我們，陪我們參觀了一下，又找一些工人談了談。當時煤礦繼續生產，沒有停工，也沒有武斗。韓愛晶沒暴露身份，我們只說是“北航紅旗”的人員，當地造反派已經誠徨誠恐了。我們提出去大寨看看，頭頭們便用面包車送我們來到了大寨虎頭山下。
大寨座落在虎頭山下一條山溝里。進山的入口處設了一個崗亭，有一老警察在值班。陪同我們的頭頭說，此人原是昔陽縣公安局長，現在專門給陳永貴看門。老警察攔住了我們，不讓進。
我上前向他說明，我們是北京的紅衛兵，慕名來拜訪陳永貴，請放我們進去。誰知好話說了半天，老警察就是不放行，一會兒說陳永貴不在大寨，一會兒說陳永貴很忙，不見客，來看陳永貴的人太多了。看來，陳永貴的架子還真不小。當時他是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昔陽縣革委會主任、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央委員，還未當副總理。
真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看來還挺麻煩。
“沖進去！”朱軍說。我忙制止了他。韓愛晶猶豫了一下，走到了老警察面前。
“老同志，我叫韓愛晶，北航紅旗的韓愛晶，我同陳永貴同志是好朋友，我來看看他，你通報一下好嗎？”韓活象一個小學生。
“什么？你就是韓愛晶？你怎么不早說？”老警察一驚，馬上說：“好好好，我馬上同陳永貴同志聯系一下。”
老警察進了崗亭打電話，我們會心地笑了。陪同的當地造反派頭頭一聽是韓愛晶，欣喜若狂，立即握住韓愛晶的手向長向短。
老警察打完電話，出來點頭哈腰地笑著說：“陳永貴同志請你們去。”
我們告別了老警察。陪同的當地造反派頭頭認識陳永貴家，把我們帶到了一排整齊的窯洞前。
陳永貴在門口熱情地迎接我們，同我們一一握手，把我們讓進了窯洞。里面挺寬暢也很干凈，一個中年婦女正在包餃子。
“這是我老伴。”陳永貴介紹說。后來才聽說，陳永貴的老妻去世了，這個女人是后娶的。
陳永貴還是那付標準形象，頭上纏著白毛巾，瘦瘦的臉上布滿了深深的皺紋，仿佛虎頭山上的山溝溝。
在這間舉世聞名、接待過許多外國元首和中央領導人的窯洞里，韓愛晶和陳永貴聊了起來。
陳永貴詢問了北京和中央的一些情況，又向韓愛晶介紹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發了許多牢騷，并大罵謝振華，說謝振華支持一幫人整他，要砍倒大寨這面紅旗。韓愛晶勸陳永貴姿態高一點，同謝振華握手言歡，團結起來，山西的事就好辦了。陳永貴一聽就火了：“什么？我同他握手言歡？他和張日清要把我打成漢奸，說我給鬼子干過事，到中央告我的狀，整了我許多黑材料，要致我于死地。我與他不共戴天，沒法聯合。”陳永貴的話嚇了我一跳。
“謝振華不是救過你的命嗎？”韓愛晶那壺不開提那壺。
“那是周總理命令他救的，他不救也得救。他一邊救我，一邊喊打倒我。”陳永貴的話把我們都逗樂了。
韓愛晶建議陳永貴去趟北京，找江青同志談談，給主席寫封信，把有些事向主席說清楚，主席會保他的。他撿陳永貴愛聽的話大聲地說道：“陳永貴同志，你放心吧，你這面紅旗誰也砍不倒，除非你自己倒下。毛主席需要你，你是八億農民的代表，謝振華不懂政治，他不該整你。”
陳永貴十分高興，要留我們吃餃子。
“我這里從來不擺宴席，條件不好，誰來了都是吃餃子。”陳永貴笑著說。
人太多，我們不好意思留下吃飯，便起身告辭。陳永貴送我們到了山下，我們請他回去了，然后登上了虎頭山。
在夕陽照耀下，山上的梯田一層一層的，十分壯觀。山頂有一個很大的儲水池，是接雨水用的，大寨的條件確實很艱苦。
韓愛晶建議在虎頭山上留個影紀念。朱軍、尹聚平、段孔瑩和韓愛晶站在虎頭山頂上，韓愛晶披著一件軍大衣，伸出右臂，指著前方笑著說：“看，象不象毛主席？”眾人撲嗤一聲笑了，我把這個鏡頭拍了下來。
“就你那瘦猴樣，還象毛主席？象刁德一還差不多。怪不得人家說你是野心家、陰謀家。”段孔瑩等人說。
韓愛晶正在興頭上，不以為然：“野心家怎么啦？古今中外搞政治的人，哪個不是野心家？不想當將軍的不是好士兵，不想當皇帝的不是好百姓，就看你一心為公還是一心為私。你問問陳永貴，他想不想當皇帝？中國人就是又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口是心非！”
返回陽泉的路上，陪同我們的當地造反派頭頭講了陳永貴的一些情況。有人揭發陳永貴當過維持會長，給鬼子干過事，當過漢奸。對立派抓住這一點要治陳永貴于死地，但陳永貴說干維持會長是上級同意的，有當時八路軍首長的證明。當時為了應付鬼子，必須找一個合適的人出面同鬼子周旋。陳永貴當年膽大心細，能說會道，人緣也好，是合適的人選。這件事解放后組織上有結論，沒有任何問題。
原來如此。但這事挺玄乎，說你有問題就有問題。何況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事也就是陳永貴，放在其他人身上，不死也得脫層皮。
告別了陽泉的朋友們，我們乘火車去了太原。
太原古城，到處亂哄哄的，高音喇叭吵得人透不過氣來。大街上，一隊隊的群眾隊伍正在游行，歡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發表。人們邊行進邊呼口號。只見每個人脖子上掛著一個偌大的鏡框，里面是毛主席象。我們感覺很新鮮，在路邊駐足觀看。一會兒，又見一支隊伍過來了，隊伍里有許多老頭老太太，也有小孩。隨著一聲吆喝，突然人們手舞足蹈起來，那動作又象扭秧歌，又象現代的迪斯科，十分滑稽可笑，我們看呆了。韓愛晶問：“這是干什么？”我說：“你連這都不知道？這叫忠字舞，東北大連都跳這個。”韓說：“難看死了，毛主席看了一定會生氣的。”我拉了他一下，“小聲點，別讓人聽見，把我們當壞人抓起來。”
太原大街上到處是大字報、大標語，有保陳永貴、劉格平的，有保張日清、謝振華的，各說各的理。我們在大街上胡亂轉，觀看風土人情。不知為什么，覺得老有兩個年輕的軍人遠遠地跟著我們，我們走到哪里，這二人就跟到哪里。我因身上有槍，也未在意。路邊的小吃很多，我們肚子也餓了，便進了一家較干凈的刀削面館，找座位坐了下來。
我愛吃刀削面。北京西單附近的一家山西刀削面館，我去吃過，味道不錯。今天這可是正宗的山西刀削面。一口滾開的大鍋前，一個胖廚師站在鍋前足有兩米遠，頭頂一塊濕布，上面放著一塊臉盆大的面團。兩只手各拿一把刀，左右開弓，唰唰地在頭頂上削著面團。只見那些大小長短差不多的面條子準確地落進兩米外的大鍋里。廚師一邊削著面，一邊談笑風生。我看呆了，連聲叫好。我們叫了幾碗面和小菜，我又要了一杯杏花村老酒。
韓愛晶等人不喝酒，等著刀削面。我喝著酒，朱軍要了一大碗山西老陳醋，陪我喝起來。
