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根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正視外資的十大危害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正視外資的十大危害[①]

賈根良

                   （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摘要：引進外資已經成為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最大障礙，本文列舉了外資對中國經濟的十大危害：它是中國深陷美元陷阱、人民幣被迫升值、國內通貨膨脹和中國經濟“自我剝奪”的罪魁禍首，它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內需產業和內地經濟的發展，最終將使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為泡影；并成為尋租、滋生龐大買辦利益集團和干涉中國內政的強大力量。它加快了通過掌控產業價值鏈壟斷和支配中國經濟的進程，因而成為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破壞和諧社會的隱蔽性殺手，并通過擠占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成為催生中國泡沫經濟的重要因素。外資不僅加劇了我國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而且它還通過直接投資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奪我國自然資源和金融財產，并最終將造成這樣一種可怕的前景：即使中國保護本國市場也主要保護的是外資企業，從而使外資支配中國經濟的格局永久化。本文的探討說明，所謂缺乏資金、轉移技術和“攪局”中國經濟等引進外資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誤國誤民之論，引進外資對中國經濟已是百害而無一利。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國必須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大部分外資企業；而對那些我國政府沒有回購的外資企業，也要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陷阱；回購外資企業；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自2007年十七大召開以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成為我國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研究的熱點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在他今年的講話中曾反復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2010年3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任仲平的政論文章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看作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第三次社會經濟大變革。但是，在引進外資的弊端日益暴露的今天，很少有人認識到，引進外資特別是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已經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障礙，相反的做法卻是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大力鼓勵外資的政策，例如，2010年4月公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文件）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本文將依次討論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十大危害，最后則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外資是是中國深陷美元陷阱和“自我剝奪”的罪魁禍首

眾所周知，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面臨著嚴重威脅。余永定先生指出，美元貶值、美國的通貨膨脹和美國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正在嚴重地侵蝕著中國外匯儲備的價值。余永定指出，自2002 年4 月開始到2009 年年底，美元已經貶值41%，這實際上等于美元貶值這一項就使中國的美元儲備損失了41%。余永定認為，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國“曉以大義”，中國手中并沒有什么牌可打。他還認為，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即便我們自知已經陷入陷阱，但卻無法自拔。[②]顯而易見，由于美國濫發美元和迫使人民幣升值，中國外匯儲備的大幅度縮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向美國“曉以大義”是根本沒有用處的。但中國果真是手中沒有什么牌可打嗎？筆者認為，我國實際上有一張大牌可打，而要打這張大牌就需要先弄明白為什么“我們自知已經陷入陷阱，但在陷阱里卻越陷越深”的原因。

據報道，截至到2010年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約為2.4萬億美元；另據報道，截至到同一時點，我國實際使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連續17年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下降近40%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吸收外資仍保持在900億美元的高位，僅下降2.6%，居全球第二。[③]我們知道，由于引進的外資不能直接在國內使用，所以必須在中國人民銀行兌換成人民幣，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收到的1萬億美元就直接變成了中國的外匯儲備。這也就是說，在不考慮游資等短期資本進入中國的情況下，即使就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而言，這1萬億美元就占到了中國外匯儲備的42%。另外，據2010年 3月14日溫總理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后接見中外記者時引用的數據，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構成的60%，這也就是說，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于中國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貢獻率”達到34%。兩項加總計算，引進的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創匯”到2010年3月底就達到1.6萬億美元，占中國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毫無疑問，引進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是中國在美元陷阱里越陷越深的罪魁禍首！

因此，我們就看到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一方面，我國大量引進外資，這些外資在變成美元儲備后就不斷貶值，在理論上說，這些美元外匯儲備在未來將變得一文不值，而外資企業卻在中國每年賺取高達25%的利潤。不僅如此，美國跨國公司收購中國企業的資金也來自中國人民自己的血汗錢：美國不允許中國出口廉價商品辛苦掙來的美元購買美國高科技產品，更不允許收購美國企業，因此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不得不被迫購買美國國債。然后，美國把通過發行給中國的美國國債籌集到的資金低息貸給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再轉手使用這些資金大肆收購中國企業并進而控制中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這無異于中國人通過美國財政部把自己的血汗錢無償地交給美國跨國公司，從而使用自己的血汗錢達到自虐性的“自我剝奪”的目的。此外，引進外資也是推動人民幣升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引進外資越多，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就越大，破產倒閉的本土出口企業也就越來越多，這實際上就等同于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來摧垮自己的民族企業。

