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葬新自由主義
馬爾塞盧斯•安德魯斯 嚴春松 譯
2009年4月末撰寫此文之際，富裕資本主義社會的公民正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工作、財富及生活計劃被一個與20世紀30年代同樣殘忍的經濟癱瘓所摧毀。保守主義政黨及其政策——前不久還被稱之為建立在自由市場、小政府及坦然接受窮人痛苦基礎之上的無限繁榮時代的助產婆——現在成了被普遍嘲笑和唾棄的對象。就業與收入正以令人震驚的速率下降，美國的官方失業率從2008年1月的4．8％上升到2009年4月的8．5％。即便最冷靜的經濟分析也表明年末10個工人當中有1個可能會失去工作。一次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毀掉了整個金融體系，而這個金融體系曾被認為，只要笨拙的政府不插手經營業務，不受約束的金融體系就能夠將貪婪轉化成大眾福利。
一度讓人討厭的自由主義者不僅掌握了國會及白宮的控制權，而且還試圖通過把預算赤字擴大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來扭轉經濟下滑態勢。與此同時，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以及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則毫不掩飾地鄙視政府的無能以及對不稱職銀行與金融寡頭的監管不力。自由市場的經濟思想已在市場失靈的重負下變了形，空留下了一批市場萬能的支持者——從一個低聲下氣的政府到愚蠢的意識形態理論家乃至江湖騙子。眼下，自由市場狂熱及其所體現的殘忍已經被現實的資本主義所打敗。許多工人失去工作；更多的人雖維持著就業卻處在驚恐之中，身揣無力承受的抵押償付，而他們一旦患上重病就將失去依靠或者無法治病；處在退休邊緣的嬰兒潮一代人面臨著終身積蓄蒸發的可能。而自由派總統則面對的是一份可怕的高風險選擇清單。
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新自由主義方案永遠失去信譽了嗎？不，因為新自由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古典自由主義，是三個基本價值觀——自由、平等及效率——的具體集合，它們一起構成了以市場為基礎的自由民主社會秩序的經濟核心。古典自由主義者、平等自由主義者以及民主社會主義者所共享的這些價值觀念在所有左翼人士看來也是一種反烏托邦的現實主義——鑒于對市場機制優劣的理解。目前的這場危機，作為古典自由主義模式的第二次失敗（大蕭條之后），為左翼提供了一個擊垮市場主義右翼的機會——只要左翼不重蹈先輩在二戰末至70年代自由主義左翼統治時期所犯的錯誤。
古典自由主義是怎樣從上世紀30年代的大潰敗中存活下來的？大蕭條揭示了大規模失業與貧窮是如何成為自由市場機制的一部分的，證明了不受約束的市場與民主秩序中的個人自由及社會和平是不相協調的。然而，古典自由主義能夠存活下來是因為自由主義左翼——它采納了一個旨在防止大量失業并逐漸消除貧困的再分配與經濟管理的混合方針——犯下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自由主義左翼經濟學有著自身的根本缺陷：一個促進絕大多數勞工充分就業和經濟安全的體制同時也讓收入分配傾向于勞動及工資，而忽視了資本與利潤。這樣，任何以利潤為代價而偏向工資的政治經濟都將會趨向滯脹。收入再分配及經濟調節打擊了敢于冒險、創新及投資的積極性。
如果自由主義左翼能打造出一個與富于生命力的知識經濟緊密結合的再分配體制，能將技術活力與一個人性化且有利于職業及工作流動的持續壓力結合在一起，那么這種趨勢是能夠被阻止的。解決自由主義左翼所面臨的問題說來容易做來難：舊模式因偏重工資而偏重勞動，而不是偏重于把勞動需要轉變成技術、知識和市場等力量。這就讓資源配置的最終控制權借助資本市場渠道而落在企業手中，從而讓自由主義左翼置身于一種尷尬境地：在充斥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經濟全球化中，卻支持一種偏向于提高勞動力成本的經濟體制。上世紀70、8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得古典自由主義擺脫了大蕭條時代的恥辱。美國保守主義者掀起了一波對福利國家的廣泛批評，指責其因為過于關注避免大規模失業和經濟不平等而成為經濟強勁發展的障礙。
