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體制改革能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嗎？
-- 評王小魯的統計學
李民騏
（作者為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中國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現在已經嚴重到連主流學者都無法忽視的程度了。主流學者現在也承認，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是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過低，而居民消費嚴重偏低的主因，是勞動者收入嚴重偏低。由于勞動收入的字眼會讓人們很容易聯想到階級斗爭，主流學者通常是閉口不談勞動收入，而偏要遮遮掩掩地談論什么“居民收入”。
以主持隱性收入報告而著名的王小魯先生近日著文一篇，再度闡述了主流學者關于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基本立場。“不動既得利益，失衡無法糾正——論中美兩國的經濟結構失衡”一文發表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觀察》2011年第3-4期合刊上。其中，談美國的部分了無新意。本文僅就王小魯先生關于中國收入分配的論調做一些評論。
王小魯先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統計數據，特別是居然還用一段文字專門談了居民部門內部的不平等問題，在主流學者中尚屬難得。然而，就該文的主旨來說，王小魯先生仍然堅持其一貫的“貪腐、無節制的政府消費”是收入分配惡化主因的論調。就連居民部門內部收入差距擴大據說也主要是因為“腐敗、壟斷、尋租行為”，“說明現行的政府管理體制 … 是有嚴重缺陷的。”
說到結論，王小魯先生是這樣陳述的：“要提高居民消費，糾正結構失衡，絕不僅僅是增加轉移支付和鼓勵企業提高工資就能解決的。這些導致結構失衡的因素，都與不適當的國民收入分配，以及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直接相關。而之所以會形成目前這種格局，除了一系列具體制度的缺陷外，根本原因是長期以來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權力過度集中，缺乏社會公眾對權力進行監督的機制，導致權力的腐化和濫用。不正視這些問題，不推進改革，而滿足于現行‘制度的優越性’，不利于社會穩定和諧和可持續發展。大量社會問題得不到解決，將使社會矛盾逐漸積累，政治風險越來越大。因此，要解決結構失衡問題，不但需要改革現行財稅體制，重新規范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而且需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總而言之，按照王小魯先生的意見，要解決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第一不能靠政府給窮人補助，第二不能靠給工人漲工資。一切問題，歸根結底地，拐彎抹角地，都是政府的錯，都得靠“政治體制改革”才能解決。
筆者在仔細閱讀了王小魯先生的新作之后，又對相關統計資料做了查閱和比對。結果令筆者大吃一驚。筆者預料到了王小魯先生的意識形態偏見。但是筆者所沒有預料到的是王小魯先生學術作風之粗糙，乃至蓄意隱瞞、歪曲相關的統計信息，違背了起碼的、哪怕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學術常規。
是政府擠壓居民，還是資本擠壓勞動？
在說到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具體原因的時候，王小魯先生認為第一是政府收入快速上升壓縮了居民收入，第二企業收入快速上升也擠壓了居民收入，而企業收入上升過快主要是因為國企的壟斷利潤造成的。王小魯先生在討論企業收入時用的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口徑，而在討論政府收入時則采用了國民收入再次分配的口徑并在此基礎上又莫名其妙地疊加了資本賬戶交易的口徑。王小魯先生似乎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前后矛盾與不一致。
咱們先按照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口徑來觀察一下過去幾年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據《中國統計年鑒》所公布的歷年投入產出表，2000年，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4%，2007年下降為41%，下降了13個百分點。同期，生產稅凈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5%微降到14%，幾乎沒有變化。所謂生產稅凈額，即間接說減政府補貼，指的是政府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獲得的凈收入，包括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
2000-2007年，包含折舊在內的資本總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31%上升到44%，上升了13個百分點；如果去掉折舊，營業盈余（即利潤、利息、地租等資本凈收入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6%上升到30%，上升了14個百分點。
