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與賣淫──近代中國市民社會一瞥

吸毒與賣淫──近代中國市民社會一瞥  

作者：張百慶

　　關于中國近代城市社會，許多研究者借用西方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以權力運作為視角，在國家─社會的互動或所謂「第三領域」中去審視研究，或認為中國近代不存在「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或認為近代以出現了「市民社會」的雛形等等1。這些研究給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角度和收獲，但以具西方社會歷史情境意義的「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概念為原形在中國尋找對應或對比，固然可以發現原本忽略的歷史事實或對其做出新的解釋，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對中國社會解釋的有效性是有限的，且容易導致對與「范型」相關現象的強調以至「過度闡釋」，而忽略中國近代城市社會的本土性特征及中西復合的一些方面，如「外啟后發」的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密不可分，但與西方不同，二者非自然而生，也非呈并進之勢，相反，城市現代化因外力切入而啟動，且以鄉村的落后為代價，城鄉之間呈二元對立。所以，離開了中外互動、城鄉互動來談論中國城市現代化往往難見森林，拋棄農村談論近代的市民社會也難免不足。在中國近代城市中，不僅是似乎與西方「現代性」組織、制度等「理想型」相關的「積極、進步」的一面可以反映國家／社會的權力運作，在本文所論述的「消極、落后」的中西合力而成的城市社會問題──吸毒和賣淫，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研究可以脫離單單尋找西方社會影子的思維定式和國家／社會的二元論，于日常生活中發現權力的滲透及社會問題的結構化進程，使其在反映中國近代城市社會時更切實際。

一　吸毒與賣淫

　　鴉片戰爭以降，外力入侵，中國先后有約開、自開商埠一百有余，它們在歐風美雨侵襲之下迅速發展，早期現代化得以啟動，城市結構變遷、功能轉化，城市面貌也大為改觀。但同時城市社會問題也日益嚴重，且和前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吸毒和賣淫是其中比較突出的兩個問題。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鴉片成為合法商品在各通商口岸長驅直入，各城市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1872年，「上海城廂煙館共計1700余家」，「幾同茶、酒、飲食之店焉」2。到二十世紀30年代，城市中吸毒盛況空前，上海煙館林立，僅低級煙館「燕子窩」即多達2萬余家，三次煙民登記，達6.5萬余人；漢口在1933-1938年間，除有數十家較大煙館外，售吸棚戶多達700余家；而重慶成年男女抽煙者占7/10，女子占3/10，每天鴉片銷量達3噸左右，耗銀約10萬兩3。19世紀80年代，全國吸食鴉片者約2,000萬，占全國總人口42,000萬的5%左右；1929-1934年間，全國吸毒人口達到空前地步，總計全國吸食毒品的人數達8,000萬，約占總人口的16.8%4。

　　娼妓在近代城市中也大量存在，從通商大埠到偏遠小鎮，幾乎沒有例外，如上海1842年后，「其娼妓事業與工商業有駢進之勢」，其「青樓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場，釵光鬢影，幾如過江之鯽」 5。二十世紀10、20年代，樂靈生牧師（rev. frank rawlinson）曾通過中華博醫會的會員在中國四十一個人口從1,200人到150萬人不等的城市調查，發現妓女人數與人口比率是1：50至1：5000，平均比率是1：325，在南京、桂林、煙臺、北京、濟南、上海六個擁有6萬-150萬人口的城市中，妓女人口比率是1：153至1：593，平均比率是1：3006。又以北京為例，十幾年間的公娼人數變化如下：

        時 間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9

        妓院數  353   366   357  388  391  406   377  332 

        妓女數  2996 3184  3330  3490 3500 3887 3130  2752 

    資料來源：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編輯：《社會學界》第五卷（1931年6月），頁115。

　　大致說來，娼妓數量與城市規模成正比，縣級城鎮幾十上百，通商大埠則逾千上萬。且統計數字多是公娼人數，因私娼暗地營業，無從統計，且人數一般多于公娼，由此推算娼妓數目更是驚人，如有人估計30年代上海娼妓人數當不下十萬7。娼妓等級也很齊全，如北京公娼可分為小班、茶室、下處、老媽堂等，上海分為長三、么二、花煙間、釘棚等。妓女數量多、層次全，是賣淫走向社會化的表現，也正是為了適應近代城市不同階層嫖客的不同需要。

　　這兩個近代城市中比較普遍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種現象，而且是一個過程，是近代中國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一部分，并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其存在和蔓延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基礎。 　

