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美國這樣的“豐裕社會”中，貧困問題不僅仍未得到解決，而且豐裕本身就演化成貧窮的社會和政治條件。在過去的歲月中，通過自己的政治參與，富人們使國家實行了有利于自己的經濟政策。同時，他們對窮人的境遇要么漠然置之，要么就用各種方式將貧富分化的狀況合理化。作者認為，要解決貧困問題就必須依靠窮人自身的政治覺醒，窮人應該更積極地參與政治，通過選票改善自身狀況。
Abstract： In such an “affluent society” 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ffluence itself has not eliminated poverty， but rather cemented it. Through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rich make the state adopt economic policies that are to their benefit. At the same time， the plight of the poor remains ignored， or even rationalized in various way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oor should speak out louder and take a more aggressive part in politics， including voting， to improve their economic situations.
原編者按：這位經濟學家相信，當美國越來越富的時候，卻對窮人的境遇置若罔聞，或者干脆把這種狀況合理化了。這會對選舉產生深遠的影響。
當今時代頗有一些深入人心的信念，其中之一是：貧窮已不再是我們社會生活中可以接受的特征。但貧窮當然依舊存在，而且正如數據顯示，它也并未縮小。根據人口普查局（the Bureau of the Census）的統計，1980年，全國人口的13％，也就是2930萬美國人生活于貧困之中，這個標準是一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8，414美元；1983年，則有3530萬即全美人口的15％生活于貧困線之下，標準是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10178美元（這已隨物價而提高）。我們必須承認，此類情況實不應該發生在像美國這樣財富豐裕的國家里。
我們的生活中，有這樣一個雖不曾申明卻被普遍認可的假設，即在未來的某個時候，貧困總會逐漸縮小直至最終消失；而且，這個進程在政治上也有某種必然性。人們的感覺是，我們的體制終將惠及眾生，惠及所有人。而窮人是一種社會與政治力量。人們會希望，同情也是一種社會力量，而同情勢將終結貧困。這些因素將會共同發揮影響，由此使福利國家的舒緩和糾正效應得以維持。
有人會擔心，這個舒緩貧困的過程會走得太快，會使支撐它的經濟不堪重負，會對那些受其庇護之人的主動性產生太具壓制性的影響，最終弄巧成拙。但我這里的探討只涉及如何減少或消除貧困的問題。貧窮當然應該消失，這向來是毫無疑問的。在這個秋季的大選中，無論某人多么熱情地擁戴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或者杰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參議員的經濟思想，他都不會說，我們這個國家將永遠會有窮人。
我要說，我本人很早的時候就對此深信不疑。這個信念，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以前，追溯到1958年。當時我在一本書中也探討過這個問題，書的標題幾經變動，最初叫《人們為什么貧窮》（Why People Are Poor），最后變成了《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這本書在這個月要出一個新版本，有人要我借此機會回顧一下自己過去的觀點與希望。唉，我現在可不如當時那么樂觀了。有人跟我說過，丘吉爾曾說他不得不經常自食其言，并發現自食其言有益于健康。而我寧可不吃這“營養食品”！
今年我又重溫自己早年對一個豐裕時代提出的希冀（以及警示），其間感受并不全是戚戚然。比如，在那距今已然久遠的年代，我曾懇請人們給予環境以更多的關切，包括空氣與水的污染、高速路上的商業美術以及那消逝中的鄉村景觀。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比我所預想的更多的進步，雖然進步并不平衡。酸雨不僅會同時落在正人君子與無德之輩頭上，而且也一樣會灑進豐盈人家和貧戶寒門，沒有人會聽之任之。當時我又曾認為，通貨膨脹將成為豐裕社會里的一種典型病癥，而且終有一天，用簡單的貨幣措施來應付它將成為不可抵制的誘惑，與之相伴的一個后果則是痛苦的衰退。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般情形果然發生了。
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對改善一個人的品格更有警示作用也是更為有效的辦法是指出他的失敗。我的一個顯著失敗就是，當年我未曾預見到，在這個豐裕的時代我們將如何應對那些無從分享富裕生活的人的困境。而我本來應該認識到，隨著大眾福利的到來，我們將以不缺錢花的人們特有的那種源遠流長、卻不那么可敬可佩的傳統方式來做出回應。這就是說，對蕓蕓大眾來講，一旦他們自己已經過上豐足舒適的生活，他們就可以找到似是而非的——更多的時候簡直是強詞奪理的——理由來開脫自己，使他們心安理得地去漠視窮人。而且正如實際上所發生的，當越來越多的人都富裕起來的時候，窮人就成了一個政治上的少數派；更令人哀傷的是，人們對他們要求被關心、重視以及救助的呼告充耳不聞。
要理解現今窮人們的處境，就得琢磨一下，數百年來，那些有幸發財致富了的人是如何成功地把窮人排除在他們的思想和良知之外的。只有在極少情況下，人類的頭腦能如此的足智多謀。富人們的這種作法還真是有經典為證。據說與那些富人不同的是，窮人們在經歷了自己短暫而不幸的人生之后，就踏上了通往天國的捷徑，據說在那里已不存在剝削。只要窮人們善良而虔誠，他們所需要的就只剩耐心了。
更為普遍的情形是，千百年來，那些據說得到財神爺青睞的人，總被認為自然是得益于他們自身高超的智慧、勤奮、遠見、能力、德性，要不就是他們那得天獨厚的祖宗。這其中透出的意思是，那些出類拔萃的人是天賦異稟的。而那些不幸的窮人天生就受害于他們自身一貫的懶散、昏聵和無能；或者說，窮人自身就傾向于過那種潦倒、不定和隨意的生活。這就是說，當他們在橋下昏睡時——當然富人和窮人都有權利這么做——他們更開心，或者就像里根總統在不久前所言，有些人寧愿睡在喧嚷的大街上。
上世紀是一個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代。在那個時代里，人們特別善于編造出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把窮人排除在公眾的良知之外，其中的有些說法被證明極其經久耐用。亞當·斯密（Adam Smith）設想了一個競爭的、自利的和自我激勵的體制，在某種程度上是最優的，但它也并不完美，只是一個不完美世界中最好的東西。斯密的思想現今仍有人響應。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與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追隨斯密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更為精練。他們強調說，老百姓在盡可能地多生孩子，這限制了他們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只能維持在最低生存線的水平上。馬爾薩斯確曾提出過這樣一個建議：在婚禮上警告那些對生兒育女樂此不疲的男男女女，讓他們放棄這種傾向，并讓他們起誓要節制生育。但事實證明，這并非控制生育的一種有效形式。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Social Darwinists）在這方面達到了更老道的水平。其中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與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這兩位在十九世紀最后幾十年間在美國很有影響。他們共同倡導一種異常方便的學說，即貧窮是清除“不適者”的社會藥劑。這一學說后來變得更文雅精巧，變成：因為慈善捐助會阻礙進化過程，所以應予避免。不過又有一種相反的意見站出來說這不正當地限制了捐助人的自由。于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今天，社會達爾文主義仍然陰魂不散，一個表現就是，有些人認為，如果把禮物送給那些不配得到它的窮人，甚至是給那些破了產的親戚們，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對他們的品格造成不利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跟原教旨主義神學的一支也有著自然的親密聯系，這一派觀點認為，神把財富賜給那些配得上的人，以此來表達對這些人的肯定。這種言論可以在宗教廣播電臺以及“道德多數派”（the Moral Majority）的宣講人那里得到。
不久以前，采取反對把貧窮和不幸合理化的立場，已經成為在實現了普選的民主社會中爭取窮人選票的一種需要。同時，對于那些或對自己的經歷心有余悸，或對他人的遭遇感到兔死狐悲，擔心自己某一天也會身陷困境的人來說，要爭取他們的選票，也需要端出這種立場。只要窮人的數量還是很多，只要這種擔心依然壓在人們心頭，這種訴求就不會失去效力。從這種訴求中，而且，也從富人中那部分能說會道者的悲憫之心和諄諄告誡中，現代福利國家到來了。它保證人們的最低收入，保證向所有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為此還要建立一個社會保障和社會安全的體制框架。與此相聯的是，要致力于對經濟實行全面管理，以此來確保經濟發展、就業、農產品價格和收入都達到比較令人滿意的水平，還要確保對工業產品充分而持續的需求。這是一種政治潮流，在英國，它與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費邊主義者（Fabians）、工黨（the Labor Party）以及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相聯系；在美國，則與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新政（the New Deal）有關，當然也與凱恩斯有關；而在其他的工業國家，也與上述因素的影響有關系——大體說來，就與社會民主主義及左派有關。
在美國，大蕭條是這種趨勢的一個特別的刺激因素，其他國家在較美國為輕的程度上也是如此。大蕭條給工人、農民和城市中產階級帶來恐懼、不安全和切實的剝奪，而此前這些人處境還算差強人意。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后的整整一代人，福利國家的自由派辯護人仍然被認為是在反對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與大蕭條，而這些反對者也確保了自己政治上的成功。或許同樣不足為怪的是，他們的成功還包括，這在所有那些參與者或相關者的意識中造成了一場持久的革命。人們曾經以為，這場革命將使得其創始者能永遠地占據主導地位或者至少有影響力。
實際上，誠如越來越多的參與其中者（也包括我本人）已經看到的那樣，隨著社會變得越來越豐裕，這場運動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變成一場自行變本加厲的政治運動。隨著福利的擴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沾沾自喜于他們的經濟狀況。一旦他們的福利得到保障，他們就會跟過去所有時代的富人們一樣，找到一個能安心適意的理由，讓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良心遠離那些仍然掙扎于貧困之中的相對少數的窮人。在過去，這種合理化的做法已經成功地使人們心安理得地對窮人漠然不顧，對貧困置之不理；而現在這一套做法依然效力不減。那些在經濟上有保障的人一向也是愿意在選舉中投票的人，特別是在美國，他們還是能為花費高昂的現代政治選舉活動掏腰包的人。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自然不愿意給那些為窮人和無保障者發動變革的人投票，也不會選那些繼續努力替越來越少的窮人說話的人。
與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派一樣，美國自由派有一個未曾言明的假定：新生的富裕階層——包括有著中產階級收入的藍領工人、飛黃騰達的新的職業階層、相對有較高收入的現代白領管理階層，以及那些受到保護而能免于失業和病老困擾的人——將滿懷感激之情，從而具有與老一輩富人不同的政治態度。而他們的那些更為幸運的后代們，大概也將如此。但是，自由派們錯了。歷史表明，更為可能的情況是，那些現代社會的安全與豐裕的設計者們當年在引領潮流的同時，也埋下了日后自身政治衰落的伏筆。
對于美國的里根革命、英國的撒切爾革命，以及在德國和其他地區相對沒有那么明確的潮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釋。個人因素常被提及，這是那些容易被電視左右情緒的人的特別偏好。在美國，卡特總統在外交政策中的霉運，伊朗人質危機經常被當作一個解釋。的確幾乎沒有什么疑問的是，卡特先生過多地受到了他手下那些經濟學家的影響。在這些經濟學家勸說下，他實行了強有力的貨幣政策，由此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大量的失業在1980年的大選中起了作用。正如我曾在別的地方也指出過的，經濟學家們做事就是這么精確。但是更為深刻和更經得起考驗的解釋是，在現代工業經濟中，那些獲得保障的富人們已經成為選舉中的多數派，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實際參加投票的人中的多數派。他們的政治傾向跟過去的那些富人毫無二致，即反映了由來已久的那種漠視貧富差別或將之合理化的力量。對過去的經驗有所思考的人，誰也不會對此感到奇怪。
1981年里根總統上臺，他剝奪或者說削減了對窮人有著基本影響的社會福利。國會預算辦公室（th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最近報告說，1983～1985年，那些年收入低于2萬美元的家庭將損失200億美元的收入，而那些年收入在8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將因預算和減稅而獲得350億美元。1983年，年收入低于1萬美元的家庭每年損失了270美元的收入，而收入在8萬美元及以上的家庭則增收7070美元。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富人不工作或不投資，是因為他們錢太少，而窮人不工作，是因為政府給了他們太多的福利。這些理由在根本上是沒有說服力的。還有人論證說，給富人好處就是間接地救助窮人，這同樣沒有說服力。他們說這就是所謂的滴流（trickle down）效應，或者他們又拿馬與麻雀來打比方，意思是如果馬有足夠的燕麥吃，就可以留一些給麻雀。人們對這種說法總是只報以溫和的嘲諷。
同樣地，當大多數還算有點頭腦的美國人聽到有人提出需要“更大的激勵”的時候，立刻就會自然而然地斷定，在某些地方，有些個人、群體或者企業正在追逐更多的稅后收入。當然，他們不一定就會認為政府以窮人的名義所進行的干預在本質上是無效的，而這是漠視窮人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公共部門的無效并不會成為反對防務撥款、農業基金，或者幫助大陸伊利諾國家銀行（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與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這些事的理由。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富人面對著窮人對自己的豐裕的辯護不必一定要在思想上有什么沖擊力。只要沒有公開承認某項立法是為了富人或者別的有勢力的人，也就過得去了。
眾所周知，里根總統之所以能上臺，是靠著美國人中生活比較舒適的那部分人的熱情支持。在一個民主體制中，為自己的支持者干點什么是很正常的事。那么，里根對那些給他投票并慷慨資助他選舉的人予以回報，這似乎是無可厚非的，甚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最適合或者說最受歡迎的回報當然就是減稅，這種做法對那些收入較高者影響最大，同樣這對底層人的支出也相應地影響最大。只不過為了這個豐裕社會的面子，此事不得聲張。在1981年的秋季，當管理與預算辦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主任大衛·斯托克曼（David A. Stockman）承認說，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只是讓收入更多地流向富人的一個幌子罷了，幾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這話確實是真的，但也是對政治上禮數的一個很大的冒犯。
我還想談及托馬斯·伯恩·埃德薩爾（Thomas Byrne Edsall）的新書——《新不平等政治學》（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該書提出并極具說服力地證明了我在此處提出的觀點。他在結論中所寫的話，本來也是我想說的：“在過去的十年中，”——要我說應該是幾十年——“政治進程中的改變已經強化了富人的權力并侵蝕了窮人、工人階級和中低收入階層的力量。這種轉變反過來又導致極其有利于富人的經濟政策的施行。這種政策處罰窮人，讓大多數的勞動者和中產階層承擔日益加重的稅務負擔”。
隨著社會越來越富裕，國內外窮人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都受到了損害，這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論斷。讓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個趨勢，或許這才是能帶來一些希望的辦法。在工業國家，仍然還有這樣一些人——雖然他們個人有好運氣，但他們的同情心和基于這種同情心的政治責任感也還存活下來了。無論如何，我渴望看到這個問題能得到更為真誠的討論。
在美國未來的幾年，隨著窮人更多地參與到選舉中來，他們的政治地位可能會有所改善。在過去，窮人——特別是那些處于少數地位的窮人——沒有參與投票。黑人們最初被剝奪了投票權，而后他們又沒能很好地利用這個權利。如果窮人能像富人一樣去投票，其政治影響是重大的，甚至是驚人的，而且有跡象表明，這可能真的會發生。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以及在全國性的政治生活中，黑人領袖們正在鼓動他們的窮人和黑人選民們去參與政治行動，這種情況以前還從未發生過。在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費城、洛杉磯、底特律，出現了黑人市長，這已經是很平常的事了。還有，破天荒地出了杰西·杰克遜（Jesse Jackson）這個廣受矚目的參加角逐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黑人。只要這一發展趨勢持續下去，人們就不能不顧及黑人和其他少數群體的選票，那么，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就會恢復對窮人之經濟地位的政治關切。
由富人為富人全面管理的整個現代經濟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陷入失敗。到那時，柯立芝與胡佛政府的災難將以不同的、現代的形式重演。這種管理體制包含了一個基本的矛盾，一方面是保守派對自由企業、貨幣主義幻想和為富人而采取的稅收政策的固守，另一方面是這樣一個硬道理，即現代經濟中的通貨膨脹、衰退與蕭條，只能通過來自國家全面的、有社會關切的干預才能得以避免或減緩。
具體地說，我們可以通過收入政策來預防通貨膨脹，但這帶來的是失業、設備閑置以及其他痛苦的衰退與蕭條，這就是貨幣主義政策的行事方式。或者，我們還可以通過稅收來管制需求（并限制赤字），并通過直接的政府干預和談判來限制工資和物價的螺旋形上升，這是更為良性的收入政策。不管保守主義者會感到不快還是徑直予以否定，這就是唯一的選擇了。經濟政策仍然是界乎于不快與災難之間的選擇。
在過去的這些年，富人們的管理體制已經選擇了貨幣主義與衰退。對他們來說，別的做法在意識形態上是不能容忍的。而且，靠高利率運轉的貨幣主義，對于那些有錢可貸出者的福利來說，并非沒有好處。跟那些沒有這種資源或者不得不借錢的人相比，那些支持這一立場的人更富裕。經濟學的一個典型謬誤是，它假定貨幣政策在社會上是中性的。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經濟的失敗與衰退可以再次把足夠多的人置于危險境地，這將威脅到人們因豐裕而產生的經濟上的滿足感，而政治態度和投票狀況將隨之改變。這正是大蕭條時所發生的情況。但是在那些樂觀的未來主義者的玄想中，所有這些或許已經裝不下了。他們的玄想，與所有那些曾經歷了經濟與政治預言破產的人的正確警告恰恰相反。毫無疑問，豐裕作為我們同情心來源的人性之光已經暗淡了不少。我們最好認識到，情況就是這樣。
我并不是預言，隨著豐裕的日益增長，保守派的政府將永遠在臺上執政。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處于選舉年的夏季，這么預言是一個冒險，對此，我已謹慎地放棄了。有別的事情決定著選舉，包括剛提到過的參加投票人數、婦女自身利益和選票，以及對海外投資的普遍疑慮，甚至還有更為緊迫的對核戰爭的恐懼。但我的確要說，社會豐裕的一個效應就是政治的日趨保守化，而且，若把過去這些年中的親富人運動（pro-affluent movements）僅僅看作是對一些社會關切的常規狀態的暫時偏離，那就是大錯特錯了。
（譯 / 昝 濤，校 / 牛 可）
一位經濟學家的傳奇人生
——加爾布雷斯述評
鄭 英
【內容提要】本文系統回顧了加爾布雷斯的生平、經濟思想和政治關懷。加爾布雷斯一生閱歷豐富、著述等身，始終活躍于學界和政界。加爾布雷斯對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進行了深入剖析，對主流經濟學進行了深刻批判。在他看來，大型企業構成了現代經濟的支柱，“看不見的手”并不能自動導致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和計劃應該發揮相應的作用。加爾布雷斯以切身行動向貧困宣戰，向戰爭說不。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aving had a colorful and influential life i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Galbraith has left behind him a big body of writings that cut deep into American capitalism and its mainstream economics. He held that large corporations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conomy. He never believed in the “invisible hand” and insisted that government and planning should have a role to play in maximizing social well-being. As a socialist， he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various campaigns against poverty and war.
