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制度、事物、組織或個人，在現實中都極其少見(甚至可以說并不存在)。經過長期不懈奮斗和改革，中國的國有企業取得了顯著的發展成就，其中的佼佼者已進入世界500強之列，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實現經濟自主的重要力量。作為當代重要的經濟組織之一，國有企業仍存在一些缺點，自然不足為奇。關鍵是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對癥下藥，從而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的整體素質和綜合實力，為強國富民服務。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某些特殊勢力，以國有企業存在種種問題為借口，始終把削弱甚至摧毀國有企業作為其孜孜以求的目標。為此，他們對國有企業的成就視而不見、甚至刻意歪曲，發動了一輪一輪的輿論攻擊，企圖誘導政府、欺騙百姓推行私有化，徹底瓦解中國國有經濟。
經常被某些特殊勢力借以攻擊、責難國有企業的主要理由有：(一)產權不明晰，導致效益低下;并指責近年來國有企業效益的改善，不過是一種壟斷暴利。(二)國有企業的所謂壟斷利潤，被國有企業獨享甚至被內部人瓜分。(三)國有企業較好地維持了職工工資在企業收益中的合理份額，則被指責為“特殊利益集團”。不是鼓吹其他企業應當提高職工工資在企業所得中的合理占比、完善下崗失業人員社會保障機制，反而挑撥非國有企業職工和下崗工人視國有企業職工為“既得利益集團”。(四)借口國有企業存在種種腐敗現象，要求實施徹底私有化。(五)指責國有企業的壯大，造成了“國進民退”的后果，限制了民營經濟的發展。依據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這些特殊勢力得出結論說，國有企業必須破除壟斷，并退出競爭性產業——實則推行更徹底的“私有化”。綜合分析，這些“圍剿”國有企業的輿論，旨在瓦解、摧毀國有企業。
鄧小平曾反復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兩大本質特征。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上述特殊勢力一方面無視中國貧富分化嚴重的現實，竭力妖魔化國有企業、鼓吹徹底私有化;另一方面卻聲稱這是落實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無視鄧小平南方談話中“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的完整性，不斷高喊所謂“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很顯然，對這些特殊勢力來說，他們不想用完整的、全面的鄧小平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事業;而是相反，企圖用被他們“閹割”的、片面的個別詞句來欺騙大眾、操縱輿論。通過斷章取義，編造快速推行私有制、摧毀國有企業的權威論述。這種做法，同鄧小平積極倡導并身體力行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格格不一。
實際上，這些特殊勢力，與當年曾遭到鄧小平尖銳批評的極左分子企圖用“閹割”了的毛澤東思想推行極左路線如出一轍。當前的這些特殊勢力，貌似與當年的極左分子水火不容、針鋒相對，卻有著極其相似的思維邏輯，他們試圖打著鄧小平的旗號，以所謂“完善的市場經濟”作為新烏托邦，引誘改革者誤入陷阱。圍繞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他們不斷炮制產權不明晰、壟斷、腐敗、國進民退、特殊利益集團等種種說辭，為推行徹底私有化、資產世襲制制造輿論。很明顯，避免誤入陷阱，已成為決定國有企業改革成敗的關鍵。
一、現代法人制度明確了國有企業產權邊界
國有企業產權不明晰、導致效益低下，是某些特殊勢力攻擊國有企業唱得最久、也最流行的老調。按照他們的說法，國有企業名義上是人民所有、國家所有，但實際上誰也不把它當成自己的企業，誰也沒有意愿把它管理好、經營好。因此，搞好國有企業只能通過私有化以明晰產權，才能解決“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從而在根本上否認搞好國有企業的可能性。這種論調其實大謬不然。
近代以來工商業發展史表明，企業產權的明確經歷了長期過程。最初的企業，是執行殖民主義使命的特許公司(如英國東印度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這些得到國家特許的極少數壟斷企業是一種股份制公司，它的股東包括國王、大地主和資本家等政治和經濟權貴，并擁有國家賦予的對外貿易權、掠奪權甚至交戰權。這類特許公司既是國家權力的產物，也是私人資本獲取利潤的工具，且只承擔有限責任。隨著工商業的發展，承擔無限責任的家族企業大量出現。得益于特許公司開拓的市場空間，這些企業實力不斷壯大，并要求破除特許公司的壟斷權，從而爭奪更有利的發展條件。接下來，為了確保投資者的資本安全和便利，越來越多的私人企業，要求采用特許公司的股份制形式，并最終確定了以出資額履行契約的有限責任制度，從而使投資人避免因投資或經營失敗被迫承擔無限責任的巨大風險。之后，有限責任公司逐漸成為私有企業的主要形式，它保證了有產者投資工商業的財產安全。經過上述漫長的發展歷程后，企業成為人格化的法人，成為獨立的民事主體，它們以自身資本為限、自主對外開展經營活動。
