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目的是要更好地創造財富和更好地分配財富來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終極目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只有在社會生產資料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的情況下，社會機構基于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而主導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才能成為現實。社會機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對社會分配的主導主要體現在確立對生產資料的管理權、確立對勞動力產權的代理關系和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行使等方面。社會生產資料與勞動的結合由國家主導、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基于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本質，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問題。主導社會生產與分配就等同于主導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基于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調控社會分配比例，就是從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來考慮給社會再生產(包括擴大再生產)、再生產的社會保障和勞動力再生產(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角度來進行分配。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好壞決定著生產效率，如果長期忽視人生存和發展保障方面的分配，最終將不會得到社會想要的效率。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關系的調整對于真正保障每一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
[關鍵詞] 社會機構;生產和分配;人生存和發展
社會生產的發展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產必然由自給自足式生產向全社會動員式的社會化生產發展，即不可避免地進入社會化大生產階段。在社會化大生產階段，所有參與生產的社會資源都要社會化是其顯著特征。這就是說，社會的生產資料、勞動都需要有社會化的形式，即生產資料社會化和勞動社會化，相應地，社會生產成果也必然社會化。這個時候，對于社會化生產和社會化生產成果分配的管理就會擺在社會組織面前，社會機構代表社會組織來主導社會生產和社會分配的結合以保障社會組織內部成員生存和發展，理所當然地成為一種社會生產的管理方式。
本文所要討論的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指的是由社會機構按照社會組織的要求來組織社會生產和分配。一般情況下，它是指生產資料由社會組織共同擁有、由社會組織來控制的生產和分配以及二者的結合。這種情況出現在集體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社會組織之中，其社會生產和分配的財產權利基礎是生產資料屬于社會組織集體所有或者生產資料屬于社會組織成員全體所有(如全民所有)。正由于這樣，社會組織中每一個成員的財產權利與其生存和發展有著天然的聯系，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相對而言比較可靠。當然，能否使人的生存和發展保障得好，還要取決于其他因素，其中，社會生產和分配以及二者結合的好壞就極為關鍵。
一、社會機構對生產和分配的主導與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
(一)對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是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的根本原因
社會機構為什么要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是必須說明的一個重要問題。
如果我們從正面說明，是社會生產和分配活動本身需要有人、有機構去組織，這個人或機構作為社會生產和分配的組織者，它還需要有正確合理的動機。對于這樣的論述，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是一定要反對的。
自由主義經濟學中最有學理的觀點是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復雜系統，人由于能力不足而不可能樣樣事情都事先知道，也不可能事無巨細地照顧得到，最好的辦法就是由市場來自由地配置資源。由市場配置資源，表現在經濟運行的現實中就是由市場來指揮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為了證明自由市場經濟對于人類社會的絕對唯一性，發明了一套市場邏輯。這套市場邏輯要求政府不要干預市場，不要去主導生產和分配。這套邏輯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一方面認為即使市場自由運作出了問題，市場也是會自動修復并能夠使問題得到解決；另一方面卻又說政府不作為會導致政府失靈，妨礙自由市場秩序的建立。在自由市場把經濟搞亂至不可收拾時，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一定會先說政府干預致使市場經濟表現為病態的市場經濟，①接著又會埋怨政府不及時出手救市。一些明白人把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矛盾表述得比較到位，即“政府制定規則，市場自由運作”，井水不犯河水。對于“政府制定規則，市場自由運作”的矛盾看不懂的人會很郁悶，以為這就是政府不干預市場的學理了。如果市場的自由運作需要政府制定規則，政府就不可能是對市場自由運作置之不理的。如果自由市場能夠主動進行自我修復，那這個市場就是人在背后推動的，而絕不是像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所說的那樣：市場跟人無關，特別不愿意跟“獨裁的”、“武斷的”和有“暴力傾向”、“極不愿意民主”的政府有關。
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在深知自由市場經濟與出問題的中國經濟脫不了干系之后，又把市場經濟邏輯做了修整。如張維迎就出版了《市場的邏輯》這部宏著來對西方的市場經濟邏輯進行粉飾。“市場經濟是人類最偉大的創造，是人類進步最好的游戲規則!”“什么是市場?市場就是好壞由別人說了算、不由你自己說了算的制度。”“市場的基本邏輯是：如果一個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市場競爭，本質上是為他人創造價值的競爭，不能為他人創造價值的企業，必然在競爭中被淘汰。市場的這一邏輯把個人對財富和幸福的追求轉化為創造社會財富和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②在上面的表述里，有很多似懂非懂的“大道理”，如“偉大創造”、“最好的游戲規則”、誰“說了算”、“得到幸福”、“使人幸福”、“推動社會進步”，對一個人而言，這些東西在現實中似乎看得見，但很難摸得著。這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慣用的手法，不必過于認真追究。張維迎所講的市場邏輯的真正內涵用明白無誤的語言表達就是：在市場經濟中，不管是企業還是為企業干活的勞動者，都要為他人創造價值，不能為他人創造價值的企業或不能為企業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必然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由此可見，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的市場邏輯里邊，不告訴你那個“價值”怎么創造出來，更不會告訴你那個“價值”哪里去了。這個秘密，馬克思早在150多年以前就已經通過《資本論》向人類社會詳盡地(不留任何余地、不可置疑地，亦即無可辯駁地)揭示過了。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想玩的無非是掩耳盜鈴的游戲，假裝聽不到來自反對方的聲音，顧左右而言他。因為怕被定義為“非經濟學家”，③中國的很多“經濟學家”都默認了。在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那里諱莫如深的價值創造和價值去向問題，就是社會的生產和分配問題。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作為統治中國學術界20多年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使中國很多人對市場可以指揮(主導)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深信不疑。市場可以指揮（主導）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這是被人有意隱瞞了市場背后推手的、看似絕對正確的判斷。比如，我們從外地乘飛機到北京，可以這樣說，是飛機(精確到航班、機種、機型等)將我們從外地送到北京。而事實上，飛機只不過作為一種運輸工具在起作用而已。我們能夠從外地到北京，還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飛行員、導航站、機場調度、機場保障、供飛機起降的跑道等，飛機作為運載工具不能單獨自動送我們到北京。但是，很多人只認可“是飛機將我們從外地送往北京”這樣的一個事實，不會再理會誰在操控飛機、這個操控飛機的人憑什么操控飛機以及誰來保障飛機的安全，就像很多人深信市場可以指揮(主導)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卻不去理會誰來保障生產運作的安全一樣。 “市場”作為一個可以指揮社會生產和分配的主體，它是一個什么東西？它是神還是人？或者說它的人格化代表是什么？“市場”它不可能是一個像自然界中的“風”那樣具有實體形態的東西，能摧枯拉朽，更何況“風”的背后還有“氣壓差”給力。我們見到最具說服力的是激烈的商品價格競爭、利潤最大化的爭奪給力“市場”，④讓它有力量去推動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那么，誰在爭奪那個最大化的“利潤”呢？這么樣一問，我們就都明白了，是這個想要最大化利潤的“誰”，在不斷地給力市場，去指揮(主導)著社會的生產和分配以及二者的結合。這個“誰”，可以是企業、公司，企業主、經理、董事長，企業家、商人，還有股東、股東代表，無論以什么名稱來稱謂，都可以用一個總稱來代表，這個總稱就叫“資本家”，即馬克思說的資本的人格化。為了在學理上的統一，我們把這個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的資本的人格化主體分為私人資本的代表資本家和公有或共有資本的代表社會機構。由此見出，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與私人資本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是人類社會生產和分配中最常見的方式。
這就是說，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與私人資本需要主導市場從而主導社會的生產和分配以便獲取最大化的財富，在手段上是沒有什么不同的。二者的不同是，私人資本把創造最大化的財富當成是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的目的，而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目的是要更好地創造財富和更好地分配財富來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社會機構是社會組織的代表，它代表的只能是社會組織的訴求，而社會組織的訴求又表現在社會組織的理想信念上。社會組織的理想信念圍繞選擇生產和分配方式以保障人生存和發展而形成，那么，對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就是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的根本原因。
