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革
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中國大地，山雨欲來風滿樓。本書的重點“文革風云”也正式開始。
關于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隨著1976年“四人幫”的倒臺，新的中共中央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幾個偉大的漢字做出了結論，（注：即“8.27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和災難，是毛澤東主席晚年的重大錯誤，應當全盤否定。此后，文革中的受害者們進行了血淚地控訴，國內外的輿論、文藝作品皆對文革口殊筆伐。隨著文革的徹底否定和鄧小平的重新上臺，神州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本人由“神”變成了“人”，并差點變成了“鬼”。文革中追隨毛澤東“革命造反”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不是上了歷史的“絞刑架”、“恥辱柱”就是進了“垃圾堆”。這就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中國歷史。
從目前的實踐看來，筆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為了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防止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作為信奉馬列主義和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來說，這絕對沒有錯。但由于毛澤東自己本人的失誤（包括階級斗爭擴大化、不重視發展經濟和重用林彪、康生、‘四人幫’等人），文革的實踐卻走向了反面，變成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天下大亂，給黨和國家帶來了一定的災難和損失。“不承認文革初衷的積極意義和后期造成了災難的事實，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話不是筆者說的，但筆者認為此話是真理。
30多年后，回首往事，看看今天，令人感慨萬千。筆者無意在本書中過多地評論文革，那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筆者只想以自己的經歷講講當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某些故事，以供歷史學家和后人們參考。
列寧說，他從來不相信回憶錄之類的東西。某些人在回憶錄中往往歪曲歷史，貶低別人，抬高自己，這話有道理。為了避此之嫌，筆者對本書化了幾年時間，反復斟酌、修改、征求意見--尤其是不同意見。筆者自認為本書在重大歷史事件的追憶上堅持了“實事求是”四個字，沒有歪曲歷史，也沒有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之處。
近些年來，文化市場和書攤充滿了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有關文革的文章和書籍也出了不少，但基本上是一個調子--破口大罵。這些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是文革的受害者及其子女，其遭遇值得同情，其立場和觀點可以理解。但是，有些書和文章完全是文革中派性大字報的翻版，完全不顧史實，更不考慮當今法制社會的法律責任。恕筆者直言，確有人借寫書在貶低別人，甚至誣陷別人，信口開河，胡說八道。有人至今憑道聽途說的一面之詞和官方的“既定方針”寫文革史；有人甚至對領袖人物的重大言行和通天的歷史事件也敢胡編亂造，把讀者當成了小學生，令人捧腹和氣憤。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能影視過去、警戒當代并折射未來。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話有道理。幾十年來，官方處于多種考慮，一方面把文革設置為“禁區”，一方面又鼓勵某些文人按照官方的調子簡單地、單方面地對文革“口誅筆伐”，完全不允許不同意見“出籠”，更不允許進行理論上的探討和爭論。許多人忙于向錢看，不愿或沒有時間去提及那段歷史；30多年的歲月淡化了那段歷史，以至我們的年輕一代對文化大革命幾乎一無所知；許多人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打、砸、搶”，就是批斗老干部，就是武斗，就是殺人放火；紅衛兵運動就是“軍服加皮帶”，是“痞子運動”，是“法西斯”。這當然也不錯，但這都是表面現象，更深層的歷史要復雜得多，它客觀存在著，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如今，文革的當事者還大有人在，那段難忘的歲月不可能從歷史的菜單中徹底刪除。文革史“大家”葉永烈、師東兵、權延赤等人的“宮廷秘史”固然好看，但光寫大人物也不行，況且有些歷史情節演繹太多，令人真假難分。作為文革的直接參與者，本人以紅衛兵造反派頭頭的身份實話實說，把那“崢嶸歲月”里的真實故事展示給讀者，雖是一家之言難對大眾口味，但決無信口開河胡說八道之嫌。多角度、多側面地透視文革，這沒有壞處，不必大驚小怪。淡化文革向前看，這是對的，但既是歷史，總要有人去回憶它，研究它，以便吸取歷史的教訓。一塊石頭，有人當頑石棄之，有人當文物收藏，有人為了判斷是頑石還是文物去研究，去深思。
文革中，我曾是全國赫赫有名的“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簡稱“北航紅旗”）的主要頭頭之一。無可否認，“北航紅旗”在文革中充當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急先鋒”和“中央文革”的鐵拳頭，干了許多當時認為是最最革命后來被認為是最不革命的事情，最后受到了懲罰，這已經成為了歷史。需要指出的是，當我和我的造反派戰友們在北京積極造反的時候，我的家庭、親友門、啟蒙老師們卻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和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我自己也為一年多的造反付出了終生的、慘重的代價。我有充分的理由和條件去回憶文革，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筆者認為，本書事實上對文革的批判不亞于某些人對文革的簡單咒罵。
本書主要是以當年的北京航空學院和我后來工作的工廠文革中發生的重大事件為線索，以我自己的經歷和見聞為題材寫出的回憶錄。它不是文革史，甚至也不是北航的文革史。對于文革中我不熟悉和未參加的重大事件，如“一月奪權”、 “沖五一三”、“火燒英代辦”、“揪劉火線”、“揪軍內一小撮”事件等等，盡管都是大事件，但由于我沒有介入，不了解內情，皆沒有述及。
中央文革介紹
寫文革，離不了“中央文革”。所謂“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簡稱，它的有關情況如下。
1965年，報刊上展開了對許多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大討論。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對當時思想文化戰線的領導，成立了一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有彭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陸定一（副總理、中宣部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吳冷西（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五人小組”于1966年2月寫出了一個《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由于康生、毛主席對這個提綱不滿意，便讓陳伯達、王力為全黨寫一個理論性的通知，批判“二月提綱”。這事實上是為文化大革命作輿論準備。從此，原“五人小組”除康生外，彭真、陸定一、周楊、吳冷西皆被打入了冷宮。