很明顯，法人制度的確立，即意味著企業產權的明晰。按照我國目前的企業法律制度，國有企業作為企業法人，其產權邊界同樣明晰無誤。正如在西方國家大量存在的國有企業一樣，企業是國有還是私有，并不影響其產權的明晰程度。任一家國有企業能夠也只能以自身資本為限承擔法律責任，并開展各種經營活動，這一點同私有企業并沒有差別。至于有人說，企業的國有制會導致其經營管理人員不負責任，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即如何履行“委托-代理”關系的信托責任。
某一政府職能部門受國家委托，監督管理國有企業經營活動;這與受托從事經濟調控、市場管理、社會服務的其他政府部門并無二樣;如果后一種委托的有效性、合理性不容置疑，那么前一類委托同樣順理成章。至于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受托經營管理國有資產，嚴格說來，這種信托責任與私有企業股東委托經理人員經營管理企業也沒有實質差別。從實踐來說，這種信托責任履行的優劣，是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正像私有企業可能因雇傭無良經理人員而致使企業利益、股東利益受損一樣，國有企業也無法回避這一風險。因此，嚴格信托責任，追究經理人員相應的失職瀆職行為，是無論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都要長抓不懈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國家監管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
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企業的國有化或者私有化，已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重要的宏觀政策工具。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曾直接組織、管理戰時工業，以滿足軍需供應的需要;除美國外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大量依賴戰時統制經濟，以應對戰爭之需。二戰結束后，為了克服戰爭造成的嚴重創傷，英、法、德等國紛紛推行私有企業國有化，利用國家力量恢復經濟，并迎來了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黃金年代。到1970-1980年代，為擺脫財政困難，歐美不少國家則反過來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將大量國有企業私有化。
資本主義國家交替使用國有化、私有化的政策工具，實質上完成了兩大職能。一是利用國有化，使國家力量援助、拯救陷入困境的私有資本。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大量舉債，注資通用汽車、花旗銀行等企業，就是最新的例子。二是通過將贏利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為私有資本獲得高額利潤、占有和掠奪國庫資源開啟方便之門。這兩種職能的交替實現，強使國庫資源從屬于私有資本積累的要求，卻無意也無力改善公共福利。此外，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實踐表明，私有化對企業經濟效益的改善并不顯著，其中不乏英國鐵路私有化改革失敗等案例。
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按照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炮制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的要求，拉美、東歐、蘇聯、東亞、非洲的很多國家開始推行所謂“結構調整改革”，即經濟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改革少有成功的范例。上述國家即使有過短暫的繁榮，但隨即而來的卻是劇烈的經濟危機和持續的社會動蕩。像俄羅斯和東歐諸國，改革不僅完全摧毀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將大量企業出售給國際壟斷資本，但其結果，不但未能促進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曾經在全球經濟中舉足輕重的俄羅斯，甚至從工業化國家倒退為一個資源出口型國家。
二、合理分享國有企業的發展成果
著名歷史學家沃勒斯坦曾指出，資本主義只有與國家相結合，才取得節節勝利。“所謂沒有國家為后盾或與國家作對的資本主義，純屬無稽之談。”(《資本主義論叢》，第36頁，中央編譯出版社)重商主義時期的特許公司，正是國家權力與私人資本結合的典型;今天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也與各母國政府力量密不可分。當人們紛紛指責中國石油、中國石化等國有企業壟斷市場的時候，為何不能想想又是誰壟斷了全球石油市場呢?難道不是屈指可數的、得到超級大國支持的幾個壟斷企業嗎?差別也許僅僅在于，在中國，人們有足夠的理由監督任何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利潤分配、社會貢獻等事務(當然這種監督的有效性、便利性均有待加強)，并要求合理分享國有企業的發展成果;而一旦這些國有企業淪為國際壟斷資本操縱的私有企業，不但公眾的成果分享權將徹底喪失，而且怕是連監督權也很難保證吧?
