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在學術思想界確立指導地位的——對建國初期學術批判運動的再認識

馬克思主義是如何在學術思想界確立指導地位的——對建國初期學術批判運動的再認識

    

    摘要  建國初期，為實現馬克思主義在學術思想界占主導地位的戰略任務，中國共產黨不得不、也不能不在學術思想界發動對《武訓傳》批判、對《紅樓夢研究》及胡適思想批判和對胡風文藝思想批判等一系列批判運動，不得不用政治批判和學術批評的雙重手段，來達到預定目的。這些批判雖然表面上是學術批判，實際上從一開始就被上升到政治斗爭的高度，這便決定了這些批判，絕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樣采取“純學術”的自由討論方式，而必然要采取“政治批判”的非常手段。本文力圖在掌握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理解，對這些學術批判運動重新進行辨析，作出較客現公允的評價，以揭示這些歷史表象背后的深刻內涵。

    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學術思想界接連發動的對《賦訓傳》批判、對《紅樓夢研究》及胡適思想批判和對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對中國學術思想的走向產生了巨大影響。關于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這些學術批判運動，有的研究者在評判時，往往帶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指責中國共產黨在這些運動中采取了簡單粗暴的政治批判的方式，給學術界造成了消極后果。
    筆者認為，僅僅做出這樣的指責是不全面、不客觀的，還必須考慮建國初期具體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考察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采取這種方式，必須將發動這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初期在學術思想界面臨的歷史任務聯系起來考察。筆者認為，考察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初期在學術思想界面臨的歷史任務及確定的學術指導方針，是理解和評判這些運動的關鍵所在。
    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確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思想界占主導地位的歷史任務，而當時知識分子及學術思想界的狀況，又增加了實現這一任務的難度。為了實現這一具有決定性的戰略任務，中國共產黨不得不、也不能不在學術思想界發動一系列批判運動，不得不用政治批判和學術批評的雙重手段，來達到預定目的。這些批判雖然表面上是學術批判，實際上從一開始就被上升到政治斗爭的高度，這便決定了這些批判，絕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樣采取“純學術”的自由討論方式，而必然要采取“政治批判”的非常手段。這些批判運動貌似偶然，實際上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轉折。舊的國家機器已經打碎，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往往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后，也必然需要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自己的統治思想，馬克思主義必然要成為整個思想學術界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思想，也必然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對于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等一切學科的統治觀點。它絕不會容許與無產階級思想相對立的封建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長期存在。因此，用馬克思主義占領整個學術思想領域，確立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在整個學術思想界的主導地位和權威，便成為客觀的歷史的必然要求，也是擺在剛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重大歷史任務。對于這種歷史性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也有自覺的意識，努力設法完成這種歷史性的任務。
    然而，當時學術思想界客觀存在的情況，為中國共產黨完成這樣的歷史任務帶來了許多困難。其中最顯著的問題是：從舊中國過來的知識分子，不僅人數眾多，有相當高的學術專長，占據著重要的學術陣地，而且從總體上主導著整個學術思想界。尤其是他們中的許多學者接受過歐美資產階級思想教育和學術訓練，雖然政治上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在學術思想上并不贊同馬克思主義，仍然堅持用中國傳統的，或資產階級的治學觀念和方法從事學術研究。這種情況表明，在建國之初的意識形態領域中，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意識嚴重地存在著，并占據學術思想上的主導地位，這些舊思想又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無產階級思想要占領學術文化陣地，建立全新的學術思想范式，不可避免地要清除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學術思想領域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進行一番激烈的較量。
    所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客觀的歷史任務注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思想，只有在批判與斗爭中才能取得主導地位；只有批倒了各種舊的封建的、買辦的、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才能確立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因此，以電影《武訓傳》為開端的建國初期的幾場學術批判運動，不僅是中國學術思想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必然現象，而且必然是與建國初期的政治斗爭相聯系的政治性運動，并不單純是學術思想上的討論與爭鳴，乃是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憑借絕對的政治優勢，批判舊的封建、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政治運動的一部分。
    相較于政治和軍事領域來說，學術思想領域是中國共產黨并不擅長的一個領域。在這樣一個陌生的領域中，中國共產黨還不善于運用學術討論和學術批評的方式進行斗爭，而為了貫徹已經確立的“學習與批判”的方針，對舊的學術思想進行猛烈批判，借以確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思想界的主導地位，它采用自己比較擅長的政治批判和政治運動的手段，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5章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第44條規定：“提倡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經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獎勵優秀的社會科學著作。”這里所謂“科學的歷史觀點”，實際上是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
    新中國剛成立時，中共中央采取了“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既不贊同拖延時間不愿改革的思想，也反對過于性急、企圖用粗暴辦法進行改革的思想。正確的方針應該是：“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
