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歷史性選擇（之四）
——正確吸取世界性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的歷史性教訓
自從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的五年，世界經歷了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債務危機——政治危機。目前世界各國執政黨，政府和知識階層，深陷于危機之中而不能自拔。執政黨和政府疲于應付接踵而至的危機，而無暇從危機之中總結歷史性的教訓；掌握了話語權的知識階層，則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由于被新古典經濟學洗腦，東拉西扯一些非決定性因素，而無法從中找出科學的教訓。在中國，無論是存在于共產黨內，還是在中國的知識階層之中，在非主流經濟學家之中，由于馬列主義，毛澤東的理論遺產的存在，使得可能和可以從這次世界性種種危機之中，排除種種理論迷霧，獲得科學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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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最主要因素，或者說，決定性因素是什么？
任何事物和危機的產生和發展，都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在這種事物和危機產生和發展之中，一定有一個是決定性的因素。盡管這種因素可能會由于世界的發展的階段性而變化，但是，這種決定性的因素始終是存在的。
主流經濟學家，包括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對這一次世界性經濟和政治危機產生的原因，眾說紛紜。他們之中，有的對這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政治危機視而不見，似乎當今世界根本沒有發生經濟和政治危機，“中國還有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期”。他們認為，目前世界所謂“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并非是事實，而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的陰謀，或者是杞人憂天；也有的以所謂“華盛頓，而不是華爾街對此負責”，將產生危機的原因，在“市場和 政府”誰對此負責的問題上，歸之于政府；······。
在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說辭之中，如果將其歸納起來，反映在經濟理論層面的話，最主要的就是兩個問題；市場經濟是否會產生危機的問題：如果市場經濟產生危機的時候，誰要對此負責，是政府還是市場的責任問題。
在【烏有之鄉】網站，曾經有一篇文章，很正確的從市場經濟理論的“平衡”說，對其進行了分析和批判。其大意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認為，由于自由市場經濟的博弈或者競爭，使市場達到平衡。由此，市場經濟理論是不承認，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有危機的產生和存在的。而現實之中，這一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產生，證明了這一經濟理論的根本性的錯誤。
筆者認為，這一篇文章對市場經濟理論的批判，從一個比較少人所發覺的角度，對市場經濟理論進行分析和批判，的確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而筆者覺得需要補充的一點是：這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產生的源頭，或者是罪魁禍首的國家，恰恰是以自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的美國，由此所產生和發展起來，并且禍及世界的。這樣的事實，從世界性的實踐證明了，市場經濟理論的“平衡”說，是一個經濟理論上的，帶有根本性的錯誤的學說。“平衡”說只不過是建筑在“空想”，或者是“幻想”基礎上的，脫離了現實的錯誤理論。
但是，一直到今年，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之中，還有人鼓吹什么“中國還有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期”的，基于市場經濟理論的“平衡”說基礎之上的，不承認當今世界性經濟危機的胡說八道。而決策層之中，也有人不知是被這些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洗腦；還是屁股指揮頭腦，為了政績；不承認中國目前所面臨的，許多將使中國墮入深淵的現實，叫嚷繼續保增長。
在中國掌握了話語權的大部分主流經濟學家，都對當今世界性經濟危機視而不見，避而不談。這其中，有一些除了可能已經認識到，世界性經濟危機是對他們信奉和鼓吹的市場經濟理論的當頭一棒，而不愿意出丑之外。大部分主流經濟學家對當今世界性經濟危機的避而不談，也和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現實，對他們心目之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場自動調節而保持平衡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沖擊，使市場經濟理論陷入崩潰狀態，由此使他們目瞪口呆而無所適從。所以，他們選擇了避而不談的策略。
