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漁夫：貨幣戰之天下資本圍攻中國局面的形成（中）

       貨幣戰之天下資本圍攻中國局面的形成（中）　　

       清湖漁夫　　

第二部分：資本的國際循環　　

對外貿易過程　　

市場的產生源于社會分工，就單個的商品生產者而言，其生產活動常常是為了滿足遠方不為他所知的人們的消費；市場將這些生產活動連接起來，從而形成一種社會體系，市場也就逐漸發展成一種人類社會化生存方式，人們彼此為對方生產所需。對外貿易的發生，意味著市場邊界超出國界和國際化，使得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生存越來越相互依賴；在資本作為財富的一般社會形式的條件下，對外貿易的發生也就意味著資本的循環——從貨幣到商品再到貨幣——同時超出國界，這就是資本的國際循環。當然資本的國際循環因為資本本身的投機本性和金融的發展，在當今的世界除了對外貿易之外，更發展成為以國際大資本對其他國家和民族資本國際絞殺和掠奪為特征的的資本全球性集中過程，也就是資本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循環。　　

我們這里先討論對外貿易的資本國際循環。對于對外貿易，人們常常注重其產品國際流動的層面，而忽視其資本國際循環的社會內涵。就資本的社會再生產而言，產品的生產是一個自然過程，也就是人的體力和腦力與各種物理、化學或者生物等等自然作用過程的結合，這是產品的生產階段；此時的產品是自然的物質成果，徒具產品自身的意義，還沒有被社會承認其有用性，亦即還沒有被他人使用和消費。從生產供給到消費的過程也就是市場過程，這個過程是社會化的。產品在融入市場過程之后才轉變為商品，也就是用來市場交換的產品。產品進入市場，被人購買，收回貨幣，從而完成通常所說“產業資本循環”。但是產品走向消費的過程因為市場購買者的不同未必就到此為止，產業資本循環只是這個過程的一個階段；如果是購買者將商品直接拿回去使用，這個過程就戛然而止；如果這個購買者也不是最終使用者，而是購買后為了用比購買價更高的價格再轉賣出去，經過一次或者多次轉賣才到達使用者或者消費者手中，這個商品才能以它特定的使用價值退出市場過程。　　

我們知道，商業和資本因為投機牟利都產生于商品交換本身，在這個過程中因為資本的自然積累或者原始積累，資本在不斷發展的投機活動中與越來越多的商品買賣者發生商品交換行為，低買高賣投機獲取差價的行為也就將商品生產者或和消費者分離，從而構成資本主導下的市場過程。這也是市場過程或者說商業體系在人類社會化生存中成為中心的原因和關鍵。產業資本的循環必須將產品納入市場過程才會成功，消費者也必須到市場中去尋找自己的需要的商品來維系自己的生存。來源于投機的利潤——這個資本對社會財富的無償占有形式——成為市場社會化過程的必然后果。產業資本循環過程意味著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創造，商業資本在市場的循環，則是將整個人類維系于市場之中，在將商品分配于消費者和使用者的同時完成社會財富的分配。資本的利潤來自于這個分配過程，本身構成社會財富的一部分，以資本積累的方式依賴和再作用于市場過程；以資本積累的方式依賴于市場過程，指的是利潤在市場社會化過程的意義上存在，離開了市場，資本和利潤都失去了本身的社會性意義，不成其為資本和利潤；以資本積累方式再作用于市場過程，指的是利潤會加入新的資本循環。產業資本循環的完成依賴于市場中的商業資本的低價收購，產業資本的利潤的實現依賴于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的討價還價能力，也就是產品的出廠售價與成本的差額，這是產業資本的利潤來源；不然資本不會將自己的活動從市場領域向生產領域延伸。產品向市場提供，成為市場運行的必要要素，同時也成為投機的起點。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的分工也就是資本內部的分工，利潤率的大小有可能推動資本的在產業與商業間轉移。如果資本的壟斷跨越產業與商業之間的界限，從而將這兩者一體化，出現在消費者面前的就是包含所有資本利潤的價格，因為資本通過投機將價格盡可能提高，形成壟斷高價。　　

對外貿易是資本的循環在國際范圍內進行，依賴于國際市場。產品進入國際市場賣出去，收回外國貨幣，就是出口貿易；他國資本的循環延伸到我國市場，就是進口貿易。在資本的國際循環中，因為以美國資本為首的西方資本在國際市場具有主導地位，西方資本不僅調節和匹配著國際市場的供求關系，而且還操縱著國際貿易的價格。在我國的出口貿易中，出口商品的國際貿易利潤是在他國市場完成的；在離岸價格上，國際貿易投機商對我們的出口商品是一種壓價收購態勢，導致這些商品的最終消費價格的絕大部分構成都留在了投機或者說流通領域；這一點有從美國進口商的進口價到中國產品的最終零售價之間的巨大價差為證，標有“中國制造”的美國蘋果公司iPod播放機在發達國家市場零售價為299美元，其中中國出口組裝廠只賺取4美元的加工費，而160美元被美國設計、運儲、營銷等環節的企業獲得。因為出口導向，我們的產品的確占據了一部分國際市場，使得資本循環在國際上找到了順暢循環的途徑，但是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投機領域的利潤，完全被他國資本拿走，盡管這些資本的利潤體現為他國資本對最終消費國國民收入的無償占有。西方資本因為國際貿易市場領域的主導地位，操縱著市場價格，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定價權”，壓價收購活動一方面引起了我國生產商和出口商因為本國資本循環的壓力的自相競爭和自相殺價，亦即“國際競爭國內化、國內競爭國際化”；而且因為壓價收購活動一般而言是從低報價逐漸向高報價收購，也就意味著只有低報價的產品，才被市場的西方主導資本匹配進市場過程，高報價產品就有可能被隔絕于市場過程之外，資本循環無法完成；“商品到貨幣是驚險的一跳，這一跳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因為產品來源的國別競爭也是同樣的情形。商品進入國際市場，被國際進口商從低價向高價收購是市場投機過程開始階段最一般的形式。在進口貿易中，因為我國市場成為最終消費地，同樣因為西方資本的市場主導權和定價權，商品從高報價向低報價漸次銷售是投機賣出階段最一般的形式，從而商品從市場進入消費。我們的資源進口就是由各種所謂“理由”支持的被國際資本投機加碼的高價，這一點從我們的石油進口價格可以得到明證；中石油和中石化對進口石油產品的利潤加成，其獲利程度遠不如國內自產。我們的國民收入也就這樣被無償占有。　　

