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為我平反
1966年10月6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了十多萬人參加的“全國革命師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外，周總理以下所有中央首長都出席了。韓愛晶、蒯大富等人坐在主席臺后排，我作為普通一兵和同學們坐在體育場的草坪上。
在這次大會上，北航紅旗的代表井崗山（二把手）發了言，按照中央首長講話和《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社論精神，對“兩條路線的斗爭”問題作了精彩地論述，這在全國是第一次。蒯大富代表到會的十萬紅衛兵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宣了誓。這不僅使蒯大富徹底平了反，也使他從此名揚四海。
在大會進行中，有人把我受迫害時寫的血書交給了周總理，周總理看后交給了江青等人傳閱。周總理問我本人來了沒有，要見我。于是，在全場十萬多人注目下，我從廣場下面走上了主席臺。
那天，我穿著洗得發白、雙肘上補著大補丁的藍上衣走到了周總理面前。我雙手握著周總理溫暖的大手，眼含熱淚，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周總理也很激動，記得他說：“你們是優秀的，不應當壓制你們，應當為你們平反。我已經讓國防科委的同志為你們平反。”周總理說完，把我讓給了江青，我同江青握了手。
對當時的江青，我把她當成中央首長和偉大領袖夫人看待，所以心情仍很激動。當時文革剛剛開始，她的講話和干的壞事還不多，不可能對她有什么反感。記得當時江青說:“毛主席聽說你們被逼得寫了血書，很生氣。（是否李敏告訴毛主席的？）你們不要怕，中央支持你們。”我激動地說：“請問候毛主席好，祝他身體健康。”隨后，我又和主席臺前排的陶鑄（？）、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肖華、楊成武等人一一握了手。
主席臺上這次接見，持續了好幾分鐘，記者搶拍下了周總理同我握手的鏡頭。
上述文字有人可能有微詞，都什么時候了，還“炫耀”這些，招打是不？我要告訴這些朋友，我這是回憶歷史，記錄事實，所以只好實話實說，相信讀者會明白和理解的。我就不信您老先生早就知道江青是壞人，一見面就扭斷她的胳膊。
周總理為我平反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北航，紅旗戰士們都很高興，紛紛向我祝賀，尹聚平同學也高興地掉下了眼淚。
自從我“自我罷官”把一把手讓給韓愛晶后，我當起了小小老百姓--普通紅旗戰士，樂得一身輕松，逍遙自在。我回到了我的3511班，與同學們準備復課鬧革命。我當時幼稚地認為，自己已經平反了，鬧了幾個月的革命也該結束了。文化革命，當然離不開文化，學生們該好好上課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思想。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文革風暴越演越烈，全國已經亂起來，收尾談何容易？為了把文革烈火傳遍全國，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支持下，全國的大、中、小學生們以紅衛兵的身份開始了全國大串聯。當時，全國各地到處都有紅衛兵接待站，坐車不用買票，吃飯不用花錢，愿意去哪兒就去哪兒。除了各大城市外，韶山、延安、長征路，黃山、廬山、峨嵋山，到處是紅衛兵們的好去處，到處留下了大串連的學生們的足跡。
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沒事干，便先后去了東郊的738廠串聯。（這個廠生產電子計算機，是我的專業對口廠，我后來分配到該廠。）先是同工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后來廠子也亂了起來，就返回了學校。
這期間，上海刮起了“一月風暴”，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掀起了奪權浪潮。“北航紅旗”也乘機奪了北航的一切大權，提出了“一切權力歸紅旗”的口號。隨著中央文革的支持，北航紅旗名氣起來越大，成為全國響當當的革命造反派。在學院內，反對派“紅衛兵”、“赤衛隊”土崩瓦解，如鳥獸散，一些人加入了北航紅旗，大部分人外出串聯去了。“東方紅”、“紅教工”等組織并入了“北航紅旗”，“北航紅旗”發展到四千多人。有些學生和干部、教師組織上沒有參加北航紅旗，但事實上成了北航紅旗的成員。從此，北航成了“紅旗”的一統天下。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航紅旗很快就成了中央文革的“鐵拳頭”，開始“包打天下”。南到廣州，北到哈爾濱，東到上海，西到西寧、烏魯木齊，全國到處都有北航紅旗的人馬和造反聯絡站。
北航一月奪權時，我因已不是頭頭，又在工廠串聯，沒有參與。但由于我在北航文革初期的影響，頭頭和紅旗戰士們仍對我十分尊重，我也力所能及地為北航紅旗盡“犬馬之勞”。
圍困“蘇修”大使館
1967年1月25日晚，北航紅旗辦公室接到了派駐《人民日報》的紅旗戰士吳某某的電話，說剛收到我駐蘇使館急電，我一批即將回國的留學生在莫斯科紅場瞻仰列寧墓時被蘇聯警察打傷，發生了嚴重的流血事件，消息剛剛通知外交部和中央。
韓愛晶一聽，立即召集主要頭頭們開會。大家一致認為，這是“蘇修”對我們的嚴重挑釁，是可忍、孰不可忍！作為中國人和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必須立即采取行動，迎頭痛擊“蘇修”的挑釁，捍衛我中華民族的尊嚴。會議決定立即組織大規模游行示威，聲討“蘇修“的暴行，并發電給中國駐蘇大使館，對我受傷的留學生表示慰問和聲援。
1月26日早上天還未亮，北航紅旗廣播站奉命以最大音量向全院廣播了莫斯科紅場發生的流血事件，要求紅旗戰士們立即起床參加游行示威，并歡迎廣大革命師生積極參加。
文化大革命中，各種形式的游行示威如家常便飯，不需要向任何人請示，也不需要任何人批準。這次是抗議“蘇修”暴行的愛國行動，更沒人反對。于是，全院師生數千人很快集合好了隊伍。頭頭們決定由我帶隊，于是，我帶領北航的游行隊伍浩浩蕩蕩地出了校門，直奔東直門內的蘇聯大使館。這時天剛剛放亮，其它大專院校和單位也陸續從北航得到了消息，立即響應。很快，一支支游行隊伍跟在北航的隊伍后面，向城里進軍。
一路上，紅旗飄揚，歌聲嘹亮，群情激奮，斗志高昂，抗議“蘇修”法西斯暴行的口號聲震天響。紅旗戰士們唱起了李劫夫創作的《我們走在大路上》。
我們走在大路上，
意氣風發斗志昂揚。
毛主席領導革命的隊伍，
披荊斬棘奔向前方。
我們走在大路上，
革命道路多么寬廣。
共產黨指引我們的航程，
無限幸福無尚榮光。
向前進！向前進！
革命洪流不可阻擋。
向前進！向前進！
向著勝利的方向。”
李劫夫是沈陽音樂學院院長，著名作曲家。《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是李劫夫的代表作，寫于1965年，在文革前及文革中風靡一時。每逢重大節日，重大活動，同學們必唱這首歌。這首革命歌曲無論政治內容和藝術水平皆無懈可擊：朗朗上口，節奏明快、歡暢，進行曲風格，時代感極強，唱起來立即給人一種奮勇向前，無往而不勝的毫邁之情。文革中李劫夫為毛主席的許多詩詞和語錄譜寫了曲子，有些成了膾炙人口的歌曲，有些語錄歌也風靡一時，全國人民天天唱，盡管有點不倫不類。實事求是地說，象《蝶戀花--答李淑一》和《沁園春--雪》等歌曲還是不錯的，很有水平，后來無人能超過他。
李劫夫文革初被打成“黑幫”，北航紅旗派人把他“搶”來保護了起來，他對北航紅旗革命小將十分感謝和贊賞。為表達感激之情，他為北航紅旗戰士寫的《紅旗戰歌》譜了曲。
（筆者注：關于李劫夫，關心的人很多，本書略作交代。李劫夫離開北航后即被“解放”，但可惜的是，由于1943年在晉察冀時和黃永勝有點部屬關系，糊涂的李劫夫后來上了林彪集團的“賊船”，并曾為林彪上臺寫過半首“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未寫完）。1971年10月20日，李劫夫被隔離審查。5年后的1976年10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猝逝于“學習班”中，終年63歲。1979年11月20日，遼寧省委“紀委”作出決定：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被定為嚴重政治錯誤。并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
李劫夫的所有歌曲作品被封殺、停唱10年。直到1981年在有關人士的質疑和呼吁下，李的作品才被解禁。1997年慶祝香港回歸的音樂大會上，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數萬群眾齊聲高唱“我們走在大陸上”。1999年國慶閱兵式，雄壯高昂的“我們走在大陸上”響徹云霄。）
書歸正傳。我紅旗戰士們高舉紅旗，一遍一遍地高唱著“我們走在大路上”和“紅旗戰歌”，一遍一遍地高呼著“打倒蘇修！” 、“討還血債！”的口號，昂首闊步地向蘇聯大使館進軍。
半路上，早八點時，各單位的高音嗽叭開始播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廣播中報導了莫斯科紅場發生的流血事件，我國政府向蘇聯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廣播中還說蘇修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極大憤慨。現在，北京的大街上已人山人海，游行示威的隊伍正向蘇聯大使館挺進……
經過幾個小時的行軍，我帶領的北航游行隊伍最先到達了蘇聯大使館門口，立即把使館大門圍得水泄不通。使館大門向南通東直門內大街的路文革初已改名為“反修路”。傾刻間，“反修路”和東內大街上，游行示威的隊伍已人山人海。“打倒蘇修！”的口號聲震天動地，響徹北京上空。
蘇聯大使館大鐵柵門緊閉，門內有幾個蘇方人員向外探頭探腦地張望。我武警戰士和警察已把使館保護了起來。我和同學們舉著拳頭，對著使館大門不停地高呼：“打倒蘇修！” “向蘇修討還血債！”“堅決抗議蘇修的法西斯暴行！”“堅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驚天動地的口號聲幾乎要把蘇聯大使館震塌。
這時有學生請示我，可否沖進去抓出幾個“蘇修”分子批斗一下？
我盡管也處于極度憤怒和昂奮之下，但我是頭頭，不能胡來。我向大家宣布了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要搞過火行動。因為我國在蘇聯也有大使館，我們若砸了蘇聯大使館或打了他的人，對方一定要搞報復，所以不能蠻干。這點常識和水平我們還是有的。
這時，一位衛戌區的首長也找到我，要我們注意不要抓人、打人。他轉達衛戌區領導同志的話說，只要學生們不沖進使館，干什么都行。若萬一“蘇修”把我們的學生扣住，那就把人搶出來，“蘇修”抗議就抗議，由外交部處理后事。
正在這時，有人報告說，有一輛“蘇修”大使館的伏爾加車從外面開來，現被堵在反修路口。憤怒的學生們已向車上倒了許多墨汁、漿湖，貼滿了標語。車里的人嚇壞了，不敢出來。學生們請示我可否把送上門來的“蘇修”分子揪出來批斗，把車撳翻，點火燒了算了。
當時我也正在激奮狀態下，我也是才20來歲的熱血青年。我當時認為，把蘇修分子揪出來批斗一下，把車燒了也算不了什么，誰讓蘇修打了我們的人呢？以牙還牙，以血還血，這是合情合理的。紅衛兵嘛！出點格沒關系。我幾乎就要同意采取行動。憑我的身份，只要我一點頭，學生們什么也敢干。但是，理智最后還是占了上風，我必須冷靜，不能蠻干，這是國家大事，不能讓中央為難。
謝天謝地，我又避免了一次錯誤和災難。當時若頭腦發熱，同意學生們蠻干，燒毀輛汽車倒沒什么，后來也不會讓我們賠，但車內的“蘇修”分子很可能被憤怒失控的學生們打死。那將把事情鬧大，造成嚴重的國際事件，甚至會導致中蘇戰爭爆發，這是完全可能的。后來的珍寶島事件就是如此。
于是，我分開眾人，趕到了伏爾加車前面。透過車窗，見車里坐著一男一女，男的開車，是個胖子。我舉著拳頭揮舞著，對著車內的人用俄語大喊：“混蛋！法西斯！打倒蘇修！”我是學俄語的，會幾句蘇聯話。
然后，我要大家讓出一條路出來，用手勢引導著伏爾加車向前開。這時有人大喊：“別讓蘇修軋死你！”我笑著說：“他敢！”這時，我看到車內的胖子向我作了一個揖，慢慢地發動了車，跟著我一步一步地向前蠕動，在兩邊學生們的口號聲中，一直開到了使館門口。使館的大門開了，我讓開道，伏爾加車鳴著喇叭開了進去，大門又立即關上了。
我的行為受到了警察們和武警首長的贊揚。
隨后，我們在大使館門口宣讀了抗議書。學生們又喊了一陣口號。然后，我便帶領游行隊伍一邊游行一邊往學校返回。
這次圍困蘇聯大使館，抗議“蘇修”暴行的革命行動，十分順利和成功，沒有發生過激行為和意外事件，事后受到了有關方面的表揚。后來得知，“蘇修”也搞了對等行動，派人到我駐蘇使館門口鬧了一頓，但也未敢有出格行動。當時我們若行動過火的話，“蘇修”一定會報復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次涉外事件后來都被說成是反革命事件和“5。16”罪行。最典型的事件是“火燒英代辦”事件。當時，英國佬在香港反華，迫害我同胞。英國軍警悍然開槍打死我同胞15人，并把我新華社記者判刑。憤怒的中國紅衛兵和學生們忍無可忍，沖進了朝陽門外的英國代辦處公寓，有人放了一把火，把英代辦公寓樓燒了，但沒有燒死人。這就是轟動全世界的“火燒英代辦”事件。后來抓“5。16”運動中，許多人為此被整，被關，罪名是破壞中國外交政策的所謂“5。16”罪行，并說王力是“火燒英代辦”的黑后臺。歷史證明，這是胡說八道。對此，周恩來總理后來說，此事與王力無關，是外交部的最后通牒引起的。
我帶人圍困蘇聯大使館一事，由于當時確實沒有什么出格的錯誤行為，后來一直沒人說三道四，整我時也沒提過此事，這就對了。否則，我將以賣國罪起訴他們。