作為山東人，我以前對山西印象很好。據傳說山東、山西原來是一家，后來楊二郎趕山，把太行山趕到了中間，把山東、山西分開了。我對山西的啟蒙印象是美麗的，純樸的，悲壯的。從楊家將的故事，到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以及郭蘭英的“白毛女”、電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郭蘭英那“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谷香……”的美妙歌聲，不知傾倒了多少男女老少，使我從小成了郭蘭英的追星族。不料到山西后，看見的是一片荒山野嶺，枯樹野草，滿目荒涼。城市里破舊臟亂，一片狼藉，與我心中的美好印象相距甚遠。我借著酒興，大發起感慨來。
“誰說山西好風光？騙人！山西這地方比我們山東差遠了，我們山東有泰山，有大海，人杰地靈。”我的話惹得周圍許多人看我。
韓愛晶笑著說：“你錯了，山西是塊寶地，是中國的煤都。這里也人杰地靈，許多中國人的祖宗都是山西的。關羽、楊家將、寇準、柳宗元、閆錫山、徐向前、薄一波、習仲勛、劉瀾濤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特會作買賣，開錢莊，不過山西人特精，扣門，會算計。山西人特懶，一年不洗澡。”
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祖宗就是山西的，忙說“誰說山西人懶？山里農民一年不洗澡倒是真的，我老家的農民也是。北方太冷，缺水，不象你們江蘇，漁米之鄉。”
韓瞅了兩個女同學一眼，狡黠地說：“山西姑娘長得漂亮，山西歷史上出美人，也出妓女。”
兩位女同學罵韓胡說八道。我接著說：“這倒不錯。你們知道‘蘇三起解’吧？那蘇三就是山西有名的妓女，她是洪洞縣的。那蘇三絕對是美女，不過命太苦，十六歲就賣給了妓院，老鴇給她起了個藝名‘玉堂春’。那玉堂春第一天就被公子哥兒王金龍看中并包了下來。后來王金龍花光了銀子，被鴇兒趕了出來，蘇三也被賣給了財主王延林。那王延林的大老婆吃醋，想毒死蘇三，結果毒死了王延林。大老婆嫁禍于蘇三，蘇三被判了死刑，押往太原會審。那解差老兒崇公道有一句名言，不知你們知不知道？”我上中學時，就看過京劇全本“玉堂春”，對劇情和唱腔倒背如流。韓愛晶等人對京劇不愛好。我繼續說：“那幾句念白是‘你說你公道，我說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我看山西的情況就難說，劉格平和陳永貴是一派，張日清和謝振華是一派，雙方各說各的理，互不相讓，很難說誰對誰錯。”我一下子引到了現實。
“是呀！兩派的斗爭你死我活，勢均力敵。中央支持劉格平、陳永貴他們，張日清的省軍區和謝振華的609軍不干，局勢很難預料。”韓愛晶說。
“謝振華肯定要倒霉，光一頂砍大寨紅旗的帽子就夠他嗆的。”朱軍似乎有先見之明。
“蘇三有一名言，叫做‘洪洞縣里無好人’。要是現在，蘇三非被洪洞縣的人打死不可。其實，蘇三當時罵的是貪官污吏。我看洪洞縣是沾了蘇三的光，才出了名。現在我怎么覺得全國變成洪洞縣了，你罵我是壞人，我罵你是壞人。這樣壞人是不是太多了，真成了洪洞縣里沒好人了。”我說。
韓愛晶正要說什么，這時，一碗碗熱氣騰騰的刀削面帶著豬肉湯香味端了上來。我們停止了議論，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也可能太餓了的緣故，只覺得那味道真是好極了。
第二天一早，我們登上了從太原到濟南的火車。有兩個似見未見過的解放軍同志也跟著我們上了車，坐在我們附近，始終一言不發。記得這天正好是1968年元旦，車上人不多，服務員把水餃送到了每個乘客面前。
車上有幾個趕回家過年的上山下鄉“知青”，我們同他們聊了起來。“知青”們把我們當成了知音，向我們訴了許多苦，說他們如何如何困難。當地可耕地少，到處是荒山禿嶺，老百姓生活很苦，有的連飯都吃不飽，有些老百姓并不歡迎他們。當地許多鄉、村干部多吃多占，甚至欺壓百姓。段孔瑩、尹聚平等人受了感染，竟然跟著“知青”們反對起“上山下鄉”來。列車上什么人都有，公開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上山下鄉”政策表示不滿，是很危險的。我看事不好，只好勸這些“知青”們克服困難，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理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意義，并用我自己小時候在農村受的苦來“開導”他們，勸他們“不怕苦中苦，當好革命接班人”。韓愛晶在一旁聽著直樂。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純粹說了一堆“屁話”。
火車往東越過太行山，穿過了河北省，到達了山東德州。旁邊的兩個解放軍同志下車走了。火車改往南行，向山東省會濟南開去。
山西之行就這樣結束了。由于未到晉東南、五臺山等好地方，所以對山西留下了貧窮落后的印象。這是我唯一一次去山西，從此再也沒有去過。
數小時后，火車過了黃河大橋，開進了濟南車站。
“濟南府，景致全，四面荷花三面柳，千棵蘆葦萬朵蓮。北門里頭北極廟，南門外頭千佛山，大明湖里輕舟泛，最有名數趵突泉……”小時候的歌謠至今能背上幾句。由于放假時皆路過濟南，所以我對濟南較熟，韓愛晶等人是第一次來濟南。
文革高潮中的濟南，同山西太原差不多，到處是人群，到處是大字報，大標語，亂哄哄的。道路狹窄，高樓不多，汽車也少，不很繁華。
第二天，韓愛晶他們去千佛山玩去了。我去了有名的“齊魯大學”，見到了我小時候的老同學趙忠池。他是學校的學生會主席，部隊調干生，共產黨員。他文革初是當然的鐵桿保皇派，曾跟老校長等人一塊挨斗。他因堅持“保皇”，頑固不化，被造反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學生們視為“小黑幫”，學校最大的學生走資派。他也拉了一派學生成立了“敢死敢埋戰斗隊”，同“主義兵”的“敢死隊”對著干。“主義兵”揚言要整死他，他到北京串聯時跑到北航找我躲了一陣。我勸他不要同造反派對立，他不聽，一直是堅定的保守派頭頭。我今天來找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山東的文革情況，并同趙忠池探討一下某些重大問題。
趙忠池對我的到來十分高興，愿意同我聊聊。
趙忠池先問了一些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也介紹了山東的一些情況。他坦率地說對文化大革命的許多作法很不理解，很不贊成，尤其對王效禹在山東的所作所為不敢恭維。他不明白中央為什么要支持王效禹。
“你是有名的北航紅旗頭頭，你們常見中央首長，你說，毛主席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為什么采用這種搞法？”趙忠池不是草民，他是山大學生會主席，他當然知道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要聽聽我的高見。