(二)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必須以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為核心
人是經濟發展的中心，經濟要為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而發展。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必須以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為核心來主導社會的生產和分配。經濟要為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而發展，這是由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的。具有主流影響力的現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把經濟發展濃縮成財富的創造，進而省略或者通俗化為資本的擴張運動。⑤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中心工作經常被招商引資、跑項目和為資本服務所取代便是最好的證明。就經濟發展本身而言，無論是政府追求GDP還是資本持有人追求利潤，或者簡化為對資本的擴張，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過程，是無可厚非的。但在經濟發展落實到具體的發展方式時，由于對資本的過度關注，決策者往往會忽略，其實與資本一起運動的還有人，即人的生產勞動。資本如果不跟雇傭勞動在一起，它什么也不是，⑥而生產勞動的基礎就是人的生存與發展。主流經濟學家們羞于談論雇傭勞動的原因，除了怕誤導人們產生 “仇富”心理外，他們完全知道，在讓資本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發展中，很多人僅僅是被雇傭勞動而已。這就是說，主流經濟學家們非常清楚：在讓資本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發展中，很多人將很少甚至得不到發展。⑦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表明，即便是由私人資本也參與主導的經濟發展，要讓人以及社會得到好的發展也是可能的。
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必須以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為核心，一般包含有三個方面的內容。(1)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的基礎是人的生存和發展，解決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是人類社會從事經濟活動的最基本前提。在實踐中就是讓社會中有勞動能力的人都能夠參加社會生產活動并因此獲得應有的社會分配，在社會生產和分配活動中解決他(她)及其撫(贍)養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2)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的過程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過程相一致。一方面，社會生產和分配是由人去推動的，人是以一個總體作為社會生產和分配活動的主體;另一方面，人又是具體社會生產和分配活動的主體，社會生產和分配過程中的每一個具體活動都是由人來參與完成的。(3)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的目的是使人的生存和發展獲得可靠保障，終極目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里的人，是社會全體中與社會的生產和分配休戚相關的每一個社會成員或每一個個人。正確的經濟學應該是這樣。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單純對GDP增長的追求還是對資本利潤的追求，其本質都是對人的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即社會生產和分配的目的要確定在使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存和發展都獲得保障上。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使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存和發展都獲得保障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生產力條件下，會有不同的要求。這樣的一個過程是由低級向高級、最后到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獲得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程度。
(三)保障人生存和發展對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起促進作用
保障人生存和發展對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起促進作用。這個問題可以從人的生存和發展是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的基礎、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的過程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過程相一致來進行延伸理解。人的生存和發展得到保障，保障好了，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的基礎才牢靠，其過程才會順暢。如社會治安很亂，生態環境很惡劣，一些人讀不起書、看不起病、養不起老、買不起房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業難、創業難的狀況不好轉，人的生存和發展是無法得到很好的保障的，與此同時，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的基礎也就穩固不了，其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的過程也不可能順暢。
二、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的生產
對社會生產的主導，表面上是對組織生產活動過程的主導，實際上要從對生產資料、勞動以及生產資料與勞動結合的控制入手。因此，社會機構對社會生產的主導主要體現在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對社會勞動的主導和對生產資料與勞動結合的主導三個方面。
(一)社會機構以生產資料的占有作為對社會生產主導的基礎
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是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的前提，沒有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社會機構就談不上對社會生產的主導。
但有了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社會機構也可能不主導或者主導不了社會生產。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國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是一種典型的社會機構放棄對社會生產進行主導的方式。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逐漸形成了社會機構和私人資本共同主導社會生產的局面，在這樣一種局面下，盡管存在國家和集體占有生產資料的情況，社會機構已經無法獨自主導社會生產。在非物質性生產領域，這種情況更加明顯。政府服務的錯位，就是無法獨立主導社會生產的表現。由于經濟學沒有把非物質性生產納入社會生產體系，因此，人們習慣認為非物質性的生產單位與社會財富創造無關，它們是“花錢的”單位。如在國家機關、國家事業單位、保衛國家安全的軍警機構、法院、檢察院，這些都是非物質性的生產單位，這些單位“生產”的是保障物質性生產能夠正常開展的“服務型產品”，沒有這些“服務型產品”提供給物質性產品生產單位，物質性產品生產單位想正常地“開工”是不可能的。
社會生產分為物質性生產和非物質性生產，與生產性開支與非生產性開支中的非生產性劃分不同，分生產性開支與非生產性開支那是企業生產成本管理的內容，企業請保安進行安保，可以多一個少一個，但整個社會的安保，不是企業能夠自己做主的。以往的經濟學沒有對社會生產的物質性生產和非物質性生產進行區分，也就無法解釋給非物質性生產單位員工發工資、獎金和各種補貼是否屬于勞動報酬。它直接導致了人們不能正確看待和評價這些被歸類為“財政供養人員”對社會財富創造的貢獻。“亂花納稅人的錢”是這些“財政供養人員”最容易“犯”的錯誤。尤其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下，這些“財政供養人員”都逃脫不了“被”生產資料占有人請來“打工”的命運。因此，在市場經濟國家，“納稅”的生產資料占有者因為主導著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社會生產，也就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命脈。這就是說，社會機構代表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組織主導社會生產，是為了社會利益的需要。生產資料全社會公有或集體共有是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不得不做的事情，放棄生產資料全社會公有或集體共有，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將不復存在。
上面的情況還表明：如果是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那是資本持有人（或資本家），通常以市場主體——企業作行為主體，替整個社會打工，它們是社會機構代表它所服務的那個社會組織請來參與社會生產的；如果是私人資本主導社會生產，在允許私人資本主導社會生產的這個社會中，所有參與社會物質性生產和非物質性生產的單位，都是私人資本聯合體請來參與社會生產的。
嚴格來說，社會機構對社會生產的主導是社會發展到了需要進行社會化大生產時候的事情。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社會要進行社會化大生產有關，或者說資本主義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一些歷史學家把資本家階級看成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就是看到了資本家階級在推動生產資料社會化從而推動生產社會化中發揮著的重要作用。⑧然而，生產資料社會化之后，誰來控制生產資料并主導社會生產，對人的生產和發展至關重要。代表社會組織的社會機構控制生產資料并主導社會生產，它就必須按照社會組織的理想信念組織社會生產，以實現社會組織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目標。同樣道理，私人資本主導社會生產，它也必定會按照生產資料占有者的意愿去組織社會生產。
(二)社會機構以對社會勞動的主導來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