事過多年之后的1999年5月7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好漢”們用三顆導彈準確地炸毀了我駐南聯盟大使館，炸死了許杏虎、朱穎、邵云環等三名英雄記者，欠下了中國人民的血債。北約“好漢”們的這次軍事行動，絕對不是“失誤”，而是百分之之百是故意挑釁，絕對是赤裸裸的戰爭行為，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十二億中國人民的極大侮辱和蔑視。此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公憤，許多共產黨員、干部和老百姓氣得罵大街。可憐我們的導彈技術還不太過硬，沒法把美國白宮炸幾個窟窿，這口惡氣實在難出。當時，官方組織的一些中國學生們倒是在警察們的保護下去美國大使館門口轉了轉，喊了幾句口號就完事了，就象當年我們在蘇聯使館門口一樣，沒有任何過激行動，這就對了。美國太強大了，還是忍氣吞聲為好。國家大事不是鬧著玩兒的，應當有理、有利、有節，謹慎小心，三思而行，小不忍則亂大謀。等我們的國家慢慢地建設好了，經濟、軍事實力尤其是導彈和反導彈技術遠遠地超過了美國時，也發三顆導彈把美國加洲的大沙漠炸幾個窟窿，出出氣就行了。
想不到兩年之后，一個叫本.拉登的家伙替中國人出了這口氣。但某些中國人不買賬，尊稱他為“恐怖分子”。
大連鎮壓“造反團”
書歸正傳。1967年春天，我和幾個同學沒事干，便決定去大連串連，有條件的話就下工廠鍛煉，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
之所以去大連，一是大連的大海很迷人，二是同學張海在大連有許多革命造反派戰友，可以接待我們。
寫到大連之行，我不能不提到這位老同學張海，我沒有辦法，請他原諒。
張海文革前已是共產黨員，文革之初是保守派，后來受中央社論和最高指示影響，反戈一擊，積級造反，成為北航紅旗的一名骨干，這本沒有什么。只是他受極左思潮影響較深，干事往往極左，而且能量頗大，文革中干的有些事十分過火。由于多種原因，他文革中雖未當頭頭，但卻是一名不普通的群眾。沒有想到的是，多年之后抓“5.16”運動受審查時，可能專案組動用了“滓渣洞”的手段，張海同學血肉之軀有點怕痛，于是信口開河，把文革中自己干的事兒一古腦兒推到我的頭上，說全是我支使他干的。為了保護老同學，我干脆把張海干的許多事（不一定全是壞事）都攬到自己頭上，一口咬定他是普通群眾，沒有任何問題。但萬萬沒料到，他后來竟無中生有地承認了自己是“5.16”分子，并一口咬定是我發展的他，交待材料寫了幾十張紙，時間地點“證據確鑿”，不容我廠軍管會專案組不相信，把我關了一年多。軍管會最后把材料拍給我看時，我才大吃一驚，恍然大悟。我使出渾身解數，用鐵的事實否定了我和張海的“5.16”問題。
張海被解脫后，青云直上，混的相當不錯，我打心眼里為他高興。1966年10月打倒“四人幫”后的的第三天，張海到京出差來看我，我盛情招待。沒想到張海在酒桌上拍著胸脯大言不慚地說：“專案組整我，都是你連累了我，我死保你，一個字都沒揭發你。說我們是‘5.16’分子？真他媽開玩笑！咱哥們什么時候參加過‘5.16’了？”搞得我哭笑不得。
張海青云直上后，或許是怕我們再連累他，從此斷絕了與同學們的一切聯系。風云變幻，大浪淘沙；人各有志，不能強求。如張海看到此書，請他諒解。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文革中說假話的人太多，算不了什么。我為了寫書，不得不提及此事。人無完人，誰都有失誤的時候，況且張海的失誤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法西斯逼供下發生的，有情可原。希望張海老同學海量，保重身體，安度晚年。如果還想和老同學恢復聯系，熱烈歡迎。
書歸正傳。我們到大連后，先到有名的大連鋼廠同工人師傅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了一段時間。當時大連已亂了起來，全市有“工總司”、“大專院校”和“五一兵團”等幾大群眾組織。“工總司”和“大專院校”以工人和學生為主，是造反派，“五一兵團”以老工人、老黨員、轉業軍人居多，也打著造反的大旗，但擁護解放軍，思想偏保守一些。我們到大連后，各派組織聽說“北航紅旗”來人了，紛紛來找我們，讓我們表態支持他們。駐軍也派了干部來請我們去作報告。
本來我們完全可以找各種借口拒絕表態，誰都不得罪。但鑒于當時的形勢和我們的身份，不表態不行。經過了慎重的考慮，我作出了大膽的決定，以“北航紅旗大連聯絡站”的名義支持“五一兵團”，支持駐軍。這下子可把“五一兵團”的頭頭們樂壞了，當地駐軍也非常高興。
如今的年輕人看到這里可能會啞言失笑，你們算老幾？歷史的事實是，當年“北航紅旗”就是有點“老子天下第二”的味道。作為中央文革的“鐵拳頭”，誰若得到了“北航紅旗”的支持，那就意味著光榮和勝利。
但是，我的決定惹火了“工總司”和“大專院校”的造反派們，他們派人來向我宣戰，聲稱要讓我走不出大連。
我之所以支持大連駐軍，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大連地處國防前哨，解放軍不能亂，這是基本的常識，否則讓蔣介石看笑話。基于這一點，我盡管認為當地駐軍對毛主席的文化革命不很理解，但不能同解放軍對著干，更不能“反軍”。而“五一兵團”既造反又擁軍，大方向沒錯，所以我采取了支持“五一兵團”的作法。
張海同學對我的決定不以為然，他認為必須支持“工總司”和“大專院校”造反派，否則就是“支保”，有損于北航紅旗形象。他對“工總司”和“大專院校”的頭頭們也沒法交待。
于是，張海自己表態，堅決支持“工總司”和“大專院校”造反派組織，并同他們的頭頭們保持密切聯系。當時，我出于多種考慮，默認了他這種作法，這也就是我后來承擔了一切責任的原因。
不久，應當地駐軍之邀，我和張海等人去部隊作了一次報告。我和部隊首長坐在主席臺上，報告是由張海作的。張海主要介紹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有關情況，受到了部隊官兵的熱烈歡迎。
有一天，大連警備區司令員鄧岳將軍邀請我們去司令部作客。
我們到了司令部，鄧司令用海鮮和包子招待我們。他對我們支持駐軍表示感謝，并開玩笑說：“現在到處都是司令部，都叫司令，全是假的，我這個司令才是真的，我是毛主席、林副主席親自任命的。”說得大家哈哈大笑。
鄧司令為了保護我們，讓我們住到了部隊招待所里，并派兵保護我們。
一天晚上，駐軍某部隊的首長派人把我和一個姓王的同學（張海那天不在）拉到了瓦房店附近的一座軍營里，戰士們燒好了熱炕，端來了熱水，讓我們休息等候，說有首長要見我們。
不久，聽見飛機響。一會兒，一架直升飛機降落在軍營的場地上。
飛機上下來了一位老軍人。他把我們叫到了辦公室里，寒喧了幾句后，他開門見山地說：“謝謝你們北航紅旗，謝謝你們支持我們。你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邊，消息靈通。我們這里很復雜，那些烏龜王八蛋們鬧的厲害，打砸搶，把我的戰士都打了。我早就想收拾他們，但吃不準，你們來了就好了，我們就踏實了。我這次來就是看看你們，表示感謝，我馬上要飛回沈陽，你們好好休息吧！”一回兒，老軍人戴上軍帽，出門上了飛機，飛走了。
后來才知，此人是沈陽軍區某野戰軍張鋒軍長，后任沈陽軍區副司令。
我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知道軍人的作風，說一不二。從張軍長的口氣里，仿佛透著殺氣，我心里直打鼓。
在學校時聽外出串聯的同學說，各地解放軍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許多地方駐軍支持保守派，鎮壓造反派。青海的趙英夫就開槍打死了許多紅衛兵造反派。今天的情況很不妙，千萬別出事，我心里直禱告。
說實在話，也可能是從小受苦受難受過磨煉，也可能是父親遺傳基因的影響，我養成了說一不二，做事從不反悔的習慣。對就對，錯就錯，好漢做事好漢當，從不婆婆媽媽。在大連支持駐軍，我至今無悔，但我堅決反對部隊鎮壓群眾，不能把造反派都視為反革命，更不能開槍殺人，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部隊領導安排我們休息，說晚上部隊有行動，你們不要管，躺著睡覺就行，有戰士保護你們。
我們剛躺下不久，就聽院子里哨子響。頓時，戰士們的跑步聲、汽車聲、槍支撞擊聲響成一片，我爬起來出門一看，只見一輛輛滿載著全副武裝的戰士的軍車開出了軍營。
我和小王立即穿好衣服，想出去看個究竟，門口兩個持槍的戰士勸阻說：“首長有命令，為保護你們安全，不要出軍營。”我推了戰士一把說：“謝謝你了，不要緊。”便沖出了軍營。兩個戰士立即跟在了我們后面。
一出軍營，我大吃一驚。微弱的路燈下，荷槍實彈的戰士們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再往前走，只見路邊架著許多輕重機槍，戰士們趴在地上，手扣著板機，一排排子彈明晃晃的，拖在機槍旁邊。
我未當過兵，第一次見到這種場面，心里不由緊張起來，我不知道部隊要干什么，采取什么行動？反正不會是演習。
保護我們的戰士把我們領到了一家工廠的大門口，只見工廠已被全副武裝的戰士們包圍。我看見了工廠門口的大牌子“遼寧省瓦房店紡織廠。”
突然，高音喇叭響了起來，夜深人靜，聲音格外清晰、響亮。
“中國人民解放軍某某某某部隊奉上級命令，堅決取締‘瓦紡造反團’。‘瓦紡造反團’的頭頭們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打著造反的旗號，實行打、砸、搶，攻擊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死打傷革命群眾和我解放軍戰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某某某某部隊遵照中央軍委八條指示和沈陽軍區司令部的命令，堅決取締‘瓦紡造反團’。‘瓦紡造反團’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須無條件投降，誰膽敢反抗，死路一條……”
這時，我才如夢初醒，真相大白。原來剛才張鋒軍長是來最后拍板下命令的。事到如今，我已騎虎難下。我并不了解“瓦紡造反團”的具體情況，他們的頭頭們干了什么壞事我也不清楚。但是，情況已經明擺著，部隊的行動已經實施，這絕對不是兒戲的事，我既然支持駐軍，就應該相信駐軍。水已潑地，木已成舟，沒有商量和回旋的余地。于是，我讓陪同的戰士們帶我進了廠，來到了廠廣播室。
一進廣播室，部隊首長見我來了，十分高興，建議我講幾句。我沒有猶豫，接過話筒，大聲地喊道：“我代表北航紅旗堅決支持某某某某部隊的革命行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準左派造反，不準右派翻天。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誰反對解放軍誰就是反革命，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我的喊叫聲，通過高音喇叭響徹在瓦房店地區的夜空中。身旁的部隊首長和戰士們熱烈地同我握手，連聲說：“謝謝，謝謝。”
隨著我的喊叫聲，一個個“瓦紡造反團”的頭頭們被五花大綁押了出來，我數了一下，足有三、四十個。他們一個個被解放軍戰士押走了。
這就是震驚遼東半島的“瓦房店事件”。
在我支持駐軍部隊鎮壓“瓦紡造反團”的時候，同學張海正在大連“工總司”和“大專院校”的頭頭們那里，他萬萬沒想到我會支持駐軍鎮壓造反派。第二天，他找到了我，對我大為不滿，并說大連造反派要干掉我。
果然，第二天，大連大街上便貼滿了“打倒北航紅旗冒牌驢戴維堤！”“絞死戴維堤！”的大標語。我的名字被倒寫，并打上紅叉。
我看事不好，便溜回了北航。
回到學校后，韓愛晶等人早已收到了大連造反派的控告，他問我是怎么回事。我把大連的情況如實相告，認為造反派不該反軍，反軍的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不應該支持。這時許多頭頭都指責我不該支保，不該支持駐軍鎮壓造反派，這有損于北航紅旗的形象。有的紅旗戰士甚至貼大字報要開除我，說我是北航紅旗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我當然不服氣。不料韓愛晶卻說：“戴維堤干了件大好事。我們的人在外都沖軍區，反對駐軍，中央首長天天罵我。戴維堤在大連支持解放軍，了不起，幫了我的大忙，這是大好事。誰說我們北航紅旗反軍亂軍？戴維堤是好樣的。”
按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大連“支保擁軍”，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沒想到后來大連某些人“不夠朋友”。事過數年后清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時，當時的大連市某負責人說，大連市的“5.16”分子多得很，全是“北航紅旗大連聯絡站”的戴某人和張某人發展的。（注：可能是張海同學發展的，反正我一個也沒發展。）于是抓出了許多“5.16”分子。對此，我深表遺憾，并借此書向當年被錯整的瓦房店紡織廠的工人師傅們和所謂的“5.16”分子們深表歉意。
“二月逆流”問題
在我去大連串聯、支持駐軍鎮壓“瓦紡造反團”的時候，北京發生了“二月逆流”重大事件。
文化大革命剛剛半年，中國已經天下大亂。在毛澤東主席的號召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全國的大、中、小學的學生們以紅衛兵的名義開始了“大串連”，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傳遍了全國各地。國家黨政機關幾乎全部癱瘓了，許多干部都被當成“走資派”打倒了，一些工廠停工、停產了，全國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當時軍隊暫時還沒有亂）。面對這種形勢，具有“絕對權威”的毛澤東主席“穩坐釣魚臺”，認為“天下大亂才會達到天下大治”，林彪和中央文革也認為“亂是好事，亂了敵人。”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日常工作碰頭會，會議的原定內容是“抓革命、促生產”和國家經濟問題。出席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徐向前、葉劍英、謝富治（時任副總理、公安部長、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有副總理余秋里，中央文革小組有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江青知道這個會上沒有好戲，拒不參加。至于聶榮臻、谷牧和關鋒、戚本禹四人沒有通知到會。