一、引言
對于美國的經濟學家，我們可以略分為三類：學院派經濟學家、政府經濟學家和媒體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能夠貫通三界，這在美國分工細致的經濟學研究中并不多見。在他的頭銜上可以找到一連串閃光的稱謂：著名的經濟學家、積極的政治活動家、老練的外交官、小說家、專欄作家和暢銷書作者。①
加爾布雷斯特立獨行、為學不拘。他對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對主流經濟學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對美國政府的政治經濟政策進行了無情的抨擊。加爾布雷斯生活多變、閱歷豐富，學術研究和政治活動構成了他的人生主線。他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二戰期間，他曾擔任美國物價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局長、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團長。爾后，擔任經濟安全政策室主任，負責檢查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政策。他出任過幾屆總統及總統候選人顧問，并擔任過美國駐印度大使。加爾布雷斯筆耕不輟、著述等身，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文集、自傳以及小說。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四部著作：《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1952）、《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1958）、《新工業國》（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以及《經濟學和公共目標》（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1973）。
瑟羅（Lester Carl Thurow）有一句經典的評價，可以作為加爾布雷斯一生經歷的真實寫照：他置身于經濟思想主流之外，卻駐足于經濟事件主流之中。②
二、加爾布雷斯的生平③
1908年，加爾布雷斯出生于加拿大伊利湖（Lake Erie）北岸的一個名叫Iona Station的小鎮，并在南安大略（Southern Ontario）長大，這里生活著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蘇格蘭移民后裔。在他的自傳《我們時代的生活》（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1981）中，加爾布雷斯回憶到，自己的學校教育經常被農場勞動所打斷，學習成績也很一般。14歲時，年僅49歲的母親去世，父親成為他生活上的主要支柱。老加爾布雷斯是一名政府激進主義分子，虔誠擁護加拿大自由黨，積極投身于地方政治，還是加拿大自由黨縣級分支機構的一名資深官員。小加爾布雷斯經常跟隨他的父親在縣域范圍內四處游歷。也許正是父親的言傳身教，培養了加爾布雷斯的批判精神和政治熱情。④
1926年秋天，加爾布雷斯進入安大略農學院（Ontario Agricultural College），即現在的基輔大學（University of Guelph）學習農業經濟學。但是學習的內容都是一些農業知識而非經濟學。不過，他很早就顯示出寫作天賦，為當地的一家報紙寫每周專欄，介紹最新而實用的農業知識，并負責辦了一份校報。
1931年加爾布雷斯從安大略農學院畢業，并獲得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農業經濟學Giannini基金提供的獎學金。伯克利的學習階段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時光，他從過去及同時代的偉大經濟學家那里汲取了豐富的知識：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馬克思（Karl Marx）、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德國歷史學派、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和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第三年，他被送到戴維斯分校，帶領組建經濟系、農業經濟學系以及會計和農業管理系并教授相關的課程。顯然，這些行政工作和教職任務對他來說不是什么難事，他有足夠的時間撰寫自己的博士論文。⑤
1933年春，加爾布雷斯得到哈佛大學一個講師職位的機會，年薪2400美元。但是，他在哈佛大學的任教并不愉快，此后又在普林斯頓大學逗留了一段時間，甚至還做了一段時間《財富》雜志的編輯。學術之外，他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政治和寫作。1935年秋天，加爾布雷斯第一次遇到了小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Jr.）。兩年之后，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也來到了哈佛大學。正是在哈佛大學與肯尼迪兄弟之間建立的友誼為加爾布雷斯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筆。
早期對加爾布雷斯產生重要影響的，是他在農業調整管理局（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的工作。由于農產品的過度供給，政府通過補貼要求農場主控制產量，結果卻產生了許多富余的農場主。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在農場主和農場雇工之間分配政府補貼。農場主當然希望得到所有的政府補貼，雇工隨之變得極端貧困從而遷移到北方城市。加爾布雷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當然希望貧窮的雇工得到更大份額，而最終的結果卻是農場主獲得了全部的政府補貼，也同意不解雇工人并為他們提供一些支持。在華盛頓的經驗向他昭示了權力的重要性，權力這一主題幾乎貫穿了加爾布雷斯經濟學研究的始終。
在哈佛期間，加爾布雷斯的經濟研究逐漸遠離農業經濟學，開始從壟斷競爭的角度探討大蕭條的真正原因。當然，對他觸動最大的是1936年凱恩斯《通論》的出版和迅速傳播。加爾布雷斯如饑似渴地閱讀這本經濟學上的開創大作，不僅為凱恩斯深刻而獨到的分析所折服，更是嘆服凱恩斯的行文方式和語言之精妙。當然，加爾布雷斯最敬佩的是凱恩斯能夠運用實用主義的方法，識別出真實世界面臨的問題并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1936年，加爾布雷斯自愿加入羅斯福總統競選連任的隊伍，并且向華盛頓灌輸凱恩斯主義的思想。
1937年秋，加爾布雷斯成為美國公民，并且和阿特沃特（Catherine Merriam Atwater）成婚。隨后，加爾布雷斯遠渡重洋來到英國，在劍橋成為一名洛克菲勒研究人員。在那里雖然沒有見到凱恩斯，但是和后來大名鼎鼎的卡恩（Richard Kahn）、羅賓遜夫人（Joan Robinson）、斯拉法（Piero Sraffa）以及卡萊斯基（Michal Kalecki）等建立了長期緊密的聯系。他每周都去倫敦經濟學院參加由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羅賓斯（Lionel Robbins）主持的學術討論會。
1938年，加爾布雷斯回到哈佛，受托調查羅斯福新政（New Deal）中的公共項目。于是他頻繁往返于華盛頓，對當時的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1939年，加爾布雷斯和羅斯福有了第一次面對面的交談。1940年，加爾布雷斯成為全美農場主協會聯盟（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的常駐經濟學家。194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他成為白宮寫作班子的一員，大部分時間用來撰寫競選人的政治演講稿。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軍需產品需求的飛速增長導致了通貨膨脹。⑥加爾布雷斯出任美國物價管理局副局長，通過價格控制保證戰時的經濟穩定和資源動員。在他看來，價格控制非常成功，國民收入增長良好，短缺僅僅出現在威士忌、汽油等少數產品上，而且，取消價格控制后，物價僅僅出現過小幅上漲。這份工作為他的價格控制理論提供了生動案例。基于此，在如何應對通貨膨脹上，加爾布雷斯開出的藥方就是控制工資和價格。
受到盧斯（Henry Luce）的雇請，⑦1943～1948年間加爾布雷斯成了《財富》雜志的一名編輯。在這里，他煉就了詼諧優雅的文風，也進一步認識到大型企業在美國經濟中的支配性影響。他開始跳出新古典教科書的傳統框架，分析大型企業真正的運營方式、如何決策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1944年，加爾布雷斯重返華盛頓，擔任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團長，負責調查美國戰略轟炸的實際效果。調查結果出人意料：美國的戰略轟炸不僅只是破壞了德國5％的生產能力，⑧甚至強化了德國的軍事力量。轟炸破壞了大城市工商業，造成大量的城市失業人口，而德國的軍事力量主要分布在大城市之外，因而，轟炸不但沒有破壞德國的軍事力量，反而增強了德國軍需品的勞動力供給。根據他們的調查，德國在1945年初的坦克、飛機和步槍的生產能力甚至比1941年高。⑨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政府對這份寄予厚望的調查報告卻置若罔聞，繼續戰略轟炸。由此看來，國家的政治決策不一定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出發點，往往可能以某個利益集團（比如美國的軍事工業集團）的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出發點。
1948年秋，加爾布雷斯回到哈佛，講授農業經濟學和產業組織，但他仍然專注于政治和寫作。很快，有關權力關系的兩本著作《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和《價格控制理論》（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1952）相繼出爐。有關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股票市場泡沫以及其后經濟大崩潰歷史的著作《大崩潰：1929》（The Great Crash 1929，1955）也出版發行。1955年夏，加爾布雷斯安排了一年的時間游學和寫作一本有關貧困問題的著作。結果，《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1958）一經出版，立即風行全球。⑩
1959年秋，哈佛大學授予加爾布雷斯沃伯格（Paul Warburg）經濟學教席，同時給了他兩學期的假期開始《新工業國》（The New Industrial State，1967）的寫作。1960年11月，約翰·肯尼迪當選總統，派加爾布雷斯出任美國駐印度大使，他的寫作工作暫時中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不僅是加爾布雷斯的學術豐產期，也是他政治活動的活躍期。他是美國自由派游說組織“美國民主行動”（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的創建者之一，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兩次總統競選以及約翰·肯尼迪總統競選的顧問和寫作班底成員。
出任駐印度大使期間，{11}加爾布雷斯不斷地給肯尼迪寫信和發電報，反對美國政府過度地卷入越南戰爭和其他軍事行動。肯尼迪遇刺后，約翰遜（Lyndon Johnson）上臺，加爾布雷斯辭去了大使職務，但是繼續為約翰遜提供政策建議。1964年，約翰遜總統任命加爾布雷斯到白宮的一個任務小組，負責向貧困宣戰的相關事務。1969年，加爾布雷斯出版了《如何控制軍事》（How to Control the Military，1969），解釋了軍事力量和軍工企業對美國政府政策的強大影響力，強烈建議有必要進行軍備控制，呼吁政治家抵制軍事工業聯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過度影響。
1968年，他為議員麥卡錫（Eugene McCathy）的總統競選工作服務；1972年，為議員麥戈文（George McGovern）的競選工作服務；1976年，為尤德爾（Morris Udall）的競選工作服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又為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競選工作服務。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加爾布雷斯繼續努力把自己的經濟思想帶進更為廣闊的公眾視野。《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1977）和《經濟學大眾指南》（Almost Everyone’s Guide to Economics，1978）相繼出版。1972年，他當選為美國經濟學會主席。1976年，美國演化經濟學協會（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授予他凡勃倫—康芒斯獎。1982年，他被選為美國藝術和文學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iterature）的成員（共50人，他是經濟學家中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人），兩年之后，當選為主席。
這一時期，加爾布雷斯積極投身于學術活動，于1978年創建了期刊《后凱恩斯經濟學》（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75年他從哈佛大學退休，對于寫作和政治仍保持著一如既往的熱情。他強烈反對美國走向保守主義的趨勢，反對貪婪作為個人行為第一推動力的復興，尤其反對里根政府的管理政策，也反對克林頓政府降低國內支出和福利改革措施。加爾布雷斯強調：為了理解經濟，必須了解歷史；為了理解真實世界，必須理解權力所在。
由于他對經濟的駕輕就熟，對政治、權力的透辟了解（源自其非同尋常的介入）和對社會的持久關懷，盡管年事已高，加爾布雷斯也不曾放下手中的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又相繼出版了以下著作：《權力的剖析》（The Anatomy of Power，1983）一書解釋了權力的本質以及和經濟政治體系的關系；《經濟學展望：一個批判的歷史》（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History，1987）一書整合了經濟歷史和經濟思想的歷史；《好社會》（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1996）強調了在二十世紀的最后幾年，必須更加關注貧困問題；《經濟時代之旅：第一手觀點》（A Journey Through Economic Time： A Firsthand View，1994）回顧了美國過去一個世紀的經濟政策歷史；《羅斯福以來的重要人物》（Name-Dropping from F.D.R. On，1999）回顧了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的經濟政策。
三、加爾布雷斯的經濟思想{12}
加爾布雷斯接受了正統的經濟學訓練，卻對主流的經濟研究方法和主題不屑一顧。在他非同尋常的生活歷程中，主流經濟學穩定地向更加嚴格的數學模型發展，同時對老式的政治經濟學的興趣日漸淡薄。但是加爾布雷斯卻從未向這兩個方面移動分毫，他的著作絲毫沒有數學，他的興趣始終在政治經濟學方面，而且對政治方面的考慮至少處于與經濟學同等并時常更高的地位。{13}從某種程度上看，他是一個經濟社會學家，而非技術經濟學家，他把經濟學看成解釋現實世界的學問。正因如此，很多人甚至認為，他是在凡勃倫（Thorstein Bunde Veblen）、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和米歇爾（Wesley Clair Mitchell）之后，美國制度學派的最后代表。{14}
加爾布雷斯從不相信“看不見的手”。經濟學是用來解釋我們如何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用一整套數學假說論證求得最大化的經濟產出。{15}在他看來，現代微觀經濟學主要有三大支柱：消費者主權假設；利潤最大化目標；企業內的所有權力來源于企業所有者。加爾布雷斯不僅不迷信這些標準教條，而且一一進行了批判。主流經濟學理論割裂了經濟和真實世界之間的聯系。在真實世界中，權力對經濟和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還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他們都把分析的主體置于主流社會的邊緣。也許正是因為和主流經濟學研究之間的割裂，加爾布雷斯一生獲得了無數榮譽，卻始終得不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垂青。{16}
（一）現代經濟的二元系統
為了解釋現代經濟的運行，加爾布雷斯把現代經濟劃分為兩大系統：市場系統和計劃系統。第一個系統是由競爭性公司和小型壟斷企業組成的市場系統。他們以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但對價格和成本的影響有限，也不能影響消費者和政府。市場系統處于現代經濟的邊緣，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分析僅僅適合于市場系統的分析主體。第二個系統是由大型企業構成的計劃系統。他們能夠運用權力工具，操縱價格，影響消費者、社會甚至政府的行為。與市場系統中的企業被動地適應外部環境不同，他們能夠主動地創造外部環境。計劃系統處于現代經濟的中心，傳統理論分析卻“故意”忽略了這一點。正是這種分析主體上的差異促成了加爾布雷斯與新古典模型的決裂，轉而尋求一套可替代的理論體系，探討大型企業在現代經濟中的決定性影響。
從《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豐裕社會》、《新工業國》到《經濟學和公共目標》，對大型公司和權力的關注構成了加爾布雷斯經濟分析的主線。在他看來，大型公司的出現不是歷史的失常，而是生產模式演進的必然結果。他們支配著現代經濟的行為模式，完全區別于傳統理論的分析。按照“傳統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的解釋，競爭導致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最終能夠實現更大范圍的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市場決定價格和需求，而企業只能被動接受，因此，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徑就是確保市場的競爭性，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根據加爾布雷斯的觀點，現代經濟社會中，生產和銷售大部分商品和服務的都是少數的大型企業。隨著技術的進步，企業面臨的投資風險越來越大：時間、資本與人力劇增。事實上，正是大型企業資助了大部分導致技術變革的研究和開發。因而，大型企業至關重要。傳統理論始終把技術作為外生力量而置于經濟分析的框架之外，加爾布雷斯卻把技術作為自己分析的中心，從而對大公司的作用得出了與傳統理論相悖的結論。
