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

英國《金融時報》 約翰•普倫德 報道

銀行家貪婪、高管薪酬過高、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這些只是最近促使抗議者走上街頭，并導致發達世界公眾對資本主義變得普遍不滿的少數幾件事。人們普遍認為，所有形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均未能兌現預期。

主要英語國家中的企業引發了各種疑慮。在接受Edelman 2011年度信任度調查(Trust Barometer)的美英民眾中，不到一半的人相信企業在正確行事。調查結論是，美英在這方面僅略強于俄羅斯。因此有人稱，這是一場合法性和企業“經營牌照”遭到侵蝕的危機。

民眾的接受（企業成功的基本要素）之所以在英語國家消退，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問題的核心是不平等現象日益加劇。總部位于巴黎的發達國家俱樂部——經合組織 (OECD)在最近的一篇研究報告中宣稱，美國最富有人群“獲得了過去30年收入增長的大部分”。英國基本上也是如此。在這兩個國家，大部分好處被金融專業人員和企業高管獲得。

斯圖爾特•蘭斯利(Stewart Lansley)最近發表了一本論述不平等的著作*。正如他所言，現代經濟似乎由兩個軌道組成：超級富人的快軌和其他所有人的慢軌。在2007年之前，慢軌上的那些人利用住房抵押借到更多的錢，因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盡管其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然而，自危機爆發以來，美英房屋業主的實際生活水平面臨漫長而又深度的擠壓，同時艱難應對空前水平的債務。與此同時，蘭斯利稱，金融開始扮演新的角色，成為“全球超級富裕精英的現金奶?！?。

在歐洲大陸，不平等加劇的問題沒有那么嚴重，而合法性問題更多的是與歐元區內部失衡的應對方式有關。歐洲北部國家對貨幣聯盟感到不滿，因為它允許歐洲南部國家從事被其視為財政揮霍的行為。同時歐洲南部國家和愛爾蘭被要求實施極端的緊縮計劃，這加劇了它們的主權債務問題。

在以德國為首的政策精英們小步走向把“加大歐洲一體化”作為彌補歐元區內部裂痕的出路之際，遠非清楚的是，這是否是歐洲民眾想要的。這個龐大的貨幣實驗從一開始就缺乏民主合法性。大西洋兩岸目前面臨的風險是，渴望機會平等的合理抱負正遭到削弱，同時政治不穩定的威脅日益加劇。對開放貿易和自由市場的支持也受到負面影響。

苦難和金錢動機

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并非首次出現。實際上，它令人厭煩地反復出現。在工業革命早期，人均收入增長緩慢，工人階級的苦難與富有制造商的奢華生活形成鮮明對比，這招致了猛烈抨擊，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艱難時世》(Hard Times)中就對此大加鞭撻。即使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時期，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仍然擔心，亞當•斯密(Adam Smith)鼓吹的自由市場，能否產生政治上可容忍的收入分配格局。

到19世紀末期，辯論更多地集中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美國強盜貴族的不光彩行為所引發的道德問題。財富創造中的金錢動機核心似乎在降低資本主義的合法性——除非富人與社會其他階層之間存在隱含的社會契約，促使富人減少炫耀并從事慈善事業。

隨后，在上世紀不穩定的20年代和“大蕭條”的30年代，資本主義的功效和道德基礎再次引發問號。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一書中記載爵士樂時代資本主義的道德空虛，與此同時，為混合型經濟和更加人性化的資本主義提供理論基礎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其所稱的“個人主義者的資本主義”和金錢動機提出尖銳批評。蘇聯首次出現的似乎可成功替代資本主義的模式，以及在德國和意大利發展起來的社團主義方式等競爭性模式，加劇了此類質疑。

那么，如今爆發的不滿有什么不同之處？或許最重要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并非絕望的產物。曼哈頓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和倫敦圣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臺階上的抗議者不需要施粥場，他們自愿住進帳篷，而不像上世紀30年代的許多美國人那樣被迫睡在紙板箱聚居地（帳篷城）。

