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是亞洲以往的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亞洲經濟最繁榮的時期。當時的亞洲涌現的“四小龍”：臺灣、香港、韓國、新加坡和“四小虎”： 泰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的經濟出現了迅猛的發展。當時，整個亞洲的經濟生機蓬勃，以及經濟迅速崛起的發展模式，被當時的世界經濟界和學術界認為，盡管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有不足之處，卻是值得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學習仿效的最有生氣的經濟體，和值得推廣的“經濟崛起的東亞經濟發展模式”。
然而，就在亞洲人民沉浸在亞洲經濟快速發展和空前繁榮的快樂之中的時候，以喬治·索羅斯為主力前鋒的美國資本集團，對東南亞諸國的金融市場，發動了一場突然強襲的狙擊戰，來搶奪亞洲人民經濟高速成長的果實。索羅斯為主力前鋒的美國資本集團，竟然毫無人性的明目張膽地在東南亞和整個亞洲的金融市場掀起了一場惡意人為的金融颶風，把東南亞和東北亞的經濟推入到金融危機的境地中。
索羅斯是一個被美國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主義寵壞的寵兒，以損人利己為人生追求，他就像一個用氣釘槍扎汽車輪胎、給亞洲經濟前進的車輪子放氣取樂的壞小子，開展了一場對東南亞諸國的資本市場猛烈的突襲行動，使亞洲經濟在被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風暴襲擊后，突然意外地失去平衡，掉入了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泥潭。如果沒有索羅斯們蓄意制造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亞洲經濟決不會在1997年出現停頓和倒退，亞洲的經濟繁榮還會繼續。亞洲的經濟發展速度，一定比現在更快，發展得更好。世界都會從亞洲經濟高速發展中受益。但一場東南亞金融危機不但使亞洲經濟遭受了直接經濟損失幾百億美元，同時，東南亞金融危機后遺癥，給亞州很多國家后來的經濟發展的打擊，造成的巨大損失難以估算！而索羅斯僅僅為了他和他所代表的資本集團要得到的一點小利，竟置幾十億亞洲人民的生死和命運而不顧！
索羅斯在1992年秋天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辦的一次活動中說，他更喜歡別人稱他是一個哲學投機家，是一個“哲人”。很多次他都說，不喜歡別人說他是金融家，更喜歡別人稱他是“哲學家”。如果他真是一個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擁有哲學思想的“哲人”的話，如果他真是一個懷有作為哲學家必須具備的社會道德良心和社會責任感，那么，為他的行為給亞洲經濟造成的混亂和動蕩，和對亞洲社會造成的巨大災難，不僅應當受到社會的譴責，而且，他自己應當懷有強烈的道德良心的愧疚和自我譴責！
有人是非顛倒的認為，索羅斯的金融突襲行為，這是一種市場行為！是的，這是一個蓄謀的市場行為！美國資本集團的很多的戰略和陰謀，都是用“市場行為”來表現和實現的。但任何市場行為，也都必須用它產生的結果以及實際社會效應，來衡量和評判它的社會價值。如果沒有索羅斯們的蓄意的襲擊，東南亞會發生金融危機嗎？會造成整個亞洲的資本市場大動蕩嗎？雖然索羅斯沒有得到便宜，因為在對東南亞國家諸國的偷襲戰中，使他賺到了不少的錢。但是，在狙擊香港匯率一戰中，又把利潤全都吐了出來！也就是在這次把東南亞國家推入金融危機的罪惡行動中，索羅斯也是損人不利己！不僅把自己釘在了破壞亞洲經濟發展的道德敗壞的恥辱柱上，而且，嚴重的損害了美國在亞洲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索羅斯在美國曾經是作為“偉大的投資家”被崇尚的。甚至有人說要把他和沃倫·巴菲特一起在總統山對面塑成巨像，讓世人永遠的敬仰！如果僅以索羅斯曾經在狙擊英鎊的戰役中曾經獲得的一些收獲，就可以稱為“偉大的投資者”。就以他那么一點成果，就可以傲視天下的話。不說他后來在狙擊馬克、日元、港幣的幾大戰役中，被打得潰不成軍落荒而逃。那么，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伯納德·麥道夫先生的曾經的“成功”，如果不發生意想不到的史無前例的金融大危機，他的擊鼓傳花的行徑與各種所作所為就不會暴露，他的“事業”就會繼續下去，而他曾經獲得的五百萬億美元的“成功業績”比索羅斯“輝煌”的多了！
不管索羅斯曾經怎么成功，僅以索羅斯在東南亞的所作所為就表明，他是亞洲穩定的經濟秩序的破壞者，是他帶領的美國資本集團中的金融集團軍制造了東南亞金融危機，把亞洲的金融市場推入了動蕩和衰退之中；他是亞洲經濟的破壞者，是他造成的金融危機，直接遏制了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的經濟崛起的進程，并阻遏了亞洲正在快速復興的經濟！他是亞洲人民的罪人！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假如索羅斯真是一個有道德良心的哲學家的話，他應該用實際行動，為他給亞洲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贖罪！
摘自湯闖新著的《美國的秘密》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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