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麗講座簡訊：我在蘭考的鄉村建設實驗

何慧麗講座簡訊：我在蘭考的鄉村建設實驗

    何慧麗女士是中國農業大學的年輕教師，北京大學的在讀博士研究生。本來，留洋、晉升職稱、向上走，順理成章，一條光明大道就在眼前，可是她怎么會跑到貧窮落后的河南省蘭考縣搞什么鄉村建設實驗呢？不少人對于她的舉動感到不可理解。聽了2004年9月19日她在烏有之鄉書吧的演講，人們明白了她的選擇的意義，也對她所從事的事業和她本人的人格充滿了敬意。

何老師到蘭考搞鄉村建設實驗，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她自己講，1997年她進入中國農業大學任教，擔任“農村社會學”的講授任務。在教學和研究中，她深切地感受到，這些來自西方的理論遠遠地脫離我國的實際，因為她自己就是來自農村的，這種感受十分明顯。她開始猶豫了，選擇從書本到書本的學院教學，從理論到理論的學院研究，她也能在主流學術道路上走下去，發表論文，評職稱，名利都有；可是，這些東西對于中國的實際沒有多少真正的積極作用，甚至有不少危害；選擇從中國本土的實際出發，講授“農村社會學”，那可是要冒風險的，這是需要創新的，更是需要勇氣的，不容易為主流所認可。經過抉擇，決定選擇后者，走溫鐵軍倡導的“用腳做學問”的治學道路。這樣，她有幸遇到學校與河南省開封市搞“市校共建”，她參加了，經過爭取，有了“河南省蘭考縣掛職副縣長”的身份。本來，開封市的思路要求老師有項目，給予老師的主要任務就是招商引資。可是，何老師沒有這些東西，她的思路不同，她要嘗試另外一條思路，這就開始了她在蘭考的鄉村建設實驗。

何老師坦率地向大家介紹，她開展鄉村建設實驗的基本理念是接受了以曹錦清、溫鐵軍、賀雪峰、韓德強等為代表的“國情共識派”的結論，認為中國是一個人口極多、資源極少的發展中大國，效仿西方的市場化基礎上的工業化道路無法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迄今為止，我國的主流學者還在反復強調這條道路，而對于這條工業化道路過程中形成的巨大張力缺乏足夠的認識，這張力的具體表現就是三態災難：“社會態”的災難即貧富兩極分化，“生態”災難即環境生態惡化，“心態”的災難即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感喪失。何老師講，當下我們需要打破三個神話：第一，要打破權力的神話，不能認為政策和制度是萬能的，只要政策和制度一改，就萬事大吉了；第二，要打破市場的神話，不能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市場能自動解決一切問題；第三，要打破“工業化階段”的神話，不能認為我們遇到的“三農”問題只是工業化進程中的陣痛，跨過這個階段就好了。破除了這三個神話，她就開始探索新的道路，嘗試新鄉村建設實驗了。何老師說，她不是“憤青派”，也不是“贊同現代化派”，也不是革命派，而是改良派，從事漸進地改良。她說，她清醒地認識到她從事的改良工作不能根除“三農”問題，但是能夠緩解“三農”問題，能夠讓農民群眾獲得一種做人的尊嚴和幸福。

何老師講，要搞好新鄉村建設，需要強勢集團做出讓步。第一，免去農業稅，而不是稅費改革；第二，將工業化過程中征用土地的收益還給農民，建立土地基金，以給無地農民提供社會保障；第三，裁撤1000萬縣以下農村基層干部，從根本上減輕苛捐雜稅的困擾。此外，還要注重發揮農村中的草根精英的作用，使之成為農村自組織的核心，為農民利益服務，帶領農民群眾建立各種類型的農村自治合作組織，使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農副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農村金融的收益能夠留在農村，造福農民。

到目前為止，何老師在河南省蘭考縣做的鄉村建設實驗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她為大家介紹了三個案例。第一個是在一個村莊建立起了全縣一流的腰鼓隊。第二個是在一個村莊建立了一個老年人協會。第三個是在一個村莊建立起了合作社。這三個案例給人們很大的啟發。

何老師剛到蘭考時，一個村支書主動找何老師要求到他們村搞項目，何老師答應了。村支書要的項目是要錢，因循“招商引資”的思路。何老師的項目卻是要在村里建立一個腰鼓隊。何老師的理論是，鄉村建設須從文化建設入手，這個既是起點，其實也是最終的歸宿，就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價值系統，一套新的文化系統，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在實施過程中，村支書盡力而為，結果卻令人失望。村支書在村廣播喇叭里連續宣傳了三天，征集報名參加腰鼓隊。可是最后，只有兩個婦女到村支書家里報名，而且詢問是否有報酬。何老師看到基層干部對群眾的號召力和動員力遠遠超出了自己的估計，迫不得已，她得想辦法利用參與一些鄉村建設會議的機會把支書和村里的經濟能人帶出來開會，在長見識之余加強思想建設和工作能力的培訓。經過一番努力，她找到了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文藝宣傳積極分子，就是兩個退休老教師，將她們動員起來后，又通過她們才動員了五六位婦女參加進來。這樣，她又借助外力，引進外部資源，找大學生來一起聯歡，渲染氣氛，找教練來培訓。慢慢地，總算有了起色，參加腰鼓隊的人數多了起來，村民也不再嘲笑了，反而欣賞起來了。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城市退休的老工程師，也是毛澤東時代培養起來的積極分子，十分樂于幫助她們，擔任該村腰鼓隊的教練。這位老工程師技術過硬，態度認真，品質極好，善于同群眾打成一片，發揚雷鋒精神，每天下午2：00準時趕到該村，而且從不喝該村一口水，不吃一頓飯，不拿一分錢。他的這種精神也鼓舞著腰鼓隊的隊員認真刻苦地學習，積極進取。工夫不負有心人，最終這個腰鼓隊聲勢壯大了，周圍各村有什么重大事情她們都要出面表演，成為很有影響的群眾文化團體了。