隨著企業的逐步成長，生產過程越來越復雜，生產技術越來越精妙，個人已經難以控制工程技術、原料采購、質量控制、勞工關系以及市場營銷的方方面面，必須由各方面的專家組成一個團隊，共同管理現代企業的決策行為。于是，群體決策和技術專家變得日益重要，權力從個人所有者轉向了生產過程中具有專業知識的技術結構階層（technostructure）。
（二）技術結構階層和計劃
技術結構階層由企業代表、員工代表、企業董事、律師、科學家、工程師、會計和營銷專家等專業技術人員組成。他們在土地、資本和勞動之外構成了生產的第四種要素。技術結構階層決定生產什么樣的產品，選擇什么樣的生產技術，以及通過市場營銷和定價策略銷售產品，并負責企業的內外融資等。在一個成熟的企業里，技術結構階層的決策權從股東那里獲取，他們追求自己的目標，滿足生存和自治的需要。根據加爾布雷斯的論述，技術結構階層有兩方面的目標或者說需要：一是為了確保生存的保護性需要（protective need）；二是為了強化地位的肯定性需要（affirmative need）。
技術結構階層首先需要確保自己的生存，避免股東不滿而被驅逐。低收益或者高損失都可能對技術結構階層的決策權形成挑戰，因為股東們會聯合起來對抗企業的管理，甚至拋售股票，最終導致新的資本進入和技術結構階層的重建。企業規模擴張不僅能夠確保一定水平的利潤，而且創造出了新的機會和崗位，技術結構階層之間的競爭不再是零和博弈。通過企業的規模擴張以及技術領先來首先追求滿意水平的利潤而非最大化的利潤成為了技術結構階層的追求目標。正如加爾布雷斯所言：和市場規則相容的利潤最大化并非必然，壟斷性企業可以選擇利潤最大化之下的水平，這種行為卻和企業追求壟斷地位的目標不容。計劃不是尋求市場機會的結果，而是市場不確定的結果。對市場的從屬性以及對市場結果的從屬性已經不復存在，因此，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利潤最大化仍然是技術結構階層的追求目標。{17}
對技術結構階層而言，還必須確保利潤的穩定性。在成本、需求以及價格發生變動后，利潤通常也會發生變動，技術結構階層不僅需要直接控制價格和成本，還必須有能力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行為偏好。為了降低市場的不確定性，企業必須有相應的計劃措施。{18}比如，通過垂直一體化來控制供應商和銷售渠道；通過開發多樣性的產品應對消費者偏好的突然轉變；通過廣告來引導和控制消費者偏好；通過生產商和供應商之間的長期合同來消除短期市場波動帶來的不確定性。
對現代經濟而言，計劃顯得尤其重要。企業需要同時具備影響商品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能力。越是精密的技術，越需要高端的專業人員，越需要有穩定的市場前景。通過計劃手段能夠確保企業獲得穩定的勞動力、資源和長期的購買承諾。加爾布雷斯關于計劃的論述引發了誰來掌控計劃以及私人利益如何保護的問題。他曾經警告說：生產什么并非取決于消費者，消費者似乎通過貨幣投票來決定生產；事實卻是，生產者預先控制市場，決定消費者需求，從而決定生產什么。{19}這就產生了所謂的消費者主權被生產者主權取代的問題。
（三）消費者主權的局限性
加爾布雷斯指出，經濟學家在發展消費者需求理論時總是基于兩個基本命題：一是消費者需求得到滿足本身不會使需求量減少；二是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的需要源自消費者本身，不會受營銷手段等外部因素干擾。在他看來，這兩個命題都是錯誤的。第一個命題顯然違背了我們通常所知的常識，例如，人們每天需要的食物是一定的，滿足一定的需要后，需要就會降低。對第二個命題的批判具有顛覆性意義，加爾布雷斯用生產者主權推翻了消費者主權的傳統假定。
新古典主義的教科書指出，消費者的意愿、興趣、偏好和品味具有最高權威，最終決定了生產者行為，這就是消費者主權的經典描述。加爾布雷斯從現代經濟的雙重系統出發，認為現代經濟由大型企業所主宰，生產本身不是為了滿足消費者需要，生產可以創造消費者需求，因而消費者主權在現代經濟中難以實現。雖然生產者和市場營銷人員經常宣稱他們只是被動地適應消費者的自然需求，而實際上是他們在創造消費者需求。
加爾布雷斯指出，在現代經濟中，消費者的意愿并非由經濟之外的諸如生物、文化或者其他因素給定，而是至少部分地受經濟內的生產者影響。很多情況之下，商品和服務帶給消費者的效用并非來自于消費者的客觀需要，而是生產者創造了這些需要。這一點被無孔不入的廣告以及其他現代營銷手段所證實。生產者從自身利益出發，運用這些營銷手段來鎖定消費者的品味、意愿和偏好。生產者通常“制造出”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的興趣，而這些可能并非消費者的實際需要。對此，加爾布雷斯有一段經典的描述：
要不是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受到魔鬼的驅使，滿懷激情地購置絲綢襯衣、廚房用具、夜壺、橘子水，我們有一萬個理由為找到好商品所付出的努力鼓掌加油。蹊蹺的是，火焰得撲滅了。如果這種熱情應該源于自身，如果釋緩熱情的努力使得魔鬼更加賣力，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到合理的解決方案。除非受傳統認識的限制，你就該考慮消費更多的商品還是更少的商品呢？{20}
（四）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
在加爾布雷斯的經濟思想中，有關通貨膨脹和貨幣政策的內容散見于他的諸多文獻。他在思考經濟管理和貨幣穩定問題過程中，最終成就了《貨幣：來自何處，去向何方》（Money：Whence it Came， Where it Went，1975）一書。書中詳細考察了貨幣、銀行和貨幣政策的歷史。
通貨膨脹源于何處？從歷史上看，可能來自于戰爭，也可能來自于自然災害。二戰以后的和平時期，通貨膨脹又源于何處呢？加爾布雷斯認為，如果需求超過了工廠和勞動力所能提供的產能極限，增加的需求就會導致價格上漲。這一觀點和凱恩斯論述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相類似。不過，在二元系統的現代經濟中，必須對兩種系統下的通貨膨脹和反通貨膨脹措施區別對待。
在市場系統中，價格上漲是需求增加的自動反映，需求增加既可能是信貸數量的擴張，也可能是政府支出的增多。兩方面的原因都容易控制，因而需求可以降低，價格也可以恢復如初。但是，如果工會的力量比較強大，爭取到更高工資，必然意味著生產成本的上升和產品價格的提高。在計劃系統中，情況則完全不同。大型企業具有控制價格的能力，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能夠把工資上漲的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短期看，這種做法雖然可能損害到企業的規模擴展，也總比工人罷工破壞生產的情況強。特別是對技術結構階層而言，這種方式不用承擔漲價帶來的任何成本。從歷史上看，大型企業傾向于接受工會組織的要求。正因為如此，大型企業的工資水平表現出一種螺旋型上升的趨勢，產品價格呈現出一種慢性通貨膨脹的特征。
正是對通貨膨脹產生根源的獨特描述，加爾布雷斯在反通貨膨脹的政策建議上也區別于主流經濟學中逆向而為的需求管理政策。這一點在他出任美國物價管理局副局長時表現得淋漓盡致，他開出的藥方簡單而直接：控制工資和價格。
四、加爾布雷斯的政治關懷
加爾布雷斯一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和通常“冷血”的政治家不同，他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政治家的理念，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貧困問題的關注，在他的影響之下，美國掀起了一場向貧困宣戰的運動，大大改善了美國的貧困狀況；二是對戰爭的堅決反對，雖然他從事為政府服務的工作，卻反對美國幾乎所有的軍事行動，同時對美國日益龐大的軍事工業聯合體敲響警鐘。
（一）向貧窮宣戰
1958年，加爾布雷斯出版了《豐裕社會》。該書并非為美國日益富足的經濟社會歌功頌德，而是深刻剖析了美國豐裕社會背后的貧困問題。在他看來，“看不見的手”有促使私人經濟繁榮和公營經濟凋敝的趨勢。{21}美國市場上雖然充斥著消費性商品，但社會服務卻相當貧乏。商品繁榮剝奪了諸如清新的空氣、干凈的街道、良好的學校、高雅的藝術等社會福利。如果人們在個人奢侈消費上開支少一些，在外部公共環境上開支多一些，那么美國人民的生活就會更長遠，更有意義。書中提出一個二元命題：“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穢”（private opulence and public squalor），下面這段描述可謂入木三分：
開著桃木內飾、配備空調、動力轉向和機動剎車功能的汽車出游的家庭，穿過了一座座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建筑破敗、廣告林立和到處立著橫七豎八的電線桿的城市，到達了幾乎被商業藝術遮蔽不見的鄉村……。他們從便攜式冰箱里取出包裝精美的食物，在污濁的河流邊野餐。他們在一個停車場過夜，這里危及著公共衛生和道德。他們躺在尼龍帳篷下面的氣墊床上，被腐敗的垃圾散發出的陣陣惡臭包裹著，就在入睡前，或許他們會反思幸福為何如此不均等。難道這就是美國的精英嗎？{22}
在《豐裕社會》之后，哈靈頓（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1962）也出版發行，貧困問題成為美國社會普遍關注的核心問題，并最終導致約翰遜政府提出了“向貧窮宣戰”口號和“偉大社會”計劃。加爾布雷斯在為約翰遜總統起草的“偉大社會”演講中向全美國呼吁：偉大社會應該人人富足和自由，消滅貧窮和種族歧視；孩子們能夠學習知識，豐富他們的大腦，發揮他們的才智；人們能夠享受閑適，更加關注生活的質量而非商品的數量；社會為市民提供的不僅是豐富的物質，更要滿足他們對美的追求和對社會和諧的渴望。{23}盡管有關“偉大社會”計劃的各種批評和爭議依然存在，但是，它在解決美國貧窮問題上確實發揮了重大作用。一個重要事實就是非洲裔美國人的貧窮率從1959年的55％下降到了1970年的33％，對應年份美國整體的貧窮率從22％下降到了12％。{24}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里根總統的一句名言成為了改變整個社會的風向標：政府不是問題的答案，而是問題的根源。加爾布雷斯所倡導的“新社會主義”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成為了歷史。
加爾布雷斯對貧窮的關注并不局限于美國，而是投向了問題更為嚴重的第三世界。加爾布雷斯認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兩大趨勢：富裕國家變得越來越富裕，貧窮國家卻陷入亙古的貧窮之中，包括大部分非洲國家和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等部分國家。這些地區的長期貧窮已經形成了“順應貧窮”（the accommodation of poverty）的貧窮文化，不思進取、缺乏熱情，產生了宿命論的意識，從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貧窮鏈。長期來看，解決這些地方的貧窮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城市化，把他們從農業領域拽到生產潛力更大的工業領域，但是不能犧牲其他更具基礎性的方面，包括政治穩定、教育以及文化投資。我們必須記住一個簡單的事實：當今世界上，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民是貧窮的，也沒有愚昧無知的人民是不貧窮的。
貧困扼殺人們的創造力，摧毀人們的能量，阻止人們追求美好的事物。順應貧困，就是讓貧困永生不滅。沒有人知道這到底有多重要，但是以我所見，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現實。{25}
（二）向戰爭說不
加爾布雷斯的反戰思想非常堅決。出任美國駐印度大使期間，盡管遠離華盛頓，他還是經常寫信、致電，設法將自己的意見、觀點為肯尼迪所知曉。他關注柏林危機、印度支那戰爭、豬灣（the Bay of Pigs）危機、古巴導彈危機，反對越南戰爭。1961年10月，加爾布雷斯致信肯尼迪：“盡管我多次為柏林之事煩惱，但我總想，事情還是可以解決的。越南之事更讓我憂心。越南戰爭更復雜，更難控制，更多變，更容易引起誤解。更糟糕的是，對如此復雜的情況，對我們駐守越南的戰友的政治判斷力，我沒有絲毫信心。順便說一下，哈里曼（Averell Harrima）同意我的觀點。”{26}
不幸的是，哈里曼，這位前紐約市長和外交政策顧問，后被肯尼迪提拔為國務卿助理，旋即開始反對加爾布雷斯。1962年春，加爾布雷斯給肯尼迪發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反對美國卷入越南，反對國家安全顧問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軍事顧問泰勒（General Maxwell Taylor）、國防部長麥克拉馬拉（Robert McNamara） 和國務卿拉斯克（Dean Rusk）這些“智庫”建議派重兵防衛南越。哈里曼和肯尼迪的其他顧問都對加爾布雷斯的備忘錄予以抨擊。
肯尼迪遇刺后，加爾布雷斯協助約翰遜總統的工作。他在新總統身上看到了成就偉大國內政策的希望。但是兩年后，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他離開了約翰遜，口誅筆伐，成為一名勇敢而不知疲憊的反戰斗士。加爾布雷斯甚至給出了美國跳出戰爭泥潭的具體建議。{27}
另外，加爾布雷斯對軍事工業聯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看法解釋了人民利益如何屈從于軍工企業和五角大樓的利益，從而導致資源錯配、權力錯位。加爾布雷斯指出，政府開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非理性的和無目的的開支，無法證明這些開支是為了滿足公共需要；第二類是為了滿足政府當前和過去項目所需的日常開支，比如社會保障和國防研究；第三類是政府對未來資本進行投資，包括教育、環境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公眾監督機制的缺失使得軍事工業聯合體足以控制政府開支。原因有二，第一，普通市民缺少專業的技術知識、經驗和機密信息，而且很少涉及軍事相關的問題；第二，直到交易最后完成，一般民眾甚至意識不到軍事方面的運作和支出，甚至不會爭論和質疑一個國家應該保持多大規模的國防開支。在這種情形下，分配政府支出的權力一旦落到軍事工業聯合體上，就必須有相應的監督機制來確保公共資源的有效利用。{28}
冷戰時期美國軍事工業聯合體的發展使得美國保持了軍事上的優勢，從而保持一種非正式的世界帝國地位。這種機制具有自我維持和強化的功能，因為在武器研究上，供給能夠創造自身的需求，而且武器從其本質而言是為了破壞自身，軍事力量越強大，資源消耗越多。公共制度對政府監督的失效使得軍事工業聯合體獲得特權，侵蝕公眾利益，危及經濟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累。特別地，在市場飽和與需求不穩定時，鼓勵沖突成為最好的解決辦法。軍事工業聯合體的過度膨脹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的沖突和全球不穩定。盡管加爾布雷斯研究的是冷戰期間軍費開支的危險性，但其關于軍事力量對美國政府的影響的論斷，今天依然適用。
五、結語
加爾布雷斯，這位經濟、政治和思想界的巨匠，走過了風云變化的兩個世紀，走完了自己精彩的人生。逝者已去，生者當勉。就以加爾布雷斯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對他的評述為結尾，來祭奠這位傳奇人物吧：
我相信，加爾布雷斯一生堅守的事業、決心和先見之明是最好的美國自由主義的傳統——頑強、實際、慷慨和富于同情心。（里奇·帕克爾）{29}
從任何意義上來說，加爾布雷斯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為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經濟和政治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是哈佛的象征，我們再也見不到這樣的大師了。（勞倫斯·薩默斯）{30}
他留下了長長的影子。沒有他，哈佛不會像今天這樣輝煌。（德瑞克·伯克）{31}
他一生的智慧和貢獻繼續激勵我們前進。（比爾·克林頓）{32}
正如加爾布雷斯改變了世界的意識，加爾布雷斯贏得了我們的愛戴與信任。（格洛里亞·斯坦納姆）{33}
勇敢地對抗傳統智慧。（小阿瑟·施萊辛格）{34}
加爾布雷斯不僅完完全全了解印度，而且就如何減少兩國差異給出了合適的建議。（阿馬蒂亞·森）{35}
一位良師、教練、批評家和朋友。（詹姆斯·加爾布雷斯）{36}
我們還沒有（進入）家父期望的好社會，但是，在他的帶領到下，我們離理想更近了。（彼得·加爾布雷斯）{37}
【注釋】
①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②約翰·伊特韋爾，默里·米爾蓋特和彼得·紐曼（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E-J，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頁。
③關于加爾布雷斯的生平，主要以下述文獻的描述為藍本：Stephen Dunn & Steven Pressman，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No.2， April 2005， pp.161-209。
④加爾布雷斯在哈佛大學的密友和合作伙伴帕克爾 （Richard Parker）回憶到，加爾布雷斯經常談起他父親的故事：闊步走在鄰居谷場集聚的人群前，爬上高高的肥料堆上，要求這些驚訝的看客保持安靜，然后，面容真誠（但是兩眼炯炯有神）地向大家道歉。Richard Parker， “Early Influences on Galbraith’s Worldview and Economics”， H. Sasson （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s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147—159。
⑤不過，根據加爾布雷斯自傳中的描述，他的博士論文探討加利福尼亞縣域支出問題，沒有什么突出之處，只是為了混個博士學位。
⑥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⑦同上。盧斯是《時代》（Time）、《生活》（Life）和《財富》（Fortune）的發行人，公開反對羅斯福和“新政”，但是贊成運用凱恩斯主義擴大政府開支以刺激經濟增長。加爾布雷斯為《財富》撰文，通常會撩撥意識形態的牢騷，作為同事的盧斯會給予其保護。
⑧同上。
⑨盡管受到威脅，加爾布雷斯仍然堅持按照調查的實際結果進行公布。后來，加爾布雷斯被派到日本調查戰略轟炸的結果，五角大樓為他在9000英里之外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宣布戰略轟炸非常成功。
⑩《豐裕社會》為加爾布雷斯贏得了無數榮譽，被翻譯成多國文字，獲得了Tamiment圖書獎和Sidney Hillman獎。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 June， 2003， p.15。
{11}順便說一下，加爾布雷斯92歲的時候，被印度總統授予最高榮譽獎（the Padma Vibhushan）。
{12}對加爾布雷斯經濟思想的介紹，我們吸收了下述文獻建立的分析框架：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June， 2003， pp.15-19.