陳伯達、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徹底批判了“二月提綱”。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通過了這個“通知”，這就是“516通知”的由來。在這次會議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定性為“反黨錯誤”、“反黨集團”，隨后被打倒。這就是“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由來。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516”這三個普通的阿拉伯數字，從此左右了中國文革數年的歷史。“516”通知，“516”反革命陰謀集團，清查“516”運動，把中國搞了個天翻地覆，并演繹出了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此為后話。
毛澤東在“516通知”中，加上了不少措詞尖銳的話。其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段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宣言書和最高指示：
“混然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段殺氣騰騰震撼人心的最高指示，事實上已經宣判了劉少奇等人的政治死刑，當時誰看了也會大吃一驚。“老家伙們”不說，廣大的學生、紅衛兵、造反派就是被這段最高指示煽動了起來。為了防止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上臺復辟資本主義，他們以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為“圣旨”，高舉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旗，積極地投入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去，向著以劉少奇為首的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開了火。
1966年5月16日，中央同時撤消了彭真等人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黨委之下。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就這樣成立了。人員組成由陳伯達、江青提名，報政治常委和毛澤東主席批準。據王力回憶，張春橋的副組長開始沒有，是江青提議增加的。姚文元開始不是成員，江青提議讓姚參加時，陳伯達反對，因姚文元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容易被人抓小辮子。江青請示了毛澤東同意，才加進去的。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最多時，共十八人。
組長：陳伯達
顧問：陶鑄，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堂忠，尹達，郭影秋，鄭季翹，楊植森，劉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代表東北局，楊植森代表西北局，劉文珍代表西南局。該四人不在北京，不經常參加中央文革的工作。郭影秋后來換成了吳德。王任重代表中南局，張春橋代表華東局，劉志堅代表解放軍。中央文革辦公室主任開始是王力，后來改成辦事組，由肖力（即李鈉--毛澤東和江青之女）負責。
后來，隨著文革的發展，陶鑄、王任重、劉志堅陸續被打倒了。中央文革成員不斷減少，最后剩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五人。中共九大時，五人全進了政治局。歷史的事實是，中央文革組長雖然是陳伯達，實際上是江青說了算。
下面的歷史事實是許多文革史作者沒有或不愿提及的。
事實上，據我所知，中央文革還有一位真正的負責人周恩來。無論是作為政治局常委還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事實上是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處理文革大事、領導中央文革小組的關鍵人物。特別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已把天下搞得大亂，沒法收拾。秀才們放了火，火燒得太大了又有些害怕，手足無措。毛澤東看事不好，或者說是為了遏制江青等人胡作非為，便讓周恩來作為中央文革的總召集人和總負責人。從此，江青等人在有些重大問題上，不敢再一意孤行。總的說來，周恩來說話還是算數的。文革中的許多重大問題，周總理是參予或干預了的，說周總理始終反“四人幫”或者“四人幫”始終反總理都不符合歷史的事實。“四人幫”同周總理的矛盾有些是工作中的正常分歧，有些是別有用心。直到最后，在鄧小平問題上，周恩來總理同“四人幫”的矛盾才激化起來，“四人幫”反總理的嘴臉才暴露無遺。這是筆者的觀點，應當也是歷史的事實。
歷史證明，文革中的周恩來總理對毛澤東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堅決支持的，積極擁護的，起碼在文革的初、中期是如此。所謂“抵制”說和“違心”論基本上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由于周恩來歷史上的豐功偉績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人們原諒他在文革中的所謂錯誤和失誤，善意地以“違心”論強加于他，這是另外一回事。
文革之初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我對共產黨有無比深厚的感情，對偉大領袖毛澤東有一種天然的崇拜。隨著世界觀的逐步形成，這種撲素的感情得了升級和升華。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深信不疑，對無產階級的的革命事業和共產主義必勝充滿了信心。這樣，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大事便成了我的一種習慣、一種責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我從小銘記在心。我崇拜馬克思、崇拜列寧、崇拜毛澤東，崇拜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名人和民族英雄。屈原、杜甫、李白、岳飛、文天祥和黃繼光、董存瑞、劉胡蘭以及外國的保爾.柯察金、牛氓等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當時那個年代，象我這樣的熱血青年大有人在。
象我這樣的人，任何運動都不會當逍遙派。
1966年上半年，我對報紙上關于“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大討論十分感興趣。晚自習時，我常跑到圖書館去看報。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當時對中央內部的情況和斗爭一無所知，但我感到報刊上的討論很有意思。令我不解的是，許多文章不是學術討論，而是大帽子壓人。特別是一個叫姚文元的人太霸道，寫的文章不講道理。他使我想起了反右派時那些積極分子教師們的所作所為。一種打抱不平的心理指使我，寫了一篇短文，投給了《人民日報》，文中對姚文元等人不客氣地進行了抨擊。當然，我當時并不知道任何背景，也不知姚文元是何許人也，純粹就事論事地參與了這場討論。謝天謝地，我當時用的是化名。事后才知，由于這場討論事關大事大非，所有投稿皆存了檔備查，幸虧我用了化名。
我所在的3511班，共有25名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大部分是工農子女，有幾位干部子女。有一名女同學叫尹聚平，據說父母都是老干部。我雖然是共產黨烈士的后代，但從小在農村長大，始終把自己當成農民的兒子，對學校里的干部子女向來敬而遠之，因此盡管同班同學三年，同尹聚平很少接觸，更缺乏了解。
后來有一次班里開憶苦思甜會，我向全班同學講述了自己苦難的家史。同學們都很受感動，許多人都流下了眼淚，尹聚平同學哭得最厲害。后來我才知道，她也是烈士的后代，她生父早年犧牲了，母親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干部，把她養大的繼父蔣中岳是1929年入黨的老共產黨人，順便提及，他是趙紫陽的入黨介紹人之一。
我對尹聚平同學的階級同情心十分感激，但男女有別，仍以一般同學相處。