對社會勞動的主導是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的重要方面，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社會組織授權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的目標之一。對于保障人生存和發展來說，勞動保障是極其重要的方面。一個人的生存和發展，能否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從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至關重要。對于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經濟學教科書一般表達為就業，官方對社會責任的陳述也樂意稱之為就業。就業也好，參加社會生產勞動也好，是一個人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物質保障的基本前提。一個人不能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沒能就業，他(或她)自己的生活就沒有著落，由他(或她)來撫(贍)養的人就更沒有著落，他(或她)以及由他(或她)來撫(贍)養的人就得依賴社會組織(或政府機構)救助。然而，社會救助的能力是有限的，其能力的大小與社會組織掌握的公共資源多少有關，但能力再大的社會組織都無法救助過多因不能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或沒能就業的人員，更何況這些人員所必須撫(贍)養的大量的不能自食其力者也同樣要救助。因此，由社會機構主導社會勞動，是解決社會中有勞動能力者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從而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對社會勞動的主導涉及對勞動的認識、對勞動的利用、對勞動的保護以及對勞動力再生產的保障。而對勞動的利用，有好的基礎不等同于有高的效率，即不等同于使所有勞動者都盡心盡力干活。相反，有一定的效率，不等同于基礎好(個別、少數勞動者積極性因被資本逼迫出現高效率，不等同于好)。
全社會具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都能夠參加社會生產勞動，這是對全社會每一個成員、每一個人都具有人文關懷的社會組織必須首要考慮的問題，也是保障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獲得生存和發展條件的基本前提。這是社會機構主導社會勞動的根本原因。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關于社會主義部分的論述，對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關系，強調的主要是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構成的新型經濟關系，表明勞動者在社會生產中的主體地位，⑨但沒有表明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到了21世紀初，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再單列“社會主義部分”，生產二要素(勞動者和生產資料)，⑩變成了三要素(土地、勞動和資本)或更多，⑾對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平等關系的強調變得非常勉強，有關生產資料與勞動者平等關系的具體陳述已經不得不用變換概念的辦法來解決了。⑿毫無疑問，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到了21世紀已經不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因為土地、勞動和資本三要素的提法，是西方經濟學對生產要素的分類法，⒀其目的就是要用要素分配理論來瓦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由于中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已經背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使得我們現在的讀者很難了解，更不理解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的真正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或生產資料集體共有，搞不清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和私人資本主導社會生產下勞動者的地位有著天壤之別，因而對勞動者必須參與社會生產勞動(或就業)的正當權利由誰來保障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認識。把生產資料性質與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結合起來看，只有在生產資料社會公有或生產資料集體共有情況下，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并保障社會中每一個具有勞動能力的人都能夠參與社會生產勞動才成為現實。也只有這樣，社會機構主導社會勞動才具有必要性和正當性。也正因為這樣，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得到了證明。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社會主義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機構主導社會勞動所具有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因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允許私人資本參與主導而變得不容易讓人明白。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誤解，甚至被別有用心的人等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原因。
中國大陸地區是在經濟基礎極其薄弱的情況下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在社會主義建立之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因國情需要不得不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由于經濟基礎差、生產力水平低，使得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沒有能夠很好地解決社會機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政府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從而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社會機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政府機構)主導社會勞動同樣也沒有做得很好。以致于我們難以找到在生產資料公有條件下社會機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政府機構)很好地主導社會勞動的實例。不過，由于部分生產資料集體共有的集體經濟組織在改革開放后還能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讓我們有幸觀察到生產資料集體共有條件下社會機構（鄉村行政管理部門或合作社）主導社會生產并很好地主導社會勞動的實踐。如河北省石家莊市轄晉州市周家莊鄉、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南街村等，他們就通過實行生產資料集體共有制來主導本鄉本村的社會勞動，做到幼有所教、少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養。在這些以生產資料集體共有的社會組織中，未參加勞動的青少年都能夠接受充分教育和自主學習勞動技能；凡能夠參加生產勞動的，不管男、女、壯、老、弱、殘，只要個人愿意，鄉（或村）管理機構都會安排其參加適當的生產勞動。在這些鄉村里，勞動成果能夠有效地用于保障集體中每一個成員的生存和發展。
與中國大陸地區周家莊鄉、南街村的情況相類似，以色列的KIBBUTZ、日本的亞瑪給希主義社會實顯地，他們的做法亦是采取生產資料集體共有的形式，由KIBBUTZ或實顯地來主導成員的勞動。凡能夠參加生產勞動的，不管男、女、壯、老、弱、殘，只要個人愿意，KIBBUTZ或實顯地管理機構都會安排其參加適當的生產勞動。
(三)社會機構對生產資料與勞動結合的主導并對生產資料與勞動結合的好壞負責
蔣學模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第229頁這樣寫道：“任何生產過程都只有當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起來以后才能進行。”⒁這本書始編于1980年，盡管過了30多年，它的真理性照舊。現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于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一般是講作為人的生產要素與其他生產要素如資本、土地、技術、企業家才能、信息等的結合，不提或盡量不提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結合，那是因為用的是西方經濟學話語體系來闡述社會主義生產過程，要保護好資本、土地、技術、企業家才能、信息等生產要素的產權。因此，現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會明確認同以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關于“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使生產過程中人們的經濟關系發生了本質變化”的基本判斷。而這樣的判斷正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下勞動者和生產資料能夠比以往任何社會結合得更好從而使人的生存和發展得到更多保障的基礎。
社會生產必須使生產資料與勞動結合起來，怎樣使這二者很好地結合，不同的經濟學觀點有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的看法根本的分歧在于生產資料性質的不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資料全社會公有(或集體共有)條件下，勞動者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完全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只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存在著集體共有）的情況下，勞動者才有全面自由發展的可能，勞動力才能充分利用。而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則認為，只有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情況下，通過市場競爭，勞動力資源才能得到最佳配置。兩種經濟學對生產資料與勞動結合的觀點，其出發點根本不同。前者基于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后者基于保證利潤最大化。
對生產資料與勞動結合的主導并對生產資料與勞動結合的好壞負責，關鍵在于要在社會分配中進行主導以及處理好因二者結合而形成的生產關系。社會機構主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其最顯著的特點是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關于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直接結合的論述，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講的已經很好，本文不再贅述。