很顯然，因為既有的西方資本主導的全球市場體系，我國對外貿易處于低賣貴買、兩頭受壓的窘境，對外貿易的實際利益絕大部分落入了境外資本手中，說我們供養著西方資本是毫不為過。或許會有人認為西方國家的舶來品因為科學技術和管理的原因表現為高附加值，這種廣泛流行的胡說之所以流行了很久，是因為人們忘了科學技術與管理大規模地引進社會化生產，只會給人們提供越來越質優價廉的產品，如果這些科學技術與管理是為了造福人類的話；社會生產組織更有效率，應該帶來單位產品的成本下降與質量的改進，而不是消費價格反而越來越高；高附加值不管披上什么外衣，都是資本投機與壟斷的結果；其原因在于市場體制，在于資本牟取暴利的投機性加價。　　

金融化和金融市場的資本循環　　

資本在市場中產生，也在市場中存在。如果說以前的資本再生產過程依賴于產業循環，以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分配為內容，那么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至少因為資本分工的原因，美國利用自己的全球體制，走向了日漸脫離實物財富生產、轉向全球財富分配的方向，以專門掠奪他國資本為美國資本的增值來源。這也就是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或虛擬化。由此出發，在利益流轉和分配的市場體系中，美國經濟或者市場成了這個體系的高端，成為全球資本再分配的場所。全球外匯平均日交易量，1973年為150億美元，1983年600億美元，1992年1萬億美元，2001年每天3萬億美元，而2001年國際貿易額僅僅每天平均350億美元，炒匯量是產品和服務交易量的85倍。到上世紀末，世界物質貿易總額為6萬億美元，而金融產品交易為600萬億美元，世界真正的“貿易”不足金融活動量的1%！到現在，股票交易額與上市公司增加值，匯市交易額與世界進出口總額，期貨交易額與期貨交割的比例都接近100比1。　　

金融化是全球資本過剩的必然結果，由于全球性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資本循環賴以進行的最廣大勞動者的最終消費相對萎縮，資本循環的最后階段面臨瓶頸，資本過剩就產生了。牟利是資本的本性，越來越多的資本脫離物質財富的生產過程，只能尋找新的資本增值場所，從而社會財富的分配繼續。以全球化為依托，全球各國市場在不同程度上與美國資本制定的全球慣例和規則接軌，美國資本在這些市場獲得定價權和話語權，他國資本在市場處于從屬地位，也成為美國資本的市場投機對手，美國資本在這些市場投機操縱以獲取利潤。全球資本源源流向美國市場或者美國資本主導的國際金融市場，供美式金融絞肉機宰殺。這是當今美國資本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資本循環的時代新特征。沒有投機就沒有利潤，資本的投機本性的面目在美國資本全球市場運行中更加顯露無疑。資本循環從貨幣-商品-更多的貨幣的循環方式轉換為貨幣-金融或者其他標的-更多的貨幣的循環方式，其中獲取差價利潤的本質仍然一如既往；資本循環脫離了物質生產過程，在金融市場中主導資本的利潤來自于其他資本的損失，資本在金融市場零和博弈。因為全球市場體系被美國資本主導，全球資本在這個體系內進行跨國界流動和市場轉移，開始尋求增值的冒險之旅。美國金融壟斷資本處于資本食物鏈的最高端。　　

人民幣升值條件下之對外貿易　　

對外貿易的資本循環依賴于國際市場，而國際市場的被西方資本主導和操縱，因此我國資本的國際循環處于高價進口和低價出口的局面。人民幣兌美元和其他貨幣升值對進口資源價格的的積極影響，因為西方資本操縱國際資源價格而被迅速抵消；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我國進口最大宗的原油進口價格得到說明，就去年而言區區幾個點的人民幣升值遠遠趕不上石油從近80美元/桶上漲到近100美元/桶，所謂的人民幣升值對抗“國際輸入型通貨膨脹”僅僅具有自我安慰和聊為說辭的性質。　　

在我國對外貿易處于低價出口高價進口的格局下，人民幣升值卻會嚴重影響我國資本在出口貿易上的國際循環。隨著人民幣不斷升值，中國出口商品的美元報價上漲，美國進口商的海外采購在低報價優先選擇的市場匹配順序下，同樣的商品因為其他國家的報價會變得相對較低而轉向其他國家采購，因此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打擊是整體性的，引起的是我國出口產品相對于其他國家出口的競爭力下降，從而被國際資本在市場匹配中淘汰，從而我國資本循環要么以虧損狀態不斷重復，要么停止循環。據中國機電、輕工、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測試結果顯示，人民幣升值過快將會給眾多行業帶來巨大沖擊，許多行業的出口企業利潤將大幅下降甚至面臨虧損。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如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許多議價能力低的中小企業將面臨虧損。機電是我國出口產品中的大戶，約占到出口總額的六成。中國許多機電產品雖占有較大的國際市場份額，但因缺少自主創新的核心技術，市場定價權較弱，較高市場份額并未帶來相應經濟效益，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內企業難以適應人民幣升值沖擊。很顯然，人民幣升值打擊的是我國依賴于國際市場的資本循環；一旦資本循環停滯，出口市場被他國資本或競爭者擠占，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也就只有倒閉之一途。對于產業轉型升級而言，資本向有待升級的產業轉移需要許多條件，面臨一個轉型期，不可能一蹴而就；據企業家反映，人民幣匯率升值將有助于優化經濟結構的理論脫離實際，其錯誤在于認為結構調整可隨著匯率升值迅速實現，而實際情況則是經濟結構改善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人民幣過快過度升值不僅難以優化經濟結構，反而可能削弱企業生存能力導致問題積重難返。而且因為我國勞動力人口的龐大基數，即使是產業升級轉型，也只能是局部或者有重點的，不可能在所有行業都開始機器排擠人的過程，必須保持相當規模的資本投入勞動密集型產業以維持大量的勞動人口就業與生存。即使是在人民幣迅速升值前我國的就業狀況也不是很充分的。這是我國最大的基本國情。為了美國人虛偽的政治要求砸掉的是上億人的飯碗的實際后果令人擔憂！　　