即使在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國家，每年都有大量的企業因種種原因被兼并或者破產。可見，視國有企業私有化為搞好國有企業的唯一出路，只是一種主觀臆想。在企業法人制度普遍建立的前提下，各個企業都只有依靠自身資本和能力開展經營活動，并對自身的經營業績承擔后果。可以說，企業經營的好壞，與國有制和私有制關系并不大。中外國有企業中，不乏業績突出的好企業;而私有企業中，也有大量效益低下的企業。把私有化當成搞好企業的萬應靈丹，不是無視事實，就是別有所圖。
雖然國家的大力支持通常能夠為企業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但是歷史地看，這種支持不僅國有企業在爭取，私有企業同樣為此而不遺余力。相對于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人們很難否認，當年東印度公司等特許企業，今天的石油、航空、航天產業的各跨國公司，同樣獲得了各國政府的強大支持。“沒有國家，IBM公司也就成不了氣候。”(《資本主義論叢》，第54頁)這種支持的存在基礎，與其說取決于企業的所有權，還不如更準確地說，是因為這些企業的健康發展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國家對骨干企業的支持，既是各企業極力爭奪的結果，又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值得明確指出的是，強調法人制度明確了國有企業的產權邊界，不等于說國家、百姓對國有企業的經營監督權、成果分享權得到了有效落實。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要使我國國有企業健康發展，保障公眾合理分享國有企業的發展成果十分關鍵。為此，首先要大力強化國有企業的信息披露工作。作為國家出資興辦的企業，國有企業的最終所有者是全體人民，因而應當像上市公司定期向股民披露信息一樣，國有企業應當全面、準確、清晰地定期披露企業經營管理等信息，自覺維護公眾對國有企業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建議權。
其次，要建立合理規范的國有企業發展成果分享制度。一方面，國家應面向所有企業執行統一的稅收制度，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利潤原則上可以一分為三，即繳入國家財政(如用于補充社保基金)、繳入國有企業發展基金(這一待建立的基金，主要用于高新技術研發和補充國有企業資本金)、國有企業自身合理留存(用于企業發展)。一旦這種合理規范的成果分享制度建立起來，將大大增強國有企業的政治主動權，更能贏得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落實監管國有企業的政府部門的責任。要嚴格國有企業審計制度，相關審計結果應當公之于眾。加強監督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履行信托責任情況，追究懲戒國有企業存在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斷完善對國有企業經營情況的考核制度并認真組織實施，并將相關考核結果如實定期公布，此外，政府國資監管部門履行職責的情況，應當接受嚴格的輿論監督、行政監督和司法監督，涉嫌犯罪的應依法懲處;從而督促國資監管部門更好地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三、反壟斷執法必須一視同仁、興利除弊
前些年，某些特殊勢力指責國有企業贏利能力低下，唯有私有化才能解決效率問題。經過最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國有企業贏利能力明顯增強，這些勢力又攻擊國有企業不過是依仗壟斷優勢，贏利能力的增強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為此，他們設計了國有企業退出的路線圖，即破除壟斷、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實質上無非是唯有私有化，國有企業才能了結自己的“罪過”。
其實，對于何謂壟斷，《反壟斷法》有明確規定：“本法規定的壟斷行為包括：(一)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經營者集中。”按照這一標準，把國有企業贏利能力增強歪曲為壟斷暴利，顯然是一種誣良為盜的表達。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除了少數特殊產業外，多數國有企業都面臨非常激烈的市場競爭。也正是在競爭中，增強了中國企業的綜合實力，提高了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實現了經濟效益的改善。
歷史研究證明，早在人類幼年時期、生活資料初有剩余，人們就通過交易活動互換物資，以更好地滿足各自的物質需求，這種經濟模式在人類社會早期就已近乎成熟。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遲至14世紀才在地中海沿岸地區萌芽，而它的形成和發展與壟斷息息相關。除非能夠實現某種形式的壟斷(特許壟斷、技術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壟斷)，否則，不僅個別企業獲得超額利潤的可能性不存在，甚至能否克服巨大的經營風險并生存下來，都大有疑問。
