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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論戰：何新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分歧（上）

作者：沖擊力

簡介：民間左派思想者，知名網評人。重要文論有——

《毛澤東是中華文化的顛覆者，更是深刻的繼承者》
《評老田<毛澤東與馬克思的重大區別>》
《新計劃經濟引導中國崛起》
《銘記立國精神，建設人民中國》
《中西方文化攻守格局之逆轉》
《論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在哪里》
《何新的新社會主義》
《何新的精神：社會主義的捍衛者與新國家主義的宣揚者》
《論何新的“國家主義”》
《再論國家主義：國家與社會之爭》
《面對左右之爭的政治抉擇》
《關于中國崛起的戰略思考》
《大國崛起需要大國戰略》
《中華民族是天命之族》

最近較為系統地閱讀了何新先生的整套經濟學論著，感觸良多。何新先生從 1987 年開始在《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上發表經濟問題評論，曾經強烈抨擊 1988 年主張一步到位的價格改革，反對實施通貨膨脹政策。

1993 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的白皮書《何新政治經濟論集》，開始系統形成何新獨特的一套政治經濟學理念，并從而與吳敬璉、厲以寧、張五常等所鼓吹的按照美國企業模式和市場制度為樣本，克隆復制中國市場經濟——即所謂的“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展開了激烈論戰，于今持續已經 20 余年。

以下做幾點簡略總結，兼談自己的理解。本人雖然是經濟學專業畢業，但才低學淺，表述肯定有不完整和不準確的地方，僅僅作為拋磚之論，希望能夠引起大家的興趣。

一、危機源于生產能力過剩

　　 1988-1989 年中國經濟發生所謂“過熱”，物價飛漲引起社會不滿，成為不久發生政治危機的導因。早在1988年，何新即在《經濟學周報》發表文論，指出經濟政策發生失誤。1990年《人民日報》發表何新與日本經濟學家的對話，何新首次系統發表自己對于經濟形勢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由此展開了他與新自由主義市場派長達 20 余年的理論論戰。

1988-1991 年，中國經歷著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物價飛漲，企業發生三角債，銀行貸款無法回收。起初，何新也與主流一樣認為危機的根源是貨幣超量發行，造成總需求大于總供給。但是后來經過對經濟數據的調查和重新研究思考，何新改變了看法，認為這次危機是一次古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

生產過剩的表現就是企業庫存積壓嚴重，商品生產出來賣不出去，導致企業生產資金無法回收，銀行貸款無法歸還，由此發生企業間相互拖欠債務的所謂“三角債”。過去這種情況被主流推諉給所謂產品結構問題。何新指出，這不是什么結構問題，而是投資誤判造成生產能力過剩，市場有效需求不足。

何新指出：由于需求不足，使得產品不能在合理的時間以合理的價格銷售出去，庫存增加，企業就無法收回生產資金。由此而造成資金不足，造成支付困難，形成“三角債”。同時企業也沒有錢向銀行向及時歸還貸款，形成呆帳爛賬。問題的上半部分是流通危機，下半部分是金融危機。何新曾經幽默地說;由流通危機到金融危機，這就是一次完整的古典形態的生產過剩危機。

何新提出的生產過剩理論，使得當時的主流經濟理論界一片嘩然，因為主流經濟學界迷信西方經濟學的洋教條——薩繆爾森說過：生產過剩是一個過時的術語，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早已解決了這個問題。80年代中國一直流行匈牙利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認為中國的經濟與匈牙利一樣是短缺經濟，總是發生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而何新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這當然不僅僅是理論觀點的不同，也意味著應對政策的全然相反。

如果危機的根源是生產過剩，則應該設法盡快傾銷過剩產品，削減庫存，從而換回流動資金。就應當少進口，刺激出口，為過剩產品開辟國際市場。同時還要壓縮過剩的生產部門，刺激消費，擴展有效需求。

在銀行的金融政策方面，應該降低利率，釋放儲蓄，從而鼓勵消費，等等。

反之，如果認為危機的根源是短缺——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則應該抑制總需求，提高利率，將消費資金關進銀行，減少產品出口，擴大進口，等等。

在何新的建言下，1991年以后國務院逐步采納了根據抑制生產過剩思路而制訂的新的經濟政策，其中包括：

1、國務院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放棄了供不應求也就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流行教條

2、銀行多次降低存貸利率，釋放消費與投資的資金

3、實行放長假制度，壓縮市場，鼓勵節假日消費

4、明確提出“限產壓庫”

