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進入經濟危機第二階段
資本主義體制深陷困境
參考家園
【法國《論壇報》 2011年12月22日文章】題：資本主義體制因其復雜性而陷于困境（記者埃里克·貝納姆）
《論壇報》記者問：您是否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真正到了崩潰邊緣？
保羅·若里翁答：資本主義一直就是一個不穩定的系統，它總是不停地促成資產集中，最后導致游戲玩不下去。常有人說，資本主義是因危機而成長的，但每次拯救危機依靠的都是各種力量的動員，而且首先是國家對各種力量的動員，這才保證該系統至今無虞。經濟學家們從中看到了“循環周期”，然而資本主義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卻是不斷的救助計劃。如今世界改變了。資源的耗竭、殖民活力的終結、西方經濟體的過度負債、新競爭者的崛起讓回旋余地顯著減小。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體制因其自身的復雜性而陷入困境，之前的蘇聯體制就是前車之鑒。這是看懂當前危機的一個關鍵點，但它卻鮮被提及。
問：您如何評價各國為避免衰退而采取的措施？
答：2008年時，人們的確真正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而當時也的確有采取行動的時間窗口。正如尼古拉·薩科齊在土倫所說，當時是“重建資本主義”的時機。但然后呢……什么也沒發生。2008年時機器出了故障，有人卻試圖拿著膠布去修機器。如今這部機器已經停止運轉了，因為它的金融發動機已經完全壞掉。要確認這一點，只需瀏覽每天的財經雜志即可。銀行家們私底下也承認這一點。然而大家仍在繼續實行量化寬松或緊縮，這可能讓問題更加嚴重并加速系統崩潰，就像中世紀時用放血來治療疾病一樣。
問：金融系統真的脫軌了嗎？
答：復雜的金融產品導致了不可控制的系統性風險。大家都表示應立即降低系統性風險，但除了倡導增加儲備之外，沒有就此采取任何措施。換言之，大家承認了這樣一個假設：人們不了解危機擴散的原理，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堤壩越筑越高。
問：這不是市場的勝利嗎……
答：市場不知道什么是應該做的，它是一臺沒有方向的機器。市場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虧掉的錢再也回不來。而市場的要求也只有一個：系統正常運轉。既然我們已經無路可走，既然在現有框架之內已沒有解決辦法，市場就會產生一些自相矛盾的需求。評級機構不會威脅誰，它們只是指出哪里出了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們成了市場的代言人。但不要指望評級機構或市場來解決問題，這不是它們的使命。
問：那是不是應該指望決策者們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答：決策者們，無論是身在政府還是反對派，都被封閉在一個傳統的框架之內，后者直接受制于現代經濟學。這個框架已經受到了很大沖擊，但它仍然束縛著那些面對這場異常嚴重的危機而束手無策的政客。
問：那您認為是否存在一種可替代資本主義的可靠選擇？
答：我個人只作結論，不作預言。而結論并不一定能帶來解決辦法。你應該記得撒切爾夫人那句著名口號“沒有選擇”吧，它發出了私有化和松弛監管的信號，兩者又帶來了如今我們所看到的后果。如今除了執行可能殺死歐洲的緊縮政策之外，就沒有其他選擇了嗎？一些技術官僚被任命來領導希臘或意大利，而他們本身就對這場危機負有很大責任。我們找不到完美的、“立竿見影”的解決辦法，但并不能因此認為改變系統或體制就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當年的羅馬人是否預見到了帝國的崩塌，也不知道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們是否想象到會出現國民公會、恐怖時代和拿破侖帝國。
問：這么說應該推倒重來？
答：十九世紀的主導者們為探索可能性已經付出了巨大努力。遺憾的是，現在沒有人讀他們的著作了。不過前人的經驗始終擺在那里，而思考也應該大大突破經濟學說的框架。經濟學家的思考不會探討問題的本質，解決問題的辦法也不會來自經濟 “學說”。我們還不會去反思這個讓我們所有人作繭自縛的框架。我們的思維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因此即便危機如此深重也沒有促使什么新觀點產生。
問：變化是否可能來自民主博弈？
答：選舉改變不了什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會滿足于只聽取執政派的意見，它同樣也會聽取反對派的意見，因為它清楚如果只遵循執政派的意見，那么下次選舉的時候就會遭到反對派的抵制。在這個逐漸衰落的制度面前，政客們已經沒有任何回旋余地。無論身在哪個陣營，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假裝還控制著局面。解決問題的希望只可能來自那些明白問題本質的人。自相矛盾的是，真正可能呼吁建立新框架并要求進行切實改革的其實是那些金融家。只有他們才清楚這個體制的真實情況，而后者與政客們向公眾透露的情況相去甚遠。在別無選擇的時候，金融家們或許就會采取行動。但也別對他們抱太大希望：我們自己還得拿出真正的計劃來。
世界已進入經濟危機第二階段
參考家園
【西班牙《起義報》2011年12 月31日文章】題：世界已經進入危機的第二階段（作者巴西州立坎皮納斯大學哲學暨人文科學學院教授、政治學家阿曼多·博伊托）
法國經濟學家熱拉爾·迪梅尼撰寫了多部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的著作。今年他與多米尼克·萊維合著了《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一書。迪梅尼日前接受了博伊托的采訪。
博伊托問：您多年以來一直在研究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按照您的分析，當前的資本主義階段有什么特點？
迪梅尼答：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在上世紀70 和80年代的過渡期之后進入的一個新階段。我和多米尼克·萊維強調的是一個新的社會秩序。我們用這個概念來形容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統治與承諾之間的新的相對力量關系。從這個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的特點是資產階級通過與精英階層，特別是社會高官和金融部門的聯盟來鞏固權力。