重商主義的特許公司自成立時起，英國、荷蘭、法國等各國政府就授予其壟斷經營權。德國作為歐洲經濟中的后起之秀，一段時間內也廣泛默許各種形式的壟斷行為，目的在于快速增強德國企業的競爭實力。即使到了今天，發達國家主導的、日益嚴格的知識產權制度，恰恰也是一種合法的壟斷制度，盡管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明顯因此而受損。至于像微軟、英特爾等著名的跨國公司，也因為涉嫌壟斷而招致執法部門的調查甚至處罰。可見，壟斷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鄧小平所謂資本主義經濟有計劃，社會主義不能排斥市場的論斷，合乎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實踐。
壟斷與否，受到產業經濟性質的約束。一些網絡化經營的企業如電信、電力、鐵道、自來水等，往往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在這些自然壟斷產業中，各國往往采取企業獨家經營、政府管制的方式，以滿足社會需要。這類企業能否破除壟斷，則取決于技術發展的狀況。受益于上世紀60年代以來通信信息技術(包括傳輸、處理、存貯技術等)的不斷突破，電信產業由傳統的自然壟斷產業演變為一個競爭性日益顯著的產業。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地打破了電信運營業的壟斷格局，還為設備制造業、信息服務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在自然壟斷產業中，產業結構、市場結構的變革更多地取決于技術狀況的演進。技術上未能取得進步，而強求產業結構、市場結構的調整，無異于脫離生產力的發展而盲目調整生產關系，很難取得好的效果。舉例來說，城市自來水供應的技術進步有限，也就暫時難以破除壟斷。
從世界范圍看，飛機制造業是一個高度壟斷的高技術產業。全球使用的民用航空飛機，絕大多數都產自美國波音和歐洲空中客車兩家公司。對于這種顯而易見的壟斷格局，美國和歐洲不僅沒有反壟斷的意思，相反，還通過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幫助這兩家企業增強競爭優勢。美國政府曾授予波音公司巨額軍機訂單，支持它完成了對麥道的兼并;歐洲有關政府曾給予空中客車公司大量補貼，以支持它與波音公司的競爭。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政府、公眾之所以能夠容忍這種壟斷的存在，原因有三，一是飛機制造業是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它關系美國和歐洲的戰略利益;二是高技術產業的進步，需要巨額研發資金，過大的競爭壓力導致的技術和市場風險將使企業無法承受;三是波音和空客兩家公司超強的游說能力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后發展國家在戰略產業中沒有一定程度的壟斷，企業將很難自立于世界之林。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產油國，都未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石油化學工業。這些國家原油儲量雖然在世界上占比很高，卻依然飽受石油供應短缺的困擾;原因就在于全球石油市場處于幾個寡頭的控制之下。在這種環境中，中國石油企業處境本已相當困難，如果繼續以所謂“反壟斷”、支持民營油企等為理由，削弱中國的骨干石油企業，非但不能保障中國的石油安全、降低燃料價格，反而將有利于埃克森、不列顛石油等國際石油寡頭清除競爭對手，并方便它們取中國企業的資源、產能、市場和利潤而代之。
顯然，壟斷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其形成的原因又比較復雜;雖然它常常損害公眾利益，人們對壟斷也少有好感，但要輕易擺脫它的制約并不容易。近年來，中國在深化企業改革中，把破除壟斷作為一個優先目標，并在實踐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從長期看，盡管壟斷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普遍性，但壟斷極易損害公眾利益，因此，各國一般地反對濫用壟斷地位、損害市場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中國的《反壟斷法》也不例外。
在反壟斷的問題上，無論是對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無論是對跨國公司還是本土企業，都應當一視同仁地開展執法活動，積極興利除弊。一味指責國有企業，極力鼓動國有企業破除壟斷、并退出競爭性產業，而對跨國公司、私有企業的壟斷選擇性失明，是顯而易見的雙重標準，對中國有害無益。這種做法的背后，要么是因為對壟斷的歷史和實質知之不多，要么是要求破除壟斷是假、肢解國有企業是真，目的是為跨國公司或私有企業取中國國有企業自肥提供輿論支持。