所以，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角度看，問題很清楚，近年來中國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份額下降完全是因為資本收入上升造成的，勞動收入下降的比例與資本收入上升的比例完全一致。說白了，就是勞動收入下降完全是因為資本家加緊對工人剝削以及劫貧濟富造成的。
再來看《中國統計年鑒》所公布的歷年資金流量表。資金流量表的統計口徑與投入產出表不完全一致。其中，資金流量表中的勞動者收入部分不僅包括雇員報酬而且包括所謂企業主收入（因而包含了小業主和一部分小資本家收入）。按照資金流量表，2000-2008年，勞動者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60%減少到48%，下降了12個百分點。同期，生產稅凈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保持在16%不變；而資本總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4%上升到了36%，上升了12個百分點。
資金流量表所顯示的結論與投入產出表完全一致，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完全是由于資本收入上升造成的，與所謂政府“擠壓”沒有任何關系。
這樣明明白白的統計事實，作為熟知國民經濟核算統計的王小魯先生不可能不了解，了解了卻不向讀者說明；不僅不向讀者說明，而且蓄意引導讀者相信與原始統計信息完全相反的結論，這就已經不能用一般的學術疏忽來解釋了，而是涉及學術品質了。
國有企業是罪魁禍首？
王小魯先生不愿意談資本收入，但還是承認“企業收入占比快速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居民收入和消費”。所謂企業收入，在國民經濟核算中指的是（含折舊的）公司未分配利潤，僅僅是資本總收入的一部分（目前大約相當于資本總收入的一半）。通過強調“企業收入”而不是資本收入，王小魯先生就偷偷地把諸如紅利、利息、租金等其它資本收入擠壓勞動收入的事實給掩蓋起來了。
而在試圖解釋企業收入為什么快速上升并擠壓了居民收入時，王小魯先生又用兩段文字，努力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企業收入過快上升主要是因為國企不向國家上繳紅利以及國企壟斷利潤造成的。“上述兩個因素，都不適當地擴大了企業收入和儲蓄，減少了可用于居民福利和保障的資金。”
國企壟斷利潤是不是造成企業收入上升過快的主要因素，有一個很簡單的驗證辦法。那就是看國企利潤占全部企業利潤的份額在過去一個時期到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奇怪的是，這樣簡單的辦法，作為統計權威的王小魯先生居然想不起來使用。
國家統計局沒有公布整個經濟范圍的國有企業情況。但是工業部門是中國最主要的經濟部門，可以用工業部門各所有制類型變化的情況大致判斷整個經濟的情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55%；至2008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份額已經下降到30%；至2009年，再降為27%。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甲占乙的比例不斷下降，那么甲不可能是造成乙上升的主要因素。更何況，國有企業占企業利潤的份額下降幅度如此之大，甚至可以說企業收入過快增長完全是由于非國有企業利潤過快上升造成的。
在說到國企上繳紅利問題時，王小魯是這樣評論的：“國有企業過去長期不向國家上繳紅利，自2007年才開始上繳，但比重仍然很低，只占企業利潤的5%—15%，近9成的稅后利潤仍留在企業。而這些利潤大部分屬于壟斷性行業。與必須向股東分紅的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等于變相享受國家補貼，兩者不在同一條競賽的起跑線上。”
王小魯說國企的大部分稅后利潤留在企業用于擴大再生產就屬于“變相享受國家補貼”，這樣的邏輯真是有些匪夷所思了。請問“民營企業”給股東分的紅是上繳給國家了嗎？所謂“民營企業”的稅后利潤可是100%的落在私人資本家手里了。如果資本家自己決定要把其中一大部分拿出來，不是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作為紅利分掉，然后再吃掉花掉，那么該怨誰呢？資本家自己不愿意“補貼”自己，難道也是國企的錯？
想當初大搞私有化的時候，國企背負著沉重的社會負擔，國家不但在稅收方面不給國企任何優惠，反而給外企、私企大量減免稅，還聽任它們大量偷稅漏稅，那個時候怎么就從來沒有聽到王小魯之流抱怨私企與國企“不在同一條競賽的起跑線上”呢？
歷史問題就不談了。即使是現在，私企與國企仍然不在同一條競賽的起跑線上。2009年，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份額已經只有27%，但是卻占了全部應交增值稅的37%、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的69%以及二者之和的48%。