5、實行出口退稅，實施鼓勵出口的外向型經濟政策

這些重大政策，都是基于中國經濟存在生產過剩的思路提出的。正是由于采取了這些重大政策，中國迅速地在90年代初擺脫了80年代末期一度引發了政治動亂的嚴重經濟危機。

而對于經濟危機的多方面研究，奠定了何新經濟思想的基礎。何新斷言：中國經濟危機的根源與歷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樣都是經典式的生產過剩危機。這是一種新的大膽判斷——因為按照過去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根本不會發生資本主義使的經濟危機，更不會發生什么生產過剩。

二、市場也是資源，市場空間是有限的

　　通過對市場經濟的深入研究，何新認為經濟現象背后存在著普遍性的基本規律。何新認為市場經濟規律可以概括為四條基本規律：

1. 市場有限性規律； 2. 投資效益遞減規律； 3. 相對成本遞增規律； 4. 經濟運動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波動性規律。

其中最根本的是第一條市場有限性規律。何新說，這條規律對于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不亞于萬有引力定律對于物理學的重要性。

何新提煉出的一句經典名言是：“市場就是資源。”因為市場是有限的，生產能力的擴張，達到一定程度后，一定會遭遇市場容量不足的限制，也就是發生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生產過剩的危機總會周期性發生。所以對市場經濟來說，困難的不是生產，而是銷售。

何新認為，市場就是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市場容量決定了利潤總額。一種商品的利潤總量和利潤率與市場容量和占有率成正比。

何新譏諷當道的主流經濟學家，說他們貌似什么都明白，就是對市場資源有限這一定律永遠不明白！的確，何新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系統性分歧，可以從雙方對這一條規律的不同認識中演繹出來。

在何新看來，正是由于國內市場是有限的，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不能完全依靠中國的內部市場完成，而必須依托于整個世界市場的空間資源。

何新說：中國的過剩人口、過剩的生產力（人口也是基本的或潛在的生產力），只有依托于世界市場才能找到出路。

所以，開放本國市場的目的絕不意味著放棄本國市場，國家不應讓本國企業在無保護狀態下與外來企業和商品的競爭中自行倒閉，從而把國內市場拱手讓給發達國家的外來企業。開放市場的目的，是為了引進資源和技術，改善本國產業的對外競爭力，二是為了讓本國產業走出去，展開全球性的市場大競爭。

在這個問題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卻有著與何新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主張向發達國家不加保護地全面開放本國的市場，將自己的市場資源拱手讓給外國資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懂得市場是最寶貴的資源，反而認為外來的競爭能夠促使中國的企業提高效率，一旦中國的企業競爭失敗，他們就認為優勝劣汰是當然的、是合理的。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利益立場。他們認為自己是所謂的世界主義者，認為國家民族利益的概念已經過時，他們實際是為外國資本服務的吹鼓手。是為國際資本所利用而誤導中國經濟政策的內奸政策工具。

何新是一個堅定的國家主義者，始終堅持把中國利益作為經濟研究的根本目標。

何新指出：市場的有限性意味著市場競爭的殘酷性，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市場競爭的歷史，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也包括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

由于市場有限，發達國家特別是占據國際市場霸主地位的美國不愿意看到中國經濟力量的發展壯大，因為這只會增加一個可怕的市場競爭對手。所以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就一定會竭力阻止中國的發展，這就是中國面臨的基本的國際環境。

何新認為，國家有保護本國產業和市場的天然責任和義務。市場資源問題是產業生存空間的問題。從這個原則出發中國才能夠形成一整套長遠的全球戰略。

三、瓦解中國國有經濟是西方奪取控制中國市場的陰謀

何新認為，國有企業的困頓問題，不是其“國有性”所造成，也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機制不良”造成的。而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何新指出，所謂“產權不明晰”，是現代產業制度的必然。所有現代的西方大企業，（股份制企業），都是產權不明晰的，都并非純粹私有制的。企業經營責任問題與產權問題沒有本質關聯。

何新同意國企需要改革。但正是由于“三資”企業通過不公平的條件和手段從國有企業手中奪取了大量市場，包括爭奪原料、能源、技術人員和供銷渠道，加之國企自身負擔過重，導致國有企業的衰敗。

何新強烈批判私有化政策和下崗政策，認為這些政策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為什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要把國企問題死死地盯在產權所有制問題上呢？何新指出，這是包涵一種經濟學的預設性陰謀，這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何新認為，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有意無意地擔當了帝國主義瓦解中國產業經濟的戰略工具！他們之所以緊緊盯住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因為國有企業是中國工業體系的支柱，所謂機制改革、產權改革都是為了瓦解以國企為支柱的中國工業體系。