二　城市化、城市早期現代化與城市問題

    （一）城市化

　　近代中國城市化與外力楔入密切相關，開埠城市多因商而興，通過國際貿易，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形成國際市場控制中國通商都市，中國都市聚斂鄉村腹地的市場格局，所以出現了中國農村經濟商品化程度提高，而商品價格主要由國際市場決定的情況8，中國農產品往往被迫以低于自身價值的價格出售，從而加劇了農村貧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農村自種鴉片的地區在不斷擴大，1880年，全國罌粟種植面積已達1,300多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1.6%9。鴉片種植之初，其價格一般高于普遍農作物，似乎一時能夠繁榮種植區的農業經濟。但鴉片種植極易導致糧荒，四川種植鴉片最多的涪陵，稍有水旱之災，即有「大饑，栽煙者，一家吞煙自盡。巴中種煙餓死者，埋萬人坑」10，更有許多家庭典賣妻女，籌逃亡之資。于是，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而近代城市經濟的發展狀況無法容納大批勞動力，造成城市中大量無業流民的存在，為各種城市問題的滋生提供了條件。

　　大部分城市娼妓的來源是也是農村，農村作為多方面的被榨取者，加上災荒嚴重，所以「一方面農村經濟的崩潰，農戶日在困苦艱迫中，一方面則大都市的興起，又足以增強人肉市場的發達。于是，娼妓亦成為農民販賣子女的地域」11。近代的兵災匪禍、苛捐雜稅使農民「將收獲盡數賣出，而所得盡數，還不夠抵作稅捐，他們最初出售田地，再則變賣雜物，繼續又典質房屋，房屋雜物又無人肯買，貧農只得棄地不耕，賣光兒女以作逃亡之用」12。

　　總之，農業破產與天災人禍在近代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拉力」不足的情況下，把大批農民「推入」城市。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導致部分城市人口畸形膨脹，如上海1932年5月人口為2,720,386人，11月增至3,078,345萬人，僅6個月就增加了35萬多人13。 城市化的畸形又對城市早期現代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城市早期現代化

　　城市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全面的進程，而中國近代部分城市超常發展，整體經濟結構不合理，為城市問題的滋生提供了契機。城市超常發展乃因商而興，工業發展比較遲緩，農村經濟的衰退與城市工業發展不足并存，城市化的畸形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畸形并存。農民進城固然有推動城市化的方面，但工業部門卻難以吸收，即使在一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產業工人也僅260萬人，何況「黃金時代」過后民族工業一蹶不振。工業化的滯后與不足，使近代城市發展主要靠商業推動。鄉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后，無法被工業企業吸收，主要進入苦力、車夫、小販、娼妓第三產業部門或處于失業狀態。特別是30年代前期，中國農民進城與城市工商業凋敝同時發生。城市不但不能消化新增入的勞動力，連舊有的勞動力水平也難以維持。如1933年全國至少有600萬人失業，1935年有590萬人失業，從而產生反推力，有的地方出現城市工人失業倒流回鄉現象。其中也有不少人滯留在城中，淪為地痞、流氓、乞丐、妓女等。據《晨報》1935年3月6日載：「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各地工廠紛紛倒閉，大批失業女工，很多改操淫業，例如廣東順德，因為絲廠倒閉，3萬余個女工，只得徘徊在旅店，干那皮肉生涯」。

    1　問題合法化

　　城市政治結構，作為控制機制對城市協調發展起著重大的整合作用，后發現代化國家尤其如此。但在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無論是在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始終缺少一個全國一致，上下通達，合法有效的城市科層管理機制。同時，這一管理機制卻出于權宜之計，賦予社會問題以合法性。自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設巡警部后，京師及各省先后征收「妓捐」以納資于官廳，其登記注冊掛牌營業賣淫者稱「公娼」，而私下拉客、逃稅偷稅者稱「私娼」。自此，賣淫合法化并趨社會化，「花捐」也愈來愈成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近代漢口的花捐，在各項稅收中經常列第四、五位14；北京1927年12月收入的市政捐款僅503,624元，其中樂戶捐收入差不多占總數的五分之一，「可憐此種皮肉生涯的女子們，可算得支持北京市政經費最重要的人物」15。所以直到1949年之前，中國大陸依舊實行公娼制度，其間雖偶有當道者禁娼，也多為博取為官聲名16。