{13}約翰·伊特韋爾，默里·米爾蓋特和彼得·紐曼（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E-J，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頁。
{14}見紐約新派大學（The New School）的加爾布雷斯主頁http：//cepa.newschool.edu/het/profiles/galbraith.htm。此外，諾貝爾（Holcomb Noble）和馬丁（Douglas Martin）在《紐約時報》上祭奠加爾布雷斯的文章中也指出，“在許多人看來，加爾布雷斯是美國制度學派最重要的嫡系子孫。”Noble， Holcomb and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15}Madrick， Jeff，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16}加爾布雷斯去世之后，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弗蘭克（Robert H. Frank）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諾貝爾獎有時頒發給理由正確但結論錯誤的學者，但從不會頒發給結論正確而理由錯誤的學者。Rorbert H. Frank， “ Right for the Wrong Reasons： Why Galbraith Never Got the Prize Top of Fo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2006。2000年克林頓總統在白宮為他頒發自由勛章（The Medal of Freedom，美國國家最高市民榮譽）時，加爾布雷斯說：“我非常感謝這項榮譽，我會努力抱以適當的謙虛。”哈佛大學時任校長陸登庭（Neil L. Rudenstine）教授這樣評論：“半個多世紀以來，加爾布雷斯為我們的公共話語世界注入了知識分子的深刻犀利、慷慨博大、優雅、純粹與最偉大的良知。”“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Recipient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www.medaloffreedom.com/JohnGalbraith.htm。
{17}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2nd e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p.122.
{18}加爾布雷斯所稱的的計劃（Planning）不只是科斯（Ronald Coase）意義上協調（Coordination）的概念。按照科斯的理解，企業不過是在各種形式的合約進行選擇的結果；按照加爾布雷斯的理解，企業是一種能夠降低市場不確定性的制度。
{19}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7， p.6.
{20}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8， pp.126-127.
{21}約翰·伊特韋爾，默里·米爾蓋特和彼得·紐曼（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E-J，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頁。
{22}加爾布雷斯的兒子曾經笑稱，如果每次引用這段經典描述都能收5美分的版稅，他們家族都能進《福布斯》400強了。Richard Parker， Henry Aaron， James Galbraith， James Fallows and E.J.Dionne， “The Legacy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Brookings/New America Foundation Briefing， Falk Auditoriu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4， 2005。
{23}Johnson， Lyndon， “Great Society Speech”，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Book I （1963-64）， 1964， pp.704-707.
{24}2000年時，非洲裔美國人的貧窮率為22％，美國整體水平的貧窮率為11％。Germany， Kent Barnett， “War on Poverty”，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An Encyclopedia， Edited by Alice O’Connor and Gwendolyn Mink， Santa Barbara： ABC-Clio （forthcoming）。
{25}Aurora Online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aurora.icaap.org/talks/galbraith.htm.
{26}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27}在他出版的《如何跳出越南泥坑：解決當前最棘手問題的可行方案》（How to Get Out of Vietnam： A Workable Solution to the Worst Problem of our Time，1967）中，加爾布雷斯建議，美國應該把軍隊撤回到城市和沿海，建立一些可以防衛的基地，進而等待機會進行談判。
{28}Roberts， Nathan， “The Role and Effect of Arms on the 21st Century： Re-evaluating the Idea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o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orking Paper， Undergraduate Economic Research at Austin College， 2006.
{29}2005年帕克爾出版了傳記《加爾布雷斯：他的人生，他的政治學，他的經濟學》（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2005）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帕克爾是執教于哈佛肯迪尼政府（管理）學院（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經濟學家。盡管他批評加爾布雷斯的一些作品，或是指正他過去偶爾出現的錯誤，但他始終是加爾布雷斯的密友和合作伙伴。
{30}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如此評價加爾布雷斯。目前，薩默斯爾已經辭去哈佛校長職務。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News Office，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4/30-galbraith.html。
{31}哈佛大學校長伯克（Derek Bok）在加爾布雷斯悼念會上致辭。致辭時為前任校長，2006年 7月1日繼薩默斯任代理校長。Ken Gewertz，“Galbraith remembered as giant：Family， friends share stories of wisdom， wit， and kindness”，Harvard News Office，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5/31-galbraith.html。
{32}美國前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未能參加加爾布雷斯的悼念會，但發來一封信。
{33}女權主義者、激進主義分子和作家斯坦納姆（Gloria Steinem）在加爾布雷斯悼念會上致辭，但是在稱贊加爾布雷斯的同時，她說“公共部分和私人從來沒有過不和諧”。
{34}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未參加加爾布雷斯悼念會，但準備了致辭，由其子Stephen Arthur Schlesinger代讀。他稱加爾布雷斯為“最親密的朋友”。
{35}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在1960年代加爾布雷斯出使印度時，兩人相識。1987年阿馬蒂亞·森來到哈佛任教后，他們繼續保持深厚的友誼。
{36}詹姆斯·加爾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是加爾布雷斯的兒子，美國經濟學家。他在悼念會上說，父親給了他很多好的建議。
{37}外交家彼得·加爾布雷斯（Peter W. Galbraith）是加爾布雷斯的兒子。
①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②約翰·伊特韋爾，默里·米爾蓋特和彼得·紐曼（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E-J，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頁。
③關于加爾布雷斯的生平，主要以下述文獻的描述為藍本：Stephen Dunn & Steven Pressman，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No.2， April 2005， pp.161-209。
④加爾布雷斯在哈佛大學的密友和合作伙伴帕克爾 （Richard Parker）回憶到，加爾布雷斯經常談起他父親的故事：闊步走在鄰居谷場集聚的人群前，爬上高高的肥料堆上，要求這些驚訝的看客保持安靜，然后，面容真誠（但是兩眼炯炯有神）地向大家道歉。Richard Parker， “Early Influences on Galbraith’s Worldview and Economics”， H. Sasson （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s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147—159。
⑤不過，根據加爾布雷斯自傳中的描述，他的博士論文探討加利福尼亞縣域支出問題，沒有什么突出之處，只是為了混個博士學位。
⑥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⑦同上。盧斯是《時代》（Time）、《生活》（Life）和《財富》（Fortune）的發行人，公開反對羅斯福和“新政”，但是贊成運用凱恩斯主義擴大政府開支以刺激經濟增長。加爾布雷斯為《財富》撰文，通常會撩撥意識形態的牢騷，作為同事的盧斯會給予其保護。
⑧同上。
⑨盡管受到威脅，加爾布雷斯仍然堅持按照調查的實際結果進行公布。后來，加爾布雷斯被派到日本調查戰略轟炸的結果，五角大樓為他在9000英里之外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宣布戰略轟炸非常成功。
⑩《豐裕社會》為加爾布雷斯贏得了無數榮譽，被翻譯成多國文字，獲得了Tamiment圖書獎和Sidney Hillman獎。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 June， 2003， p.15。
{11}順便說一下，加爾布雷斯92歲的時候，被印度總統授予最高榮譽獎（the Padma Vibhushan）。
{12}對加爾布雷斯經濟思想的介紹，我們吸收了下述文獻建立的分析框架：Doc.Ing.Ivan Figura， CSc.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IATEC， National Bank of Slovakia， Volume XI，June， 2003， pp.15-19.
{13}約翰·伊特韋爾，默里·米爾蓋特和彼得·紐曼（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E-J，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頁。
{14}見紐約新派大學（The New School）的加爾布雷斯主頁http：//cepa.newschool.edu/het/profiles/galbraith.htm。此外，諾貝爾（Holcomb Noble）和馬丁（Douglas Martin）在《紐約時報》上祭奠加爾布雷斯的文章中也指出，“在許多人看來，加爾布雷斯是美國制度學派最重要的嫡系子孫。”Noble， Holcomb and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15}Madrick， Jeff， “A Mind of His Ow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2， No.9， May 26， 2005.
{16}加爾布雷斯去世之后，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弗蘭克（Robert H. Frank）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諾貝爾獎有時頒發給理由正確但結論錯誤的學者，但從不會頒發給結論正確而理由錯誤的學者。Rorbert H. Frank， “ Right for the Wrong Reasons： Why Galbraith Never Got the Prize Top of Fo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1，2006。2000年克林頓總統在白宮為他頒發自由勛章（The Medal of Freedom，美國國家最高市民榮譽）時，加爾布雷斯說：“我非常感謝這項榮譽，我會努力抱以適當的謙虛。”哈佛大學時任校長陸登庭（Neil L. Rudenstine）教授這樣評論：“半個多世紀以來，加爾布雷斯為我們的公共話語世界注入了知識分子的深刻犀利、慷慨博大、優雅、純粹與最偉大的良知。”“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Recipient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www.medaloffreedom.com/JohnGalbraith.htm。
{17}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2nd edi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p.122.
{18}加爾布雷斯所稱的的計劃（Planning）不只是科斯（Ronald Coase）意義上協調（Coordination）的概念。按照科斯的理解，企業不過是在各種形式的合約進行選擇的結果；按照加爾布雷斯的理解，企業是一種能夠降低市場不確定性的制度。
{19}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7， p.6.
{20}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58， pp.126-127.
{21}約翰·伊特韋爾，默里·米爾蓋特和彼得·紐曼（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2卷：E-J，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487—488頁。
{22}加爾布雷斯的兒子曾經笑稱，如果每次引用這段經典描述都能收5美分的版稅，他們家族都能進《福布斯》400強了。Richard Parker， Henry Aaron， James Galbraith， James Fallows and E.J.Dionne， “The Legacy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Brookings/New America Foundation Briefing， Falk Auditoriu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4， 2005。
{23}Johnson， Lyndon， “Great Society Speech”，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 Book I （1963-64）， 1964， pp.704-707.
{24}2000年時，非洲裔美國人的貧窮率為22％，美國整體水平的貧窮率為11％。Germany， Kent Barnett， “War on Poverty”，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 An Encyclopedia， Edited by Alice O’Connor and Gwendolyn Mink， Santa Barbara： ABC-Clio （forthcoming）。
{25}Aurora Online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ttp：//aurora.icaap.org/talks/galbraith.htm.
{26}Jeff Madrick， “A Mind of His Own”.
{27}在他出版的《如何跳出越南泥坑：解決當前最棘手問題的可行方案》（How to Get Out of Vietnam： A Workable Solution to the Worst Problem of our Time，1967）中，加爾布雷斯建議，美國應該把軍隊撤回到城市和沿海，建立一些可以防衛的基地，進而等待機會進行談判。
{28}Roberts， Nathan， “The Role and Effect of Arms on the 21st Century： Re-evaluating the Ideas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o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Working Paper， Undergraduate Economic Research at Austin College， 2006.
{29}2005年帕克爾出版了傳記《加爾布雷斯：他的人生，他的政治學，他的經濟學》（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2005）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帕克爾是執教于哈佛肯迪尼政府（管理）學院（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經濟學家。盡管他批評加爾布雷斯的一些作品，或是指正他過去偶爾出現的錯誤，但他始終是加爾布雷斯的密友和合作伙伴。
{30}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如此評價加爾布雷斯。目前，薩默斯爾已經辭去哈佛校長職務。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News Office， 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4/30-galbraith.html。
{31}哈佛大學校長伯克（Derek Bok）在加爾布雷斯悼念會上致辭。致辭時為前任校長，2006年 7月1日繼薩默斯任代理校長。Ken Gewertz，“Galbraith remembered as giant：Family， friends share stories of wisdom， wit， and kindness”，Harvard News Office，http：//www.news.harvard.edu/gazette/daily/2006/05/31-galbraith.html。
{32}美國前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未能參加加爾布雷斯的悼念會，但發來一封信。
{33}女權主義者、激進主義分子和作家斯坦納姆（Gloria Steinem）在加爾布雷斯悼念會上致辭，但是在稱贊加爾布雷斯的同時，她說“公共部分和私人從來沒有過不和諧”。
{34}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未參加加爾布雷斯悼念會，但準備了致辭，由其子Stephen Arthur Schlesinger代讀。他稱加爾布雷斯為“最親密的朋友”。
{35}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 （Amartya Sen）在1960年代加爾布雷斯出使印度時，兩人相識。1987年阿馬蒂亞·森來到哈佛任教后，他們繼續保持深厚的友誼。
{36}詹姆斯·加爾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是加爾布雷斯的兒子，美國經濟學家。他在悼念會上說，父親給了他很多好的建議。
{37}外交家彼得·加爾布雷斯（Peter W. Galbraith）是加爾布雷斯的兒子。
鄭 英：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出版編輯中心，510410
權力和良知：加爾布雷斯的政治
牛 可
【內容提要】作為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給二十世紀后半葉的美國政治史和思想史留下了深刻印記。本文首先試圖揭示內在于加爾布雷斯經濟學中的道德和社會關懷之特性，指出其本身就是一種旨在和政治達成相容和互動關系的經濟學。文章著重考察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中期加爾布雷斯的政治活動，從中凸現如下主旨：加爾布雷斯之于政治權力，無論是襄助和介入，還是離棄和批判，都始終致力于把良知注入其中，也始終保持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批判精神。加爾布雷斯不僅以學術和思想，而且以政治行動塑造了一個卓越的知識分子典范。
Abstract：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notable economist， has left deep imprints upon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social and moral concerns inherent in， and to a large extent peculiar to， the Galbraithian economics， which were meant to bear upon politics. The author focuses his attention on the political involvement of Galbraith from early 1950s through mid 1970s， with the intention of showing how Galbraith， whether as a devoted insider of the political power or as a critical outsider of it， has remained loyal to his own good sense and his integrity as an independent and critical intellectual. He has thus set up a good example of associating sound scholarship with political activism.