我說：“你出身好，當過兵，是共產黨員，是學生會主席，水平比我高。你認為中國共產黨勝利后應當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就是說搞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當然是搞社會主義，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工農兵掌握政權，通過共產黨的領導來實現。怎么，這點我們沒有分歧吧？”趙忠池說。
“不，有分歧。不過不是你我的分歧，是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你看過《資本論》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吧！在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問題上，毛主席和劉少奇等人分歧很大。劉少奇的天津講話你看了吧？他認為資本家剝削有功，主張中國要補資本主義階段的課，認為中國應當先搞資本主義，等經濟高度發展了，才能搞社會主義。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也不符合中國國情。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資本主義在人口眾多、貧窮落后的中國行不通。為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中華民族尤其是共產黨人作出了巨大的犧牲，那么多的革命先烈犧牲了。他劉少奇、鄧小平也是共產黨人，為什么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呢？蘇聯戰后的經驗證明，社會主義是可以從貧窮落后的國家先搞起來而且能成功的，而赫魯曉夫卻認為應當先搞資本主義。他要改變蘇聯的所有制性質，復辟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劉少奇同赫魯曉夫是一致的。而復辟了資本主義，一切都要變，共產黨的地位也不可能保住，從執政黨變成非法黨或在野黨，工農兵就不再是國家的主人而是重新倫為資本家的奴隸了。我認為毛主席對這一點已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掀起全國全民的防修反修浪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好形式。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首先就應當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把劉少奇為代表的走資派整下去。不知您對這個問題如何看？”我坦白而誠懇地說。
“我也反對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趙忠池說，“但整劉少奇，為什么一定要采取這種形式呢？毛主席這么大的權威，開個中央會議免了劉少奇的職不就行了嗎？何必這樣大動干戈？現在全國大亂，幾乎所有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共產黨的組織也都癱瘓了，國民經濟也亂了套，毛主席這種作法我們很不理解。我們認為老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些人有缺點錯誤是可以改的，他們都是毛主席培養出來的，他們沒有反毛主席。如今把他們全打倒了，有的斗死了，有的被逼自殺了，這不是不得人心嗎？我們感到這種搞法是有問題的。”
“你講的這些也對。不瞞你說，我也有同感，打倒的人太多了。我們北航紅旗也不主張打倒一切，我們也保了許多老干部，有些喊打倒的也不一定真打倒。但任何一場大革命，總有主流支流問題，總要付出代價，總會有失誤之處。光看支流，光看失誤，以此否定革命，這是歷來機會主義者的作法。列寧說，兩個拳師對打，你能保證哪一拳應該打，哪一拳不該打嗎？現在許多老干部已陸續解放了，我看最后打倒的干部沒有幾個。有些干部平時工作中有錯誤，有民憤，群眾沖擊一下我看沒有什么不好。有些干部早已經蛻化變質，只顧自己享受，不管老百姓死活，這些人事實上就是走資派，群眾造他們的反，我看沒有錯。毛主席說，當官就要有群眾監督，沒有群眾監督，有些干部就會變質，就會貪污腐化，最后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那還叫什么共產黨？建國以來，共產黨變成了執政黨，但許多干部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沒有思想準備，認為革命成功了，自己的目的達到了，不愿繼續革命了，逐漸把老百姓忘了，這些人事實上就是民主派，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有的人脫化變質，欺壓老百姓，打擊迫害群眾，群眾沒法監督他們，更不敢造他們的反，連提個意見就要打成反革命，這是很不正常的。毛主席認為，這些年來，黨內的官僚主義作風越來越嚴重，許多地方的政權事實上是被壞人把持著，光靠整風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所以毛主席下決心搞了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就是要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揭露我們黨的黑暗面，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文革以來，毛主席給了人民群眾‘四大’的權利，人民群眾才敢起來造走資派的反。只有毛主席有這個魄力，敢于發動群眾造反。天下大亂不可怕，大亂才能大治。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盛大節日，全國百分之九15以上的人民群眾擁護文化大革命，這就很說明問題。對當權派，當然要具體分析，這里面有走資派，也有犯錯誤的好人。我們北航紅旗也不同意把老干部都打成走資派，好的和比較好的干部還是占大多數嘛！就是走資派，我看也應當一分為二，也不見得全打倒嘛！但你工作中有錯誤，群眾提提意見，寫大字報‘炮轟’一下我看也沒有什么不好。最近主席說，走資派中也有好人，‘走資派’是一種錯誤，改了就好，不一定都打倒。這說明主席不想打倒太多的人。真金不怕火煉，當官的受受沖擊有好處，其實我看文化革命最后打不倒幾個人。”