最近，張維迎再次為“市場經濟理論”招魂，提出所謂市場經濟的分散決策風險的優勢，并且把那些反對市場經濟理論的人稱之為“無恥”。的確，從理論上的名詞而言，似乎市場經濟理論有可以分散決策風險的可能。但是，在市場之中，或多或少的定價權和或多或少的話語權，其實都在掩蓋資本對定價權和話語權的壟斷。在市場經濟之中，沒有資本的支持就喪失了定價權和話語權。整個社會和國家的決策權力，被大資本的所有者所左右和 所壟斷。這樣的事實，在最自由的市場經濟的美國，表現得淋漓盡致；美國政府以“拯救經濟”為名，竟然可以拋棄“自負盈虧”的企業經營法則，用國家債務去拯救少數私企投資銀行。結果，使得國家和政府負債累累，國家債務一再突破上限。這是資本壟斷市場的話語權和定價權的，無可辯駁的證明。歐盟各國政府用國債以拯救經濟為名，拯救私企的情況，也是如出一轍。所以，市場經濟所謂分散決策風險的說法，要么是那些“無知”卻偏偏以“精英”自居的人，對資本在市場經濟壟斷決策權力的事實和現象的無知，和對資本的一廂情愿；要么是明明知道這些事實，而為了獲得資本的青睞，為了自己的財富和私利，厚顏無恥的故意混淆是非，欺騙社會。這兩種行為都是無恥：“無知”卻以“精英”自居，是不知羞恥；為了私利而故意混淆是非，則已經是厚顏無恥了。
面對當今延續了五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現實，筆者請張維迎回答：你的市場經濟所具有的決策分散風險優勢機制，是怎樣體現在這連續六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之中的？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的國家——美國，按照張維迎的理論，應該是最具有分散決策風險的。但是，事實卻偏偏要打張維迎的嘴巴。這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偏偏就是由美國所引發的。由美國所引發并且禍及全球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難道就是這樣體現市場經濟的分散決策風險的優勢的？在這一事實面前，張維迎卻還要鼓吹什么市場經濟的分散決策風險的優勢，這是無知，還是無恥？在引發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現實面前，還要為引發了世界性長期經濟危機的市場經濟理論唱贊歌，是無知，還是無恥？中國的確有少數無恥之徒。這少數無恥的人，究竟是壟斷了中國的話語權的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還是那些被剝奪了話語權的非主流經濟學家？這已經不是無恥，也已經超出了厚顏無恥，而是喪心病狂了！
現實已經清楚的表明了，掌握了話語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是那些世界經濟危機風暴正在鋪天蓋地而來的時候，他們卻把腦袋深深的埋入在沙堆里的鴕鳥。他們竟然認為，只要他們不談世界性經濟危機，那么，社會大眾就不知道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存在，世界性經濟危機也就不存在。只要他們牢牢的壟斷了話語權，那么，中國人民就不會知道世界發生了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你們的一只手，難道真的可以遮天嗎？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之中，也有一些人迫于現實，而不得不承認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存在。但是，他們卻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上，用種種似是而非的，非主要的因素來掩飾和代替主要的因素——即用政府來代替市場，承擔這一次產生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
無論是許小年，還是張維迎，或者是陳志武，他們都認為，這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產生，是由于政府的作用，即政府的貨幣政策，政府的低利率政策，才造成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次級債危機——金融危機的。筆者在【“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是如何用屁股指揮頭腦的 ——駁許小年“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是“政府”說】一文之中，已經作了分析和駁斥。筆者在此強調一點的是；美國至今也還是在維持實行低利率的政策的，那么，為什么這持續到現在的低利率政策，現在卻又沒有能夠繼續造成美國房地產泡沫了呢？為什么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在美國政府持續到現在的低利率政策之中，卻破滅了呢？美國的低利率政策，在其五年以前的房地產泡沫產生的時候就存在，一直持續到現在。而美國現在房地產泡沫卻已經破滅了。按照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的，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決定了房地產泡沫的產生的說法，那么，現在美國的貨幣政策并沒有改變，這樣，順理成章的，美國的房地產泡沫應該越來越多和越來越大，而不會破滅才對，才符合這樣的說法的邏輯。