　　中國近代政府對吸毒時禁時馳。中國不僅是發布禁煙令最早的國家，也是發布禁煙令最多的國家。自1729年雍正帝頒布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令以后，先后又有道光年間的林則徐禁煙，1906-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煙，1935-1941年國民黨六年禁煙計劃等多次禁煙。然終因政局動蕩、政風腐敗等故而使煙毒禁令成一具空文。特別是官場吸毒的示范效應，使吸毒具有了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十年禁毒期間，至1909年初，據禁煙大臣端方報告，全國已戒煙者500萬人，其中官員就有100余萬人17。

    2　問題合理化

　　城市現代化就其根本而言，應是市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與行為取向的現代化。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在基礎設施等物質層次上，傳統向現代的轉變較大，相對而言作為現代化載體及動力源泉的市民，卻多與鄉村有著密切的聯系，部分傳統觀念和封建意識積淀很深，人的現代化較為緩慢滯后。另一方面，西俗東漸，城市社會文化的世俗化、商業化也給市民帶來了巨大沖擊。特別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政權以后，伴隨著政治權威的喪失，與其一體的部分道德倫理觀念亦開始解體，以至有人言「國民道德之墮落至今日已達極點」18，人心不古，世道澆漓，「連殺人放火嫖妓騙錢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惡余暇，搖著頭說道：『他們人心日下了』」19。

　　于是，近代城市轉型過程中，部分傳統道德積存，部分傳統道德淪喪，而新的價值觀念又難以短時形成，價值的多元或真空往往使市民無所依從，為越軌行為開了方便之門。同時，由于新的媒介宣傳和示范效應，隨著市民生活結構與方式的變遷，市民對「妓」和「煙」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以至于作為社會問題甚或社會病態的吸毒和賣淫，逐漸獲得了民間的遷就以至認同（即合理性基礎）。此變化由「開花榜」可略知一、二。在近代上海選花榜漸成一大盛事，「每逢開評之時，數千粉黛躍躍欲試，各家報刊大登妓女玉照，勾欄門前車水馬龍，風流騷客捧場游說」20，大大刺激了娼業發展。更重要的是，市民觀念的轉變使公開狎妓成為尋常之事，嫖客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上海十里洋場，妓女遍布通衢，「居然以里名其地，以堂名其居者，甚或并肩連袂，喜游于河渠，擺柳妝花，炫鬻于茶肆」21。狎妓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文化形態，以至無妓不歡，進妓院已和進飯館無甚差別。無形之中，妓女身份得到許多市民認同，甚或成為某種象征與潮流，如上海女子服裝變化，「女衣悉聽娼妓翻新，大家亦隨之」。22

　　總之，中國近代城市問題是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城市化的畸形導致城鄉二元對立、兩極發展，為社會問題的產生提供了條件。而中國城市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結構無序，功能失調，城市社會控制的不力，造成城市問題的存在與蔓延。城市作為一個大的系統，其結構的合理有序是其各部分功能正常發揮，大系統良性運行的重要保證。如果把城市系統分為政治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文化價值結構幾個層次的話，那么經濟結構的協調是城市持續發展的基礎，政治結構與文化價值結構將對城市社會結構從外在制度與內在觀念兩個向度上起著重要的整合作用，是城市社會良性運行的重要保證，而中國近代城市在這幾個層面上都存在著較大的不足，城市社會的迅速分化與滯后整合，城市結構的不合理、功能的不健全，助長了城市問題的蔓延與發展。所以，城市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是一個過程，它在中國近代城鄉互動與城市結構變遷、功能轉化的進程中產生，并在某種程度上作用于這一進程。

三　功能強化

　　城市社會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被動產生的過程，在其產生以后，在特定的情境中，還往往選擇性的具備和不斷增加自身的隱性功能或替代功能，滲透并作用于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進程，強化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基礎。

    （一）排泄功能

　　首先，娼妓和鴉片能滿足部分城市下層市民的生存需要。近代城市社會在縱向上的分化較大，官僚、商人、資本家及軍閥腰纏萬貫，揮金如土，相反，工人生活水平極其低下，如上海1923年人力車夫工資低的每月只有八元，其時，上海的人均家庭最低生活費每家（以夫妻二人算）每月至少須十六元23。這也是多數人力車夫單身生活的原因。而幾角錢即可「住局」或「開門」一次的低級釘棚（妓院的一種），則可滿足貧窮光棍漢的沖動。這便為娼妓賣淫提供了廣大的市場。另外，鴉片在近代城市中頗為廉價，一度成為小販苦力等城市下層人民鎮痛、催眠、解乏之良藥，使其暫時獲得生理及心理的滿足和安慰。