“最后不說，現在這種搞法就夠戧！那么多槍林彈雨過來的老干部整天低頭彎腰掛牌子批斗，戴高帽子游街，這哪里是提提意見？設身處地地想想，寒心不寒心？要是我，我才不干呢！誰打了我，斗了我，我將來不把他們致于死地才怪呢？我是當兵的出身，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當官應當有當官的氣量。群眾運動嘛！毛主席說要正確對待。你沒有錯誤，又不是當權派，群眾是不會斗你的。”
“我是學生會主席，他們把我打成最大的學生走資派，斗的我可苦了。”
“派性。你可能也整過別人。我看你還是正確對待為好，冤家宜解不宜結。您對中央文革怎么看？”
“中央文革里全是文人，他們有理論有能量，但對有些中央文革首長的講話我們不敢恭維。把全國那么多人打成保守派，把幾乎所有老干部打成走資派，把全國搞得這么亂，中央文革是有責任的，尤其是江青同志。再進一步的話我就不好說了，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嘛！”
“我糾正你一個問題，文革一開始，是劉少奇、鄧小平派出工作組首先把許多干部、群眾打成了反革命。不知你們學校如何，我們北航就是如此，我們造反是逼上梁山。我們按照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起來造反，可是你們總把造反派視為反革命。你們不聽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對走資派就知道保，這是事實吧！一個巴掌拍不響，全國大亂不是我們造反派的責任。我們認為，中央文革是黨中央領導文革的合法機構，它代表黨中央，也代表毛主席。我說的是大是大非問題。”
“這很難說，我認為有的能代表，有的不能代表，很難說。當初王、關、戚還是中央文革的首長呢！”
“假如中央文革的言論和作法完全代表毛主席呢？”
“您這樣認為嗎？這事我不好說了，你不要引導我犯錯誤。”
“沒有那個意思，今天沒有外人，交流思想嘛！我很愿聽聽不同意見。你們是不是認為主席不該搞文化大革命？”
“可以搞，但不是這種搞法。要依靠各級黨委，有組織地揭發批判壞人壞事。無組織無政府主義的搞法只能把全國搞亂。”
“你認為依靠各級黨委領導能打倒劉少奇嗎？有的黨委要是被壞人把持著怎么辦？”
“這就是我們的分歧了，相信不相信大多數干部、大多數黨委是好的，還是全爛了？現在全國只聽中央文革的，只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這不是架空了嗎？一個寶塔，光頂上金碧輝煌，下面全爛了，還能長久立得住嗎？還叫寶塔嗎？您說對不對？”
“有道理，基礎不能爛，不能垮，你說得有道理。你對‘5。16通知’怎么看？”
“5。16通知中主席的話很嚴厲，說得很嚴重。對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像主席說的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我們也造他們的反，我們不是什么都保，但要用事實說話，不能撲風捉影。我認為主席言重了，太悲觀了，這話不該說。”
“沒關系。‘5。16通知’是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和動員令。我們造反派就是根據‘5。16通知’的精神起來造反的。我們認為毛主席的話不是危言縱聽，中國的確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這點我不敢茍同。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根本就沒有過資本主義階段，談何復辟？”
“沒有資本主義階段，所以劉少奇他們想走走試試。這就是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分歧，但我們認為中國的國情不允許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是一條死胡同。”
“劉少奇他們也是老共產黨人，馬列主義者。我就不信他們會復辟資本主義，讓地主、資本家或新生的資產階級上臺，把國家財產和公有財產變成了私有財產，讓社會財富集中在一少部分人手里，廣大工人、農民重新倫為奴隸和長工，受壓迫受剝削。你們所指的資本主義復辟我看可能就是這樣吧！這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樣，廣大共產黨員、工農兵是不答應的，那時會造他們的反的。”
“我看難說。你們這些黨員同志歷來聽上面的，聽領導的話。到時候下個中央文件，就把你們束縛住了。況且搞資本主義復辟的人不可能那么傻，一夜之間讓共產黨員、工人、農民人頭落地，宣布自己要復辟資本主義。不可能那樣赤裸裸地搞，很可能要一步步地搞，甚至先讓你得到一些好處，嘗到一些甜頭，最后腦袋掉了，還不知怎么掉的。”
“這是絕不可能的。我們這些保皇派不象你們理解的水平那么低，當然有人很糊涂，永遠不敢造反的也有。草民百姓，不聞政治，逆來順受的還是占多數。但我們很多人是讀書看報的，有頭有腦的，真造起反來，我們不比你們差。我們的組織就叫‘敢死敢埋’戰斗隊，你敢死，我敢埋！你要知道，真正打起仗來，不怕死的不是秀才們，還是我們這些共產黨員、轉業軍人、當過兵的人。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談何容易？”
“那我要打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搞資本主義呢？例如毛主席百年之后，有人可能打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或社會主義的招牌搞資本主義，那時候怎么辦？”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究竟是什么，恐怕你我都說不太清楚，多年以來許多大人物也一直爭論不休。但它的基本理論我們還是知道的。我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老百姓吃飽飯，過上好日子，就是馬克思說的物質是基礎，物質第一。僵化、教條、極左的東西是違背歷史潮流的，也是違背民意的。這些東西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的大旗我看將來不打也罷。社會和組成社會的元素的需要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社會的發展首先應當是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的發展最后必然要導致政黨和主義的消亡。