四、堅持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協同發展
2008年，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暴發后，美國和歐盟各國政府紛紛推出了一系列的救市政策和措施，頻繁采用國有化、政府注資等方式挽救某些大型支柱企業，以盡可能減輕經濟危機造成的嚴重破壞。但不幸的是，政府救市的結果，雖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某些企業的困難，卻進而引爆了美國、歐洲等多國的政府主權債務危機。這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到現在尚看不到擺脫的跡象。
為了應對經濟危機，中國政府也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骨干國有企業加大投資力度，刺激國內市場需求，從而避免因出口市場萎縮造成經濟滑坡。總體上講，這些反危機措施收到了預期效果。但在這一過程中，某些特殊勢力以個別產業(如房地產、煤炭)或者少數企業被收購、被兼并為借口，大肆鼓吹所謂“國進民退”、不斷發出改革陷入停滯甚至倒退等危言聳聽。照這些勢力的邏輯，國有企業被私有化，才是改革、才是進步;反過來，即使私有企業經營不善、無以為繼，或者生產安全無從保證，也不能被國有企業收購。這種原教旨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既不符合經濟發展的歷史法則，在現實世界中也很難行得通。
首先，面對百年罕見的經濟危機，政府如何采取措施、措施如何發揮作用?以美國為例，不僅長時間維持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向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注入巨額流動性，而且直接注資拯救美國國際集團、花旗銀行、通用汽車等支柱企業，使政府在這些企業的持股增加、實施了實質上的國有化——盡管美國政府承諾形勢好轉時，將售出自己持有的企業股份。但很顯然，為了抵御經濟危機，政府通過直接注資、國有化某些骨干企業，推行“國進民退”政策，恰恰是西方國家政府的重要宏觀工具。類似的救市行動，歐盟、日本也不乏其例。這與拉美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對各國的要求完全相反。拉美、亞洲、俄羅斯等地的一些國家面對危機，迷信經濟自由化的教條，盲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縮要求，輕信放棄政府干預，結果使經濟雪上加霜，很多國家數十年的發展成果付諸東流。
面對危機，中國可以發揮國有企業的有益作用。無論是政府直接投資還是銀行貸款，通過國有企業特別是特大型中央企業，能夠迅速進入重點產業、形成新的有效需求。這些需求又有力地刺激了對上下游、中小型企業的采購訂貨，從而為中國經濟走出困境創造有利條件。以電信業為例，2009年初中央政府發放3G牌照，三家電信運營商當年投入數千億元資金，建設3G通信基礎設施，由此使上游設備制造企業、下游信息服務企業，獲得了強有力的需求刺激，動力由此傳導給整個產業鏈。
其次，所謂“國進民退”的“民”，很容易讓人想當然地認為是人民大眾，但事實并非如此。對于今天老百姓來說，靠工薪、靠耕作過日子的占據了絕大多數，他們并沒有多少資產可以進行投資。“國進”即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如果能夠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能夠為社會創造更多稅收和利潤，能夠更多地讓利于包括企業員工、廣大消費者在內的民眾，能夠帶動上下游產業鏈的共同繁榮，事實上對廣大百姓是有利的。
可見，“國進民退”的“民”，其實只是所謂民營資本;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境內外私有資本的代名詞而已。境內外私有資本的擴張，甚至取國有企業而代之，對私有企業主、國際壟斷資本所有人來說，自然是利莫大焉。當年蘇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即“國退民進”，不僅使本國寡頭完成了財富積累的掠奪史，也使很多跨國公司有機會瓜分其資源、市場和利潤。但這種改革，往往使人民大眾利益受到普遍損害。如果在企業國有體制下，人們在法律上還有權分享企業創造的剩余的話;那么在私有體制下，這一權利在法律上將完全喪失。
第三，從長期的經濟發展看，一個國家究竟是采取國有制為主，還是私有制為主，或者是采用混合經濟體制，既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又取決于現實條件的約束。面對1929年的大蕭條、最近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美國政府也采取了國有化的政策。面對1970年代中期出現的經濟滯脹，撒切爾政府大刀闊斧地私有化了電信、航空、鐵路等國有企業，以減輕政府財政壓力。與此同時，法國密特朗政府則與英國反向而行，推行了一些企業國有化措施。
