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改革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人們一直對監管體系全面性及系統性的失靈故意視而不見。的確，導致2008年全球經濟心臟病發作的病態政治－監管－金融體制已經引發了眾多討論，上述機制正是引發卡門 ·萊因哈特和我所謂的“第二次大收縮”的首要因素。需要討論的是，這個問題僅限于金融行業，還是代表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更深層次的缺陷？
以食品業為例，該行業有時會給營養和健康目標帶來嚴重的后果。肥胖率激增現在已經成為世界性問題，但在大國里以美國最為嚴重。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統計，約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體型肥胖（即身體質量指數大于30）。更令人震驚的是，兒童和青少年的肥胖比例超過六分之一，1980年后青少年的肥胖比例比原來增加了兩倍。
當然，邁克爾·波林和大衛·卡茲等營養健康專家已經極力強調了食品業存在的問題，同樣的問題無疑也引起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關注。各種商品和服務領域其他的類似問題還有很多。但這里我只想討論食品業與現代資本主義 制度普遍問題之間的聯系，上述聯系無疑推動了全球肥胖人數的激增。我還想討論美國政治制度為什么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盡管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已經為喚醒人們的認識付出了重要的努力）。
肥胖會在諸多方面影響壽命，其中既包括心血管疾病，也包括某些種類的癌癥。此外，病態的肥胖可以影響生活質量。承受肥胖損失的不只是個人，同樣也包括社會——承受肥胖損失可以直接通過衛生保健系統，也可以間接 通過運輸成本增加等生產率損失（如消耗更多航空燃料，座椅加大等）。
但肥胖的蔓延對經濟增長卻鮮有壞處。眾所周知，精加工的玉米食品及大量添加劑是體重上升的主要推手，但從傳統增長核算的角度，它們卻是非常好的東西。大農業種植玉米并從中獲利（通常還能拿到政府補貼），食品加 工企業則添加數以噸計的化學品，最終生產的產品讓人成癮，因而也就無法抗拒。整個鏈條中，科學家負責找到精確的鹽、糖和化學添加劑配比使新發明的速食食品最讓人上癮；廣告商負責推銷；最后，醫療保健業從治療不可避免的疾病中賺取大量財富。
冠狀動脈資本主義是股市的強心劑，股市是上述所有行業企業的云集之所。精加工食品同樣有利于創造就業，其中也包括研發、廣告和醫療保健等領域的高端就業機會。
因此，還有誰會抱怨？政治家肯定不會，他們因為就業充足、股票上漲而再次當選，而且從參與加工食品生產的所有行業獲得捐贈。事實上，膽敢談論加工食品對健康、環境或可持續發展影響的美國政治家常常會發現自己的 競選捐贈幾近枯竭。
誠然，市場力量推動創新，而創新則不斷壓低加工食品價格，即使普通水果和蔬菜的價格不斷上漲。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卻忽略了市場的極度失敗。
學校、圖書館或健康運動為消費者提供了寥寥可數的寶貴信息，但他們卻被廣告中大量的虛假信息所淹沒。兒童的狀況尤其令人擔憂。由于多數國家缺乏高質量的公共電視資源，由廣告商、包括食品行業贊助的電視頻道不約 而同地把目標瞄準了兒童。
除去散播虛假信息，生產企業鮮有動力對自己造成的環境損失成本進行內化。同樣，消費者也鮮有動力對自身食品選擇所帶來的健康成本進行內化。
食品業導致生理心臟病、金融業導致經濟心臟病是我們所面臨的唯一問題，情況也已經夠糟糕了。但已成為上述行業標志的病態監管－政治－經濟體制所造成的影響卻遠比這更加廣泛。為保護社會的長遠利益，我們需要建立 新的、更好的制度。
當然，消費者主權和家長作風間的平衡總是非常微秒。但我們可以在一系列領域為公眾提供更準確的信息，使人們能開始做出更加明智的消費選擇和政治決策，從而增進上述平衡的健康度。
作者系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
左曉蕾：IMF請重新定位角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在各種場合呼吁為歐債危機的種子基金注資。剛剛閉幕的歐盟峰會通過了5000億歐元的歐洲穩定機制并提前一年啟動。歐元區官員稱歐洲計劃向IMF增加約2500億美元注資，作為提前一年實施的歐債穩定機制的種子基金，剩下的3500億歐元需要全球其他地區補全。IMF官員認為，可能需要額外5,000億至6,000億美元的資金來幫助對抗歐債危機，希望在近期召開的G20財長會議上尋求巴西、中國以及石油輸出國等支持。
筆者認為，IMF需要調整在歐債危機中所扮演的“融資”平臺角色。因為現有的資金基礎“相形見絀”，在過去幾個月中，IMF一直在尋求增加融資來源。借助多邊機構的優勢，IMF在所有成員國和全球范圍內為歐洲銀行的到期 債務籌措資金，僅維持“太大不能倒”的銀行不被違約，也遠非解救歐債危機的正道，而且也維持不了全球穩定。維護全球穩定的方式要具有合理性和針對性。IMF的職能是維護全球的經濟穩定。要發揮“穩定”的作用，其手 段、方式必須得“對癥下藥”。由歐洲各國扭曲的財政體制以及全球大銀行自我膨脹共同作用下釀成的債務危機的解決方式，必須針對危機形成的兩大原因開刀。