目前的危機與大蕭條有著非常多的相似之處。每一次衰退都是因為銀行業及金融界的過度冒險、國家內部經濟不平等的急劇增加、相當程度的產能過剩（這次是全球規模的），所有這一切匯集到一起便造成了經濟的極度脆弱。上一次蕭條與目前困境——可能還沒有逃過經濟深淵——之間的主要差異在于全球各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目前正在避免促使上世紀30年代災難惡化的可怕政策錯誤。奧巴馬政府引人矚目的刺激計劃雖被批評規模太小，但仍以實際措施將美國經濟從房地產泡沫破滅及華爾街其他怪誕金融形式引致的金融危機及伴隨而來的有效需求危機中解救了出來。政府與美聯儲正在實施一套援救銀行方案，包括提供數目大得驚人的總計2萬億美元的貸款、為貸款提供擔保、向銀行系統注入資本以及收購各種形式的證券——臭名昭著的“抵押債務”也稱“有毒”資產——孤注一擲地欲阻止銀行系統的徹底癱瘓。許多（雖然不是全部）經濟學家相信，30年代銀行危機期間的不當政策，尤其是政府對危機的遲緩反應，導致幾千家銀行倒閉和信貸蒸發，使一次工業衰退變成了一次災難。
由于美國及全球的經濟權威機構都在以堅定的努力對危機做出反應，力爭刺激需求和援救銀行，所以80年前的錯誤不會重演。但權威機構正在采取的決定性步驟卻代表著徹底拋棄了自20世紀70年代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復興以來所有的現代宏觀經濟學。
經濟學家之恥
古典自由主義在宏觀經濟學中的復興是已故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學術及政治項目促成的。弗里德曼及其助手通過運用數學及統計方法模糊了資本主義造成衰退、蕭條和大規模失業的傾向，從而取得了漂亮的意識形態勝利。芝加哥項目成功地邊緣化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其杰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對衰退與蕭條根源的分析（該著作清晰地解釋了為什么大規模失業是無約束自由市場體系的通常及必要特征）。弗里德曼對壞政策致使大蕭條惡化的研究表明，政府失誤在引發經濟災難上至少與市場失靈一樣是有過錯的。這一發現絕非是自相矛盾的，甚至在許多方面還強化了凱恩斯的論點，即資本主義經濟有階段性的大規模失業傾向，因為該制度也許不能夠創造出與龐大生產能力相適合的足夠需求。但弗里德曼的著作卻打開了一道大門，即全然否定自由市場存在內生缺陷，認為壞政策是經濟問題的唯一來源。
然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學術復興上邁出的決定性一步——解釋了為何令日政府以無視主流經濟學的方式在抗擊衰退與蕭條——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盧卡斯及其研究團隊提出了一種資本主義制度下排除大規模失業可能性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研究方法。盧卡斯及其同事復活了大蕭條時期流行的一種經濟活動分析方法——古典模型，它意欲表明市場經濟中的失業只會在工人所要求的工資超過了雇主所認為的勞動價值時才會發生。回想一下供求法則的基本觀念，即不規則市場中的買賣交易將促成買家想要的量（需求）和賣家能供的量（供給）之間的一個大致平衡——一個有限的價格區域，可稱為“市場價格”。當賣方提供的量超過買方需要的量，賣方之間的競爭將會迫使價格下降，從而既導致購買量的增加又帶來賣方提供量的減少。工人作為勞動力的出賣方，如果同意雇主以低工資雇用他們進而賺得利潤的話，那么總是能找到工作的。大規模失業能夠發生的唯一途徑是因為工人不愿意接受低工資——一此時“失業”是由于個人過分貪婪——或者是由于雇主因政府的最低工資政策規定而不能提供低工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常見論點始終是，政府的行政調節，特別是最低工資規定，對工會的支持以及社會安全網絡阻止了工資下降的程度和速度達到能夠消除失業的地步。
