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當下最引人注目的大事件，就是“一路一帶”和“亞投行”了。對這樣的大事件，人們用地緣政治的視角來觀察，用民族復興的境界來解讀，這似乎已經成為高大上的解讀范式。在我看來，地緣政治的視角是敏銳的，民族復興的境界也是深刻的。但是，如果僅僅從地緣政治和民族復興的維度來把握這樣的大事件，恕我直言，那就看不到事件背后的本質。
拙文《我看“新常態”》有過這樣的強調：“只有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才能對‘新常態’有清醒準確把握。用馬克思主義來把握‘新常態’，不僅必要，而且科學”。為什么我要如此強調馬克思主義?因為，對于“新常態”豐富的歷史內涵，如果不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解讀，就不可能洞察其中的本質所在。比如“新常態”下正在展開的“一路一帶”和“亞投行”，就是典型的解讀樣本。
那么，“一路一帶”和“亞投行”背后的本質是什么呢?用馬克思的邏輯來解讀，一言以蔽之，就是“產能過剩”，就是“資本過剩”。
“一路一帶”和“亞投行”是標志性事件，它表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官方對這個階段的解讀包含三個層面：增速降低，結構調整，動力變化——名曰：“新常態”。坦率說，馬克思主義學者是不會滿足于在現象層面來把握“新常態”的。我注意到，雖然主流的解讀有意無意地回避用政治經濟學來解讀“新常態”;然而，李克強總理反復強調“富裕產能”要“走出去”，其中透出的焦慮和緊迫感，其實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洞察力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證明。
地緣政治重不重要?很重要，民族復興緊不緊迫?很緊迫。但是，在地緣政治壓力和民族復興訴求的背后，不是主觀的愿景，不是思想的放飛，而是資本的邏輯。此話怎講?就是說，資本邏輯是“一路一帶”和“亞投行”的內生動力源之所在。催生“一路一帶”和“亞投行”的，并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壓力和民族復興的訴求，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資本邏輯的展開，是資本力量的膨脹。一言以蔽之，“一路一帶”和“亞投行”不僅僅是中國主動的“積極作為”，更是中國“不得不為”的理性選擇。
在這里，我無意對這種“理性選擇”做出價值判斷，而是想表明這樣一個觀念：“一路一帶”和“亞投行”并非主觀愿景的產物，其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必然性，這個歷史必然性早已被馬克思所揭示。
在迄今為止的思想家里面，馬克思才是把握市場經濟內在規律的真正大師。中國既然已經定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就沒有必要回避馬克思的話語和邏輯。對于21世紀的中國而言，如果說“一路一帶”是商品輸出的宣言，那么“亞投行”就是資本輸出的宣言。其實，現任總理已經不再忌諱“中國有很多富裕產能”，并公開倡導“中國企業要走出去”。
如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解讀這些事件，我不得不欽佩馬克思主義的深刻洞察力：中國正在重復當年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歷史進程。在這里，我之所以要強調“重復”這個關鍵詞，就是要告訴大家：馬克思主義看“新常態”，看“一路一帶”，看“亞投行”，著眼點不在于偶然性，而在于必然性;不在于主觀意志，而在于客觀規律。客觀規律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物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有了對必然性的把握，你才能站得更高，你才能看得更深、更遠。恩格斯曾經高度贊賞斯賓諾莎對必然性的重視：“自由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為什么?因為，只有在把握了必然性之后，“理論自信”才能真正建立起來。
說到“自信”，最近發生的兩件事頗具有比較意義，一是畢福劍辱罵共產黨毛主席解放軍，另一個是烏克蘭立法禁止共產主義。后者顯然是沒有“理論自信”的表現;至于前者，我就在想，面對辱罵和抹黑，中共多少年來都一直保持沉默，這究竟是自信呢，還是自卑呢?
最后做個小結：“一路一帶”和“亞投行”的內在邏輯，其實是資本的邏輯。這個邏輯表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步入新常態之后，開始展現出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內在要求。按照這個邏輯展開下去，有一點恐怕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在全球市場已經被主要發達國家基本瓜分完畢的當代，中國的資本力量如何有效地拓展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進而言之，倡導“一路一帶”和“亞投行”的雙贏結局固然是正能量的，但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障礙也是很現實的。
想起了克勞塞維茨說的那句名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列寧有個補充：“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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