何老師的另一個實驗就是在一個村莊搞起了老年人協會。何老師講，這個老人協會的創辦她本人沒有發揮多少作用，不象第一個腰鼓隊那么費勁。為什么呢？因為一開始她在這個村就發現了一位“毛式”老人，就是在毛澤東時代當了20多年的老支書趙大娘。趙大娘的兒子在外當老板，很有錢，可是趙大娘進城后感到十分不平等，為什么城市老人可以在公園享樂，而農村老人卻只能各自守在自家門口等死，她很想讓農村的老人也過上好日子。平時，她經常把兒子給自己的錢用來買些吃的小禮品，送給村里鰥寡孤獨的老人，有很好的口碑。遇到何老師后，她跟何老師提出搞老年人協會的想法，何老師十分贊賞并表示大力支持。就這樣，趙大娘在何老師的支持下開始積極發動群眾，還組織了正式的選舉，產生了理事會。何老師感嘆趙大娘的菩薩心腸和工作效率、號召力和組織動員力，這跟那個村支書形成了鮮明對比。趙大娘拿著理事會名單找何老師時，何老師感到十分驚訝，沒有通知我參加會議就產生了理事會。趙大娘將理事會成員介紹給何老師，何老師對兩個人不滿意，認為她們年齡都不到50歲，一個40多，一個30多。趙大娘說，40多歲的是村支書老婆，把她拉進來有利于爭取到村支書的支持；30多歲的是個熱心人，老人協會很多跑腿的事情可以由她來做，可以緩解老人的不少麻煩。聽了趙大娘的解釋，何老師非常欽佩趙大娘的政治智慧。何老師后來曾經給這些老人送過食品和衣物，現在還幫助她們推銷她們手工制作的工藝品，獲得一點金錢收入，能夠給這些老人們帶來莫大的快樂，她們感受到了她們的力量和價值，她們還有活頭，活著還有用。

何老師最近的一個得意之作就是在借用河北鄉建學院的農村合作社培訓資源和當前的大學生支農支教資源，在一個村莊搞起了一個經濟發展合作社。要建設新農村，必須走合作道路，農民只有團結起來才有力量，只有合作化道路才能給他們帶來出路。首先，何老師推動宣傳合作文化，提出“改變自我，做家鄉主人；團結起來，建設新鄉村”的口號和“在合作中謀求發展，在發展中改變自我”的口號。其次，何老師將村支書和村里的經濟能人帶出來參加有關“三農”研討的會議，并將一些外省的有經驗的合作社社長們請來進行交流，幫助他們開闊視野，鼓舞士氣。再次，發揮大學生的積極作用，介紹大學生支農社團在該村建立信息站，動員大學生參與新鄉村建設，起到傳播文化、渲染氣氛的積極作用，當然大學生在實際中堅定地走當年毛澤東領導的“紅軍路線”，堅持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何老師看到這是當今唯一還可以走“紅軍路線”的可靠力量了。最后，何老師發掘了當地縣鄉干部中一些愿意為農民做些實事的人，發揮好他們的作用，給農民群眾的創造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空間，不設置障礙，而是幫助克服困難。最終，溫鐵軍先生造訪蘭考時，縣委書記陪同考察合作社，并在揭牌儀式上表態大力支持合作社的發展，表示合作社的事各部門只能配合不能起干擾作用。

何老師最后總結了自己的經驗，認為應當發揮好幾個方面的作用，堅持幾個基本原則。第一，要注重外在力量或資源對內在活躍分子的激發過程，要認識到組織外出培訓和深入發動的重要性。第二，要注重大學生資源的運用。讓大學生參與新鄉村建設，既是教育鍛煉他們，也是幫助農民造勢和能夠堅持走“紅軍路線”的最佳隊伍。第三，要注重農民的自我交流和自我培訓的重要性，包括外地農民與本村農民；本村農民與本縣之內的農民；本村農民精英或積極分子們與本村農民的帶動。還包括一起出去培訓；村積極分子的互動及與村民的互動；培訓時的互動；把全縣的鄉村建設的力量團結整合起來，互相借鑒，共促發展。第四，要注重兩個整體性發展，一是合作團結的文化和組織的同步發展；一是文藝活動與經濟合作組織的同步發展，相互烘托。第五，要注重村、鄉、縣、市縱向資源的整合利用，包括政策資源、扶貧資源、政府中想干事的人；縣委黨校、市委黨校資源等。第六，要注重發揮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的作用，包括“毛式”老人和“紅軍路線”等。

何老師的演講激動人心，令人向往。這不僅只是何老師的演講富有情感，更重要的是何老師在用自己的實踐來做演講，她探索的新路給人以希望。“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何老師已經起步了，許許多多像何老師這樣的人如果也起步，那么中國的希望就越來越大了。這正是我們烏有之鄉所召喚和期盼的，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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