古典模型被凱恩斯的《通論》及受其影響的后一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著作有效摧毀了。也許除了1975年后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任何人都會明白古典模式中眾多缺陷之一。大部分工人工資下降的任何情形都不僅會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這將降低向顧客索要的價格，而且還會導致顧客的減少——因為工資降低而減少了開銷。所以，工資的普遍下降將會產生價格和購買力的連帶下降，而這是不能促進生產與就業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數十年來一直在抗擊降低工資不能復蘇蕭條中的經濟這一觀點，因為它暗示著市場體系如沒有政府幫助就不能自行擺脫蕭條狀態。同樣，主流經濟學也在阻擊金融體系會過度冒險以致泡沫引發恐慌直至破產這樣的觀點，因為這種分析否定了主張市場經濟自我調節的古典模式。
一種有意將經濟災難排除出市場經濟運行結果的理論怎么可能成為經濟學界的主流，致使右傾和中立的政府依此制定出公共政策？上世紀70年代，快速通脹、高失業以及經濟滯脹使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擺脫了失寵局面。當時（很溫和的）自由主義主流的指導思想是，現代經濟不會同時經歷高失業和高通脹。相反，價格只會在企業成本上升的條件下才會持續上漲，而企業成本增加也只有工人借助有利于條件提出增薪要求時才會發生。如果失業率處在低位，工人與雇主的談判能力將會特別強大。70年代高通脹與高失業的同時并在認可了古典自由主義的觀念，即失業是由于高工資在一個新環境中的重現：工人因對以后價格上漲的預期而要求眼下就得到高工資。
想象一下這樣的局面：工人對物品及服務的需求在增加，而這些物品及服務的價格也在上漲，價格的上漲也許是因為油價在中東石油生產商的政治操縱下急劇飆升，或許是因為一次歉收導致主要糧食供應短缺。面對上升的價格，工人就會想在價格上漲之前先漲工資以保護自身的購買力。雇主然后會發現他們面對著高失業下的工資上漲狀況。這一分析當然也存在一系列缺陷，就是絲毫沒有想到無工作的人仍有資格要求任何東西。有人會斷言，在一個強大的、對失業工人給予廣泛社會救助與幫助的社會民主主義社會中，工人能夠提出高工資要求——受雇工人在受到高度社會保護的情況下會感到有把握迫使老板就范。但這一場景過去和現在都不適用于美國，因為美國的社會安全網絡及工會系統都處弱勢。不過，芝加哥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復興贏得了經濟學界和右翼政治家的青睞。
上述分析暗示，對付通脹的最好辦法是有意推高失業率直到足以粉碎個人索要高工資的能力，這正是保羅•沃爾克——奧巴馬經濟復蘇顧問委員會的現任領導——領導下的美聯儲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干的事情。讓工人更長時間脫離工作崗位，直到耗盡其儲蓄和失業金（假使有的話），這就能讓工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任何所能找到的工作而不問薪酬多少。當代古典自由主義的政策含義——與蕭條時期的先驅一樣——非常清楚：經營資本主義的最好辦法是確定勞動力市場是“靈活的”，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工人必須對供求平衡做出正確的反應。而確保勞動力市場“靈活” 的一個方法則是限制社會救助額，從而使工人為了收入和福利而必須去工作。
極有害的古典自由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時代的承諾是，如果社會能夠把資本從國家調節的鎖鏈以及對資本國際流動的限制中解放出來，那么大多數人就能得到適度繁榮，少數人就能得到大量財富，而相當數量的其他人得到的則是默認、服從、貧窮。資本的統治在惡性災難、活力被毀、國家崩潰、自由市場模式破產的今天已然宣告終結。然而上述的核心問題仍然存在：怎樣解決勞動力市場問題？
芝加哥學派將勞動當作貨幣的另一個交換物的研究毫無結果，或者比這更糟，正如它關于資本市場在風險管理上完美無缺和無所不能的看法引發一場金融毀滅的大災難一樣。所以自由主義左翼如能找到一種方法為全球勞動力市場中的普通人提供工作和體面收入的話，那就還有機會去建立一個自由、公正和穩定的經濟秩序——假如最終能夠跨過蕭條的深淵。再也不能回到舊的一套，因為它使美國工人更加昂貴，更加抵擋不住全球競爭的沖擊。
