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誰制造的“逆差帝國”？

　　“不是人民幣的問題，是美元的問題。更進一步說，這也不僅是美元的問題，是當今世界貨幣儲備制度的問題。”

　　文/《瞭望》新聞周刊特約記者周建軍

　　美國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顯示，將在2011年第二季度前進一步購買6000億美元的較長期國債，將是第一輪量化寬松規模的兩倍。這吹響了全球“貨幣戰爭”的新強音，在加碼新興國家的熱錢壓力的同時，將深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在匯率問題上的分歧。

　　在全球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如何減少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分歧，事關應對危機的成效。多年來，一些發達國家頻繁指責人民幣匯率問題，美國更是屢次將人民幣匯率和美國的貿易逆差聯系起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其聲音進一步放大。然而，可查的資料顯示，早從1981年開始，美國就已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多年來，對美國保持貿易順差的國家不斷變換，唯一不變的是美國貿易逆差的現實。彼時，中國尚未實現對美順差。

　　為了進一步厘清人民幣匯率和美國貿易逆差間的關系，以及美貿易逆差的根源，G20首爾峰會前夕，《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獨家專訪聯合國專管經濟社會事務的助理秘書長喬莫·桑德拉姆（JomoK.S.）。喬莫自2005年起擔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一職，并兼任G24國際貨幣事務和發展政府間集團的（榮譽）研究協調員、聯合國貨幣體系改革委員會委員等職，其身影經常出現在國際貨幣事務重要會議之中。

　　在喬莫看來，“貨幣戰爭”是當前世界面臨的一個危險現象。起初，一些發達國家有關貨幣操縱的指責，主要針對于中國；當前，指責標的已擴大至其他國家。他認為，貨幣戰爭顯然不利于國際合作，應汲取歷史教訓，避免走日本的老路。1985年9月，日本政府被迫簽訂廣場協議，以“矯正美元估值過高”的局面。接下來，日本出現了“失落的十年”。

　　喬莫希望，G20首爾峰會以后，各國能盡快達成新的共識，以防世界經濟進入新的衰退，為經濟復蘇創造條件。

　　《瞭望》：有聲音認為，中國存在管理或者操縱人民幣匯率的嫌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喬莫：這個問題事實上是一個偽問題。首先，現實中不存在所謂均衡的匯率水平。中國的匯率有其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其次，每個國家都需要對本國匯率進行管理。事實上，每個國家都在操縱和管理匯率。哪個國家不操縱和管理匯率呢？對匯率的放任自流，只存在于一些經濟學家的理論模型之中，而不是現實之中。

　　《瞭望》：當前的人民幣爭論中，中國對美國的經常貿易順差屢被提及。

　　喬莫：事實上，這也是一個被誤導的問題。有關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的貿易順差增長僅僅是最近幾年的事情。更重要的，美國的貿易逆差并不全是中國因素造就的，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因素。換句話說，即使沒有中國因素，美國的貿易逆差仍舊是存在的。

　　《瞭望》：你如何看待通過人民幣升值來解決美國貿易逆差的方案？

　　喬莫：首先，如前所述，美國的貿易逆差并不全是中國因素造就的。因此，僅僅通過減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并不能解決問題。其次，在美國這個后工業化國家，很多商品嚴重依賴從其他國家的進口。美國現有的經濟結構，決定其必須從其他國家進口。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貿易逆差的不可逆轉。

　　今天圍繞人民幣的爭論，和20世紀80年代美國要求日元升值的案例非常相似。當時，美國壓迫日元升值，并最終實現了日元對美元的升值，但是，這并沒有解決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問題。因為，那個時候，美國在自己本國，很多商品已經不能生產，嚴重依賴從日本的進口。

　　再次，今天的諸多問題，是美元的過度高估導致的。因此，壓迫人民幣升值的經濟理由非常荒謬。客觀地說，人民幣升值可能讓美國的貿易逆差更大。

　　《瞭望》：請具體談一談你剛才提及的美元過度高估問題。

　　喬莫：事實上，美元的過度高估導致了今天的很多問題。應該讓美元貶值，而不是讓人民幣升值。世界經濟展望（WorldEconomicOutlook）曾經提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內部報告就披露過，美元被高估了30%～40%。因此，當前的問題不是人民幣的問題，是美元的問題。更進一步說，這也不僅是美元的問題，是當今世界貨幣儲備制度的問題。對貿易順差和美元這一外匯儲備的追求，表明了很多國家感到當前的貨幣儲備體系是不安全的。

　　《瞭望》：你對中國的貨幣政策有何建議？

　　喬莫：首先，應當注意的是，人民幣單獨對美元匯率浮動（升值或貶值），和人民幣對全球所有貨幣匯率浮動是有區別的，二者有很大的差異。其次，對當前的中國來說，提高工資比提高匯率更有意義。中國應該提高老百姓的工資收入水平。最后，或許，中國現在應該允許美元單方面貶值，并宣布與美元脫鉤。現在，中國處于全球生產和貿易鏈的關鍵位置，與美元脫鉤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