從信念中獲得解放是變革事業中最為艱巨的任務，其他的一切任務都取決于此。
——加爾布雷斯
如果聽任諸種經濟力量自行其是，則其除了為有權有勢者造福外，絕不會為了行善而運作。
——加爾布雷斯
在學術圈子里，他身背其著述易懂可讀之罪，有時也因此而不被信任；在行動派的圈子里，他又犯下思想客觀求實、諍言招人厭惡之罪。
——格洛里亞·斯坦內姆（Gloria Steinem）
2006年4月29日，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出生于1908年10月15日）走完了他漫長、豐富多彩而成就非凡的生命旅程。在與他的生命密切相連長達60多年的哈佛大學，①經濟學上是其晚輩但并非同道的校長薩默斯致哀說：“加爾布雷斯是完全意義上的巔峰式人物。他的思想在經濟和政治上對二十世紀下半葉構成了最重要的貢獻。他是哈佛的標志，我們再也看不到這樣的人物了。”②
無論是作為經濟學家、多種文體的作者和社會政治思想家，還是作為一個獨特的知識分子，加爾布雷斯都將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中占據耀眼的位置。他留下了包括經濟學專著、文集、自傳和三部小說在內的56本書，③以及無以數計的文章、演講文稿和媒體訪談。以其曉暢瀟灑、機敏凌厲、亦莊亦諧的文風，他創造了被認為是自索爾斯坦·凡勃倫以來無出其右的“加爾布雷斯式文體”，使經濟學以空前的程度走近大眾。他造就了的“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常規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技術統治結構”（technostructure）等在英語世界內外廣泛流通的語匯，還有數不清的妙語雋言流播天下。從對人和世界的深切關懷出發，他為界定和闡發美國和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提出了豐富的思想，開辟了重要的論域。以“小聰明和大智慧的爆發性混合”（an explosive mixture of wit and wisdom），④他對流行于經濟學和更廣泛的社會政治領域里的成見和神話予以不懈的揭露和顛覆。他是超越了經濟學這門“沉悶的科學”的光彩奪目的思想巨星，并將其深刻的思想延伸到眾多領域。同時，憑其人格魅力和活躍的社會活動建立了極其廣泛的社會關系。他的名氣和他在諸多領域里取得的成功，都令人驚嘆。其同事、前哈佛文理學院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斷定他是“哈佛最有名的教授”。⑤他曾當選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美國經濟學最高榮譽，1972年），也是唯一以經濟學家身份當選的美國藝術和文學院（the American Academy and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主席（1984～1987年），還獲得了“百年來哈佛最有趣教授”的稱號。⑥不難想見，他有可觀的經濟收入——羅索夫斯基又稱其為哈佛教授中“靠寫作發財”的突出例子。⑦因此他又能夠成為成功的藝術品收藏家和慷慨的公益捐贈人。
但是，綜觀加爾布雷斯的一生，只有政治——更準確地說，是在倫理學意義上加以界定和規范的政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的中心和歸宿。他以經濟學立身成名，但他顯然棄絕“為知識而知識”的現代專業化學術倫理。在學術生涯中他不僅不回避和淡化政治，而且著意使自己的知識和思想與政治建立起直接而緊密的關聯。在他看來，政治是旨在改善并不完美的世界，建立“好社會”⑧的宏偉事業；而政治需要知識、思想和良知（good sense），政治的運作需要把充足的知識、恰切的思想和關于人性、人生和社會的良知注入權力。他正是在這里發現并終生堅守著自己的使命。他以多種方式、多種途徑介入政治，不忌諱自己有了一個“政客”（politician）的身份。在專業化學術對知識的公共屬性和政治意義產生深刻銷蝕作用的二十世紀，極少有人能像加爾布雷斯那樣，通過種種政治行動發揮思想、言論影響乃至改變世界的力量；也極少能有人像加爾布雷斯那樣深入而廣泛地介入、從容而有效地貫通思想的領域和行動的領域、學術的領域和公共政治的領域。
2004年9月，我剛到哈佛不久。在辦公室附近弗朗西斯路邊一棟大紅房子的門廳前窗上，我看見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和愛德華茲的標牌已早早地掛了出來，很是惹眼。雖說哈佛一向是民主黨的營壘，但就我在哈佛教授密集的街區所見，在大選投票日兩個多月前，這般舉動尚屬首例。我很快獲知，那是老加爾布雷斯的住所。大選以民主黨失敗而告終多日之后的一個陰雪天，我又看見那幅競選標牌，依舊醒目，但有一種別樣的冷清。此時我已聽說加爾布雷斯在大病臥床中。我在這一幕景象中感受到深沉而悠長的意味。
一
現代主流經濟學的一大特征是系統地排斥政治和其他“非經濟因素”，而非主流的加爾布雷斯經濟學（Galbraithian Economics）正與此相反，是一種將政治和政府置于中心地位的經濟學。或者說，加爾布雷斯經濟學本身就是一種旨在和政治達成相容和互動關系的經濟學。它的形成，也正是加爾布雷斯自其知識生活的早期階段即對公共生活和政治趨勢予以介入和回應的結果。加爾布雷斯的政治，實多有根源于加爾布雷斯經濟學，反之亦然。
加爾布雷斯經濟學滋長于二十世紀的經濟學譜系和激蕩的時代思潮之中。1931年，畢業于加拿大安大略農業學院畜牧學專業的加爾布雷斯來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始了正規經濟學教育。起初他主要的讀物是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灌輸的是新古典正統，但同時也接觸了經濟學異端凡勃倫，后者以人類學、社會學視角和方法看待經濟動機和行為，對美國資本主義富裕階層加以深刻分析和辛辣諷刺。⑨對他產生深遠影響的還有與凡勃倫同屬第一代美國制度經濟學派的里查德·艾利（Richard Ely）和約翰·康芒斯（John Commons）等人。美國老制度經濟學與德國歷史學派的政治經濟學血脈相通，都肯定和強調政府行為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方面的作用，而且都具有政治行動主義氣質。鑒于加爾布雷斯早年家庭的加拿大自由派背景和對政治活動的積極參與態度，他之接受制度經濟學的影響本在情理之中。十九世紀末美國興起進步主義運動，抗拒支配資本主義生活的叢林法則，制度經濟學正是這場政治運動重要的思想資源和思想成果。而進步主義又可以說是加爾布雷斯所終身服膺的新政自由主義的預演和前身。在美國范圍內，作為經濟學家和“執著的自由派”（abiding liberal，加爾布雷斯的自稱）的加爾布雷斯承續的正是制度經濟學與進步主義社會批判、改良思想的雙重傳統。⑩
在更大的范圍內看，加爾布雷斯經濟學可歸入遍及西方世界的“新政—凱恩斯革命”的大潮。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加爾布雷斯思想的成型期，正值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如火如荼之時。出身農民家庭、當時專攻農業經濟學的加爾布雷斯看到，一向在自由市場支配下的美國農業已然成為一個衰落潦倒的部門，而新政中的國家干預政策和公共管理措施則挽救了美國農業，甚至使之取得了較其他部門更高的增長率。對實際生活的切近觀察與制度主義的影響一樣，都削弱了他的正統經濟學信念。{11}所以當凱恩斯經濟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期傳入美國時，他已然做好了準備。{12}1937～1938年，加爾布雷斯在劍橋大學訪學一年，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凱恩斯主義理念。此后他成為凱恩斯革命在美國的前沿人物。
但加爾布雷斯經濟學并不是簡單的凱恩斯美國翻版。實際上，他和很多早期接受凱恩斯主義的美國經濟學家（如保羅·薩繆爾森）之間抵牾甚多，甚至分道揚鑣。加爾布雷斯的摯友施萊辛格認為他將制度主義和動態平衡分析結合起來——“讓凡勃倫和凱恩斯結婚”，更有效地使經濟學與政策問題、社會問題結合起來。{13}他主要通過著名的三部曲——《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新工業國》（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1967）和《經濟學與公共目標》（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1973）構筑起經濟學史上一個獨特的思想體系。一般認為，加爾布雷斯經濟學最突出的特點是對經濟生活中的權力問題的持續關注和透辟分析，而這是經濟學的“常規智慧”一向予以排斥的東西。加爾布雷斯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市場關系（“市場體系”）之外存在著權力關系（“計劃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壓制甚至取代了前者。現代大企業組織和壟斷的興起打破了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消費者主權”的神話，也打破了市場經濟作為單一競爭體自我運行和規制的假象。經濟集中是由現代經濟的技術本質所決定的必然現象，并不必然是消極的，而且通過反托拉斯修復自由市場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國夢。但是通過系統地培育“抗衡力量”（指真正從屬于市場的經濟行為體、工會，以及公平導向的、特別是控制工資和價格水平的政府規章），集中化的破壞性經濟和社會影響可以得到有效抑制，從而在“計劃體系”和“市場體系”之間達到平衡。比起凱恩斯經濟學，加氏經濟學更注重平等和公正問題，賦予經濟政策和經濟生活豐富的人文和社會的涵義并對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生活加以尖銳的批判。在以《豐裕社會》為代表的多本著作中，加爾布雷斯抨擊了消費主義的體制和文化，抨擊“多多益善”（more-is-better）的“無限增長心態”（growthmanship），以震動人心的方式“質疑了我們（美國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14}對他來說，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從來不是經濟學的終極目標。他是罕見的致力于關注“經濟學和生活質量”和“經濟發展的正當目標”的經濟學家。{15}值得一提的是，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研究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外援問題的熱潮中，加爾布雷斯也曾加入討論，他強調有效的政府管理、教育和社會正義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16}
盡管在公共思想領域享有盛譽，但在經濟學界，加爾布雷斯一直處于非主流的，甚至是邊緣的地位。其經濟學的風格氣質更接近十九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馬歇爾之后更“科學”的經濟學。與越來越技術化、狹窄化的正統學院經濟學不同，它不企圖成為關于經濟行為的“普遍科學”，不以理論本身為目的，不以理論的純粹、精確和邏輯嚴整為能事，因此也就不輕易采用 “提純”和“簡約化”（reductionism）的工具。這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斯作為一代經濟學巨人卻與諾貝爾獎無緣的原因，{17}或許也是其未能榮膺哈佛最高教銜——“校席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的理由。加爾布雷斯經濟學關注變動不居的現實和復雜多樣的公共生活問題，秉持動態的或者說“演進的”（evolutionary）分析方法——實際上是社會歷史的方法，富有現代經濟學整體上匱乏的人文關懷和倫理涵義。一位研究加爾布雷斯經濟學的專家斷定其代表了美國經濟思想中的實用主義傳統。{18}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則認為，加爾布雷斯在方法上的特性是具有運用經濟學通常所排斥的批判性描述（critical description）方法的高超技藝，善于觀察，合理發掘現象的意義，并提出有效挑戰通行的思想習慣的問題。{19}海爾布羅納則指出，加爾布雷斯和凱恩斯一樣，都取得了超越經濟學的成就，都致力于改變公眾對經濟學和政府作用的看法，但后者的目的是政治的（當然是狹義上的政治），前者的最終目的卻是道德的。加爾布雷斯使大眾認識到美國存在的經濟不平等具有內在的、突出的道德特性。{20}以上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對加爾布雷斯經濟學的特性和意義的認識，均有鞭辟入里之處。
就戰后經濟學的實際格局和走向而言，說加爾布雷斯經濟學是一種“反經濟學的經濟學”，或許亦不為過。他厭惡盛產理論和模型但遠離現實和良知的經濟學。他認為主流經濟學教條的實際效應正是助長了一個“沒有心肝的社會”。{21}他認為，靠“科學”幻覺自欺欺人的經濟學家們的一大弊病是以靜態方式處理經濟問題，由此他們可以“不費什么思量就可以堅持認為他們的研究對象也是凝固而確定的。商業企業、市場、消費者的行為，與（化學家的）氧分子和地質學家的花崗石一樣，都是給定的。……他們所獲得的全部信息都被嵌入他們固定的、一成不變的關于商業企業、市場、消費者行為和政府的經濟角色的觀點當中”。但對經濟體系的錯誤認知卻有著“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方便”，因為這樣專業經濟學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擁戴大企業的經濟、政治權力，對其中的社會不公正和政治危險亦可視而不見或者漠然處之了。加爾布雷斯譏諷說，現代大公司的權力滲透到國家政治體系中的事實本無庸置疑，“只有那些專門接受了廣泛訓練來忽視其存在的（經濟學家）才可能否認這個事實”。{22}加爾布雷斯看出，自大蕭條以來，經濟學家中的潮流就是對現實問題的麻木冷漠和令人厭惡的“專業性的自滿”，而“當經濟學家遠離了爭議而進入一片贊成聲中，它們的建議就不僅僅是毫無價值的了，而是比這更糟，已然成為了確鑿無疑的破壞”。{23}而經濟學家的“專業性自滿”與彌漫在美國社會中的“自滿的文化”相互維系相互強化，成為變革與公正的障礙。{24}他與薩繆爾森“新古典綜合的”凱恩斯主義本就道不同不相謀；而1970年代以后，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他與日益強勢的貨幣主義頭領彌爾頓·弗里德曼更是長期地相互對抗。他斷定用貨幣主義路線對付通貨膨脹，受到沖擊的不是大公司而是小人物，所以有錢有勢的人都贊成貨幣主義。他于1975年著文批駁弗里德曼經濟學，{25}并視這篇文章為自己“對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理由是“它揭示了對貨幣政策的錯誤依賴和那些熱切贊成他們的人之間存在著金錢關系”。{26}
可以理解，在經濟學領域內關于加爾布雷斯的爭議和他的名氣一樣大。同樣可以理解的是，在戰后的著名經濟學家中加爾布雷斯的道友并不多。據說薩繆爾森以及美國經濟學會某領導層人士都曾說過加爾布雷斯算不上一個經濟學家。{27}而另一位經濟學家雖將其列入有史以來最偉大的50位經濟學家之一，卻又說他“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太過吹毛求疵，到了令人討厭的地步”。{28}但與那些志趣相投，力求使經濟學擺脫過分的“喻于利”稟性的經濟學家，如岡納·繆爾達爾夫婦、瓊·羅賓遜、阿馬蒂亞·森等人之間，卻又交篤誼厚，敬為“偉大的朋友”。{29}這些人都是和他一樣的正統經濟學的“偶像破壞者”（iconoclast）。
二
戰后美國知識分子特別是社會科學家廣泛參與政府事務和公共生活，多以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肇端。加爾布雷斯亦屬此列。1938年他自劍橋回國，立即投身于新政，擔任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顧問，研究聯邦公共工程開支的經濟影響。1940年，他又短期擔任美國農場辦事處聯合會（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總部的常任經濟學家。同年加爾布雷斯來到華盛頓，先在國防顧問委員會（ 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ssion）任職，次年擔任價格管理辦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副主任，執掌全國物價控制大權。價格管理辦公室在控制戰時通貨膨脹方面成績斐然，但自始他便成為右翼勢力的眼中釘（有趣的是，當時尚未出頭的理查德·尼克松也曾在這個機構擔任過低級職務。當然他和加爾布雷斯對這個機構的印象和評價截然相反{30}）。1943年，在共和黨國會議員對價格管理辦公室發起的攻擊下，他被迫去職，加入了報業巨子亨利·盧斯旗下的《財富》雜志。{31}1944年他又加入戰略轟炸調查委員會，評估二戰中美軍空中轟炸的實際效果。
新政、二戰和戰后初期是美國“福利國家”、“管理型國家”（managerial state）、“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建構時期，規模和職能迅速擴張的聯邦政府對社會科學的專業人員需求空前，很多社會科學家由此成為學界和政府之間“進進出出的人”（academic/government “in and outers”）。但其中大多數人從事專業化、技術型、操作性的職事，其活動和影響并不具有明顯的政治特性和黨派意義，大體限于政府官僚體制。相較之下，加爾布雷斯對政治的熱衷和投入自始便出乎其類，盡管其政治活動難免要受到職業方面的抑制。早在1940年羅斯福第三任期競選期間，加爾布雷斯就曾加入一個競選演講稿寫作班子。這是他為總統候選人代筆捉刀的最初經歷。只是由于他的老板魯斯不喜歡其屬下參與民主黨政治活動，他才在1944年大選中暫停了自己的新政自由派活動。1947年初，他與重要的新政自由派人物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 ）、赫伯特·漢弗萊（Herbert Humphrey）、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賴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小亞瑟·施萊辛格等一道創建了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s）。這是民主黨自由派的組織堡壘，加爾布雷斯以此 “加入了當代自由主義信念的領導者的行列”而自豪。1948年加爾布雷斯重返哈佛，有同事告誡他不可因對政治的過渡投入而忽略了教學工作和學術聲望。所以此后數年里除了投票，他避開了一切政治活動。{32}
然而，加爾布雷斯不可能長久置身于政治之外。1952年，阿德萊·史蒂文森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加爾布雷斯加入其團隊，成為競選文稿的主要撰寫人，同時他的角色也開始有了政治導師的意味。他和施萊辛格、喬治·鮑爾（George Ball）等一起成功地敦促本對凱恩斯主義持懷疑態度的史蒂文森秉持新政路線展開競選。史蒂文森大選失敗后，他的謀士們在1953年組織了所謂“芬萊特小組”（Finletter Group）。在紐約改革派民主黨人托馬斯·芬萊特（Thomas Finletter）和資深政治家埃弗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的主持和幫助下，加爾布雷斯和施萊辛格、希摩·哈里斯（Seymour Harris）就一系列社會、經濟和外交問題舉行“輔導性研討班”（tutorial seminar），目的是對這位“經濟思想還停留在十九世紀”的民主黨領袖進行“教育”。史蒂文森對教授們的教導有點漫不經心，但其正統經濟學信念最終還是受到沖擊。這被加爾布雷斯看成是一次成功的“成人教育試驗”。{33}1956年史蒂文斯再次參加總統大選，加爾布雷斯被緊急召入其在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的競選總部，仍是撰寫演講文稿。加爾布雷斯后來自嘲說，這次他寫的演講稿使史蒂文森取得了“民主黨歷史上最大的失敗之一”，“我一生都在寫演講稿，無論是好是壞。至于這些演講稿是不是有效，那是別人的事” 。{34}不過他的努力也沒有白費。芬萊特小組的活動直接導致了民主黨咨詢委員會（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的建立。在以后的幾年時間里，隨著約翰·肯尼迪在民主黨內的崛起，這個機構成為醞釀“新邊疆”政治綱領的主要思想庫。加爾布雷斯擔任其國內政策委員會的主席，成為民主黨內有重要影響的人物。
在民主黨咨詢委員會的活動也使加爾布雷斯最終進入肯尼迪集團。戰后約翰·肯尼迪參加國會競選后，加爾布雷斯和他接觸多起來，甚至定期見面。他的政治期望逐漸由史蒂文森轉向這個年輕的國會議員。起初，肯尼迪向加爾布雷斯征詢農業方面的意見，隨后擴展到很多領域。1957年以后，雙方的會面越來越頻繁，加爾布雷斯實際上從史蒂文森旗下轉入肯尼迪集團。肯尼迪每次回到家鄉波士頓，都會和加爾布雷斯夫婦以及施萊辛格夫婦在洛克奧博（Locke-Ober’s）餐廳聚會。1959年3月肯尼迪致信加爾布雷斯說：“每次我都以極大的興趣讀你的言論。……如果有任何事情你覺得要和我談，我希望你隨時打電話，或者下次過來時找我。”{35}這當非純屬客套。同樣身為肯尼迪團隊重要人物、對肯尼迪和加爾布雷斯的交往十分了解的施萊辛格說：“在政治和經濟事務上，肯尼迪都重視他的意見。和任何嚴肅的政治家一樣，肯尼迪要給自己所得到的建議打折扣，但他無論如何都需要加爾布雷斯的建議。”{36}到1960年大選前，加爾布雷斯已進入肯尼迪團隊的內圈。當時即有媒體時評指出，在由學界精英組成的肯尼迪“親信智囊團”（Inner Brain Trust）中，加爾布雷斯是重要而醒目的一員。{37}在共和黨陣營方面也有所反應：他是直接的、重點的政治攻擊對象。共和黨保守派重量級議員戈德華特專門著文稱加爾布雷斯和施萊辛格以其激進觀點“如此強烈地影響了年輕的約翰·肯尼迪的思想”；{38}而與肯尼迪在大選中對陣的尼克松則更是高叫民主黨“已經成了施萊辛格、加爾布雷斯和鮑爾斯的黨”。{39}