將來的事情要讓歷史和事實說話，假設是不行的。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有天然的合理性。這正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女人要生孩子一樣，沒有辦法阻止。歷史不能假設，只能到時候再說。如果對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有好處的事，老百姓自然會擁護的，叫什么主義那是文字游戲，或者說無關緊要。否則，讓老百姓吃不飽肚子，你叫共產主義也是白搭。現在世界上社會主義國家窮，資本主義國家富，這是個現實問題。人家忙于建設，發展經濟、科技、教育、醫療、衛生；我們忙于革命，忙于奪權，忙于武斗，這怎么行？我是學外語的，外國的事知道的多些。我們現在的經濟和科技水平同西方世界差距很大。當然基礎不一樣，但日本、西德是‘二戰’戰敗國，基本上是重建的，發展速度非常快。我看《資本論》時，發現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即資本積累階段地分析和批判十分正確和尖銳，但受歷史的局限，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前途和預言就很難說了。資本主義可能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這其中它會不斷完善的。它的經濟高度發展，物質極大豐富，人民生活水漲船高，你讓它怎樣滅亡？而我們搞社會主義，只講革命，不發展經濟怎么行？難道貧窮落后就是社會主義？如果說我搞修正主義，搞資本主義，搞到天堂里去了，超過了美國，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老百姓都過上了好日子，我看這正是馬列老祖宗和老百姓所希望的。你罵我是資本主義，那是你的事，歷史和人民群眾認可就行。”
“你說的有一定道理，很有道理。看來你對資本主義很有研究，也很欣賞。不過起碼目前看來，我認為馬克思、列寧、毛主席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論述沒有過時。不但不過時，而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真理。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一直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剝削、壓榨工人血汗和剩余價值基礎上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自由歷來是騙人的鬼話，資本主義經濟的暫時繁榮有歷史的和現實的多種因素，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功勞。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歷史上的八國聯軍和現在的美國，沒有一個不是靠掠奪和侵略別人發家的。英國佬和美國佬是靠戰爭，靠販賣鴉片和黑奴發了大財，將來他們還會繼續掠奪和侵略別人。‘為富不仁’，歷來如此。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也就是馬克思說的垂死階段，會以十倍的瘋狂橫行霸道，與全世界人民為敵，這是他的本質決定的。千百年來，許多國家在長期的生產力低下和生產資料匱乏的歷史條件下，社會財富--包括土地、礦山一直控制在一小撮人手中，大多數人在貧窮和饑餓的死亡線上掙扎，所以馬克思才號召無產階級起來革命，從統治者手中奪取政權，建立廣大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什么是社會主義，就是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受教育，人人政治上平等。世界各國的情況不同，社會主義也不一定統一模式。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人口太多，按照人均占有量來說，資源并不豐富。因此在中國，社會財富不允許少數人占領，必須由國家控制，用于社會發展和公共福利。資本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不是空話。共產黨人為了這個目標，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的奮斗，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我們不明白，為什么劉少奇、鄧小平他們要背叛他們為之奮斗的目標，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呢？你剛才講的資本主義國家富，社會主義國家窮，這是事實，但這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也是暫時的。你總不能讓一個三歲的小孩子和十八歲的小伙子去比試跳高吧！”
“但是，不發展生產，只搞革命，社會主義國家永遠要落后于資本主義國家。到時候誰戰勝誰、誰吃掉誰就很難說了。”
“對！看來革命和經濟必須同時抓，中央反復強調要抓革命，促生產，就是這個道理。我們既要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當家作主，又要在經濟上趕上或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這才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相信主席會掌握好這一點的。資本主義不符和中國國情，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無數革命先驅和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真理。要想中國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必須鏟除黨內孳生資本主義的土壤，打倒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以毛主席才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于社會主義什么時候趕上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什么時候到來，我的看法還要經過很長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很可能要在世界上長期共存，互相競爭，最后誰勝誰負的確還很難說。