由于英國的反對，歐盟沒能達成財政體制改革的一致意見。但歐元區至少已面對現實了。已就《財政契約》達成共識，雖然各國財政削減政策和財政一體化改革舉步維艱，但各國已不得不忍痛開始動手切除這個體制“毒瘤” 。這個“手術”，短期內可防止債務規模擴大，中長期“手術”成功后，可防止危機蔓延侵蝕貨幣聯盟的基礎，避免歐元解體帶來全球更大的震蕩，從根本上回歸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經濟增長的正常軌道。
但是，危機的另一主要始作俑者大銀行也必須動“手術”。要防止“太大不能倒”的銀行可能帶來的巨大的系統風險，不是繼續通過資金來維系其巨大的流動性需求和海市蜃樓般的虛擬資產巨大規模，而是應將高風險的大銀 行拆分成低風險的規模相對縮小的銀行，以大大降低系統風險。
1998年，長期投資資本公司因投資俄羅斯國債失敗而破產，格林斯潘組織了23家長期投資資本公司的債權銀行，推動豁免債務的大規模債務重組，避免了一場由俄羅斯國家破產引發的銀行危機。IMF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擔當格 老當年的角色。當年是23家銀行面對俄羅斯一國的債務違約破產，現在的全球銀行面對歐元區至少8個國家的破產違約風險。IMF要維護穩定，現在最有針對性地解決方案，就是組織各國債務的債權銀行大規模免債重組，包括 銀行相互間的拆借和負債的重組，與歐債的免債重組結合起來，這樣可以比較平穩地實現資產負債表的平衡，最終避免系統性銀行危機的爆發。
這個雙管齊下的藥方，直接對準了歐債危機的根源，要求IMF迅速調整角色定位，發揮多邊金融機構的國際性作用，推動全球的銀行轉往從根本上務實較快解決歐債危機的重組的生路。事實上，IMF若是僅僅作為“融資”平臺 的角色，很難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資金籌措也會遭遇困擾。比如，對于需要全球其他地區補全的歐債穩定機制的3,500億美元注資，二十國集團(G20)內部始終爭議不斷。英國和其他G20政府希望歐元區提高自己援助儲備金的 借貸能力，確保援助資金不會是歐元區用于解決自身貨幣穩定性問題的替補手段。目前德國也仍反對此舉。
美國總統奧巴馬也已把話挑明了，不會花一分美國納稅人的錢去救助歐洲債務，歐洲國家足夠富有，應該可以自己解決債務問題。美國財政部近日更明示，美國并沒有計劃為IMF尋找額外資金。
中國、日本和巴西等國雖多次表示考慮增加注資的意愿，但前提條件是歐洲盡快為解決債務危機拿出治本之策來。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看見既治標又治本的歐債危機解救之道，這些國家的注資豈不是丟進了無底洞，有去無回 血本無歸？那樣的話，注資意愿是不可能付之行動的。對此，日本經濟財政大臣古川元久在1月28日的“2012年全球經濟展望”論壇上說得再明白不過，如果沒有歐洲采取強勁的措施，發展中國家就不愿意向IMF提供認捐了， 即便IMF是非常有擔保的債權人，也是如此。歐洲人要做出最大的努力，采取最果斷的措施，只有這樣，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和其他的國際社會的成員才愿意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支持它。
IMF也承認，在全球金融領導人無法就是否向IMF增加注資達成共識之前，IMF理事會無法就新的資金來源找到共同點。
到了全面調整解決歐債危機思路的時候了。在短期注入流動性防止發生立即違約的同時，一定要把治本之策提上議事日程。而根治歐債危機，必須減“赤”和“免”債兩手并舉。IMF要真正擔當起維護穩定全球的重任，必須變 籌資者的角色為銀行“免”債重組的組織者角色，才有可能。
作者系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
馬丁·沃爾夫：歐元區危機沒有化解
經濟決策者眼下的情緒比兩個月前樂觀，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歐洲央行(ECB)在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的英明領導下，已經化解了歐元區出現金融崩盤的風險。正如倍受尊敬的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行長、 德拉吉在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繼任者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所言：“歐洲將不會發生雷曼式的事件。這一點十分關鍵。”
自從歐洲央行去年12月啟動3年期的長期再融資操作以來，意大利和西班牙銀行的信用違約互換價差均有所下降。一些虛弱的國家與德國之間的國債息差也有所收窄。
這是否意味著歐元區危機結束了呢？絕非如此。歐洲央行使歐元區免于心臟病發作。但歐元區成員國面臨著漫長的康復期，而主張對身體虛弱的病人采取“財政饑餓療法”才是對癥下藥的觀點，更是令情況雪上加霜。