在二戰后的幾十年里，大部分國家的資產階級權力和收入都有所減少。簡言之，在這一期間存在一個社會民主秩序。二戰和工人運動的國際力量推動了這一社會秩序向著相對有利于經濟發展和大眾生活條件改善的方向發展。顯然，以社會民主為特點的這一社會秩序在歐洲執行得要比美國好很多。
隨著新自由主義新社會秩序的建立，資本主義的運轉發生了根本改變：新規則對勞動者的勞動條件、購買力、社會保障等方面發生作用，同時影響到了金融監管、貿易邊界的開放和國際范圍內的資本自由流動。特別是貿易邊界的開放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使全世界勞動者處于相互競爭的狀態，這與不同國家的工資水平無關。
在國際關系方面，戰后的頭幾十年仍是在舊的社會民主秩序下，以中心國的帝國主義行徑為特點：在經濟領域內，對原材料價格和資本輸出施加壓力，在政治領域內是腐敗、顛覆和戰爭。進入新自由主義階段之后，帝國主義的行為方式發生了改變。很難在強度上進行評判和比較。在經濟方面，90年代外國直接投資大爆炸使中心國資產階級從邊緣國家賺取的利潤成倍增加。邊緣國家渴望得到這些投資的事實絲毫不能改變這些行為的帝國主義特性，要知道，所有勞動者都寧愿被剝削也不愿意失業。
問：有些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政府財政危機導致的不可避免的調整，有人認為這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結果。
答：用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來解釋新自由主義是右派的做法，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是為領導戰后社會秩序的政治集團服務的。這些政治集團沒有能力應對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將我們引向了新自由主義。將新自由主義歸結為全球化結果的解釋也是一樣。新自由主義所做的是引導全球化這一舊的趨勢向著新方向發展，通過開辟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道路來加快這一進程。
問：您認為當前經濟危機的特點是什么？
答：當前的危機是19世紀末以來資本主義經歷的4大結構性危機之一。這4大危機分別是19 世紀90年代的危機、1929年危機、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和當前的危機。當前的危機不是簡單的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這一不可持續的社會秩序的危機。這場危機遲早會以某種形式爆發，但它在 2007 - 2008年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美國爆發了。兩種機制融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我們發現了在瘋狂追求利潤和拒絕監管的思想驅使下，金融化和全球化做法造成所有新自由主義國家的脆弱性。作為金融全球化的結果，美國的中央銀行失去了對利率的控制和引導宏觀經濟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危機是美國經濟失衡的結果。
問：您認為經濟危機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危機是如何發展的？
答：世界已經進入危機的第二階段。原因是很好理解的。第一階段在2008年秋天達到頂峰，當時美國的大型金融機構紛紛倒下，衰退開始，危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區。各國中央銀行大手筆干預，支撐金融機構，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空前水平。但這些旨在刺激需求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只能實現暫時的經濟可持續。中心國政府仍未認識到危機的結構特性。他們采取的行動好像這只是一場金融危機，并且已經被克服了。凱恩斯主義措施只能用來爭取時間。中心國沒有采取任何嚴肅的反自由主義措施。不過就是一些尋求加劇剝削大眾的政策而已。
問：眾所周知，至少到目前為止，經濟危機對美國和歐洲的影響最大。相反，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危機在邊緣國家更為強悍。為什么會有如此差異？當前的危機在全球不同地區是如何表現的？
答：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引發災難，特別是拉美和亞洲。直到今天，拉美地區的增長率仍然低于二戰后幾十年的水平。
現在世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造成中心國上層和國家利益之間的分歧。美國的情況尤為突出。美國的大型企業在本土的投資越來越少，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投資日益增多。全球化造成了工業生產向邊緣地區轉移，包括亞洲和拉美，甚至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
問：很多分析家認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各政黨在應對危機的建議方面沒有太大差異。此外，在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經濟危機還推動了右翼贏得選舉。社會運動會推動權力更替嗎？應對當前危機的群眾綱領應該是什么？
答：我們還沒有談到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特性。資產階級和社會精英通過多種機制的結盟使群眾遠離了政治。我要說的是，群眾被排除在各政黨和團體的游戲之外。群眾能做的只剩下街頭斗爭了。
在世界工人運動衰落的背景下，資產階級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中與知識分子和政客為主的社會精英結盟。大眾的苦難并沒有波及這些精英，在政治，領域內已經不存在任何左翼政黨。政治生活已經變成兩派政黨之間的更替。自詡為左翼的政黨沒有能力提出替代選擇，暫不說其有沒有能力推行。投票也變成了法國人所說的“選票懲罰”。例如在西班牙，右翼接替左翼上臺是因為左翼是危機期間的執政黨。顯然右翼在對付危機方面沒有任何更高強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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