但是，現在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卻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樣的事實證明了，美國低利率政策不是美國產生房地產泡沫的決定性因素。美國產生房地產泡沫的決定性因素，是美國的私企——投資銀行，發揮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錯誤的將大量的資源配置到了房地產領域，造成了房地產泡沫。由于美國經濟未能夠如私企投資銀行所設想的那樣，開始復蘇，由此，按揭違約大面積產生。這樣，房地產泡沫產生之后的持續發展，導致次級債危機產生了。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的低利率政策五年多沒有變化，而房地產泡沫卻在這期間經歷了產生到破裂的變化的現實。這樣的現實證明了，美國低利率政策不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產生和破裂的決定性因素的決定性證據。這樣的事實只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
就政府與市場和經濟的關系問題上，筆者認為還有一個問題是必須區分清楚的。那就是對政府本身必須進行分析，看其對干預市場和經濟持什么態度。如果說，政府本身就是以不干預市場和經濟為目標的，那么，這樣的政府，及其施政的結果，就不能夠也不應該算在理論上的，奉行干預市場和經濟的“政府”的身上。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這樣。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美國政府是以“不干預市場和經濟”而聞名于世的。所以，這樣的政府施政的結果，當然不能夠和不應該成為或者代替我們經濟理論上的對經濟 和市場持干預態度的“政府”施政的結果。如果用這樣的事例，來證明政府干預市場和 經濟的后果，并且得出理論上的是否正確，顯然是在偷梁換柱，偷換概念，作偽證。難道當今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不知道美國政府奉行的是“不干預市場和經濟”的基本國策的？如果這樣，你們竟然連世界上大多數人都知道的事實都不知道，那么，你們又如何敢自稱是代表了中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呢？而如果你們知道美國政府是當今世界的“不干預市場和經濟”的代表的話，那么，用美國政府來代替世界上大多數的政府，難道不是在為了私利而偷換概念？這是無知，還是無恥？如果是無知，那么，你們以無知來代表中國的經濟學家，也逃脫不了無恥。
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上，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計劃經濟的否定，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已經完全否定了計劃經濟。中國的非主流經濟學家與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之間的論戰，也主要圍繞政府對市場和經濟是否干預的問題上。所以，中國經濟學界對政府的作用，也局限以所謂“宏觀調控”，完全否定了政府對微觀的干預和完全否定計劃經濟的計劃性對企業的作用。今年以來，無論是北方地區出現的馬鈴薯，白菜，還是南方出現的香蕉，都出現了“賣難”的現象；同樣，在企業之中，究竟有哪一個企業可以不要計劃的？這些并非都是宏觀的問題，但是，這些微觀的企業和個人，卻和“計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所以，完全否定和基本否定計劃經濟都是錯誤的。同樣，以所謂“宏觀調控”來對計劃進行限制，讓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完全不講“計劃”，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所犯下的另一個基礎性理論的錯誤。
正如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在1927年后，進行過一系列的改革，已經在許多方面對資本進行管制和監督一樣。計劃經濟理論在其短短的將近一百年的世界性實踐之中，也絕不是只有一種模式和不需要完善的。所以，筆者并非認為我們需要完全恢復以前的計劃經濟制度。但是，計劃是國家和企業賴以生存的主要工具，應該在經濟發展的制度之中，比市場更重要；所以，并非市場和計劃，誰多一點和少一點都無所謂。同樣，根本的問題，不是是否應該制定計劃，而是計劃的制定，是否能夠預測和反映未來的經濟發展的變化，以及是否留有余地，以及是否能夠和掌握有可以迅速反應的工具，以作出迅速修改。
張維迎在2011年曾經說過；市場經濟最講道德。在美國的金融危機之后，當美國政府拯救高盛，卻不拯救雷曼兄弟的時候，這樣的行為難道是講道德的？這樣的行為難道是講公正和公平的？當美國政府用巨額國債無償拯救了高盛等等私企投資銀行之后，換來的是美國政府和國家的負債累累，而高盛卻以給自己發巨額獎金的行動來回答美國政府的無償拯救。這就是張維迎所說的市場經濟最講道德嗎？同樣，當美國政府用巨額國債拯救了私企投資銀行高盛等等之后，卻將這些債務由美國社會大眾來承擔償還的責任，和大發美元的方法，讓世界各國人民來承擔這些債務的償還責任。這些行為，在張維迎看來，也是最講道德的行為？由此可見，在張維迎看來，無論市場經濟如何將少數人的胡作非為所造成的損失或者災難的惡果，轉嫁到其他的，沒有參與到這些胡作非為的行動的大多數人身上，只要是在市場經濟之中出現的這些行為，都是最講道德的。于是，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要么，是我們和張維迎在道德上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的；要么是，張維迎的道德標準，是完全以是否是市場經濟來作為評判的標準的。只要是市場經濟之中所出現的任何行為，包括如美國政府對高盛的支持，即便是違背了企業“自負盈虧”的原則；即便是包括坑蒙拐騙偷在內的行為，都是最講道德的。