到文革開始前，我所在的3511班已有黨員6名，包括院學生會主席鄭煥城、系學生會主席張慶海和張玉臺同學，他們是脫產一年的學生干部，擔任過低年級學生的政治輔導員，都是貧苦農民子弟；另外3名入黨不久的新黨員是江蘇同學吳開泉、蘇州女同學吳明儀、湖南同學郭建廷；其它還有：江蘇同學石興國，他父親是江蘇省委書記的秘書，也算干部子弟；湖北同學陸澄平，因個子高，學習好，外號“拔尖”；廣東同學陳海舟，因聰明伶俐，個頭不高，外號“小廣東”；山東同學呂香孝，為人忠厚老實，外號“老好”；上海同學王健良，孫明芳；河北同學鮑 風、劉建國、高振科、女同學劉秀須；湖南同學李和炳、安徽同學周謀太、福建同學陸建祖、大連女同學董瑞玲、河南同學白恩杰、北京同學龐仲舉、遼寧同學馬占魁（已病故）。說來滑稽，當時班里許多同學都有外號，大部分外號都很有意思，并無惡意，有些人的外號一直叫到今天。
我之所以在這里把大學的所有同班老同學都羅列出來，一是人數不多，二是現在年齡已大，人的懷舊心理油然而生，三是在文革中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曾使部分同學有過誤會和不愉快--如今當然早已成為過眼煙云，有的同學后來受過我的牽連和影響，吃了苦頭，我很內疚和慚愧。我總感到，大家同學一場，十分不易，也算緣分。況且我的同班同學中，后來不乏出類拔萃之人，有的成了大款，有的事業有成，有的官當的很大。如張玉臺同學后來就擔任了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中國科協副主席、黨組書記（現任國務院政策研究室黨組書記、副主任），并在中共十六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作為老同學，不勝榮幸之至。
書歸正傳。在山雨欲來風滿摟的中國，在北京航空學院的基層班級3511班里，隨著文革鐘聲的敲響，將要上演一場好戲。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評論員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重要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從此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火。不知為什么，全國象灑上了汽油的一堆干柴，忽地一下燃燒了起來。誰都知道，下令點火者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
不久，毛主席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學校亂了，停課了。學生們都跑到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回來后便向院黨委開了火。
據我回憶，北航最早給黨委提意見、“炮轟”黨委的主要是一批高干子弟，這不奇怪。北航工農子弟多，見識少，沒有小道消息來源，只能聽黨中央號召和《人民日報》社論的。高干子女見識廣，消息靈，膽子大，所以先行一步。
平心而論，當時高干子女們也好，工農子弟們也好，教職工們也好，對黨委、院領導提意見寫大字報全是好意，提的意見也不疼不癢，不外乎學生負擔過重啦，工農子弟受排擠啦，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啦，某領導講話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啦等等，還沒有人上綱上線，要打倒誰，“砸爛”誰。
隨著運動的發展特別是一些知內情的干部和教職工的揭發批判，全院開始亂了起來，黨委已經癱瘓。北航主管上級國防科委按中央指示派來了以趙如璋同志為首的工作組，領導全院的文化大革命。
懷念武光院長
隨著院黨委主要領導人被揭發、批判，一些干部和教職工提出了“武光問題”。
武光，1912年生，河北省深澤縣人，1930年參加革命，1931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從事革命活動。1945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副書記。建國前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長沙地委書記、長沙軍分區政委、中共華南分局委員粵西區黨委第一書記、粵西軍區政委。1954年調任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院長。
武光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創建人之一。他在北航工作多年，成績很大。他是老革命，德高望重，平易近人，關心干部群眾疾苦。有大字報說他大雨天打著傘，去看望工人住房漏不漏水，令人感動。
1962年反右傾時，武光被北京市委打成右傾分子，撤消北航了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發配”新疆。隨后上級派王恒來北航當了一把手。后來武光任新疆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第一副主席。我們入學時武光已經調走了，我沒有見過他，但知道了武光同志許多感人的故事后，認為這才是共產黨的好干部。于是有感而發，寫了一首《懷念武院長》的詩，貼在了大字報區。（多少年后，該詩底稿失而復得，為保持歷史真實，未作重大修改。）
《懷念武院長》
武院長，你在哪里？
北航的師生想念你。
你突然離開了北航，
走得是那樣急，
把我們的心，
帶往了茫茫戈壁。
你從冀中平原走來，
風塵樸樸，腳板踏實。
你帶著鄉親們的囑托，
去追求偉大的真理。
你牢記著共產黨的宗旨，
為推翻“三座大山”
赴湯蹈火，戰斗不息！
你從槍林彈雨中走來，
步履匆匆，馬不停蹄。
你肩負著黨的重托，
脫下戎裝，穿起布衣。
為了祖國的航空事業，
你老驥伏櫪，
志在長空萬里。
昨天，這里還是一片荒郊野地，
今天，革命的熔爐拔地而起。
面對這航空工程師的搖籃，
遙望那西北的茫茫戈壁，
莘莘學子們都在想念你。
啊，武光同志，
我們的好院長，好書記，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這首詩貼出后立即轟動了全院，許多同學傳抄，大聲地朗頌。據說有些老干部看后感動地掉了眼淚，我也頓時出了名。
這首詩，我是懷著深厚的階級感情寫出來的，它是我對共產黨老干部的真情流露，也是我保老干部的鐵證。武光老院長還健在，在他90歲高齡的時候，在北航建校50周年之際，我以此詩敬獻于他，祝他老人家健康長壽。對于本書的某些政治觀點，請他老人家諒解。
反工作組的斗爭
工作組一進院，便取代了黨委，領導全院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組長趙如璋“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他不知該怎么辦，只好象其它學校一樣號召全院師生揭院黨委的蓋子。很快，工作組便罷了黨委書記王恒、副書記周天行的官，讓群眾揭發、批判，帶高帽子游街。不久，以沈元副院長為首的一批航空專家、教授也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受到了打擊、迫害。
高干子女們沒有料到，這場運動事實上是對著他們的老子們來的。他們在積極炮轟北航黨委、批斗北航老干部的同時，他們的老革命老子們在全國各地也開始被批斗、打倒了。因此，隨著運動的深入，高干子女們開始消極起來。他們開始保工作組，對工作組唯命是從，不愿再造反，有的人當起了逍遙派，洗手不干了。
我沒有老子了，但作為烈士的后代，作為關心國家大事的熱血青年，為了防止國家不出修正主義，為了紅色江山不變顏色，我和許多同學一樣，仍然積極地投入到了斗爭中去。我和一些學生受到了工作組的賞識，成了文革積極分子和工作組的“紅人”，被指定為基層“文革代表”。
實事求是地說，在揭批北航黨委蓋子的過程中，本人實在沒有什么“功勞”可言，因為本人實在不知道黨委主要負責人有什么問題。在工作組的領導和支持下，本人和許多同學一樣，寫過幾篇不疼不癢的大字報，批判所謂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沒有具體針對黨委的任何一個人。對基層黨支部普遍存在的發展“老好人”入黨的做法，本人寫大字報提出了尖銳地批評，認為這是修正主義的建黨路線。
工作組取代黨委以后，許多領導干部和教授都被打成了“黑幫”和“牛鬼蛇神”。這時，工作組又提出了“誰有問題就揭發誰，有什么問題就揭發什么問題”的錯誤口號，把矛盾指向了一般干部和廣大群眾。
而我和許多學生們（以工農子弟和一般干部子弟為主）認為，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工作組號召“誰有問題就揭發誰，有什么問題就揭什么問題”，這是把矛頭指向一般干部和群眾，大方向肯定錯了，為什么不能對工作組提提意見呢？