是該解放勞動力和管理資本的時候了。目前的危機再一次重申了大蕭條時期的教訓：對資本的毫無約束給資本主義和社會帶來了麻煩，自由主義左翼的經濟政策必須把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從核心角色降格為從屬角色，依照它們對經濟穩定和共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大小來判斷其表現好壞。當代經濟學盡管在與古典自由主義崇拜危險的“調情”期間有過不光彩的記錄，但它也業已告訴人們，持續的世界經濟繁榮根植于知識創造以及全社會健康而有知識有能力的男女。被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一名保守的當代凱恩斯主義者和馬克思的重要崇拜者——稱為“創造性毀滅”的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技術與生產革命，最終是以擴展全社會成員的知識和能力為基礎的。因賦予資本市場充分權力而招致失敗的古典自由主義大廈最終是基于一種信念——而不管事實——當投資者有充分自由來打造組織和工作形式以促進最大利潤時，經濟就是繁榮的。這自然就將勞動當成了一種投入，一種成本——一種必須最有效加以利用、盡量最低化的成本。資本需要合格和便宜的勞動力——人為的廉價是因為他的工資與他的高生產能力不匹配——但卻反對支付必要熟練工人隊伍的創造和維持成本。現代資本主義的掠奪性足以從這個制度需要什么和為之付出什么的鮮明對比上體現出來。這自然就把為人類發展提供資金的重擔放到了普通百姓的肩上，然而他們卻沒有在一個平等基礎上得到衛生醫療和教育條件所需要的資源。
因此，自由主義左翼的第一要務是通過把勞動從一種投入轉變成一種資產而使資本轉變成社會的仆人而不是社會的主人。人從出生到死亡，必須被視為經濟活動的目的而不是所有者用來創造財富的手段。這里的意思超出了一般經濟學家的看法——經濟活動的目的是通過物品及服務的生產轉為消費來滿足人類的需要。雖然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但它忽視了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提出的一種強力主張經濟活動的目的是促進人類的最大自由，而這又意味著經濟必須成為一種引擎，為所有人創造和傳播提高能力的資源。這一看法具有一種深刻的含義：資本主義必須重組調整，使人與技術的發展都成為投資體系的首要考慮對象。要想保留創新能力和市場靈活性，就必須使促進人類發展優先于破壞性資本運用——它導致了目前的金融塌陷。
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借助一般的經濟理論來實施激進的經濟改革。然而，我想說的是，左翼的經濟激進主義和分析經濟學是完全適宜的。舉一個例子也許就夠了。經濟學家估計，好學校的社會回報率——一個包括不僅高工資而且包括較低的失業、貧窮、疾病、犯罪和拘禁的指標——相當高，每年約為10％，可與一般股票的長期回報率相媲美。其實，投資教育比投資一般股票具有更可靠的回報，因為資產市場容易出現劇烈和非理性的波動，更別說過去幾年所發生的恐慌和災難了。目前，投資于人的制度被設計得很糟糕——不管是在教育、衛生或其他人類發展因素方面——因為我們的制度是一個效率低下的地方政府（小學與中學）、金融機構（大學貸款）、保險公司（健康保險）的混合體。更糟的是，缺乏決定投資于人與投資于生產資本之間最佳組合的機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所設計的制度是為了積累和分配資本，并以人是投入而非資產作為認識的前提——然后使私人資本有權（以極低的稅收形式）不支付人力資源成本。所以，左翼自由主義政治學必須通過創造新的機構——包括人類發展銀行、統一的全國教育金融系統以及監管資本在人類發展和其他用途之間分配的新機制，將人類發展放在經濟政策的中心目的是結束對所有公民身心投資不足的狀況，特別是那些處于貧困中的人群。
在看到美國通過改變稅收模式和改革偏向于企業的投資模式來進行資本的重新分配和規劃之前，這個建議看似有些烏托邦。其實，過去30年古典自由主義的目標與其說是終結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不如說是讓政府幫著使資本擺脫其對社會及其公民所負的責任。現代技術經濟學準備好了一套分析方法去重新思考投資過程，矯正人的發展與企業發展之間的平衡關系，前提是自由主義左翼必須汲取資本主義第二次大災難的關鍵教訓：資本市場不能在缺乏監管的情況被用以引導經濟發展。必須告訴所有愿意傾聽并從這次危機中汲取教訓的人：不受約束的市場將人變成了垃圾——而這是不能接受的。
（《環球視野》第323期，摘自2010年4月《國外社會科學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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