無論是張維迎，還是其他主流經濟學家，都以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經濟的發展，作為市場經濟理論正確的例證。但是，如果把中國和蘇聯的經濟發展進行比較的話，那么，即使排除目前中國許多還未浮出水面的，災難性的問題來進行比較的話，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顯然并非更快。
其實，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為了推卸理論錯誤的責任，而把世界性經濟危機產生的責任歸之于政府的卑鄙手法，一定會讓他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按照他們這樣的理論邏輯，政府除非不決定貨幣政策，什么事情都不干，而讓經濟學家來決定所有的事情。否則，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只要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都會成為主流經濟學家們攻擊政府的理由和借口。所以，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做法，將會剝奪 政府官員和政客們的所有的權力，由他們——即市場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所代替。歐盟一些國家用經濟學家代替政客的現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所有的政府官員和政客們，無論你們是否奉行市場經濟理論，只要你們選擇和奉行市場經濟理論的話，無論你們是在干什么事，你們都無法推脫主流經濟學家們加在你們身上的罪名；你們都最終會被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們所代替，你們的權力都將會被他們所剝奪。你們選擇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就是選擇了加速你們自己死亡的掘墓人。這就是以“自由”來迷惑人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所干的一切事情的唯一的目的。
也有人以“人性的貪婪”來作為這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產生的罪魁禍首。而社會大眾都知道，中國改革開放的內容，是在制度上對原來的制度進行“私有化”和“市場化”的改革的。那么，當中國正在以美國的“私有制”和“市場化”為藍圖，進行改革的時候，由我們的目標——美國所引發并且禍及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并且也已經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時候，我們從這一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之中，卻得出所謂“人性的貪婪”的結論，這難道是有利于從中吸取正確的教訓？為什么不從制度的層面來得出正確的，科學的結論呢？難道這一次連續六年之久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竟然和美國的“市場化”以及“私有制”的社會制度沒有任何的內在和必然的聯系？
正如筆者一再指出的：市場經濟理論有一定的科學因素；但是，市場經濟理論并非就是科學的經濟理論。市場經濟理論反對政府對市場和經濟的干預，一定會造成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和社會發展的兩極分化。所以，“市場化”的經濟理論是造成中國經濟目前困局的 根本性原因。就世界而言，私有制盡管還沒有完全成為抑制經濟發展 的桎梏，但是，在中國的“私有化”，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曇花一現的根本原因。市場化和私有化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不可持續的最重要因素。
這一次世界性種種危機的產生，是由于在美國政府不干預市場和經濟的基本政策下，由美國的私企投資銀行，錯誤的將資源大量配置到房地產市場所引發。這些私企投資銀行的預期——美國經濟增長并沒有如投資銀行所預期那樣實現，由此，房貸違約率越來越多，房地產市場的泡沫越來越多。銀行為了解決房地產泡沫問題，發行了越來越多的次級債——金融衍生品。這種狀況的持續發展的結果，次級債危機產生了。于是，次級債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債務危機——政治危機的連鎖反應和 不同階段的變化，就此產生。所以，這一次種種危機的產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私企和市場在政府不干預的政策條件下，自由發展所造成的。