    可見，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對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雖然也意識到應該進行，但并不認為已經具備了條件，而是采取了以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主，然后再進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方針。對剛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是一種被迫無奈的寬容。因為在毛澤東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只有馬克思主義是有史以來、也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正確的真理，只有它才能為人們提供達到真理有效的、科學的方法論，其他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都是謬誤的，甚至是反動的，一旦時機成熟，能夠騰出手來，中國共產黨必然會對這些舊知識分子的各種舊的學術及政治思想進行清理、批判和改造。
    對此，可以從毛澤東的言論中看出。1950年8月29日，他復信給研究少數民族史的陳寄生說：“先生所從事的學術，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贊一詞；惟覺中國的歷史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勢將徒費精力，不能有良好結果，此點尚祈注意及之。”但在當時情況下，出于策略上的考慮，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提倡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來解決，幫助他們逐步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1951年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首先從北京、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中開展起來。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對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的時機逐步成熟，為此，他在10月2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對學術思想界進行“學習與改造”的指導性方針：“在我國的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正是在這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中國共產黨不僅提出了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及進行“學習與改造”的任務，而且進一步公開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任務。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高等學校中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清理“中層”的指示》，指出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階段的目標包括：徹底打擊學校中的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如崇美、親美、恐美、反共、反蘇、反人民的思想），劃清敵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師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初步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等。
    建國初期，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約有200多萬，他們多數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深受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在思想方法上保留著舊的范式，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學術文化思想，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觀點，這些都是和新中國的文化教育改革和即將開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不相適應的。作為新中國建立后的第一次全國性大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學習批判運動，盡管出現了方法簡單粗暴、要求過急過高、傷害一部分知識分子感情的偏向，但在整體上對文化教育改革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知識分子作為新中國學術思想的主體，通過思想改造運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思想影響，提高了愛國主義覺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包括學術思想），對廣大知識分子樹立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起了重要的準備作用。
    正是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毛澤東抓住電影《武訓傳》政治傾向上的偏向，發動了一場對非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的批判運動。
    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親自修改《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改寫和加寫了幾段文字。毛澤東認為《武訓傳》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會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毛澤東還認為，“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因此，應當展開關于電影《武訓傳》討論，以便澄清這一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1951年5月開始的對《武訓傳》批判，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的對封建主義、買辦思想、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運動，旨在批判這些非馬克思主義在當時思想文化界的影響。具體而言，它矛頭所指的，是對帝王將相的屈服，是不敢反抗的改良主義思想。這可以從毛澤東為武訓的定性看出。批判《武訓傳》，表面上好像是文藝或學術問題，實則是一場政治思想上的嚴重斗爭，是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清除封建的、買辦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政治運動，是用階級斗爭理論來指導歷史研究、評價歷史人物的一種嘗試。在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看來，這場運動一開始就不單純是學術問題，并沒有局限于僅僅用自由討論和批評的方式，它一開始被上升為一種政治問題，用政治批判的方式來解決的問題。所以，《武訓傳》開啟了意識形態領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的先河，并成為一個藍本。
