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生態農業還沒有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形成國家共識，唯獨形成共識的是在非資本主義國家的古巴。上世紀80年代，在古巴還有蘇式拖拉機、殺蟲劑、化工廠，然而由于蘇聯解體，外交上遭到封鎖，90年代之后一切都變了，古巴失去了原來80%的進出口份額，石油進口量不到原來一半。加上得不到殺蟲劑和化肥，古巴的農業開始“被迫”轉向有機農業。
而在危機發生之前，這類研究就已經開始了。古巴得以迅速在沒有化石燃料的基礎上生產食物。他們花了3-5年的時間恢復土壤被化肥和農藥傷害的肥力。燃料的匱乏使機具的使用減少，同時在小塊土地上種植不同作物以避免病蟲害。目前80%的古巴農業都是有機的。因此，古巴發展生態農業的做法，可資借鑒——面對石油匱乏和能源危機，人們可以怎么做。
本文摘編自《古巴農業革命》一書，展示了古巴農業革命的種種舉措，以及這些措施如何通過從上到下對生產者的激勵，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正文
不論國際言論是善意還是惡意，古巴取得的社會成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古巴人民享受著免費的醫療和教育，社會保障、糧食供給以及其他權益和機遇。近50多年來，這個加勒比島國維護并促進了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在人道主義和國際團結方面做出的承諾一直持續到今天。
在世界范圍內存在著研究古巴糧食體系的濃厚興趣。例如，這樣一個加勒比小國如何面對全球氣候變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全球糧食危機?古巴在可持續農業、地方發展、土地改革、糧食安全和糧食主權方面的經歷為何如此特別?古巴的經驗對于拉美和世界其他國家是否可以借鑒?
本文研究了古巴農業的基本問題和面臨的挑戰與困境。但首要的是，我們希望加深對古巴農業發展歷史背景的理解。
古巴在國際主要秩序的大風大浪中昂首航行。當然，用“秩序”一詞可能有些夸大，但是考慮到近來的金融危機蔓延、石油和糧食價格上漲，不僅影響了富裕國家，同樣也波及了貧窮的國家。對古巴來說，遭受的危機是美國長達50年的封鎖。
盡管如此，由于加入了美洲玻利瓦爾聯盟(ALBA)、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加勒比石油計劃(Petrocaribe)、加勒比共同體(CARICOM)和里約集團(RioGroup)(里約集團是指1986年12月18日，在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巴拿馬、秘魯、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簽署的《里約熱內盧宣言》框架下建立的磋商和協調常設機制。古巴于2008年11月加入該組織),到2010年古巴已經敞開了大門。目前，古巴同委內瑞拉、越南、中國、巴西等國家保持著雙邊貿易。
古巴政府在其戰略路線上繼續實行農業調整政策。20世紀80年代，蘇聯的解體使古巴深陷危機。更為嚴重的是，美國加緊了對其封鎖。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古巴進口的迅速下跌，石油進口下降了53%，食品進口下降了50%，化肥進口下降了80%(辛克萊Sinclair和湯姆森Thomson，2001年)。
為應對上述情況，政府宣布國家進入“和平年代特殊時期”，即一個全面緊縮的時期。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政府的退縮和無為。國家需要制定緊急的解決方案。到20世紀90年代初，古巴政府已經在農業領域采取了一系列短期和長期的改革措施，目標是克服20世紀60年代農業發展模式帶來的問題，這一目標一直延續至今。
1999年，古巴開始實施“國家促進出口激勵項目”(PNIFE)，從中受益最多的是出口企業。在農業領域，重點促進咖啡、煙草、柑橘和蔗糖的生產。這是唯一一項結構性政策，功能上與使農民間接受益的激勵措施有所不同。
對案例的研究表明，各省、市和國家機構(各部委)也缺乏無差別待遇、成體系的激勵措施。然而，這些激勵措施卻是明文出現在已簽發的、用來規定信用服務合作社和合作生產基本單位生產活動的法令和決議中。
例如，古巴農民獲得新的生產銷售可能性，即通過不同渠道銷售產品獲得購買力、從而得到生產資源的代金券制度，就是一種激勵措施。該措施在古巴諸多法令中都有體現，例如1994年第191號關于市場價格自由化的法令、1998年第2號關于提高肉類、牛奶和其他產品價格的決議、2006年第53號、243號關于農民需求品基礎價格的決議、2007年第188號關于國家收購的決議、以及2007年第503號關于環保性服務補助的指示。
這些決議和法令也涉及了增加銷售渠道、擴大農牧業生產者商業活動范圍等激勵措施。改革實行以前，國家收購公司壟斷了所有的銷售活動。這種體制不僅極大壓縮了支付生產者的價格商議空間，也限制了生產者的生產和銷售的自主決策權。