世界上還會有比中國更傻的國家嗎？我仿佛聽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嘲笑聲：中國人真是空前絕后的大傻瓜！這就是筆者激烈地反對《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文件）的最簡單的理由，[④]僅此一個理由就完全可以為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外資企業提供充足的理由。很明顯，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外資企業是中國“避免進一步落入美元陷阱，并盡量減少已有外匯存量可能發生損失”最直接的辦法，但令筆者一直以來就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和中國政府官員為什么對此視而不見，卻反而在2010年更變本加厲地制定為外資敞開大門的政策呢？

二、引進外資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內需產業和內地經濟的發展

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引進外資造成了我國繁榮的出口導向型部門（地區）與萎縮的內需部門（地區）之間相分割的“二元經濟”。如果說我國巨額的美元儲備由于美元的不斷貶值而遭受天文數字的損失；如果說我國賣給美國的國債再也收不回了，那么，中國人民十幾年來的血汗都權當是喂狗了，雖然我們對此很心痛，但這還不是最壞的事情。最壞的事情是引進外資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資[⑤]仍在嚴重地損害我國內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引進的外資仍在把國內儲蓄轉變成幾乎沒有用處的外匯儲備，繼續加重這種畸形的“二元經濟”。而且，外匯儲備特別是那些實際上已經成為“呆賬”的美國國債和“兩房”企業債還成為逼迫中國人民銀行以“外匯占款”的形式過多發行基礎貨幣的禍根，從而使近十年來的中國經濟經常處于通貨膨脹的威脅之下。例如，這是我國在2007-2008年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的根源，也是近幾年導致資產價格大幅度上漲的主要根源之一。

對于引進外資和外資企業出口是如何以犧牲內需發展為代價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舉例說明如下：截至到2010年3月，我國引進了100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兌換成人民幣比方說是68000億元，如果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那么，這相當于出口經濟部門從內需經濟部門吸走了68000億元人民幣。由于引進外資集中在沿海地區，在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這相當于從全國其他地方吸走了68000億元人民幣，這說明沿海地區增加了68000億元的投資，別的地方就減少了68000億的投資；同樣道理，出口創匯的1.4億美元也具有同樣的作用。

上面假定我國貨幣發行總量不變，但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因為引進外資10000億美元或出口創匯10000億美元都要增發68000億人民幣，新增人民幣會帶來通貨膨脹，由于沿海地區的貨幣供給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8000億；其他地區的貨幣供給量表面上不變，但因為購買力下降了，資源的利用還是減少了，資源就從別的地方流向了沿海地區。因此，我國沿海地區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并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實際上是一種與內地和內需產業爭資金、爭資源和爭奪勞動力的資源配置機制：沿海地區吸引的外資和出口創匯越多，從內地或內需產業吸走的資金和資源就越多，內地發展就越緩慢，內地或內需產業也就越貧困。[⑥]出口創匯和以出口為目的的外國直接投資所積累的巨額美元儲備不僅一直在虹吸國內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和資源，導致內需發展嚴重不足，而且它也說明，內地或內需產業一直在補貼沿海地區和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金融危機之前繁榮的出口導向型部門與萎縮的內需市場，并加重了沿海地區與內地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使西部大開發戰略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三、外資最終將使中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為泡影

到目前為止，我國通過建立合資企業實現自主創新尚無一例，反而，自主創新都是在外資企業之外獨立發展起來的，中國汽車業就是突出的例證。按照自主創新的定義，外資獨資企業的創新不是中國的創新，那么，外資獨資企業會不會通過技術擴散，對提升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幫助呢？筆者認為，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在我國加入WTO后，外資獨資企業在我國引進的外資中越來越占絕對比例，而按照我國加入WTO的條款，外資企業不再承擔轉讓技術的義務，外資即使是在中國市場使用先進技術，其目的也是為了摧毀中國民族企業的創新能力，達到壟斷中國市場和支配中國產業的目的，這是由資本的本性而非人的本性所決定的。試想，如果您是全球技術領先企業的領導者，那么，在中國沒有強迫您轉讓技術的情況下，您會通過技術擴散在中國為自己制造競爭對手嗎？您是不是也要采取這種在中國封殺競爭者的戰略？