同年，私營工業企業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份額為28%，超過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私營企業應交增值稅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26%，交納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僅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15%，二者之和僅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22%。
同年，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份額為29%，應交增值稅僅占23%，交納主營業務稅金僅占13%，二者之和僅占20%。
私有化搞到現在，國企占整個經濟的規模估計只有四分之一，但是國家來自企業的稅收仍有一半要靠國企。這到底是誰在補貼誰呀？如果私企按國企同樣比例納稅，那么2009年，私營工業企業向國家少交各種稅收6886億元，相當于當年私企利潤的72%。如果外企和港澳臺企按國企同樣比例納稅，那么2009年，外企和港澳臺企共向國家少交各種稅收7416億元，相當于當年外企和港澳臺企利潤的73%。可以說，外企和港澳臺企完全是靠國家補貼在活著。
有的政府機關，不積極促進各種所有制類型企業平等納稅，反而針對國企大搞什么“反壟斷”。試問，等你們把誠實納稅的國企全部搞垮了，就剩下偷稅漏稅的私企和外企了，中央政府的財政來源靠什么保證，喝西北風嗎？是不是中央政府關門大吉了，你們就踏實了。
順便正告一句全國大大小小的所謂“民營資本家”們，請你們頭腦清醒一點。如果你們自認為還是條漢子，還有點中國人的骨氣，那么看清楚了，真正得到政府補貼又獲得壟斷利潤的是外企和港澳臺企。你們有本事，就把你們火氣都撒在外資和港澳臺資頭上，與全國人民一起捍衛國企。也只有捍衛了國企，才能真正捍衛民族工業。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幫著洋人以及漢奸買辦，鸚鵡學舌地搞什么反壟斷、反權貴，實際上是給外資帶路，整垮作為民族工業脊梁的國企，這算什么本事？你們作為中國人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你們如果甘心跟在外國主子后面當漢奸、當買辦，中國人民心中自然有一筆帳，一旦人民大眾反漢奸買辦的大潮洶涌而起，必然將一切漢奸買辦（也包括所有假“民族”、真漢奸的所謂“民營企業）的污泥濁水蕩滌干凈。
都是政府的錯？
王小魯認為，政府收入快速上升是壓縮居民收入和消費的主因：“2000-2010年期間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6個百分點。… 同期，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3.5%上升到20.7%，提高了7.2個百分點。但上述財政收入數據并不包括政府的預算外資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讓金收入。如果加上這后三項政府收入，則政府收入在此期間從占GDP的20.6%上升到34.5%，上升了近14個百分點。這其中，土地出讓金收入猛增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約占7個百分點，占漲幅的一半。… 但土地出讓金是土地未來70年使用權的代價。政府一次性收取，一次性花掉，提前預支了未來70年的收益，也預支了未來的繁榮，又把房價推高到大部分居民無法承受的水平，這樣的發展是殺雞取卵，不可持續。高房價不僅擠壓了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費，也挖空了很多人的儲蓄，同時給少數富人囤房、炒房創造了機會。通過買房，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大量轉移到政府、房地產商和富裕的炒房者手中，是消費需求受到壓縮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說明“政府收入快速上升”是造成“居民收入和消費”被壓縮的主因，王小魯所計算的政府收入包括了政府財政收入、預算外資金收入和土地出讓金收入。從經濟學和統計學角度說，這里面包含著好幾個層次的概念混淆。首先，居民收入或勞動收入，都屬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概念。如果要比較，應當與政府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所得（即生產稅凈額）相比較，而不應該籠而統之地與一切形式政府收入之和相比較。
其次，如果為了說明政府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力，可以用全部一般政府收入（包括屬于初次分配收入的間接稅、屬于再次分配收入的直接稅以及政府管理的社會保險基金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較，或與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可支配的收入相比較，或與勞動者和資本所有者可支配的收入相比較。
但是如果這樣做，就完全沒有理由將土地出讓金所得貨幣收入與各種經常性收入疊加在一起。任何稍有國民經濟核算常識的人都知道，土地轉讓屬于資本賬戶交易，不是經常賬戶交易，將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硬加在一起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如王小魯自己所說，政府出讓土地，“一次性收取，一次性花掉” 。政府雖然獲得了貨幣收入，但是卻放棄了土地資產。而在房地產企業方面，他們雖然支付了貨幣，卻獲得了土地資產。這與一般稅收，由企業或個人向政府單方面支付，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在國民經濟核算的意義上，政府出售土地，既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也不能減少居民或企業的收入。相反，如果政府用出售土地所得從事消費和投資，倒是可以幫助居民或企業形成收入。