他們批判中國國有企業具有高度的壟斷性，但在他們本國——例如在美國，所有的產業巨頭無不對美國本國市場份額保持著高度的壟斷控制。工會則對勞動市場保持壟斷，外來勞工幾乎沒有工作機會。新自由主義鼓吹摧毀中國國企的壟斷，其實是為了讓本國企業滲透中國奪取新的市場空間。

這個判斷是非常理性的。從這種觀點看過去——整個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國際化改革思路，根據中國自身以及蘇東改革的已有教訓，都可以斷定為是為了有針對性地搞垮中國本體經濟，使之走向對外來資本的依附化。因此，何新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爭論遠遠超出了理論爭論的范疇，實際是一場關乎中國改革根本方向的戰略爭論。

何新指出：他們在搞垮了大批國企后，現在又把目標集中在中國最后一個國有企業的堡壘——國際軍工企業上。不能讓他們瓦解中國國防軍工體系的陰謀得逞！

何新認為，美國利用中國經濟學界的幼稚無知，不失時機地向中國輸入誤導性的經濟學理論，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是為了誤導中國的經濟政策。

這種把戲并非新鮮，當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曾被英國作為經濟學意識形態推薦給其他國家，成為瓦解別國工業的戰略工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正好源于亞當·斯密，同樣起著瓦解中國工業體系的戰略職能，經濟學本身淪為了市場經濟爭奪的手段！

四、批判薩伊定律

　　何新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所謂薩伊定律。薩伊定律認為：生產自動會創造需求，永遠不會出現生產過剩，只要任由“看不見的手”的調節，每個人根據市場信息追逐自己的利益，就能夠實現經濟的持續不斷的增長。而國家對經濟運行的干預只會導致效益低下、福利減少，計劃經濟則必然造成短缺。

新自由主義的命根子就是薩伊這種理論。科斯定理則認為私有制是最高效的經濟制度，這也是針對中國的公有制。據說，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私有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只要中國人相信了這類理論，就應該放棄計劃經濟、放棄國家管理、放棄國有制。就可以自然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富裕。

但是何新認為，這類理論的前提是虛幻的，是欺人之談。聽信這種理論的后果不是走向繁榮，而是經濟崩潰，急劇貧困化，拉美、非洲以及私有化后東歐經濟的休克都是明證。

何新指出，經濟危機實際上又會形成一個非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是市場資金短缺，另一方面是資金過剩，大量的資金退出生產流通的循環，這部分資本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即為過剩資金。

　　新自由主義否認生產過剩的存在。卻鼓吹那個“看不見的市場之手”的神話。

何新指出，眾所周知，近年的高房價是被大大小小的炒房團炒起來的，五年里翻了十倍之多。近期農產品也遭遇了惡炒，繼大蒜、紅辣椒價格瘋漲百倍之后，最近綠豆價格驚人上漲，由年前的每斤 3 元，瘋漲到 20 - 30 元。

那么這里就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究竟什么叫“炒”？“炒”這個廚房中的烹調詞語，何以竟然成了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概念？以致竟可以決定市場物價，影響和改變千家萬戶小民百姓的生存狀態呢？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而言，所謂“炒”這個概念是根本無法解釋的！主流經濟學的神圣教條是：商品價格由市場需求決定。物價蓬勃上升，反映市場需求大旺，是好事，不應受到任何行政干預和限制，否則就是違反市場經濟的規律！從這種觀點看，某種商品被惡“炒”也是大好事。不僅房子能“炒”，從股票、期貨到糧食、大蒜、辣椒、綠豆、火車票等等 , 一切市場稀缺資源無不能“炒”也應該熱“炒”，不炒就是違背市場的規律和邏輯。

而何新指出：其實，所謂“炒”無非就是對某種稀缺品在其價格未高漲前，低價大量買進予以囤積，待其價格上漲后拋出，從而謀取來自價格差的暴利。用經濟學術語說，就是把稀缺物資購進儲存，待價而沽，從而牟取暴利。“炒”的必要條件是炒家能夠控制大量資金，背后有金融力量作為依托。“炒”的本質其實是金融資本的運動。

五、價格并非市場競爭決定，而是資本競爭決定

何新說：“炒”，并不是什么“現代市場經濟”的新鮮事，古已有之，毫不稀奇。所謂“炒”，古人謂之“囤積居奇”或曰“奇貨可居”。兩千年前趙國商人呂不韋就曾是一個成功的大炒家，他所囤積待炒的“奇貨”（也是“期貨”？），就是是當時在趙國作人質的秦謫公子異人，而其利潤就是異人后來取得的王位，呂不韋的投機一“炒”，使他后來差點得到了秦國的最高國家權力。