這里所陳述的關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觀點，其前提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而這樣的前提在實踐中已經很難找到可以對應的情形，至少在中國是這樣。中國目前已經屬于混合型所有制，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比例已經比較高。在中國國有經濟組織中，雖然生產資料仍然是全民所有性質，但其與勞動者結合的情形，與以往教科書所講的已經大不同。中國的樣本，只能從哪些仍然以生產資料集體共有的集體經濟組織來抽取。這些集體經濟組織中，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情形，跟以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的基本一致，或許可以說，這些集體經濟組織就是按照以往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講的來做的。更值得讀者注意的是，這些集體經濟組織按照以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來做，居然能夠使這些教科書所描述的好結果真實地呈現出來，成為現實的東西。正像南街村人所說的，在南街村，人們沒有找不到工作的壓力、沒有生活壓力，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學、不愁病、不愁老，村民從出生到老死，所有要花錢的事幾乎都由公家給包了。現在中國普遍存在的“新三座大山”（讀書難、買住房難、看病難）或“新六座大山”（讀書、就業、住房、看病、養老、墓地），在南街村、周家莊鄉、大寨、華西村這些以生產資料共有為基礎與勞動者結合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通通不存在，即不是問題，因為集體經濟組織中的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所創造出來的財富，足夠用于解決這些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面臨的困難。讀書、住房、看病、養老等這些問題的解決之所以壓力山大，原因是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過程中，勞動者獲得的收入不足以解決其所面臨的困難。
實際上，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在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這就是說，中國現存的“新三座大山”、“新六座大山”，源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形式。社會機構主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結合，同時也主導生產資料和勞動者對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對社會生產成果分配的主導，能夠以強有力的措施來防止“新三座大山”、“新六座大山”這樣的問題出現。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機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主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能力大為減弱，甚至要讓步于私人資本對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主導。這種情形下，社會機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對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主導能力相應下降，也就無力阻止“新三座大山”、“新六座大山”的形成。
(四)社會機構基于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對社會生產進行方向性指導(包括調控)
社會生產的目的最終是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這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對社會生產的基本要求。那么，代表這個社會組織的社會機構在主導社會生產的時候，就必定會從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出發對社會生產進行方向性指導。在這其中，處理好社會生產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關系是社會機構指導或調控社會生產的核心內容。首先，社會機構需要引導社會生產向滿足勞動者充分就業方向發展，使得社會在勞動力過剩時以發展能夠吸納大量勞動者就業的產業為主，出臺相應的支持性政策引導社會資金投向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直接引導國家財政資金支持發展各種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弱質產業，如流域整治、生態環境保護等;其次，社會機構需要抑制那些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造成不良影響甚至會產生危害的產業的發展，如那些促使社會消費畸形發展的產業、污染嚴重的產業、能源耗費巨大的產業、資源消耗大而效率低的產業，可能會在短期內對拉動生產發展有作用，卻對社會生產的總體發展帶來不良影響甚至會產生危害;再次，社會機構需要處理宏觀微觀發展關系，需要妥善安排好社會生產發展的輕重緩急，注意處理好長期發展與短期需要的關系，把握好國內發展與利用國際經濟形勢的關系，處理好國內區域間的綜合平衡關系、產業平衡關系等。
三、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的分配
可以說，一個社會組織或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能否保障好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機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對社會分配的主導。社會機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主導不了社會分配，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是很難的。社會機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對社會分配的主導主要體現在確立對生產資料的管理權、確立對勞動力產權的代理關系和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行使等方面。
(一)社會機構主導確立對生產資料的管理權
生產資料管理上的話語權，是社會機構主導社會分配的基礎。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三個方面的論述，非常精辟地闡明了這一點。斯大林把生產關系概括為三個方面：“(1)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3)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⒂從這樣的表述中可以見出，社會生產和社會分配以及社會生產和社會分配的結合，最終都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來決定。在生產資料社會化并由此而導致生產社會化的當代社會，⒃對社會化大生產中生產資料的控制權或管理上的話語權，成為掌握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堅實基礎。誰掌握了社會化大生產中生產資料的控制權或管理上的話語權，誰就可以主導社會分配。因此，社會機構要主導社會分配，必須確立自身能夠代表社會組織對社會生產資料的控制權或管理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實際上作為代表國家的社會機構，已經不能代表國家或地方對社會生產資料實施有效控制或管理。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難以主導社會分配的真正原因。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社會各界對搞好社會分配、對中國的分配制度改革談論得比較多，因為中國當前貧富差距太大，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但對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怎樣主導社會分配和能不能主導社會分配，關注不多，甚至可以說沒有關注。社會主義以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作為社會生產、社會分配以及社會生產和分配結合的基礎，并進而提出建立最終能夠讓社會中每一個成員都獲得全面而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其合理性就在于，社會生產資料是全社會每一個成員生存和發展的物質條件，只有社會的生產資料掌握在代表社會組織的社會機構手中，這些生產資料才能夠真正很好地與每一個社會成員息息相關的社會勞動結合，從而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分享到社會生產成果創造條件。
(二)社會機構主導確立對勞動力產權的代理關系
社會機構主導社會分配需要確立對勞動力產權的代理關系，這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要弄清楚它，得從對勞動力產權理解開始。勞動力產權是勞動者個人擁有的財產權利。但勞動力產權要產生經濟效能才可以使勞動者受益。而要使勞動力產權產生經濟效能，就得讓勞動力產權主體與生產資料結合，即讓勞動者的勞動與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并因此生產出有使用價值的社會產品。那么，怎樣使勞動者的勞動與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并生產出更多、更好、確實能夠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產品，就是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結合的社會機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由于社會機構主導型的社會生產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前提的，在這樣的前提下，勞動者的勞動也相應地具有“公有制”性質才能與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相匹配，即要讓主導社會生產的社會機構既有全面控制和調度生產資料的能力，也有全面調配社會勞動的能力。前面我們說過，勞動力是勞動者個人的勞動力，其產權是勞動者個人擁有的財產權利，因而勞動力產權中的所有權、使用權、轉讓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等權利都屬于勞動者個人所有，任何人不得侵占。但是，就勞動力而言，每一個人所具有的勞動能力不同，這就決定了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不是盲目的。會開飛機的人，不能讓它去開火車;會開潛艇的人，不能讓他去研究超級水稻的種植。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勞動力產權的代理問題，如果沒有勞動力產權的代理，主導社會生產的社會機構就無法很好地去組織生產活動。相應地，主導社會生產的社會機構作為勞動者的勞動力產權代理，也就成為社會機構主導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結合的關鍵。而對勞動力產權的代理權的確立，又必須以保障勞動力產權中的收益權為前提，即以保障勞動者獲得相應報酬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機構主導確立對勞動力產權的代理關系，實際上也是主導社會分配關系，即社會機構不但主導分配勞動，也要確保勞動者能夠參加生產勞動，還要主導分配生產成果。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把按勞取酬確定為其分配原則，原因在此。至于付出的勞動與得到的報酬是否對等合理，涉及非常復雜的統計和計算，不是一句兩句話就可以說清的。⒄這事關社會機構主導生產的效率，從而關系著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累，進而影響對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實效。
