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

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

全林遠 趙周賢　

    摘要：深刻認識國際金融危機的時代特征，科學分析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復雜影響．準確把握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機遇，正確應對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國防等領域面對的新挑戰，對于我國經濟在未來更長時期內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深刻認識國際金融危機的時代特征
    歷次金融危機都是資本逐利本性產生的必然結果，本質上具有共性，然而，歷史從來不會簡單的重復，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呈現出一系列信息時代的新特征。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加速，突出表現之一是金融衍生品的興起和發展。金融創新進程的加速，使金融體系逐步成為經濟資源配置的主渠道，對實物形態經濟資源的配置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導向、制約功能。
    金融創新增加了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的多樣性，擴大了體系的流動性。信息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融資來源和渠道，提高了金融運營效益；金融創新有力地推動資本在國際間流動，使金融市場的國界日趨模糊，加快了資本運行速度，促進了國際金融證券化和市場一體化進程；金融創新增加了資本運行彈性，特別是金融業實現電子化后，資本的調撥和信息傳遞速度空前加快，使金融市場能夠更靈活、快速地適應各個經濟主體的融資要求。
    快速發展的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在提高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其風險度也空前增長。當今世界經濟的價值結構如一座倒金字塔，底層是在總量中占很小比重的物質和知識產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實的商業服務貿易，再往上有復雜的債務、股票和商品期貨，最后位于倒金字塔頂端的是數量巨大的衍生期貨和其他虛擬資本。這種實體資產與虛擬資產倒置的結構形態，存在著巨大的系統風險。金融創新模糊了各類金融機構的界限，具有貨幣派生能力的金融經營機構越來越多，使傳統貨幣控制方法難以奏效。由于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日益相互卷入對方的活動領域，資本流動大量通過資本市場而不通過信貸途徑，使監管更加復雜、困難。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還包括宏觀經濟政策失當，金融機構貪婪擴張，金融評級機構缺乏自律，金融監管能力弱，等等。這些囚素共同作用使金融衍生品風險不斷積聚和擴散。但是，從深層次的作用機理看，這場金融危機不同以往的新特征，才是導致其突然爆發、迅猛傳播、造成巨大破壞、對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囚素。
    (1)金融危機的傳導擴散主渠道發生了變化。以前的金融危機通過以商業銀行為中心的信貸渠道傳導擴散，而此次危機主要通過資產價格傳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創新驅動了傳導渠道的變化。在金融全球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金融資產以商業銀行存款為主。而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創新不斷地派生出名目繁多的金融產品，使銀行存款在全球金融資產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42％降至2007年的27%，而且，金融資產市值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實體經濟的發展，導致全球經濟進一步泡沫化和虛擬化。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08年的統計，2007年全球金融資產市值的增長速度與實體經濟的發展速度之比高達359%。資產基礎的變化，導致以控制銀行信貸為導向的貨幣政策效力大減。
    (2)金融創新產生的超高杠桿作用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技術性因素。美國虛擬經濟迅速膨脹推動了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過度擴張。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調查，引發此次危機的美國次貸總額為1.5萬億美元，但在其基礎上發行了近2萬億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進而衍生出超萬億美元的債務抵押憑證（CDO）和數十萬億美元的信貸違約掉期（CDS)。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比率平均為1:30，遠高于一般金融產品1:10的平均杠桿比率，超高杠桿比率必然帶來超高的風險。加長的金融交易鏈條，連環套式的間接疊加杠桿作用，使虛擬資產與基礎資產的價值聯系更加復雜、模糊，資產定價和證券的估值變得更加困難，導致投資者無法準確判斷投資價值而更易被誤導。如果基礎資產出現問題，在此基礎上的龐大金融衍生品市場就會轟然坍塌，并在杠桿作用的推動下迅猛擴散，殃及四方。
    (3)風險分擔機制嚴重錯位。金融衍生品交易過程中保險方式的變化，導致了風險的轉移，使風險由發放貸款的銀行轉移給金融衍生品交易者和持有人。一旦銀行能夠輕易地把信貸風險轉嫁到金融市場，他們就會喪失監管的動力。這次危機中，美國銀行在信用評估和審慎貸款方面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多的漏洞，很大程度上是風險分擔機制嚴重錯位造成的。
    (4)經濟危機的主導因素開始發生轉變。金融創新促使虛擬經濟自我運行的獨立性大大增強，其主導作用日益顯著，不再僅僅是被動服務和反映實體經濟的運行狀況。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金融危機，更多地表現為實物形態經濟（實體經濟）運行矛盾導致價值形態經濟（虛擬經濟）運行的紊亂；而20世紀80年代后的金融危機卻更多地表現為價值形態經濟（虛擬經濟）運行矛盾導致實物形態經濟（實體經濟）運動的紊亂，危機主導因素發生了重大轉變，有人將其稱為“21世紀型危機”。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牙買加體系，與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進程以及金融創新的驚人速度相比，在金融監管上嚴重滯后，成為孕育金融危機的溫床。