這時，同班同學石興國先行一步，貼出了一張爆炸性的大字報《一條無頭黑線》，矛頭指向了工作組和上面。一石激起千層浪，北航頓時象炸了鍋一樣，支持的，反對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工作組如臨大敵，立即組織人馬批判，圍攻。
我對工作組的作法也很不滿。我認為工作組矛頭指向學生和一般干部、教師，大方向錯了。石興國同學的大字報，是根據中央社論精神寫的（當時我們還不知道毛澤東在“5。16通知”里那些驚心動魄的話）。走資派無論地位多高職務多大，只要他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一追到底，把他們拉下馬，所以，石興國同學的觀點沒有錯。于是，我和其它同學立即寫了支持的大字報。由于3511班的大部分同學都支持我們，所以3511班以反工作組最厲害在全院出了名。工作組立即組織人馬對3511班進行批判、斗爭。
工作組的做法，令我們十分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我寫出了北航“趕走工作組”的第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內容是，“鑒于趙如璋同志為首的工作組把矛頭指向了群眾，大方向錯了。趙如璋同志已不適宜繼續領導北航的文化大革命，建議國防科領導另派負責同志。”當時，我的真實思想是針對趙如璋個人的，我當時對國防科委領導仍是擁護的，但是，大字報一出來，我便有口難辯了。
我的大字報頓時成了眾矢之的。
“誰反對工作組誰就是反革命！”“打倒戴維堤的囂張氣焰！”“揪出反革命分子戴維堤示眾！”……頓時，全院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對準了我。由于我是“文革代表”，許多人要求工作組立即罷掉我這個“代表”的“官”。我不甘示弱，又貼出了“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罷了‘官’也要干革命！”的大字報。這時恰好工作組剛罷免了王恒、周天行的黨委正、副書記的官，于是我又多了一條為黑幫分子“喊冤叫屈，助威打氣”的罪名。工作組如臨大敵，一面派人調查我的出身、家庭、表現、同“黑邦分子”的關系，一面組織人馬批判、圍攻我和石興國等人，這就是北航文革初期有名的“六.二7大辯論”事件。
1966年6月27日這天，我被許多人輪番批判、圍攻一直到深夜，我“困獸猶斗”，被迫自衛，顧不得說話“結巴”，聲嘶力竭地同眾人辯論、爭吵，一直到口干舌燥，聲帶失音。實事求是地說，當時沒有武斗，沒人打我，只有些推推拉拉而已。天快亮的時候，同班同學把我架回了宿舍。當我一覺醒來的時候，出現了奇跡，同學們突然發現我說話不結巴了。啊！真的，困擾我多年的口吃毛病一夜之間沒有了。謝天謝地，這真是福從天降，因禍得福也！從這點上，我真感謝工作組和批判我的老師、同學們，是他們治好了我多年的口吃毛病。（注：從那以后，我的講話能力和口才逐漸好起來。如今“吹起牛”來，可謂口若懸河，走向了反面。）
在工作組的指使下，我和石興國等3511班的同學們被輪番批判。以孔令華為首的四零五教研室和以陳忠為首的五零一教研室的老師們水平不凡，他們有理論，會分折，能上綱上線，極具說服力。他們的邏輯很簡單，工作組代表黨，反工作組就是反黨，在1957 年就要定為右派分子。現在承認錯誤，可以從寬處理。黨和國家培養你們一個大學生不容易，你戴維堤是烈士后代，你已經背叛了無產階級和革命家庭，如不懸崖勒馬，改正錯誤，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出于對老師們的尊重，加上當時確實害怕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我們不得不承認了一些錯誤，但心里是不服氣的。當時沒有如今的口才，否則很可能老師們會甘拜下風，因為他們的大方向錯了。
這位孔令華老師，非一般人物。他是孔從洲將軍的兒子，李敏的丈夫，毛澤東的女婿，后來當了院文革籌委會主任。他是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的。他當時與我們對立得很厲害，批判我們時十分賣力，我本人也同他辯論過多次。他雖同我們觀點相左，但為人正派，不搞陰謀詭計，我們從人格上始終十分尊重他。
據多年后李敏同志在回憶錄中說，孔令華曾受到過北航紅旗的迫害，被批斗時坐過“飛機”，并被誣蔑為“埋藏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等等。李敏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竭力表白自己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對者和受害者，對此，我們深表遺憾。且不說當年孔令華同志為首的文革籌委會對我們的批判和打擊是何等厲害--而這些我們早已哈哈一笑置之。據我所知，北航紅旗“翻身”以后，對工作組和繼承者--文革籌委會主任孔令華確實進行過批判，至于是否坐過“飛機”，筆者印象已不深了，即使有，也是當時北航四系的一些學生們干的，與韓愛晶等人和筆者無關。這筆糊涂賬希望李敏同志還是不要再計較了吧！李敏同志不了解的是，后來韓愛晶和我們曾經多次想邀請孔令華參加北航革委會領導班子，韓愛晶多次想把革委會主任位子讓于孔令華，這絕對是歷史的事實。多年以后，孔令華成了我們的好朋友，經常一起聚會，無話不談。這些事孔令華可能瞞著李敏，否則為什么李敏同志不知道呢？由于多種原因，孔令華后來被調離北航，進入軍界，但仕途不順，后步入商界。1999年他在深圳出車禍，不幸身亡，我們知道后無比悲痛，有的人專程去深圳向他告別，我們至今非常懷念他。李敏同志如能看到此書，請不要再罵我們。至于本書中對毛澤東主席文革中某些失誤的評述，請李敏同志諒解。毛澤東首先是屬于全黨、全國人民的。我們決不全盤否定毛澤東主席，我們對偉大的毛澤東同志永遠哀悼和懷念。
陳忠老師是我們的專業老師，當時是五零一教研室黨支部書記。文革初，他的許多親友都受到了造反派們的沖擊，他也是堅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當時，他同我們觀點對立得很厲害。他批判過我們，我們也批判過他。后來，文革中的事一笑置之，我們和陳忠老師握手言歡，成了好朋友，同學們都很尊重他，畢業后我和同學們常去看望他。他后來任北航黨委書記，北京市高教局局長，現已離休。我借本書祝陳忠老師身體健康，全家幸福。對本書的某些觀點，陳忠老師可能有不同看法，請他諒解吧！
寫血書
書歸正傳。北航“6。27”大辯論后，我和許多學生被工作組定為“反動學生”、“牛鬼蛇神”，強迫接受批判，被責令檢查交代問題。之后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抗美援越”大會，全院師生都參加了，我和“牛鬼蛇神”們被工作組派人看管了起來，剝奪了政治權力和人身自由。
一天晚上，我站在北航六系樓頂上，遙望中南海，心里百感交集。我一個貧農的兒子，烈士的后代，全家被敵人殺害的孤兒，怎么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了呢？不就是給工作組提了幾個意見嗎？提點意見就打成反革命，這是哪家的邏輯？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為了紅色江山不變顏色，為了中國不出修下主義，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給工作組提點意見，有什么錯？不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這些情況不？我要讓毛主席黨中央知道我們的情況，我要自己救自已。于是，我割破了手指，寫了一份血書：“誓死忠于黨，誓死忠于毛主席，永遠不變心！”并連夜寫了萬言書大字報，公布了我的家史，呼吁工作組和全院師生不要把矛頭對準我。
第二天一早，我推開了工作組長趙如璋同志的辦公室門，把血書交給了他，并讓他轉交黨中央和毛主席。趙如璋眉頭一皺，似乎有所感動，收下了我的血書，安慰了我幾句，把血書交給了身邊一位儀態大方的女軍代表。真是無巧不成書，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位女軍人正是毛澤東主席的大女兒、孔令華的愛人李敏。她當時是工作組的秘書。
我的萬言書大字報和寫血書的消息又一次轟動了全院。許多干部、教師、同學紛紛到宿舍來看望我，并寫大字報對我表示支持和聲援。一些已有分歧的高干子弟也來看望我，甚至有許多不認識的女同學也多次來找我，對我表示同情和支持。
當時，支持我的同班同學中，尹聚平是最堅決的一個。在我挨整的日子里，她始終同情我，支持我，為此，她也被工作組列入黑名單中，被點名批判，可她似乎并不很在乎。她不善言辭，一遇批判就用沉默寡言來抵擋。