(三)社會機構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權
社會生產成果一般按照三個部分分配：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把社會生產成果分成這三個部分，是國民經濟管理中對國民收入進行分配的主要內容。國民收入對應于特定時間社會生產所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增加值，政府收入對應于稅費收入，企業收入對應于資本收入(包括投資、地租、利息收入等，但不包括原始資本本金回收)，個人收入對應于勞動者收入(勞動者的概念可以延伸到普通勞動者、管理者、腦力勞動者)。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之間的合理比例，經濟學或以經濟學為基礎的管理學至今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如果從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角度考量，大量由政府機構來組織勞動者擔當的非物質性生產任務，如國家機關運行、國家安全運行、社會治安運行、法治運行，還有公共事業如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對社會生產和再生產具有保障性功能的工作，參與完成上述非物質性生產任務的勞動者的收入，由政府收入來解決，但本質上應該屬于個人收入。不管對社會生產成果分配的形式怎樣，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必須考慮兩個方面：社會再生產(包括擴大再生產)保障、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包括擴大再生產)保障。社會再生產的保障包括生產資料的再生產保障、社會再生產的安全保障。以往的經濟學在分析社會再生產保障時，只注重生產資料的再生產保障，這是不全面的，沒有把社會再生產的安全保障考慮進去是不對的，再生產是在一定的安全條件下才能實現的。不可能想象，社會再生產能夠在戰爭狀態中正常進行;更不可想象，沒有國家機關、法治機關、社會事業機構的正常運行并給社會活動以安全保障，社會再生產能夠正常開展。對于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保障，對其重要性的認識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有較為深刻的認識，但就現實社會怎樣從社會生產和分配以及二者的結合來解決問題，注意得不夠。
社會機構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權，就是要通過制定和監督實施社會分配原則來做好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工作。對社會生產成果初次分配的主導，是社會機構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主要方面，它主要表現在妥善處理好擴大再生產的生產資料保障、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安全保障(如國家安全、社會治安、公共服務等)，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勞動力保障(如勞動力的生產、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以及勞動者本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各種保障)之間的分配比例。當然，這個比例會因社會發展處于不同時期而不同。
中國社會主義初期的計劃經濟就是集中力量解決社會擴大再生產的積累、國防建設和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各種保障問題。以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來看，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權，成效是顯著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象中國，盡管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卻僅用23年的時間（1957—1970年）完成了工業化基礎的積累，⒅使工業自循環中農產品原材料占比低于工業原材料。⒆其中通過價格機制來保障勞動力生產、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成本低廉，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權取得顯著成效的重要方面。這一點，曾經被刻意解構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學者當作攻擊社會主義的重要方面。這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反對者卻不知道，這正是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成果分配的重要手段。這種價格機制的優勢，只有在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結合的情況下才能顯示出來。比如大學生的學雜費問題，在高等教育市場化情況下，大學生作為一名未能通過生產勞動來解決自身生存和發展問題的純消費者，他(或她)卻要承擔數萬到數十萬不等的教育經費，按經濟學說法叫投入勞動力生產的成本，在他(或她)畢業之后卻不一定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用人單位也不是按照投入產出的經濟學原理給他(或她)付酬，即不管這個學生讀書期間的成本投入的回收。這里面還有教育經費來源問題，一個未成年或未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人，他(或她)到哪里去找數萬到數十萬不等的教育經費來投入到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中。一些人天真地認為應由他(或她)的父母長輩來負責，而他(或她)的父母長輩的勞動報酬中要包含有這筆錢的話，獲得這筆錢必須成為他(或她)的父母長輩在社會生產成果分配中的權利，即這要成為一種分配權，并由主導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主體具體落實。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和教育市場化前，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可以通過讓就學者以極低成本、甚至幾乎無成本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即大學生不用或很少花錢就能夠完成學業。這里面的原理是隱去先期投入教育的成本，也就不用在學生參加生產勞動后考慮其相應的教育投入回收。當然，這里面的不公平還是有的，就是沒能考上大學的人，他(或她)的這項權利就沒有了。
筆者在201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政府具有用制度來替代承擔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的能力，在資本收益和收益分配完全由政府按照其選擇的生產關系來決定的情況下，為了更好地體現政府的執政理念，政府往往會有意讓生產環節中的許多成本變成隱性成本，不體現在生產成本之中。這是一種很好的辦法。比如政府通過確保勞動力成本的低廉，隱去了應該體現在生產環節中的許多勞動力成本：勞動者的國民教育、醫藥保健、養老、住房和交通費用等等。隱去一部分勞動力成本的好處是避免結算上的麻煩，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政府能夠通過制度安排讓一個人應該花10萬元的教育成本隱去，只需勞動者在接受教育時交少量的學雜費就可以完成學業，就不應該讓這個勞動者在未能夠得到勞動報酬之前先找10萬元讀書，再在他作為勞動者進入生產環節后給他支付10萬元的工資。隱去勞動者在接受教育時的10萬元勞動力成本，無論是對政府、勞動者本人還是全社會的生產管理，這樣做都是最經濟的。⒇這種情況就是社會機構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結果，也只有社會機構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才做得到。
社會機構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典型例子，在國家范圍內用制度安排來替代承擔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的實例，可能只有在朝鮮、古巴這些仍然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國家可以找到。中國的極少數仍然堅持走社會主義生產資料集體化道路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他們無法用制度安排的方式來替代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卻能夠用社會機構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對生產成果進行分配的辦法，解決了集體經濟組織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中的各種保障問題，其中對集體內部勞動者和其他成員的各種保障，可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借鑒。也就是說，這些集體經濟組織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分配方式，如南街村的“外圓內方”方式，可以為放棄主導行使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解決社會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中的各種保障問題提供借鑒，正確選擇對行使社會生產成果分配權的收放尺度，以便用最好的方式來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
(四)社會機構基于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處理消費與分配的關系，調控社會分配比例
前面我們說過，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必須以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為核心，那么，基于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處理消費與分配的關系、調控社會分配比例就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中社會機構主導社會分配的重要內容。
基于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處理消費與分配的關系，就是先從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來考慮消費問題，然后在此前提下確定與之相適應的分配，即按照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要來分配。就消費而言，存在全體人員都必須有的一般需要與個別人的特殊需要之間的矛盾，存在消費的豐富性與單一性的矛盾，還存在一些人需要一些人則不需要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機構主導社會分配很難照顧到個別人的特殊需求，消費的豐富性也沒有辦法做得讓每一個成員都滿意。如南街村給社員分配住房基本上都是統一的建筑風格、相同的住房面積、基本一致的結構布局(因朝向不同而不同)、配套基本一致的家庭設施和家用設備。朝鮮也是國家統一建房，然后分配給每個公民居住。國家分配給公民的房子是無償的，只要有結婚申請就有房子。面積小的70~80平方米，大的100~200平方米。住房的優惠還體現在不但國家無償分房，還分配家庭用具，如衣柜等。還不收房費，衛生、用電、用水、物業、冬天的暖氣全是統一供應。(21)20世紀90年代，中國雖然已經實行住房制度改革，但許多地方還規定干部住房標準，科級干部70平方米以下，處級不超過90平方米，廳級不超過120平方米。由此可見，中國曾經實行過由國家分配住房的制度痕跡。要統一分配，自然無法很好顧及產品的個人特殊需要以及產品的豐富性。由于社會機構主導社會分配要從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來考慮消費問題，首先得考慮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下生產資料對社會生產和分配的實用性，（22）以解決一般基本需要為主，不會故意刺激消費，更不會鼓勵超前過度消費和奢侈消費。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刺激消費來拉動生產以增加居民收入，顯然不適合于社會機構基于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而主導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它反而提示我們，如果一個社會是以人的生存和發展為核心發展經濟，它就應該千方百計以增加生產來加大社會生產成果的數量從而增加分配，絕不會靠刺激消費來拉動經濟。實際上，通過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只對于以利潤最大化為中心的經濟活動來說是必要的。
