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2010年將盡之際，最能顯示這一年中國經濟外交成功和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相對地位上升的，莫過于接連召開的兩場最高層次的經濟外交活動：從在韓國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到在日本橫濱舉行的第十八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會前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某些勢力煞費苦心營造圍攻中國的態勢，從不斷提高稀土之爭的調門；到將全球“貨幣戰爭”歸咎于中國而企圖壓迫中國迅速、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匯率；到強力推進“跨太平洋伙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縮寫為“TPP”）而隱含架空亞太經合組織之意，再到奧巴馬在兩大峰會前夕訪問印度、印尼，無不以中國為矛頭所向；即使在陡然升級的中日釣魚島爭端背后，山姆大叔操縱的身影也隱約可見。然而，胡主席訪歐和英國首相卡梅倫訪華的穿梭外交打破了“遏華”西方陣營最堅固環節之一，美國不顧國際社會反對聲浪執意實施第二輪定量寬松更把眾多國家推向美國的對立面。結果，二十國集團峰會通過的公報沒有納入美國事前極力主張的“匯率低估”問題，反而提出了“要避免各國貨幣的競爭性貶值”，由于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美國蓄意實施“弱美元”政策，這種提法實際上可以被視為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含蓄指責；公報提出“在金融監管中更好地反映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觀點”，“建立一個更加穩定、具有恢復力的國際貨幣體系”，以及將發展問題納入公報，更是中國等發展中成員國主張的勝利。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其歐洲盟友，輿論普遍認為奧巴馬的亞洲十日行遭遇失敗，乃至“徹底的失敗”（美國?？怂剐侣劸W語），中國領導人則是在兩大峰會上“優雅地離開”。
是的，中國綜合國力持續增強奠定了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地位提升的基礎，2010年第二、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連續超越日本而躍居世界第二就是中國綜合國力增強的標志性事件。由于從次貸危機發展而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源于美國，歐洲和日本備受沖擊，因此不像1990年代發生于新興市場和歐洲的歷次國際金融危機那樣鞏固了美國和整個西方的霸權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國和整個西方的軟硬實力，從而進一步加快了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地位相對提升的步伐。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繼提高中國份額和投票權，到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敦促不斷審議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到兩大峰會上中國的成功，世人都看到了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步步登高的身影。從較長時間跨度上考察，我們還可以看到，2010年發生的上述事件為中國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轉向適度推動重構規則（或規則演化）的進程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而無論是在國內抑或國外，未來十年調整中國與外部關系的關鍵都在于認清并接受、順應中國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轉向適度推動規則演化的趨勢。
為什么？這植根于所謂“國際慣例”（或“國際規則”）的兩重性以及中國向歷史常態回歸的必然趨勢。所謂“國際慣例”，有體現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要求的部分，是值得我們吸取的人類文明共同成果；也有只具備局部、暫時正面作用的部分，有些做法更是僅僅體現了某些發達國家、甚至這些國家內部某些利益集團的訴求，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顯著的負面影響，甚至侵犯了人類良知的基本底線，即使在發達國家國內也不可避免遭到激烈抨擊，前幾年某些西方大型制藥廠商出格的艾滋病藥品專利要求就是如此，最終他們不得不在國內外社會各界的抨擊下回歸社會公德準則。對于這類“國際慣例”，我們該做的不是接軌，而是抵制。也正因為如此，所謂“國際慣例”的相當一部分內容不過是大國意志的體現而已。同時，中國以其幅員、人口、國家凝聚力、文化感召力而注定要在國際體系中發揮大國的作用，鴉片戰爭以降的一度衰敗只不過是歷史暫時偏離正軌而已，1949年以來我們正在向歷史的正常狀態回歸。正因為“國際慣例”有這樣的兩重性，而且必然因力量對比變化而相應調整，因此，隨著未來十年中國綜合國力的相對提升，中國必將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轉向適度推動規則演化。
轉向重構規則不是對“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拋棄，而是揚棄，正如“與國際慣例接軌”是對此前“自力更生”的揚棄而不是拋棄一樣。從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宣布取消對華全面貿易禁運，為中國贏得大體平等進入國際經濟體系資格的是新中國對外戰爭的勝利，以及自力更生初步建立完整產業體系、實現工業化的成就，在此基礎上啟動的“與國際慣例接軌”才能使中國受益，而不是淪入附庸地位不能自拔；1970年代后期以來，“與國際慣例接軌”超乎預計的成績使得中國更早地觸及現行“國際慣例”的天花板，重構規則的必要性由此浮出海面，歷史就是這樣螺旋上升，不斷發展。
毫無疑問，重構規則要求我們付出相當大的努力，然世事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是繼續“趕超”還是“被趕超”而曇花一現？但凡后起國家“趕超”取得了相當成就之后，必然面臨這一抉擇。因為新興大國在“趕超”守成大國前期的初步成功會削弱其賴以起家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價格競爭力，從而創造自己被其它后起者“趕超”的可能性；更因為對于力圖維持霸權的守成大國而言，除了直接阻撓新興大國“趕超”之外，扶植其它發展中國家趕超新興大國，令新興大國“趕超”不成反“被趕超”，無疑更是上上之策。近年來西方熱衷于唱多某幾個后起發展中國家并動輒將其與中國相提并論，不過是上述守成大國策略的具體表現而已。由于在這次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中表現相對良好、國際經濟政治地位相對上升的中國等國家不僅集中于亞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種族構成等方面是美國的“異類”，守成霸權美國無法不對實力對比的這種變化感到不安，轉嫁危機沖擊、削弱競爭對手相對實力、遏制新興大國上升勢頭的內在沖動越發強烈。對國際戰略競爭的險惡，我們必須抱有足夠的認識，來不得半點天真；在國內，我們要持之以恒地弘揚雷鋒叔叔的精神，非此無法創造一個和諧的內部社會，對外我們可千萬不要傻不嘰嘰把別的守成大國當成是白求恩大夫。中國若要繼續趕超，而不至于在“全球化絞肉機”中陷入與其它發展中國家自相殘殺、肥水外流的貧困化增長，適度重構不合理的現行國際經濟規則就是必由之路。一個國家也只有通過推動重構規則，向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提出更公平合理、而且可行的規則，才能永久地提升自己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世界治理能力——這是國際社會對大國的必然要求，要想在國際社會中享受更多利益，就必須表現出這種能力。