周恩來總理主持的這個會議。但是，還沒等總理宣布開會，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按捺不住對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的許多做法強烈不滿，便你一言我一句地議論了起來，隨即大發雷霆，義正詞嚴地發了許多牢騷和脾氣。陳毅、譚震林、徐向前首當其沖，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隨聲附和，李富春當時未發言。陳毅本來對林彪有看法，說的話最厲害：“斯大林搞出了赫魯曉夫（意思是提拔重用為接班人），以后又怎么樣？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現在又怎么樣子了？”譚震林指著張春橋的鼻子，大罵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和紅衛兵造反派惟恐天下不亂，喊道：“蒯大富是個什么東西？這是個反革命！老子革命了一輩子，現在成了反革命，老子不干了！”抓起公文包就走。周恩來拍了一下桌子，喊道：“回來！”謝富治不停地說：“譚老板，不要這樣嘛！這樣不好，這樣不好。”徐向前也氣得拍了桌子，說：“你們還要不要解放軍！”葉劍英在會議之前對陳伯達說：“我們不讀書，不看報，理論水平低，向你請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怎么回事？為什么要搞上海公社？”（注：葉劍英當時不知道，陳伯達事實上是不同意張春橋等人的上海奪權的。）在會上，葉劍英也講了許多批評中央文革的話，但沒有拍桌子，更沒有拍斷掌骨。拍桌子傷了掌骨是在京西賓館的另一次會議上。以上歷史事實是會議的參加者王力提供的。
會議從下午三時一直開到7時，中央文革的成員成了“出氣筒”，發言不多，處于守勢，只是不停地記錄。周恩來在會上左右為難，不停地勸老帥們不要發火，有話慢慢說。
這就是所謂1967年2月老帥、副總理們“大鬧懷仁堂”的 “二月逆流”事件。
會后，張春橋、王力和姚文元向江青和毛澤東匯報了會議內容。（筆者注：作為向中央主席匯報工作，應當說是正常的。如果如實匯報，沒有歪曲事實，按照今天法制的觀點看，不能說是“惡人先告狀”或“告黑狀”。如果添油加醋，捏造事實，誣陷別人，那才叫告黑狀。這是小兒的常識，可惜有時大人們不懂。事到如今寫歷史，應當堅決擯棄文革遺風。）毛澤東開始聽著只是笑，當聽到陳毅說赫魯曉夫的話時，毛澤東火了……
1967年2月18日晚，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大發雷霆，對陳毅、譚震林等人進行了嚴厲地指責和批評。
隨后，在中央文革的指揮下，全國立即掀起了反擊“二月逆流”的高潮。北師大譚厚蘭小道消息靈，首當其沖，帶頭喊出“打倒譚震林”的口號，外事口開始“炮轟陳毅”，老帥和副總理們一個個受到了沖擊和批判。
后來，林彪摔死后，毛澤東可能“良心發現”，主動否定了“二月逆流”事件。他說，老帥們有意見，在中央的會議上公開講出來，這是黨章上允許的。后來，胡耀邦首先把“二月逆流”稱作了“二月抗爭”。
毛澤東一句話，江青等人假惺惺地喊了幾句“向解放軍學習”的口號，一切就煙消云散了。可是后來，奉命反擊過“二月逆流”的紅衛兵造反派們卻多了一條罪狀，他們的頭頭們成了“打擊、迫害副總理和老帥”、“反軍亂軍”的反革命分子。
值得指出的是，當時北航紅旗在“劉、鄧、陶”和“二月逆流”問題上，一開始是消極的，或者說是責任不大的。這不是為韓愛晶等人開脫罪責，而是歷史事實。
據我所知，自“北航紅旗”28天28夜揪工作組出名之后，出現了短暫的空白期。這時，清華蒯大富的“井岡山兵團”開始揪斗王光美，反劉少奇，清華大學的一位知名人士拋出了“鄧小平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北京大學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某些人開始反鄧小平，并迫害鄧樸方，致使鄧樸方在逃脫跳樓時摔斷了腰；（注：并非自殺。）北師大譚厚蘭等人小道消息靈，率先發起“反擊二月逆流”并首先喊出“打倒譚震林”的口號；外交學院開始“炮打陳毅”，等等。這時，北航紅旗“按兵不動”。韓愛晶等人整天開會，研究中央社論，揣摩中央意圖，分析文革形勢，暫時持觀望態度。
記得當時有人從清華轉抄了一張反劉少奇的大字報，有人從中宣部轉抄了一份批判陶鑄的大字報，被頭頭們責令撕掉了。“北航紅旗”是保陶鑄的，沒有任何人寫過反陶鑄的大字報。陶鑄被打倒時，許多人莫名其妙，蒙在鼓里。
在北京市大張旗鼓地反擊“二月逆流”狂潮中，外交口的造反派們整天批斗陳毅，一開始，北航紅旗頭頭們統一了口徑，決不介入。韓愛晶說：“陳毅這個人很可愛，他心直口快，從不搞陰謀詭計，毛主席很喜歡他。我們北航紅旗任何人不準反陳毅。”據韓愛晶說，有一次，他在大會堂開會后遇見了陳毅，對他表示了問候和支持。陳毅十分感動，因為那幾天陳毅天天挨批斗，心情很不好。當時文革剛開始不久，韓愛晶等人還沒干什么壞事，陳毅對韓愛晶很好感。韓愛晶當時還想走陳毅的“后門”，讓陳毅幫他到部隊去當兵。如果韓愛晶和北航紅旗當時反陳毅，完全可以把陳毅拉到北航來批斗，更不可能走陳毅的“后門”去當兵。
韓愛晶等北航紅旗主要頭頭們之所以在“劉、鄧、陶”問題和“二月逆流”問題上持觀望態度，落后于其它院校，一是北航紅旗當時已經赫赫有名，沒有必要去搶著出風頭；二是韓愛晶剛上臺不久，求穩，想看看中央兩派斗爭的具體形勢再說；三是中央文革當時沒有正式給北航紅旗下指示，并不是說韓愛晶和北航紅旗的水平有多高，不想“立功”。
歷史的事實是，“北航紅旗”按兵不動，很快惹火了中央文革，韓愛晶受到了江青等人的嚴厲批評和責罵。從此，北航紅旗才大張旗鼓地反擊起“二月逆流”來，韓愛晶和北航紅旗“晚節未保”。北航紅旗一行動，果然“出手不凡”。同樣的歷史事實是，在中央文革的指使或支持下，北航紅旗某些人喊出了“炮轟徐向前、葉劍英”的口號，并整過徐向前的“黑材料”；后來又派人參加過北京市的“揪劉火線”和“圍困中南海”事件；“7.20”事件后，組織人馬到西山抓陳再道（未遂），在全國許多地方支持造反派們沖擊軍區，并抄過徐海東的家，批斗了彭德懷、張聞天等人。這些都是北航紅旗文革中犯的嚴重錯誤和壞事。需要說明的是，這些錯誤行動都是北航紅旗個別學生（主要是“紅一連的人）干的，有些事請示了韓愛晶等主要頭頭，有的根本沒有請示，這是歷史的事實。另外，由于不在現場或不歸我管等原因，這些事情筆者皆未參與。
北航“革委會”成立
從大連回京后，韓愛晶等人建議我再度出山。他說：“北航紅旗不能沒有你，沒有你江山不穩。”此話事出有因。
當時在某些人看來，北航紅旗主要頭頭們的家庭出身和老子們大都“不太高貴”。有的出身農民、市民，有的老子雖是革命干部，但官都不很大（地師廳局級）。有人的父母在當地也已被打倒或受到沖擊，有的歷史問題未查清。北航紅旗內外的一些唯成分論思想嚴重的人和反對派議論紛紛，有人公開指責北航紅旗是壞人掌權。韓愛晶等人為堵別人的嘴，建議我仍回紅旗總勤務站。因為全院師生都知道，我是響當當的紅五類，家里一大堆革命烈士，若講出身，沒人敢和我比。
我考慮再三，最后作出了影響我一生命運的重大決定。我答應了韓愛晶等人的請求，又返回了北航紅旗總勤務站，但未進常委班子。由于我出身好，筆桿子也可以，韓愛昌等人讓我負責北航紅旗的宣傳工作。我和同學們在北航體育館先辦了一個“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的展覽，參觀的人很多，連聶榮臻元帥等許多領導同志都來參觀過，并表揚了我們。當時，《北航紅旗》報和紅旗廣播站由常委們親自抓，我沒有介入。不久，常委們又讓我負責組織保衛工作。
自從“一月奪權”后，反對北航“紅旗”的“紅衛兵”和“赤衛隊”等保守組織土崩瓦解，北航事實上已經成了“紅旗”的一統天下。經過幾個月的籌備，1967年5月20日，北航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從此合法地掌握了北航的一切權利。
北航革委會由45人（實43人）委員組成，常委9人（后增至13人）。后來陸續參加革委會的三結合干部有程九柯（原黨委副書記）、張有瑛（原黨委成員），王敬明（原副院長）、刁震川（原副院長）、王秀波（老干部）、肖漢祥（原武裝部副部長長）、梁興德、陳翠蒂等。原黨委書記王恒被“解放”后任革委會副主任。當時的革委會分工如下：
革委會主任：韓愛晶
革委會副主任：井崗山、王恒、仇北秦
革委會常委：韓愛晶、井崗山、仇北秦、田 東、張有瑛（干部）、程九柯（干部）、屠海鷹、侯玉山、王洪發（教師）、李樂（工人）、楊瑞云（女）、劉德威、崔光極。(13人)
革委會委員（實43人）：劉德威、韓友民、邵重威、屠海鷹、匡正芳、劉春田、趙倫忠、劉崇勤、賈煥民、惠鳳榮、田 東、豐成偉、韓愛晶、王發動、侯玉山、康文彬、李明啟、李 樂、郝 瑞、戴維堤、石興國、羅鈺源、李忠孝、宋光慶、仇北秦、莫世禹、張樹泉、徐佛書、王文懋、楊瑞云、劉建華、井崗山、張聚恩、崔光極、黃銘鈞、王惠民、黃文敏、張維彬、何鱗書、王洪發、張有瑛、程九柯、陳翠娣。
革委會主要部門分工如下：
斗批改：由常委直接管理。
作戰部長：劉德威。下轄：紅一連、鋼一連、全國動態組等（由常委直接管理）。
后勤部長：莫世愚
宣傳、組織、保衛部長：劉建華、李中孝、戴維堤
科研、生產、“紅航一號”負責人：屠海鷹、李明啟、何鱗書等
斗批改專案組（劉天章連）負責人：劉祥
清隊七人領導小組：井崗山、王恒、侯玉山、梁興德、郝震武?、戴維堤（還有一人，查詢）。
紅一連、鋼鐵縱隊、全國動態組主要工作人員有：王以理、陸澄平、王守信、祝春生、段孔瑩、柴孟賢、許志新、王端、萬建中、朱之惠、楊玲玲、侯玉蘭、尹聚平、王碧娟、王竹賢、盧向陽、左方成等。
清隊辦公室和組織保衛部主要工作人員（學生）：段孔瑩、呂香孝、朱芒大、羅茂詳、安英敏、陳霞、方學正、董志明、郭文炳等。
《北航紅旗報》負責人：孔令和、惠鳳榮、秦志強。
北航紅旗原造反大隊主要成員：劉向東（劉漢儒）、薛廷仁、宋毅、趙群增、戴經倫、苗洪仁、宮昌來、王振州、秦建新等。（注：革委會成立后進行了改組。）
北航紅旗廣播站負責人：胡惠絹、鄭德慶。
一系革委會主任：呂紹賢
二系革委會主任：匡正芳
三系革委會主任：王發動
四系革委會主任：
五系革委會主任：石興國
六系革委會主任：宋光慶
七系革委會主任：王恩茂、
九系革委會主任：張聚恩
（注：北航無八系。）
其他革委會委員無明確分工的，代表革委會協助和負責所在單位的工作
需要說明的是，一直到畢業，我始終是43名革委會委員之一，雖然后來權力不小，甚至比某些常委還大，但始終不是常委。（注：多年后某些人給我“定案”時堅持說我是常委，受寵若驚，謝謝！）
北航革委會成立大會非常隆重，邀請的首長和賓客很多。聶榮臻、肖華、楊成武等軍界首長以及謝富治、吳法憲（代表空軍）、戚本禹（未上主席臺）和美國在華專家代表、左派人士李敦白等人都出席并發言表示祝賀。聶老帥和將軍們對北航紅旗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在北京高校系統首先實現大聯合，成立革命委員會十分贊賞。這時的北航紅旗，早已把國防科委當成了真正的上級，對聶老帥和科委的領導們非常尊重。聶老帥和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軍界首長對“北航紅旗”和北航革委會的工作十分支持，但嚴格要求，對北航紅旗的錯誤也曾嚴厲批評。萬沒想到，后來肖華、楊、余、傅等軍界首長被林彪、江青等人污蔑為“北航紅旗”的黑后臺和“5。16反革命集團”的黑后臺。
北航革委會成立時，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插曲。三結合干部之一的原院黨委副書記程九柯已坐在主席臺上，紅旗辦公室突然收到了一封緊急公函，頭頭們打開一看，是揭發程九柯在新疆監獄自首的所謂證明材料，并有單位公章。由于新疆監獄問題牽扯到陳潭秋、毛澤民（毛澤東胞弟）等許多著名共產黨人的被害問題，事關重大，頭頭們不知所措。韓愛晶決定嚴格保密，會議照常進行。程九柯同志作為首批“解放”并被結合進革委會領導班子的老干部，坐在主席臺上，十分高興，但不久，便被隔離審查。需要指出的是，一直到1968年底“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后，程九柯同志一直被關在“牛棚”里，直到去世后才平了反。
作為革委會委員，我先當了幾天宣傳部長，后來負責人事、組織、保衛工作。當時黨組織已經癱瘓，所謂組織工作主要是“北航紅旗”成員的管理。歷史的事實是，我把北航原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幾乎全部保留，讓他們繼續負責自己的日常工作，我很少過問，只有重大問題和報告才請我簽個字。實事求是地說，當時他們大都是反對北航紅旗觀點的，但我對他們毫無派性，更沒有整過他們任何一個人。沒想到數年之后抓“5。16”運動中，北航原政治部的某些老師“恩將仇報”，幾乎把北航紅旗打成了“反革命組織”，并整了我許多黑材料。對此，我萬分遺憾。
當時各系和基層革委會的頭頭們，由選舉產生，誰上誰下我無權干涉。學院的主要工作“斗、批、改”和被打倒對象的專案審查和批判，由“劉天章”連和常委們親自抓，我無權介入。對外作戰由常委和“作戰部”（下屬“紅一連”、“鋼一連”等）管。唯有保衛部，我進行了改組，把原來名聲不好的“紅旗造反大隊”解散，抽調了一批得力的學生，成立了“紅武連”，后來擴大成“北航紅旗武裝部隊”，掌管著中央發給的數千枝槍，我和革命委員會委員劉建華、李忠孝共同負責。后來劉、李二人畢業，組織保衛工作由我一人負責。這樣，從生孩子報戶口、兩口子鬧離婚、人事調動、調整住房、財務報銷、處理自殺事件、站崗、巡邏、護校，一直到調動“紅旗武裝部隊”都由我管。韓愛晶等主要頭頭們對這些日常瑣事不屑一顧，也十分放心。
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衛下，沒丟過一把椅子，沒打破過一塊玻璃，這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我必須為自己說一句公道話。
雖然沒打破一塊玻璃，但像當時所有單位的造反派一樣，北航紅旗掌權后尤其是“清隊”中也打擊、誤傷了一些干部群眾，并批斗過彭德懷等人，打死了學生李明清、吳仙虎，犯了許多錯誤，詳情后述。
蒯大富和“四.一四”的故事