因此，外資對華技術政策將采取如下戰略。1）首先實行對華技術封鎖，通過對技術的知識產權索取天價，不僅在中國市場榨取巨額技術壟斷利潤，而且將迫使中國企業在生存線上掙扎，根本無財力進行技術創新，如外資對中國彩電業的戰略特別是對液晶面板技術采取了這種戰略；2）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轉移低廉的過時技術，沖擊中國自主技術的利潤，打擊中國自主創新企業；3）在牢牢控制核心技術的情況下，在中國高科技產業大規模建立“裝配線”，搶占中國市場和終端客戶，把中國的自主技術扼殺在市場化之前，如外資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戰略；4）通過收購、控股和建立獨資企業，完成產業價值鏈的布局，將中國牢牢地固定在產業價值的低端環節，如外資對中國裝備制造業和大量傳統工業的戰略；5）通過直接專門挖掘中國的高級智力，打擊自主知識產業的人力資源，如中國一宣布重新啟動被外資摧毀的大飛機項目，外資馬上就在天津建立大規模的飛機組裝廠；6）通過收購和兼并等方式，摧毀中國的自主知識產權或將其據為己有，如中國大量的著名民族品牌就這樣消失了；7）迫使中國政府放棄任何“自主創新”政策的努力，正如筆者在第四部分將要談到的，外資通過2010年5月23-24日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埋葬了中國有關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政策。[⑦]

自1993年以來，在我國就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觀點：引進外資的最大作用就是為了發揮“鯰魚效應”，促進國內競爭：“任何時候中國都需要外資。理由很簡單，不是為了學習外企的技術、管理經驗和治理機制，……而（是）需要外資來‘攪局’，即需要外企來促進和激活國內的市場競爭……去撼動乃至打破國企的壟斷地位。即使將來民企主導中國的市場，也需要一個外在的力量去和民企競爭以保持市場的活力。僅此一點就夠了。”[⑧]在這里，我要請鄧聿文先生、中國的經濟學家和中國政府的官員們回答我這個問題：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研究報告，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在這種情況下，民企還有資格談主導中國的市場嗎？我們還有資格在這些行業談自主創新問題嗎？胡錦濤總書記在2006年第三次科技大會上曾提出，到2020年我國將建設成創新型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試問這一目標將如何實現？

經濟史的研究告訴我們，除了新加坡和愛爾蘭這樣的小國，所有的國家無不是通過嚴厲限制外資甚至拒絕外資進入本國市場而崛起的，美國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我們知道，美國在1875 年開始的第三次技術革命中與英國共同成為領導者，而到了1908年開始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時則成了唯一的領導者，但人們并不了解，這與美國拒絕外資進入其市場具有直接關系。利普西曾指出，“美國在19世紀許多行業技術落后于歐洲國家，（但）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行業中基本沒有（外國）直接投資，而（外國）直接投資是開發優勢技術的天然渠道”。[⑨]筆者認為，這并沒有什么可驚訝的，因為如果放任外國直接投資進入美國市場，美國民族企業在技術創新上根本就無法與歐洲國家的企業進行競爭，所以，美國的一位經濟史學家寫道，“我們商業政策的基調從一開始就是為國內制造商保留國內市場，而排斥外國競爭的”。[⑩]正是由于美國的高關稅保護和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美國巨大、豐富的市場……使美國在國際比較中具有獨特的優勢。有些技術創新源于歐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國市場中實現規模經濟，其發展卻是在美國進步最快，這種例子為數眾多”。[11]

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成功的歷史經驗和拉丁美洲失敗的教訓都說明，市場重于技術，有市場才有技術創新的機會，而我國實行“以市場換技術”的結果是：市場丟了，技術也沒有得到，而沒有了市場，技術將如何創新？我國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外資政策，外資必將使中國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成為泡影。

