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打響“金融命門”爭奪戰

    7月25日，2010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論壇在上海浦東舉行。來自國內外的百余位學者、金融專家就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議題進行了研討。

    新華社記者 張明攝

    歐洲債券危機讓世界經濟草木皆兵之際，威廉·恩道爾卻饒有興趣的盯著鬧劇背后牽線的手——評級機構。

    這位旅居歐洲多年的美國金融專家，仿佛在看一場精彩的木偶劇，臺前臺后演員的配合可謂賞心悅目。在他眼里，一些著名投資銀行的角色是“臥底”，早在2002年希臘要加入歐元的關鍵時刻，就“幫”這個國家設計了復雜的欺詐性衍生品，隱瞞其債務真相，蒙過歐盟官員和歐洲央行。

    到今年，美國赤字擴大、美國國債銷售需要外部刺激的時刻，穆迪、標準普爾等評級機構出手了。它們把希臘下調為“垃圾債券”級，歐元區立刻危機四伏。資本及時的從歐洲流出，轉向了美元。

    在金融全球化的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得被“評級”，每一個銀行、大型公司都必須去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這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拿一個信用評級。作家弗里德曼在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中說，“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的力量說不上誰更大”。

    不過人們沒有忘記，把全球經濟拖入深淵的華爾街金融泡沫之所以崩潰，正是源于這些評級機構在證券化欺詐中把三A評級標簽貼在有毒資產構成的債券上。它們是次貸危機的幫兇。

    中國看到了其中的貓兒膩。6月底，一批頂尖專家學者構成的“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向國家相關研究部門提交了《構建中國特色信用評級體系的建議》的報告。結論是：美國評級機構嚴重威脅中國金融主權安全；美國評級模式及由其控制的國際評級體系潛藏著巨大風險。

    恩道爾說，過去10年美元建立了龐大的“債券金字塔”，本質上是又一個“龐氏騙局”。而三大評級機構是美元帝國機器的一個內置機構，它是個核心零部件。他給中國的建議很簡單，長期看只有擺脫美元。

    中國的姿態卻很謹慎。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關建中說，金融危機把主導國際評級體系的美國評級機構拉下了神壇，可并沒有改變美國機構繼續作為全球評級信息唯一提供者的地位，“……全球經濟仍面臨因評級導致信用危機的威脅”。

    “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建議，中國需在5年內快速建立中國特色的信用評級體系，從而實現“對內不受任何利益組織所控制，對外不為任何國際勢力所左右。”

    中國信用評級市場全面失守

    美國三大評級機構掌控了全球95％的市場份額，它們壟斷的觸角也伸向了中國。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巡視員、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組長吳紅介紹，2006年以來，美國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評級機構利用我國在信用評級管理方面的薄弱環節，在幾乎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下，長驅直入中國的信用評級市場，很短的時間內通過收購中資評級公司，控制了中國2／3以上的評級市場，使我國正在喪失對本國信用評級市場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中國的信用評級行業本身起步較晚，規模較大的全國性評級機構有中誠信、聯合資信、上海遠東、上海新世紀、大公國際等。美國穆迪2006年收購中誠信49％的股權，并接管經營權，還約定7年后持股51％；同年，美國控制香港新華財經收購上海遠東62％股權；2007年，美國惠譽收購聯合資信49％的股權；美國穆迪曾出高價購買大公國際控股權，但遭拒絕。據稱，美國標準普爾與上海新世紀已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正洽談收購事宜。

    市場壟斷只是表象。吳紅認為，更為嚴重的是，美國評級機構已深入至國家經濟技術安全的領域，在我國可以不受限制地參與包括政府、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型國有企業和軍工背景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的評級，進而掌握我國國家發展規劃、各種重大商業機密和軍事科技狀況，這使得中國經濟和技術信息、甚至一些國防技術信息對外暴露無遺。