我與蒯大富相識，始于1966年10月6日。那天，在工人體育場“全國革命師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周總理剛給我平了反，我在主席臺后排認識了蒯大富。當天晚上，應當時國務院某領導之女--天津大專院校紅衛兵頭頭周某某之邀，蒯大富拉我一塊去了一趟天津“煽風點火”。這次天津之行未干什么壞事，實話實說。
蒯和我都是周總理平反的紅衛兵頭頭，但蒯大富在清華比我“折騰”得厲害，挨整也比我厲害。由于我后來很快“讓賢”，韓愛晶接班，所以蒯大富、韓愛晶名氣比我大得多，后來挨的整也比我厲害得多。這是歷史老人的安排，沒有辦法。
蒯大富是江蘇鹽城濱海人，爺爺是新四軍老戰士，父母都是共產黨員，父親是村支書。他1963年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工系，與我同年進京并有類似的經歷。
文革之初，蒯大富因反工作組被打成反動學生，這點與我也相似。只不過我被逼得寫了血書，蒯大富被關押十八天，逼得絕食抗爭并在清華園附近臥軌自殺末遂。
1966年6月8日，以國家計委副主任葉林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6月13日，工作組便停止了校長（兼教育部副部長）蔣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華大學黨委。不久，教育部把蔣南翔“拋”了出來，蔣成了“黑幫”。6月12至16日四天中，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清華大學便有103名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示眾，112人被打成走資派，16人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50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
以上這些，不管是功勞還是錯誤，都是工作組干的，沒有蒯大富的份。
6月15日，以蒯大富為首的十幾名學生帶頭反工作組，很快被工作組打成了反革命。
清華大學文革初期鬧得比北航厲害，這是因為清華工作組長葉林同志有一個特殊身份的顧問王光美，而王光美是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因此蒯大富的造反和清華文革的情況隨時“通天”。劉少奇同志對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更沒有想到毛主席事實上是對著他來的。他天真地認為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你們問我，我也不曉得。毛澤東點燃了文革烈火后，就到南方“旅游”去了，讓他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和老鄧按照共產黨歷來的經驗，派出工作組來領導運動。而這些工作組成員都是從黨、政、軍各領導機關臨時抽調來的，他們對文化革命同樣一問三不知，很不理解。工作組長們（包括北航趙如璋）都是老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他們都參加過。特別是反右斗爭，他們有豐富的經驗。那時的毛澤東同劉少奇一樣，是不允許人們對共產黨、對黨的領導人、甚至基層支部書記說個不字的。誰敢說不字，誰敢提意見，那就是反黨，就是別有用心，就要打成“右派”、反革命。那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在反右派問題上觀點一致，沒有分歧，英雄所見略同。“反右”運動中，幾乎一夜之間，全國就把多少萬人--主要是知識分子和黨政干部打成了右派分子--包括后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
據說當時政協委員、民主黨派的章伯鈞、羅隆基等人曾舉著“憲法”游行，請共產黨的領導人按憲法辦事，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照樣把他們打成右派。后來劉少奇同志挨整時，也想起了憲法，但已經晚了。
這一次，老皇歷不靈了，此一時彼一時也。毛澤東項莊舞劍，劉少奇不知自己成了沛公。他又經驗主義地把反工作組的學生視為右派、“游魚”、反動學生、反革命分子，支持王光美同志和工作組狠狠地整。于是蒯大富等數百名反工作組的學生、教師被打成了反動學生和反革命分子。蒯大富被開除了團籍，關押了十八天。他曾絕食抗議工作組并“逃跑”到清華園車站臥軌自殺未遂。另一個學生被整死了。
當時清華大學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動學生、“游魚”的教師學生達八百多人，而北航工作組“小巫見大巫”，才整了一百多人，打成“牛鬼蛇神”的才十幾個人。
筆者至今不認為工作組的這種做法是革命行動，是符合憲法的。有人至今把工作組當年整學生、整干部群眾的做法說成是正確的，應該的，這似乎不對，因為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說穿了叫做不講理或以勢壓人。說工作組有錯誤，這同否定文革不矛盾，何況這是歷史的事實。以北航為例，是工作組首先把黨委正、副書記打成“黑幫”，交學生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又把矛頭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學生。這點，北航有良心的老人們都可以作證。清華大學和其他大學的工作組也差不多，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工作組的錯誤有上面的責任，也有自己的責任，這是不必回避。
如果說文革初工作組大整干部群眾是“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可以理解和諒解，那青年學生紅衛兵造反派們是不是“小革命碰到了新問題”呢？后來為什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三種人”，而且至今不能原諒呢？
如果說蒯大富等人后來犯了錯誤，犯了罪，挨整、判刑甚至殺頭是罪有應得，那也不能把當年工作組整干部、整群眾的做法說成是正確的。給蒯大富定案的時候，也沒有反工作組這一條。
筆者認為，回顧歷史，總結歷史教訓，第一要實事求是，第二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說是無法無天的話，首先是工作組無法無天，然后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無法無天，最后才是紅衛兵造反派無法無天。是工作組先把老干部打成了“黑幫”，又把給他們提了點意見的群眾--包括學生、教師、工人和干部打成了反革命，批斗，關押，迫害，剝奪人權。后來紅衛兵造反派們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號召、支持甚至煽動下，也無法無天起來。他們中的某些人走向了反面，搞“打、砸、搶”，批斗、迫害所謂的走資派們，搞得天下大亂。筆者坦言，文革十年（當然包括后期歷時數年的抓“5。16”運動）完全是一筆糊涂帳，除了極少數真正的逍遙派外，誰也挨過整，誰也整過別人，半斤八兩，彼此彼此，誰也不是一貫正確，誰也別裝孫子。
書歸正傳。據說當時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第一次到清華園見到蒯大富時，指著蒯大富的鼻子罵道：“你就是快大富？你不但要富，還要又快又大，聽你這個名字就是反革命！”
蒯大富反工作組大鬧清華園的行動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周總理親自到清華大學為蒯大富平了反。1966年9月244日，蒯大富拉起隊伍，成立了清華大學“井岡山造反兵團”，自任司令，后來又成了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以反劉少奇和批斗王光美而名揚全世界。
清華大學的學生腦子聰明，膽子也不小，包括揪斗王光美和后來的大武斗，清華園的許多高智商亡命之徒令北航紅旗的學生們自嘆弗如，望塵莫及。
王光美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1964年訪問印尼時，一反在國內的樸素形象，穿了旗袍，戴了項練，風采照人。這本是外交禮儀需要，絕對有大國領導人夫人的風度，更談不上給中國人丟臉。如果說對王光美同志有意見，認為她有錯誤，不該穿旗袍、戴項鏈，批評王光美的錯誤似乎也可以，但不能侮辱人格，搞惡作劇。結果，在中央文革康生、張春橋等人的指使下，蒯大富的人經過密謀，干出了文革中轟動全國、全世界的“精彩之筆”。為了揪斗劉少奇、王光美，蒯大富的人以劉少奇子女遇車禍為誘餌，把劉少奇夫婦騙到了醫院。經周恩來的干預和批準，劉少奇返回了中南海，但王光美可以到清華園接受批判。于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們給王光美套上了花床單做的旗袍，戴上了乒乓球做的大項練，進行批斗。當時我和韓愛晶等人在北航聽去參加會的學生回來一說，感到很好笑。韓愛晶不以為然地說：“蒯大富這種搞法，純粹是惡作劇，太不嚴肅，容易讓人家抓辮子。”
王光美同志當時受到了奇恥大辱，換任何一個人，也不會饒恕蒯大富和造反派們。王光美同志后來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多年，九死一生，受盡了苦難，并失去了自己的親人，這是中國文革中的大悲劇。多年之后，王光美見到了曾在秦城監獄關了15年的王力，她熱情地握著王力的手說：“你也是受害者，你當了替罪羊。”其寬大的胸懷令人感動。
有人拋開政治評論王光美和江青時說，一個是大家風范，一個是小肚雞腸；一個是名門閨秀，一個是村野女子；一個是燕京大學的校花，一個是上海灘的“戲子”，其家庭環境、文化素質和個人修養決定了兩個女人的天壤之別。
1967年4月14日，清華“井岡山兵團”內部分裂。幾個與蒯大富一塊造反的頭頭對蒯大富不滿，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4.14”造反兵團，一把手叫沈如槐。“4.14”同時拋出了一份后來被陳伯達稱為很有理論水平的宣言書-- “4.14思潮必勝”，其作者是后來被毛澤東稱為“4.14的理論家”的周泉纓。
當時有人向我報告說清華大學出了一張很厲害的大字報，我立即去清華園詳細地看了周泉纓的大作。他的許多理論和觀點令人觸目驚心，發人深醒，只可惜我當時的思想不能接受。我在佩服周泉纓的才華和文筆的同時，認為他是個危險的一定要倒霉的人物，是一個高水平的造反派的叛徒，將來很可能成為曾國藩式的人物，蒯大富很可能“死”在他們一些人的手里。
所謂“4.14思潮”，大意是“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4.14”思潮認為，像蒯大富之類的造反派是“形左實右派”，是一幫“流氓、痞子、土匪、叫化子”，只能讓他們幫著造反打江山，不能讓他們坐江山。為了防止他們將來犯上作亂，不如現在就把他們殺掉。這些觀點在文革初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嚴厲批評。周泉纓后來又因反陳伯達被關押了一年多，毛澤東知道后，下令把他釋放了。
多年之后據周泉纓自己說，他當年拿蒯大富和陳伯達開刀，就是要將毛澤東的軍，逼迫毛澤東“改弦更張”。
文革中的“4.14”思潮或觀點，是一個非常深奧和復雜的理論問題。筆者認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廣大被壓迫的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看，“4.14”思潮和理論絕對是錯誤的，反動的，但是從歷史的實踐看來，“4.14”思潮卻不無道理。中國歷史上的歷次農民起義，一開始幾乎都是“痞子”搞起來的。這些先天不足的“痞子”們打江山時絕對是英雄好漢，但他們不懂得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的道理，只知道打倒皇帝做皇帝。一旦勝利在望，“痞子”的劣性便暴露出來，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甚至為了個女人而大打出手，最后以失敗告終。李自成、太平天國的悲劇就在這里。看來只有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但共產黨剛開始革命造反時，不也是被國民黨反動派和罵為“土匪”、“痞子”嗎？
筆者坦承，文化大革命中，許多造反派頭頭（包括本人在內）都不能說是真正的革命者，大部分是“痞子”或身上有“痞子”氣。但是，什么人身上沒有“痞子”氣呢？大概是那些出身高貴、血統純正的人們和忠厚老實、明哲保身、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的老好人和逍遙派吧？但是，若說這些人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和棟梁，筆者至死不敢茍同。（注：真正有思想、對文革有自己的看法和獨立見解的所謂逍遙派除外。）
古今中外，歷代皇帝和統治者都是“痞子”變化來的。當了皇帝的“痞子”對幫助自己造反打江山的“痞子”大致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割地封候，委以重任，二是當替罪羊或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掉。對無產階級革命家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把“痞子”教育、改造成為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統統當替罪羊殺掉。可惜，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最后還是上了“4.14”的當，重韜了某些歷代皇帝的覆轍。
