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五次宏觀調控的比較研究
---兼評陳良宇下臺
楊帆按語：
處理陳良宇，有利于宏觀調控
8天10場，剛從云南講演回來，安排整理與武克剛對話，突聞陳良宇事發，驚喜交加，此事早在意料之中。兩年前我在天則研究所談房地產時候，曾經開玩笑說，把陳良宇調到甘肅去炒房地產，上海的房價就降了不是？后來，我發表長篇論文《非均衡的市場經濟與房地產》，指出要使用綜合手段包括行政和反腐敗手段，整治房地產。
3個月前有報紙約稿，談80年代宏觀調控的經驗教訓，我發現在中國80年代，使用經濟手段控制經濟不奏效，一直拖到最后，經濟問題向政治社會問題轉移，此時決策層又錯誤地“深化改革”，在經濟總量失衡，經濟秩序混亂的時候，去進一步推動改革，最后引起政治斗爭和社會動亂。只是在使用強控制手段以后，經濟過熱問題才作為副產品被控制住。
我當時就感覺：中央此次宏觀調控，如果想要取得成效，最后會不得不整治幾個地方官員，特別是上海。否則，中央無法立威。
中國的泡沫經濟就會發展起來。
上個月看到尹中立力排眾議，強調2008年結婚人口減少，可能引起房地產價格下降。從金融角度看房地產，我深以為然?？上?，大多數人只能夠從商品角度看房地產，
看長期供求關系什么的。最近預期的確變了，絕大多數人不相信房價會降，并且開始買高價房子了。我卻一直認為，這樣的預期可能就是降的信號。這次撤陳良宇，我看上海差不多了。如果北京還不降，說明有些該抓的還沒有被抓出來。
正文：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宏觀調控之歷史比較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楊 帆
內容提要
本文全面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五次經濟周期，以及中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歷史經驗，認為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成就巨大，但是宏觀調控不成熟，以至于出現了大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波動。90年代改革的深化與偏差引起了社會的不穩定，但是經濟方面的宏觀調控卻比較成功，90年代中后期間成功實現了軟著陸，特別是堅決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經濟的波動性明顯小于計劃經濟時期，也小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
本文對比兩個時期四次宏觀調控，得出以下經驗：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是宏觀調控成功的關鍵；成功進行宏觀調控必須講求方法，正確引導社會輿論與心理預期；改革開放要警惕“極左”和“極右”兩種傾向；在經濟理論上必須排除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和誤導。在總結過程中，本文注意到歷史和邏輯的一致，以歷史為主線，全面概括了當時的經濟過程，中央政策，理論爭論與社會心理，涉及到關于通貨膨脹，理性預期，市場非均衡的諸多理論，不僅有歷史意義，也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撰寫本文的最初動因是報紙的約稿，說明其最重要的是現實意義。在目前形勢下總結30年宏觀調控，是為了現在和未來。我國正處于第五次經濟周期上升期，經濟增長率連續數年接近10%，經濟過熱，積累過高，信貸過多，外貿順差過大，投機資本大舉進入，能源與原材料高度依靠進口，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房地產泡沫經濟坐大，經濟與社會的不穩定性有深刻的背景，絕非只依靠中央經濟政策就可以奏效的。
中央控制經濟的實際效果并不顯著。關鍵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發展下去勢必加劇發展不平衡的矛盾，甚至爆發金融危機，經濟出現大的起伏。這次宏觀調控能否成功，關鍵在于中央政府能否控制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及其代言人在理論方面的干擾，這是五次宏觀調控最難的一次，也是背景最深刻最復雜的一次，關系到處于非均衡高速增長期的中國，其經濟與社會能否穩定的大問題，我們堅決支持中央政府，采取綜合手段，把宏觀調控堅持到底。
關鍵詞：宏觀調控 經濟周期
理性預期 輿論導向 利益集團
一． 20世紀八十與九十年代我國四次經濟周期
根據劉樹成，宋國青等人的歸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過程中經歷了5次周期。
第一個周期（1977～1981年）。1976年經濟增長率為負增長降低1.6%，1976年突然上升為7.6%，1978年到11.7%，來勢猛烈顯然與打倒四人幫的政治大變動有關，新領導發動了一次經濟躍進，引起投資過熱，比例失調，消費支出增加，財政赤字，國民收入超分配。