　　其次，妓院和煙館也往往是情感發泄的重要去處，如近代城市中的「文人」因科舉廢除而喪失了幾千年來所一貫追求的「仕途」，被迫向新型知識分子轉化并日趨邊緣化，彷徨之際往往求一時之沉淪。王韜在上海時曾一度是妓院的常客，并著《海陬冶游錄》24。另外，近代城市市民沒有了傳統職業的安全感，列強入侵、軍閥混戰使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時常面臨威脅，長期的焦慮與恐懼讓他們渴望慰藉與放松，在物質與精神上陷入困境時，許多市民吸毒、嫖妓，表現消極墮落、及時行樂，表達人生的無望和對社會的不滿與報復。妓院和煙館在某種程度上排泄了這些焦慮與不安，對病態社會的維持卻有一定的安全閥作用。這也是城市問題加劇的一個內部根源。

    （二）象征性功能

　　近代城市中的煙館，不僅是滿足煙癮，而且體現吸食者的品位，其陳設裝飾也多為滿足此功能而各具風格，如時人描述十九世紀70年代上海幾家名煙館：「上海一區，爭奇斗麗，即如煙館一事，眠云閣之華麗，醉樂居之雅潔，南誠信、蓬萊園之冠冕堂皇……」25。這些煙館適應不同顧客的需要，其所營造的氛圍使它成為一種具表現功能的符號象征，展示了不同的地位、身份、愛好與情趣，人們在此種認同下進行著資源共享與交換。近代吸毒不僅發生在煙館，而且進入了家庭，曾一度成為地位、身份的象征，以至后來上行下效，鴉片成為應酬客人的必需品，如天津「中等以上住戶，每以鴉片款客為榮」26，吸毒成了有錢有閑的地位象征，以至媒人說媒以日吸幾錢煙膏為衡量家財的標準，遇紅白喜事，又以排出多少張煙榻為場面大小。上層階級對毒品的追求，對下層社會具有強烈的示范效應和導向作用，形成一種奢靡的社會風氣，如貴州省不少地區「幾乎家置煙燈，以為日常生活及供應酬客之必需品」，綏遠省「以大煙款待客人，已成牢不可破之習慣」。吸毒成為一種象征，一種時尚，也便難怪有人調查，吸食者的職業，政界占21.4%，軍界占15%，商界占21.67%，學界占18.75%，勞動界占25%。27

    （三）建設性功能

　　娼業和吸毒不僅僅具有消極的排泄作用和象征性功能，因為公娼的合法性及吸毒的社會認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還逐漸具有了「建設性」功能。在高級妓院，「往來無白丁」，通過狎妓冶游，「叫局」、「吃花酒」、「打茶圍」等，不僅可以銷金泄欲，而且能洽談生意、買官賣爵，以至「所謂侯伯將相，督撫司道，維新志士，游學少年，富商大賈，良工巧匠者，乃于此宴嘉賓焉，商要事焉，論政治焉，定貨價焉。以謔浪笑傲之地為廣通聲氣之地，以淫穢猥瑣之處為辦理正事之處」28。北京娼業最盛為民國六、七年間，「八大胡同」的嫖客有「兩院一堂」之說。民國十六年后首都南遷，北京娼業則「一落千丈了」，其「娼妓盛衰與政治趨勢有絕大關系」29。嫖妓背后隱含的經濟或政治動機，無形中使這一行為增值，增加了妓院的功能，強化了娼妓制度。而且商業與娼業相得益彰，呈并進之勢。商業繁榮，妓院是商人尋歡作樂談買說賣的好去處，從而娼業「因商而興」。反過來，娼業對于城市商業也具有間接的「繁榮」功能，妓院興隆，周圍服務行業也隨之興隆，形成繁華的紅燈區。故當時有「無娼不市」、「無娼不興」的說法。以至于二十世紀30年代初有城市剛實行禁娼不久，便有緞業、酒業等許多同業公會聯合向黨政軍警機關請愿，請求開放娼禁，聲稱實行娼禁將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經濟損失30。