歷史無情地把周泉纓的預言變成了現實，“4.14”勝利了，“4.14”的遺老遺少們得到的是“頂戴花翎”，而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之流一個個變成了階下囚。這是后話。
當時，蒯大富等人對“4.14思潮”恨之入骨，同“4.14”造反兵團勢不兩立，兩派整天互相攻擊、對罵，不共戴天，把個好端端的清華園搞得烏煙瘴氣。
由于蒯大富的“井岡山”和“4.14”始終尿不到一個壺里，所以清華大學的大聯合一直無望，成立“革委會”也就成了泡影。有一段時間，聯合似乎有望。周總理表示，只要清華大學兩派聯合起來，成立革委會，他一定出席祝賀。蒯大富十分高興，請“林副主席”為清華革委會成立題詞。林彪很聰明，他對清華大學革委會只字未題，他題的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這就是文革中陳伯達發明的、林彪題字的“四個偉大”的由來。
蒯大富的命運本來應該不錯，只要他同“4.14”聯合起來，成立了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周總理一出席，中央一支持，清華大學將是蒯大富的一統天下，象北航一樣。可惜沈如槐、周泉纓等人早已看準了這部棋，故意攪亂了蒯大富的黃粱美夢。筆者認為，如果當時清華大學很快實現了大聯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后來就不會發生武斗。沒有武斗，偉大領袖毛主席就不會(也沒有理由和必要)派工人、解放軍去“占領”。這樣，蒯大富等人就不會那么快退出歷史舞臺，紅衛兵的命運和歷史起碼要延長，甚至文革的歷史要重寫。這是鄙人一孔之見。可惜，這個本來可以出現的局面被“4.14”的好漢們擊得粉碎。用比較夸張的說法，是周泉纓的“4.14思潮必勝”大字報改寫了中國文革的歷史。
歷史的悲劇在于，蒯大富等人自覺不自覺地上了“4.14”的當，把“4.14”和“地派”當成了最危險的不共戴天的敵人，從而大加討伐，展開了驚天動地的大武斗。歷史證明，頭腦聰明但利令智昏的蒯大富等人不是“4.14”的對手。他們的所作所為，客觀上在為“4.14”思潮驗證真理：造反派就是只能造反打江山，不能坐江山也！不能坐江山也無所謂，關鍵是差點丟了吃飯的傢伙--腦袋，并且“連累”了中國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
1967年4月底的一天，我在辦公室里接到清華“4.14”一個女頭頭打來的電話。
清華“4.14”當時對北航紅旗應當說還是很尊重的。他們知道我們和蒯大富關系不錯，請我們出面給蒯大富作作工作，勸他以大局為重，高抬貴手，成立革委會時多給“4.14”幾個“議員”名額。
“4.14”的頭頭說得怪可憐的，我很理解。于是我和韓愛晶等人勸蒯大富，姿態高一點，多給“4.14”幾個名額，趕快聯合起來，成立革委會。
但蒯大富頑固得很，不聽勸告，寸步不讓。“4.14”要么投降，要么滅亡，這是他的回答。
“4.14”也不甘示弱，發誓要把“井岡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歷史的斷頭臺。
不久，清華園里便發生了大規模的武斗，戰火彌漫，亂成了一團。
與此同時，北大“老佛爺”聶元梓如出一轍。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對立派“井岡山造反兵團”也干了起來，并武斗不止。
1968年的夏季，清華、北大的武斗達到了高潮。兩派的頭頭們誰的話也聽不進去，令所有的人非常頭痛。謝富治曾帶領我們北航的頭頭們去清華一次，想制止武斗，結果進不了封鎖區，掃興而歸。中央文革、周總理也沒有辦法，直至后來驚動了偉大領袖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
打倒“四人幫”之后，蒯大富、聶元梓等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表演”和“赫赫戰功”，換來了十7年的重刑。而作為蒯大富和“井岡山兵團”的對手“4.14”的頭頭沈如槐等人和支持著，有關方面認為他們僅僅是一般缺點錯誤，后來大部分受到了重用。
筆者認為，文革中，清華大學也好，全國也好，武斗的雙方絕對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為了爭權奪利也好，為了某種觀點和信仰也好，武斗的雙方絕對不可能一個是人見人愛的“林妹妹”，一個是“母夜叉”孫二娘。
2004年4月，沈如槐的《清華大學文革記事》一書在香港出版。筆者拜讀了該書。之前筆者曾道聽途說蒯大富和沈如槐早已握手言和，前嫌盡釋。令筆者吃驚的是，事過36年后的今天，沈、蒯二位仍沒有化干戈為玉帛。沈如槐在書中仍然對蒯大富恨之入骨，咬牙切齒地破口大罵“蒯匪”“死有余辜”……令人大跌眼鏡。
在書中，沈如槐倒是很老實地承認，自己作為“4.14”的一把手，派人參與過“揪劉火線”，圍困過中南海，反過劉少奇、王光美；派人參與過“火燒英代辦處”；派人參與過“揪軍內一小撮”；在學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從手雷彈到裝甲車；還派人炸毀了高壓電線桿，導致清華圓和中關村大面積停電；還組織人馬抬著尸體在天安門廣場游行……這些問題，公正而實事求是地說，都是與蒯大富差不多的“功勞”。如果歷史地、寬宏大量地看待，應當都是“小將”犯錯誤，都是一般缺點錯誤。但是，蒯大富可能因為是“天生的”反革命，所以被判刑17年；（注：陳伯達才18年。）而沈如槐可能沾了“4.14”這三個字的光，屬于“一般缺點錯誤”。清華大學黨委和上級領導果真是英明偉大，令人感激之至，鼻涕飄零。
筆者痛罵自己上大學走錯了門，上錯了船。看看沈如槐老弟，陡然爆發了“紅眼病”。本人文革中的“功勞”比沈如槐老弟差遠了，真正是小巫見大巫。特別是文革中本人不但沒有炸毀高壓線，而且夜間親自站崗保衛過北航西邊的高壓電線桿--那是為天安門和中南海送電的。但是，茫茫蒼穹下，有陽光普照之處，必有淫雨紛飛之地。后來北航黨委“指揮”我廠黨委給本人來了個屬于“三種人”的“嚴重政治錯誤”，由此毀了本人的一生，此為后話。
“死有余辜”的“蒯匪”沒有被“414”送上歷史的斷頭臺，而是被“歷史老人們”送到監獄里改造去了。有一份小報曾介紹過蒯大富的傳奇故事，寫他刑滿釋放之后被山東蓬萊地區私企老板請去當了總工程師，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本書將以“獨家新聞”繼續介紹蒯大富的故事。
先透點消息，借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偉大東風，蒯大富如今在深圳當個體戶，辦公司，當老板，據說成了不大不小的“大款”，成了地地道道的“款司令”。
譚厚蘭砸“孔家店”的故事
說起譚厚蘭，許多人對她知之不多。譚厚蘭是湖南省望城縣人，生于1940年，她中學畢業后先當過教師和小學校長，1965年作為調干生進入北京師范大學學習。文革開始時，她已206歲，比蒯大富、韓愛晶等人都大。
譚厚蘭同《紅旗雜志》社林杰等人較熟，小道消息靈。文革之初，譚厚蘭也因反工作組“起家”，成立了以她為首的北師大“井岡山兵團”，但影響和名聲不大，沒有什么“偉大壯舉”。聶元梓有“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板”；蒯大富有“絕食、臥軌”反工作組、反劉少奇、王光美和周總理親自為其平反等名氣；韓愛晶有“28天 28夜”靜坐示威揪工作組“壯舉”；王大賓有“四進地質部”揪工作隊“戰功”。惟獨譚厚蘭，造反業績欠佳，名聲不大，于是她想干點出名的大事，向其他學生領袖們看齊。
在“小道消息”的支持下，譚厚蘭在全國首先發動了對“二月逆流”的反擊和聲討，她最早提出了“打倒譚震林”的口號。
譚厚蘭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造死人的反。1966年10月，在戚本禹等人指使下，譚厚蘭決定到山東去砸“孔家店”，造“孔老二”的反。
筆者認為，孔子的儒家學說統治了中國幾千年。它既是中華民族的國粹，又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儒家學說為歷代統治者們尊崇，成為“安定團結”的既定方針，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國泰民安立了大功，也為炎黃子孫的做人之道、處世哲學立下了規范。總的說來，儒家學說的功勞大大的，不僅過去和現在，就是將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儒家學說也將以頑強的生命力永存于世并繼續發揮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儒家學說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它的中庸之道、以“和”為貴、隨遇而安、不求改革更不準革命造反的正統思想束縛了中國人幾千年。中國如今的落后，尤其是人們思想的保守落后與儒家學說不無關系。中國人太容易滿足：“差不多就行了，算了吧，忍了吧！”
歷代統治者之所以尊孔，主要就是怕人民造反，怕人民要求社會的變革。
歷史上“砸孔家店”的人也不少，但都是“文砸”。“五四”運動以來，以魯迅等人為首的文化先驅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也是主張“反孔”的。
筆者認為，不論反孔也好，尊孔也好，都應講道理，都應以理服人。對于“孔家店”的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中國的重點文物，是國寶，是中國人共有的財富，理應受到很好的保護。
當過教師又是文化人的譚厚蘭可能僅記住了孔老二那句“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反動言論”，在戚本禹等人的授意下，決心要砸爛“孔家店”。1966年10月7日，譚厚蘭放著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批，放著北師大的“黑幫”們不斗，帶領一些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誓師搗毀“孔家店”。11月9日，譚厚蘭率領二百名學生殺往曲阜，不顧山東省委、曲阜縣委和孔廟管理處的阻攔，串聯了當地一批學生紅衛兵成立了“徹底搗毀孔家店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了“徹底砸爛孔家店誓師大會”，然后開始了瘋狂的造反行動。國務院于1961年立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被搗毀，孔子的墓碑被砸碎，孔像被搗爛，孔墳被刨平，第70六代“衍圣公”孔令貼的棺材被打開，暴尸于眾。數千冊古書，數百軸字畫付之一炬。整個孔廟、孔林被洗劫得滿目瘡痍，一片狼籍。
好一個“巾幗英雄”譚厚蘭，真了不起！
譚厚蘭帶人砸孔廟的事，我和韓愛晶后來才聽說。作為山東人，齊魯子孫，我非常氣憤。不是事后諸葛亮，若我當時是山東或曲阜的共產黨官員或造反派頭頭，我不會讓譚厚蘭胡作非為的，因為我特孝敬祖宗，喜歡文物。山東老鄉當時連祖宗的遺產都未保住，十分可悲。“譚厚蘭這算什么本事？這是中學生和小學生們干的事。”韓愛晶也對譚厚蘭嗤之以鼻。
譚厚蘭自持有后臺，不把蒯大富、韓愛晶等人放在眼里，在中央文革某些人的挑動下，她竟然支持蒯大富和韓愛晶的反對派，這使她差點遭受滅頂之災。
蒯大富和韓愛晶時刻想著找機會教訓一下譚厚蘭。
朱成昭和“地院東方紅”的故事
文革開始后，與北航一墻之隔的北京地質學院也鬧的很厲害。象北航一樣，地質學院的工作隊（北航叫工作組）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擊迫害了許多干部群眾。1966年8月中旬，反工作隊的學生們成立了自己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簡稱“地院東方紅”），隨后便派人到地質部大門口靜坐示威，要求工作隊長鄒家尤（地質部副部長）回地質學院作檢查。
這時，“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還不是王大賓，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應當在中國紅衛兵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個副局級干部。朱1960年畢業于著名的上海中學，因品學兼優，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計算機研究所工作。兩年后，擔任了課題組組長。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礎知識的不足，決定再去讀大學。1962年，受當時流行的《勘探隊員之歌》影響，他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水文系。由于入學前已經參加工作，當時叫“調干生”。
1966年6月初文革爆發后，朱成昭和一些同學起來造反，對鄒家尤為首的工作隊提了一些意見，被打成“反動學生”，并被工作隊內定為“運動后期送去勞改”。當時工作隊的一位副隊長對朱成昭等“反動學生”罵道：“共產黨養你們比養一群狗還不如！”
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聯合了幾個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學蔡新平、蔣良樸、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賓、楊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組織。由于不搞“血統論”，許多對工作隊有意見但出身不太好的學生紛紛參加，“東方紅公社”很快成了地質學院的主要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對立派組織是“斗批改戰斗隊”。當時，朱成昭是“東方紅公社”一把手，王大賓是第三把手。隨后，朱成昭組織人馬去地質部揪工作隊，象北航一樣，在地質部大門口靜坐示威，制造了“四次大鬧地質部”事件。之后，朱成昭等人受到了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見和支持，“地院東方紅”和朱成昭從此出了名。當時，毛澤東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實情況，親自派女兒李納到各高校（包括北航和地質學院）活動，擔任“聯絡員”。中央文革也派關鋒、閻長貴直接過問地質學院的文革情況。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牽頭，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朱是總負責人，實際上的“一把手”，當時不叫“司令”，也根本沒有設“司令”這一職務。