上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了相關預測，從中可以看出危險所在。IMF目前預計歐元區今年將陷入衰退，總體國內生產總值(GDP)將下降0.5%。意大利和西班牙的GDP料將大幅下滑，而法國和德國將呈停滯狀態。這樣的經 濟環境對于尋求削減財政赤字的國家來說十分可怕。有關其他高收入國家的預測遠遠談不上令人滿意，但歐元區是全球經濟中最危險的部分：只有在這個地區，我們看到一些重要國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府面臨喪失公信 力的威脅。
在其他高收入國家，政府能夠繼續為本國經濟提供支持，這主要是因為它們自身擁有央行和可以調整的匯率。這兩者使它們具備管理大規模財政赤字的能力。在后危機環境下，這樣的赤字既與必要的私人部門去杠桿化自然對 應，也是私人部門去杠桿化的主要推動因素。
歐元區不具備這樣的內在機制。當私人外部融資趨于枯竭（如同一些國家所出現的情況），受影響的成員國在短期內需要融資，在較長期內則需要一項可用以調整自身外部賬戶的機制，而不是通過經濟的深度衰退得到調整。 歐元區兩者都不具備。事實證明，這導致它在應對全球金融疾病方面的能力有限。正如香港特首曾蔭權(Donald Tsang)在達沃斯所言：“我從未像現在這樣恐懼。”敏銳的觀察家們覺得，幾乎沒有什么因素能夠阻擋一波主權 及銀行違約潮在歐元區內部爆發，這將在全球范圍內引發可怕后果。
歐洲央行降低了銀行業立即崩盤的風險。但見多識廣的外部人士希望看到的是，歐元區構建更加牢固的防火墻，以防止希臘（打個比方）崩潰或許包括退出歐元區導致人們對一些更重要的國家的前景感到恐慌。IMF總裁克里斯 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上周在柏林發表了充滿勇氣的講話，她把建設防火墻、推動經濟加快增長和促進一體化，列為自己當前的三大要務。
這些外部人士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承諾：虛弱的歐元區國家將獲得“恢復”所需的時間和“治療”。自然，他們也希望看到歐元區承諾投入資源，明確表示其成員國有決心取得上述結果。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實力得到增強的IMF 做出更大貢獻才有意義。既然連歐元區自身都沒有展現出自我治療的意愿和能力，憑什么指望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比如中國為救助歐元區出力呢？
唉，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意愿的問題。它是一個缺乏準確“診斷”的問題。這是一個歐洲央行無法解決的問題。作為債權國，德國反對組建“轉移支付聯盟”(transfer union)，并堅持表示，財政紀律至高無上。德國前面一種 做法是正確的，但后面的說法卻是錯誤的。
長期將資源轉移到缺乏競爭力的成員國將是一場災難，它將削弱受援者的能力，并讓提供者破產。但財政無紀律并非一切。正如它并非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真正原因是草率貸款和缺乏遠見的私營部門借款）一樣，財政紀律 也非治病良方。這種試圖維護德國前總理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uening，1930年至1932年在任)提出的災難性財政緊縮政策的嘗試十分可怕。
這一財政協定本身試圖恢復已失敗的穩定與增長公約所包含的觀點，缺乏對一個成員國產出對其它成員國需求的依賴、收支失衡的作用以及競爭力永遠是相對的這一事實的必要理解。如果意大利和西班牙想要在歐元區內提升 競爭力，那么德國或荷蘭就必須降低競爭力。
另外，如果私營部門正存在著結構性財政盈余，以降低債務水平，那么如果（也只有）當該國存在結構性經常賬戶盈余時，決策者才能消除結構性財政赤字。德國應理解這點，因為這正是該國正在做的事情。受到金融危機打 擊的國家幾乎總是擁有大量的結構性私營部門財政盈余。如果這些國家果真要消除結構性財政赤字，那么它們也必須實現結構性經常賬戶盈余，就像德國那樣。然而，每一個國家不可能都存在這種盈余，除非整個歐元區要這 樣做。
在沒有抵消其它國家變動影響的情況下，單個國家不可能復蘇。正如拉加德在柏林所言：“如果訴諸于全盤、泛歐洲大陸的預算削減政策，只會加大衰退壓力。”財政緊縮必須是選擇性的。更重要的是，表明這個調整過程正 在奏效（這樣就會讓德國合理憎惡的長期財政轉移支付變得毫無必要）的跡象，將是歐元區核心國家的強勁需求，通脹率將遠遠高于歐元區平均水平這與危機前的狀況如出一轍。
在達沃斯論壇上，我聽到的對歐元區最樂觀的說法卻建立在歐元區瓦解的可怕后果之上。然而，絕望的人會做出絕望的事。歐元區成員國現在需要時間和機會進行調整。強大的防火墻應會給予它們時間，但只有競爭力的改變 才會帶來機會。如果沒有這兩點，危機肯定會卷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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