毫無疑問，關于土地承包的法令對生產者具有巨大的激勵效果。首先，由于長期以來農民一直希望擴大自己的土地面積，隨著家庭成員的增加，農民子女離開家庭獨立生活的需求隨之產生。其次，隨著有關市場、購買能力和拓寬銷售渠道的激勵措施不斷出臺，農民可以增加其產品的產量和多樣性，隨之增加收入。第三，上述法令(詳見1993年第142號關于成立合作生產基本單位的法令和2008年第259號關于承包閑置土地的法令)都包含重要的激勵內容，如促進自產自銷，國家、地方自治機構(市政府)同合作社機構(信用服務合作社和合作生產基本單位)商議產量和銷售等等。這些在以往的國家集中體制下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激勵項目，能很明顯地看出，每個項目本身就代表一種激勵措施，尤其要指出的是，對項目的參與反映了合作社一個重要的選擇過程，當然也反映了它們取得的生產和社會成果。另一方面，項目文件也反映了生產者參與后從中獲得的益處(包括物質、資源、能力培訓、旅行等)。
獎項和認可都在相關機構頒發的文件中得到體現。可以看出，國家設立了各種重大獎項(國家級、省級和市級)，如70年代以來就有的全國先鋒獎、從90年代中期開始設立的科技論壇獎。全國都市農業、近郊和遠郊農業項目確立了一個獎勵和認可機制，系統化地執行，惠及全國各個層面的農民(個體的、集體的和省級的)。同樣值得一提的是由全國小農協會組織的競賽。在這兩個案例中可看出，獎勵的授予是利用生產、經濟、社會、性別和文化等一整套指標，對農場進行評估與分級。例如都市農業的評定，農場的級別有好、中、差;全國小農協會將生態農業標準劃為三個等級(1、2和3)，農場的等級取決于其向生態農業改造的程度。
對生態農業可持續性的激勵措施在國家環境戰略中也有體現，該戰略反映了政府對支持地方發展可持續農業積極性的承諾，也反映了對環保性活動的獎勵。可以從國家土壤養護和植樹造林項目以及國家銀行的指示中看出，有這樣的獎勵發給生產者。正如前所述，這些生態農業可持續性措施不僅被納入各種項目，例如出現在全國都市農業、近郊和遠郊農業項目或全國小農協會的農民對農民運動(MCAC)的文件和規定中，也出現在關于土地承包的法令中。
總之，如果說古巴還沒有一個針對農牧業生產者系統化的激勵政策，那么其實施的新的激勵措施也是覆蓋了全國的各個層面，措施的具體規定不僅僅是戰術性的(現階段的)，也是戰略性的(長期的)，與農牧業發展的目標相適應，即：提高產量和效益，替代農業投入品和食品的進口，確保國家糧食的安全、可持續發展以及古巴人民的福利。
古巴對生產者的激勵機制可在差別待遇和系統化方面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這需要在建立更加連貫和協調的激勵政策，也需要對激勵措施的實施進行監督、檢查和系統地評估，不是割裂開來而是整體性的看待，不僅要注意其目前的影響(積極的和消極的)，也要考慮到對今后的影響，尤其要看是否考慮到生產者的新需求，例如更自由地獲得資源、價格、銷售渠道的需求，以及解決住房、娛樂等實際問題的需求。
古巴在保障發展當地項目和可持續農業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國家實行部分行政權利下放，地方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和決策權。結果是建立了一批旨在激勵、認可和獎賞農民的發展計劃和項目。
這些項目在古巴發展可持續農業方面獲得了無可爭議的成績。例如，學者彼得•羅塞特(PeterRosset)和馬丁•波爾克(MartinBourque)表示，在影響生態、經濟和社會的全球糧食危機中，世界范圍內以農民為主導、社區為基礎、經濟上可行的發展事例不勝枚舉。但是，古巴卻是為數極少的、將項目轉為政策調整并得到政府大量資源支持的典型之一。
古巴一直拒絕新自由主義模式并且熱切地保護政治主權。2001年，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沃爾芬森(JamesWolfensohn)和發展數據管理部門負責人埃里克•斯旺森(EricSwanson)稱，古巴是發展中國家醫療和教育指標最高的一個“反模式”。雖然仍面臨復雜的情況，古巴的農業政策卻能夠繼續滿足人民群眾的營養需求，并能保證較高的社會公平，滿足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要求。因此，這個島國達到了一系列世界公認的發展標準(辛克萊Sinclair和湯姆森Thomson，2001年)。
同樣，世界銀行專家戴爾•艾倫非佛曾于2005年表示，“古巴已經反駁了有機農業不能維持一個現代國家這一神話”。萊文斯(Levins，2005年)進一步補充說，古巴生態學者已經在針對工業化模式的斗爭中獲勝了。
根據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地球生命力報告》(2006年)，古巴是世界上僅存的、符合生態足跡和可持續發展標準的國家。
文章來源：“土逗公社”公眾微信號;
原標題：有機農業無法維持一個現代國家?古巴笑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