四、外資已經成為尋租、滋生龐大買辦利益集團和干涉中國內政的強大力量

奇怪的是，鄧聿文先生在他的《中國為什么還需要外資》中一方面為外資張目，而另一方面卻又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外資直接游說相關主管部門，造成兩稅合并拖延了很多年。時任財政部長的金人慶就曾感嘆，為中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少了，為外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多了。這正是目前的問題癥結之所在：跨國公司利用政府官員和學者們對外資的危害認識不清，特別是利用地方政府置國家整體利益而不顧、為了追求政績瘋狂引進外資的行為，在中國大搞政策尋租行為，誘導政府制造不公平競爭環境，在中國的領土上享盡了特殊低稅率、低價土地出讓金等之類的“超國民待遇”，不僅在中國培育了龐大的買辦利益集團，而且還直接干預中國內政。例如，自2009年底以來，跨國公司通過對中國政府施壓并游說美國政府，成功地迫使中國政府放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2009年11月，中國科技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布了《關于開展2009年國家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的通知》。該通知要求供貨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之前必須獲得產品認定，所有申報的產品都要擁有中國的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且申報人的知識產權必須完全獨立于海外機構或個人。中國政府的這種政策完全是正當的，沒有違背任何國際規定和慣例；中國政府也沒有加入世貿組織的《政府采購協定》，因此也沒有義務和責任讓在華的外資企業參與中國的自主創新活動。但是，這種完全屬于中國內政的自主創新政策卻招致跨國公司的極大不滿，他們到處散布外資在中國經營環境惡化的言論，把中國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污蔑為貿易保護主義，唆使發達國家媒體對中國政府群起而攻之，中國美國商會還在今年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召開之前的5月3日-6日開展了對華盛頓智庫、奧巴馬政府以及國會的游說之旅，最終迫使中國政府在實際上放棄了對民族企業自主創新進行支持的政策。[12]

俗話說，外因總是通過內因起作用，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為了迫使中國政府放棄對民族企業自主創新進行支持的政策，漢奸龍永圖又跳出來為美國干涉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制造輿論說，一家外商投資企業經中國政府批準成立以后，它接受中國政府的監管，向中國政府交稅，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它就應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企業，如果始終將外資在華企業看作是外國企業，中國就不可能建立一種對外開放的良好體制環境。在我國政府中，有人得了軟骨病，經不住外國人的壓力，提出了這樣一種奇談怪論,說什么“凡是在中國合法進行生產、雇用中國員工、進行研發投資和商業運營的外資企業都視同于中國企業”。確實，外資企業在中國注冊在名義上是中國企業，但跨國公司在中國注冊的子公司、在中國注冊的外國獨資企業的產權實際上是中國企業嗎？

按照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理論，跨國公司在中國注冊的子公司、在中國注冊的外國獨資企業的產權無疑完全屬外國人所有、是外國的企業，他們的產權什么時候歸你中國政府或公民所有了？根據外資企業在中國的注冊，就把它和民族企業一視同仁，這實際上是陷入了馬克思所批判的“法學幻想”之中。奇怪的是，跨國公司再猖狂，他們還沒有猖狂到敢于篡改產權理論的程度，倒是有不少中國人敢于顛倒黑白，為外資控制中國經濟鳴鑼開道。作為一個中國人，難道我們忘記了中國近代史上外國資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了嗎？這些外國資本也曾經“是在中國合法進行生產、雇用中國員工、進行研發投資和商業運營的外資企業”啊！難道我們看不到跨國公司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支配其經濟和干預其政治的事實嗎？

在外國直接投資現在幾乎全部采取獨資的發展趨勢下，在我國變本加厲地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下，在民營企業與外資的競爭中是如此弱小的情況下，究竟誰將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如果不把跨國公司排除在自主創新之外，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成為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必將無法避免。“跨國公司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這種說法恐怕連形式邏輯都不符合，無論多么顛倒黑白和胡攪蠻纏的人都無法否認這一點！跨國公司擊敗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無疑是對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莫大諷刺。