1978年12月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正式出山領導中國改革開放， 同時以陳云思想主導經濟調整。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用三年時間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實行新八字方針，即調整、改革、整頓、提高，這樣一種搭配實際是最佳的。改革開放自身會促進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因此需要宏觀經濟的平衡。但是陳云思想長期被改革開放派認為是“僵化保守”。直至1980年12月經濟繼續過熱，鄧小平出來講話批判“洋躍進”，他說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同志負責財經工作，提出了調整方針，去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對此做出了決定。但因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執行得很不得力。”
中央更換了領導人，進一步大調整，才見成效，經濟增長率降為1981年的5.2%，波動幅度為6.5個百分點；這次周期共5年，上升2年下降3年。
第二個周期（1982～1986年）。1982年、1983年經濟增長率為9.1%和10.9%。 1984年到15.2%。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1985年增長13.5%。 因此1986年3月“七五”計劃決定前兩年調整。然而1986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回落，許多人認為經濟滑坡，強烈要求放松銀根刺激經濟。五年計劃第一年經濟總是要漲，這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因此1985----1986年宏觀調控無法到位，1986年增長8.8%。這次周期共5年，上升3年下降2年，波動幅度6.4個百分點。
第三個周期（1987～1990年）。1987年經濟繼續過熱，增長率11.6%，1988年11.3%，預算外投資膨脹無法控制。1988年9月搶購風以后，李鵬接替了趙紫陽的總理位置。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以后兩年改革建設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但1989年出現政治動蕩，宏觀調控不能有效貫徹。直到1989年11月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用三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基本完成治理整頓任務，使用大力度的調整措施，才見成效，難以避免的就是調整過度。1989年經濟增長率降至4.1%，1990年3.8%。這次周期共4年，波動幅度7.8個百分點；上升1年下降3年。實際上這是改革開放10年以來，三次調整的總結果，最終是在以強力政治整合，更換了共產黨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以后，才得以有效進行。這種政治，人事，理論，經濟，法律手段的綜合使用，終于結束了10年以來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但必然導致經濟過度緊縮，和理論上“計劃經濟原教旨主義”全面回潮，直接影響到黨中央的改革開放路線。
于是，第四個經濟周期以鄧小平南巡，政治發動改革開放為契機，再次掀起高潮。1991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9.2%，進入新一輪經濟周期上升階段。1992年初小平南巡講話，在“發展是硬任務”的口號下，幫助地方政府突破了幾乎所有經濟控制。計劃體制下投資饑渴、急于求成、層層追求高速度等弊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再次出現。1992年經濟增長14.2%，物價上升5。4%，1993年經濟增長13。8%，物價上升13%，投資消費雙膨脹，煤電油運原材料供給緊張，金融秩序混亂，人民幣黑市匯率貶值到1：11，如果再不控制，3個月內滑落到1：15，已有預期。
199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提出16條措施，朱熔基副總理親自兼任人民銀行行長，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治理通貨膨脹，打擊北海房地產泡沫。
緊縮在1994年下半年曾發生動搖，但最終得以堅持。1993～1996年，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回落1個百分點，1996年為9.6%。
這次宏觀調控是最成功的，首先是中央領導層態度一致，能夠長期堅持。 其次是策略靈活，采取漸進“軟著陸”。 人民幣在1994年以并軌為名一次貶值50%以上，促進了出口。存款利率提高到11%，3年保值補貼率達到20%，國內通貨膨脹受到有效控制，物價在1996年回落到6。1%。1997—1998年突然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幸免于難，得益于這此宏觀調控，也得益于在危機爆發以后政府堅決干預：人民幣不貶值，不自由兌換，支持香港托市并準備改變交易規則，堅決控制投機資本。