基于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調控社會分配比例，就是從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需要來考慮給社會再生產(包括擴大再生產)、再生產的社會保障和勞動力再生產(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角度來進行分配。(23)這樣的分配需要強調在初次分配中做好綜合平衡工作，而且會根據社會機構掌控可用于分配的生產成果的多少來劃分分配的比例。比如，在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年代，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初期及早些時候，由于工業化積累、國防安全等需要極為緊迫，社會擴大再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保障占用的分配比例相對較高。(24)這樣的分配比例本應該在國家進入以工業原材料占比大于農副產品原材料的發展(即工業化積累完成)階段逐步改變，使勞動力再生產(主要為人的生存和發展)在社會分配中的占比逐步得到提高，但由于后來生產資料與勞動結合方式以及主導社會分配的方式的重大改變，原來承諾的事情就沒有了客觀條件。劉少奇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曾經指出：“為了要大規模地進行經濟建設與加快工業化，就需要由人民節省出大量的資金以投資于經濟事業。而要人民節省出大量的資金，就不能不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說，在最近一二十年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這并不是為了別的，只是為了創造勞動人民將來更好的生活，在將來能夠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5)
在中國，盡管在國家范圍內由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成果分配的事情無法按照原定計劃繼續下去，但在一些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社會組織中，勞動力再生產在社會分配的占比逐步得到提高，即用于解決社會成員福利方面的分配比例比較高，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成員從出生、入托、上幼兒園、讀小學乃至讀大學、參加生產勞動(就業)、結婚、退休、治病、喪葬等方面的費用，幾乎全由集體在分配中給解決了。從出版于2002年的《解讀南街村》我們可以了解到，南街村于1986年開始實行供給型分配，當時盡管集體經濟實力還很薄弱，但南街村黨組織一班人還是決定，每年要給村民增加一至兩項福利。從1986年到1994年，南街村由最初的水、電免費發展到14項公共福利免費。逢年過節，村里向村民發放數十種過節物品，村民不花一分錢也能過上一個既快樂又食品豐富的節日。從1993年起，南街村開始建高標準的住宅樓，大套三室一廳92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廳74平方米。村里統一給各套住宅配備了中央空調、54厘米平面直角彩色電視機、高檔家具齊全，臥室擺放好了席夢思床、高低柜、床頭柜，廚房炊具也是統一配置，衛生間設施齊全，全天24小時供應熱水。一套住宅配套家具廚具近8萬元。分到住宅的村民，只需帶個人衣物就可入住過上正常生活。至于非本村戶籍職工，集體供給部分也逐步加大。到2002年的時候，職工們在食堂就餐已經一律實行主、副食免費;職工公寓寬敞明亮，8個人一個房間，人均使用面積3.5平方米，房間內都配有中央空調，集中供暖、冷氣。村里統一配備了床、被、臉盆、水瓶、茶杯、小柜。職工洗澡、理發全部免費。(26)
南街村的例子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只有在社會生產資料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的情況下，社會機構基于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而主導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才能成為現實。這也充分說明，社會生產資料與勞動的結合由國家主導、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基于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本質，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問題。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變更了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的方式，必須根據變更了的情況，尋找社會生產和分配方式變更后社會對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新方式，使人的生存和發展得到切實的保障。
四、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與分配的結合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表明，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決定于社會生產和分配的方式。(27)這就是說，主導社會生產與分配就等同于主導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社會機構主導按照社會組織的目標來安排生產與分配、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就業的關系、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的關系、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的關系。
(一)社會機構主導按照社會組織的目標來安排生產與分配
按照社會組織的目標來安排生產與分配是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結合的核心內容。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社會機構主導生產和分配，首先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行為，其次是為了實現社會組織的目標。這與人類社會的生產及其相應的分配活動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相一致。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社會物質財富數量有限、在一定時期內需要充分調動社會資源來實現社會組織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目標時，采取計劃經濟的辦法，使社會生產及其相應的分配活動與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目標相一致，是社會主義內在本質的基本要求。
一些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持論者，他們不是站在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生存和發展的立場，而是站在為了獲取利潤最大化立場，極力反對社會機構按照社會組織的目標有計劃地安排社會的生產和分配，但卻不敢直面全社會每一個成員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問題。實際上，他們不是從如何改進計劃經濟的不足角度來談論計劃經濟，而是從妨礙自由市場經濟中資本獲取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徹底否定計劃經濟，并對社會主義極盡妖魔化的能事。在不同的邏輯基礎、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看問題，會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有時各自的不同看法還會表現得極端對立，這本應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在學術風氣不好的時候，個人的學術偏好往往會引導持論者以自己絕對正確的姿態，高高在上地貶斥不同持論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存在的缺陷即便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也能夠看得很清楚，這正是中國共產黨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來推進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原因。認為中國是要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替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廂情愿的事，他們想通過對社會主義進行妖魔化來助推這件事，現實卻很殘酷地用事實來證明行不通。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存在的問題，我們將另文論述。這里我們要強調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樣一種制度安排，與社會組織要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的結合，從而解決好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問題，它們之間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對于當下而言，這種內在的必然聯系不但是我們正確理解社會主義本質的基礎，也是我們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首先清醒地認識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是社會主義的，那么，社會組織(或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要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從而解決好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問題，仍然是這個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社會機構主導必須按照社會組織的目標來安排生產與分配，是因為社會組織目標是核心，社會生產、社會分配以及社會生產和分配的結合，必須圍繞這個核心來進行安排。社會生產、社會分配以及社會生產和分配的結合如果不能圍繞這個核心來進行，這個社會就沒有辦法組織起來，社會必將進入一個無政府狀態，人的生存和發展將受到嚴重威脅。而社會機構作為社會組織的執行者，它的決策行為、行政行為也絕對不能脫離社會組織的目標。這是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與分配的根本原則。