    “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的調查認為，中國信用評級市場的“全面失守”，主要由于我國在信用評級體系初創時期，缺乏相關經驗和前瞻意識，從而產生了盲目崇拜美國評級模式的心理。這表現在評級機構之間通過激烈的市場競爭謀求生存和發展，無法保障評級機構在發生企業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時，以公共利益為重。中國的評級機構的定位與美國一樣，是依靠市場調節的競爭主體，而且評級準入門檻低，評級機構眾多，在市場容量有限的情況下，競爭機制使信用級別買賣公開化。向受評對象收費的評級收費模式，把評級機構與受評對象利益結合起來，很容易導致評級道德風險。

    同時，國家缺乏對信用評級行業的系統規劃，法規缺失，監管無力。我國在信用信息管理方面法律建設幾乎是一片空白，雖然有幾個部門規章對信用評級行業的監管作出簡單規范，但層級太低，權威性差，明顯落后于實踐。監管多頭負責，政出多門，浪費資源，還造成了監管的重疊與監管真空，實際的結果是，沒有一個監管機構有權力和能力從全局的角度規劃中國信用評級業的架構，統籌協調整個信用信息服務業的發展。

    信用評級是金融行業標準制定者，是整個行業的戰略制高點。在歐元陷入債券危機時，唯一一家本土信用評級機構大公國際，就在自己的網站上轉載了金融業內人士發出的“警報”：一旦中美經濟出現矛盾或摩擦，不排除這三大信用評級機構有可能也會下調或做空中國企業和政府的信用評級，這將危及中國的金融安全。

    該文章提出，對中國來說如不想避免“重蹈”希臘等歐盟國家的“覆轍”，就不能將自己的企業特別是政府的主權信用評級“拱手相讓”于外人。

    三大評級機構因何能呼風喚雨

    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看來，由“三大”評級機構參與的“金融戰爭”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比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國主權信用評級也是一夜間被標準普爾下調評級，泰銖匯率應聲下跌，隨后東南亞金融危機進入深化階段。這同今天的希臘主權債務引發的歐元危機，幾乎是同一種模式。

    信用評級機構為何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或影響力？為什么美國的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可以在全球呼風喚雨？為什么其他國家對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生殺予奪”幾乎毫無招架之力？向松祚認為，這必須從當代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內在運行機制之中去尋找。

    他認為，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劃分為五大市場，它們構成一個相互交錯、層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的全球價格決定體系。由低到高排列為：第一層是商品和服務市場；第二層是戰略資源市場，包括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市場，也包括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市場；第三層是股權資本市場；第四層是全球信用市場，包括債券和其衍生品市場；第五層，是最高層的貨幣發行體系和匯率市場。

    這中間，美國國債市場及其信用級別是全球貨幣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命門和樞紐。同樣，每個國家的主權信用級別和債券市場則是該國金融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命門和樞紐。他說：“誰能夠決定一國主權債券的信用級別和債券市場的價格水平，誰就站到了整個金融市場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權力之巔。”

    這種“神圣權力”顯然被濫用了。“次貸危機”爆發后，人們發現掌握話語權和金融資產定價權的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絕對不是金融市場被動的旁觀者。相反，過去10多年它們是次級貸款的垃圾債券最積極的推動者和利潤最豐厚的大贏家。

    據調查，每一份叫做RMBS或者CDO的結構性金融產品，初次評級和持續審核費用在3萬~5萬美元／次左右。穆迪在這方面的收入從2002年的6100萬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億美元。標準普爾年收入從 2002年的5.17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億美元，其中一半來自為這種金融創新產品評級。

    美國評級機構給次級債券的評級是，約75％為AAA最高評級，10％為AA級，另外8％為A級，只有7％被評為BBB級或更低。而到2007年第一季，該類債券的違約率就達15.7％。有人評論，這有如給予垂死的病人開出了一張健康良好的體檢證明。

    據說穆迪總部大門口的青銅浮雕上有一句銘文，“信用：人與人間的信心所系。”但直到金融危機爆發后，人們才發現信用是如何被玷污的。向松祚說，三大評級機構制造和推銷有毒資產，不過是“將垃圾和狗屎變成黃金”的現代金融魔術。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稱，金融危機再次清晰地展示了，“美國制造”神話的破滅，三大評級公司所標榜的獨立、公正、客觀與科學，其實是偽善。