其間，在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為了拯救由私企銀行所組成的國家金融系統不至于倒閉，而不得不用天量的政府債務——這是公有資源，來拯救這些私企銀行。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動用這些天量國債，拯救私企銀行 的話，那么，美國的銀行系統必然癱瘓。美國銀行系統一旦癱瘓，美國的經濟危機就遠遠不是目前所看到的這樣，而是災難性的了——大批企業的破產，倒閉，大量人員的失業，一定會比1927年時候的大蕭條，更加殘酷。所以，美國目前的危機沒有對實體經濟——企業產生嚴重沖擊，是由于美國政府用天量的國債，作為代價付出之后，才換來短暫的喘息的機會的。所以，政府的干預——天量國債的拯救，是避免美國經濟危機陷入大蕭條的決定性因素。在此，政府對市場和經濟的拯救和干預，已經成了美國市場和經濟免于塌陷的唯一的，決定性的力量。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拯救，干預，那么，靠私企和市場自身的力量，一定和必須在大蕭條之后，在大量的企業倒閉和破產之后，在大量的生產能力和大量的物質——包括庫存消耗完之后，一句話，如同1927年的大蕭條那樣，在大量的人口和物質被消耗之后，經濟危機才會結束。
在美國政府拯救私企投資銀行的時候，也不得不對銀行的金融衍生品，進行事后的補救——加強對銀行的金融衍生品的監督的立法。由此既可以說明，美國政府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督，在以前是缺乏的；又證明了，這一對市場的管制，是在這一次危機之中，被迫而不得不才開始的。而由此恰恰證明了，這一次危機的產生，并非是如同那些壟斷了話語權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所說的，是由于政府所造成的。
現在，雖然美國和歐盟許多國家暫時沒有陷入災難之中，但是，這種狀況的持續發展，離災難是越來越近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低世界經濟增長以及許多國家經濟增長的報告，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所以，這一次世界性種種危機產生和發展的事實說明了；一，政府對市場和經濟的干預，不是需要還是不需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加強和科學的干預的問題；二，政府必須牢牢的掌握國家的金融系統 ，而不能夠讓國家金融系統由私企所壟斷和把持。否則，政府將完全喪失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掌控，國家的經濟發展將會被市場和私企所壟斷，國家最終將被私企迫入破產的局面。
當然，以上兩點是就政府與市場和經濟的關系的理論問題，所必須吸取的教訓。筆者將會在另外的文章之中，作更多方面的，深入的 分析。
如果說，主流經濟學家們必須為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產生擔負理論的責任的話，那么，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則必須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種種錯誤理論，使政府必然走上錯誤的道路，和必然陷入這一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負上理論錯誤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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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必須對這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在中國的表現——通脹和滯漲負錯誤理論的責任的話。那么，面對
目前中國的通脹和滯漲的現實，一些決策者則必須負上決策的領導責任。
中國政府受“市場經濟理論”的誤導，將“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定為國家基本經濟政策。所以，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是必然的。由此而導致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前這樣的結果，也是必然。
在“私有制”的“市場化”的條件下，私企和市場對資金的饑渴是無限制的；而奉行“不干預市場和經濟”的政府，為了政績而急功近利。這種政府與私企的只顧短期利益，眼前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社會為了眼前利益而致長遠利益于不顧，最終一定會陷入長期性和持續性的經濟和社會災難之中。美國政府如此，中國政府也是如此。在這種錯誤的經濟理論基礎上的發展，其結果就是，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和社會發展的兩極分化。