五、外資通過掌握和控制產業價值鏈壟斷和支配中國經濟

外資不僅采取了全面的對華技術遏制戰略，而且目前正在通過掌握和控制我國各個產業的價值鏈，達到壟斷和支配中國經濟的目的。對于外資企業來說，與中國企業在技術創新上進行競爭太辛苦，也難以穩坐某個產業的江山，因此，最便利和最具戰略性的手段就是控制產業價值鏈，因為控制住了產業價值鏈，也就控制了產品和服務的定價權，控制了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外資無須在中國進行任何技術研發，就可以通過提高價格，或者通過對中國本土弱小的民營企業進行盤剝，就能夠達到在中國穩固地獲取超額利潤的目的。例如，2004年，跨國糧商盯上了中國的食用油領域。他們首先利用期貨拉高大豆價格，誘使國內榨油企業集中采購美國大豆。隨后又一路把價格打壓下來，導致中國油脂企業半數破產。跨國糧商趁機通過并購、參股和合資的方式，控制了近60％的中國油脂企業。在控制了中國的食用油市場后，跨國糧商幾次漲價，不但獲取了高額利潤，還成為中國近幾年通脹的主要推手之一。

目前，中國經濟從制造業到農業再到服務業，正面臨著全面被外資所控制的嚴峻局面。據北京交通大學在2009年12月發布的最新外資控制報告，近10年來，外資對中國制造業的市場控制度穩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三分之一，超過一般行業市場控制度的警戒線。像電子信息產業，外資對中國市場的控制度在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而對中國經濟轉型意義重大的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也處在近70%的水平。 國家工商總局也曾公布過一項調查：微軟占有中國電腦操作系統市場的95％，利樂占有中國軟包裝產品市場的95%，法國米其林占有中國子午線輪胎市場的70%。[13]    又如，2010年第3期《國際先驅導報》的文章《洋種子深植中國土壤》指出，外資在壟斷了蔬菜種子后，“天價種子”已經陸續出現，有些種子比黃金還要金貴；不僅如此，外資正在加緊布局蔬菜產業鏈的掌握和控制。現在，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急劇增加，只要看一下這些文章的題目：《流通業主渠道盛世危言：外資已占60%》[14]、《外資控制我2/3信用評級市場》[15]《中國糧倉的鑰匙決不能讓外資搶走 》[16]……，難道我們不會得出中國民族產業面臨著全面告急的局面嗎？

六、外資是造成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并破壞和諧社會的隱蔽性殺手

如果外資控制了我國國內大部分的產業價值鏈，那么，這必將重演我國通過廉價勞動力和加工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從而任由跨國公司剝削和掠奪的悲劇，富士康的“跳樓文化”就會在中華大地上遍地開花，我們的子孫后代都會淪為富士康之類的高科技血汗工廠的現代奴隸。實際上，當我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被取消后，跨國公司就日益擔負起中國經濟的計劃者和組織者，把中國經濟納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和銷售網絡之中。由于全球產業價值鏈是由跨國公司的生產者驅動和購買者驅動這兩種類型所構成，因此，在跨國公司壟斷著國際生產和國際交換的格局下，我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只有通過加入到全球產業價值鏈中進入國際市場，其結局只能是被殘酷剝削的地位。例如，在美國，1995年五家最大的供應鏈就占據了市場份額的68%，中國產品根本就沒有定價權。筆者在下面就以生產者驅動的富士康和購買者驅動的沃爾瑪來分析外資如何成為我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罪魁禍首的。

首先，作為所謂的高科技生產企業，富士康卻一直執行著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突出地代表著跨國公司對中國工人的殘酷剝削。在富士康“十二連跳”事件之后，“地板工資”成了一個新名詞，它是指許多企業在過去十年左右雖然在規模和效益逐年遞增，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還和10年前差不多，這些企業大都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給農民工發薪水。由于跨國公司在我國投資設廠的目的就是利用我國所謂的廉價勞動力，而我國政府又相信了盛行中國的所謂中國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廉價勞動力，因此，跨國公司和我國地方政府聯合起來壓低工人工資，而林毅夫所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戰略又導致了這種低水平專業化的自我強化，導致了中國以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競次”活動，這種持續的對工資水平的擠壓迫使工人不得不通過消費更少并盡可能工作更多來增加他們的“自我剝削”，這不僅對工人及其家庭是損害，而且也產生了國內需求的嚴重不足。