    (5)世界經濟關系呈現出新的失衡形態。這場金融危機的突出特征是全球性多領域的發展失衡—國家及國家間的儲蓄消費失衡、貿易收支失衡、財富分配失衡、資源擁有和消耗失衡、國際貨幣體系失衡……，這些發展失衡在危機中的演化形態，是過度消費型國家、過度生產型國家、過度資源供應型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的嚴重失衡。金融危機首先在過度消費型國家引起消費萎縮，過度消費型國家的經濟衰退又擠壓過度生產型國家的海外市場并引起這些國家的經濟衰退，再由過度生產型國家傳導到過度資源供應型國家，最終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危機逐次傳遞并逐波激化，使整個世界都深陷其中，幾乎無一能完全幸免。
    (6）擁有超強金融優勢的國家控制著轉嫁危機的渠道。金融優勢是美國經濟實力的核心部分，美國的金融實力遠遠超過其實體經濟實力。其GDP占全球的比重為26%；而美國資本市場市值占全球資本市場的54%；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的72%；全球貿易58％以美元結算。超強的金融優勢使美國控制著轉嫁危機的渠道。美元作為具有獨特定價功能、支付功能和儲備功能的超級貨幣，使美國更易于將本國的金融風險轉嫁給其他國家。目前，美元每貶值10％就有相當于美國年GDP 5.3％的財富從世界各地轉移至美國。伴隨著近年來的美元貶值，一些國家擁有的大量美元資產被無聲無息地掠奪和轉移。截至2007年，外國機構和個人總共持有57％的美國國債。金融危機中美國實際上將國家負債變成了“戰略資產”，使購買美國巨額國債的國家面臨著要么忍受債務縮水，要么繼續借錢給美國的兩難選擇。尤為重要的是，經濟全球化使美國可以選擇的轉嫁對象大為增加，使金融危機殃及更多的國家。
    正是在上述新機制的作用下，世界各國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這場金融風暴之中，迎受了嚴重損失。由此，金融對國家安全的制約作用更加凸顯。至2009年6月，美國政府投入的各種救市資金總額累計己達8.5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相當于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花費總額的9倍：奧巴馬2010年1月27日發表的首份國情咨文中，降低失業率和解決經濟金融問題已占據首要地位，而恐怖主義、阿富汗、伊朗等問題統統退居次要地位。
    這場金融危機說明，僅靠強大的軍隊和先進武器，未必能有效保障國家安全。金融安全在整個國家安全中的戰略地位空前上升，并成為當代保障國家安全的又一重要戰場。
    二、清醒認識金融危機對我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影響
    這場金融危機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深刻而廣泛。其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相互交織，我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一）從經濟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我國抗危機保增長成績舉世矚目；另一方面，危機中暴露出的問題又嚴重制約國民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在應對金融危機中，黨中央、國務院高瞻遠矚，全面分析、準確判斷、果斷決策，根據各階段我國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科學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戰略導向，從宏觀經濟到微觀經濟的各個層面不斷完善相應配套措施，逐步形成了完整應對方案，體現出應急與謀遠結合、治標與治本兼行的戰略思維。全國人民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堅定信心，迎難而上，頑強拼搏，從容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國經濟在全球率先實現回升向好，有效地鞏固了保障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
    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認識到，金融危機也使我國產業結構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充分暴露，迫切要求我們轉變發展方式、加快自主創新、提升產業技術水平。我國經濟結構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產業創新能力弱，技術落后、低附加值產業比重過大，經濟結構總體上仍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這是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不強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次金融危機及其引發的全球性經濟深度調整，使這一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凸顯。如果不盡快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將會嚴重制約國民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動搖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
    （二）從國際安全環境的角度看：一方面，金融危機加速了多極化進程；另一方面，我國面臨的安全壓力發生了新的變化。新興國家地位的群體性上升是當今世界的重要發展趨勢之一。本世紀初，美國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首次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并稱為“金磚四國”；2005年，高盛集團又提出“新鉆十一國”概念，包括埃及、韓國、墨西哥、尼日利亞等11國……這些概念反映出新興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以“金磚四國”為例，過去5年中，四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其中中國占25%。國際金融危機重創了世界經濟，新興國家增長態勢正在發揮穩定世界經濟的作用，有望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一年之內的三次G20峰會被國際社會視為應對危機的最重要機制，也標志著新興國家正在走向國際舞臺的中心。雖然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短期內不會被替代，但金融危機與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共同加劇了美國相對衰落的過程，美國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經由最高峰時的35％降到現在的25%。美國實力相對下降，一定程度減輕了我國外部安全壓力；新興國家地位的群體性上升，增強了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動力，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國國家安全的國際環境。