    江涌發現，多年來，三大機構對亞洲國家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對中國則更是“特別關注”。中國經濟高增長和良好發展預期全球為之矚目，外匯儲備超過兩萬億美元，國外凈資產占GD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香港和新加坡這幾個高評級的發達經濟體，才擁有堪與中國一比的國際投資狀況。但是，2004年前，標準普爾始終維持其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的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級別）。由于一國機構、企業評級不得超過該國主權評級。因此中國的企業、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

    迫于中國的壓力，2004年標準普爾將中國的主權評級調升到BBB＋，2005年調為A－；2006年再調為A。2008年8月，在美國次貸危機的沖擊下，整個發達國家經濟風雨飄搖，新興大國成為全球經濟汪洋中為數不多的安全島。如此，標準普爾才把中國的信用評級由A調至A＋。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永遠都被評為“頂級”債券、長期擁有AAA評級的美國，卻請求擁有A＋評級的中國實施營救。

    江涌稱，大債權國與大債務國之間信用等級“倒掛”，直接導致中國政府、特別是企業海外融資成本大大增加，嚴重影響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依照三大機構的主權信用評級標準，中國根本不可能獲得AAA等級。負債累累的美國長期坐擁AAA等級，每年可以節省數千億美元的利息支付，這本應是中國等債權國的合理、合法收益。

    不論金融危機之前還是之后，這種“隱蔽的戰爭”從未停止。江涌認為，中國信用評級業正繼會計審計業之后，面臨三大機構全面掌控、壟斷的危險。

    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調研認為，以評級機構為核心的美國信用體系最終釀成金融大災，給世界經濟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其模式根植于“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意識形態”。美國政府把評級機構主體定位歸于新聞媒體類，允許其自由發布評級信息，鼓勵評級機構充分競爭，卻忽視了信用評級的首要職責即社會公共責任，因而導致監管嚴重缺失。

    實際上，這些評級機構以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和美國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做后盾，并不完全是從正確揭示信用風險的角度評價他國的國家、地區和企業信用風險，它們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通過金融手段攫取他國利益、保護美國國家利益和美國投資人利益的工具。但最終發源于美國、具有百年歷史的信用評級機構，竟成為國家信用體系的掘墓人。

    江涌認為，三大評級機構“權力”并非天賦的。作為美國金融機構的“最后借貸人”的美聯儲，直接要求與其往來的金融機構的抵押品，一定要獲得三大機構給出的評級。這無形中將一個民間中介服務機構的私權轉化成了公權。長期以來，美國標準就是國際標準，很多國家的監管部門沿用或默認美國做法，如此更使三大機構的權力無限擴張。沒有監督的權力總是會滋生腐敗。金融危機爆發，顯然是評級機構“私權替代公權”的惡果。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公司董事長關建中表示，“評級寡頭”的國際評級競爭是為了壟斷資本的利益最大化，而評級競爭規律決定了他們的行為結果，只會按照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長期以來，在“美國模式”主導下的評級標準，給予世界最大債務經濟體和凈債務國最高信用等級，掩蓋其真實償債風險，使它們超過自身實際償還能力，過度占有國際信用資源，從根本上破壞了世界經濟的均衡發展。

    數據顯示，2008年年底，世界外債總量為59.5萬億美元，其中人均GDP高的發達國家為55.9萬億，占94％。外債總量排名前15位的均為發達國家，凈外債排名前15位的國家中有10個是發達國家。人均GD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三國，赫然位列世界凈債務國。人均GDP排名分別是第54和105名的委內瑞拉和中國，已進入世界前10位凈債權國行列。但是，三大機構給澳、美、加三國的AAA信用級別長期保持不變，而給委、中分別是B＋和A＋。

    江涌說：“如此的評級結果，可謂顛倒黑白。”

    一場爭奪信用評級金融制高點的“沒有硝煙的戰爭”正在全球范圍展開。今年4月30日，歐盟宣布要建立自己的信用評級機構，打破美國在國際評級領域的壟斷地位。在日本，美國評級機構的市場占有率沒有超過20％，日本規定企業評級必須有一家本土評級機構出具評級報告。韓國雖因美國壓力最終不得不開放國內評級市場，但通過立法對國外評級公司的進入設置了許多技術性障礙——必須有三年以上在當地的評級歷史、擁有完備的當地企業數據庫、擁有必要的雇員等，否則不予認可評級資質。在俄羅斯，一家最早和最大的評級機構被穆迪控股，監管機構一直不認可其評級資質。