人民幣升值的另一個原因，在于避免所謂的關稅戰和貿易戰。關稅措施一般而言影響的是個別產品或者行業產品的出口，人民幣升值則是影響的全部出口行業，以人民幣升值導致所有出口行業的受損來交換因為某個國家對某些產品和某些行業加征關稅的導致的受損，永遠不會是一個“獲益”的交換。匯率戰比關稅戰更具有全局性。其實無論匯率戰和關稅戰，美國打下去的本錢未必比我們雄厚。因為美國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全球已經沒有尚待開發的大市場，美國資本主導的全球體系已經擴張到了盡頭，次貸危機的爆發本身就是這種體系性擴張難以為繼的一個標志性事件，與此相應的是美國產業空心化和以消費信用膨脹支撐的美國消費市場因為失業大增而轉向萎縮，美國市場對全球產業資本循環的牽引力早就今不如昔，已經比不上我國增長中的市場，美國市場的全球重要性大大下降。就中美貿易而言，因為美國的產業有相當部分向中國轉移，這些美資企業在中國就地生產本身就是為了向美國出口初級工業品、零部件和消費品，這是中國產品輸美的主要來源之一；因為產業高低端的不同，形成目前的互補貿易格局。美國初級工業品和零部件的海外進口想輕易地撇開中國而另起爐灶，也必須考慮候選國家的基礎設施條件和工業配套能力，中國完整的工業體系條件不是其它國家短期能夠具備的。中國是美國的主要消費品來源地之一，一旦征收關稅導致全面物價上漲，將會沉重打擊美國目前本已脆弱的消費信用鏈，不僅引起美國民眾不滿，而且因為消費金融問題會引發美國金融系統的新動蕩，成為新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在中國出口逐步轉向世界其他地區的條件下，相反我們應該越來越具備打貿易戰的底氣。貿易戰和匯率戰我們可能受害，但是美國或許受害更大。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說白了就是美國壟斷資本貪得無厭的利益訴求和耍無賴，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不能受到這些利益訴求的左右。美國對中國太陽能企業輸美太陽能電池板的貿易行為發起反傾銷調查，中國則對從美國進口的大排量汽車提高關稅。這種對等報復值得鼓勵，關稅武器本來不該只是美國會用！在斗爭基礎上合作才能讓美國人清醒克制和行為收斂，才能改變我們單邊受損的局面，才能避免正常貿易受不必要的干擾！　　

美國力壓人民幣升值的另一個意圖在于，不僅要窒息中國資本國際循環的活力，也要窒息美國在華投資的營利環境，讓西方產業資本在華生產變得無利可圖。這一方面可以驅使這些資本撤出，一部分回流美國市場，這是符合美國總統奧巴馬所謂“重振美國制造業”的企圖的，盡管這個企圖對照美國資本推動經濟金融化的戰略而言很值得懷疑是不是真心的；另一部分轉向其他國家，從而抽空中國產業基礎，使中國經濟陷于紊亂。　　

去年以來，南非蘭特貶值超過30%，印度盧比貶值達17%；巴西的雷亞爾自5月以來貶值超14%，俄羅斯盧布也自七八月起開始對美元貶值。在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條件下，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的意圖也就昭然若揭！去年11月巴西跟隨美國炒作人民幣升值同樣是因為自身利益需要，巴西主要是向中國出口鐵礦石，因為中國鋼鐵行業的重組和削減產能，巴西鐵礦石出口量和價格都出現了下降趨勢。如果中國人民幣匯率上漲，以美元結算的巴西鐵礦石對華出口就有利得多。對外經濟政策的醞釀和出臺就各國而言都是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國民福祉，而我們的匯率政策卻在給最廣大的百姓找麻煩。美國人喊著要保護自己的工業和就業，難道我們的工業和就業就不該受到保護？事實上，美國全國制造業人口僅僅占美國全國就業人口的9%，而美國制造業的失業率是低于美國平均失業率的，為8%左右。我國的勞動密集型工業中的就業人口，比美國要高出許多倍。　　

人民幣升值條件下的匯率投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加快了人民幣“走出去”的步伐。隨著2009年7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開啟到今年開始在全國推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金額顯著增加。目前與境內發生跨境人民幣實際收付業務的境外國家和地區已達181個，各項業務規模穩步擴大。至2011年末，銀行累計辦理經常項目下人民幣業務結算金額2.58萬億元；資本項下人民幣結算量穩步增長，2011年全年，銀行累計辦理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結算金額201.5億元，外商直接投資結算金額907.2億元。較開展跨境貿易結算之初的數額更是翻了數倍。隨著去年10月份商務部《關于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和中國人民銀行也發布了《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管理辦法》出臺。自2009年7月后發展起來的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正在實現對國際收支中外幣主導格局的逐步替代過程，目前已經形成了貿易結算、實業投資、跨境融資以及證券投資四個渠道的人民幣跨境循環格局。　　

香港是主要的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截至2011年9月底，在港的人民幣存款總額達6222億元，發行的人民幣債券總額超過1663億元。今年前9個月，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額約為13294億元，相當于內地對外貿易人民幣結算額的80%以上。在此期間，香港人民幣業務發展迅猛，截至2011年11月底，香港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機構數已超過132家，發放人民幣貸款256億元，人民幣存款余額6273億元，占香港全部銀行存款的10%左右，人民幣已成為除港幣和美元之外的第三大貨幣。　　

因為人民幣升值和中國央行加息后人民幣存款利率與美元和港元存款的低利率之間的利差，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并不平衡。人民幣單向流出現象明顯。據央行數據，2010年度5063億元人民幣結算量里，進口付款比例大約為85％-90％，出口付款人民幣結算比例在10％-15％。而2011年前三季度進出口付款比例也大致與此相同。在境外增持人民幣再利用離岸存款調入境內，可獲得人民幣一年期基準利率3.5％，而在許多金融機構發售的理財產品中，其（保本）收益率甚至能達到了5％以上；另一方面，持續升值的匯差也相當誘人，例如，2004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港元）升值37％，而2011年匯率升值了3.7％。境外機構與個人都有意在資產配置中保留一定比重的人民幣資產而不愿賣出，持幣待漲使得人民幣單向流出特征相當明顯。　　