不過這個問題太復雜了，不是你我能說清楚的。現在我們只能聽主席的，中國的事只能靠毛澤東思想辦事。我看主席并不是不想發展生產、發展經濟。文革以來，我們的關鍵地方都沒有停嘛！原子彈、氫彈照樣爆炸，衛星照樣上天，長江大橋照樣建，大部分工廠沒有停工嘛！不過主席首先要解決領導核心的權力問題，即國家將來的前途命運問題。我認為主席發動文革出發點是對的，是要把全黨全國人民鍛煉一下，以便將來保證不出修正主義，不使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根本，是大局。至于文化革命的負面，陰暗面，我看也有。有些失控，影響了正常秩序和生產，打倒的人太多了，許多人可能受了冤枉，甚至死了一些人，但這是暫時的，是支流。有些人專門夸大文化大革命的陰暗面，把一說成十，把十說成百，說什么全國完蛋了，生產全癱瘓了，老干部全打倒了。這是走資派丟了手中的權后仇恨文革，以生產壓革命的慣用手法。我們剛從山西過來，那里的工廠、礦山工人照樣干，根本沒有癱瘓，當然影響還是有一些的。越是造反派掌了權的單位，沒有武斗，生產搞的越好。所以林副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任何一場大革命，沒有一點損失是不可能的，代價是應當的，是正常的。生個孩子還要痛半天呢！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分歧，我看這很正常，不是一時能統一的，多少年后也會有分歧。歷史的實踐會檢驗一切，歷史學家會有定論的。我們造反派既上了文革這條船，只能聽毛主席的。現在全國許多地方兩派大戰，武斗成風，是有點亂。這點，我也很困惑。亂是誰引起的？這要讓事實說話。造反派聽毛主席的話，起來造走資派的反，有什么錯？你們保守派和許多軍區把造反派視為反革命，又打又抓，甚至開槍殺人，象青海軍區和內蒙古軍區那樣，造反派不能等死吧！‘武漢事件’你也知道，陳再道把那么多工人、學生打成反革命，支持‘百萬雄師’大打出手，造反派能不反抗嗎？一個巴掌拍不響，天下大亂難道光怨造反派嗎？我真的不明白，那么多軍區的老將軍和老黨員、老干部、老工人對毛主席不能說不忠，對資本主義不可能不恨，但為什么對文化大革命就是不理解呢？現在全國的形勢的確很亂，國內懷疑和抵制文革的人--包括你們這些人，當然主要是軍隊的人，你們的力量很強大。我看‘文革’就象太平洋里的一條船，在驚濤駭浪中顛簸，看不到大陸，隨時有沉沒的危險，我有些悲觀。沒有辦法，我們只有聽偉大舵手的。”
“不對吧！這話從你們造反派嘴里說出來，我很吃驚。天下大亂不怨你們造反派怨誰？怨我們保守派？你們一造反就不分青紅皂白，把老干部都打倒，罵我們是保皇狗，我們才罵你們是反革命。至于有的軍區抓人、打人甚至開槍殺人，那當然不對，但誰讓你們造反派沖擊軍區呢？我當過兵，如果我在站崗，誰沖擊我我就開槍打死他，不但無罪，還要立功。至于你說文革象是大海里的一條小船，這話很形象。你說的對，船在大海里航行，靠的是舵手。但你也不要忘了，大海能載舟，也能覆舟。任何舵手都要尊重天氣的規律和大海的脾氣，如果碰上十二級臺風，再好的舵手也很難說。如果他在駕船的時候失誤，那就非翻船不可！不過你們是不是太悲觀了。我們‘保皇派’也緊跟毛主席，想念毛主席。我們不是文革航船下面的暗礁和逆流。其他組織和勢力不好說，我們保守派群眾組織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傾覆文革這條船，但我認為主席這個偉大舵手不能失誤。我不認為文革是太平洋里的一條小船或獨木舟，我認為是一艘探險的巡洋艦，偉大領袖駕駛著它想去發現未知的新大陸。這個新大陸不知在哪里倒是真的，但巡洋艦是沉不了的，大不了在海里轉幾圈再返航，不會沉沒的。”
“好，你講得好，太好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觀點看來是一致的。我認為，通過文化大革命，讓全國人民在驚濤駭浪中鍛煉鍛煉，提高反修防修的意識，這對防止中國資本主義復辟大有好處。如果失敗了，就算是交學費吧！”
“不過這個學費可能交的太大了，恐怕是傾家蕩產交學費吧！”
“對這個問題我們肯定有分歧。站的位置和角度不一樣，結論就不一樣了，毛主席總是站在山頂上看問題，高瞻遠矚，這就是他老人家的偉大之處。”
“你這話我不敢恭維。毛主席高瞻遠矚，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毛主席也應當是最腳踏實地、最實事求是的。只有國際共運史上的烏托幫分子和中國革命初期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才空穴來風，盲目蠻干，脫離實際，心血來潮，忘乎所以，最后導致革命的失敗。”
“你講話很有水平！你的思想比你的話更有水平。”
“不敢不敢。你不是說交流思想嗎？我今天許多話已經很玄乎了。用你們造反派的話說就是鐵桿保皇派，就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我不怕，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是可恥的。”
“象你這樣的保守派頭頭不多。有些人是淺薄地，愚昧地保守，這種人從監獄里提出個殺人犯任命為他的領導，他也立即保，決不敢提半點意見，而你從思想上和理論上對文革有看法，是有理論有思想的高水平的保守派。我們造反派就喜歡你這們種人，很愿交你們這種朋友。觀點看法不一致不要緊，我們的出發點都是無私的，都是為黨為國的，這就夠了。請你講講山東的情況好嗎？”
“我們山東出了個王效禹，山東的問題主要在他身上。但是我認為，只要上面的政策不變，沒有王效禹，還會出個李效禹、張效禹。”
“王效禹這個人究竟有什么問題？”
“拋開造反本身不說，王效禹這個人的品質極壞。在青島，他把一手提拔他起來的市委書記張敬濤差點整死。他到濟南奪了省里大權后受到了中央的支持，號稱“六個第一”：省革委會第一主任，濟南部隊第一政委，省委第一書記。另外他還兼著青島市的三個“第一”，成了山東的“太上皇”。可他帶頭反對濟南部隊的老干部，親自指揮武斗，出門帶一幫打手保鏢，從不用軍區的警衛。山東的老干部被他整得很慘，許多人遲遲不解放。王效禹在山東干的壞事太多了，無人不罵，他重用的造反派頭頭全不是好東西。你聽說現在流傳山東的順口溜了吧？”
“我聽說了。是不是那段‘山東大地魚鱗坑，黃河岸邊鐵壺聲，大明湖畔炸油條，棧橋邊上賣花生’？全是罵王效愚和造反派的？”（注：王效愚臉上不光滑，外號王大麻子。濟南的造反派頭頭韓某某焊過鐵壺，賣過油條。青島的造反派頭頭楊某某販賣過花生。）
“對！你還行，記得還挺準！”趙忠池說。