如果領取免費食物的人群沒有增長，那是因為在所有發達世界經濟體中，資本主義或多或少地因各種形式的社會民主和銀行紓困而變得人性化。美國失業率遠未達到 1933年普遍出現的25%的水平。盡管目前年輕人的失業率高企（尤其是在歐洲南部國家），但與大蕭條時期相比，現在有更多針對失業者的安全網。如果說當今的抗議者沒有提出任何條理清晰的計劃，那么似乎顯而易見的是，根本的不滿源自有關不公平的觀感，而不是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這種不滿大多與銀行有關。與銀行業只從事吸儲放貸業務的上世紀30年代不同，現代的銀行家從事自己有時也不甚了了的復雜交易。不僅普通人無法理解這些交易的社會效用，甚至英國金融服務局(FSA)主席特納勛爵(Lord Turner)之類的人也無法理解。特納勛爵曾出名地宣稱，銀行業許多部分的規模已經“擴張到超出社會合理的程度”。許多銀行表現出漠視客戶，而受信義務在監管放松和股東價值革命的浪潮中成為犧牲品。人們普遍相信，銀行家變成一個受保護的階層，無論業績如何，都有獎金可拿，他們過度冒險，同時依賴納稅人共擔損失。與此同時，公眾意識到，在更普遍的層面上，高管薪酬很少與業績掛鉤，甚至在盈利下降之際往往照樣加薪。

人力資本或“人手”

此類不滿并非首次出現。它有些像一戰后人們對奸商的痛恨，凱恩斯當時是這樣評述的：“企業家蛻變成為奸商，對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它打破了讓不平等報酬長期存在的心理平衡……企業家的收益只有在與他的活動對社會大致上且在某種意義上做出的貢獻有所聯系時，才能得到容忍 ?！?*從這方面考慮，沒有人應該對資本主義合法性目前遭受質疑感到意外。稱其為“贏家通吃”的資本主義形式是不正確的，因為享有特權的失敗者似乎也在享受好處。

不容置疑的新穎之處在于，如今美國企業在裁員方面力度極大，原因是高管薪酬和激勵計劃與短期業績目標更緊密掛鉤。實際上，美國工人不再被視為人力資本，而只是一項成本，或者是19世紀所稱的“人手”。然而，這種對狹隘財務意義上的股東價值的追逐，可能糟蹋最終養老金受益人的價值——原因是大刀闊斧裁員導致擾亂，而形勢好轉時雇傭和再培訓員工需要耗費成本和時間。

這突顯出銀行業和董事會薪酬問題核心的“代理問題”。管理層（代表高度分散的股權受益人的代理人）問責制度存在根本上的缺陷。盡管公眾可能沒有意識到責任鏈薄弱的細節，或者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比如高頻交易員或對沖基金）無意扮演監督角色，但公眾看到了這一切的結果，這個結果正在加劇整個不平等問題。

那么我們應該做些什么？似乎沒有什么吸引人的替代模式。盡管西方因亞洲崛起而受挫，但很少有人希望采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混合模式：公有制、競爭激烈的私人市場、大規模的腐敗以及比美國還要嚴重的不平等。至于新加坡的比較廉潔的威權模式，盡管它帶來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該國選民已開始對其失去興趣。西方許多人也不會覺得自由市場的香港是一個舒適的環境。

因此，正如凱恩斯在上世紀30年代所稱的那樣，真正的問題是如何改進現有的資本主義模式。麻煩在于，在危機之后，宏觀政策的彈性降到了最低點，尤其是在美國，分歧極大、僵持不下的辯論取代了大致中間派的政治。根據Edelman的信任度調查報告，無論在美國還是在英國，對“大政府”的不信任程度都高于對企業的不信任程度。與此同時，許多專家認為，改革銀行業監管體系的努力，不足以避免一場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

從分利到衰落

如果說研究金融市場脆弱性的專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在危機前為理解事件提供了最好的路線圖，而凱恩斯為危機管理提供了最佳指引的話，已故的制度經濟學理論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現在就可能成為管理危機后果的大師。奧爾森辯稱，國家走向衰落，原因就在于分利聯盟（即特殊利益集團）的游說力量，它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加劇了經濟低效率和不平等***。

當奧爾森寫下上述文字的時候，主要利益集團是工會和商業卡塔爾。而如今，最顯赫的利益集團由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專業人員組成。通過競選資助和政治捐贈，他們為自己買到保護，不用面對恰當的社會問責。對于英國維克斯委員會所提議的那種消除銀行業風險的做法，他們繼續構成阻礙。

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應對此類利益集團都是政策制定者在危機之后的一個最重要任務，也是應對有關系統合法性的擔憂的關鍵。應對公眾剛剛開始的抱怨是另一個任務。套用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有關民主的一句名言，資本主義是最糟糕的經濟管理形式——除了其它所有嘗試過的形式之外。這種蒼白贊同之中隱含的公共關系問題，是合法性危機重現的根本原因。

*《不平等的代價》，Gibson Square，2011年出版

**引用自《凱恩斯和資本主義》(Keynes and Capitalism)，羅格•E•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和布拉德利•W•貝特曼(Bradley W. Bateman)著，發表在2009年的《政治經濟歷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期刊上

***《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耶魯大學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出版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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