推動人民幣回流內地主要因素則是套利投機。2010年7月央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簽訂了《補充合作備忘錄》（四），作出了更多關于人民幣交易的安排。央行還與中銀香港簽署了新修訂的《香港銀行人民幣業務的清算協議》，中銀香港由是成為香港人民幣業務清算行。通常認為人民幣的更廣泛使用有利于增強香港銀行業的盈利能力，由于人民幣貸款可發放范圍的擴大，銀行可以從貸款中獲取更多利潤。但事與愿違，香港的人民幣貸款市場因為央行加息和人民幣升值而十分狹小，貸款人借入人民幣用于投資或消費后，償還時將承受相應的利差與匯兌損失，香港的企業與個人不愿借貸人民幣；銀行吸收了大量人民幣存款，卻找不到受貸人，只能以0.79％的年利率存放于人民幣的清算行中銀香港。因此，香港銀行業經營人民幣業務多是薄利甚至虧損的。香港金融管理局數據顯示，2010年底香港銀行業對中國內地非銀行客戶的貸款總額達1.62萬億港元；2011年6月底這一金額達到2.03萬億港元。短短半年間增幅達25％以上。因為人民幣升值導致香港本地企業和個人不愿使用人民幣貸款，香港銀行業的人民幣貸款對象以內地企業為主，因為內地實施銀根緊縮政策，內地銀行的貸款利率比香港高很多。除內地企業直接來香港做人民幣抵押貸款業務外，還有些資質較好企業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籌到資金后也是再貸給其他國內企業。香港銀行業也因此熱衷于接受內地銀行開出的備付信用證擔保并向內地在港關聯企業發放外幣貸款。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統計，截至2011年8月底，香港銀行對內地銀行持有的債權（包括信用證）總計2220億美元，較2009年6月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剛開始啟動時的320億美元增長了6倍。香港銀行人民幣貸款總額由2011年初的20億元上升至190億元。香港金融管理局預測，在人民幣FDI開啟等因素的推動下，銀行業向內地貸款還會繼續增長。由于人民幣國際化一開始在香港主要以人民幣套利投機為目的，香港的企業與居民大多是屯幣套利，用于市場結算較少，流通量更少。2011年11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向各銀行發出《人民幣業務與清算行平倉的規定》，要求銀行在向香港的人民幣清算行平倉時，要嚴格執行在真實貿易背景下的相關規定，并明確指出：“若銀行有不符合資格的人民幣持倉，除會被要求拆倉還原外，若屢次違規的則可能會被暫停與人民幣清算行的平倉活動。”這都表明人民幣在香港被主要是套利投機，而非大量流入實體經濟領域。　　

人民幣跨境流動在我國國際收支中的比重逐步提升，意味著部分的資本項目交易可以在無兌換環節的情況下發生。只要本幣結算的資本項目交易越來越多，就意味著本幣無兌換跨境流動覆蓋的領域越來越大，我國將出現穩步增長的跨境人民幣債權和負債，這些本幣債權與負債可以形成對當前外幣債權與負債的有效替代。這種替代過程，是人民幣資本走出國門后的自然現象，但是由于經濟的金融化和資本的投機逐利本性。大量的投機活動也隨之產生。有分析人士估計，目前在國際貨幣離岸市場上，人民幣年交易額已超過7300億美元（約48000億人民幣），約相當于中國2010年GDP近40萬億人民幣的10%。僅按照目前的交易額度：由于近年人民幣升值率約為6%到8%，相當于境外持有人民幣兌換美元者，每年至少可在匯兌交易中穩定賺取美元500億美元（超過3000億人民幣）以上。這種匯兌損失只能是與人民幣交易有關的持有外匯的中國政府或者企業承擔。外幣貶值是計價的結果，而實際的投機利潤兌現和財富轉移需通過對沖交易來實現。　　

人民幣國際結算并沒有促進貿易增長，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套利的平臺。人民幣升值不僅未能促進人民幣的境外大量使用，而且因為匯率投機使得人民幣被國際資本堵住回流。這還是目前人民幣匯率定價被中國政府掌控下、資本項目自由兌換管道有限時的市場情形；一旦大規模人民幣自由交易市場開辟，伴隨著相應的衍生品市場的發展，人民幣就會面臨2011年日元的情形，人民幣匯率市場波動幅度和投機規模會遠遠超過目前的情形。日元目前還在為資本項目自由匯兌支付巨額代價，深陷泥潭而不知何時才是盡頭。　　

熱錢流入與物價上漲　　

隨著近年來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引發了境外資本對人民幣的匯率投機活動，并且通過各種途徑向境內流入。2010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3054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2260億美元。2011年前三季度我國經常項目順差1412億美元，資本項目2501億億美元，資本流入16862億美元，資本流出8361億美元。加上去年以來境外資本在香港換成人民幣以貸款形式的向內地流動，實際上境外資本流入要高于官方數字。國際熱錢也就是短期投機資本，雖然我們無法準確界定其期限和數目，但是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資本出入境大幅增長，我國外匯儲備實現了從2萬億美元向3萬億美元的“跨越”。 據央行數據還顯示，去年四季度末中國外匯占款余額為253587.01億元，外匯占款實際上反映的是境外資本的凈流入，只不過換上了人民幣的外衣。因為人民幣升值和國內一些因素的影響，我國中小制造企業的盈利水平嚴重下降，以及通過投機在市場賺錢要快得多，利潤也豐厚得多，這些資本中長期投資我國制造業的比例將會十分有限。而短期投機資本在進入我國市場后因為資本的牟利本性，絕不僅僅滿足于在央行的外儲“池子”中安度時光，滿足于人民幣升值和存貸款利息的套利。熱錢的流入，不會是為了我們的生產建設而來，只能是短期投機謀取差價利潤。這些熱錢也就循著跨國資本對我國產業的控制領域涌入市場，在商品流通領域大肆投機炒作；同時因為央行為了給外儲池子擴容而不斷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導致中小企業的金融環境愈發惡劣，引起中小制造企業資本從生產領域退出，也轉向流通市場。兩股資本力量的合流也就使商品流通市場和信貸市場的炒作愈演愈烈，民間借貸利率高企，房價和消費物價上騰和部分工業原材料價格上漲。因此，境外資本的投機活動，不僅利用了我們政策和體制的匯率和利率差別，而且在此基礎之上將投機活動向其它市場領域蔓延。　　