當然，如果由于房地產企業支付土地出讓金并將其計入成本，因而促進了房價上漲，這可能會影響到居民的消費行為，迫使居民增加儲蓄、減少日常消費。但是，這個影響到底有多大？按照王小魯的說法，2000-2010年，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暴漲了7個百分點。
筆者沒有找到2000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的數據，但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房地產企業土地購置費用為734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0.7%。據網絡報道所公布的財政部消息，2009年，由國土資源部所公布的全國土地出讓成交合同總價款為15910億元，但是實際上繳財政部的土地出讓收入為14240億元。其中，有些項目，如新增建設用地有償土地使用稅屬于正常稅收的一部分。在扣除預算內各種稅費后，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為12733億元。另外，征地和拆遷補償費用為4980億元。各級政府通過出讓土地所獲得的凈收入為7753億元，相當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3%。
也就是說，2000-2009年，政府通過土地出讓所獲得的純收入，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不過上升了1-2個百分點。相比之下，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2000年為46%，2009年為35%，下降了11個百分點，其下降幅度與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幅度基本相當。可見，這個時期居民消費不足完全是由于勞動收入太低、資本收入太高造成的，與政府土地出讓金關系不大。
另據網絡報道所公布的財政部消息，2010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為28198億元，扣除約40%的征地拆遷費用后，凈收入估計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3%。與王小魯“猛增7個百分點”的說法仍然相去甚遠。
2011年，全國各地的土地出讓收入都趨于下降；因而2010年土地出讓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略偏高很可能只不過是特殊年份的特殊情況罷了。
政治體制改革能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嗎？
2000-2008年，中國的一般政府收入（包括財政收入、預算外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增加到26%，增加了6個百分點。如前所述，在此期間，政府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獲得的收入基本上沒有變化。因此，一般政府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上升主要是因為政府加大了社會再分配的力度。
2000-2008年，企業收入所得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增加到3.5%，個人收入所得稅由0.7%增加到1.2%，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由2.5%增加到4.3%，以上三項共增加約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政府的社會轉移支付（包括社會保險付款、社會補助和其它轉移支付）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6%增加到5.1%。社會轉移支付的增加幅度大體抵消個人所得稅和社保基金收入的增加幅度。可見，一般政府收入相對增加不可能對居民消費產生負面的影響。
按照中國目前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在初次分配結構中，勞動大體上占40%，資本占45%，政府占15%。經過二次分配，政府一般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約為25%。
我們不妨與主流學者心目中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做一個比較。據美國商業部經濟分析局數據，2008年，美國雇員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7%，生產稅凈額為7%，營業盈余為24%，包括折舊在內的資本總收入為36%。
所以，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勞動收入比例偏低約15個百分點，資本收入偏高約10個百分點。美國的生產稅凈額似乎很低。但這主要是因為，美國的直接稅和轉移支付收入在一般政府收入中占的比例比較大。而在中國，由于私企外企普遍缺乏社會責任感，不流“道德的血液”，紛紛偷稅漏稅，迫使政府只有高度依賴增值稅、消費稅等一次分配手段。