    同時，我們又要清醒地認識到，由于我國持續30年的高速發展，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的“一枝獨秀”，已發展到了“樹大招風”的階段。2008年奧運會火炬傳遞在多國遭阻攔、哥本哈根會議來自多方對我國減排的壓力、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對人民幣升值的多方壓力、中歐關系的復雜化、南海爭端國際化趨向，以及美國對臺軍售等等，使我國的外部安全威脅呈現出原有主要威脅仍在、多方向、多元化新安全壓力漸顯的新趨勢。
    （三）從金融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我國相對獨立的金融體系有利于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另一方面，我國又面臨著金融體系向國際化邁進帶來的新挑戰。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演化過程表明，我國金融體系國際化進程滯后使我國在金融危機沖擊中受損較小，但同時又使我國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受制于人。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我國既受惠于美元貿易圈又受制于美元貿易圈。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與中國的經濟實力不相稱，是受制于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我國在購買美國國債上的兩難選擇，凸顯了這種被動狀態。要擺脫這種被動狀態，必須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在推進金融開放進程中保障國家金融安全，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
    （四）從政治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和社會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有效應對危機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機與活力；另一方面，一些長期積累的深層社會問題也更加突出。金融危機使“美國模式”喪失了以往的那種權威性；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貿易體系的信譽和秩序遇到空前挑戰，動搖了冷戰結束以來形成的美國單極霸權體系的根基。中國在應對危機中的表現和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贊揚，在國際社會獲得了更大的發言權；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所包含的元素與特質，超越了以往意識形態對立的思維模式，為世界現代化轉型展示了一個復雜而多義的典型案例。
    同時，又要清醒地認識到，在危機沖擊下我國一些長期積累的深層社會問題更加突出：貧富差距仍在繼續拉大，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腐敗仍在滋生蔓延，對保持社會穩定的消極影響加大；城市化進程加速產生的問題，可能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就業壓力不斷增大，特別是未就業大學畢業生比例增高，成為引發社會震動的潛在震源；社會結構變革滯后于經濟結構變動，加劇了社會摩擦和利益沖突，等等。如果不正視和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我國的社會穩定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威脅國家安全。
    （五）從國防安全的角度看：一方面，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對敏感高技術出口的管控有所松動；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國家軍費投入不降反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危機時期正是軍火和敏感高技術貿易興旺之際。為早日擺脫危機，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之間在敏感高技術出口方面的競爭加劇，為爭奪訂單放松管控。一些在危機中陷于困境的高技術核心產業，更急于輸出技術、引進投資。這有利于我國引進先進技術。同時，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越南等國家軍費投入不降反升，這又增加了多邊安全博弈的潛在不確定性，對我國國家安全產生復雜影響。
    （六）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一方面，金融危機使美國借助我國擺脫危機的需求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美國運用經濟手段遲滯我國崛起的力度趨強。中美關系具有兩重性：美國既是我國最重要的經濟技術合作者、高技術和外貿盈余的主要來源，又是最主要的戰略對手。在涉及我國核心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背后都有美國插手。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中美關系所具有的兩重性發生了值得注意的變化：一方面，美國借助我國經濟實力盡快擺脫危機的需求有所增加，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已成為中美重要的共同利益之一，促進彼此之間的反危機合作成為奧巴馬政府重視中美合作的一個重要動向。另一方面，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特別是進入新世紀的10年，在如此大的基數上，中國的GDP仍翻了一番半；200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首次超過美國（這是一百年來美國第一次被其他國家超過）;2009年在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沖擊下，中國的GDP增長率仍高達8.7%;2009年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美國認為中國的持續高速發展會打破既有世界戰略格局，威脅其戰略利益。據此，美國加大了遏制中國的力度。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在繼續對我國保持一定政治、軍事壓力的同時，越來越重視利用經濟金融手段遲滯中國的發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頻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我國多宗出口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由少數國會議員與部分利益集團炒作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也開始被提升到美國促進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戰略高度，并演變成其糾集西方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對我國施壓的戰略手段。這對我國在未來更長時期實現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戰略目標構成嚴重威脅。