所謂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原因絕不是什么貨幣原因，而是資本的投機活動所導致。物價的上揚也就造成了人民幣在對外升值過程中，對內在同時貶值。美國力壓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目的也就是為境外資本的對人民幣匯率投機開辟道路，并且強化這種升值預期，從而引發國際資本以不斷地向我國境內流動來推高人民幣升值壓力，同時為以美國資本為首的國際熱錢投機保駕護航；而央行的外儲“池子”恰好因應了這種企圖，開門揖盜，于是物價上漲也就難以遏止了；這也是2011年央行貨幣政策越緊縮、消費物價越上漲的根本原因。“人民幣升值遏制通脹”的高論在境外資本的作弄下讓人啼笑皆非。　　

去年中國政府部門的有關人士透露，為了平抑物價曾下發170多個文件，但是物價沒有出現在這些文件過去下發時屢屢出現的應聲下降；過去紅頭文件之所以能管住物價，是因為國有企業對市場的掌控，定價權在國有資本手中；紅頭文件失靈只能反映一個事實：所謂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市場運行的主導權與價格的控制權已經轉到了境外資本手中；國際資本才不理會這些文件，它們關心的是投機能否帶來利潤。跨國資本不僅控股了我們絕大部分支柱產業，而且連對民生至關重要的農業也逐漸落入跨國資本之手；對這些行業的所謂市場化改革，帶給我們不僅是本國資本被外資絞殺的命運，而且還威脅到百姓的基本生存。這里我們以生豬行業舉例說明。　　

因為生豬行業對外資開放和市場化，也就被外資大規模進駐。生豬行業生產從低谷到高峰一般需要三到四年時間，從2007年跨國投行高盛介入養豬行業開始計算，目前正是生豬出欄的高峰期。就我們13億人民的主要肉食消費而言，消費習慣和傳統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也就是說豬肉消費量會有一個大致的常量；但是我們觀察到的是，隨著生豬出欄數的逐年迅速增長，價格也在隨之上升，在豬肉價格的高峰同時出現的是最大批量的豬肉銷售，因為這些跨國資本的循環需要，供給量大增的同時價格也被操縱走高。跨國資本對生豬行業的滲透和控制涉及這個產業鏈的所有環節，也就能夠對所有的市場供給與需求進行調節和匹配；這種量價齊升也是對所謂市場供求機制的最好反駁。跨國資本的確帶來了先進的養豬技術和工業化管理方式，但是我們吃上質優價廉的豬肉的念想同時也就成了泡影，老百姓吃的豬肉也比幾年前貴了一倍多甚至兩倍。去年豬肉價格的飆漲有跨國資本壟斷的原因，但是國際熱錢沿著跨國資本對市場的掌控路徑與渠道參與炒作也“功不可沒”，竟然出現了向歐洲和其它國家大批進口豬肉的現象。高價套現豬肉牟取投機利潤才是這些資本的真正追求。如果豬肉價格在未來一兩年中一直維持目前的高位或者下跌有限，那就只能意味著這個行業已經被跨國資本壟斷。如果今后價格發生猛烈下降，致使行業出現一個低谷期，這種情形說明的是目前在養豬行業還有農戶和小企業存在，降價的目的也就是將這些中國民間資本和農戶趕出這個行業；但是這個價格低谷期即使出現也不會太長，行業最終會重歸外資壟斷并長期維持壟斷高價。　　

與生豬行業類似的包括糧食、蔬菜和其他食品行業。消費物價的普漲意味著我國老百姓的收入縮水，手中的鈔票越來越毛；老百姓收入損失的部分自然轉化成資本的投機利潤，這是資本進行財富掠奪的過程。這種資本投機過程會帶來兩個方面的危害：一方面，作為最廣大消費者的收入縮水，在社會分配中的占比下降，會影響我國市場的最終消費能力，從而導致產業資本循環規模的萎縮和經濟增長與循環的動力衰減；另一方面，由于投機資本在一個個商品流通市場輪回炒作，導致這些行業生產的大起大落，從而影響產業資本循環和我國就業的穩定性；這一點在農業上最為嚴重，2010年以來，農產品被輪流炒了個遍，價格被操縱大漲的利潤落入國內外投機資本手中，而價格大跌后對相關農戶的生產投入則形成毀滅性打擊，農民的收入來源越來越少，推動了部分農戶的貧困甚至破產進程；在我國工業領域的就業形勢因為中小企業停產倒閉潮本來就已經非常嚴峻的情況下，逼迫農民將土地拋荒流向城市，后果難以逆料。因為外資對農業的逐行業進駐和掌控，意味著外資對土地的偏愛也就上升了，近來有關土地市場化改革的主流媒體聲音也增加了不少，關于農村土地的沖突與糾紛時常見諸報端。　　

外匯儲備與資本輸出　　

外匯儲備問題是去年最引人矚目的話題之一。和外匯占款一樣，外匯儲備不過是資本國際循環中的一個現象形態。在資本輸出方面，與人民幣走向境外同時發生的是中國外匯儲備的對外投資以及國有企業走向海外，這同樣是中國資本國際循環的一部分。我們知道，目前的全球市場體系是由美國資本主導的，隨著美國經濟的金融化，美國資本利用金融市場對他國資本進行絞殺，成為美國資本獲得利潤的基本來源，因此美國資本主導的全球金融市場體系也就演變為美式金融絞肉機或者資本絞肉機。在大眾行為的市場機制當中，美式金融絞肉機基于三個市場條件：美國金融資本在市場的資本優勢、主導地位和控制力，符合美國金融資本利益的市場規則，美式市場價值觀念的傳播和成為市場主流。以美式經濟金融理論為代表的金融價值觀的傳播，是為了美國金融資本培養聽話的、基于“市場公平”飛蛾撲火般涌進資本絞肉機的獵物群或者說交易對手的人群（羊群），這個市場人群手中掌握的是代表一國社會財富的資本。這些羊群和資本涌向美國市場，美式金融絞肉機才能夠起勁地運轉。這是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循環的新方式和新特征。我們的國有資本與外匯儲備的海外投資進入的就是這樣一個金融市場。從“兩房債券”的巨虧到一系列中國國企陷入高盛公司的衍生品陷阱，從中投公司的美國市場折戟到我國外匯儲備被美國國債綁架，都是中國國有資本國際循環和國民財富外流血淋淋的例子。在民間資本方面，我國主流媒體無中生有地炒作“富人移民潮”，就是為了將中國民間資本羊群趕入美國市場送宰；2008年到2010年間曾出現過民間和國企的赴美收購地產潮，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下滑，這些赴美投資和“兩房債券”一樣，永無翻本回頭之日。　　