其次，沃爾瑪是以層層控制和在全球進行采購的巨型零售商，據統計，我國百貨業百強企業營業總和還不到沃爾瑪的十分之一。而就是沃爾瑪幾乎每年都要把從中國進口的大部分貨物的價格壓低5%，國內資本家也就不得不把這種成本降低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從而再次產生對工資水平的持續擠壓，使中國的廣大工人階級在生存線上掙扎。按照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的調查，一個人在深圳租房、吃飯和看病起碼需要1200元，這不包括撫育后代、贍養老人和文化生活，而所謂的高科技工廠富士康在2010年“十二連跳”事件發生之前支付給工人的標準工資只有960元，而富士康卻是工人們打破腦袋要擠進去的工廠。因此，外資是造成我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破壞和諧社會的隱蔽性殺手。

七、外資是擠占民族企業投資機會并催生中國泡沫經濟的重要因素

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都屬于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屬于高質量生產活動。高質量生產活動是科技進步的載體，由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不僅創造了可以由企業家、勞工和政府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而且由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所產生的“不斷涌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是導致各行各業中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但是，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么，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于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歷史上，德國、美國和日本之所以沒有能夠淪為外國的殖民地，原因就在于通過幼稚工業保護大力發展他們當時的高質量生產活動。但是，在國發〔2010〕9號文件中，我國政府卻置發達國家成功的歷史經驗而不顧，反而“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

高質量生產活動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我國不僅不應該鼓勵外資投資，反而應該禁止外資進入，為民族企業和子孫后代保留市場空間。實際上，跨國公司目前已經在我國通過占據產業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和控制產業價值鏈，嚴重地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投資機會。例如，2009 年在我國本土企業因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嚴重經營困難并有幾十萬家和上百萬家企業倒閉的同時，據中國美國商會今年春天發布的《2010年商務環境調查報告》，2009年，71%的美資企業實現了盈利，82%的企業對在華業務前景表示樂觀，91%的企業對未來5年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科爾尼公司和聯合國貿發會議進行的外國直接投資信心指數調查和對眾多大型跨國公司的調查顯示，中國再次成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資東道國。

因此，從前幾年開始，因無利可圖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中游離出來的大量資金在外資把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都掌握在手的情況下，或者不得不投資于可以在短期內就能產生回報的產業，因而造成鋼鐵、水泥、煤炭、輕工業和建材等產業的大量產能過剩；或者轉向股市和房地產等投機活動，特別是在前者的產能過剩日趨明顯的情況下，無形中又加劇了房地產的投機活動。由于跨國公司大量的逃稅行為和民營企業的不景氣，我國地方政府從實業上征收的稅賦入不敷出，因此紛紛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更加助長了房地產業的投機活動，因此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由于外資占據了國內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富人階層就把大量資金揮霍在奢侈品的消費上，以至于還存在大量貧困人口的中國竟然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到全球市場的25%以上。這對中國過去因缺乏資金引進外資的政策是很大的諷刺，現在外資卻在我國造成了大量無利可圖的內部游資。

八、外資“新政”無法解決外資破壞我國生態環境和耗竭自然資源的問題

由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主要是靠消耗資源和破壞環境進行生產的，因此，我國通過利用所謂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和引進外資加入到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是有目共睹的。眾所周知，目前我國80%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絕大部分森林已經消失；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全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國就占了16個。據報道，在我國引進外資最多和“世界工廠”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雖然在面積不大的區域內創造了我國30%的對外貿易額，但代價是深受污染之痛，且持續已久。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廣東珠江三角洲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遭受重金屬污染，且其中10%屬于嚴重超標，這直接導致當地葉菜類蔬菜的污染情況十分嚴重。[17]

為了應對上述環境危機，國發〔2010〕9號文件的外資“新政”明確地提出，要嚴格地限制“兩高一資”的外資項目，因而“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但是，國發〔2010〕9號文件是否就避免以往引進外資所造成的環境和資源問題。筆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只要中國沒有自主知識產權，“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的結果就仍然會是外資在中國從事這些產業中消耗資源的制造環節等，而研發和關鍵部件生產仍將留在發達國家，就像富士康一樣。例如，太陽能屬于新能源，但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仍然是定位于生產基地。而據研究，1KW多晶硅光點需要10公斤多晶硅，而制造這些多晶硅就需要6000度左右的電能，排放超過40公斤的有毒物質。寧夏石嘴山市多晶硅生產廠附近，由于四氯化硅和氯化氫的排放而導致周圍寸草不生。

