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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冊）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
　　
　　一邊是高利貸經濟的盤剝，一邊是官利的壓榨。社會潰敗的近代中國企業面對這樣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有巨額的資金投入來發明和使用機器進行產業升級。
　　
　　文/余治國
　　
　　楊白勞向黃世仁借債度日的故事家喻戶曉。其實在漫長的數千年中國歷史畫卷中，像黃世仁與楊白勞這樣的故事數不勝數。近代中國尤其為甚，高利貸蔓延到社會經濟中的各個層面。
　　就拿私人消費來說，在近代中國，大部分農民如果不靠舉借高利貸根本無法維持生存。據當時的政府機構調查，1934年，全國近一半的農戶舉借債務，其中只有13.11％的借貸年利低于20％，超過30%的借貸年利占農戶的一半。按照今日的眼光來看，20%已接近銀行貸款利率的四倍，顯然是高利貸。但在當時的人看來，只有超過20%的年利才算高利貸。即便以如此之寬松的年利標準為高利貸，農民舉借高利貸現象的普遍與泛濫都讓今人感到震驚。
　　農民要借高利貸，工商企業也要大規模地舉借高利貸。眾人皆知，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都對中國虎視眈眈。他們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搜集、研究并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報，對近代中國的各種狀況了如指掌。高利貸經濟也不例外。1910年，日本人調查了中國23個主要城市金融機構的放款利率。結果表明，工商企業貸款平均年利大多超過12%，平均近15%，其中上海較低約為9%，南京、蕪湖等地為12%，廈門最高達到25%，擁有高利貸經濟傳統的溫州較高，達到了30%，廣州更為驚人，高達36%。
　　在極度不平等的近代中國，只有在高利貸面前，人人才平等。無論是無權無勢的貧困農戶，還是官極人臣的權勢者，舉借國內外各種高利貸都必須依法償還。中國近代工業化之父、清末狀元張謇也不例外。
　　 1899年，張謇在創建民族企業南通大生紗廠時由于融資困難不得不向錢莊高利借債，年利達14.4%。到1933年，由于企業營運資金緊張，為了周轉資金，張謇被迫向濟南的銀行借款，年利更高，達到22.8%。1914年，張謇就任北洋政府農商部農商總長。農商總長的權力極大，其職權范圍相當于現在的農業部、林業部、商務部、鐵道部、科技部等各部部長職權的總和。作為手中掌握大權的高級技術官僚的張謇也只能無可奈何地嘆息道：“吾國利率常在六厘以上，銀行錢莊定期貸付之款，有多至九厘或一分以上者。”
　　社會潰敗是高利貸泛濫的主因
　　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講過，“社會潰敗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近代中國便處于這樣一種社會潰敗的局面。在近代中國，就像孫立平教授所講的：“潛規則盛行于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整個社會的信息系統已經高度失真，統計數據的弄虛作假代表了體制性的對信息的扭曲。” 高利貸泛濫與此有莫大的關系。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貸款利率的高低反映了整個社會的信用狀況。市場經濟的根本是信用。信用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信任，只能植根于正常的社會。然而在近代，社會尚未開化，資本市場極不發達，市場的基準利率本身便已極高。而在當時的社會，坑蒙拐騙的投機者橫行于世，勤勤懇懇的勞作者湮沒無聞，甚至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軍閥割據便是明證。信用的缺失成為自然而然的結果。
　　由于社會潰敗的局面，當時的實業經濟受到了重重壓榨，在企業規模、技術水平與經營管理上問題重重。一般來說，近代中國的實業經濟主要是包括航運業在內的工業經濟。到1913年，中國全部投資的資產凈值約為30萬億元，其中各類工礦企業744家，資產總額才區區1.55億元，平均每家企業的資本額僅為21萬元。