說實在話，尹聚平完全應該當“保守派”。作為干部子女，她的父母當時也被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但作為烈士的后代，她象我一樣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為了紅色江山不變顏色積極投入了運動。我當時認為，象我們這種人，不可能也不甘心當逍遙派。我們的命運始終同共產黨和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若資本主義“復了辟”，反革命上了臺，我們也要跟著人頭落地，不象有些人，蔣介石來了照樣有飯吃。因此，對于某些所謂“膽小怕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老實人”和“逍遙派”我很有看法和意見。
當時，尹聚平因同情、支持我而逐漸走入了造反隊伍，成了“北航紅旗”一名能干的女將，后來身不由已地介入了某些重大事件，受了很大地牽連和磨難，差點丟了小命。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我連累了她，害了她。她是我生活中遇到的第二個女性，她后來水到渠成地或者說陰錯陽差地成了我的患難妻子，但當時，我倆毫無特殊之處，仍是普通同學關系，因為我當時有自己的女友李青君。
據尹聚平后來說，她當時之所以同情、支持我，完全是因為烈士后代，同病相憐而已，她根本沒同我談過戀愛，更沒想到后來會嫁給我。就算如此吧！她當時剛20歲，天真無邪，可能什么也沒有考慮，她也根本不知道有一個李青君在等著我。
工作組走了
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發表了。公報指出，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當時人們還不知道，毛澤東8月5日寫了一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宣告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政治死刑。毛澤東的“大字報是這樣寫的：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張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50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負責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該大字報全文于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5日由《人民日報》正式發表，但有關內容當時就傳播了開來。不久，便傳來了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并要撤走的消息。被工作組整過和對工作組有意見的學生和教職工們欣喜若狂，學院里又一次掀起了反工作組的高潮。許多大字報要求趙如璋為首的工作組向全院師生做檢查，為打成“反革命”、反動學生“、“一小撮”的師生們平反。這時，工作組指定了以孔令華為首的北航文革籌委會，領導全院的文化大革命，而工作組隨時準備“溜之大吉”。
一天，石興國、我和其他幾個被工作組整得較厲害的學生（所謂北航十大“牛鬼蛇神” ）被接替工作組的文革籌委會集中到北航六系摟開會。那天，北航戒備森嚴，不一會兒，幾輛高級軍隊轎車開進了北航。
國防科委的鐘赤兵中將、羅舜初中將、劉化清中將、陸楊少將等領導來到了會議室，“召見”被國防科委工作組打成“反動學生”、“牛鬼蛇神”的我們。會場戒備森嚴，氣氛緊張，如臨大敵。鐘赤兵等領導大發雷霆，他百般為趙如璋為首的工作組撐腰、辯護，一口咬定我們反工作組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他讓我們好好檢討，不準抓著工作組不放。他說，聶老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國防科委也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國防科委沒有任何問題，更沒有什么“黑線”，誰要膽敢反對國防科委，我就槍斃了他，真是殺氣騰騰。
鐘赤兵將軍是老革命，他在長征中婁山關戰役時被敵人打斷了一條腿，因沒條件，鋸掉了。他是我軍有名的獨腿將軍，打仗時用擔架抬著指揮戰斗，這些當時我們都知道，但他同樣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他對文化大革命當然也很不理解。
工作組要撤走了，把許多干部學生打成“黑幫”、“反革命”的工作組沒有一句交待就要走了，把爛攤子留給了以孔令華為首的文革籌委會。我們認為：工作組不能走，籌委會是工作組指定的，我們不承認，它也解決不了北航的問題。于是反對工作組的學生、教師亮起了真正的紅燈。許多人制作了各式各樣的紅燈籠，掛了出來；而擁護工作組的人們--大部分是老工人、炊事員、司機、某些教師和高干子女們卻掛起了綠燈籠，為工作組放行。“紅燈”派和“綠燈”派互相沖突了起來。保工作組的人掛出了醒目的大標語“熱烈歡送工作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真不簡單！”，有的人甚至高喊“工作組萬歲！”以趙如璋同志為首的國防科委工作組就這樣離開了北航。
關于“老紅衛兵”
正當大學里青年學生因為反工作組受到打擊、壓制的時候，北京的一些中學里誕生了“紅衛兵”組織。（注：最早的紅衛兵組織誕生于清華大學附中。）
1966年8月18日，偉大領袖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在天安門城摟上，毛主席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并戴上了紅衛兵袖標。
但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的這些紅衛兵大都是高干子女，以中學生為主，后來被稱為“老紅衛兵”。他們以“唯成份論”為宗旨，高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到處造反、“破四舊”、搞“打砸搶”；老紅衛兵們把“唯成分論”發展到了令人發指和可笑的程度。對于出身不好的人，不管是他們的老師、老干部還是老百姓，一律打成“黑幫”、“黑五類”、“牛鬼蛇神”，進行抄家、批斗、毒打、戴高帽子游街示眾。當時，有許多出身不好的所謂“黑五類”慘死在老紅衛兵的皮帶和棍棒下。
對于出身好的人，老紅衛兵們還是非常客氣的。原北京市委有一個丁國鈺，是紅小鬼出身，參加過長征，曾是朝鮮戰爭時板門店談判中方代表，后任駐巴基斯坦首任大使。有一次，北京的中學紅衛兵們批斗他，一個紅衛兵頭頭用皮帶抽了他一頓之后，問丁國鈺是什么出身？丁說自己是放牛娃出身，從小參加了紅軍。這個紅衛兵頭頭立即向丁國鈺賠禮道歉，并把他放了。
老紅衛兵們的所謂“破四舊”，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文物、寺院、和尚、修女都是他們打、砸、槍的對象。當時，這些中學紅衛兵們站在馬路上，看到某個女同志的服裝稍微時髦一點，上來二話不說，立即用剪刀把女同志的衣服剪破；看到某個男子頭發稍微長一點，立即按倒在地，剃成光頭或陰陽頭，若稍有反抗，一頓皮帶抽之，再不老實，打死活該，任何人敢怒不敢言。這些中學生“老紅衛兵”把許多老師們都打成“黑幫”，整天掛上大牌子游街示眾。北京某中學的一位老師因出身不好，被許多學生們批斗后又"態度不好"，學生們便抓著他的兩只腳，從五層樓上扔了下去……
這就是中國文革初期的第一批老紅衛兵。當時，這些中學老紅衛兵們其實比我們大學的紅衛兵小不了幾歲，他們的造反不客氣地說就是真正的打、砸、搶、抄、斗。不知為什么，他們一開始就對毛主席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十分擁護和狂熱，并把這場革命理解成了對出身不好的人的大規模專政。他們膽子忒大，初生牛犢不怕虎，加上以“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口號作為精神支持，可說是有恃無恐。北到“蘇修”，南到香港、緬甸，他們都去造過反，有的甚至越過了邊境去當了異國的游擊隊員。應當說，是他們把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動推向了全中國，他們才是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打、砸、搶、抄、斗”的始作俑者。（例如，北京市第一個把彭真等人拉出來批斗的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帥府千金”。）我這樣評論當年的老紅衛兵，絲毫沒有要把他們打成“三種人”的意思，我也沒有這個權力。相反，我認為他們都是可以原諒的。他們當時年幼無知，心底無私，只不過響應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偉大號召，才起來造“舊世界”的反，干出了許多令人發指的野蠻行為。