而國發〔2010〕9號文件提出的“鼓勵外商在中西部地區發展符合環保要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本質上仍然是把東部地區引進外資的危害向全國擴散，其利用外資（實際上是被外資所利用）的目的無非是采用優惠政策，繼續出賣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廉價土地、廉價能源和廉價勞動力而已，國家發改委官員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時就一語道破了這種動機：目前，中國東部地區外資集中，大體上占全國的87%，使東部地區出現了土地供應緊張和生產成本上升的趨勢，而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在土地、能源、勞動力的成本方面還是有優勢的，具備更多的承接外商投資，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外商投資的條件。特別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我國大量的礦產資源儲備集中在西部地區，目前外資控制我國一些自然資源并掠奪性開發和賤賣我國自然資源的行為必須被堅決制止。

九、外資通過直接投資特別是金融自由化直接掠奪我國自然資源和金融財產

當前，外資對我國資源產業的控制和掠奪情況已經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有資料顯示，外資在資源產業的諸多領域，通過獨資、合資及技術合作等各種方式，綁架或控制了我國許多資源產業，這在煤炭、鐵礦石、有色金屬和生物資源等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例如，貴州、云南、遼寧等多個儲量過百噸的特大型金礦山，均被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外資礦業公司控股圈占。2001年，貴州省的爛泥溝金礦被澳大利亞澳華黃金有限公司通過“行政劃撥”完成收購，實際該公司自己分文未出，就得到了爛泥溝金礦85%的股份；2002年，云南播卡金礦被來自加拿大的西南資源公司以區區310萬美元就占據60%的股份，后來增持到90%，幾乎完全占為己有；遼寧營口市的貓嶺金礦，也同樣被加拿大的曼德羅礦業公司控股，控股比例為79%。我們需要知道，這三個金礦都是世界級的，也即黃金可開采量都在百噸級別之上！

長期以來，我國珍貴的稀土資源被賤賣和流失情況嚴重。據有關資料，由于不掌握定價權，我國的稀土出口曾經便宜到每公斤價格僅18元人民幣，而國際市場價格竟高達每公斤1000美元。據有關專家預測，按目前的開采速度，再有30年，世界上最大稀土礦——包頭白云鄂博礦藏就將消失；再有20年，江西稀土資源礦將消失；再有14年，世界儲量最大的中國鎢礦資源也將消失。[18]近年來，國家通過限制出口配額的政策阻斷外資直接批量采購我國稀土資源的行為，但是最近的調查現實，外資開始在稀土下游產業做文章，投資稀土產品加工行業，在將初級制成品出口進行提煉和深加工。

外資除了利用直接投資大肆搶購和控制我國自然資源外，還極力勸誘我國政府實行金融自由化，以便打開運用金融手段掠奪我國財富的大門。有關我國銀行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的問題已經有大量報道。但是，由于對金融自由化的危害沒有一點警覺，國發〔2010〕9號文件繼續“鼓勵外資以參股、并購等方式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和兼并重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內外戰略投資者”，“支持符合條件的外商投資企業境內公開發行股票、發行企業債和中期票據，拓寬融資渠道，引導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外商投資企業的信貸支持”，這些措施無疑將進一步為外國資本控制我國經濟和運用金融手段掠奪我國財富敞開大門。在這方面，日本經濟被美國通過金融自由化所擊敗、拉丁美洲以及中東歐大部分國家的金融業被外資完全控制的深刻教訓值得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