當時，蒯大富仍在清華受壓。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設法支持蒯大富，以“減輕中央壓力”。朱成昭當即派出人馬去清華支持蒯大富。之后，蒯大富帶領“清華井岡山”參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請蒯大富擔任了“二把手”。從此，有人開始戲稱蒯大富為“蒯司令”。后來，朱成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捕入獄，蒯大富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后來毛澤東也戲稱蒯大富為“司令”，“蒯司令”從此“名揚四海”。
1966年9月，中央戲劇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頭頭、某“帥府千斤”凌子小姐（注：為保護當事人隱私，隱去其真名，下同。）到地質學院求援，認識了朱成昭。兩人在許多政治觀點上一致，相見恨晚，墜入愛河。不久，二人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發生了令中央和群眾大吃一驚的“綁架”事件。這天晚上，一群來路不明的紅衛兵乘坐兩輛汽車來到了了位于正義路的彭真住宅大門前，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紅衛兵們強行沖進了大門，把剛剛睡下的彭真從被窩里搶走，并巧妙地擺脫了隨后追來的警衛人員，一口氣把彭真劫持到了北京遠郊縣某地藏了起來，后來彭真等人被連續批斗。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開揪斗中央一級的“黑幫”，從此開創了在社會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當時大吃一驚，一查，原來是某老帥的“千斤”凌子干的。
1966年11月，“地院東方紅”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懷。之后，康生、江青、戚本禹也分別指示地院東方紅和北航紅旗去抓彭德懷。
據說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朱成昭派了三批人馬去成都抓彭德懷。第一批王大來和錢信等人于12月15日到成都見到了彭德懷，并同彭德懷就文革和歷史問題進行了長談，結果被彭德懷感化，對彭表示同情，抓彭失敗。隨后，朱成昭又派第三把手王大賓帶人去抓彭，12月18日到達成都，見到了第一批抓彭成員。大家一商量，感到為難，決定回京同朱成昭商量。這時，據說朱成昭對彭德懷也比較同情，并把學生們在四川同彭德懷的一份談話記錄交給了中央文革，結果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嚴厲批評。這時，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馬上派北航紅旗去成都抓彭。在這種情況下，朱成昭可能出于爭功思想，也可能想保護彭德懷，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樂成為手的、100多人的人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這時，彭德懷已經被北航紅旗的人馬抓走。地院東方紅依仗人多勢重，把北航紅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搶走了彭德懷。12月27日，彭德懷被拉到了地質學院，關在朱成昭住的房間。據朱成昭當年回憶說，他當時雖然已經同情彭德懷，但并沒有同彭德懷“徹夜長談”，更沒有“秘密預審”，他甚至沒有和彭德懷說一句話。期間，他只是看了彭德懷隨身攜帶的一套“絕密材料”，內容是他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逐條反駁，以及對大躍進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動，認為彭德懷講的是大實話，他是冤枉的。這對朱成昭后來轉變思想，改變對文革的看法影響很大。
1967年2月16 日，凌子小姐曾安排朱成昭和她父親見面，朱在她家等到深夜，遲遲不見她父親回家。之后，這次會見被取消，原因是這天晚上發生了幾個老帥同中央文革“刺刀見紅”的“京西賓館”事件，凌子小姐的父親當場拍斷了掌骨，沒有回家，朱成昭與他失之交臂。
隨著文革的進行，朱成昭當副局長的父親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幫，凌子小姐的父親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將，這些對朱成昭的思想無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久，象許多一開始瘋狂造別人反的高干子弟一樣，朱成昭的思想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由一個文革造反領袖變成了“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對者，變成了當時“聯動”分子的代言人。
1967年初，朱成昭、凌子小姐、蔣良樸、王大賓、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開會，準備公開炮打中央文革。王大賓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成昭分道揚鑣，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關情況。1967年1月23日，陳伯達寫條子警告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廁里去，成為茅廁里的石頭”，并責令他做檢查。朱成昭決定以檢查的名義公開自己的觀點。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東方紅”一把手的身份做檢查，到會者三萬多人。他在會上宣讀了自己的八大觀點，內容都是反對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朱成昭借檢查之名“放毒”，受到紅衛兵造反派的一致反對和聲討，但也受到了相同觀點的高干子弟和保守派的歡迎。2月8日，中央文革派閻長貴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之后朱被勒令檢查，“閉門思過”。從此，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換成了王大賓。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凌子小姐南下廣州玩（又一說去香港），被誣為“偷了地質部的國家機密，企圖偷越國境”。周恩來總理派公安部副部長于桑把他們抓回北京，隔離審查。8月20日，朱成昭和凌子小姐被公安部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名正式逮捕，受株連者多人。“地院東方紅”第四把手楊雨中被審查時跳樓自殺身亡。
朱成昭被關押多年后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勞改農場勞動改造。凌子小姐因為明顯的原因，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來批準釋放，安排到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學醫，后當了軍醫。凌子小姐既是帥府“千斤”，又是才女。文革后，她重操舊業，進入演藝圈，更名“凌子”，執導過電影《原野》，當時頗受好評。
凌子小姐和朱成昭的驚天動地的愛情早已經畫上了句號。1972年，凌子小姐被釋放后對朱成昭的朋友們說，周總理要她不要再和他們來往。但據朱成昭的朋友們核實，周總理并沒有說過此話。而朱成昭在長達10年的牢獄和勞改歲月中，一直把凌子小姐當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戀人，還寫了許多動人的情詩。一位帥府“千金”和一位普通干部子弟曾經轟轟烈烈、感天動地的戀情，最后因為文革和人為的緣故以悲劇告終，令人感慨不已。筆者認為，作為電影導演，如今的凌子女士如果把自己和朱成昭的傳奇經歷搬上銀幕，那將是十分感人的杰作，絕對有轟動的票房效應。
1980年6月，有關方面給朱成昭平了反。據說當時中央組織部想把死去的張志新和活著的朱成昭樹立為反對文革極左路線的典型，后因葉劍英等人反對未成。后來，朱成昭在上海辦過公司，經過商，因多種原因，皆未成功，之后他便全心投入了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1998年9月，飽受磨難的朱成昭因心臟病溘然辭世，時年57歲。
文革中筆者與朱成昭不曾相識，1966年造反時去地質禮堂看望地院東方紅戰友時與他失之交臂。筆者祝愿他在天堂安息。
王大賓取代朱成昭擔任“地院東方紅”一把手后，成了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象北航紅旗和韓愛晶一樣，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王大賓和“地院東方紅”文革中也犯了許多錯誤，干了一些壞事，包括批斗過彭德懷等。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爭
隨著文革斗爭的深入，在“中央文革”的挑動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派逐漸形成了“天”、“地”兩大派。
1966年底，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授意下，戚本禹分別指示“地院東方紅”和“北航紅旗”派人去成都抓彭德懷。結果，“北航紅旗”的人馬先抓到了彭德懷，后被“地院東方紅”的人搶走。從此“北航”和“地院”結了仇。據我所知，這是北京天、地派矛盾最初的起因。
隨著學生們的“大串聯”和紅衛兵殺入社會，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之間的矛盾也帶到了社會上和工廠里。由于北航的學生們出身好，而地質學院、清華大學等學校的學生們出身相對復雜一些，因此北航紅旗的學生往往支持工廠里出身較好但偏保守的一派（例如我到大連就支持了出身好、偏保守但擁軍的“五。一兵團”），而地質學院和清華大學的學生往往支持出身比較復雜比較極左的一派，雙方往往為此大打出手。
毛澤東1966年“8。18”接見紅衛兵后，以高干子女和中學生“聯動”為主的老紅衛兵搶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造反司令部”，當時作為造反派代表的地院東方紅頭頭朱成昭聯合蒯大富成立了“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先是朱成昭后是蒯大富任一把手，戲稱“司令”。對此，北航紅旗無動于衷。韓愛晶說，他們是大雜燴，我們不理他們。后來，北航紅旗聯合了一些學校的紅衛兵造反派成立了“首都紅衛兵第二司令部”， 韓愛晶派紅旗戰士陳良等人去主持“首都二司”的工作。后來，老紅衛兵的“一司”土崩瓦解，“二司”影響也不大，主要是靠北航紅旗的名氣，而“三司”由于蒯大富的名氣大，干的“壞事”多，因此“首都三司”在中國文革中的名氣和影響比較大。
“天”者，航空學院也，“地”者，地質學院也。后來，聶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對立派“井岡山兵團”是“地派”的；蒯大富的“清華井岡山兵團”是“天派”的，對立派“4.14兵團”是“地派”的；北師大譚厚蘭的“井岡山公社”是“地派”的，對立派“井岡山造反兵團”是“天派”的。歷史的事實是，“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在各自的學院里都是一統天下，沒有對立派組織。（注：反對者當然大有人在，但沒有形成組織。）后來，北京各大專院校和工廠里的群眾組織也分別向“天、地”派靠攏、組合，最有名的7機部（現在的航空航天部）的兩大派“九.一六”（天派）、“九.一五”（地派）也介入了北京“天、地”派的斗爭。而在中央文革內部，有人支持天派，有人支持地派。由于中央文革的背后操縱和挑動，“天、地”派矛盾越來越深，斗爭越來越激烈。
北航和地院僅一路之隔，卻互相視若仇敵，雙方的高音喇叭天天互相攻擊、謾罵。當時，《北航紅旗報》和北航紅旗廣播站在討伐“地派”的宣傳戰中首當其沖，立下了汗馬功勞。
當時各方都有作戰部，作戰部都有一個搞情報的班子，專門搜集對方的情報。對方的重大行動、人事變動、主要頭頭們的檔案、中央首長去對方的講話等等都在搜集之列。“地院”王大賓的人晚上曾經爬進北航教學區活動，被我保衛部的人抓到過。譚厚蘭也曾派人來北航搗亂，并使用離間計拉攏北航紅旗頭頭中的“反對派”造韓愛晶的反，有一次竟然開著卡車來沖擊北航，被我保衛部的人用槍趕跑了。清華“4.14”的人開始對“北航紅旗”很尊重，后來因蒯大富同“北航紅旗”關系密切，“4.14”也開始反“北航紅旗”，以至后來發展到捏造事實，用假材料上報康生，差點把我和蒯大富致于死地的“借槍”事件。