實際上加爾布雷斯的作用遠遠超出了通常意義上提供政策建議的幕僚策士。的確如尼克松、戈德華特之輩所見，他實際上是塑造和象征肯尼迪政治綱領的自由派特性，接續羅斯福新政和杜魯門“公平施政”的民主黨自由主義脈絡的關鍵人物。本來在民主黨內，介入最高政治角逐前的肯尼迪自由派色彩并不突出，且與傳統的新政派之間頗有隔閡。而學術界的自由派大都是史蒂文森的熱情追隨者。與人們通常想當然的看法不同，在1960年大選之前哈佛和“劍橋共同體”（Cambridge Community，指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知識精英）并不把肯尼迪視為自己人，后來活躍在政府中的大多數教授是在大選之后才和肯尼迪建立聯系的。{40}對于在民主黨自由派中根基并不深厚的肯尼迪而言，上述支持無疑是非常寶貴的。加爾布雷斯不僅以自己的政策建議和政治勸導影響肯尼迪，而且利用自己在民主黨自由派和學術界的影響力為肯尼迪爭取支持。為此他不惜像真正的政客一樣在人際關系上費腦筋下功夫。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加爾布雷斯認為“沒有任何事情比把其他自由派拉到肯尼迪陣營更重要了”，而使肯尼迪獲得民主黨自由派的領袖人物、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的支持是此中的關鍵環節。{41}他煞費苦心地在埃莉諾主持的一個電視訪談節目中安排雙方會面，當時氣氛很好。但在電視節目后共同與新聞界會面時，仍對史蒂文森寄予希望的羅斯福夫人直言不會支持肯尼迪。這讓后者大為掃興，對加爾布雷斯說：“肯，我本來覺得大學教授中還是有人懂些政治的，但你已經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這是不可能的。”但幾個月后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埃莉諾還是轉變了態度，給肯尼迪以熱情和強有力的支持。加爾布雷斯認為是自己安排的那次會面促成了羅斯福派和肯尼迪最終的政治結盟，后來得意地稱這是“典型的加爾布雷斯式創舉”（typical Galbraithian creation），是“我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成就”。{42}顯然，他把為肯尼迪爭取知識分子支持視為己任，曾致信肯尼迪，分析知識分子在選舉中態度轉變的可能性，意在曉之以求取因勢利導之效。{43}針對自由派因分別支持肯尼迪、赫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和史蒂文森而發生分裂的情形，1960年6月17日，加爾布雷斯偕同施萊辛格、康馬杰（Henry S. Commager）、伯恩斯（James M. Burns）等16位有聲望的前史蒂文森支持者向全國民主黨人發出公開信，呼吁他們支持肯尼迪競選總統。信中稱：“我們堅信肯尼迪參議員對我們所堅守不易的進步原則的忠誠。他已經展現了偉大世界領袖的那種矢志不渝和堅強有力。”{44}
1960年大選是加爾布雷斯政治生涯的巔峰。他快意酣暢地把自己的文字、理念和對社會政治的良知注入了肯尼迪通往白宮之路。肯尼迪的頭號顧問索倫森在1959年底要求加爾布雷斯提供一些摘錄文字，以供撰寫肯尼迪的演講稿所用。{45}1960年1月肯尼迪正式宣布參加大選幾個小時之后，他就和加爾布雷斯、施萊辛格一起在洛克奧博餐廳聚會，商討競選戰略。{46}之后加爾布雷斯前往瑞士。6月他回國后，很快向肯尼迪提交了一個全面周詳、充滿自由派變革精神的競選戰略綱領。這份備忘錄中提出了統御競選的三個基本主題：第一，美國需要新的開端，“我們已經討厭聽到所謂美國已經大功告成的說法”；第二，“我們不會屈服于任何不幸和災難”；第三，“民主黨是和平進步的可靠工具”，而“不是特殊既得利益的黨”；并開列了七個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政治問題。肯尼迪競選活動的核心人士對這份備忘錄予以高度的評價，認為它為競選提供了一個“總的框架”，“特別重要的是，每一個講話、聲明和新聞發布等事務的人都要接受、清晰地表達和遵從這些主題，應該精心地做出必要的調整。”{47}事后可知，這些內容也規定了“新邊疆”的政治基調。此外，加爾布雷斯還向競選總部和肯尼迪本人提交了大量更具體的競選策略、政策議題備忘錄和書信，其中包括供總統候選人用的“經濟問題精粹手冊”——各種場合可能面對的問題及其應答。{48}1960年8月肯尼迪在致加爾布雷斯的信中說：“對你和民主黨咨詢委員會其他成員為黨和國家做出的貢獻，我深表感謝。”“我知道，你和我一樣，認為如果要保持我們的領導地位，國家就必須有新的思想。你對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49}
加爾布雷斯又施展自己卓爾不群的文才去拔擢肯尼迪的政治魅力。在競選的高潮階段，加爾布雷斯像老辯論教練對待深孚眾望的學生那樣指導肯尼迪。在肯尼迪和尼克松備戰第三次電視辯論時，肯尼迪急召加爾布雷斯，與之長時間討論辯論的技巧。{50}整個競選期間，他和肯尼迪通過電話和書信保持著極為密切而頻繁的聯系。1960年7月，當他聽到肯尼迪正式提出“新邊疆”的演說后，當即致信，毫不留情地就文辭和總體風格提出批評，甚至不避其一貫的譏誚，比如“你簡直是在模仿一只斷了翅膀的鳥”。{51}
加爾布雷斯對肯尼迪非同尋常的熱情和投入，源自他一貫堅守的社會政治理想和對肯尼迪實現其理想的期望；他相信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抉擇，關乎在共和黨人執政八年后美國能否重新恢復自身社會變革的動力，關乎能否帶來社會公正和世界和平。他在一次為肯尼迪助陣的演講中提出，當前大選的實質問題是“我們對變化的態度”：“應該歡迎變化還是憎恨變化？難道應該維護現在的老樣子嗎？還是把現在作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一步？我們難道要懷舊地、甚至是滿懷恐懼地固守現在的一切嗎？或者我們要接受變化在帶來希望的同時也帶來的風險？變化提供各種機會：消除貧困、援助他國的窮人、減緩老人的病痛、擴大自由、終止恐怖、贏得和平的希望”。他指出，共和黨政府在根本上是“養尊處優而自滿自得者的政府”。{52}他在1960年10月的一篇報紙文章中也申述了這一主題：選擇不在于好人和壞人，也不在于傳統的共和黨和新政派民主黨，甚至不在于保守派和自由派，“我們的重大選擇在于兩種關于我們所處歷史位置的觀點，兩種對我們地位的估計。一種觀點為：我們已經發展到了大可令人滿意的境地，我們在世界上的位置也是大可令人滿意的；另外一種觀點為：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我們都不能如此自滿。在國內還有很多未竟其功之業，在海還有很多可堪憂慮之事”。{53}
2006年5月31日哈佛大學為肯尼迪舉行的悼念會上，肯尼迪的弟弟、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說：加爾布雷斯和施萊辛格對肯尼迪的支持“給杰克以使他成為一個嚴正的候選人所需的正大莊嚴（gravitas）。沒有肯，或許就沒有‘新邊疆’”。{54}
肯尼迪大選獲勝給加爾布雷斯以極大的欣慰。他和施萊辛格聯名致電稱：“鑒于你修養深厚的歷史感，相信你會注意到，你是自杜魯門以來第一個得到我們自始至終支持的總統候選人。”還提議：“我們是否該同魯瑟（Walter Philip Reuther）和鮑爾斯一道有序地將民主黨移交到您的領導之下？”{55}理所當然，加爾布雷斯加入了新總統就職演說的撰寫班子，在第一稿和第二稿上都留下了他大刪大改的紅色筆跡。{56}他獨運匠心地嵌入“讓我們開始……”（Let us begin…）的點睛之筆，又添上“我們決不出于恐懼而談判，但也不要恐懼談判”， “（外援）不是為了擊敗共產主義，不是為了贏得選票，而是因為這是正確的”等傳世妙句。他認為自己在這篇就職演說中的作用僅居索倫森和肯尼迪本人之后， 并洋洋自得地稱：“愚意以為最好的部分還是我寫的那些。”{57}
在以“帝王式總統權”（imperial presidency）為重要特征的羅斯福以來的美國政治史上，當有加爾布雷斯與肯尼迪個人關系的一頁。現代總統權力需要來自學術界的專業知識、思想、“深度思維”（deep thinking）乃至于政治口號，民主黨搭建起一個順暢溝通學術世界和權力世界的政治框架，肯尼迪集團更是空前有效網羅學術精英。有變革精神和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社會科學知識分子亦多歸心于民主黨。加爾布雷斯政治生活的高潮時期即以此為背景。在加爾布雷斯和肯尼迪的關系中，人們不禁能領略到更豐富的人性與智力上的內涵。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約翰·肯尼迪及其兄長約瑟夫在哈佛讀本科時，加爾布雷斯就曾是他們所住宿舍樓的輔導教師，但當時不覺得他們是什么出類拔萃的人物。{58}1946年肯尼迪進入國會時，加爾布雷斯對他的最初印象也不過是一個“還算不錯的國會議員……不能肯定地記得他是一個特別出眾的政客”。但肯尼迪一直如饑似渴地閱讀和學習，智力逐漸成熟起來。這令加爾布雷斯刮目相看：“當時和后來，了解約翰·肯尼迪的人都會感受到他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知識積累上進步很快。他關心這些問題，并在這些領域不斷進步。在某天晚上你見他時他是這個樣子，而隔上兩三個星期再見他時，一定會發現他有了更多更新的東西。”加爾布雷斯“的確越發覺得他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人，無論作為普通人還是政客，都對他愈發傾心”。{59}加爾布雷斯認為肯尼迪具有知識分子的特質，甚至認為他在美國總統當中智力水平是最高的。{60}
本來在政治主張上，加爾布雷斯一向更接近史蒂文森、鮑爾斯等富于理想主義的自由派，但他覺得他們的書生氣太重了。他認為史蒂文森易受成見和正統觀點的束縛，而且有點知識分子的花哨虛浮；{61}鮑爾斯則“對觀念有點太過熱情，而且經常無法自控”。{62}而肯尼迪在無饜的閱讀中開發出的是一種“歷史型的”或者“歷史啟發型的”智力風格：“他的頭腦不是預言式的、感情用事的、神秘的、本體論的、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化的……而是客觀的、實際的、譏諷的、懷疑的、不拘舊習的和求知無饜的”。{63}這與加爾布雷斯的智力旨趣和風格之間有內在的相通和吻合之處，也有助于理解通常“以不摻雜個人感情的（impersonal）方式和教授們打交道”{64}的肯尼迪何以對加爾布雷斯特別地喜愛和重視。加爾布雷斯對肯尼迪“一針見血直指問題實質的令人驚心的率直”{65}也欽慕至極。肯尼迪自稱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而加爾布雷斯則不妨稱為具有強烈現實精神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注重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他們都厭惡面對實質問題時的虛與委蛇；他們都對世界的復雜性有深切體認；他們都深刻地理解觀念對政治的巨大作用，同時又對現代各色神話和意識形態教條深懷戒懼之心；又抑或說，他們都是廣泛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者。{66}肯尼迪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斷言：“真理的強大敵人往往不是謊言——精心編造的、虛偽造作的和居心不良的謊言，而是神話——流播久遠的、貌似合理的和無視現實的神話。”{67}此必深合加爾布雷斯之心。
三
但加爾布雷斯的政治與肯尼迪的政治之間畢竟是有差別的。加爾布雷斯的經濟學以分析權力為中心，但他的政治生活顯然不以權力為鵠。加爾布雷斯的政治，在根本上是理念和道義的政治，而不是以權力為中心、目標和規則的政治。他和權力的結合必然是暫時的。即使是在競選期間，加爾布雷斯在肯尼迪集團中所處的位置，實際上不過是“內圈的外緣”，在最核心的由親朋故舊組成的“愛爾蘭黑幫”（Irish Mafia）之外。{68}他不會像肯尼迪內廷助手索倫森那樣，“在觀點和目標上（與肯尼迪）達到極度的和諧一致，在任何問題上都做出和肯尼迪相同的反應”，更不會像索倫森那樣去“訓練自己按他老板的方式去行事思考”。{69}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加爾布雷斯可算得上是肯尼迪的“帝王師”，但在根本上說肯尼迪卻不是他的“主公”。他深深介入了權力，和白宮之間發生了密切的關聯，但他始終保持著與總統權力的距離和獨立性。他思考行事的方式和風格并沒有因為他所屬的政治集團由在野向當朝的轉換而發生變化。他在肯尼迪政府中的功能是給總統權力注入理念和良知，但并不幫助肯尼迪運作權力。加爾布雷斯一向清楚地了解，肯尼迪永遠不會成為像他這樣的“羅斯福派”（Rooseveltian Man），{70}在國內政治特別是民權方面要比自己保守得多。1960年6月加爾布雷斯在和肯尼迪的會面中敦促肯尼迪做出承諾：如果能夠當選，就一定阻斷維護種族主義的中堅分子、密西西比州參議員詹姆斯·伊斯特蘭（James Eastland）繼續擔任參院司法委員會主席職務，而肯尼迪徑直拒絕了。{71}在選后籌組新政府的短暫時間里，加爾布雷斯還向肯尼迪開列了一個囊括政府各部門和白宮班底職位的人選名單，著重推舉自由派和學界人士。{72}但從最后的實際任命來看，肯尼迪的選擇與加爾布雷斯顯然相去甚遠。肯尼迪需要他的思想和建言，但不想因為加爾布雷斯而使他的政府蒙上過于濃重的激進色彩，招致更多的政治反對。加爾布雷斯對這一點也洞若觀火。在選后考慮人事任命時，肯尼迪曾向施萊辛格詢問加爾布雷斯是否愿意出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后者提及加爾布雷斯對印度有興趣。施萊辛格后來說，聽了這話肯尼迪絲毫沒有失望的意思。加爾布雷斯確曾多次表示過對印度有濃厚興趣，肯尼迪就順水推舟地任命他為駐印度大使。對此加爾布雷斯后來說：“我從來就認為，肯尼迪樂意于讓我呆在他的政府里，但是要有一個合適的距離，比如說像印度那么遠的距離。這樣就能使他和我當時已加以充分闡述的經濟學觀點不至于湊得太近。”{73}
與他對經濟學中的專業規范和專業文化的抵牾和沖突一致的是，加爾布雷斯與政府機構中的官僚、官僚機構和官僚機構的文化也格格不入。在這一點上，他和肯尼迪政府里來自學界的“出類拔萃之輩”中的絕大多數人大不相同。他從來沒有停止批判和諷刺“體制世界”（establishment world）和官僚機構里的“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當然不免也受到這些人的挖苦。當肯尼迪向曾長期在政府任職的羅伯特·洛維特（Robert Lovett）問及政府財經界如何看待加爾布雷斯的經濟觀點時，后者回答說財經界認為加爾布雷斯是個不錯的小說家。{74}而當時擔任總統經濟顧問、與加爾布雷斯私交似乎還不錯的保羅·薩繆爾森說：“聽任我們偉大的國家由沃爾特·羅斯托和肯·加爾布雷斯之類的全能型天才（universal geniuses）來擺弄，茲事體大……我想我的責任就是抵消肯·加爾布雷斯的影響。”{75}聯想到薩義德對“universal”（普遍的）這個詞的用法，薩繆爾森這個說法煞是有趣。薩義德完全從正面的意義上講“普遍（universal）知識分子”——有社會和人文的關懷，有道義和價值擔當，有批判和反思的執著，“不能被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在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而且“致力于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的陳規陋見（stereotypes）和簡單化概念（reductive categories）”。{76}就此而言，加爾布雷斯不能不被認為是一個“普遍知識分子”，雖然薩義德的知識分子典范給人以強調體制外或者反體制的感覺。在肯尼迪時代，加爾布雷斯深深地介入政治生活，與總統權力和官僚權力發生多方面的關系，但這并沒有改變他所具有的 “普遍知識分子”的上述特性，甚至也沒有改變他一貫的率直、譏誚和“加爾布雷斯式的自負”（Galbraithian arrogance）。
在印度三年期間，加爾布雷斯是美國駐外大使中非常特別的一位。對于他的上司臘斯克以及國務院官僚，他說他們是自己“在肯尼迪政府里最看不上的人（我得說看不上是相互的）”。{77}他討厭由國務院和臘斯克來轉達他想對總統說的話，覺得那好似“隔著毛毯做愛”，實在不痛快。{78}他仍舊直接寫信給肯尼迪，并不限于印度的外交事務，只是信中對肯尼迪的稱呼由“親愛的杰克”改成了“親愛的總統先生”，而且如今他要費更大的力氣才能讓他的想法起作用。他懂得“在政治上你不一定要很有才智，但你必須用恰當的夸飾和力量來爭取你所想要得到的”，{79}所以，“既然有我過去和總統的關系，我就總是想方設法給國務院留下一種印象，即我和橢圓形辦公室保持著密切而不間斷的關系。我強化這種印象的辦法是頻繁地寫信給肯尼迪，而且把信寫得足夠有趣或者足夠粗俗，以確保他有興趣去讀”。{80}出任大使期間，加爾布雷斯也不時回國。他的好友凱瑟琳·格雷厄姆說這是為了看看他的思想是不是得到了施行。他帶著反對減稅和減少公共支出的建議回到華盛頓，總是給政府里的經濟學家帶來麻煩，所以他們要求國務院將加爾布雷斯回國的消息提前通報，以便早做準備。這成了后來在華盛頓政府圈子里廣為人知的“加爾布雷斯預警系統”（Galbraithian early warning system）。{81}
從駐任印度開始，加爾布雷斯將更多的精力——以及伴隨而來的批判和諷刺——轉向了外交政策，由此他的另一個政治特性，即反對冷戰政治和冷戰意識形態開始彰顯出來。他的這個特性早就有所兆端。他自始就沒有喪失自己對國際道義的崇奉和判斷力，沒有將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與和平訴求淹沒于冷戰中彌漫于美國政府內外的反共主義、尚武精神（militarism）之中，也沒有感染以對外來威脅的過度恐懼和肆意夸張為主要癥候的冷戰妄想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在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期間，當有人要將強硬的冷戰主張注入這個組織的政策宣言時，他就總是堅決且成功地予以抵制。1956年以后在民主黨咨詢委員會里，他經常和前國務卿艾奇遜以及美國冷戰綱領性文件“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的作者保羅·尼采之流的“冷戰斗士”大唱反調，主張盡可能與蘇聯緩和。肯尼迪在競選時拿所謂“導彈差距”問題來攻擊共和黨、爭取選票，加爾布雷斯也不以為然。{82}上文提到的他給肯尼迪籌劃的競選綱領中，所開列的重要政策領域的第一項就是削減東西方對抗的緊張，而這也是各項建議中唯一未被認可的內容。{83}他對肯尼迪的政治成就最為贊賞的是在外交領域，理由在于他終止了“大規模報復”的國家戰略，不再“用我們堆積起來的武器的力量，或者用我們在別人胡作非為時可以施之以毀滅的程度來衡量外交政策的成功”，不再把“我們的外交政策看成是推廣美國式自由企業的十字軍東征”，由此引發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場革命。{84}這種評價與其說是在評說肯尼迪的功績，不如說是闡發他自己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正當目標和方式的看法。
肯尼迪就任不久就在豬灣事件中遭遇了慘重的對外政策失敗。加爾布雷斯對事件的基本態度是：“恐怕即使我們（在豬灣）贏了，我們也會（在外交后果上）輸掉”。{85}他曾在事前對肯尼迪提出過警告（雖然不是強烈反對）。他對肯尼迪在事件中的決策深感失望，但也非常同情肯尼迪，認為豬灣是一個“面對老官僚機構而且與之抗爭”的年輕總統所犯的錯誤；同時他對肯尼迪從中吸取的教訓——最重要的是不能信任官僚機構中的冷戰斗士——深感滿意。{86}在古巴導彈危機中，他看到肯尼迪堅決地抵制了政府里的“軍人們以及那些比軍人更尚武的文官們”采取強硬手段的危險建議，對此倍感欣慰。{87}在中印邊界沖突中，他作為當時的大使，自始至終反對把此事件判定為國際共產主義的擴張陰謀，有力地抵制了美印兩方借機使印度成為“反共十字軍中的新盟友”的企圖，并敦促尼赫魯接受停火。{88}
在冷戰年代美國高度的“自由主義共識”中，在冷戰意識形態主宰學院知識分子的潮流大勢中，{89}加爾布雷斯拒絕成為“冷戰斗士”，并與之展開持久的對抗，這是加爾布雷斯的政治的獨特屬性，是加爾布雷斯照耀史冊的光榮。在冷戰政治和冷戰意識形態的演進中，美國經歷了作為其歷史上最為慘痛的越南戰爭。而這場長達14年的戰爭（1961～1975年），構成加爾布雷斯的痛苦、悲哀、憤怒和激昂的斗爭的根由，也導致了他和最高國家權力關系的徹底改變。
對于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以及促動這種干涉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加爾布雷斯自始就不以為然，而且多次向肯尼迪進言。1961年5月他自新德里致信肯尼迪，專就印度支那的事態警告他 “我們千萬不可把這些紛擾土地上的所得和所失想象得過于重要”。7月他又致信肯尼迪，直言南越的實際狀況要比肯尼迪所了解的糟糕得多，“……吳庭艷背離其人民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期。這是我們的老毛病”，而且即使換馬也難以使局面有所改觀。9月在致肯尼迪的一封信中，他更是譏諷地否定了病態冷戰心理，即出于害怕丟失本不屬于美國的地盤而不恰當地投入美國的軍事力量。{90}當年11月加爾布雷斯陪同訪美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回到華盛頓，得知新近出籠的“泰勒—羅斯托報告”將對美國的越南政策有重要影響，便急切地跑到他的老朋友羅斯托的辦公室去索要他本無權調閱的報告文本，并在羅斯托不情愿的情況下以幾近“竊取”的方式得到報告。這個后來很著名的政策建議實際上是將美國軍隊正式投入越南的開端。加爾布雷斯讀后立即求見肯尼迪并提出抗議。他在返回印度途中應肯尼迪之命在西貢停留。在與美國軍方、中央情報局和國際開發署已及西貢當局人士會面后向總統提交了一個報告，敦促談判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對此肯尼迪未予采納，但加爾布雷斯后來認為他的報告對肯尼迪不向越南派出戰斗部隊的決定產生了影響。{91}加爾布雷斯還認為，如果肯尼迪的生命不過早地結束，美國很可能不會那么深地陷入越南戰爭。{92}