　　同樣，吸毒也兼有談買賣、拉關系、聯舊誼、結新知的社交功能，煙館成為一種兼有消遣、娛樂、社交、議政等多種功能的「公共空間」。如在上海「萬里云」大煙館，「文人巨賈或論詩文，或談交易，是借煙以暢敘幽情也」31。20年代有句俗語：「不會抽煙的人當不了大官」，煙土成為通行的招待品，不會抽煙幾等于不善交際。所以，吸毒和賣淫除了具「顯性功能」以滿足市民的感官享受以外，還愈來愈具有了依附性的、建設性的「隱性功能」，而后者隨著社會的默契認同，時有喧賓奪主的味道，鴉片和妓女成了一種符號象征，而正是這種符號功能替代的困難性，很大程度上維持了符號本身替代的困難性。

　　總之，娼業、煙館之興盛，契合了近代城市的不合理結構，作為社會問題卻具有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替代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城市結構的不足，支持了不健全的社會運行，甚或使整個城市暫時呈現奢華消費所帶來的泡沫繁榮。而此種功能的發揮反過來又維系了娼業和吸毒的存在與發展，二者相得益彰，渾然一體于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的畸形進程之中。但由此，不同的階級與階層也逐漸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使問題社會化，社會問題化，腐化了社會的基礎，使問題的解決愈來愈不僅僅關涉問題本身。

四　結 論

　　看來，中國近代城市社會問題不僅僅指城市，還關涉農村，是在近代城鄉互動中而產生的，在近代城市現代化進程中適應城市中不同階級、階層的需要，漸漸獲得了其合法性及合理性的基礎，并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揮特定的功能。

　　近代城市問題雖具有一定的功能，但這些功能的發揮具有很大的權宜性和腐化性，使腐化的政治更加腐化。民國時，四川省各機關因公務人員多抽大煙，上午11點還沒有人上班，以至后來要發起「準時上班運動」32。吸食鴉片，使城市中眾多政客為官不修其志，荒業廢時，「訟獄不知問，案牘不知理，廢事失時，貽誤甚大」，使世人對政府失去信心，「乃曠視仕途中，其才識既多廉陋，其嗜好又復甚深，以彼其人，而欲其整齊國俗，挽回國勢，是猶卻行而求諸揚薪而止沸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33這極大地腐化了城市上層官僚，危害了城市控制與管理，也加速了此種病態的結束。

　　另外，妓院和煙館表面上雖然對近代城市發展提供過一定的「財政支持」，但卻是權宜之計，作為腐蝕性極大的消費活動，在根本上損害了近代城市經濟，不利于城市現代化的發展。特別是煙毒泛濫，使無數財富化為烏有，尤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煙毒最劇之時，全國有8,000萬吸毒者，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資0.1元計，則一年便消耗29億元，遠超出政府的財政收入34。而近代城市中，富商大賈對煙、賭、娼亦是「情有獨鍾」，大量的資金被奢侈淫逸所耗費掉，影響了近代城市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加劇了近代城市經濟結構的不平衡，延緩了中國近代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的進程。

　　更重要的是，城市問題給城市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吸食煙毒者因吸毒而體質衰弱，無法正常工作，正如時人指責「花煙館」：「一入彀中，無癮者未幾有癮矣，囊空者旋又身空矣。大耶也乞匈為伍，狡黠者竊賊是流」，害得不少人財盡形損，甚至淪為乞丐、盜賊35。嫖娼亦使「富商大賈，微業賤工，以妓而虧空潛逃，敗家喪身者，不可以數計」36。「至于費時失事，喪資損命，猶其淺焉者也」，更嚴重的在于「壞人心、亂風俗，乖禮教之大防，傷國家之元氣，莫此為甚」37。發人深省的是，即使是城市社會問題，對社會也不僅僅是破壞作用，反往往契合了某一社會進程，在短期內甚或具有某種程度的整合作用與「建設性」功能，而正是這些功能的發揮，使問題長期存在不易解決，使腐化「病毒」不僅停留在政府或上層社會，而且滲入到城市社會文化的深處，滲入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至成為一種現實的或向往的生活方式，腐化了社會基礎和城市早期現代化的基礎。一個朝代或政府的結束，所伴隨的不僅僅是政治的腐化，更可怕的是隨之而來的社會的腐化和解體。

　　所以，如果把妓院和煙館作為一種「公共領域」或能夠反映中國近代「市民社會」的話，其形式和內容和西方都有較大的不同，在這兒有生理和生存機能的基本掙扎與滿足，也有感官的淫逸和奢侈，還有金錢與權力的展示與交換。它們牽涉著農村的貧困和農民的血淚，也烙印著城市社會的畸形與變態。