這種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在中國，早已經被許多人所指出。現在社會所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其實就是隱含著以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的方向性的錯誤。而即將卸任的黨和政府的決策者繼續堅持以前的發展模式，和基于這一基礎之上所作的判斷——所謂“中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這是中國近幾年，從2005年前后的“加速增長”論，到“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提出，再到對世界性經濟危機的一再錯誤的判斷，和“美國不會發生金融危機”，“美國金融危機不會變成經濟危機”，“美國金融危機不會沖擊中國”，“中國不會發生通脹”，“中國不會產生滯漲”等等給人以笑柄的宣傳，所必然發生的基礎。正是由于盲從“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理論和發展方式，認為這一發展方式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方式的唯一途徑和選擇，由此認為可以靠這一他們認為是正確的方向，不斷做大蛋糕來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所有問題。也由此對市場化和私有化產生的錯誤的惡果沒有一絲一毫的認識，所以，對這些錯誤的理論的實踐所必然產生的惡果毫無準備，才會一再產生被現實及其發展打嘴巴的丑聞。
一些決策者除了以上的錯誤決策之外，還有另外的，更多和更大的問題：
在所謂“和諧”的口號下，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也呈現出高速增長的加速分化，中國的尼基系數已經達到4·5，甚至5以上；
而在所謂“科學發展觀”的口號下，中國經濟的產能過剩也是以高速的加速過剩，出現在世界面前，中國的絕大多數企業根本無法按照生產能力進行生產，產能大量閑置，過剩；
在所謂“增加財產性收入”的口號下，中國股市連創新低，指數回到十年前的2200點左右。如果當時社會大眾響應這一號召的話，那么，現在不知有多少人的財產會大縮水；中國股市的泡沫化，已經被滬市指數的6204點跌到現在的2200點所證明。
在黨政決策者這十年的任期之中，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也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日本東京的房地產價值，在1989年前后，可以買下美國。而在2011年，中國北京的房地產價值，也可以買下美國。但愿這不是中國房地產泡沫的證明。但愿中國不會和日本那樣，從此陷入長期的停滯不前的停滯不前的時代。
無論是中國股市的大跌所證明的股市泡沫化，還是中國房地產高歌猛進的十年所造成的泡沫化，都是在為“增加財產性收入”的口號，所體現出的急功近利，和為了自己的政績 而不顧后任，后人所表現的自私的功利性的表現。
無論是中國的歷史，還是世界歷史上，恐怕都沒有如今的中國官場上出現的這樣的現象：大量政府官員把自己的家屬送出國外，而只是自己在國內當官。這樣的官員，并且是以政治精英自居的政府官員，難道可以盡心為中國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嗎？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當官，還是為了中國和大多數人的利益當官？他們是否是為自己的私利而不擇手段的同時，又成為國外的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代理人的？他們的利益究竟是與中國的利益相一致，還是與國外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他們自己的利益相一致的？當中國的利益與國外的利益有矛盾的時候，他們能夠放棄自己的私利而維護中國的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嗎？······這種現象也只有在一些決策者的任期內，才產生和發展起來，形成潮流，并且沒有得到絲毫的抑制。
同樣，世界許多國家都已經將政府官員的收入以法律的形式公開，而中國在這一方面，十年前已經提出法律草案，但是，在一些決策者的任期，在這十年之中，毫無進展。至今依然無法成為法律。
除了所謂“政治精英們”的大規模的，愈演愈烈的，到國外洗錢和享受私有化的好處的移民之外；“經濟精英”之一——私企企業主在中國經濟將陷入停滯不前的時候，將其在中國的資產套現，拋下銀行和私人債務，失業人群，也到國外享受私有化和市場化的好處。這一情況在溫州已經出現了。而所謂“經濟精英”之一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接受美國私企甚至是美國政府的經濟利益，在中國向中國政府推銷私有化和市場化的理論，既為美國政府和私企作代言人，又為他們自己獲取私利。他們的后面，都有國外資本勢力——美國政府和私企的身影。
雖然，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數據，但是，這些數據并非包括了鄉鎮一級基層政權的債務的。這些隱性債務和社保資金今后支出的大幅度上升，都對未來的政府形成巨大的財政壓力。
中國國企改革“私有化”在一些決策者的這一個歷史時期之中，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抑制。事實上，國企改革私有化，恰恰是在這一十年之中，在全國大普及，直到2005年前后，還在實施東北國企改革的大規模的私有化。
中國的“市場化”在一些決策者任期內，不僅沒有得到正確的糾正，反而在一些方面被加速發展。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的股市；創業板的高市盈率把全部風險留給了二級市場的投資者。高市盈率難道不是由于市場的主體——券商和上市公司的共同利益所造成的嗎？政府當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政府的責任恰恰不是對市場的干預，而是對市場之中的那些違法的，和權力和金錢交易的熟視無睹，并且將這些當作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對這些搞高市盈率的市場套利行為熟視無睹，并且繼續和公開的允許其存在。政府所犯的錯誤和所負的責任是以“市場化”為名，將市場必然存在的套利行為強加在政府所謂干預的身上，推卸監管責任。