在國家外匯儲備海外投資上，兩房債券、美國國債和歐洲國債是主要的所謂“資產擺布”。這些債券的投資目前也就是一個賬上有賬下無的局面。美國“兩房”已經退市，從目前的財務狀況來看實際上已經破產，只不過因為美國政府為了安撫我們和對這些債券提供擔保才勉強維持著這些債券的付息和讓這兩個爛透了的機構茍活世間。作為一個黷武性的國家，美國打伊拉克阿富汗戰爭花費了1萬多億美元的戰費，與我們購買美國國債借給它錢大體相當，說我們為戰爭提供資助不無原因；結果美國發動這兩場在經濟上所獲甚少，嚴重入不敷出，盡管錢是借來的；美國也就被迫全球軍事收縮。在美國產業空心化和金融利潤作為財富主要來源的情況下，只要全球清醒的國家越多，對資本進入海外金融市場的控制越嚴，美國金融絞肉機就會陷入空轉；這也是美國金融資本對我國、歐洲和日本拼命發動金融攻擊的原因之一，力圖利用既有的全球體制在全球輪回剪羊毛。為了維持下去，也就出現了全年上半年美國政界要人全球推銷美國國債的場景，希望海外大債主們繼續借錢給這個本身就負債累累的國家。美國政府靠借來的錢度日，而且這些錢還不夠花；支付債券利息和關于美國政府和美國國債的信譽的信誓旦旦不過是想將借新債換舊債的“龐氏騙局”繼續下去，政府債務還會如雪球般越滾越大。美聯儲在2011年9月實施的“扭轉操作”——將4000億美元即將到期的短期國債轉為長期國債，這表面上避免了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3.0。扭轉操作不是美聯儲自己可以單邊實施的，它必須得到4000億短期債券持有人的同意和配合。鑒于美國社保養老基金等決策程序復雜，而不太可能配合美聯儲；其它國家持有的美國國債量少于中國；更重要的是，外管局有兩次暗度陳倉——秘密配合美國財政部購買了4074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先例，而且為美國國債展期可以避免美國新的國債危機爆發，從而將賬上有賬下無的假象繼續下去；人們因此有理由懷疑這4000億短期美國國債來源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來自于中國外儲。如果這是事實，也就是中國單獨付出代價阻止了明面上的量化寬松3.0。美國人對全世界賴賬的劣跡本身就有上世紀70年代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歷史先例！從近些年美國全球耍無賴的行徑來看，美國政府的信譽在利益面前連搽手紙都不如，想美國政府還債無異于與虎謀皮。耐人尋味的是，我們借給美國政府的錢被美國政府轉手提供給了華爾街機構，這些美國金融機構反過來將這些錢投資新興經濟體（包括我國），每年的平均獲利達到13%-15%；也就是美國資本利用我們的錢來對我們發動金融戰和貨幣戰。在全球經濟危機情況下，近些年出現的救美國救歐洲和救日本的論調，不過是西方資本操縱主流媒體和喉舌對我們的忽悠，因此在輿論造勢的推動下也就有了我國大買美國國債和希臘債券的大手筆。從希臘國債被歐元區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接管、歐元區銀行減記持有希臘國債資產、最后歐洲央行于去年12月給減記歐豬五國國債的銀行大幅注資4890億歐元的情況來看，歐洲根本不需要我們救濟，不過是想跟美國有樣學樣地打我們外匯儲備的主意。畢竟中國在美國國債上投資驚人，即使中國人追債，首當其沖的也是美國，在如何處理債務上歐洲必定也向美國有樣學樣。因為西方資本主導的全球體系，我國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在海外投資上也就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和安全保障；盲目迷信西方的經濟金融邏輯，自然無法看清當今國際金融和資本國際循環的實質，也就造成了海外投資的幼稚魯莽，國民財富白送式地外流。　　

外匯儲備管理民間化和“藏匯于民”的主張在去年一度比較流行。這種主張的出籠，有推進外匯交易市場化和完善所謂外匯市場機制的意圖，希望外匯交易民間化。誠然，外匯儲備是我們國民財富的一部分，其權益歸于人民。但是我們有必要清楚的是，在國家層面和技術層面都沒有能力管好的外匯儲備，一旦藏匯民間化，讓眾多對外匯金融交易是門外漢的人們直接面對國際外匯市場，無非是為國際資本培養一大群市場羊群，從中國富人們的赴美收購潮最終黯然收場和偃旗息鼓來看，不會有好結果；實質是國家損失轉由民間負擔的一種托辭。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性地改革市場體制與機制和我們的民族資本在市場中獲得主導權是先決條件，目前將市場主導權拱手讓與外資的市場化改革，只會將外匯儲備管理推入更加兇險的處境。　　

熱錢的大規模流入和可以預計到的未來流出，也引發了我們對將來是否會發生外債集中到期支付出現危機的擔憂。外匯儲備常常被認為是外債支付的安全保障，但是筆者認為這種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待商榷。據國家外匯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我國外匯儲備2009年底為23991億美元，2010年為28473億美元，2011年31811億美元。張庭賓先生曾在《反熱錢戰爭》一書中，對截止2008年4月熱錢總量做過評估：2003年以前國際熱錢基本沒有潛入中國，按照此前（1995-2002年）外匯儲備年平均增長率29.55%，推算出2003-2008年4月止的正常外匯儲備總額為1.15萬億美元，而當時實際外匯儲備量已經達到了2.1144萬億美元，兩者差額為9600億美元。鑒于外商投資中國實業的高峰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外商投資中國服務業的高峰在2005年之前，這個9600億美元的數字屬于中性偏低的估值。除了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的第一輪人民幣升值21.7%外，2010年6月-2011年10月人民幣又第二輪升值7.7%，保守估計，在2008年4月后，國際熱錢新增潛入3000億美元。即國際熱錢潛伏中國總量約在1.26萬億美元。國際熱錢從2003年開始潛伏中國以來，適逢中國股市和樓市大牛市，按照30%的保守平均收益測算，它們在中國的盈利達3780億美元。本金和盈利合計達1.638萬億美元。　　