進入20世紀后，西方國家進入了大工業、壟斷競爭的時期，與亞當·斯密時代中小企業、手工工場唱主角的時代迥然不同。加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大規模干預市場、統制經濟的經驗，使西方國家更普遍地采用混合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計劃與市場、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都獲得了自己的空間。即使是口頭上最推崇自由市場的里根政府，也在實踐中厲行軍事凱恩斯主義，通過巨額國防采購將大量資金注入國防工業公司，進而刺激經濟復蘇，維持美元、美國經濟的霸權地位。
顯而易見，反危機很難放棄“國進”，因為政府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落實，無法脫離骨干企業資源。更何況，骨干企業的發展繁榮，必然刺激市場需求的增長，從而為更多的中小企業開拓增長空間。單單一個東風汽車公司，供應商就達到160余家，正所謂“一馬當行、萬馬歡騰”。硬要把“國進民也進”的實踐歪曲成“國進民退”，顯然令人費解——要么是真糊涂，這雖然可以原諒，但卻容易遭人算計;要么是揣著明白裝糊涂，這就需要格外警惕了。
從各國實踐看，危機期間都努力增強大企業的活力，以求“大河有水小河滿”的效應。通過大企業的投資、擴張、采購等活動，刺激整個市場產生活力，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實現“國進民亦進”的目標。鼓吹“國進民退”的某些勢力，表面看似乎為“民”鼓與呼。但是，由于貧富分化十分嚴重，少數“豪民”富甲一方、固然有實力在私有化中獲益;而對大量平民來說，削弱甚至摧毀國有企業，對他們并無好處。口口聲聲反對“國進民退”的某些勢力，不過是打著民眾的旗號、為少數“豪民”劫掠國有財富制造輿論而已。
五、全面清除腐敗現象及其孳生土壤
腐敗為廣大群眾深惡痛絕。可以說，反腐敗關系到民心向背、國家興亡。如果放縱腐敗分子，最終將使執政者徹底失去人民的信任，國家也難以長治久安。但種種腐敗現象，不是哪一個地方、哪一個部門、哪一家企業存在的特殊問題，而是我國現階段帶有一定普遍性的消極現象;不獨國有企業存在，黨政機關、私有企業、跨國公司同樣并不少見。因此，反腐敗必須統籌部署、標本兼治，全面清除腐敗現象及其孳生土壤。幻想依靠對國有企業選擇性執法來遏制腐敗，不過是緣木求魚。
首先，要盡快建立公民家庭財產申報制度，使國家能夠真實掌握全體公民及其家庭的基本經濟情況。家庭財產申報登記制度的核心內容包括：(一)以家庭為單位，逐年向國家有權機關(比如稅務機關)申報財產變化(包括不動產、現金和有價票證)和納稅情況，稅務機關負責登記在案;不實申報將被追究法律責任。(二)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個人，有權任選一家銀行開設個人基本賬戶，該基本賬戶與社保賬戶、其他非基本賬戶相關聯。國家有權機關可以通過基本賬戶，隨時統計個人資金來往情況，監控異常的資金流動。
家庭財產申報制度一旦建立，只要發現家庭收入增長異常、實際消費狀況與合法收入不符，即可予以查處。同時，還可以防止有人制造流言，混淆視聽，使收入高低真假莫辨。以此為基礎，國家可配套實施兩項制度，一是政府高官、企業高管的財產公開制度，即立法規定一定職級以上的國家公務人員、企業管理人員需要向社會按年度公布家庭財產情況，以接受監督;二是政府高官、企業高管自證清白制度，即立法規定一定職級以上的國家公務人員、企業管理人員在受到公眾檢舉時，需要自證清白，否則即可依法追究刑責。果能如此，必能真正從源頭上預防腐敗。
其次，從嚴限制現金流通，推行銀行卡結算。利用銀行卡結算，能夠讓筆筆記錄在案，帳戶來往均有交代，從而有效減少灰色交易、黑色交易，清除腐敗孳生的土壤。比如提取超過2000元以上的現金，當事人就需要向銀行提出特別申請，說明原因和用途，否則銀行有權拒絕此類提款要求。一旦從嚴限制現金交易，就會大大增加行賄受賄等違法犯罪行為的難度。坦率地說，與其費力勞神地在治理購物卡、節日收紅包之類枝節上做文章，何如在限制現金交易上出政策?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值得一提的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銀行服務業和信息化服務水平的提高，當前中國已具備廣泛推行銀行卡結算的條件，自然也可以限制現金使用。在初期，個別邊遠農村地區可能暫有困難，但解決起來并不難。從世界各國反腐敗的實踐看，推行銀行卡結算、限制現金使用，將給各種腐敗活動設置極大的技術障礙，從而減少腐敗活動的發生。
三是預防形成“旋轉門”的潛規則。西方某些國家的“旋轉門”潛規則，實際上為嚴重腐敗活動打開了方便之門。最典型的事例如，美國華爾街高管與美國政府財經高官之間的旋轉門、美國國防部與美國軍火集團之間的旋轉門，幫助某些大人物頻繁在大企業領導人和政府高官之間變換角色，并且導致政府政策和監管活動為大企業所俘虜。對于這類為政府高官向監管對象獲取“尋租期權”大行方便的“旋轉門”，我國應當未雨綢繆，從嚴限制政府監管人員進入受監管國有企業擔任高級管理人員，以避免某些政府監管人員為了未來的“尋租期權”，而故意在任內向監管對象提供不正當的利益關照或輸送，從而保證監管活動的公平、公正，促進市場公平競爭。