后來，因為他們許多人的父母皆受到沖擊和迫害，有的人洗手不干了，當起了逍遙派，全國到處串聯；有的人懷著報復心理，成立了東城、西城“糾察隊”和“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他們和大學里的高干子弟聯合起來，專門反對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和打擊造反派。有人甚至公開寫出“炮轟……”的大字報，“攻擊”毛澤東。為此，他們許多人被謝富治的公安部抓了起來，受到了打擊、迫害。后來毛澤東說不該抓他們，讓周恩來、江青、謝富治把他們放了。文革之后許多文革題材的文藝作品中，那些穿著軍裝，扎著皮帶專門用鞭子打人的紅衛兵形象，大都出自這些“老紅衛兵”。
我本人當時對這些“老紅衛兵”的態度十分復雜，對于他們一夜之間從高干子弟變成了“黑幫子女”，我十分同情，但認為他們應當正確對待，同“老子”劃清界限，聽毛主席的話，繼續革命，而不應當反對中央文革和毛主席。我當時思想極左，對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深信不疑。假如當時我老子活著也查出了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問題成了“黑幫”的話，我會同老子劃清界限，造他的反。如果最后沒有問題的話，老子還是老子。這點，我實話實說。事實上，文革中這種情況很多，許多高干子弟迫于形勢，都批判、揭發過自己的老子，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子女。
關于老紅衛兵們發明的那個唯出身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剛開始盡管認為不無偏激，但從感情上是持贊同觀點的，我當時的思想水平就是如此。作為共產黨人、革命先烈的后代，從感情上講，由于老子們打下了江山，自來紅的思想較重，總認為自己這種人最革命，關鍵時刻為黨為革命能挺身而出，而出身不好的人很難做到這一點。
但是不久，我就發現，這幅“唯出身論”的對聯不能支持。某些高干子女鼓吹這幅對聯是為了抵制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允許出身不好的人革命。
不久，北京工業大學的一個高干子弟譚立夫站了出來，發表了文革中著名的“譚立夫講話”。譚在講話中把“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對聯吹上了天。譚立夫的講話很偏激且極具煽動性，當時許多人都為之叫好。“譚立夫講話”事實上是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宣言書，但當時，他的大方向錯了，后來受到了造反派們的批判和中央文革的打擊迫害。譚立夫很有才華，如今據說當了故宮博物院的領導。對自己當年的著名講話，據說他至今沒有全部認錯。
當時，某些老紅衛兵和高干子弟曾多次拉我參加他們的行列。他們說，你家那么多烈士，我們是一伙的，不能造工作組的反，工作組的領導都是老革命碰上了點新問題，不要計較，更不能抓住他們不放。我們的老子都是革命者，都是共產黨，我們怎么能造共產黨的反呢？他們說的似乎有理，我也不想造共產黨的反。但我總感到，我和他們不一樣。他們的老子九死一生都活著，身居高位，他們從小不知道什么叫苦，起碼解放后他們沒受過苦，更沒有餓過肚子。而我，始終把自己看成農民的兒子，沂蒙山的子孫。我知道什么叫苦，也知道什么叫忘本。
共產黨的干部進城后，當了官不忘本、不忘老百姓的當然是大多數。我父輩的許多老戰友大都如此。但是，某些干部進城當了“大官”后，忙于工作，忙于享受，把老百姓忘了的也不是沒有人在。建國多年了，許多老解放區老根據地的老百姓仍窮的叮當響，有人吃不上飯，穿不上衣。湖北某縣出了一百多位將軍，但該縣一直是貧困縣，還有我的老家沂蒙山區……
實事求是地說，我當時沒有象彭德懷那樣“為民請命”的博大胸懷，但作為一個小人物，一個沂蒙山下貧苦農民和共產黨烈士的后代，我認為某些共產黨的干部當了大官后確實忘了本，有的人開始貪圖享受，開始脫化變質，把老百姓忘了。文革初期揭露出來的一些干部的腐敗行為和官僚作風令人吃驚，而這些情況絕對不是無中生有（例如某些林彪死黨的所作所為）。因此，我對毛澤東說的黨內產生了走資派的話十分贊同，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深信不移。這是我文革之初奮起造反的主要原因，盡管當時根本不知道中央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文革中，許多人，包括我的親友們對我當造反派十分不理解。在他們看來，只有出身不好的人和對共產黨不滿的人才造反，象我這樣的人不應該造反。但是，造反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號召和支持的，不聽毛主席的話聽誰的？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要繼續革命，要搞階級斗爭，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黨內有走資派，有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不造他們的反就要亡黨亡國。對偉大領袖的這些觀點，我們是深信不疑的，因為象我這樣的人，是最怕共產黨亡黨亡國的。為了無產階級的紅色江山不變顏色，我們必須聽偉大領袖的話，造走資派的反，造舊世界的反。
歷史不能假設，事后諸葛亮人人都會。如今看來，如果本人文革中不造反，如果當逍遙派，甚至參加老紅衛兵的“聯動”，如今日子恐怕要好過的多。但是，文革中當造反派身不由已，沒有辦法。對于自己走過的路，不管是荊棘叢林，還是峽谷深淵，都應當無怨無悔。
歷史又往往離不開“事后諸葛亮”。文革中，假如沒有林彪、“四人幫”之流搗亂，假如毛澤東更早地糾正自己的極左做法，以正常的整風方式把共產黨內的某些不正之風糾正糾正；把某些干部的缺點錯誤批評批評；把黨內的修正主義思潮批判批判；對事不對人，不準侵犯人權，批判老干部時讓人家坐在那里，可以沖上一壺“龍井”喝著，允許人家講話和解釋。這大概就叫文斗吧？我看這樣搞搞也好，皆大歡喜。既不會出那么多“黑幫”，后來也不會出那么多“三種人”。不過，那種搞法恐怕老百姓不答應。
當年的老紅衛兵朋友們有一句名言，叫作“20年后再見”。歷史應驗了他們的話。其實沒用20年，十年之后，“四人幫”就被抓起來了，毛澤東的錯誤受到了清算，“文革”被全面否定，毛澤東的支持者幾乎全部下了“地獄”，許多紅衛兵和造反派們成了“5。16”分子和“三種人”。而與此相反的是，當年“老紅衛兵”中的精英們由于反對中央文革和毛澤東的錯誤路線有功，在20年后大部分擔任了黨、政、軍各方要職，挑起了革命的重擔，真正應驗了那句“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名言。
筆者認為，不管是大學里的造反派紅衛兵，還是中學“老紅衛兵”甚至“聯動分子”，當年都是十幾歲、20歲左右的熱血青少年，他們本質上都不是壞人。在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好事、壞事誰都干過，對于他們做的錯事、壞事，犯的錯誤，都應當一視同仁，歷史地對待，以批評教育、吸取教訓為處理原則，而不能把一些人一棒子打死，讓人家下地獄，而把一些人捧到了天上。這個道理似乎不太難理解，不過做起來就難了。
“北航紅旗”成立
書歸正傳。北航工作組長趙如璋撤走的時候，把“血書”還給了我。另外，使我感動的是，一些工作組成員找到我，向我賠禮道歉，承認了錯誤。我握著他們的手，熱淚盈眶地表示感謝。
我和挨整的學生們要求趙如璋同志回北航為我們平反并作一個檢查，但趙如璋自走后在國防科委大院里再也沒有露面。可氣的是，學校里保工作組的人們繼續視我等為反革命，對立情緒十分嚴重。反工作組和保工作組的的人們互相指責、攻擊，雙方逐漸形成了兩大派。保工作組的人成立了“北航紅衛兵”，“北航赤衛隊”等組織，還有一個中間派“東方紅”。
據我所知，以高干子女為主的北航紅衛兵和以黨員、老工人、工農子弟為主的北航赤衛隊除了拼命保工作組外，他們的主要“功勞”就是到處抄家和批斗“黑幫”、“牛鬼蛇神”，然后就是圍攻和批判反工作組的人們。
由于工作組的錯誤，北航各系都有一些學生和教師、工人受到批判、打擊和迫害。這些反工作組的人們在工作組撤走后開始串聯，互相認識，并開始醞釀成立自己的群眾組織。當時，無論是北航還是社會上，紅衛兵的招牌已經被保工作組的高干子女們占用，這些“老紅衛兵”在社會上到處搞“打、砸、搶”，已經很不得人心。北航和其它學校反工作組學生們對“紅衛兵”十分反感，許多人都回避“紅衛兵”這個名字。后來，真正成為文革舞臺主角的學生群眾組織沒有一個叫紅衛兵的，但他們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毛主席的紅衛兵。例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等等。