他的這個估計和分析還有待擴展。首先在人民幣保持升值的情形下，由于中國市場的經營環境對外國長期產業投資惡化，有可能會引發部分長期投資加速到期和原本計劃來華的長期投資轉向其他國家，也就是說熱錢總量上升可能會來自這一部分加速到期的資本，美國政府竭力壓迫人民幣升值，本身就是為這些長期投資獲得暴利后回流美國保駕護航。其次，一旦發生熱錢集中流出，而且這種擠兌性質的熱錢流出也就必然是美國資本通過它的全球體系實施的一個步驟，用以抽空中國經濟，為達到目標也就會阻遏和掐斷中國的支付來源。因為華爾街資本對美國國債市場的控制，所謂的美國國債市場流動性好也就是一個幻影；屆時華爾街資本在自身撤走在美國國債市場的買盤的同時，很容易通過大肆渲染中國賣出而將其他市場買盤驅離，就如同去年在希臘國債上的做法一樣，希臘國債出現了價格被腰斬也沒有買主的局面，國家債務在市場新舊轉換不成就被“危機”；屆時我們可能面臨一個手中的美國國債即使大跌也可能找不到買主，或者不得不在華爾街資本指定的極低價位拋給華爾街機構和直接用大幅貶值的這些債券抵付熱錢流出。我國外匯儲備的其他海外投資屆時也可能面臨同樣的窘境。不僅如此，而且引發金融危機的屎盆子注定還會被美國和歐洲扣在中國政府頭上。中國的“危機“過后意味著對中國財富的洗劫也就能夠成功，華爾街資本仍然能夠將美國國債價格重新做上去。　　

現行市場機制的這種卑劣的層面與特性因為市場所謂平穩運行的長期假象而不會被人們注意到，這也是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新認識市場機制的原因之一，因為外匯儲備全球最雄厚而對外債問題高枕無憂有點自欺欺人，因為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針對我們和對我們持續不利的全球市場體系。如果出現此種危局，應對上也只有恢復嚴厲外匯管制并且主動一次性地將人民幣大幅貶值之一途，也就是將這些熱錢憋死在中國；中國經濟要么被外資搶光而殖民化，要么重新封閉運行；這會引發國際政治與軍事的大變局。從這個角度也就更容易理解一方面美國力壓人民幣升值和要求中國放松外匯管制、另一方面又唱空中國的用意。　　

三種均衡論的簡略考察　　

匯率均衡論　　

2011年前三季度我國經常項目順差1412億美元，資本項目2501億億美元，資本流入16862億美元，資本流出8361億美元。因為預計我國2011年經常項目的順差下降到所謂GDP的2%以下，于是我們政學兩界的一些人就開始為人民幣匯率達到所謂“均衡”而慶幸。其中主要的依據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經濟學界以及政界對均衡匯率的新 “認識”。這種新“認識“認為，判斷一國匯率是否均衡最核心的指標是該國經常賬戶是否平衡，而不包括資本賬戶的平衡，因為資本賬戶的余額往往極大地受到國際金融市場以及其他大國的貨幣政策的影響，如歐債危機以及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換言之，當今時代，不能要求匯率的上下浮動(從而達到“均衡”)去燙平資本賬戶大幅波動。按照這一新的標準，人民幣匯率已經接近均衡。這種論調首先就有用西方觀念和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傾向，即使拉所謂的國際上公認的宏觀經濟學權威、國際貨幣基金前副總裁斯坦利費舍爾的大旗作虎皮，也無法說明這種觀點的所謂權威性就是科學性。其次，將資本項目置于宏觀經濟考察之外，本身就是對現實資本世界的割裂，而資本循環與流動就整個市場而言是一個相互影響和相互促動的整體或者系統，僅僅考察經常項目的所謂均衡與否，無論得出什么結論都脫離不了片面性。再次，在當前國際資本流動對國際收支影響越來越舉足輕重的情況下，脫離資本流動來考察匯率均衡，離現實相距太遠；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均衡依賴所謂的供求-匯率決定機制的邏輯，外匯供求只包括經常項目的外匯收入與支付，當前更大量的資本項目的外匯收入與支付反而不在外匯供求之中，那么資本項目的外匯供求又該去“調節”什么呢？而在現實經濟運行中市場主導資本對這兩個方面的供求都在進行調節與匹配并統一于市場運行之中。比如社會各界就2004年以來因為人民幣升值而流入相當規模短期資金的事實基本達成共識，但也沒有有效的監控措施；2004年以來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差額的大幅波動能說明這期間的資本流動是十分異常。按照對匯率均衡的所謂“新認識”，是不是因為找不到有效應對措施就可以將這個事實放在政策的考慮之外？是不是這種短期而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就自然消失了？又次，外貿平衡是資本國際運動與循環的一個暫時性現象或者說是一種短期狀態，資本的國際循環具有逐利性，因為利潤的形成和差異常常改變循環的方向和目標市場，因此外貿不平衡具有經常性；即使是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總體出現平衡，因為資本投機性的市場機制，也不會出現所謂的均衡匯率，浮動的匯率體制是美國資本選擇的，資本的國際循環與運動必然推動匯率不斷變動。綜上所述，從一個片面的脫離現實的基礎出發的所謂“科學”結論，在對經濟政策指導上也就不值一文。無厘頭的說法流傳褻瀆了經濟研究的嚴肅性，也侮辱了這方面的科學探索。非要用這種類似瞎子摸象的所謂結論來制定政策并濫用硬施，只會將經濟運行推向不可預料的更加混亂境地，誤國害民。以人民幣升值去推動貿易平衡，并在貿易平衡時去尋找所謂的“均衡匯率”，利用所謂的“均衡匯率”來鞏固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政策成果”，將境內外資本循環既有的危害中國經濟的格局保持下去；中國經濟通向地獄的道路也就是由太多這種美好的愿望鋪成的！　　