　　綜上所述，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作為一個全球化進程，亦如一柄雙刃劍，往往利弊兼具，特別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背景，使這一進程更艱難復雜，城市化、現代化與殖民化、邊緣化同步，西方文明的先進與弊病以侵略的方式強力楔入，使中國的城市化、現代化在此「示范效應」下「后發畸進」，部分中國傳統文明的精華不能夠得到梳理發揚，而本土現代性因素的不足，不僅意味著封建糟粕的附帶繼承并難以清算，而且也意味著對西方文明難以及時進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必要揚棄。所以，殖民性、邊緣性與封建性給中國的城市化與城市早期現代化打上了交迭變態的烙印，使這一進程表現為部分城市超常發展，城鄉之間二元對立，以及城市結構不合理、功能不健全的弊病。而在這一畸形進程中所產生的城市問題，既具「西化」特征，也有「中國特色」，它們分別又以畸形方式作用于近代城市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觀念，表面上具有一定的整合作用及「建設性」功能，而實質上卻使「病毒」滲入到近代城市政治、經濟及社會的深處，近代歷屆政府的腐朽無能，使偶爾的「吃藥打針」對城市問題而言不啻于杯水車薪，因為這些問題及其原因和影響已滲入到城市統治階層以至平民社會的骨髓，「問題」的解決往往意味著社會的革命。以「革命」的方式反帝反封建，徹底改變近代城鄉關系狀況，城市問題的解決才有可能。解放后幾十年間，中國城市問題的基本消逝已證實了這一點。但「革命」并不意味著社會問題一勞永逸的「根本解決」，社會性質的改變只為城市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必要條件，但并不充分。改革開放后，「煙」、「賭」、「娼」及「幫會黑勢力」死灰復燃，在部分大城市中重又出現，說明城市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這一進程的伴隨產物，回避并不能解決問題。由于中國當代城市問題與近代城市問題在性質上有根本的區別，近代城市問題毒害甚深，更缺少解決「問題」的背景與條件，而當代社會總體上良性發展，城市問題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必須根據具體社會情境具體分析其不同的表現、性質與影響，只有了解這些問題產生的具體歷史、社會根源，從城鄉關系協調發展，城市結構合理、功能健全的系統的觀點出發，全面統籌，綜合治理，城市問題才可能根本解決。

    注 釋

1 可參見 modern china （april 1993）、《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2-1996相關各期，以及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等有關著作和期刊。 　

2 《申報》，1872年第22號。 

3 朱慶葆等著：《鴉片與近代中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頁184、193、198。 

4 蘇智良：《中國毒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72、332。 

5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上海：上海書店，1992），頁296。

6 單光鼐：《中國娼妓─-過去與現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頁168。

7 羅瓊：《娼妓在中國──1935年12月1日》，轉引自注6，頁199。

8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300。 

9 同注4，頁166。

10 黃尚毅編：《綿竹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13，頁8。

11 鮑祖宣：《娼妓問題》（上海：中華書局，1935），頁16-21頁。 　

12 錢亦石：《中國農村問題》（上海：中華書局，1935），頁66。 

13 同注12，頁74。

14 《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娼妓史料》（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319。 

15 《大公報》，1928年5月3日，第一版。 

16 《申報》，1872年6月5日。 

17 〈江督報告戒煙人數〉，《大公報》，1909年4月28日。 　

18 方南崗：〈予之國民道德救濟策〉，《東方雜志》十卷七號（1914），頁20。

19 唐俟（魯迅）：〈我之節烈觀〉，《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頁92。 

20 同注6，頁151。 

21 〈論妓〉，《上海新報》，1872年7月13日。 

22 《上海新報》，1869年6月24日。 

23 陳達：《中國勞工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頁265。 

24 catherine vance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7, no.2, （december 1997）: 419-470. 　

25 〈煙館爭奇〉，《申報》，1873年12月29日。

26 羅運炎：《中國鴉片問題》（上海：興華報社，1929），頁68。

27 《中國煙禍年鑒》，1927年第4輯，第1頁。 

28 《新聞報》，1903年8月28日。 

29 同注5，頁330；注14，頁321。 

30 〈聯合再請開放娼禁〉，《申報》，1933年12月18日。 

31 《申報》，1872年6月15日 。

32 吳雨等著：《民國黑社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頁340-43。 

33 《申報》，1906年3月16日。 

34 同注4，頁284。

35 〈花煙館坑人論〉，《申報》，1872年10月5日。 

36 《申報》，1872年6月10日。 

37 《上海新報》，1869年11月13日。 　

               (張百慶　1972年生于山東嘉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人類學專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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