實際上，政府內部只有喬治·鮑爾和鮑爾斯等極少數人與加爾布雷斯一樣持明確反對越南戰爭的觀點，當然無力扭轉越戰升級的趨勢。隨著肯尼迪遇刺身亡和約翰遜繼任，加爾布雷斯的角色也由建言者更多地變為他自己所說的“謹慎的持不同政見者”（careful dissent）。加爾布雷斯和林登·約翰遜本來就有長期的良好個人關系和政治關系。當年對促成肯尼迪選擇約翰遜作為競選伙伴，加爾布雷斯發揮了重要作用，充當了“站在約翰遜一方最顯眼的自由派”。后來加爾布雷斯對約翰遜的政治才能和成就也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在民權問題上比肯尼迪更進取，做得也比肯尼迪更好。他甚至也很喜歡約翰遜的性格，包括其特有的粗俗的幽默感。{93}加爾布雷斯1963年自駐印度大使離任后，約翰遜也不忘向加爾布雷斯示好，曾向他提供過多個政府職位。在越南問題上，加爾布雷斯最初還能有機會向這位新任總統表達意見，但很快他們之間的談話就無法進行下去了——“我聽到的是他情緒激動的、甚至是憤怒的辯護”。{94}加爾布雷斯開始公開反對越戰。1965年4月，他向《紐約時報》致公開信，呼吁停止在越南的轟炸行動，{95}但還尚未放棄勸說約翰遜的努力。1966年1月他向約翰遜提交了一份題為“一個溫和派對越南的觀點”的秘密備忘錄，言之諄諄地指出美國在越南沒有重大的國家利益，“必須將我們在該地區所冒風險保持在最低程度”；而且提出先將美軍撤至沿海和城市，進而爭取談判的一整套方案即“飛地政策”（enclave policy）。這是他最后一次上書約翰遜。此時加爾布雷斯已經斷定：“對戰爭的政治反對正變得越來越有實際的可能性，甚至也成為一種必需。”{96}由此他實際上已經由“謹慎的持不同政見者”變成了約翰遜政府的激烈批評者，按施萊辛格的說法，他甚至成為“反戰運動的全國性領袖”。{97}由此他和約翰遜集團在政治上徹底決裂，而他和總統權力的密切關系也就此告終。
他在各種場合發表反戰言論，而且指名道姓地抨擊和諷刺他以前的上司。1966年6月，加爾布雷斯在羅得島一次演講中敦促美國停止在越南的轟炸和全面削減軍事行動，還批評國務卿臘斯克宣稱美國的對外政策“受到廣泛的理解、尊敬和支持”是“對事實的可怕誤解”。{98}1967年4月，他更是公開指斥總統的越南政策“意味著民主黨的死亡和埋葬”。{99}同時加爾布雷斯開始有意識地介入甚至參與組織反戰的政治行動。幾年前從卸任大使時，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曾要求他擔任主席，他謝絕了。時至1967年春，加爾布雷斯感到這個組織可以充當反戰行動很好的平臺，就痛快地接受了該組織再次發出的出任主席的邀請，第二年就有效地將該組織的“集會作為在全國范圍內反對戰爭的一個論壇”。同時，他還在一個被稱為“現在就談判”（Negotiations Now）的組織里發揮積極作用。更有甚者，為了給約翰遜制造政治壓力，他開始在民主黨內上下運作，試圖推出一位反戰的總統候選人。他先后請喬治·麥戈文和羅伯特·肯尼迪出山，在希望落空后抬出了尤金·麥卡錫。{100}
加爾布雷斯在1967～1975年間留下的關于越南的大量文字言論見證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美利堅民族的良知和智慧仍在發揮作用。這些文字有效地揭示、質疑和顛覆了主導美國的越南政策和總體外交政策的許多教義和信條，破除了冷戰年代美國政府和社會中“流播久遠的、貌似合理的和無視現實的神話”。有理由相信它們應該進入美國和人類對冷戰進行歷史反思和總結的思想庫存。在1967年12月他著文指出對越南戰爭“我們不可能贏，也不應該希望贏”，并對驅動越南戰爭的“共產主義世界陰謀論”（conspiratorial vision of world communism），對共產主義與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必不相容的假說，對“多米諾骨牌理論”均予以徹底否定。{101}1968年10月他撰文抨擊他以前的同事（其中有些還曾是好友）臘斯克、邦迪、羅斯托和麥克納馬拉，刻劃了他們共同的強硬固執和“現實主義”。他諷刺說：“這些現實主義者的優勢就是，即使他們造成了對外政策災難，他們的聲望也不會受損。他們會花很多力氣來解釋災難為什么不是災難。”{102}1971年4月，他和有“空軍上將”綽號的羅斯托{103}就二戰時期美國方面的轟炸效果在《紐約時報》上公開爭論。他指出羅斯托高估轟炸的實際效果的做法是“為了維護一個神話”，以使其在越南戰爭中繼續主導美國的軍事政策。{104}1973年10月，他著文剖析和批判美國外交政策共同體的專業文化，文中他諷刺道：“專業人士的外交政策討論在各個偉大的社會科學學科中的特別之處就在于，這種討論把對事實的裁剪取舍和想當然的習慣結合起來，以此來取代思想。”他還指出，自朝鮮戰爭和麥卡錫主義以來，美國外交政策因為全面的反共主義而具有以下四個基本特性，即“神學化、軍國主義化、官僚化和秘密化”（theological， military， bureaucratic and secretive）。{105}在越戰結束的1975年，加爾布雷斯發表了一個足可傳世的演講。{106}他將越南戰爭置于西方近千年來的擴張和戰爭的歷史中加以透視，指出美國在越南的作為和所有西方的擴張一樣有三個共同特征：“它們都聲稱有一些宗教、文化、道德、法律或者其他精神上的好處提供給它們要努力加以改造的其他民族；它們都牽涉到一些實際的經濟利益，而這經常被加以巧妙的掩蓋；它們都以失敗而告終。”他指出，戰爭不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而是因為不接受歷史經驗指導的愚蠢所致。在這里他又留下了一句名言：
當穿行在老撾的叢林里時，只有那些神經敏感的意識形態人才分辨得出，這到底是自由企業的叢林，還是社會主義的叢林。
【注釋】
①加爾布雷斯曾于1934～1939年在哈佛大學擔任助教（Instructor），1948年重返哈佛任教，直至去世。
②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r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April 30， 2006.
③含少數合著書種。此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費晟先生根據哈佛大學圖書館Hollis書目檢索系統查詢統計而成，在此謹致感謝。《紐約時報》所發加氏訃告中稱其共有33本書。Holcombe B. Noble &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④這個評論雖出自無名作者，似未見流行，但極合筆者感受，故順此示出。Daniel Blair， “That Man Galbraith”，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21 October， 1960。
⑤Henry Rosovsky， “The Most Famous Professor at Harvard”， Samuel Bowles， Richard Edwards， and William G. Shepherd（eds.）， Unconventional Wisdom： Essays on Economics in Honor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 327-346. 可以說明加氏知名度和影響力的一個指標是，1952年至2001年《紐約時報》上加爾布雷斯撰寫的文章和以加爾布雷斯為內容的文章共約330余篇。此據筆者利用Historical New York Times電子檢索系統查詢所得。
⑥這是美國最古老的學院幽默雜志《哈佛諷刺》（Harvard Lampoon）于1976年授予加爾布雷斯的稱號。見Galbraith， “The Halls of Ivor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76， editor’s note。
⑦Henry Rosovsky， 1990，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169.
⑧這是加爾布雷斯晚年一本書的題名：《好社會：人道的記事本》，胡利平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⑨加爾布雷斯寫道：“在當時和后來，都沒有人像凡勃倫那樣以如此冷峻尖銳的眼光看待金錢收益，以及金錢收益對人們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Who was Thorstein Veblen？”， Andrea D. Williams （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124。
⑩參見 Richard Parker， “Where Do Galbraith’s Ideas Come From？”， Blandine Laperche & Dimitri Uzunidis（ed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5-33。
{11}Arthur M. 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Helle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31-32.
{12}1934年取得博士學位后加爾布雷斯進入哈佛大學，而當時的哈佛正是美國研究和傳播凱恩斯主義的中心。參見Galbraith， “How Keynes Came to America ”，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selected and edited by Andrea D. Willia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pp.241-243。
{13}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6.
{14}這是《紐約時報》對《豐裕社會》的評論文章的題語。Edwin L. Dale， Jr.， “Are We Living Too High on the Hog？”， New York Times， Jun 1， 1958.
{15}“Economics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Proper Purpo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pp. 90-108， pp.109-117.
{16}Galbraith， “A Posi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Aid”， Foreign Affairs， Vol.39， No.3， Aril 1961， pp.444-457; Galbra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7}經濟學評論家David Warsh認為諾貝爾獎之于加爾布雷斯不存在“擦肩而過”的問題，而是根本不可能。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Economic Principals： Masters and Mavericks of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23-126。
{18}James Ronald Stanfiel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p.4.
{19}Amartya Sen， “Galbraith and the Art of Descriptio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139-145.
{20}Robert Heilbroner， “Ken Galbraith as Worldly Philosopher”， Between Friends， pp. 100-101.
{21}Galbraith， “The Heartless Societ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1984.
{22}Galbraith， “Valid Image of the Modern Economy”， Andrea D. Williams（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p.4-10.
{23}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ics of Professional Contentment”，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p.27.
{24}對美國政治、社會以及經濟學中的“自滿的文化”的批判，是加爾布雷斯的一項持久努力。他這方面最集中的討論是 Galbraith，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25}Galbraith， “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9， No.2， May 1957， pp.124-133.
{26}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pp.348-349.
{27}據說正是出于對這種說法的極度憤慨，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Hollis Chenery）才在美國經濟學會發動了一場推選他當主席的“斗爭”。Warsh，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p.123。
{28}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跡——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經濟學家》，陳海燕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頁。
{29}關于加爾布雷斯和羅賓遜夫人之間令人神往和感動的終生友誼，見瑪喬里·謝潑德·特納：《瓊·羅賓遜與兩個劍橋之爭》，胡希寧、范重慶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44頁。
{30} 《尼克松回憶錄》（上冊），伍任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頁。
{31}盧斯對加爾布雷斯的寫作頗有指點礪練之功。可以理解，作為資深共和黨人的盧斯后來對此后悔不迭。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4。
{3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277-278.
{33}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From F.D.R 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91-926; 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8-39.
{34}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 10， 2002， by Vichi Daitch， p.10，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JFKL， 下同）。
{35}Kennedy to Galbraith， March 16，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36}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9.
{37}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38}Barry Goldwater， “Sen. Barry Goldwater Says： Harvard Professors Blind to Blessing”， Boston Globe， August 31， 1960.
{39}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5.
{40}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5， JFKL;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55.
{41}Galbraith， “Eleanor and Franklin Revisited”，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72.
{42}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p.11-1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ember 12， 2002， p.30， JFKL. 另參見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75-376。
{43}Galbraith to Kennedy， June 1，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Correspondence with JFK，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4}“For Relese Friday A.M. June 17”，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另參見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28-29。
{45}Sorenson To Galbraith， December 24，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6}Richard 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New York： Farb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5， p.332.
{47}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評估報告的作者未在檔案原件中注明，疑為索倫森。
{48}“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Questions that are asked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bout economics with tolerably consistent answers， reasons and due warnings of mousetraps， pitfalls and other known hazards”， Questions and Answers for JKF “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9}Kennedy to Galbraith， October 20，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0}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4-335.
{51}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52}“Address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hairman， 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 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 Memeo Copy， JKG Campaign Speech，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5， Galbraith Papers， JFKL.
{53}Galbraith， “The Case for Kennedy”，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Sunday Forum， October 2， 1960.
{54}Ken Gewertz， “Galbraith Remembered as a Giant”，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June 1， 2006.
{55}Galbraith and Schlesinger to Kennedy， November 9， 1960，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6}加爾布雷斯修改的就職演說稿原件現存于肯尼迪總統圖書館：Inaugural Address， 1st Draft Typescript; Inaugural Address， 2nd Draft Typescript， White House Files 1961，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7}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16， JFKL; 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Kennedy Yea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p.16. 另參見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collections”， Between Friends， p.54.
{58}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06-107.
{59}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5.
{60}加爾布雷斯認為，在美國總統中，“就智力而論，如果你把羅納德·里根放在一端，那么肯尼迪一定是在另一端。”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p.58。
{61}上文所述加爾布雷斯對肯尼迪演講風格的批評，正是引史蒂文森為戒。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他還認為史蒂文森容易親近精英而脫離大眾。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1999， pp.85-88。
{6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3.