1966年8月20日，北航一個叫田 東（本名盛喜延）的學生貼出一張通告，首先宣布成立“北航紅旗戰斗隊”，立即得到了許多人的響應。當天，在北航主樓一間大教室里，反工作組的學生們自發集中起來，宣告了“北航紅旗”的成立。當時為了區別于社會上許多華而不實的“兵團”、“司令部”等稱號，大家決定叫“紅旗戰斗隊”，總部叫總勤務站，頭頭叫總勤務員，取人民的勤務員之意。參加北航紅旗戰斗隊的人們自豪地宣告自己是毛主席的“紅旗戰士”，堅決不用“紅衛兵”這個招牌。當天晚上，登記的“紅旗戰士”即為一千零70人，大約占北航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由于我在文革中的名氣大，大家一致推舉我為“北航紅旗”的總勤務員，并擔任一把手。不久，我認識了本書的另一位主人公韓愛晶，他因反工作組積極也被推選為總勤務員。其他幾個總勤務員還有井崗山、田東、仇北秦、侯玉山、屠海鷹、何金國等人。作為北航“老造反”之一的石興國同學因故未參加“北航紅旗”總勤務站工作，后來是北航院革委會委員，五系革委會主任。
二十八天二十八夜
“北航紅旗”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工作組回院作檢查。1966年8月25日，我和頭頭們帶領幾百名學生舉著“北航紅旗”的大旗，來到了國防科委大門口靜坐示威，要求趙如璋回學院作檢查，從此開始了北航紅旗艱苦卓絕的“28天28夜”揪工作組行動。
話說這國防科委大門口，非一般去處，它同時又是國防部的西大門。因此，北航紅旗的“靜坐、示威”、揪工作組行為一開始就“冒天下之大不韙”。院內的反對派和社會上的“聯動”分子天天來圍攻、漫罵，甚至動手打人。各種嚇人的大帽子鋪天蓋地而來。北航紅旗的戰士們頂著巨大的壓力，堅信自己的行動是正確的、正義的，“揪工作組”的行動決心越來越大，支持和參與的同學們也越來越多。
北航紅旗揪工作組的行動，得到了社會各單位、各階層許多人的支持。這些人都是在本單位受工作組壓制和打擊的干部、工人和學生。他們紛紛成立自己的群眾組織，要求工作組做檢查，為受打擊迫害的干部群眾平反。其中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公社”也派人圍困了地質部，要求工作隊長、地質部副部長皺家尤回地院做檢查。這些反工作組的群眾組織，后來成為北京市的造反派骨干力量，并演化成“天、地”兩大派。
“北航紅旗”組織人馬輪番在國防科委門口靜坐示威（后來撤倒附近的一個體育館里），目的只有一個，要工作組長趙如璋回院作檢查。這件事對錯與否，主要責任應由我來負。我個人認為，同學們主要是為了支持我才這樣作的，所以當陷入僵局，上上下下壓力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我曾打過退堂鼓，決定撤軍，回校鬧革命。某些已參加了“聯動”的高干子弟朋友也勸我“浪子回頭”，加入他們的行列，我當然不同意，婉言謝絕了他們的好意，人各有志，不能強求。但是，這時的“紅旗戰士”們覺悟已大大提高，他們認為揪工作組大方向是正確的，不能撤退，勸我堅持下去，并用那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最高指示來激勵我。
“你是北航紅旗的旗幟，你不能撤，也不能倒，你牌子最硬、名聲最大，我們都擁護你。”許多紅旗戰士都這樣說。
我決定繼續堅持下去。學院文革籌委會不給送飯吃，同學們就啃一口冷饅頭，喝一口涼水。許多學生席地而坐已經很多日子了，有的人病了，可是大家的情緒始終很高昂。晚上，同學們席地而坐，眼含熱淚，一遍一遍地唱著：抬頭望見北斗星，低頭思念毛澤東……
我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往返于學院和科委門口之間，安排輪換人員，交涉吃飯問題，向反對派們解釋我們的行動，做某些人的工作。同時，發展壯大北航紅旗組織，起草有關的宣言、聲明等，忙得不亦樂乎。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了，國防科委始終不讓工作組長趙如璋出來見我們。盡管北航紅旗的學生們除了靜坐以外沒有任何過火的言論和行動（這點歷史已經證明），但國防科委的一些干部和社會上的保工作組勢力依然把我們的行動視為反革命行為，某些“聯動”分子甚至大打出手，揚言要“砸爛北航紅旗”。由于我們的忍讓和同情支持者人多勢重，才始終沒有釀成武斗和流血事件。
面對重重壓力，北航紅旗戰士們巍然不動。我們堅信自己的行動是正義的，也是合法的。黨中央、毛主席一定會支持我們的。你工作組把那么多干部群眾打成“反革命”，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究竟憑什么？如今明明錯了，你為什么不能出來見一見群眾，為受打擊、迫害的干部、群眾平個反、道個歉？群眾的氣消了，也就完了，難道群眾還能把你吃了不成？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的干部相當年面對敵人的屠刀都不怕，為什么這樣害怕群眾？
在那艱難的日子里，北航紅旗戰士們經常眼含熱淚，白天面對中南海，夜晚遙望北斗星，心中默默地唱著“想念毛主席”的歌。不久，經過幾個紅旗戰士的醞釀，很快，一首紅旗戰士自己的戰歌誕生了：
撼山易，撼“紅旗”難，
紅旗戰士鋼鐵漢。
跟著領袖毛澤東，
高舉紅旗去造反。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堅決打倒帝、修、反。
撼山易，撼“紅旗”難，
紅旗戰士鋼鐵漢。
誓死保衛毛主席，
赴湯蹈火也心甘。
徹底砸爛舊世界，
共產主義定實現！“
北航紅旗28天28夜揪工作組的革命行動，轟動了北京市乃至全國，最后終于感動了“上帝”，驚動了中南海。1966年9月21日傍晚，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王力等人來到了我們的駐地。陳伯達說他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沒有說代表毛主席黨中央）來看看我們。他說：“你們是少數，少數是優秀的，真理有時往往在少數人手里。我們來就表示一種態度，你們懂嗎？”
據后來才知道，以“北航紅旗”、“地院東方紅”為首的群眾組織“揪工作組”的行動早已驚動了中南海。圍繞工作組的問題，中央斗爭十分激烈。毛澤東大發雷霆，對中央有關領導同志進行了嚴厲地批評。針對北航工作組的問題，“林副主席”下了命令：“趙如璋不出去，派一排人把他押出去!”陳伯達還立了軍令狀：“以普通勞動者的態度，同北航學生們聚談或同住幾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羅舜初、趙如璋）如果被學生殺死或殺傷，陳伯達情愿抵償。”
“北航紅旗”終于勝利了。
當時，解放軍報社一位記者寫詩贊曰：
北航旗如血，
風雨滿京城。
28晝夜，
驚天泣鬼神！
關于北航紅旗28天28夜揪工作組的“偉大壯舉”，當時從我個人來說也好，從北航紅旗其他頭頭來說也好，目的很清楚也很簡單，就是要工作組回院給我們平個反，做個檢查，絕沒有其它的野心和雄心壯志。因為當時我等根本不知道中央內部的斗爭情況，更不清楚中央內部有兩個司令部和兩條路線的斗爭。我們的矛頭說穿了就是對著趙如璋為首的國防科委工作組的。我們知道，國防科委是北航的上級，又是全國全軍最高級最機密最尖端的軍事機關，不可能有什么問題，只要國防科委讓趙如璋出來做個檢查，給我們平個反，道個歉，就完了。我們當時想的就是這么簡單。后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確也是這樣做的。聶老帥后來不但沒怪罪我們，而且對北航紅旗十分關心，有什么消息主動通知北航紅旗（當然不是機密）。而北航紅旗上上下下對聶老總始終十分尊重，更沒有人反過聶老總，這是歷史的事實。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都應記得，文革中，副總理和老帥們大都被下屬單位的群眾整過，或被打倒，或被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外交口的陳毅，農村口的譚震林，工交口的薄一波，宣傳口的陸定一，經濟口的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及軍委系統的賀龍、葉劍英、徐向前等老革命家都無一例外被下屬單位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沖擊、批斗過，賀龍、彭德懷等人被迫害致死，獨有國防科委的聶老帥基本是穩坐釣魚臺。（注：后來江青曾借當年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一事向聶老總發難，但很快就被毛澤東和周恩來制止了。）這里面，北航紅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北航紅旗在保聶榮臻的同時，對聶帥的老部下肖華、楊成武、余立余、傅崇碧等人也愛屋及烏，十分尊重，沒有任何不禮貌，這些都是歷史事實。