所謂“炒”，在《資本論》中被定義為“為賣而買”的投資行為——囤積者并非為自己的使用和消費而購買，而是為“賣錢”而“購買”（這是悖論），這一買一賣、一進一出，炒家就得到巨大價差——紅利。此種伎倆，改革開放前叫“投機倒把”，是一種犯罪行為——其實在當今多數發達國家，任何炒家的囤積居奇行徑仍被視為經濟犯罪。但在中國，種種惡“炒”卻都叫做善于“抓住商機”和“理性投資”。

其實，“炒”的本質就是由炒家以貨幣金融手段壟斷和控制物資，從而操縱控制商品的市場定價權。

而每當經濟瀕臨蕭條，貨幣資本必然大量從實體產業領域溢出，于是在貨幣流動性大增的背景下，惡性炒做的行為必然會大規模發生。

何新指出：由“炒”而為商品定價，這本身就揭破了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編造的一個市場神話：稀缺資源通過市場供求這只“看不見的亞當斯密之手”，來公平地、科學地予以 “ 配置 ” ，自由競爭可以為每種商品合理定價。

使人震驚而悲哀的是，這一套極為幼稚的“市場”謊話居然騙倒了中國兩代人。其實，在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無論國內和國際，究竟在哪里存在著那只“看不見的”、為人間合理配置稀缺資源和“福利”的神圣公平之“手”？相反，人們到處都可以看到的是一只有形的金融資本之手——通過期貨和現貨交易，通過掌控市場的絕對定價權，把全球（包括中國）的寶貴而稀缺的資源導向國內外大資本權勢集團的手中。

六、市場競爭必須由國家力量控制和管理

何新認為：既然市場不可能自動解決生產過剩問題，放任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只能是讓縱容資本競爭——讓資本大鱷鯨吞和壟斷全部經濟利益。

現實中的私有自由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嚴重的生產過剩，這是 19 世紀的歷史所反復證明了的。而計劃安排、國家干預正是針對生產過剩問題而來的。

生產過剩實際上又是一種投資效益低下，是一種投資不良，投資效益遞減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雖然投資效益遞減不可能根本消除，但是可以抑制。而且這個規律也是一種推動力，推動了投資的轉移和升級。但這個過程不是沒有代價的，投資越盲目越無序，導致的生產能力過剩就越嚴重，投資調整的代價就越大。投資不良和生產過剩是相伴相生的，并且都不可能完全解決，只能是通過國家政策性干預有所抑制。

比較成功的經濟體制是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混合經濟體制，當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實行的這種體制。資本及工業、企業的高度集中性和跨國性是當代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無論是萊茵模式還是英美模式都早已不是私有自由資本主義，在萊茵模式中存在著強大的國有經濟和公有經濟，英美模式則是依托于具有國家定貨和金融支持背景的大型跨國壟斷企業。

何新認為，國際經濟競爭早已不是私有自由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集中性的國家大壟斷資本集團的跨國競爭，國家是制度化國際競爭的組織者和推動者，是本國產業和國民經濟利益的代表者和保護者。總之，國家力量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競爭的強大工具，這是經濟競爭加劇的必然結果。

經濟競爭必定要動用任何力量，必定要動用國家力量，這不是由某種經濟學設計好的，而是歷史的力量運動的必然結果，反過來說，當代資本主義競爭如果不援引國家的力量，則必定要在競爭中慘敗，勝還是敗，道理就這么簡單。進而，國家終究會成為資本主義競爭的真正主體。因此，中國的最佳選擇也應是國家資本主義主導的混合經濟體制。

　　集中性的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組織有利于在投資、生產和銷售等方面克服投資不良和生產過剩的問題，防止惡性競爭。在投資方面，壟斷組織具備一般企業不具備的資金實力，有能力投資一些高科技戰略產業，這本身就是投資的升級和優化，因為高科技戰略產業不是面臨著生產過剩，而是短缺，這種短缺絕對不是一般企業能夠滿足的。在生產方面，壟斷組織能夠對市場需求和供應做出合理預計，尤其是供應，因為生產廠家就它一家或者很少，控制了供應就能夠控制需求，從而避免生產過剩。在銷售方面，因為避免了生產過剩，并能對整個銷售體系進行統一管理，壟斷組織就能制定產品價格，保證利潤率。而國家呢，是真正的頂級壟斷組織，國家積極管理投資、生產和銷售，對于克服投資不良和生產過剩也是同樣有效的。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正是靠國營計劃體制集中全國的資源，形成強大的投資能力，進行工業化投資，才初步建成一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其核心精神正是借助國家力量強化投資能力。以國家力量作為主要的工業化投資者，這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發明，而最早是歐洲重商主義的發明，德、日資本主義都是這樣興起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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