(二)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就業的關系
由于參加生產勞動從而獲得相應的生存和發展基礎是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起點，那么，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就業的關系就顯得極其重要。而就業連著勞動報酬的支付，也就與社會分配緊密相關。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時候，勞動力是主要的生產力，生產活動本身與安排勞動者參加生產勞動之間的矛盾沒有那么突出，生產活動本身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參與。隨著社會發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勞動力的替代物——機器出現之后，社會生產與社會就業之間的矛盾也不斷加劇，進入生產現代化階段，勞動力的機器替代率已經非常高。這種情況下，勞動就業成為問題，大量未能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人以及由他們撫(贍)養人員的生存和發展保障會成為社會的突出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社會機構代表社會組織采取強力措施，其中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就業的關系成為極其重要的方面。
在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就業的關系方面，發展社會生產是重要方面，即千方百計地擴大再生產以擴大對勞動者就業的吸收能力，同時著重發展能夠大量安排勞動者就業的產業。要做到這些，唯有依靠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就業的關系，沒有它途。一些自由市場經濟的持論者會告訴我們，市場是解決社會生產與社會就業關系的有效手段，不可否認，市場機制能夠刺激生產力發展，但它并不意味著市場刺激生產力發展可以大量吸收勞動者就業。相反，市場機制是通過勞動者的激烈競爭并排斥大量勞動者就業而起作用的。市場競爭的實質是利潤最大化的爭奪，勞動力價格低廉(包括絕對低廉和相對低廉)是市場競爭獲勝的決定性條件。勞動力價格絕對低廉，就是給勞動者支付低工資;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則是盡量少地使用勞動者。無論是勞動力價格絕對低廉還是相對低廉，都是對勞動者就業的制約。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以要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從而解決人生存和發展保障問題為目標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像中國南街村、華西村和日本的亞瑪給希主義社會實顯地、以色列的KIBBUTZ，他們在解決組織內部勞動者就業方面，可以稱得上是社會機構成功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就業關系的典范。
(三)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的關系
中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重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無法有效管控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關系的調整，而致使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無法有效管控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關系調整的原因就是主導權的放棄。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中國主張初次分配強調效率優先，再次分配著重公平，后來發現這樣似乎不妥，又轉而提出初次分配也要講究公平、再次分配更加公平。但是，因為不了解、不明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怎樣才是真正的公平、怎樣才是真正的效率，找不著標準是什么，結果是做了些象征性的修補工作，最終還是沒有解決好效率和公平相統一問題，致使貧富差距非但不能縮小，反而出現加大的趨勢。社會機構不主導或主導不了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的關系，貧富差距是很難縮小的。反思中國三大差距縮小的歷史，當時我們以為中國的三大差距太大了，以致于毛澤東經常說要盡快縮小三大差距。殊不知，與今天我們的三大差距相比較，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三大差距反而顯得小，小得令我們懷念起來。現在看來，那時是能夠有效縮小三大差距的，這是因為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有效地管控了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關系的調整，并且通過價格機制、津補貼來平衡地區差別、階層差別和城鄉差別。由此可見，對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其中對于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如何有效管控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關系的調整，是經濟學界需要下功夫進行研究的重要問題。
其實，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關系的調整，需要從初次分配就要考慮。為了使生產環節有高的效率以便促進社會經濟整體大發展，這是一個好的愿望，初衷肯定是好的。但是，生產和分配必須是結合得很好，這個效率才是真效率，否則是假效率，是不可持久的效率，最終從總體來看還是沒有效率。現在，我們一些經濟學研究人員過多關注了中國社會資源計劃經濟時代政治運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忽略了中國社會主義初期整個工業化積累過程的效率，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經濟基礎極其薄弱的情況下僅用23年時間就已經完成了工業體系從依靠農業為主變成主要依靠工業自循環發展，這個總體效率在人類發展歷史上屬于奇跡。不可否認，這個奇跡的創造與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機構有效地管控了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關系的調整密切相關。可惜，這樣的發展經驗，中國人沒有能夠好好總結。為什么說社會生產和分配必須很好地結合才能有真的好效率呢?我們知道，人是要得到好的分配從而才能夠很好地解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保障問題的，即人從參與生產勞動的那一刻開始，他(或她)無時無刻不在期盼得到可心的分配，這個“可心的分配”最低的標準就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勞動者自身面臨的生存和發展保障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生存和發展保障的好壞決定著生產效率，如果長期忽視人生存和發展保障方面的分配，最終將不會得到社會想要的效率。而對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實踐證明，在初次分配環節就注意到分配的公平才能做好。從低水平保障來看，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盡管總體經濟水平很低，但那時的社會分配使得社會對于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可以確保社會生產總體上有較高的效率。我們一些人對政治運動沖擊造成生產效率低下記憶深刻，這正好證明，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生產效率低下的少數幾個年份，生產效率低下的原因是政治運動，不是分配機制造成的。這至少可以說明，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能夠較好地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的關系。從高水平的保障來看，中國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鄉和日本的亞瑪給希主義社會實顯地、以色列的KIBBUTZ，都能夠成功地通過高水平的保障來確保總體較高的生產效率。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前中國分配制度已經嚴重影響到整體生產效率的發揮，同時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加以解決。
由此可見，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分配的關系，具有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特性，適合于社會機構主導型生產和分配，也可能適合于私人資本主導型生產和分配，更有可能在社會機構和私人資本雙導型生產和分配中適用。
(四)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的關系
消費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內容，人是在消費過程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對消費進行細分的話還可以分為物質性消費、非物質性消費以及兼具物質性和非物質性特點的消費。不管是什么類型的消費，最終都以消費品為消費對象。而這個消費對象物，除自然界能夠提供的(如空氣)以外，都要靠生產活動(包括物質性和非物質性生產活動)來解決。在這個意義上看，社會生產活動是由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或者說是消費來決定的。但如果這個消費品不存在或者沒有能夠生產出來，它就不可能成為消費對象被人消費。這樣看來，是生產決定著消費，沒有生產把消費品生產出來，消費行為不存在。生產決定人能夠消費什么，消費決定應該生產什么。由于生產還取決于生產能力，消費需求的滿足依賴于生產的成效，消費品種類和數量都取決于生產的能力，所以，生產對消費的決定作用要顯得大一些。
值得關注的是，如果消費決定生產被不恰當利用，社會生產往往就容易為消費而生產，從而偏離社會生產和分配要以保障人生存和發展為中心的目的。不幸的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消費而生產會以難以阻擋的趨勢擴展蔓延，最終使社會生產演變成為資本逐利的活動。為了獲取收益最大化，不擇手段地刺激和擴大消費成為促進生產發展的重要手段，發展生產以賺錢為目的，人成為賺錢的工具，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轉化為對賺錢手段的保障，即為了賺錢而對人的生存和發展進行保障。
由此看來，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關系的調整對于真正保障每一個個人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正是基于這一點，社會主義國家把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的關系當作非常重要的事情來做。朝鮮、古巴是這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和越南也是這樣。那些以生產資料集體共有形式運行的社會組織，如日本的亞瑪給希主義社會實顯地、以色列的KIBBUTZ、中國的南街村等，為了調整好生產與分配的關系，都會對社會組織內部成員的消費觀念、消費行為給予極大的關注，不斷地灌輸正確的消費觀，不遺余力地引導社會組織內部成員健康消費。