最后，要嚴格監督管理國有企業與其他機構之間的交易。大型國有企業擁有巨額經營資產，無論是采購還是銷售都涉及巨額資金交易。因此，必須從嚴限制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與自己的利益關系人從事關聯交易，暗中操縱謀取利益。
在建立家庭財產申報等制度后，國家對于政府官員、國有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監管能力將大大加強。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表明，依靠道德自律和嚴刑峻法開展社會治理，能夠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如果沒有合適的治理工具和技術，道德和法律約束都存在落空的危險，良好的初衷也難以收到實效。單靠公布“三公消費”之類的小動作，無異于“螺絲殼里做道場”，無論怎樣認真落實，也解決不了今日的腐敗問題。
六、以統一的所得稅制合理調整收入分配差距
一段時期以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引起社會普遍關注，要求加以合理調整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這一過程中，有人故意突出了所謂“壟斷企業”收入過高的問題——經過近些年輿論的鼓噪，所謂“壟斷企業”幾乎成為國有企業的代名詞，而事實上幾乎壟斷中國市場的企業如微軟等跨國公司，則反被排除在壟斷企業之外、未受任何責難、更不用說調查了(微軟在美國和歐洲都曾遭受反壟斷調查、并支付巨額罰款)。
合理調整收入分配差距，努力實現共同富裕，這一要求存在顯而易見的合理性、正當性，應當成為執政者積極采取措施解決的問題。但是，如果把調整收入分配的著眼點，僅僅局限于限制“壟斷企業”管理人員和員工的工資收入，則顯然沒有找準治理貧富差距過大的“準星”。政策上差之毫厘，效果上則謬以千里。除了進一步損害國有企業的競爭力、損害社會公平和市場公平，它對調整收入分配的意義有限。
調整收入差距分配的正確選擇，應當通過完善所得稅制度加以解決。具體地說，對就職于不同機構的勞動者，國家都需要按照統一的稅制收繳家庭(或者個人)所得稅。對于高收入者、超高收入者，可以實施更高的累進稅率。例如：(一)家庭年收入60000元以下的，免征所得稅;60000以上、30萬元以下的，執行相對較低(如20%)的稅率;(二)年收入超過30萬以上的，按30%的稅率征收;(三)年收入超過50萬以上的，按40%的稅率征收;(四)年收入超過100萬以上的，按60%的稅率征收;等等。上述意見，當然是舉例而已。更合理準確的征稅區間及稅率的設定，有待專家更嚴格、更精確的核算。但其基本原則和精神是，根據收入多少，適用不同稅率;高收入者執行高稅率，從而有效調整個人收入差距。
之所以需要以稅收而不是工資限額、作為調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工具，目的在于在調節收入分配的同時，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如果單單根據機構性質的不同(如黨政機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設定不同的薪資限制標準，勢必造成勞動力價格的極端扭曲。比如說，當只有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及職工的薪資受到嚴格限制，而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卻不受限制時，必然會造成國有企業薪資競爭力下降、優秀人才外流。時間一長，國有企業競爭力將不可避免受損。再比如說，如果單單對中國企業的管理人員和員工薪資進行限制、而對外資企業網開一面，則勢必損害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因此，企圖對特定機構、特定人員薪資水平設限的思路，很難說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合理選擇。
歷史經驗也證明了上述結論。當年韓國樸正熙政府引進外資企業，一方面允許不同企業采用各自的薪資政策，另一方面卻通過收繳所得稅，有效調整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當時的現實是，在韓外資企業開出的薪水遠高于韓國本土企業;如果放任自流，則勢必使韓國本土企業人才流失、競爭力受損。樸正熙政府意識到這一問題后，采取了對高收入者實施高所得稅政策。此舉的效果，使工作在外資企業和韓國企業的勞工，收入差距縮小到10-20%左右，從而有效緩解了本土企業的人才競爭壓力，也避免了收入差距過大。這一明智政策為韓國短時間造就一批世界級企業發揮了良好作用。至于韓國企業在東亞金融危機中一時不慎、遭人暗算而產權易手，則是后話。
另一個例子是1980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興起時，出現了一批所謂“星期日工程師”，當時它被視為一種新生事物得到廣泛肯定。客觀地說，“星期日工程師”的出現，快速提高了鄉鎮企業的技術能力，促進了體制外企業的成長;但另一方面，這也造成了當時國有企業的人才流失、技術流失，成為日后這些企業競爭力衰竭的原因之一。更進一步說，“星期日工程師”在改革初期的歷史條件下也許情有可原，但在今天看來，它顯然存在侵犯知識產權、不正當競爭等一系列問題。
