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是哈維定義的“帝國主義”的兩種矛盾融合的要素。前者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為體的權利建立在擁有一定領土，能夠動員其人力和自然資源來實現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的國家和帝國的政治；后者作為一種在時空中擴散的政治經濟進程，支配和使用資本占據著首要地位的資本積累在時空中的分子化過程。（P24）
政治/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兩者存在很大的差異。資本邏輯是不受時空限制的追逐個人利益和資本無限積累為目標，因而必然要求其市場不受地域之限制，然而領土邏輯則必定占據一定的地理空間。由此在某一時刻，兩者必然發生沖突，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然而，資本邏輯又必須依靠領土邏輯，阿倫特說，資本的無限積累必須建立在權力的無限積累之上，資本的無限積累進程需要政治結構擁有“權力的無限積累進程”。因此，資本邏輯與領土邏輯兩者之間通過復雜的有時是矛盾的方式相互糾纏在一起。
奧巴馬在小布什政府對伊拉克戰爭業已陷入越南式的覆轍，美國國內的次貸危機彼時已危及至實體經濟的“內憂外患”之時上任，其后的政策也正是著眼于國內和國際這兩方面危機的處理。國內方面，奧巴馬轉變了里根執政以來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而采取一種干預的新凱恩斯主義；國際關系方面，奧巴馬放棄了布什的單邊主義政策，特別是近日對中東地區的訪問，顯示了其試圖通過認同而非強制來重塑美國形象。美國這兩方面的“新政”似乎都像是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中所作預言的實現。
美國這個在“兩戰”中崛起的新帝國，其雖然遭遇或正在遭遇來自蘇俄、日本、歐盟以及中國等方面的挑戰，但它仍然是當今世界政-經體系的主導性霸權，這一點似乎沒人可以否認。特別是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儼然已成為“帝國主義”在當下的代名詞，由此激起的不僅是來自伊斯蘭國家和東亞國家以及俄羅斯這些宿敵的反對，而且也激起了原本是其“反共同盟體系”的歐洲國家的反對。這些反對的聲音一方面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政治或領土邏輯的抵制，更多的一方面是對全球化即美國化的資本邏輯和文化邏輯的抵制。
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即資本主義危機。引起危機的部分原因是消費不足所導致的，這是我們熟悉的馬克思關于財富兩極分化的論述。但哈維認為，過度積累，即缺乏贏利性投資的機會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過度積累導致了兩種盈余的產生：資本盈余和勞動盈余，其中資本盈余是主要問題。資本主義必須通過時空修復來解決此問題。時空修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時間延遲，通過將資本的長期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來吸收，另一方面是空間轉移，即擴大市場，地理擴張。如果贏余不能被吸收的情況下，只能通過貶值來解決危機，資本貶值的結果是通貨緊縮，勞動貶值的結果是失業。以吸收的方式解決資本盈余是資本主義創造性的一面，而貶值的方式則具有極大的破壞性。
資本主義面臨多次危機與重組，同時在左翼和右翼不斷預言其即將終結的情況下，仍然如此頑強的生存了下去，絲毫沒有走到盡頭的征兆，這個謎題的謎題哈維用時空修復理論為我們予以揭示。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正是過度積累所造成的，美國戰后一方面通過將其資本盈余轉移至歐洲和日本等國家來振興其經濟，這是時空修復的空間轉移；一方面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如高速公路網和固定資產投資等延緩其資本，是通過時間延遲的方法解決資本贏余問題。然而，在這時空修復過程中，也就是美國通過認同的力量建立霸權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的過程中，又樹立了其競爭對手，那就是歐洲特別是德國和日本以及東亞四小龍等國家地區的快速發展使得該地區資本出現大量盈余，資本與勞動市場雙雙達到飽和。隨后里根和撒切爾夫人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是將原先資本不能進入競爭的領域予以開放，以吸納盈余資本，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新自由主義成為橫掃一切的力量，歷史似乎又折回到了馬克思所在的160年前。
目前，中國作為吸納全球資本的“海綿”，正在吸收來自全球各地的資本盈余。資本邏輯要求國家政治的強勢力量下建立全國統一市場，取消地區保護；資本邏輯動用政治邏輯壓制其反對力量，在土地、勞動力以及自然資源進行商品化和市場化。從地區發展來看，在經歷了30年代有偏向的地區經濟發展后，中國制造了龐大的“勞動后備軍”——農民工，中國東南部地區正是通過“創新性”（其新穎之處在于，中國的戶籍制度使得這一部分人口并不納入城市就業的統計之中，因此如果在出現勞動盈余后并不顯示為“失業”）的引入這些來自中西部的廉價勞動力，積累起了大量的資本盈余。他們一方面將資本轉移至海外地區如更不發達的越南、非洲等國家，另一方面又將這些通過廉價勞動力所積累的資本盈余投資到中西部去。最典型的如房地產領域，東南部作為城市地標的光鮮摩天大樓上刻意隱去了建造者的身影，而來自這些地區的資本又頻繁的光顧內地城市的房地產市場，當地政府并不出于本地居民的權益保障其有能力購買本地房產，而是熱情擁抱這些外地資本一步步抬升房價。在GDP作為政績衡量指標的體制下，以發展作為整個國家政治中心功能的制度中，打造一個能夠吸引各地、全球資本的良好投資“環境”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要求都需要讓位。經濟的發展最終并非成為改革集權體制的推動力，反而進一步強化了集權體制的弊病。
海綿吸的東西越多只會越來越自我膨脹，然而無論吸納多少，也改變不了其本身的內在結構。
（英）哈維（Harvey，D.）《新帝國主義》 初立忠 沈曉雷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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