盡管不同的經濟理論或不同的經濟學者會對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的關系作出不一樣的評判，有時這些評判還會有相互對立的結論。但社會機構主導調整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無論作為理論觀點還是實踐活動，它不但可以在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也有活生生的實踐活動來證明其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確性。
巫文強(廣西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基地，廣西 南寧 530022)
注釋：
①張維迎：“所謂市場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場批評者的臆想和由此導致的政府干預的結果。特別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種強權的不恰當干預，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使市場經濟表現為病態的市場經濟。”參見張維迎《市場的邏輯(增訂版)》，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2版，第5頁。
②張維迎《市場的邏輯(增訂版)》，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2版，第3、37、3頁。
③張維迎非常肯定地說“一個經濟學家一定是市場經濟的捍衛者。如果不需要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引自張維迎《市場的邏輯(增訂版)》，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2版，第4頁。
④這才是市場的邏輯。關于這一點，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不否認的，但說不說出來，則是另一回事。
⑤所謂主流影響力是指它曾經在中國經濟學界產生巨大影響。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曾經被認為是中國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具有的影響力，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缺陷不斷顯現，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捉襟見肘，特別是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讓人們看清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危害，其影響力就開始走下坡路，至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制度相信、理論自信的強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力逐漸減弱。
⑥馬克思：“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什么也不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3頁。
⑦盡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曾經擁有的主流影響力已經不再，為闡述問題方便，本文仍然以主流經濟學家稱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
⑧應該看到，資本家的這個重要作用，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到底是好的多還是不好的多，要進行詳細分析。
⑨參見蔣學模主編《政治經濟學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2版,230頁。
⑩馬克思：“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轉引自蔣學模主編《政治經濟學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2版,229頁。
⑾即除土地、勞動、資本之外，還有技術、信息、企業家才能等。參見白永秀、任保平主編《現代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106頁。
⑿“從一般生產過程來看，生產要素共同參加生產過程，創造財富的屬性是共同的，但不同的社會中，生產要素又具有不同的社會屬性。一方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要素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是相分離的，二者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實現了一種被動的結合，勞動具有強制性，勞動產品歸資本家所有，與勞動者無關;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起來，人與人的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勞動的性質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勞動者擺脫了剝削，勞動建立在互助合作基礎上，勞動產品歸勞動者共同所有。”(參見白永秀、任保平主編《現代政治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106頁。)從上述闡述來看，作者在闡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生產要素的結合時用的是“要素”概念，在闡述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生產要素的結合時用的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概念，即資本主義的“生產要素”與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不同。在漢語文法中，這種情況屬于偷換概念。出現這種錯誤是進入21世紀后中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常見的現象，原因在于把適用于資本主義的西方經濟學概念直接套用于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闡述。
⒀另外，西方經濟學還有兩種生產要素四分法，即把生產要素分為土地、勞動、資本、企業家才能或土地、勞動、資本、技術。也有五分法的，即把生產要素分為土地、勞動、資本、信息、技術、企業家才能。這些分類法也會在一些政治經濟學教材中被提及，由此可見中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作為主流經濟學深刻影響下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流變。
⒁參見蔣學模主編《政治經濟學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2版,229頁。
⒂《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版，594頁。
⒃經濟學關注當代社會的主要是生產資料社會化并由此而導致生產社會化，沒有生產資料社會化并由此而導致生產的社會化，商品經濟或者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出現。實際上，以亞當•斯密經濟學為標志的經濟科學，也是生產資料社會化并由此而導致生產社會化之后的事情。一些學者把研究的視野伸展到生產資料沒有社會化以及社會化大生產沒有出現以前的社會，精神可嘉，由于經濟條件不一樣，得出的結論難以說是正確的。
⒄關于這一點，筆者在1995年發表于《廣西社會科學》第5期上的《共有產權收益普遍分享制問題研究》做過較為詳細的分析。
⒅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完成農業、手工業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的事，一般確定為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
⒆1970年，中國工業自循環中工業原材料首次超過農產品原材料。參見巫文強《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2月第1版，第110頁。
⒇參見巫文強《中國經濟失衡根源在于國民經濟初次分配制度的缺陷——基于人的發展經濟學視角》，《改革與戰略》2010年第6期。
(21)參見南方網轉環球時報網絡版文章《社會主義朝鮮 住房靠分配醫療全免費》：“朝鮮國家三大免費政策之一就是住房不花錢。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房子是國家統一建的，然后分配給每個公民居住。國家分配給公民的房子是無償的，只要有結婚申請就有房子。面積小的70~80平方米，大的100~200平方米。住房的優惠還體現在不但國家無償分房，還分配家庭用具、如衣柜等。還不收房費，連平時的住房費用，如衛生、用電、用水、物業、冬天的暖氣全是統一供應。一般一戶人家平時的水電暖氣費加在一起也就是2朝元，只是象征性的收費。”
(22)在內方外圓的南街村，他們需要與市場對接，對外的產品也要隨市場大流，以能夠賺錢為目標。
(23)社會再生產(包括擴大再生產)、再生產的社會保障和勞動力再生產(人生存和發展)的保障，這三個方面的分配，可以但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一對應于企業收入、政府收入和個人收入。在私人資本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結合的情況下，基本上可以一一對應;在社會機構主導社會生產和分配結合情況下，企業收入不等同于資本收益，政府收入中包含企業收益。無論何種情況，政府收入除了要承擔對社會再生產的社會保障外，其中包含有支付非物質性生產勞動者的報酬(公務人員的工資、津補貼、獎金等)，政府收入還要承擔人生存和發展保障中的社會保障部分(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
(24)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領導人反復強調，為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建立可靠的工業化基礎，需要人民作出犧牲。這一點，是應該使所有的工人和勞動者都來了解的。這就是說，我們為了籌集資金去建設我們的工業以創造將來更好的生活，在我們不餓不凍并能保持通常的健康的條件之下，我們盡可能多節省一點，少花費一點，以便由國家把資金積累起來，去加快工業化的速度。參見巫文強《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2月第1版，第106頁。
(25)參見劉少奇《國家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頁。轉引自巫文強的《經濟運行的制度因素》，線裝書局，2007年2月第1版，第105—106頁。
(26)參見熊煥業、李火燁主編《解讀南街村》，名家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170-171頁。
(27)這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生產關系決定論有相通的一面，或者說，它就是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理論的細化、發展。很顯然，用生產關系理論的概念體系難以解剖現存人的發展與經濟運動之間的復雜關系。
[作者簡介]巫文強(1958-)，男，廣西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員、編審，研究方向：制度經濟學、人的發展經濟學、戰略與管理、中國—東盟合作、編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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