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經濟學家：西方危機實乃新自由主義危機

    

    法國經濟學家熱拉爾•迪梅尼爾與多米尼克•萊維合寫了《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一書。迪梅尼爾日前在巴西接受了政治學家阿曼多•博伊托教授的采訪。
    博伊托問：您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按照您的分析，現階段的資本主義有何特點？
    迪梅尼爾答：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在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過渡期之后進入的一個新階段。我和萊維強調的是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我們用這個概念來形容各社會階層之間、統治與承諾之間的新關系。從這個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的特點是資產階級通過與精英階層，特別是與社會高官和金融部門的聯盟來鞏固權力。在二戰后的幾十年內，大部分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權力和收入都有所減少。簡言之，這一期間存在一個社會民主秩序。二戰和工人運動的國際力量推動這一社會秩序向著相對有利于經濟發展和大眾生活條件改善的方向發展。但隨著新自由主義新社會秩序的建立，資本主義的運轉發生了根本改變：新規則對勞動者的勞動條件、購買力、社會保障等方面發生作用，同時影響到金融監管、貿易邊界的開放和國際范圍內的資本自由流動。
    在國際關系方面，戰后的頭幾十年仍是在舊的社會民主秩序下，以中心國的帝國主義行徑為特點；在經濟領域內，對原材料價格和資本輸出施加壓力；在政治領域內是腐敗、顛覆和戰爭。進入新自由主義階段之后，帝國主義的行為方式發生了改變。在經濟方面，上世紀90年代外國直接投資的大爆炸使中心國資產階級從邊緣國家賺取的利潤成倍增加，而邊緣國家渴望得到這些投資的事實絲毫不能改變這些行為的帝國主義特性。要知道，所有勞動者都寧愿被剝削也不愿失業。
    問：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政府財政危機導致的不可避免的調整，有人則認為這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結果。
    答：用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來解釋新自由主義是右派的做法，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是為領導戰后社會秩序的政治集團服務的。這些政治集團沒有能力應對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于是將我們引向了新自由主義。將新自由主義歸結為全球化結果的解釋也是一樣。新自由主義所做的是引導全球化這一舊的趨勢向著新方向發展，通過開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道路來加快這一進程。
    問：您認為當前經濟危機的特點是什么？
    答：當前危機是19世紀末以來資本主義經歷的四大結構性危機之一。這四大危機分別是19世紀90年代的危機、1929年危機、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和當前的危機。當前的危機不是簡單的金融危機，而是新自由主義這一不可持續的社會秩序的危機。這場危機遲早會以某種形式爆發，但它在2007年至2008年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美國爆發了。兩種機制融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我們發現了在瘋狂追求利潤和拒絕監管的思想驅使下，金融化和全球化做法造成所有新自由主義國家的脆弱性，作為金融全球化的結果，美國的中央銀行失去了對利率的控制和引導宏觀經濟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危機是美國經濟失衡的結果。
    問：您認為經濟危機已進入第二階段。危機是如何發展的？
    答：危機的第一階段在2008年秋天達到頂峰，當時美國的大型金融機構紛紛倒下，衰退開始，危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區。各國央行吸取1929年危機的教訓大手筆地進行干預以支撐金融機構，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空前水平。但這些旨在刺激需求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只能實現暫時的經濟可持續。中心國政府仍未認識到危機的結構特性。從他們采取的行動看，這好像只是一場金融危機，并且已經被克服了。中心國沒有采取任何嚴肅的反自由主義措施，采取的不過是一些尋求加劇剝削大眾的政策而已。
    問：眾所周知，至少到目前為止，經濟危機對美國和歐洲的影響最大。相反，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在邊緣國家表現得更為強悍。為什么會有如此差異？當前的危機在全球不同地區是如何表現的？
    答：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引發災難，特別是在拉美和亞洲。而現在，世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造成中心國上層和國家利益之間的分歧。美國的情況尤為突出，其大型企業在本土的投資越來越少，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投資則日益增多。全球化造成了工業生產向邊緣地區的轉移，包括亞洲和拉美，甚至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
    問：很多分析家認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各政黨在應對危機的建議方面并沒有太大差異。此外，在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經濟危機還推動了右翼贏得選舉。社會運動會推動權力更替嗎？應對當前危機的群眾綱領應該是什么？
    答：我們還沒有談到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特性。資產階級和社會精英通過多種機制的結盟使群眾遠離了政治。我要說的是，群眾被排除在各政黨和團體的游戲之外，他們能做的只剩下街頭斗爭了。在世界工人運動衰落的背景下，資產階級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中與知識分子和政客為主的社會精英結盟。大眾的苦難并沒有波及這些精英，在政治領域內已經不存在任何左翼政黨。政治生活已經變成兩派政黨之間的更替。自詡為左翼的政黨沒有能力提出替代選擇，暫不說其有沒有能力推行。投票也變成了法國人所說的“選票懲罰”。例如在西班牙，右翼接替左翼上臺是因為左翼是在危機期間執政的政黨。顯然右翼在對付危機方面沒有任何更高強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