順便一提的是，個別地方政府目前對高收入者實行的所謂“所得稅退稅”政策，已嚴重損害了稅法的嚴肅性和社會治理的公正性。地方政府出臺此類優惠政策，本意在于提高當地招商引資的競爭力;但是，本為調節收入差距而設定的所得稅制度卻因此遭到踐踏，社會公正也受到損害。結果是普通勞動者收入較低、卻必須全額繳納所得稅，而高收入群體卻能享受所得稅退稅優惠，豈非咄咄怪事?這種現象亟待糾正。
總之，調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正確選擇應當是，除了對最低薪資標準作出必要規定外，薪資政策和標準應允許各類雇主百花齊放;國家則通過適用全國統一的所得稅法律法規，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如果今天仍然試圖針對國有企業出臺特定的薪資調整政策，不僅會損害國有企業的競爭力——特別是如果刻意讓這些國有企業落入跨國公司之手，則更屬不智;而且還會損害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和正當性，對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場經濟秩序有害無益。調整收入分配，不能靠一時心血來潮，推出針對特定企業、特定人群的個別限薪令來解決，否則，看似有效的“定點清除”，卻會帶來十分嚴重且不公平的后果。
七、努力保證職工工資在企業所得中的合理占比
把所謂“壟斷企業”高收入指為收入分配問題的主要癥結，與事實并不相符，大有指鹿為馬之意。其中的理由在于：(一)部分國有企業的高管收入水平并不能代表國有企業全體雇員的收入狀況，從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看，現在很多私有企業的高管薪資與國有企業相比，并沒有明顯差別。(二)近年來，多數國有企業普通員工工資所得，保持了在企業收益中的合理份額(但也存在很多例外);而問題是，其他企業(特別是一些所謂“血汗工廠”)中員工工資在企業收益中占比過低，這已嚴重損害了整個勞工階層的利益。(三)在某些領域，灰色收入居高不下是導致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但此事涉嫌違法犯罪、與腐敗問題關系更甚，需要通過持續的反腐敗努力來解決。(四)一些專家、媒體長年累月地攻擊壟斷企業(實則指國有企業)高收入問題，有其特殊目的在。
當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特別是大量一線勞動者工資微薄，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出現這一問題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太高，而在于非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收入在企業收益中占比過低。因此，從總體上講，國有企業職工工資所得，較好地保住了在企業收益中的份額，是合理而且應當的，不能強逼國有企業薪資水平向底層看齊;當務之急，在于政府和工會等組織應當推動非國有企業提高工人工資在企業收益中的合理占比，避免利潤侵蝕工資的狀況繼續惡化。挑撥非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工人對國有企業職工薪資水平的不滿，實質上是一種離間之計——即使能夠迫使國有企業降低工資水平，也無益于非國有企業職工收入的改善。
隨著中國綜合經濟實力的增強，讓公眾分享改革成果已成為必需妥善解決的重大挑戰。正如鄧小平早就預見到的，如果發生兩極分化，必然會導致貧富矛盾、城鄉矛盾、地區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不斷惡化，將無法保持國家穩定和社會和諧。為此，在改革中，要認真重視、合理解決兩個關鍵比例問題：一是股東利潤在企業收益中的比例，二是工人工資收入在企業收益中的比例。理論上說，這樣兩個比例與企業效益密切相關;而且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能在企業利益分配中，防止過度向股東或過度向勞工傾斜的問題。
綜上所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是國有企業、還有一批非國有企業，在最近幾十年間都獲得了巨大進步，有的已躋身于世界強手之林。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政府和公眾，更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認真分析矛盾、解決矛盾，全局著眼、對癥下藥，擺脫教條主義者的干擾和糾纏，特別是不能誤入某些特殊勢力挖空心思布設的陷阱，從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實現持續科學發展。
大民工，博客：http://blog.sina.com.cn/f66250000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