1997----1999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為8.8%、7.8%、7.1%，從1993年算起，連續下滑7年，前4年是主動調整，后3年是亞洲金融危機沖擊。 改革深化到住房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層面，也引起有效需求不足。于是1998年開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包括刺激房地產業。2000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8%，2001年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又下降到7.3%。1997-----2001年“七上八下”相對平穩，相對于世界經濟，仍舊是非常高的速度，稱為“一枝獨秀”。
1991～2001年的經濟周期長達11年，經濟波動幅度7.1個百分點，上升2年下降9年。時間長，波動幅度小于80年代，說明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堅決而且趨于成熟。
80年代與90年代對比，宏觀調控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難忘的教訓。
二． 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是宏觀調控成功的關鍵
80年代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效益明顯提高，改革開放取得重大進展。但是在宏觀調控方面有教訓，這就是認識長期不能統一，理論不成熟。中央數次調整力度不夠，不能遏止經濟過熱，10年的矛盾越積越多，最后在政治強控制之下進行一次總的緊縮，使增長率迅速下降，而且下降過度。
經濟發展避免不了周期，外匯不足和物價上升，總是迫使經濟從高峰下滑。中國80年代的發展，外匯短缺比物價約束更硬，迫使人民幣匯率不斷貶值，直到1994年以后外資大量進入，才逐步擺脫外匯短缺對經濟增長的制約。
通貨膨脹有兩種，一種是需求拉動，即增發貨幣促使總需求擴張，超過了流通的正常需要，在沒有價格管制的條件下就使物價上升；一種是成本推動，即壟斷或改革的因素提高了成本，在需求旺盛的時候企業可以提高售價向市場釋放，在需求緊縮的時候無法釋放，就成為企業虧損。物價的上升，在經濟周期上升階段主要原因是需求拉動，下降階段是成本推動。
中國的物價上升，在1979---1985年期間主要是第二種，即價格改革的因素。改革的起點是農產品價格提高20%，必然出現價格連鎖上升，國家以財政補貼遏止城市消費品物價上升。但長期財政補貼造成財政赤字，最終轉化成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1985年以后就是如此。國家價格改革的方針從“以調為主”變成“以放為主”，增加了市場機制，消費品價格在1985年上升6%，1986年上升8.8%，1987年上升6%，1988年為7.3%，其性質主要是價格和匯率改革造成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同時也有經濟高速增長的需求拉動因素。
必須認識到，兩種因素是互相影響的。在集中進行價格改革的時期，如果不能控制總需求，兩種因素同時推動物價上升，就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總需求持續擴張下，價格改革必然因“比價復歸”而失敗。在1986年以后，我國就出現了各種價格之間的輪番上升，價格與工資的輪番上升，物價上升與匯率貶值的惡性循環，人民幣貶值提高進口品價格，以成本推動方式推動通貨膨脹，出口大幅度增加則是總需求擴張的一部分。
對于逐步加速的通貨膨脹，朝野認識不能統一，1997年以后，在宏觀經濟不平衡時加速改革，1988年通貨膨脹率高達18。5%，還準備強行“價格闖關”，是一次大失誤。 在改革方法上缺乏經驗，不適當的宣傳刺激了通貨膨脹預期。在經濟改革受挫之后失了方寸，把社會矛盾泛政治化，加速社會動員，加劇社會矛盾，最終釀成政治動亂。只是在最后關頭，老一輩革命家統一了認識，從政治上進行了強控制，才把經濟和社會來了一個徹底的整頓，這樣的整頓，當然免不了殃及池魚，緊縮過度，理論逆轉，政策反復。這樣的大起大落，損害是多方面而且非常深刻的。
1990---1992年中央在政治強控制的背景下，進行全面經濟緊縮，經濟增長率下降到4%左右，價格改革就是在總需求高度緊縮時自動成功的。其機制十分簡單，動機十分樸素，就是經濟緊縮了，企業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在中央政府同意下“放開價格”，取消許多價格補貼，于是計劃價格就變成了市場價格。到1991年底，中國80%以上物價放開，基本實現了物價市場化。正所謂“有意插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在嚴格控制總需求以后，價格改革引起的成本提高不能向市場釋放，轉化成物價上升，而是轉化為企業虧損。大家所擔心的居民儲蓄，在3000億存款規模時成為搶購的“籠中猛虎“，現在增加到十幾萬億，沒有再出過籠。關鍵在于宏觀調控能否控制總需求。
只有在宏觀平衡或適度緊縮時，才是最有利的改革時機，這個道理在90年代繼續被實踐證明。中國經濟的“軟著陸”整整進行了5年，亞洲金融危機又造成了新的經濟緊縮，但許多實質性改革如國企，住房，教育，醫療改革，卻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展開了。
（接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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