    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在信用評級體系構建方面的確還缺乏戰略思考和部署。

    中國信用評級要自主創新

    針對今年以來美國給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最近撰文稱，中國雖然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卻因為沒有國際評級話語權而缺乏保護作為債權國利益的能力；中國經濟雖然快速發展，卻因為沒有國際評級話語權而沒有人民幣的國際市場定價權，無法保護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國家利益。

    他呼吁，在債權債務關系日益全球化的時代，應當把評級體系建設列入國家戰略，支持中國自主評級機構“走出去”，掌握國際評級市場話語權。

    “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在其撰寫的建議中稱，中國構建評級體系原則之一，就是解放思想，破除對西方“自由經濟”思想的迷信，把社會信用風險管理納入國家管理職能，走出一條國家統籌管理、市場專業化運作的中國信用評級體系發展之路。

    專家組還認為，要重視本土評級機構在中國信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通過一系列扶持政策促進本土自主品牌評級機構做大做強，在行業結構中處于支柱、骨干地位。同時，要堅持信用評級機構的獨立性，以20年發展起來的民族評級機構為主體，構建非國有控股、多元資本結構、市場化的本土評級機構。

    時不我待。該建議結合我國“十二五”規劃，認為信用評級體系建設要“分兩步走”。第一階段，2011－2013年，形成超越部門利益的統一信用評級監管體系；完成以本土自主品牌評級機構為市場主導的“兩個層級”行業架構的構建與運營；扶持一家有能力進軍國際評級市場的本土非國有控股自主品牌評級機構；第二階段2014－2015年，完成信用研究會、專家團隊、科研團隊三個不同研究方向和層次的中國信用科研體系建設；全面整合使用國家部委、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等社會信用信息資源，建立中國信用風險和全球信用風險數據庫，形成信用數據支持體系等。

    課題組組長吳紅指出，要建立中國特色的信用評級體系，必須打破目前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對資本市場話語權的壟斷與控制，中國信用評級必須走出一條自主創新之路。

    不過，盡管美國主導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暴露了諸多弊端，但它上百年發展積累的經驗仍可以借鑒。6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歐元之父”蒙代爾教授參加了國內有關信用評級的研討會，他表示，目前中國信用評級是由小做大，很有潛力，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對三大評級機構不能完全排斥，外國的東西可以拿來積極使用。

    “三大評級機構發行的幾千個評級報告，就足夠先學習一陣，把它們的東西都學來，可以促進自己更快地成長。”他說。

    向松祚認為，盡管今天經過美國評級機構包裝的“金錢魔術”被千夫所指，然而必須看到，以資產證券化為急先鋒的金融創新極大地擴展了美國貨幣金融市場的全球實力，極大地深化了美國債市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從而極大地加強了美元的霸權地位。

    “2008年金融海嘯席卷全球之后，數之不盡的人士預測或宣告‘美元衰落’或‘美元崩潰’。3年過去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屹立不倒，甚至進一步加強。”

    他認為，中國創建自己的信用評級體系，一定要先把既有的美國模式徹底搞清楚：它是怎樣發展出規模如此龐大、流動性如此之好、信用級別如此之高的債券市場？美國如何將債券市場發展成為吞噬全球資金的“百慕大”？美國信用評級機構如何可以“忽悠”全世界、贏得全世界的信任？

    中國擁有變“后發劣勢”為“后發優勢”的可能。中國進出口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建業認為，建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信用評級業需要強大的金融市場支撐。根據2009年年底的數據，上海、深圳加上香港證券市場的市值已超過日本。證交所的初始發行股（IPO）市場的市值相當于同期美國IPO市場的兩倍，中國債券市場，特別是公司債市場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王建業稱，如果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規模造就了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中國資本市場今后幾十年高速發展將超過美國的規模，只要有關的政策制度到位，就必然促成中國民族品牌信用評級機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