如果看一般政府收入（不含資本轉移收入），那么，2008年，美國一般政府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8%。與美國相比較，中國的一般政府收入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任何一個現代市場經濟，沒有一個具備相當規模的政府部門進行宏觀調控，都是無法維持的。王小魯也承認，目前，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失業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的覆蓋率分別只有56%、39%、51%、47%，因而有必要擴大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然而，王小魯堅持認為，“如果不對無節制的政府消費和盲目投資行為進行嚴格約束，不杜絕政府腐敗，就無法把浪費和流失的公共資源用于社保和公共服務。而且在缺乏對政府的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擴大政府掌握的公共資源，也會加大腐敗和資金管理不善的風險。”而要建立和完善對政府的監督機制，在王小魯看來，似乎只有實行所謂“政治體制改革”。
從經濟角度說，王小魯的主張其實無非就是這樣的，先搞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約束無節制的政府消費和盲目投資，減少公共資源的浪費和流失，然后將節約出來的錢再用于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反腐敗，當然是既高尚又響亮，沒人敢反對。問題是，自1989年以來，凡是搞了王小魯先生所傾心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的，有哪個國家是改成了政治清明、公正廉潔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難是眾所周知的，在王小魯先生的政改大畫餅畫好之前，數以億計的沒有社會保障覆蓋的城鎮職工以及廣大的農民工是不是只有繼續幻想和忍耐下去？既然王小魯先生也承認，中國的經濟結構失衡已經很嚴重，如果政改還沒有來得及上路，失衡的經濟就斷裂了怎么辦？
讓咱們來考慮一下實際的問題。中國現在一般政府收入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5%。其中大約10%是屬于公務員的工資和維持政府日常活動的必要開支，大約5%是屬于政府直接進行的固定資產投資，其中大部分是屬于維持更新現有的政府固定資產所必需的，大約5%是屬于社會轉移支付，是維持社會穩定必不可少的。以上各項都是屬于無論怎么反腐敗都不可能觸動的。
這樣還剩下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5%屬于非必要開支，可以觸動。假設搞了政治體制改革以后，政府變得十分廉潔，浪費大大減少，將非必要開支減少了一半，那也不過是節約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5%，相對于完成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所需要的國內生產總值的15%，完全是杯水車薪。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既不是政府收入增加過快，也不是含糊其辭的所謂企業收入增加過快。中國經濟的問題就是資本收入過高、勞動收入過低。就長遠來說，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重建公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就眼下來說，實際上還有一個既不復雜、也不難做的方法。如上所述，只要私企和外企都與國企一樣按同等比例納稅，僅在工業部門，國家就可以每年增加大約15000億元的稅收。工業GDP大約占整個經濟的一半。所以，如果全國推廣這個方法，國家就可以每年多收30000億元的稅收。與201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相比，這大約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7.5%。
如果國家向資本家增收大約為國內生產總值7.5%的稅，然后用來大力發展公共就業工程，直接增加就業，給勞動者發工資，或者用于社會福利。一進一出，就可以將勞動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大約47.5%，使資本收入下降到約37.5%，使勞動收入超過資本收入。
這樣做，豈不是比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直截了當得多？
注：
[1] 據2008年資金流量表，政府最終消費41752億元。根據資產階級經濟學，政府雇傭勞動和使用資本都創造價值。在政府“創造”增加值以后，政府再向自己“購買”自己“創造”的服務，算做政府最終消費的一部分。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虛構，屬于重復計算 。據2008年資金流量表，政府部門“創造”增加值29689億元，將此項從政府最終消費中扣除后，剩余部分為1206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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