　　這些企業又可以分為新式工廠與工場手工業。矮子當中拔將軍，新式工廠相對而言規模較大，大多采用機器生產。而工場手工業通常是依靠人手勞動，不使用動力驅動設備來生產，它們規模極小，員工人數大多才十幾人或幾個人，最多不多30來人。按照現在的標準，不過是家庭手工作坊。這些所謂“工廠”實乃落后作坊的企業資本少、規模小、數量多。當時政府的調查表明，1912年，全國2萬多家工廠中手工工場占98.25％，使用機器生產的工廠只占1.75％。
　　在近代混亂的社會秩序與經濟秩序中，錢莊、典當甚至現代銀行等各種金融機構無法擁有強而有力的風險控制能力。對于銀行來說，貸款給企業的風險太高。而為了降低風險，企業想要在銀行貸款就必須提供抵押物或者找擔保人。通過抵押與擔保的方法，銀行將風險剝離出去，銀行本身只控制資金并賺取低風險或無風險的存貸差利潤。由于大部分企業的規模過小，抵押貸款或擔保貸款的額度不可能抬高，因此，金融機構對工商業貸款的違約風險極高。
　　因此，近代高利貸中的高利率包含了各種風險溢價。這個道理很簡單，和美國資本市場上高利率的垃圾債券一樣，風險越高，利率越高。這是因為利率取決于企業的經營風險與金融風險。因此，在一個社會潰敗的國家，秩序混亂，信用匱乏，風險極高，貸款利率必然隨之高漲。比如在印度這樣等級極森嚴（種姓制度）、法律如廢紙的國家，銀行貸款利息幾十年來一直高達20%～30%，印度銀行寧可將錢借給外國企業，也不愿意借給印度企業。
　　此外，在近代中國，土地經濟與高利貸經濟占據了支配地位。少得可憐的社會資金大量用于購置土地收取租金，還有很大一部分轉化為高利貸資金用于利滾利。在這樣的社會潰敗的亂世，既然有利潤更高的土地與高利貸投資，又何必去做周期長、回報低的實業呢？對于理性人來說，這實在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亦債亦股的官利制度
　　從壞的角度來看，畸形的社會必然產生畸形的制度。從好的角度看，興辦企業的人只能務實地采取靈活的策略與制度來應對社會潰敗的惡劣環境。近代官利制度的興起就是對高利貸經濟的一個無奈的應對。按照現代股份企業制度，股份公司招股融資時，購買股票的股東擁有企業相應的股份，股東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享受企業的經營利潤。因此，企業盈利越高，股息則越高，反之亦然。然而，官利分配制度看似也是一種股份公司，但卻形似而神不似，完全不是所謂擁有股份那么簡單的事情。
　　官利，又稱官息。購買企業股份的所謂“股東”不管企業的經營是盈利還是虧本都能以股東的官利利率從該企業獲取固定收益。因此，企業年終結賬，不是從利潤中提分紅利，而是先派官利，然后結算利潤。官利利率一般以年利計算，其與企業所賺取的利潤高低毫無關系，而是隨著高利貸利率的漲落而漲落。近代官利在19世紀末的年利最低為10%左右，到20世紀初最低為6%左右，總的說來一般在7%～8％之間。此外，即使企業尚未建成運營，官利即已開始計算并支付。
　　由此看來，享有官利的股東不是單純的企業投資人，而是投資人兼債權人。他們所擁有的股票兼具公司債券特征。這也算是具有近代中國特色的一種金融創新吧！
　　當然，在這種金融創新下，實體經濟卻變成了高利貸的犧牲品。官利制度給近代民族工業造成嚴重的危害。由于投資者同時又是債權人，他們可以旱澇保收，對企業經營和業績毫不關心，這與高利貸經營者沒有本質區別。更為嚴重的是，一旦企業經營不善，由于官利必須要按時發放，企業經營者不得不剜肉補瘡，用資本金來派發官利，結果會讓企業資金周轉變得愈加困難。如果運氣不佳，企業經營者不能力挽狂瀾，扭轉頹勢，破產倒閉將在所難免。
　　近代工業化先驅張謇在籌辦南通大生紗廠時因資金奇缺，只能采用官利制度，年利率為8%。大生紗廠開辦后，賬面連續兩年虧損。虧損的原因正在于官利，就像張謇本人所說“非真虧也，官利占全數也”。近代中國讓日本人垂涎欲滴的極負盛名的漢冶萍公司也因官利制度不得不按8%的官利利率向股東支付180萬兩白銀，給公司造成了嚴重的財務負擔。面對官利制度，像張謇這樣的大人物也只能嘆曰：“開車以后，雖始營業，實則失利，乃借本以給官利……凡始至今，股東官利，未損一毫，遞遲發息，則又利上加利。”
　　一邊是高利貸經濟的盤剝，一邊是官利的壓榨。社會潰敗的近代中國企業面對這樣的局面，根本就不可能有巨額的資金投入來發明和使用機器進行產業升級。結果，近代中國實業經濟始終只能局限于依靠手工技巧的規模極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最終在現代工商業發展上既無法趕超英法美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也無法與日本等新帝國主義國家相匹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