    三、切實筑牢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
    每一次大的經濟金融危機，都是一次國家間經濟科技實力重新洗牌的過程。面對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國內外形勢，我們需要將危機形成的壓力變為進取的動力，努力破解制約我國發展的深層經濟難題，力爭占領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發展先機和戰略制高點。
    （一）實施以消費需求拓展和升級為重點的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安全性。中國經濟已轉變為需求約束型經濟，調整優化需求結構對保證國家的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經濟增長要由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要真正實現擴大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目標，除了執行應對危機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刺激消費政策外，還應完善推動消費需求持續增長的制度。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人民群眾有更多收入用于擴大消費。二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大幅度增加財政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支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解除群眾擴大消費的后顧之憂。三是逐步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要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調整不同階層、區域、城鄉間的收入分配結構，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大對困難社會群體的幫扶力度，逐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數量。當前要特別注重通過適度加快城市化進程，推進戶籍、社保等相關制度的改革，讓農民工在長期工作生活的城市市民化，帶動有效需求的持續增長。
    （二）努力發展高技術戰略產業，增強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的物質技術基礎。國家間的實力對比不僅要看GDP的數量，更要看GDP的質量。高技術戰略產業是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自立于當今世界的工業脊梁。一個國家只有當基礎工業、現代工業，特別是高技術戰略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主要經濟增長點的時候，才能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發揮低勞動力成本優勢，雖然在一段時間內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但其弊端在金融危機中已暴露無遺。日本、韓國在20世紀60-80年代的成功，就在于依靠產業政策增強關鍵性產業的競爭力。日本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還有優勢的情況下便主動割舍，沒有陷入傳統比較優勢的陷阱，培育了許多擁有核心技術、自主品牌的產品，提升了高技術產業的整體競爭力。我國戰略產業發展是某些國家刻意遏制和陰謀暗算的重點。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既要吸取在美國的“運作”下“運十”功敗垂成、以色列售華預警機遇阻未果等中國戰略產業發展中的深刻教訓，也要總結中國高速鐵路產業通過技術創新—引進吸收再創新，實現高效低成本快速發展的成功經驗。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集中財力發展關鍵性產業，不斷增強關鍵性產業的競爭力。
    當前是加快推進自主創新、突破產業轉型升級的技術制約的有利時機，也是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積累，為在下一輪經濟增長中提升企業競爭新優勢積蓄力量的寶貴時機。要以解決危機中暴露出來的突出問題為契機，在新科技發展的重要領域力爭戰略制高點，以贏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先機。要準確把握科技創新的發展方向，適應金融危機后國際產業競爭格局變化的新形勢，著力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生物工程、航天航空、生產型服務業等新興戰略性產業，促使其逐步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引擎，使我國的高新技術戰略產業發展邁上一個新臺階。
    （三）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高金融開放條件下保障經濟安全的能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是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必經過程，也是一個高風險的過程。主權貨幣實現國際化通常要經歷三個階段：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當前，人民幣國際化正處于努力成為結算貨幣的進程中。應繼續遵循可控性、漸進性、主動性原則，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推動人民幣在更大范圍實現跨境結算，以經濟實力為依托，輔以積極穩健的金融戰略，推動人民幣逐步完成由結算貨幣到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的國際化進程。2008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在兩個方面取得重要進展。首先，中國已與韓國、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尼、阿根廷等六個國家或地區簽署了總額65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第二，中國開始加快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中的試點工作。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國際貨幣體系分化演進加快，人民幣崛起為國際貨幣的過程可能會縮短。2010年1月1日正式啟動的中國一東盟自貿區無疑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重要平臺。可以預見，中國一東盟自貿區將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在東亞區域的流通，并由此邁向更廣闊的國際舞臺。