    難道樹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的權威，必須采用政治批判的方式，而不能采用自由討論的學術批評方式嗎？這是后來研究者常常因困惑而提出的疑問。這種疑問，實際上是他們沒有認清中國共產黨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理論使然。
    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學術討論本身，就是政治斗爭的一部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使中國共產黨當時不采用政治批判和圍攻的方式，而這種在“學術”名義下的批判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斗爭的一部分，絕對不會是脫離現實政治的“純學術”批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人們本不應該為《武訓傳》批判中過火的政治斗爭方式而辯護或惋惜。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要在學術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無上地位，肅清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運用這種方法，進行政治批判和圍攻，是順理成章的。大政方針已定，并不關乎領導者個人的品質。對當時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政治批判，是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合乎邏輯的結果，并不單純地取決于毛澤東個人的喜怒哀樂。人們應該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去尋找問題的答案，不能糾纏于領袖個人的責任。
    在當時，是不是毛澤東把《武訓傳》問題上文化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估計過于嚴重，并因此使正常的學術討論變成了政治批判？首先應當指出的是，該運動一開始就是政治批判運動，并不是學術討論。同時，建國初期中國學術思想界確實存在著各種各樣非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思想，并且在中國的學術思想界占據主導地位，這是考慮問題的前提條件。正是因為存在著這樣的嚴重的狀況，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沒有在學術思想界占據主導地位，便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將這樣的討論僅僅作為純學術問題的討論。如果單就學術思想的發展而言，存在這樣思想上的討論，倒是一件好事，但問題是這種學術問題上的討論，并不是在正常的狀態和心態下進行的。中國共產黨力圖盡快確立自己在學術思想界的地位和權威，在它未能成為主導地位前，是根本不允許這種混亂的“落后”、“反動”思想存在的，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當馬克思主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導思想后，可以進行“百家爭鳴”，但也僅僅是在不根本動搖它的主導地位并接受它的“指導”前提下的學術討論。
    客觀地講，對學術問題的政治性批判，可能挫傷了許多學者的感情，但它對確立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確實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通過這場批判，許多共產黨人明白了什么可以歌頌，可以稱贊；他們認識到，即使在貌似遠離政治的學術思想領域，在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中，也必須把黨性原則放在第一位，而將藝術價值和學術價值放在第二位。黨外許多人也意識到，在建國初期特定的政治環境中，也必須接受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導學術研究、文藝創造，才有出路。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批判《武訓傳》，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所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思想斗爭的第一回合的較量。從這一批判中，可以窺得中國共產黨對學術問題進行政治性批判的基本方式、方法和所要達到的目標。這才是《武訓傳》批判所留下來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所在。
    有些研究者在評價這場批判運動時，往往指責中國共產黨把文藝、學術問題視為政治思想問題，把文藝上的不同認識視為政治上不同階級的世界觀的反映，并因此小題大做，用政治批判和政治圍攻的粗暴方式解決學術問題，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影響。這種指責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但絕不能因此忽視問題的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采取這種方式？難道中國共產黨真的就不知道這樣會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嗎？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看來，與自己所要完成的巨大歷史任務相比，這樣的消極影響是不可避免的。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思想批判的特色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審閱楊耳《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稿時，特地加寫了幾段文字，將對《武訓傳》討論定了性：“武訓的中心事業是所謂行乞和辦‘義學’。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腦筋的老好人，其實是一個騙局。……武訓的‘義學’，其實是不義之學。錢是殘酷地刮來的。”實際上，毛澤東的本意并非僅僅是為了討論《武訓傳》，也并非僅僅是學術思想上的討論，后人沒有必要用這種“純學術”討論的眼光來看待它，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對舊的學術思想及政治思想的批判。目的是搶奪陣地，揭穿騙局，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思想、學術思想界的主導地位。
    在7月份《武訓歷史調查記》起草后，毛澤東在修改時，專門加上了這樣的文字：“勞動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債主兼大地主的武訓，依靠封建統治的勢力，剝削、敲詐勞動人民的財富，替地主和商人辦成三所學校，這種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規律的。”批判的主旨是針對現實的：“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了，用武訓這具僵尸欺騙中國人民的惡作劇應當結束了，被欺騙的人們也應當覺醒了。”
    毛澤東對《武訓傳》發表的社論、評語及其他文字，代表了他把武訓的行為擺在了近代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具體環境中來重新考察所得出的新看法。毛澤東的批評，表面上是指向作為歷史人物的武訓，實際上卻是指向現實中宣傳武訓的人們；他的批評表面上是政治上上綱過高、語言尖銳，實際上表達了客觀的要求和中國共產黨在學術思想上的迫切任務：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重新研究歷史人物。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的所作所為，是應當能理解的，這對于宣傳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指導學術研究，是有重要作用的。