重構規則不僅是中國利益所在，也是國際社會公利之所在，因為守成霸權獨攬規則制定大權的局面已經極大地激勵了霸權國家的道德風險。讓我們看看已成眾矢之的的美聯儲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吧！中國、德國、巴西、南非……，一大批本來國情和立場觀點迥異的國家在反對聯儲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上找到了共同點，美國此舉遭到了眾多國家財經高官的公開質疑，各國輿論更是口誅筆伐。但美國是一個開宗明義公開宣布其國內法高于國際法的國家，又占據著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國家地位，任何經濟政策，只要不是與別國達成了“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兩敗俱傷，無論會對其它國家造成多么巨大的沖擊，只要美國統治集團感到國內政治和國際競爭中有此需要，他們就有強烈的內在沖動將其付諸實施，其它國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風險，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被動跟隨，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就是如此：
在國際競爭中，美國統治集團不是不知道第二輪定量寬松將給除美國之外幾乎所有國家帶來的沖擊，問題是這種沖擊恰恰是他們想要的東西，現行國際金融體系下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成本、收益分擔不對稱的特征又為他們實現這一目標創造了條件。“與一頭大象同睡在一張床上很不好受”——早在20世紀60年代，聯邦德國中央銀行行長埃明格爾（Otmar Emminger）便深有感觸地發出了感慨；19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蘭德爾·海寧（Randall Henning）也直言，美國常常以美元貶值手段強迫日本、德國被動參與國際貨幣合作并承受不對稱的影響；由于美國自身經濟規模大，因此美元的貶值或升值對其本國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影響不大，反而對其經濟伙伴國影響較大。更重要的是，在經濟政策合作的博弈中，“先行優勢”意味著只要美國率先采取行動而歐洲、日本被動跟隨，美國就能夠靠犧牲跟隨者的利益來增加自己的福利。幾十年過去了，這一點并未根本改觀，各國對美國第二輪定量寬松口誅筆伐之后，仍然不得不增持美國債券，為美國人買單。要防止山姆大叔淪為國際社會的暴君，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就不能不逐步為重構規則、約束霸權國家道德風險承擔起較多責任，這是一個負責任大國最高層次的負責任表現。
與此同時，也只有推動從單純“與國際慣例接軌”轉向適度推動規則演化盡快平穩完成，才能盡快消除國際體系中的不確定性，讓結果塵埃落地。某些國家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鼓噪之所以甚囂塵上，并不是因為中國的實力太強，而是因為他們還不能確信中國的實力和爭取相應地位的意志，而認為中國與他們同樣是霸主的仆從而已。既然如此，出于“奴才爭寵”心態，向霸主告狀壓制中國也就是理性選擇了。如果中國的實力和意志令他們信服，他們確認中國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別國的仆從，他們的作為就會相反，他們就會競相與中國交好而不是喧囂“中國威脅”。
重構規則，約束霸權國家，并不意味著我們追求與霸權國家全面沖突，而是要堅持“斗而不破”。這不僅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也是為了防范某些后發國家的道德風險，避免我國為人作嫁。為了贏得獨立自主之權利，我們曾不得不立國伊始就卷入同美國的大規模熱戰，不得不忍受全面貿易禁運的煎熬，不得不在核威脅陰影下以急行軍的干勁節衣縮食推進國家工業化，……如果不是為了與中國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較量，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向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開放市場，傾力扶植其成為阻攔共產主義浪潮的“防波堤”，更不用說他們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朝鮮、越南兩場熱戰先后給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直接創造的“特需景氣”了。但是，當中國結束與美國的全面對抗、開始重新進入世界主流市場時，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從來不曾感謝中國為其創造了發展環境，而是肆意輕薄譏笑中國人均收入的暫時差距?，F在，既然我們已經贏得了獨立自主之權利，既然別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已不敢動用軍事手段直接挑戰我們的獨立主權，既然我們在現行國際經濟體系中已經占據了可觀的份額和利益，我們就沒有必要再次為人作嫁。
原則確定之后，落實原則的關鍵就在于什么樣的策略最符合中國利益。我把所有這些策略劃分為被動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動策略兩類，前者是面對既有的規則根據本國利益加以取舍，意在維護本國利益；后者則是主動引導確立符合本國意愿的規則，意在促進本國利益；“維護”與“促進”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升華和更有效實現前者的手段。如果說前者體現了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那么后者就是我國作為一個新興自信、負責任大國所必須承擔的責任。片面的防御性策略容易形成扭曲的“受害者”心理，進而落入惡性循環；積極的主動策略則有助于形成平和、寬厚的大國國民心態，進而上升啟動良性循環。在較低的層次上，我們不能總是消極地應對別人制定的規則，那樣在國際經濟政治角逐中永遠無法擺脫被動處境；在較高的層次上，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只有積極、有條不紊地參與乃至主導制定國際規則，才能對整個人類的福利作出我們應盡的貢獻。
（2010.11.19，修訂2010.12.30，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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