后來，北航紅旗把自己的斗爭納入中央兩條路線的斗爭，直接的原因是“中央文革小組”插了手。如果說蒯大富是造反的“獨膽英雄”，那北航紅旗則是戰斗的集體。這個以工農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組成的戰斗集體，具有巨大的戰斗力和各方面的“人才精英”。由于北航紅旗很快地一統了北航天下，很早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中央文革看中了這支力量，一步一步地控制了北航紅旗，使北航紅旗成了中央文革的“鐵拳頭”，成了全國有名的響當當的革命造反派。
中央支持“北航紅旗”后，按照林彪和陳伯達的命令，國防科委不得不讓工作組長趙如璋來到了北航。那天，我和一個叫朱兵的學生去接趙如璋，國防科委派了一輛白色的“勝利”轎車出來。趙如璋見了我們，害怕得很，反復說明他有病，希望同學們不要打他。我說：“趙局長，你錯了。我們沒有你想象得那樣壞，我們始終把你當成老革命看待，你同我叔叔差不多。（后來才知道，我三叔戴鍵在山西也當過文革工作隊隊長，受過造反派的沖擊。）你放心，我們不是中學生紅衛兵，不會打人，北航紅旗沒人敢動你一根毫毛，不過你得給我們平反，你作個檢查就完了，我們不會難為你的。”趙如璋當時半信半疑。
此后，國防科委羅舜初副主任也奉命來到了北航。他和趙如璋與我們同吃同住了一些日子。這期間，北航紅旗在學院體育館里“文斗”了一次趙如璋。趙如璋站在臺上，絕對沒有人讓他低頭彎腰坐“飛機”，但有一個姓張的學生跑上臺去撕掉了趙如璋的領章。這個過激的行動，遭到了許多學生的一致反對。這也是趙如璋在北航受到的唯一“迫害”。之后，我們和羅舜初、趙如璋二人交換了意見，消除了誤會，握手言歡，建立了友誼。在我和頭頭們的關照下，羅舜初、趙如璋在北航沒有損失一根毫毛。革委會成立后，我們經常向羅副主任和趙局長請示匯報工作，對他們十分尊敬，這就叫不打不相識。如果有人說北航紅旗文革中迫害過羅舜初和趙如璋同志，筆者愿與他對簿公堂。
趙如璋同志后來有一次在大街上排隊買菜，我遇到他時，他感慨地說，北航紅旗的同學們真好。趙如璋同志現已去世，我從心里十分懷念他。
羅舜初將軍平易近人，十分和藹可親。他曾經用他的“大紅旗”拉著我跑遍了北京市的大街小巷。我同他相處聊天時，他給我講了許多戰斗故事。他也是紅小鬼出身，參加過長征，身經百戰，解放后，授于中將軍銜。他說他解放后不論在哪里，從未當過正職，全是副職，因此他開玩笑發過牢騷。中國人有“寧當雞頭不當鳳尾”之說，自然是有道理的。后來他的牢騷被周總理知道了，有一天，周總理把他叫去說：“羅舜初呀羅舜初！聽說你不想當副職，這不對嘛！今天叫你來，是想讓你換換工作，但還是副職，你干不干?”羅問總理去哪里？總理說：“讓你去國防科委當副主任，聶帥是主任，你去不去?”羅舜初高興地說：“我去，我去。”羅舜初同志到國防科委后，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在中央和聶老帥的領導下，為我國的國防科技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后來，他調到沈陽軍區工作，仍是副職。他去世時，廣播里報導了他一生的感人事跡，我聽后難過地掉下了眼淚。我想，如果老干部們都象羅舜初同志這樣，該多好呀! 由此我更想到，假如鄧小平、陳云、薄一波、王震等同志也象羅舜初同志那樣與我們有接觸和交流的機會，真正地了解我們學生紅衛兵、造反派們的思想、為人和一切，后來很可能會對我們“手下留情”吧！
讓“請柬”韓愛晶上天安門
在國防科委大門口“揪”工作組行動中，北航紅旗涌現出了許多“精英”，這些精英后來都成了北航紅旗的頭頭和骨干分子，其中首數韓愛晶。
韓愛晶是江蘇漣水人，生父被日本鬼子飛機炸死了，母親是新四軍老戰士，繼父也是老干部。他1964年考入北航，是發動機系的，文革前他已是入黨積極分子。他艱苦樸素，學習刻苦，善于思考，沉默寡言，本是個不錯的學生，決非像某些人所說的文革前就是壞蛋。文革初，他同情支持我們的觀點，對工作組有意見，但并未挨整，也不出名，他之所以后來成為“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純屬偶然。
1966年9月29日，鑒于北航紅旗28天28夜揪工作組的“卓絕戰功”，中央給北航紅旗發了一張請柬。請柬是我去領來的，中央要求北航紅旗派一名代表9月30日進住中南海，并于10月1日登天安門城樓見毛主席。這張請柬并未點誰的名，一切由我決定。按常理，作為北航紅旗的一把手，理應由我代表北航紅旗去，同學們也一致要求我去，沒有任何疑義。
我拿著這張非同尋常的請柬，心里頓時似波濤洶涌，百感交集，千言萬語涌上心頭。我，一個貧農的兒子，烈士的遺孤，一個沂蒙山下的苦孩子，一個共產黨撫養長大的大學生，現在就要去住中南海，登天安門見毛主席，這不是做夢吧？我想起了被敵人活埋的父親，想起了苦命的母親，想起了雙目失明的老祖母，想起了二老爺，也想起了李青君……我恨不得立即把這個喜訊告訴他們分享。
但是，事情并非這樣簡單。面對這張沉甸甸的請柬，我清楚地知道它的份量。只要我一上了天安門，見了毛主席，“北航紅旗”這個一把手我就要當下去了。可是，我卻覺得，是該辭掉這個一把手的時候了。對天發誓，我當時不想當官。（注：后來想當官也當不成了。）我自感能力差，尤其是口才不佳--當時口吃毛病剛改，但口才仍不佳，面對以后很難預料的復雜局勢，我將很難應付，干不好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廣大紅旗戰士。至于別的，我確實沒有想太多，更談不上有遠見之明、激流勇退之說。
我從小急脾氣，做事干凈利落，從不婆婆媽媽，但有時考慮問題不周，常有失誤。唯獨這一次，不知為什么，我考慮太多、太多。是上蒼有靈，還是第六感覺起了作用，我也說不明白。
于是，我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我把大家召集起來，鄭重地宣布：“中央給我們北航紅旗的這張請柬，我建議讓韓愛晶同志代表北航紅旗去。韓愛晶同志文革以來表現不錯，他水平比我高，能力比我強。從今天起，我建議他當一把手，我決定辭去北航紅旗一把手職務，當一名普通紅旗戰士。”
我的話還沒講完，大伙兒就炸開了鍋，大聲喊:“不行不行，應當你代表北航紅旗上天安門，應當你去！”韓愛晶也堅決不干，堅決讓我去，我固執地大聲喊:“別說了，就這樣定了。”
以上這段歷史，發生在1966年9月29日，地點在國防科委大門口附近的體育館里，在場的北航紅旗戰士有一百多人。
當時許多人為我惋惜，甚至憤憤不平。他們從文革一開始就同情我，支持我，為此都挨了工作組的整。他們當時對韓愛晶還不大了解，認為他是“無功受祿”，也有的人被我的行為所感動，握著我的手緊緊不放。韓愛晶也很激動，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
韓愛晶個子較高，身材瘦弱，講話聲音有些嘶啞，但能言善辯。他不修邊幅，衣著隨便，記得當時他頭發長長的，幾個月沒理發了，胡子拉喳的，赤腳穿一雙破涼鞋，一根鞋帶還斷了。我立即派女同學去給他買了一雙新鞋子，又找人給他理了發，把他送進了中南海。
1966年10月1日上午，我坐在北航紅旗辦公室里，接到了一位新華社記者打來的電話，詢問核實北航紅旗今天誰上天安門。我回答：“韓愛晶。韓信的韓，愛情的愛，結晶的晶，三個日字的晶。”
這天上午，在天安門城樓上，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了全國英模代表和首都大專院校真正的紅衛兵造反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范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朱成昭。消息立即傳遍了全國、全世界。
所謂的“五大學生領袖”就這樣登上了中國文化革命歷史的政治舞臺。后來，地院朱成昭很快下臺，換成了王大賓。
關于“五大領袖”的提法，最早出于毛澤東之口。后來有人可能怕“犯忌”，改叫“五大學生領袖”。但有人認為北大聶元梓是老干部，不是學生，便仍稱為“五大領袖”。
韓愛晶登天安門見毛主席之后，正式成了“北航紅旗”一把手。
后來的歷史讀者都知道了，我這張請柬為韓愛晶換來了15年重刑。我經常覺得，我對不住韓愛晶，客觀上是我害了他，他當了我的“替罪羊”。雖然韓本人在后來確實犯了許多錯誤（說實在話，有些錯誤實在沒法不犯），特別是后來北航批斗彭德懷時動手打過彭德懷，但如果不當北航紅旗一把手，他很可能見不到彭德懷，也就犯不了這個錯誤。我始終認為，是我坑了他，所謂好心辦錯事，真正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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