    為什么這樣的討論不能用學術界自由討論的形式進行，非要用政治批判的方式進行呢？當時如果能用學術批評的自由討論的方式，相信毛澤東絕不會出此下策。況且，這與中國共產黨對待學術思想的觀念有關系。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學術思想是整個思想的一部分，是從屬于政治思想的，絕對沒有所謂“純學術”存在，學術思想是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一定要體現出階級性和政治性，學術思想本質上就是政治思想，學術上的討論與批評，實際上就是變相的政治批評。所以，用政治批評的方式，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并沒有什么不妥。同時，在當時所謂資產階級思想還占據學術界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學術界的勢力還很有限，如果真的用自由討論的學術批評方式，未必能達到預計的目標。這樣看來，對《武訓傳》的批評，實際上是一種信號：中國共產黨為了確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的主導地位，僅僅靠自由討論的純學術方式是不夠的，必要時會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對待學術思想問題，以便于占領學術陣地。這樣看來，用政治批判解決學術爭論問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采取一涌而上、無限上綱、不容分說的做法，把當時的批評搞得“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也并不令人驚奇。這僅僅是開始而已。
    盡管如此，還不能過高地估計《武訓傳》批判的影響，因為中國共產黨還遠遠沒有能力清除舊的學術思想的影響。對此，郭沫若后來曾說：“三年以前進行的‘武訓傳’的討論，曾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可惜那時沒有把這一討論廣泛地深入到文化領域的各方面去，討論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紅樓夢’研究中的問題，應該是繼‘武訓傳’以后，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在文化學術方面的又一次暴露。”既然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沒有得到清除，既然馬克思主義尚未在學術思想界占據主導地位，那么更大規模的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運動，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
    俞平伯是紅學考證派的代表之一。1952年，他在棠棣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紅樓夢辨》的刪改增訂本——《紅樓夢研究》。這部著作，實際上是采用胡適實用主義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這一著作的出版，無疑向人們展示了這位胡派研究者的卓越成果，也證明其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在當時情況下，此書受到學術界同行的高度評價，無異于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的挑戰。在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急需確定的大勢面前，俞平伯及《紅樓夢研究》，無疑是一個擋車的螳螂，盡管俞本人是抱著一個學人的態度撰寫、出版，但此書的出版本身，已決定了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會等閑視之。對此、郭沫若曾說：“俞平伯先生在三十年前要用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本來是不足怪的事情。三十年前，像我們這些年輩而研究古典文學的人們，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真要算鳳毛麟角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之所以成為了問題的，是他三十年來，特別是自解放以來，在思想、立場和方法上，都沒有什么改變。”建國初期，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學術界影響巨大，“為藝術而藝術”，“為學術而學術”的一套研究方法，為眾多學者接受。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要想在學術思想界真正立足，必須對胡適思想進行批判和清除。
    《紅樓夢研究》出版后，《文藝報》于1953年第9號的“新書刊”欄目中作了報道。1954年9月，李希凡、藍翎在《文史哲》上發表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批評了俞平伯的學術觀點。李、藍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新評價《紅樓夢》，用現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中的反封建傾向，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反對從單純的藝術觀點出發，認為俞平伯是非現實主義的唯心主義者。李、藍兩人的說理充分與否，尚待后論。但他們的文章能夠擊中要害的，或深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所重視的，不是其學術研究的功底，而是基于兩點：一是敢于向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挑戰的精神；二是用馬克思主義批判俞平伯研究方法的基本思路。
    在政治上極為敏感，注重意識形態領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思想斗爭的毛澤東看來，這正是“批俞清胡，”樹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思想界指導地位的絕好機會。胡適的政治傾向已決定了這種爭論的命運。這決不可能是單純的學術爭論，而是“一邊倒”的政治批判，是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圍殲戰。導火線雖然是對俞平伯紅學研究方法的批判，而真正的目標卻是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最后所要達到的目標是，通過批判俞平伯、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清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政治、哲學、文化、學術等領域的深刻影響，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思想指導學術研究。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同志，并附上李、藍的文章，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毛澤東要用開展對電影《武訓傳》批判的有效辦法，來發動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運動。毛澤東在信中說：“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毛澤東的這封信給這次批判運動定了性，把原來正常的學術爭論拔高，變成了對俞平伯學術思想進行政治批判的群眾運動。
    從當代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的角度看，這一批判雖使學術討論很快成為群眾性的政治大批判，對紅學研究并未能真有多大的推動，但俞平伯所代表資產階級那一套治學方法，及由此方法所得出的觀點，受到了嚴重的批判，在中國學術思想界聲名狼藉。一些過去的紅學家，被迫或自覺放棄了這套研究方法，轉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用馬克思主義方法來研究紅學，這是這場政治運動的預期成果，也是馬克思主義占據紅學、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標志。