“你們這就不對了。你們這是站在走資派和地主、資本家立場上咒罵勞動人民。焊鐵壺的、炸油條、賣花生的都是勞動人民。你們可以罵他們干了什么壞事，但不能侮辱勞動人民。”
“對！我們是有派性。”
“楊德志同王效禹關系怎樣？”
“要不是中央支持王效禹，楊德志早把他抓起來了。”
“聽說某某軍支持王效禹。”
“那也是表面現象。軍長、政委們迫于上面的壓力，應付差事而已。從理論到實踐，絕大部分當兵的對文革不理解，談何支持？但林副主席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如此而已。”
……
我同趙忠池聊了很久，議論了很多問題。因為事過多年，記憶不可能全部準確。經回憶整理加工，主要內容大致如此。
想不到當年談話的許多內容，成了多年之后的“焦點訪談”。
告別了趙忠池，出了山大，我到千佛山下找到了韓愛晶他們，介紹了同趙忠池談話的有關情況。大家又到大街上看了看大字報。
第二天，我們一行人來到了青島。
青島，這座美麗的海濱城市，盡管也處在文化革命的急風暴雨中，多了幾分喧鬧，但仍不失她的美麗與嫵媚。那一幢幢具有歐式建筑風格的紅樓，那海濱大道兩旁郁郁蔥蔥的綠樹，那浪花飛舞、令人心醉的碧海，那潔凈透明、鑲嵌著朵朵白云的藍天是青島特有的風景；那獨具一格的棧橋象一條玉帶伸向海中，托起了玲瓏莊重的廻欄閣；那風景如畫的匯泉灣象半輪明月，擁抱著大海；碧蘭的海水在陽光下泛著銀光，不停地拍打著金色的沙灘，仿佛頑皮的嬰兒撫摸著母親的胸膛；一群群白色的海鷗在海面上追逐、盤旋著，不時發出歡快的叫聲，那是為自由而歌唱……
第一次見到大海的韓愛晶等人高興得不亦樂乎。朱軍、尹聚平、段孔瑩跑到剛退下潮水的海灘礁石上撿起了小螃蟹和貝殼。我和韓愛晶站在岸邊護欄前，面對大海，遙望著遠方的艦船逐漸消失在海平面下。
“對面是哪兒？”韓指著前方茫茫大海問道。
“正前方是南朝鮮，很近。山東人很多人家有親友在那里，但還是去臺灣的多，我們村就有好幾個去了臺灣。”我告訴韓。
韓呆呆地望著大海，不說話，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半天，他突然說：“山東真是個好地方，有高山，有大海。不過將來很難說，弄好了是中國的第二個上海，弄不好就是戰場，若打起仗來，這里就是前線。中國要想真正強大，必須進軍海洋。我們的海軍力量恐怕不行，只守不攻，不是好辦法。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知怎么考慮的。”
“沒有錢呀！你知道造艘航空母艦要多少錢？我也說不上來，反正少不了。”我說。
“不對！”韓愛晶又同我爭論起來，“中國有錢，關鍵是指導思想不對，錢化得不是地方。相當年鄭和下西洋，開著船隊周游世界，多厲害！清朝的北洋水師也很厲害，可惜出了個賣國賊李鴻章，加上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了頤和園，結果敗在了倭寇手里，從此中國的海軍再也沒有翻過身，總是被動挨打。中國的海岸線這樣長，不發展海軍怎么行？只有控制了海洋，國家才能強大，閉關鎖國，光靠幾畝地過日子不是好辦法。”
“你這不是埋怨毛主席和中央嗎？你當主席好了，或者當海軍司令。”我嘲笑起韓愛晶來。
“我當不了主席，也當不了海軍司令，但將來中央主席和海軍司令要從我們這一代人中產生。現在主席和許多中央領導人都是農民出身，把土地看得比海洋重要，這是事實。我的意見沒有錯，我會向毛主席和中央建議的，我相信主席和中央會考慮我的建議的。”韓愛晶一本正經地說。作為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作為毛主席、周總理十分喜歡的年輕人，韓愛晶的話不是吹牛。
提起海軍，我忽然想起當海軍的高中同學講的一件事，便說：“我們防御力量也有漏洞，前不久蔣介石從公海派來一名特務，乘小汽艇進了我們的內海刺探情報，就是從前面進來的。那天霧很大，我們三艘巡邏艇包圍了目標，我同學就在第一艘艇上攝影。誰知三艘巡邏艇互相爭功，沒有配合好，讓敵人趁著大霧從眼皮底下逃走了。蔣匪軍為此大吹大擂，說中共海軍不堪一擊。后來三個艇長全撤了職，聽說軍委葉老帥都拍了桌子。”
“看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應當盡快發展生產，精簡陸軍，發展海軍、空軍和導彈部隊，建立海上鋼鐵長城。要那么多陸軍干什么？凈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中國的軍隊文化水平太低，特別是陸軍，幾乎全是貧苦農民子弟。你發現沒有，文革中支持保守派的幾乎全是陸軍，海軍和空軍就差一些。將來打仗，首先是在海上和空中打，主要靠海軍和空軍，靠軍艦、飛機、導彈和重武器。不能把敵人請到家里來打，那樣損失太大。我們是學航空的，連這點都不懂還行？”韓愛晶腦袋常常忽南忽北，摸不著邊際，讓人捉摸不定。今天仿佛憂國憂民，又好象杞人憂天，鬼曉得他腦子里究竟想什么！
在海邊玩了一陣，我們一行五人從棧橋走進了中山路。我指著前面一個大橋洞對眾人說：“前面就叫大窯溝，再往前就是六號碼頭。我父親當年就在這里拉過纖，干過苦力。要不是“九.一八”后回了老家，我就是正宗青島人了。”望著父親小時候流過血汗的地方，我的心里十分感慨。
看了看青島的市容，我領著韓愛晶等人來到了姐姐家。姐姐在濟南中專畢業后分到了青島電臺工作，早已成了家，姐夫在北海艦隊工作。這天是星期天，姐姐、姐夫用海鮮熱情地招待我們。
姐姐、姐夫也是鐵桿“保皇派”，反王效禹觀點的。姐夫慷慨激昂地向我們講了青島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講了王效禹的許多情況，把青島的造反派臭罵了一頓。他說青島的一個造反派頭頭曾經投機倒把，在棧橋邊上倒賣過花生。我們一聽都笑了。
姐夫知道我是造反派，但他認為學生造反派和社會上的造反派不一樣。他不知道對面坐的就是“五大領袖”韓愛晶。我把韓愛晶向姐姐、姐夫作了介紹。姐夫笑著直道歉：“對不起，對不起，不知你大駕光臨。我罵王效禹的這些話，你千萬別計較。我們是保皇派，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跟不上形勢，請多指教。”
韓愛晶誠懇地說：“不，我們不支持王效禹，您講的這些情況很好，我很受啟發，有些情況我回去后要向中央首長匯報。”
回到旅館后，韓愛晶同我們回顧了山西山東之行的情況，他對王效禹現象十分不解。他自言自語地說：“陳永貴反軍，王效禹也反軍。陳永貴好說，有毛主席撐腰，倒不了，但王效禹就難說。為什么造反派掌權就是不穩？難道真像‘4.14’說的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嗎？”韓愛晶陷入了沉思。