十、即使中國保護本國市場也主要保護的是外資企業的可怕前景

自由貿易或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它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了只有利于國際壟斷資本而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勞工階級乃至中產階級都非常不利的狀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的直接投資和外包不僅在發展中國家制造了普遍的血汗工廠制度，而且也奪取了發達國家的工人和中產階級的大量工作，導致他們實際收入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停滯不前，這就是美國中下層階級反對自由貿易而支持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因。自由貿易由于把我國固化在產業價值鏈低端，因此不符合中國民族經濟發展的利益，也不符合我國工農階級的利益。因此，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將是大勢所趨。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旦我國忍無可忍，也不得不開始考慮本國長遠利益，因而被迫實施貿易保護主義（乃至退出WTO）并開始保護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的時候，按照現在外資在中國的發展趨勢，尾大不掉的外資企業在那時仍將繼續支配中國經濟，這就是在拉丁美洲所發生的事情。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拉丁美洲在1960年-1980年的貿易保護時期取得了遠比經濟全球化時期（1981年-2001年）好的多的經濟成就：前一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2.9%；而在后一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率卻只有0.4%[19]。但為什么同是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在三十年的時間里（1865-1894）崛起了，而拉丁美洲通過同樣的三十年（1950-1980），卻仍沒有擺脫依附型經濟的命運呢？筆者認為，原因就在于外資政策的不同，與美國在經濟崛起時期嚴厲拒絕外國直接投資不同，拉丁美洲卻指望外資給其帶來福音。其結果是，拉丁美洲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是讓民族企業獨享國內市場的工業化收益，但是，在外資企業控制了拉丁美洲經濟的情況下，這種貿易保護反而成了跨國公司在關稅保護之下利用壟斷地位在拉丁美洲國內市場攫取巨額利潤的工具。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一國經濟被外資大面積控制，那么，世界經濟無論是處于自由貿易時期還是處于貿易保護主義時期，這個國家總是要處于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國際依附地位，我國目前正面臨著這種可怕的前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拉丁美洲這種血的教訓難道還不值得我們警鐘長鳴嗎？

結語

筆者認為，國外兩位名人的名言可以很好地概括本文的中心思想，其一是：凱恩斯曾有言，錯誤的經濟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歸屬。因此，與利益相比，更危險的其實是思想；其二是，1913年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一針見血地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20]我過去曾經覺得威爾遜的這些話多少有些言重了，但面臨今日中國之狀況，我不得不承認威爾遜是多么地富有遠見啊！

本文討論了外資肆虐中國經濟的十大罪狀，這些討論清楚地說明了，所謂缺乏資金、轉移技術和“攪局”中國經濟等引進外資的所有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誤國誤民之論，引進外資對中國經濟已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既然外資的巨大危害已經非常清楚，那么，我國政府還猶豫什么？因此，為了保護我國民族產業，保護民族產業發展的國內市場，為了我們的子孫后代，為了中華民族的未來，我國的外資政策就必須進行根本性的變革，筆者認為初步性工作可以包括以下兩項。

首先，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外資企業。我國政府應該首先把那些控制了我國國內產業價值鏈的和該行業中處于骨干地位的外資企業、資源行業的外資企業以及阻礙民族企業自主創新的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在收歸國有后，一部分保留為國企，大部分拍賣給民營企業。拉丁美洲在20世紀60年代曾展開過外資企業國有化運動，我們應該比拉丁美洲做的更徹底，把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地位降低為“拾遺補缺”的地位，這種地位實際上就是美國和歐洲國家能夠允許華人企業在其所在國僅有的地位。赫德森也建議中國政府用手里多余的美元買斷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在華投資，他指出，“決定誰擁有和控制自己的工業、銀行信用創造特權和其他資源，理所當然地屬于任何一國的主權。國際法長期以來在貿易、投資政策和信用等政策上一貫支持東道國。我期望這是外國——歐洲、亞洲尤其是中國，在買回美國境外投資時的出發點。或許需要一個委員會來辯論這些未來買斷資產的公平價格。但這類問題的解決恐怕曠日持久。此項政策的含義和妙處，我寧愿在適當的時候做詳細的口頭解釋。[21]

其次，對于我國政府沒有收購的外資企業，通過各種政策措施，促使其服務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國政府應該廢止國發〔2010〕9號文件；我國政府還應該重申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基本條件：申報人的知識產權必須完全獨立于海外機構或個人，堅決把外資獨資企業排除在自主創新產品支持之外；由于技術創新一般都是節約勞動型的，工資上漲將迫使企業采用新技術，因此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強制措施大幅度提高外資企業工人的最低工資，促使外資企業在中國使用新技術；并同時對在華跨國公司提高各種資源的價格和征收相關稅收，以便限制跨國公司把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產業轉移到我國。在這方面的政策需要系統的研究，筆者在這里提出的建議只是為了拋磚引玉，以便推動學術界和政策部門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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