筆者當時認為，天、地派的廣大群眾或者說炮灰們本沒有什么根本利害沖突，全是中央文革在背后挑動加上頭頭們爭權奪利的結果。這個觀點現在看來不很全面。當時，對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文革是國共兩黨斗爭的繼續”理解不深，甚至認為偉大領袖“言之過重”。但后來的歷史證明，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特別是他們的頭頭們）不是一般的觀點分歧，而是對黨和國家許多重大問題，如建黨建國方針、組織路線問題、文化戰線問題、兩條路線（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問題、兩條道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問題、十7年的基本評價問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和黨內有無走資派等重大問題的看法上存在重大分歧，很難“合而為一”。其中以清華大學蒯大富的“井岡山兵團”和沈如槐的“4.14”兵團的分歧為典型代表。歷史證明，這些分歧始終沒有調和，沒有統一，最后只能以“勝者王侯敗者賊”收場。
文革中，中央文革內部是極不團結的，這主要是江青這個氣量狹小而又大權在握的“白骨精”從中作梗所致。不知為什么，中央文革內部狗咬狗的矛盾很多。江青死瞧不起陳伯達，經常辱罵陳伯達，以至逼得陳伯達要自殺。可笑的是，陳伯達這個書呆子為了證明自殺有理，竟查到了列寧說過“共產主義者也可以自殺，不算叛徒”之類的話。
筆者認為，中央文革事實上分“京派”和“海派”。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是“京派”的，又叫“紅旗”派，因為他們都是《紅旗》雜志的人；張春橋、姚文元（加上后來的王洪文）是“海派”的，又叫“上海幫”。至于江青，基本上是站在“海派”一邊的，她先把王、關、戚當替罪羊搞了下去，架空了陳伯達，后來又同“海派”組成了“四人幫”。至于老奸巨滑的康生，同陳伯達也有矛盾，又不敢得罪江青，基本上站在“海派”一邊。在對待北京天、地派問題上，陳伯達是天派的后臺（筆者親自聽陳伯達自己說過），康生是地派的后臺，江青表現得不明顯。以上所言，當然是一般而言，在對待文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們是一丘之貉，沒有根本的分歧。
文革中，陳伯達、王力、戚本禹等人或親自或派人常到北航來，同北航經常聯系，關系密切；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從未來過北航。江青倒是很喜歡蒯大富、韓愛晶，很寵他們。張春橋、姚文元對蒯大富、韓愛晶除了利用外，沒有好感，經常陰陽怪氣地責怪蒯、韓二人。康生對“地派”很有感情，是地派的黑后臺，我這話是有根據的，決不是冤枉老賊。
在中央文革的挑動下，天、地派的矛盾越來越深，各自都想把對方搞跨。譚厚蘭同王大賓和清華“4.14”打得火熱，對“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十分不恭，蒯大富、韓愛晶很惱火，他倆商量著要找機會教訓一下譚厚蘭。
機會終于來了。1967年夏，譚厚蘭的“井岡山公社”內部殺出了一個反對派“造反兵團”。“造反兵團”的頭頭是位漂亮的女將王某某（北師大陰盛陽衰，一把手全是女將），該女將投靠了蒯大富、韓愛晶的天派的懷抱。
于是，蒯大富、韓愛晶和譚厚蘭的死對頭“造反兵團”的頭頭們多次密謀，要把譚厚蘭從北師大革委會主任寶座上趕下來。
天、地派斗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顛覆譚厚蘭的北師大革委會事件。1967年9月7日，在蒯大富、韓愛晶的支持和參與下，北師大譚厚蘭的反對派“井岡山造反兵團”的頭頭們趁開大會之機，搞突然襲擊，把譚厚蘭反剪雙手押上了主席臺，批斗了譚厚蘭，并宣布奪權。這就是顛覆新生的紅色政權北師大革委會事件，又稱“九.7事件”。事后，蒯大富、韓愛晶等人受到了偉大領袖和中央文革的嚴厲批評，并被迫向譚厚蘭道了歉，但天、地派的矛盾和斗爭有增無減。
作為北航紅旗的元老，我對天地派斗爭十分不滿，我多次勸韓愛晶高姿態同王大賓握手言和。大家都是造反派，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和矛盾，為什么不能團結起來呢？韓也認為這樣鬧下去不是辦法，但他說關鍵是蒯大富。王大賓支持蒯大富的死對頭清華“4.14”兵團，矛盾沒法調和。
在天、地派問題上，我個人無力“補天”，但很想表現表現，做點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拉了兩個保衛部學生抬著墨水捅來到了地院大門口，在地上寫了幾條大標語：“天地一家，聯合起來！向地院東方紅戰友學習致敬！”署名為“北航紅旗一老兵”。
我的這個舉動，沒有引起王大賓的注意和反應，我十分遺憾。
后來，北航革委會開會正式決定，派代表團同地院王大賓談判，消除分歧，聯合起來。韓愛晶那天有事，決定派二把手井崗山和我出面去談。我和井崗山帶了幾個學生來到了地院東方紅總部，接待人員找了半天王大賓，說沒有找到，其他頭頭也沒有露面，我們掃興而歸。我估計王大賓可能是嫌韓愛晶沒有出面，故意避而不見，不知道當時王大賓是怎么想的。
如果這次談判成功，我們再和王大賓一起去做蒯大富和沈如槐、聶元梓、譚厚蘭等人的工作，天、地派很有可能握手言和，這樣就不會有后來的北京高校大武斗。沒有武斗，可能也就不會有后來的毛澤東“7.28大召見”和工人、解放軍的占領。這樣，文革歷史可能要重寫，這又是我的一家之言。
天、地派的斗爭一直到工、軍宣隊進駐高校、“五大領袖”倒臺才結束。
事過多少年之后，回過頭來再看北京天、地派的斗爭，正象全國兩大派的斗爭一樣，由于有最高層人物的插手和操縱，關系錯綜復雜，派性根深蒂固，斗爭你死我活，真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任何國家、政黨、組織和派別之間的斗爭根本的原因在于一個“權”字和“利”字（不是狹義的個人權、利）。為了爭權奪利，人們互相殘殺，人頭落地，血流成河，尸骨成山，勝者王侯敗者賊。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這話文革中韓愛晶公開說過，被批判為“反動言論”。事實上，這是大實話，是“絕對”的真理。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現在看來，筆者當年想勸和天地派頭頭的想法和做法實屬幼稚可笑。
在“天、地”派的爭斗中，北航紅旗除韓愛晶等頭頭同蒯大富私交甚好，介入過天、地派的重大事件外，其他頭頭和廣大紅旗戰士基本沒有介入天、地派的爭斗，而是專注于自己學院的“斗批改”和“清理階級隊伍”工作。
特別應當強調的一點是，整個文革過程中，包括北航紅旗成員在內的北航“父老鄉親”們沒有一個人反對過周恩來總理。
2004年4月，中國的《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了前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吳德的口述訪談錄--《十年風雨記事》。鑒于吳德的身份和地位，該書十分暢銷。按理，該書應當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尤其是對于不明歷史真相的年輕讀者。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可能由于人老了記憶有誤，吳老市長在口述中有許多“口誤”，有些敘述嚴重失實，甚至拿歷史開玩笑。筆者文革中同吳德打過幾次交道，但不熟悉。據我所知，文革初期，正是“北航紅旗”奉周恩來總理之命把吳德、劉建勛等老干部從批斗會現場“搶”到北航保護了起來。文革中，筆者和北航紅旗戰友們對吳德同志十分尊重，因為他當時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對北航紅旗也十分友好和支持（證據很多）。但是吳德同志文革中照樣是有錯誤的，“四人幫”橫行霸道時期他的屁股也不干凈。全國抓“516”運動他是“中央辦公小組”的組長，把全國那么多干部群眾打成“516”分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吳老市長是有責任的，但他在“口述”中沒有絲毫的道歉和懺悔；伙同華國鋒鎮壓“天安門事件”，把擁護鄧小平的李冬民等人打成反革命，鼓吹“兩個凡是”都有他的份，否則他后來也不會被鄧小平轟下臺。
可能為了表白自己文革中如何“清正廉明”，吳老市長在自己的口述中破口大罵他當年曾經支持過的北京紅衛兵和造反派，包括與他“并肩戰斗”過的“五大領袖”。（注：當年吳是市革委會副主任，“五大領袖”是常委。）最為可笑的是，吳老市長在口述中一語驚天：“北京的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陳伯達、戚本禹他們在指揮的。在反總理上，他們是一致的。”
筆者絕無斷章取義、咬文嚼字之意。北京的天、地派都是造反派，他們都是受中央文革操縱和指揮的“炮灰”和“打手”（清華“414”可能例外），這話沒錯；但說“在反總理上，他們是一致的。”這話就令人費解了。不知道這個“一致”是什么意思？是一致擁護總理嗎？顯然不是，只能解釋為“一致反總理”。
周恩來總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誰反對周總理就是反革命！”（注：這些口號只能適用于文革中。）文革中，只有北京鋼鐵學院的張建奇和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劉令楷等極少數人給周總理貼過大字報，但這幾個人與北京天、地派的斗爭毫無關系，天派、地派的廣大紅衛兵造反派不但沒有反總理，而且許多人誓死保衛過周總理。歷史早已證明，文革中北航也好，“地派”的北京地質學院、北京師范大學甚至清華“4.14”的廣大干部群眾都沒有反對周總理。不知道吳德的“天地派在反總理上是一致的”結論從何而來！
還有，吳德在口述中還說，他聽謝靜宜說，“毛澤東曾大罵江青是大女流氓。”據筆者的朋友2004年8月13日找謝靜宜核對此事時，謝靜宜大呼冤枉。謝說，她根本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毛澤東的確多次批評過江青，但都是從愛護出發，從來沒有罵過她是“大女流氓”。不知吳德的話從何而來？
筆者曰：江青的確不是一個好女人，尤其是文革中打擊迫害了許多干部群眾，其罪行十分嚴重，已經受到了歷史的懲罰。但是，若說毛澤東罵她是個“大女流氓”，恐怕缺乏邏輯。退一步說，就算毛澤東罵過江青是“大女流氓”，也不說明什么問題。毛澤東罵過的人多了，被罵的人幾乎都是好人。毛澤東說江青的好話更多，為什么不引用？毛澤東是人不是神，兩口子吵架，什么臟話都可能出口。1959年廬山會議上，當著那么多中央委員的面，毛澤東和彭德懷不是互相罵過娘嗎？而且罵得十分赤裸裸。男子漢嘛！不會罵幾句娘，算什么男子漢？事到如今，毛澤東和江青都已不在人世，死無對證，吳德也好，謝靜宜也好，說什么都行。墻倒眾人推，鼓破眾人錘，真正是也！
毛澤東曾經說過，“吳德有德”，看來這話沒錯。筆者指出吳老市長的“口誤”，絕沒有“缺德”的意思。吳老市長早已作古，死者為大，同死者打筆墨官司已經毫無意義，但2004年《當代中國出版社》才推出吳德1993年的口述回憶錄，必須遵守認真校對、嚴格把關、不誤人子弟的編輯責任和良心。出書不能只是為了賺錢，還要講點“游戲規則”，否則，只會被人理解為“缺德”。
北航“批斗彭德懷”問題
書歸正傳。批斗彭德懷問題，是北航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北航紅旗和韓愛晶等人犯的主要錯誤之一。筆者認為，假如文革中沒有批斗彭德懷這件事，韓愛晶等人的錯誤可能要小得多，起碼不至于被判15年重刑。
文革中，幾乎沒有一個單位的老干部沒有挨過批斗，也沒有一個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沒有批斗過老干部。包括劉少奇、賀龍等老革命家也被整死了，至于被老紅衛兵、“聯動”分子毒打、迫害致死的冤魂更是不計其數。這些大大小小的打手們理應當受到歷史的懲罰和良心的譴責。但歷史的事實是，批斗彭德懷與批斗別的老干部就是不一樣，因為他叫彭德懷。他功大如山，仗義執言，為民請命，太值得人們同情。因此，主要是由于批斗過彭德懷，韓愛晶被判刑15年，王大賓被判刑八年。而那些爛殺無辜的老紅衛兵和參與迫害劉少奇、賀龍等人的人不知道判了多少年。
筆者認為，文革中的韓愛晶實在是個復雜和矛盾的人物。
對于彭德懷本人，據我所知，北航紅旗頭頭和群眾中不少人對他是很同情的。1967年夏天，有一次頭頭們在一起議論彭德懷，我也在場。頭頭們都認為彭德懷功勞很大，廬山會議上給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提意見惹了禍，罷了國防部長的官，但還是共產黨人；彭德懷已無權無勢，又沒搞什么陰謀活動，文化革命與彭德懷本人沒有關系；吳晗寫“海瑞罷官”也不可能是彭德懷指使的；彭德懷是只“死老虎”，批判他沒有多大意思。（時過境遷，現在看來，當年吳晗寫“海瑞罷官”很可能就是要為彭德懷同志抱不平，只不過當時不敢承認罷了。）
記得當時韓愛晶說：“你們怎么看彭德懷？ 我覺的他挺冤枉的。他功大如山，心直口快，壞事就壞在嘴上。彭德懷是軍事家，不是政治家，他沒有總理厲害。我看主席對彭德懷是恨鐵不成鋼。主席這個人，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是聽不進半點不同意見的。這也難怪，誰當官都愿意用奴才，整天給你提意見，你高興嗎？中國的一把手歷來獨裁。中國的事情，最后總要一個人說了算，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韓信功勞不大嗎？不照樣被劉邦殺了嗎？現在誰還罵劉邦？”大家一致讓韓愛晶住嘴。
不久，韓愛晶可能忘了他同情彭德懷的話，在批斗會上動手打了彭德懷。
還有一次，北航紅旗內部有兩個學生成立了一個反林彪的秘密組織“國際紅衛軍”，牽扯到革委會常委田東。此事非同小可，傳出去北航紅旗將有滅頂之災。韓愛晶例行公事，開革委會批評田東。田東很老實，如實地把對林彪的看法、懷疑說了出來，認為林彪象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大家一致批評田東，韓愛晶當時沒有吭氣。