而在所謂“加速增長周期”的口號的提出上，則是基于“市場化”的經濟理論基礎上，所提出的。并且，這一提法就是否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性的，維護以前的，在“市場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方式的。
面對這一次連續了六年，而且至今還看不到何時走出泥潭的世界性經濟和政治危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一些決策者，卻沒有將這些現象與中國所奉行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理論，聯系起來，對這一事關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道路的理論問題，進行比較，用實踐來對這一理論進行檢驗。至今還沒有任何理論性的文章，對這一次世界性經濟和政治危機進行分析和總結。這樣的現象，難道是一個世界性大國和以中國式社會主義自居的政黨和國家所應該有的態度嗎？難道這一次世界性種種危機的產生，和科學社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之間沒有任何聯系嗎？究竟是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而故意無視世界性種種危機的現實的存在；還是根本不懂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而茫然不覺，這一次世界性種種危機與中國式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聯系，而無法作出理論上的分析和比較呢？無論哪一種都證明了，他們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上的知識，使他們無法承擔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所應該承擔的世界性和歷史性任務的重任。當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從一出生就完全通曉世界的所有知識，毛澤東對武裝斗爭的知識，也不是一出生就已經獲得的。所以，中國共產黨和 中國政府的決策者，就必須承擔起相應的理論上的重任。否則，就是失職。
如果說，美國在1927年所引發的世界性大蕭條的危機，使得以后幾十年的世界各國政府，絕大多數都不得不實行凱恩斯主義的話，那么，難道這一次世界性種種危機對世界的危害程度，比那一次的大蕭條的要低嗎？如果沒有各國政府的天量債務的投入，現在的世界，難道還可以壓制得住暴動和革命的槍聲嗎？在這一次世界種種危機之后，如同世界在1927年的那次大蕭條之后一樣，世界各國政府一定會對私有化和市場化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理論進行反思和被迫進行改革。對此，難道中國不應該更早和更快的對此進行分析，總結和批判嗎？如果中國不進行這樣的反思的話，難道中國不會被世界性潮流所拋棄嗎？中國能否跟上這一歷史性潮流？繼續頑固堅持私有化和市場化的錯誤理論和制度的人，難道不會被歷史所淘汰和拋棄嗎？
2012年1月25日，達沃斯會議召開了。而會議的議題就是：如何尋找資本主義的新模式。這難道不是在面對這一次連續了6年之久的，至今還未能看見危機結束的世界性種種危機，而進行理論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措施的總結嗎？資本主義已經在開始對其的發展模式和道路進行反思了，而自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卻還沒有對此進行反思，這難道是一些決策者們可以推卸的責任嗎？如果你們無法勝任這一工作，則早點交班。
最后，筆者認為，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還是凱恩斯主義，他們都是基于私有制基礎上的經濟理論。所以，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制基礎上，的確還能夠在表面上，暫時解決一些問題，而實際上卻是將問題和困難推給后人的經濟問題。但是，他們是無法從根本上糾正和解決私有制和市場化所帶來的歷史性問題——經濟發展上的大起大落和社會發展之中的兩極必然分化的問題；依賴社會大眾的消費來拉動GDP的增長而卻無法增加社會大眾的收入的內在矛盾問題。凱恩斯主義其實只是剽劫了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理論而已。
中國現在不僅僅在經濟上產生了兩極分化，而且在意識上，也產生了兩極分化，社會大眾和獲得了相當財富的人在意識上所產生的對立，也如同經濟上的兩極分化一樣，已經到了完全對立的階段。互聯網上，對同一事情的完全相反的看法和評價的現象的普遍，就證明這一點。獲得了財富的人，認為自己的財富的獲得，證明了自己的聰明和才智，由此認為那些沒有獲得財富的人是既蠢又沒有知識的劣民。而這一意識其實正是原始共產主義崩潰之后，統治階級所產生并且延續到今天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理論和意識。
如果說，筆者這一篇文章，其中涉及到一些決策者的部分，是筆者對一些決策者的蓋棺論定的話，那么，筆者倒是希望，社會大眾應該對在今年已經結束任期的決策者的功過，進行評判。在世界性種種危機遠遠沒有結束和中國也已經深陷其中的今天，這樣的評判顯得尤為重要。
徐強
20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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