    20世紀80年代，日元升值與國際化過快同步推進，導致資產泡沫膨脹，并最終破滅，不僅使日本經濟至今還未完全走出停滯，而且由于日元對美元匯率大幅波動遲滯了日元成為具有主導地位的區域性和國際性貨幣的進程。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我們要吸取其他國家貨幣邁向國際化進程中的經驗教訓。
    （四）進一步加大海外直接投資，減輕我國經濟運行的貿易摩擦壓力。海外直接投資不僅可以減少貿易摩擦，而且能更好地吸取國外經營管理的先進經驗，也有利于獲得一些敏感的高技術。目前，我國的海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較低的水平，“走出去”和“引進來”很不平衡。外商在我國直接投資高達近8000億美元，他們已經滲透到我國的各個領域，有的享受了超國民待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只有1000多億美元，而且本土化程度低，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比例相對較低。這種引資與投資的失衡，不利于實現國內外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也是貿易摩擦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美國虛擬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由于其通過對本國實體產業的保護，并且在對華軍工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出售方面實行嚴格限制，導致中國龐大的美元儲備投入美國國債市場，從而使我國的美元儲備過度駐留在虛擬經濟的領域里。美國通過實行引導其他國家凈儲蓄進入其資本市場而實現“避實就虛”的國家戰略，使其他國家的凈儲蓄無法對美國實體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和核心產業實施收購，從而將其他國家的美元儲備引入虛擬經濟的領域，實現貨幣的持續“虛擬化”。
    美國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經濟衰退、經常項目赤字和財政赤字擴大、內債和外債高企，美元貶值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長期發展趨勢。我國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中，約有70％被用來購買美國國債和各種政府債券。中國對美國國債的投資價值必然縮水。為應對美國使我國海外資產“虛擬化”的戰略，我國要加大收購等多種形式以增加在海外的直接投資；為減少美元貶值可能帶來的損失，應“避虛就實”，利用當前歐美發達國家管控相對寬松的良機，實現對某些重點企業、知名品牌、關鍵技術、戰略資源的收購或股份持有，將適量的美元儲備轉變成為中國亟需的實物資產和資源。
    （五）科學把握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向，為保障國家安全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在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中，處理好與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關系，是創造良好國際環境的關鍵。
    這次金融危機進一步顯示，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原有發展框架和合作模式下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因而要在繼續利用這一框架發展自己、調整自身經濟結構的同時，抓住我國話語權逐步增大的機遇，積極推動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立，逐步擺脫當前在中美經濟關系領域的被動從屬狀態，創造更有利于我國安全發展的國際環境，已成為一項緊迫而艱巨的戰略任務。
    我國目前正處于從發展中國家邁向中等發達國家的關鍵期，這場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分界線。因此，在未來更長的一段時期內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盡快完成向中等發達國家的歷史性跨越，是當前我國最重要的核心利益。當前人民幣匯率問題是我國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嚴重沖突點。由于中美分屬國際分工的低端和高端，中美貿易結構整體上是互補型的，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是資本密集型的高科技產品；要想實現中美貿易平衡，美國向中國出售這類產品即可，否則無論人民幣怎樣升值都無法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美國有些人鼓噪人民幣升值，實際上是將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一張戰略牌。在當前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不可能很快降低的情況下，如果按美國的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不僅將重蹈日本廣場協議的覆轍，甚至會由于大量相關企業的萎縮甚至倒閉而引發社會動蕩。因此，人民幣匯率變動只能以我國自身的發展需要為基本依據，絕不能俯首于任何外部壓力。
    促進大國關系的積極互動，特別是促進有利于我國的中美關系的積極互動，是我國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必然選擇。雙方的積極互動，從來不是靠單方退讓就能實現的；國際事務中的合作程度、借助其他大國的制衡、經濟金融關系的調整等等，都可以成為博弈的重要選項。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化進程中，中美之間將在雙方試錯探索中形成相對穩定的新發展框架，這是一個長期的既合作又競爭的互動過程。不能排除發生嚴重沖突的可能性，我們必須為此做好充分準備。我們不挑起沖突，也不懼怕沖突，要堅定不移地向著既定目標前進。
    （《環球視野》第328期，摘自2010年第5期《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