    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與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決戰之序幕。由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引發，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一場更大規模的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總決戰——對胡適思想的總清算。
    胡適在政治上雖為戰犯，但在中國學術界卻影響巨大，被尊為中國學術界的“孔子”。郭沫若曾說：“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們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學術界對胡適政治上的批判早在建國之初便開始。1951年8月后，中國共產黨為使馬克思主義能夠在學術界領域占主導地位，創建一套新的學術思想模式，開始進行對胡適思想流毒有計劃有步驟地清算運動。首先從北京大學開始，法學、文學兩院開展了對胡適思想問題的討論，中文、哲學、史學、圖書館四系聯合召開控訴大會，在特定的時代氛圍下，他的朋友、學生紛起反戈一擊，批判胡適的思想，上海高等中學周谷城也批判他。但此時的批判，是時弱時強，并未真正展開。
    1954年10日月24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了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會，一致認為消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的影響，是一場嚴重斗爭，經過這場斗爭，將使古典文學研究工作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這次討論的目的，是要在關于《紅樓夢》和古典文學研究方面與資產階級唯心論劃清界線，并進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紅樓夢》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作出較全面的分析和評價，以引導青年正確地認識《紅樓夢》。”中宣部副部長陸定一在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建議：“這次討論不應該僅停止在《紅樓夢》一本書和俞平伯一個人上，也不應僅限于古典文學研究的范圍內，而應該發展到其他部門去，從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方面徹底地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毛澤東對陸定一的報告給予肯定，并指示照辦。這樣，由《紅樓夢》問題引起的討論，便發展成為對胡適為代表的舊中國學術思想的全面批判和清算運動。
    1954年11月8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向《光明日報》記者發表了題為《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斗爭》的談話，向學術界發出了批判胡適思想的號召。他認為，由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所引發的討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斗爭：“討論的范圍要廣泛，應當不限于古典文學研究的一方面，而應當把文化學術界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去；在文化學術界的廣大領域中，無論是在歷史學、哲學、經濟學、建筑藝術、語言學、教育學乃至于自然科學的各部門，都應當來開展這個思想斗爭。作家們、科學家們、文藝研究工作者、報紙雜志的編輯人員，都應當毫無例外地參加到這個斗爭中來。”12月2日，中宣部副部長周揚關于批判胡適問題的組織計劃向毛澤東報告說，“根據你昨晚談話的精神，對原來討論胡適問題的計劃草案作了根本修改。”次日，毛澤東立即批示“照此辦理”。
    一場全國性的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運動，就這樣在文化學術界開展起來了。從1954年12月至1955年8月，全國各主要報刊發表了200多篇胡適思想批判文章，中國科學院、文聯、作協和主要高校都投入了批判運動。中國科學院和作協在當時擬訂批判的九項內容，實際上是對胡適學術思想的九個方面的批判的分工。胡適在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十個方面的影響，除了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外，還有文學史觀點、哲學史觀點、考據學、“紅學”的藝術性、“紅學”的人民性、禪宗史觀點，這就是所謂胡適的“十大罪狀”。
    對胡適思想進行全面批判，在當時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確的，因為胡適那套資產階級治學方法，在學術思想界影響相當深廣，不徹底批判胡適的學術思想，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思想體系就無法樹立起來。胡適的學術思想，決不是臨時組織一些文章所能根本批倒的，但這次批判胡適思想的意義在于：在這十個重要的學術領域，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闡明了一套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明白地告訴人們，哪些是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哪些是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是根本錯誤的，而唯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胡適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被肅清和批判，使更多的學人放棄了對胡適的學術崇拜，樹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的權威。
    這一斗爭運動，持續時間較長，是建國以來較系統的一次批判運動。這次批判的真正目標，是扳倒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學術界的權威，確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研究領域的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中央及毛澤東發起的這場對胡適思想批判運動，達到了預期目的。
                                      三
    在批判胡適思想的同時，在學術思想界又發起了對梁漱溟、胡風思想的批判，其中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政治批判，對馬克思主義確立在學術思想界的指導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胡風是當代中國一個著名的文學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流派，但卻與毛澤東、周揚為代表的延安文藝派頗為不同。據周揚說，他們的分歧在于：“我們強調對于進步的、社會主義的作家共產主義世界觀的重要性，強調文學作品應當表現有迫切政治意義的主題，應當創造人民中先進的正面人物形象，強調民族文學藝術遺產的重要性和文學藝術上的民族形式，這些都是完全正確的，而這些也是胡風先生所歷來反對的。”