貨幣均衡論　　

去年關于貨幣政策的“池子論”和人民幣升值“反國際輸入型通脹”邏輯的的踐行，對于國人而言耳熟能詳。“池子論”是一種貨幣均衡論，意在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抽緊銀根，為國際資本流入騰地方，也就是建立熱錢流入的“外儲池子”，用池子將這些熱錢圈起來，從而在貨幣供應總量上達到穩定和均衡，從而以此實現經濟運行穩定和物價穩定。作為“池子論”的政策組合之一，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抽緊銀根與發行央票是為了“反通貨膨脹”，但是我們觀察到的是，隨著存款準備金率去年內連續十次一路上調到到21.5%的創紀錄的水平，輔之以提高銀行存貸款利率，政策決心不可謂不大，手段不可謂不重，與此同時消費物價也是一路上揚，頗有“反通脹”越反越高的態勢；由此也產生另一個重大的負面效果，就是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加息與人民幣升值一起，將我國中小企業推入倒閉破產的境地，打擊我國的產業基礎和就業。作為“池子論”的政策組合之二，就是將人民幣升值直接納入貨幣政策組合，理由之一也是反“國際輸入型通貨膨脹”，的確去年的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口資源的價格上漲有些微的緩和，但是杯水車薪，幾個百分點的人民幣升值頂不住進口資源價格的大漲；2010年年中至去年底，布倫特原油現貨價格漲幅近50％，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與玉米1個月期貨漲幅分別為40％與75％，倫敦金屬交易所的銅價漲幅為51％。　　

貨幣政策“失靈”在我國早就不是第一次了，用貨幣政策來反“通貨膨脹”，其理論基礎就是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西方貨幣數量論和利率的市場供求理論，這兩種理論都是將資本循環從市場運行中抽離出來，市場運行的社會行為與利益基礎也就被抽空，從而貨幣也就成了中性物，貨幣政策也就成了空對空的空想與空談。在紙幣流通條件下，當紙幣處于印鈔機生產的產品狀態，也就是一個自然物；只有紙幣進入市場過程，這種印刷機生產的產品才能與人們的價值觀念相聯系而社會化，從而成為貨幣；進入市場的紙幣成為貨幣，同時因為其逐利動機，比如央行的基準利率，貨幣同時資本化。貨幣資本化，意味著市場中的資本的名義總量擴張，以更大的貨幣額或者資本額參與資本循環，不僅強化資本對勞動的絕對控制，因為央行貸款是有選擇的，壟斷資本因為實力和信譽而具有優先權，也擴大了獲得央行授信的資本對市場其他資本的優勢。在這里，央行的授信或者貸款，實際上提供了一批資本，這批相對較低利率的資本會在資本循環過程中排擠社會資本總量中利率要求較高的資本；因為利率較低的資本在資本運用中會得到優先使用。因此，貨幣政策的實質是資本政策。　　

從去年的情形看，因為加息和人民幣升值，引起了境外熱錢向境內流動，與境內從產業中游離出來的資本一起，涌入房地產、原材料以及消費品流通市場而大肆炒作，大規模資本的投機性炒作也就導致了物價上漲。去年央行的“池子論”的踐行，實際上是定向寬松和定向緊縮政策。對國際熱錢或者說境外資本實行的是寬松政策，因此外資手中的人民幣“通貨”也就“膨脹”了，而中國中小企業手中的“通貨”自然也就“緊縮”了。事情當然不會按照央行高管們的那種“貨幣均衡”的算盤發展，資本是人格化和要牟利的，絕不會安分地躺在“池子”里享受陽光和度假，而是哪里投機風行就會向哪里扎堆，于是也就出現了“反通脹與通脹”并行的局面。　　

去年的國內經濟怪像給我們的央行高官們結結實實地上了一堂大課，不過這個大課的開講過程過于奢華，代價巨大，是全體內資企業和13億人民給他們支付的天價“上課費”，他們的海外留學費用與這筆上課費相比可是九牛一毛；問題是他們似乎在這個大課中還沒聽懂，或者根本就沒心思聽。西方的學者、媒體和官員，至今仍然在紛紛“理直氣壯“地以貨幣升值可用來抑制通脹為由，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這種呼聲，當然是國際資本的要求，同時也是威脅；近年來國際資本在中國將通貨膨脹玩得越來越得心應手，人民幣不升值，就“通脹”給中國貨幣當局看！他們這也是在給央行高官們上課！于是國內關于人民幣2012年還要繼續升值3%到4%的“預測”也就流行起來；如果這是政策暗示，結合外匯管制開閘，為了“貨幣均衡”的緣故估計“外儲池子”還得深挖擴容，將近三十年來在全球泛濫的幾十萬億美元最好都裝進去。　　

全球經濟再平衡論　　

“全球經濟再平衡”同樣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在這里筆者還是要再翻炒一下這鍋夾生飯。幾年來關于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呼吁也是不時聽聞。既然需要“再平衡”，那么全球經濟的現狀就是失衡狀態，關于經濟失衡的研究著述，可謂浩如煙海；諸如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與美國產業的空心化及美元本位制有關，人民幣匯率與美國貿易赤字無關等等，這里難以逐一述及。失衡必有其始作俑者，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資本主導的全球體制。因為美國資本的全球市場擴張與控制，目前的全球財富分配是一個從絕大多數人向少數人集中的過程，也是全球資本和財富向美國長期凈流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也就發生了形形色色的“失衡現象”；換言之，這些所謂的失衡是既有的的全球經濟不平衡體制創造出來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國民財富雖然在持續增長，但是財富的持續外流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些外流的財富自然成為國際資本的利潤。西方國家在得了便宜之后，反而將全球經濟失衡的責任嫁禍于我們頭上，本身是顛倒是非和混淆黑白的，白拿習慣了也就恬不知恥！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呼吁和施壓中國，要求中國為全球經濟失衡進行政策和體制調整，實際上是要中國為它們制造的“失衡“麻煩買單，同時通過市場化及與國際慣例接軌，維持西方資本繼續從我國掠奪財富的機制和體制。這些國家在呼吁再平衡的同時，也在繼續制造著下一階段更大的不平衡，因此不平衡也就成為目前世界經濟的常態和固有結構。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的經濟體制與政策調整，如果隨著西方的指揮棒轉動，將會無止無休，支付調整的代價也就無窮無盡！（待續）　　

參考文獻：　　

《美式金融絞肉機》，清湖漁夫。　　

《貨幣戰之日元升值的生死劫爭》，清湖漁夫，　　

《論外匯的市場機制》，清湖漁夫，　　

《歐元的危機與轉機》，清湖漁夫　　

《禍水的“池子”和當前經濟運行的險象》，清湖漁夫，　　

《從豬價輪回看牲豬產業的淪陷》，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198004952_0_1.html　　

http://blog.people.com.cn/home.do?uid=1234307　　

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42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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