“這有什么奇怪的？”我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我們天天喊這個口號，可就是干起事來忘了。毛主席有林副主席和周總理支持才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林副主席管槍桿子，周總理手里有一大批老干部。陳永貴、王效禹和我們都不懂這個道理，隨便揪軍內一小撮，沖擊軍區，得罪了軍界和地方上許多老干部，那政權能穩嗎？”
“戴維堤說得對，這個問題太重要了。以前我們批斗彭德懷，炮打徐向前，在外地支持造反派沖軍區，真是大錯而特錯了，我真該死。看來，要想政權穩固，沒有軍隊支持不行，沒有有權威的老干部不行。回去以后，馬上解放周天行。”
回到北京以后，韓愛晶讓我寫了一份“關于山西、山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報告”上交了中央文革和周總理。報告是有傾向性的，對當地反軍的造反派十分不利。這份報告后來起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
令我們大吃一驚的是，由于在大寨暴露了身份，我們在山西的所有活動、行蹤都被山西軍區派人跟蹤并報告了北京軍區和中央。怪不得在太原大街上和火車上似乎有人跟蹤，虧我們沒干什么出格的事。這是謝富治后來告訴韓愛晶的。
北航周天行問題
聽說韓愛晶要解放周天行，我十分高興，因為我一直是支持北航紅旗內“6。19”觀點的，而“6。19”是保周天行的。
1967年底，北航紅旗內部出現了一個“6。19”觀點派，有頭頭，也有群眾。他們主張解放原黨委副書記周天行，同韓愛晶、井崗山、王恒等主要頭頭產生了嚴重分歧。其代表人物是革委會副主任仇北秦、常委田 東和一些革委會委員，號稱北航紅旗的“鴿派”。我個人盡管是北航紅旗的“鷹”派人物，但聽“劉天章連”（專案組）的人說，周天行沒有查出什么叛徒、特務問題。因此我也傾向“6。19”觀點，主張盡快解放周天行。當時圍繞周天行問題，全院展開了大爭論。北航紅旗內“6。19”派對韓愛晶等主要頭頭嚴重不滿，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對派勢力，并得到了北航院內反對北航紅旗的干部群眾的支持，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局面。由于“北航紅旗”這塊牌子太寶貴，大家都很珍惜，加上仇北秦、田東都是“北航紅旗”的元老，同韓愛晶、井崗山等人沒有其它分歧和矛盾，對外觀點一致，所以北航紅旗內部的“6。19”派沒有象清華“4.14”那樣形成對立派組織，韓愛晶始終控制著北航局勢。這里面，由于我個人文革初期的特除身份，同韓愛晶、井崗山和仇北秦、田東等頭頭們私交都很好，加上我基本上控制著北航的宣傳、組織、專政大權，所以北航紅旗始終鐵板一快，沒有分裂，這是歷史的事實。
于是，我又將了韓愛晶一軍：“你敢不敢把孔令華也請進革委會，當第一副主任？”
“我早有這個打算。若孔令華肯出山，我把革委會主任讓給他。只怕孔令華不愿干，另外，江青那里恐怕通不過。”韓愛晶說的是實話，后來的事實果然如此。
韓沒有食言，他很快召開了常委會，決定解放周天行。
周天行是北航黨委第一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是北航的實力派干部，政治部上上下下都是周天行的人。有人說周天行是北航鄧小平式的人物，這話有道理。當時原黨委一把手王恒已被結合為革委會副主任，但不知為什么，威信一直不高。周天行文革初被工作組打倒后一直未解放，這次看來韓愛晶是下決心要解放他了。
韓愛晶又讓我調閱了周天行的檔案，周的檔案里沒有問題。韓又找專管干部專案的“劉天章連”審閱了周天行的所有專案材料，排除了周天行的叛徒、特務問題。于是，韓愛晶讓人把周天行從“牛棚”領到了我的辦公室。因我的辦公室有內外間，沒人干擾。韓愛晶和周天行進行了面對面的談話，在場的只有我一個人。
我當時十分高興，因為若周天行被解放，我也有一份功勞。
然而遺憾的是，這次行動以失敗告終，周天行最后沒有得到解放。
原因有二，一是常委中某些人（包括已解放的某些老干部）堅決不同意解放周天行。他們認為周天行是北航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態度不好，暫不能解放。說起北航革委會中的某些老干部，真是令人不敢恭維，他們有人專給韓愛晶幫倒忙；二是周天行當時抵觸情緒較大，拒不認錯和檢查，對文化革命怨氣十足，對自己被打倒耿耿于懷，態度連鄧小平都不如。據韓愛晶說，周天行不給他臺階，他騎虎難下，左右為難，最后決定暫緩解放周天行。這一緩，又是一年多，周天行又受了許多迫害。直到韓愛晶下臺，工、軍宣隊掌權后很久，才解放了周天行。
韓愛晶們沒有及時解放周天行，后來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周天行同志被解放以后，重用了一批對北航紅旗恨之入骨的干部搞清查“5。16”運動。由于北航的學生們除少數高干子弟外絕大多數都是北航紅旗的成員，大批學生們倒了霉。北航把許多真真假假的所謂“5。16”罪行材料向全國各地大量推銷，致使分配到全國各地的大批北航學生一個個被打成“5。16”分子和“三種人”。有的被關了很久，整得神經失常；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有的一輩子不得翻身，付出了終生的代價。包括我這個主張解放周天行的人也沒有幸免，許多被審查多年證明沒有任何問題的學生也被耽誤了前程。作為母校的領導和老師們，這樣大規模地整自己的學生，古今中外，實屬罕見，傷透了大批北航學子們的心。據我所知，在抓“5。16”運動中，北航是北京高校中整自己的學生最厲害的。如果說北航紅旗對周天行等老干部的隔離審查是打擊迫害，那周天行等人上臺后對大批北航學生無中生有地栽贓陷害、關押審查也不是什么革命行動。本來，文革中北航紅旗韓愛晶們是欠了周天行等老干部們債的，這樣一搞，你打過我一拳，我就踢斷你的腿。若從等價交換的原則來說，究竟誰欠誰的帳？就很難說了。
筆者饒舌。事過多年之后的中共十六大時，北京許多主要大學都有畢業生（大部是文革中的老五屆）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甚至常委之列，而赫赫有名的北航卻名落孫山。唯有筆者的同班同學張玉臺（中國科協黨組書記）、二炮司令員楊國良、遼寧省省長張國光等三人當了中央委員。（注：張國光后調湖北省省長。2004年被開除黨籍并“雙規”，后因受賄約50萬元被判刑11年。）個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北航當年某些領導人不愿意自己的學生將來有“出息”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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