    胡風的文藝思想，隨即在其給中共中央的《意見書》中作了充分表達。這個《意見書》，主要為反對林默涵、何其芳于1953年寫的兩篇文章——《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而作的。胡風在《意見書》中，把林、何文章中的關于共產主義世界觀、工農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革命斗爭題材等五個理論問題的觀點，比作是放在讀者和作家頭上的五把“理論刀子”，是宗派主義的理論，這五把刀子扼殺了文藝創造與現實結合的生機。而實際上，林、何的這些觀點，是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引申出來的，胡風對林、何的批評，實際將自己的文藝思想與毛澤東文藝思想之間的矛盾公開化。胡風的文藝思想，名為反對林、何，實則所針對的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倘若僅是文藝理論上的分歧，靠學術討論一辨真偽，倒也罷了。但值此之時，胡風如此公開地反對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對于急于確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思想界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簡直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在多數人看來，毛澤東文藝思想，無疑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思想，而胡風的文藝思想雖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是馬克思主義中的一個流派，但與作為主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相左，無疑是阻礙馬克思主義成為學術思想界指導思想的一股強大勢力，因此，在批判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時，中國共產黨很快意識到，不批判胡風文藝思想，不僅不能使馬克思主義派內部團結，也無法真正地確立中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學術思想界的主導地位。
    由此看來，在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同時，開展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是必然的。但胡風畢竟是中國文藝理論界有影響的代表權威，一名公認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家，僅僅是一般性的批判，決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這樣，對于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便一開始就氣勢洶洶地采用了政治解決的辦法。其策略就是首先在政治上打倒，然后才在學術上批臭。正是在這種策略指導下，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便顯得更加猛烈，更加殘酷，也決定了胡風的命運要比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者更悲慘。
    實際上，在批判胡風運動中，確實采取了這樣的步驟：先在政治上打倒胡風，尋找了一系列罪證，說明胡風一貫進行反黨反人民的活動，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反馬克思主義者，然后將其文藝思想合乎邏輯地定性為：“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這樣，對胡風的批判，一下子就上升到非人民內部矛盾的重大政治問題。1955年5月，當《人民日報》發表了《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后，胡風等人又被打成了“反黨集團”、“反馬克思主義派別”。接著胡風等人被捕入獄，成為政治上專政的對象。既然政治上反動，那么學術思想上自然就是謬誤的。這樣，中國共產黨通過動用革命專政手段，在清肅了封建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學術思想界的主導地位后，壓制并打倒了可以與毛澤東文藝思想相對抗的一個強有力的文藝思想派別——胡風派文藝思想，從而在中國學術思想領域中，取得決定性的、歷史性的勝利。毛澤東文藝思想，自然成為中國文藝思想界唯一正確的思想。
    總之，在建國初期的歷史轉折時期，放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首要任務，是用馬克思主義占領學術界思想領域，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思想范式，而要建立這樣的學術新范式，就必須對舊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進行批判、肅清。這樣，對《武訓傳》、俞平伯、胡適、胡風學術思想進行的批判，是中國共產黨學術思想統一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是完成由舊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向新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的歷史性轉變的客觀要求。在這個基本前提確定后，所剩下的問題是：用什么方式、通過什么手段來完成這一歷史性轉變。為了完成這項歷史性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僅僅通過“純學術”的自由討論方式來實現，不得不、也不能不將它視為現實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一部分，采用政治批判的斗爭方式來完成。這些批判運動，應該視為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消滅封建資產階級思想，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戰勝各種非、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場決戰，是建國初期學術思想領域的“三大戰役”。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是在學習唯物主義和批判舊學（封建、買辦、法西斯、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中確立的。
    為什么學術批判必須用政治斗爭的方式？在決定對各種封建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進行批判后，通過正常的學術討論和學術爭鳴，來戰勝各種思想上的對手，確立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不是更令人信服嗎？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除了自身在學術領域的陌生、不善于用學術討論的方式等客觀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思想上的原因：在當時許多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唯一正確的科學，是探索科學的行動指南，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其他一切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不是唯心主義，就是形而上學，都是謬誤的。這樣，用馬克思主義來代替之，便是順理成章的。同時，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發展史一再證明，這種與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決裂的最徹底的革命理論，始終是在與各種非、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中發展、壯大的，而強調革命的斗爭性，矛盾的斗爭方面，又始終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用政治批判的方式，來完成馬克思主義代替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的歷史性轉變，不是順理成章的嗎？更況且，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政治是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及學術思想，自然都從屬于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斗爭及學術領域的批評，也是現實政治斗爭的一部分。在這種政治本位意識支配下，中共采取政治批判和政治斗爭的方式實現馬克思主義取代非馬克思主義學術思想的歷史任務，也是毫不奇怪的。
   （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