誰知后來韓愛晶對我們說：“我看田東的話有道理，中央的事難說。你們認為中央凈好人？陳伯達被江青逼得要自殺，你們知道嗎？”
1966年底的一天，韓愛晶接到了中央文革戚本禹的電話，通話內容大致如下：
“韓愛晶同志，現在有一個人過得很舒服，你們為什么不派人去把他揪出來！”
“誰？”韓愛晶問。
“就是那個‘海瑞’彭德懷嘛！”戚本禹神秘地說。
“彭德懷是只死老虎，揪他有什么意思？”
“彭德懷現在很不老實，鬧翻案，不能讓他太舒服了。”
“中央知道了批評我們怎么辦？”說實話，韓愛晶當時就是這樣說的。
“紅衛兵小將嘛！這樣婆婆媽媽還行？你們的造反精神哪兒去了？你們不是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嗎？”
“那好吧，彭德懷現在哪兒？”
“在成都。具體在哪兒我也不清楚，你們可以通過四川省委的‘黑幫’打聽一下。”
于是，韓愛晶等主要頭頭派了幾個精干的學生，趕到了成都，在當地紅衛兵的協助下，到永興巷7號抓到了彭德懷。不料在去機場的路上，遇到了王大賓的“地院東方紅”的大隊人馬，因寡不敵眾，彭德懷被“地院東方紅”的人搶走了。彭德懷被押到北京后，先被拉到地質學院關了起來，后來周總理讓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把彭德懷送到西郊什坊院的軍營里“監護”了起來。
1967年7月中旬，北航奉命批斗彭德懷。
奉誰的命？不光是奉中央文革的命。歷史的事實是，批彭問題，作為中央文革總召集人的周總理也是點了頭的，或者說“迫于無奈，不得不違心地同意了”。但周總理指示要“天、地派聯合批彭”，并對批彭問題作了五點指示：不許搞“噴氣式”，不許武斗，不許掛牌子，不許游斗，不許搞“逼供信”。
北航要批斗彭德懷，革委會常委們開會研究過，決定先小范圍審問，再組織大會批斗，會議的組織工作由五系革委會負責。這種事屬于“斗、批、改”大事，由常委們親自抓，不歸我管，所以也沒有任何人通知我和找我商量過。
我的組織保衛部辦公室在北航主樓二樓，緊靠樓梯，里外套間。由于里面有臨時檔案和武器，一般人不準進里間。平時，個別常委常在我的辦公室找人談話。
下面的事是1967年7月19日發生在我辦公室里的歷史事實。
這天一早，我在辦公室里剛起“床”（文革中我一直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有人突然來告訴我，一會兒衛戍區要把彭德懷送來，韓愛晶說先在我辦公室里等一會兒，再去會場。過了一會兒，兩個學生把彭德懷帶進了我的辦公室，記得其中有一個是女同學。
我讓彭德懷在我辦公桌對面坐了下來，給他倒了杯水。彭德懷看了我一眼，說了聲：“謝謝！”
我端祥著彭德懷，在此之前我從來見過他本人，只見他個子不高，身材粗壯，光頭，臉上有不少刀刻般的皺紋。他一臉陰沉，毫無表情。令我吃驚的是，他穿著一件黑色的無領囚衣。這就是說，他在衛戍區是以犯人身份被“監護”的。
憑我的膽量和身份，我忍不住開了口。我沒法稱呼他，又不愿直呼他的名字，便說：“您身體還好吧？”
我實在記不清彭德懷是怎樣回答的了，是“還好，謝謝。”還是“老了，一身病。”記不清了，但他點頭對我表示了感謝。
我又問了一句：“知道是誰讓我們批判你的嗎？”
彭德懷看著我，說了一句：“小同志，有些事你們不懂。”就不講話了。
我沒有再問敏感的問題。說心里話，我當時只知道彭在廬山會議上給毛主席提過意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罷了國防部長的官，但還是共產黨人，只不過犯了錯誤而已。我心里確實對他十分同情，這決不是事后諸葛亮。我敢說，如果讓我負責批斗彭德懷，我當然也要執行，但他決不會挨一下打。所謂批判，不過喊喊口號，念念稿子，例行公事而已。我這人心太軟，活到今天，除了揍過兒子的屁股外，從未打過任何人，包括小偷流氓。
這時來人通知送彭德懷去會場，彭被押走了。我沒什么事，便鎖上門，跟在后面向六系樓走去。我想去會場看看，雖然沒人讓我參加會議，但出于好奇，去看看還是可以的。學校里認識我的人很多。從主樓到六系樓很遠，路上有許多學生圍觀，但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可能是我跟在后面的緣故。
這次小型批斗會（韓愛晶叫予審會）在北航六系樓一間教室里進行，由韓愛晶和王恒（北航原黨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主審，有關頭頭們和五系許多學生參加，但我趕到的時候，已擠不進去了。我便站在門口，蹺起腳觀看。這時，有人開始喊：“打倒彭德懷！”記不清是韓愛晶還是別人開始審問。
“彭德懷，你為什么反毛主席？”
“我沒有反毛主席。”彭德懷說。
“那你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病，指的是誰？”這時，一些人高喊：“彭德懷老實交待！打倒彭德懷！”
我剛聽到這里，后面有人扯我的衣服。我一回頭，組織部的一個學生小聲地說：“你哥哥從山東來了，在辦公室里等你。”
我迅速離開了會場，后邊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回到了辦公室，一看是維坦六哥從老家來了。他是五哥戴維玉烈士的親弟弟，在家當小學校長。他問我干什么去了，我說學校正在批斗彭德懷……
六哥一聽，瞪大了眼睛，大吃一驚地對我說：“什么？彭德懷？彭德懷你們也敢斗？我跟你說，維堤，這事你少干！家里人聽說你在北京造反，祖母和四叔不放心，讓我來看看你。你知道咱家里鬧成什么樣子了嗎？”六哥越說越有氣。我忙讓六哥喝水，向他簡單解釋了有關情況。
六哥帶來了不好的消息。文革以來，家鄉也鬧得厲害。縣委書記被批斗死了，村里也成立了所謂造反派組織，專斗村干部，當支書的四叔被打成走資派，天天挨批斗，差點被打死，已經到濟南躲起來了，六哥本人也挨了斗。最可氣的是，批斗四叔時，我老祖母上去保護，被“造反派”們推下臺去，摔破了頭。我老祖母在當地是赫赫有名的老烈屬，無人敢動老人家一根毫毛！我聽到這些，頓時火冒三丈，恨不得立即趕回家去，殺了那些王八蛋，解救親人們。
六哥的來京，使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我開始反思文革以來的許多事情。雖然我文革中有極左思想，但行動上往往偏右。對造反派我一直主張一分為二，有好有壞；對老干部我認為可以批判，但不能隨便打倒，更不能武斗打人；在大連我甚至支保擁軍鎮壓了“造反派”。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堅決擁護，是理論上的鐵桿造反派。我雖然沒有參與批斗過任何一個老干部，但也沒有理直氣壯地站出來保過多少老干部（特別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我總認為，我們是按毛主席的號召造反的，中央是支持我們的，不造反當保守派豈不對不起毛主席？我對毛主席的感情和崇拜萬分強烈，用當時的話說，真是“高過喜馬拉雅山，深過太平洋”。我左右為難，思想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我給自己立下了一條原則，任何情況下，決不參與批斗老干部。
六哥在北京住了幾天，掛記著家里的事情，先回去了。他讓我也盡快回老家一趟。
后來我才聽說，在7月19日的北航批斗會上，有人打了彭德懷，韓愛晶也用拳頭捅了彭德懷一下，主要是別的學生打的。后來的許多文革書籍幾乎全部寫了這件事，并引用了一個衛戍區小戰士的話，說彭德懷被打的很厲害，連肋骨也被打斷了，頭也打出了血……不管小戰士的話有沒有水分，但彭德懷被韓愛晶和北航學生打了這是歷史的事實。這件事無論如何，是韓愛晶和北航紅旗某些人犯的重大錯誤和罪行。筆者認為，后來韓愛晶被判15年刑，主要罪狀就是這件事。
本書不想為韓愛晶辯護什么，作為20多歲的青年學生，韓愛晶已不是小孩子，打人不對，打彭德懷更不對。事到如今，說什么也晚了。文革中無法無天，批斗會上打人是家常便飯。北航紅旗中確有幾個學生愛打人，這是我們隊伍中的敗類，我曾經處理過他們，但當時沒有把他們開除出北航紅旗，以至造成了嚴重的后果，這是我們的失職。但話又說回來，當年的中學紅衛兵和“聯動”分子們不知打死打傷了多少“黑五類”和“黑幫”，但他們沒有打彭德懷，所以也沒有人被追究并判刑。當時中央讓批斗彭德懷，彭老總被中央（絕不單是“四人幫”之流）說成是反毛主席的大反革命，大“黑幫”。年輕無知的學生們把彭老總當成了壞人，動手打了他老人家。作為北航紅旗一把手，韓愛晶親自動手打人，這點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韓愛晶等人為此遺恨終生。
可憐的彭老總禍不單行。“719”預審會后沒幾天，經中央批準，北航和地質學院于7月26日在北航南操場又召開數萬人的大會正式批斗彭德懷。萬幸的是，上天保佑我，7月25日下午，我不知哪根神經作怪，突然決定非回山東老家看看不可。韓愛晶等人不同意我請假，說明天要在南操場開大會批斗彭德懷、張聞天等“黑幫”，大會需要保衛，你不能走。我說你們常委分工批彭大會由五系負責，會場保衛工作保衛部有人協助，我非回家不可，我老祖母病了。于是我到學校商店給祖母買了幾包餅干，就去了北京站。當時天安門廣場已人山人海，歡迎謝富治、王力從武漢勝利歸來的大會即將召開。十一路電車到東單走不動停了半天，我記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7月26日上午，我趕到了山東老家--山東省安丘縣景芝鎮大夫村，見到了老祖母和親友們。我把村里的造反派們找來狠狠地罵了一頓，逼他們賠了禮，道了歉，承認了錯誤。
我的這次山東之行，躲過了一場大災難。7月26日這天，“北航”和“地院”在北航南操場聯合召開了批斗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數萬人大會，會后游街示眾。彭德懷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殘酷地折磨，心身受到了極大地傷害。
謝天謝地，這次北航“726”批彭大會，歷史老人安排我“不在現場”。
萬沒料到，事過多年之后的1981年春天，我所在的北京738廠黨委接到了一份通天的紅頭文件--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知。這份文件點名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彭大會的總指揮，并要嚴肅處理我。
文革以來，中央專門下文件點名整一個青年學生，實在罕見。這令我既莫名其妙，又受寵若驚。
欲知后事如何，且聽后面分解。
北航紅旗“紅一連”問題
北航紅旗“紅一連”在北航文革中干了許多事情，比較有名。
北航紅旗大隊人馬在國防科委大門口（后移到附近的體育館里）靜坐示威28天28夜取得勝利后，大部分人馬撤回了北航。頭頭們決定留守一部分人員處理“后事”。因為北航紅旗得到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表揚和支持后，中央文革開始派聯絡員同北航紅旗聯系。一些北京市和全國各地的串聯和上訪人員紛紛找到北航紅旗反映情況，送材料，希望得到北航紅旗的支持并向中央反映他們的問題。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四川的劉、張（即劉結挺、張西挺夫婦）問題。文革前劉結挺是四川宜賓地書記委。文革初受到四川省委的打擊、迫害，夫婦兩跑到北京上訪無門，找到了北航紅旗。“紅一連”的學生門幫助劉、張把材料遞交了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劉、張二人平了反，回四川后把四川攪得天翻地覆。文革后被抓了起來。？查！
留守下來的學生大約有十幾個人，其中有一半是女同學，他（她）們都是參加過“28晝夜”行動的“老造反”，關心國家大事，思想敏銳、激進。他（她）們革命造反意志堅定，活動能力強，能量很大。他（她）們自發成立了北航紅旗“紅一連”和“全國動態組”，負責接待上訪人員，搜集、分析諸如中央首長講話、北京天、地派斗爭和全國各地兩大派的文革信息、動態、情報，提供主要頭頭參考。后來有人也參與過抓“黑幫”、“炮打”徐向前、“揪軍內一小撮”的錯誤行動，插手和介入外地的文革斗爭，支持外地受壓制的造反派，反對過當地軍區（如武漢軍區）。“紅一連”后來歸作戰部和常委直接領導，是北航紅旗主要頭頭們的秘書、參謀班子。
文革中北航紅旗“紅一連”歸韓愛晶、井崗山等主要頭頭直接管理，筆者無權干預。但“紅一連”的學生們都是文革初期支持過我的“老造反”，有的甚至是我的同班同學和朋友，我對他（她）們非常尊重。實事求是地說，“紅一連”的同學們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在文革中自覺不自覺地干了一些錯事（叫壞事也可），犯了一些錯誤。需要指出的是，“紅一連”干的許多事情（無論對錯）有的是韓愛晶等主要頭頭指使或同意的，有的并沒有請示主要頭頭，更沒有在北航革委會會議上研究過。這是歷史的事實。
“紅一連”的存在主要是1966年底和1967年的事，1968年初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時就自動解散了。其成員都回了自己的班級。
抓“5。16“運動開始后，原北航紅旗“紅一連”的學生們大難臨頭。許多人被揪回了北航“隔離審查”，關進了“牛棚”， 受到了嚴厲地審查和殘無人道地迫害，已經分配到外地的學生也不能幸免。例如，有兩位女同學在北航長期關押審查期間，受到了令人發指的摧殘和迫害，批斗、逼供、體罰、不準睡覺是家常便飯，個別男看守（據說還是復轉軍人）甚至嚴重地侮辱她們的人格，使她們的身心遭受了巨大的傷害，最后精神失常，落下了終生殘疾，并至今未建立家庭；分配到外地的徐鵬飛、祝春生、王世雄、方凌根等人在被關押、審查期間受到嚴厲地逼供、體罰，被多次批斗，身心倍受摧殘，已經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分配到河北的王某某被莫須有地定為“三種人”，開除了廠籍，老婆離了婚。如今窮困潦倒，過著凄涼的晚年……
這就是北航的抓“5。16”運動！這就是我的北航紅旗“紅一連”戰友們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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