{63}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04； 施萊辛格還指出：“肯尼迪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幾近成熟的歷史學家（historian manqué）。”關于肯尼迪的讀書生活和智力風格，另參見John D. Fair， “The Intellectual JFK： Lessons in Statesmanship from British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1， January 2006， pp.119-142。
{64}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65}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4.
{66}關于作為實用主義者的肯尼迪，參見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11。
{67}Alex Goldman（ed.）， The Quotable Kennedy， New York： The Citadel Press， 1965， p.33.
{68}加爾布雷斯曾提到，肯尼迪最親信的內圈包括其弟羅伯特·肯尼迪、妹夫薩金特·施雷弗、西奧多·索倫森、肯尼斯·歐唐奈爾、勞倫斯·奧布萊恩等人。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24-325， p.376；另參見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The Kennedy Circle， Jacqueline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16-117， pp.119-123。
{69}Alan L. Otten， “ What Do You Think， Ted？—Theodore Sorensen”， Lester Tanzer（ed.）， The Kennedy Circle， Washington， D.C.： Luce， 1961， p.6.
{70}Second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30， JFKL.
{71}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2-333，原文將伊斯特蘭的名字誤為“John Eastland”。
{72}比如在加爾布雷斯的名單里，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長不是羅伯特·肯尼迪，而國務卿也不是臘斯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里更沒有薩繆爾森。Memorandum RE Presidential Appointments， Box 74，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Galbraith Papers， JFKL。
{73}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8.
{74}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pp.8-9.
{75}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Walter Heller， Kermit Gordon， James Tobin， Gardner Ackley， Paul Samuelson， by Joseph Pechman， August 1， 1964， pp.51-52， JFKL.
{76}愛德華·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頁，第15—16頁。最后一句所引譯文略有改動。
{77}First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14， JFKL。在1967年的一次聚會中，羅杰·西爾斯曼（Roger Hillsman）戲稱在當年肯尼迪政府里臘斯克討厭的人的排名中他本人列第一，施萊辛格第二，加爾布雷斯排第三。加氏對此甚以為榮，說要以一篇雜志文章來恢復自己的這個地位。“Authors Assess Rusk’s Disfavo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1967.第二年加爾布雷斯出版了一部小說（The Triumph： A Novel of Modern Diplomacy， New York： Arbor House），其中塑造了一個名叫沃爾斯·坎貝爾（Worth Campbell）的冷戰精神十足的保守派官僚，即是以臘斯克為原型。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p.336-337。
{78}此據影音資料：“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lbraith”，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arker（May 9， 2002）， http：//ksgaccman.harvard.edu/iop/events_forum_video.asp？ID=2421， 2006年7月24日。
{79}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3.
{8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00.
{81}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flections”， p.54， p.55.
{82}參見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28-331; pp.359-361， pp.378-388.
{83}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84} “Kennedy’s Outlook on World Praise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64.
{85}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79.
{86}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2-23， p.25， JFKL.
{87}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1， JFKL.
{88}1972年加爾布雷斯作為美國經濟學會代表團團長訪華時，中國外交部門官員熱情贊揚了他在促成停火中發揮的作用。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33-439; 關于加爾布雷斯在中印戰爭中的活動的更詳細記述，見 Ambassador’s Journal， pp.428-523。
{89}參見牛可： “國家安全體制與美國冷戰知識分子”，《二十一世紀》2003年8月號，第36—40頁。
{90}Galbraith to Kennedy， May 10， 1961， July 11， 1961， September 19， 1961， in Ambassador’s Journal， pp.107-111， pp.151-154， pp.210-212.
{91}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69-477; 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pp.413-414.
{92}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35， JFKL. 麥克納馬拉、施萊辛格等人也持類似觀點。參見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陳丕西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頁；
{93}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6-28， pp.33-34， JFKL.
{94}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58.
{95}Galbraith， “Suspension of Air Attacks Urg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965.
{96}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1-484; “Galbraith Is Reported Agreeing to Become Chairman of A.D.A”，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7.
{97}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41.
{98} “Galbraith Urges U.S. to Reduce Military Action in Vietnam War”， June 12， 1966， New York Times.
{99}Neil Sheehan， “Galbraith Scores President on War”，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67.
{10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5-486， pp.488-490.
{101}Galbraith， “The Galbraith Plan to End the Wa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67
{102}Galbraith， “The Unreali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1968.
{103}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161.
{104}Rostow， “Air Power”， and Galbraith Reply， New York Times， April 4， 1971.
{105}Galbraith， “Of Me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73.
{106}加爾布雷斯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學的演講：“On History， Foolishness and Vietnam”，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75。
①加爾布雷斯曾于1934～1939年在哈佛大學擔任助教（Instructor），1948年重返哈佛任教，直至去世。
②Ken Gewertz，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st， Professor， and Author： Harvard Icon Dies at 97”，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April 30， 2006.
③含少數合著書種。此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費晟先生根據哈佛大學圖書館Hollis書目檢索系統查詢統計而成，在此謹致感謝。《紐約時報》所發加氏訃告中稱其共有33本書。Holcombe B. Noble & Douglas Marti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97， Dies; Economist Held a Mirror to Societ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06。
④這個評論雖出自無名作者，似未見流行，但極合筆者感受，故順此示出。Daniel Blair， “That Man Galbraith”，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21 October， 1960。
⑤Henry Rosovsky， “The Most Famous Professor at Harvard”， Samuel Bowles， Richard Edwards， and William G. Shepherd（eds.）， Unconventional Wisdom： Essays on Economics in Honor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 327-346. 可以說明加氏知名度和影響力的一個指標是，1952年至2001年《紐約時報》上加爾布雷斯撰寫的文章和以加爾布雷斯為內容的文章共約330余篇。此據筆者利用Historical New York Times電子檢索系統查詢所得。
⑥這是美國最古老的學院幽默雜志《哈佛諷刺》（Harvard Lampoon）于1976年授予加爾布雷斯的稱號。見Galbraith， “The Halls of Ivor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76， editor’s note。
⑦Henry Rosovsky， 1990， 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169.
⑧這是加爾布雷斯晚年一本書的題名：《好社會：人道的記事本》，胡利平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⑨加爾布雷斯寫道：“在當時和后來，都沒有人像凡勃倫那樣以如此冷峻尖銳的眼光看待金錢收益，以及金錢收益對人們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 “Who was Thorstein Veblen？”， Andrea D. Williams （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124。
⑩參見 Richard Parker， “Where Do Galbraith’s Ideas Come From？”， Blandine Laperche & Dimitri Uzunidis（ed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5-33。
{11}Arthur M. 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Helle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31-32.
{12}1934年取得博士學位后加爾布雷斯進入哈佛大學，而當時的哈佛正是美國研究和傳播凱恩斯主義的中心。參見Galbraith， “How Keynes Came to America ”，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selected and edited by Andrea D. Willia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pp.241-243。
{13}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6.
{14}這是《紐約時報》對《豐裕社會》的評論文章的題語。Edwin L. Dale， Jr.， “Are We Living Too High on the Hog？”， New York Times， Jun 1， 1958.
{15}“Economics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Proper Purpo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pp. 90-108， pp.109-117.
{16}Galbraith， “A Posi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Aid”， Foreign Affairs， Vol.39， No.3， Aril 1961， pp.444-457; Galbra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7}經濟學評論家David Warsh認為諾貝爾獎之于加爾布雷斯不存在“擦肩而過”的問題，而是根本不可能。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Economic Principals： Masters and Mavericks of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23-126。
{18}James Ronald Stanfield， John Kenneth Galbraith， New York： St. Martin’s， 1996， p.4.
{19}Amartya Sen， “Galbraith and the Art of Description”， Sasson（ed.）， Between Friends： Perspective on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139-145.
{20}Robert Heilbroner， “Ken Galbraith as Worldly Philosopher”， Between Friends， pp. 100-101.
{21}Galbraith， “The Heartless Societ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1984.
{22}Galbraith， “Valid Image of the Modern Economy”， Andrea D. Williams（ed.），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9， pp.4-10.
{23}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ics of Professional Contentment”， 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 p.27.
{24}對美國政治、社會以及經濟學中的“自滿的文化”的批判，是加爾布雷斯的一項持久努力。他這方面最集中的討論是 Galbraith，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25}Galbraith， “Market Structure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9， No.2， May 1957， pp.124-133.
{26}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Memoi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pp.348-349.
{27}據說正是出于對這種說法的極度憤慨，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Hollis Chenery）才在美國經濟學會發動了一場推選他當主席的“斗爭”。Warsh， “Why Galbraith Won’t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p.123。
{28}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跡——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經濟學家》，陳海燕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9頁。
{29}關于加爾布雷斯和羅賓遜夫人之間令人神往和感動的終生友誼，見瑪喬里·謝潑德·特納：《瓊·羅賓遜與兩個劍橋之爭》，胡希寧、范重慶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44頁。
{30} 《尼克松回憶錄》（上冊），伍任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頁。
{31}盧斯對加爾布雷斯的寫作頗有指點礪練之功。可以理解，作為資深共和黨人的盧斯后來對此后悔不迭。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4。
{3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277-278.
{33}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From F.D.R 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pp.91-926; 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p.38-39.
{34}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 10， 2002， by Vichi Daitch， p.10，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JFKL， 下同）。
{35}Kennedy to Galbraith， March 16，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36}Schlesinge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39.
{37}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38}Barry Goldwater， “Sen. Barry Goldwater Says： Harvard Professors Blind to Blessing”， Boston Globe， August 31， 1960.
{39}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5.
{40}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5， JFKL;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55.
{41}Galbraith， “Eleanor and Franklin Revisited”， New York Times， March 19， 1972.
{42}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p.11-1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ember 12， 2002， p.30， JFKL. 另參見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75-376。
{43}Galbraith to Kennedy， June 1，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Correspondence with JFK，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4}“For Relese Friday A.M. June 17”，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另參見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28-29。
{45}Sorenson To Galbraith， December 24， 1959，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6}Richard 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 New York： Farb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5， p.332.
{47}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評估報告的作者未在檔案原件中注明，疑為索倫森。
{48}“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Questions that are asked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bout economics with tolerably consistent answers， reasons and due warnings of mousetraps， pitfalls and other known hazards”， Questions and Answers for JKF “The Compleat Economic Gazetteer”，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49}Kennedy to Galbraith， October 20，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0}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4-335.
{51}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52}“Address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hairman， 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 Democratic Advisory Council”， Memeo Copy， JKG Campaign Speech，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5， Galbraith Papers， JFKL.
{53}Galbraith， “The Case for Kennedy”，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Sunday Forum， October 2， 1960.
{54}Ken Gewertz， “Galbraith Remembered as a Giant”，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June 1， 2006.
{55}Galbraith and Schlesinger to Kennedy， November 9， 1960，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6}加爾布雷斯修改的就職演說稿原件現存于肯尼迪總統圖書館：Inaugural Address， 1st Draft Typescript; Inaugural Address， 2nd Draft Typescript， White House Files 1961，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57}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 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16， JFKL; 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Kennedy Yea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p.16. 另參見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collections”， Between Friends， p.54.
{58}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06-107.
{59}First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John Kenneth Galbraith， JFKL， p.5.
{60}加爾布雷斯認為，在美國總統中，“就智力而論，如果你把羅納德·里根放在一端，那么肯尼迪一定是在另一端。”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p.58。
{61}上文所述加爾布雷斯對肯尼迪演講風格的批評，正是引史蒂文森為戒。Galbraith to Kennedy， July 16，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Correspondence with JFK， Galbraith Papers， JFKL; 他還認為史蒂文森容易親近精英而脫離大眾。Galbraith， “Too Madly for Adlai”， Name-Dropping， 1999， pp.85-88。
{62}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3.
{63}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04； 施萊辛格還指出：“肯尼迪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幾近成熟的歷史學家（historian manqué）。”關于肯尼迪的讀書生活和智力風格，另參見John D. Fair， “The Intellectual JFK： Lessons in Statesmanship from British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30， No.1， January 2006， pp.119-142。
{64} “For the 1960 Candidate， a Camp of Eggheads is a Must”， Business Week， June 18， 1960.
{65}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74.
{66}關于作為實用主義者的肯尼迪，參見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p.111。
{67}Alex Goldman（ed.）， The Quotable Kennedy， New York： The Citadel Press， 1965， p.33.
{68}加爾布雷斯曾提到，肯尼迪最親信的內圈包括其弟羅伯特·肯尼迪、妹夫薩金特·施雷弗、西奧多·索倫森、肯尼斯·歐唐奈爾、勞倫斯·奧布萊恩等人。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24-325， p.376；另參見Galbraith， “John F. Kennedy”， “The Kennedy Circle， Jacqueline Kennedy”， Name-Dropping， pp.116-117， pp.119-123。
{69}Alan L. Otten， “ What Do You Think， Ted？—Theodore Sorensen”， Lester Tanzer（ed.）， The Kennedy Circle， Washington， D.C.： Luce， 1961， p.6.
{70}Second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30， JFKL.
{71}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p.332-333，原文將伊斯特蘭的名字誤為“John Eastland”。
{72}比如在加爾布雷斯的名單里，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長不是羅伯特·肯尼迪，而國務卿也不是臘斯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里更沒有薩繆爾森。Memorandum RE Presidential Appointments， Box 74，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Galbraith Papers， JFKL。
{73}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388.
{74}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pp.8-9.
{75}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Walter Heller， Kermit Gordon， James Tobin， Gardner Ackley， Paul Samuelson， by Joseph Pechman， August 1， 1964， pp.51-52， JFKL.
{76}愛德華·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頁，第15—16頁。最后一句所引譯文略有改動。
{77}First Oral History with Galbraith， p.14， JFKL。在1967年的一次聚會中，羅杰·西爾斯曼（Roger Hillsman）戲稱在當年肯尼迪政府里臘斯克討厭的人的排名中他本人列第一，施萊辛格第二，加爾布雷斯排第三。加氏對此甚以為榮，說要以一篇雜志文章來恢復自己的這個地位。“Authors Assess Rusk’s Disfavo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1967.第二年加爾布雷斯出版了一部小說（The Triumph： A Novel of Modern Diplomacy， New York： Arbor House），其中塑造了一個名叫沃爾斯·坎貝爾（Worth Campbell）的冷戰精神十足的保守派官僚，即是以臘斯克為原型。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p.336-337。
{78}此據影音資料：“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lbraith”， Interview with Richard Parker（May 9， 2002）， http：//ksgaccman.harvard.edu/iop/events_forum_video.asp？ID=2421， 2006年7月24日。
{79}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3.
{8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00.
{81}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Reflections”， p.54， p.55.
{82}參見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328-331; pp.359-361， pp.378-388.
{83}Memorandum， “Campaign Strategy， 1960”，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Files， Box 74， Galbraith Papers， JFKL.
{84} “Kennedy’s Outlook on World Praise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64.
{85}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79.
{86}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2-23， p.25， JFKL.
{87}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21， JFKL.
{88}1972年加爾布雷斯作為美國經濟學會代表團團長訪華時，中國外交部門官員熱情贊揚了他在促成停火中發揮的作用。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33-439; 關于加爾布雷斯在中印戰爭中的活動的更詳細記述，見 Ambassador’s Journal， pp.428-523。
{89}參見牛可： “國家安全體制與美國冷戰知識分子”，《二十一世紀》2003年8月號，第36—40頁。
{90}Galbraith to Kennedy， May 10， 1961， July 11， 1961， September 19， 1961， in Ambassador’s Journal， pp.107-111， pp.151-154， pp.210-212.
{91}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69-477; Gerald S. & Deborah H. Strober（eds.）， “Let Us Begin Anew”： An Oral History of the Kennedy Presidency， pp.413-414.
{92}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35， JFKL. 麥克納馬拉、施萊辛格等人也持類似觀點。參見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陳丕西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0頁；
{93}Seco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albraith， pp.26-28， pp.33-34， JFKL.
{94}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458.
{95}Galbraith， “Suspension of Air Attacks Urged”，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965.
{96}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1-484; “Galbraith Is Reported Agreeing to Become Chairman of A.D.A”，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7.
{97}Schlesinger， Jr.， “Galbraith and Politics”， p.41.
{98} “Galbraith Urges U.S. to Reduce Military Action in Vietnam War”， June 12， 1966， New York Times.
{99}Neil Sheehan， “Galbraith Scores President on War”， 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67.
{100}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 pp.485-486， pp.488-490.
{101}Galbraith， “The Galbraith Plan to End the Wa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67
{102}Galbraith， “The Unreali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1968.
{103}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161.
{104}Rostow， “Air Power”， and Galbraith Reply， New York Times， April 4， 1971.
{105}Galbraith， “Of Me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 1973.
{106}加爾布雷斯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學的演講：“On History， Foolishness and Vietnam”， New York Times， July 12， 1975。
牛 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100871
加爾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1908～2006 ）美國經濟學家。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1930 年獲安大略農學院文學士學位。1933 年獲加利福尼亞大學碩士學位，193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先后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曾任美國價格管理局局長助理、民主黨顧問委員會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擔任過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政府顧問。1961～1963 年任美國駐印度大使。1972 年被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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