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巖：中美大國周期性危機的原因、風險和機遇

　　高巖：中美大國周期性危機的原因、風險和機遇——與美國的外部沖突和緊張是清除中國國內美國第五縱隊和特洛伊木馬的機遇

　　多年來中美兩國和兩軍間周期性地發生危險的安全和國家利益沖突，最新的沖突出現在美國對中國在南海領土利益的挑戰。建立在實證、自由、開放、科學思維、技術理性諸多基礎之上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顯地驅動美國與世界其它國家持續發生戰略對抗和沖突;關鍵在于美國戰略所維護的美國國家利益和相應的安全戰略，明顯地世界上其它具有自己獨立利益的國家發生零和沖突。中國因此無論作出任何與美國努力維護和平和創建共同利益的努力，只要中國未被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所吞并，中美之間的戰略對抗就是歷史的必然。

　　任何對中美沖突風險的低估或高估，都會產生嚴重的后果;因此中國必須準確地評估各種中美戰爭與和平的可能和風險。與處理世界上大多數普通國家的關系不同，在與美國這樣的非正常國家對峙和共處過程中，中國必須逆向思考對美戰略;在對美戰略中與美國爆發戰爭可能是中國的機遇，與美國的和平卻是中國的風險，反之亦然。

　　作為建立在現代思維理性以及科學理性之上的國家，美國國家的戰略思維能力明顯高于任何其它處于前科學和前現代化、或尚未達到美國現代化程度的國家，這其中也包括中國這樣正在逐步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但是中國在對美戰略中可以通過建立在中國現代化之上的實力戰略，以及中國自身現代化而逐步實現的國家理性與內部戰略穩定，在與美國戰略對峙的過程中，通過最少化自身的錯誤和缺陷，而獲得相對的競爭優勢。

　　一、 利益、基本價值和思維差異導致中美戰略分歧

　　中美兩國的國家安全戰略、都是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以及各自的歷史傳統和社會背景之下;因此中國人和美國人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思維模式和發展狀態導致了現今中美兩國戰略中的差別現象。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中美兩國分別在與對方的戰略關系中、表現出來截然不同的宏觀和局部戰略思維和勢態;中國和美國在與對方的戰略關系中，分別表現出一種對總體性和局部性平衡和優勢的不同追求趨勢。美國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中的總體強調和平和局部全力與中國對抗、爭奪戰略和戰術優勢的邏輯性分裂;是導致具有總體思維觀念的中國人在對美關系中經常迷惑的原因之一。

　　在中美戰略關系中，中國人始終從整體角度尋求總體平衡，從而在特定的領域犧牲了對局部優勢的追求。而美國人則在力求不同對華戰略領域全面競爭和對抗優勢的同時，犧牲了對華關系的總體性和平衡性。這其中最明顯的現象就是中國為了中美關系的大局在全球事務中始終避免與美國直接沖突，而美國則在中國周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定戰略利益，不惜支持中國的敵手對抗中國;獲得了局部的軍事和安全間接利益卻失去了更重要的中國公眾對美國的友善。

　　中美兩國在相互戰略關系中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全局與局部把握的不同思維方法;對于中國人而言中美關系具有總體性和系統性，因此一旦中國與美國達成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的默契后，中國在對美關系任何細節上都要求服從于中美總體關系，包括在對美國進行戰略威懾和對美國亞洲軍事存在等問題上的克制。而令中國人十分震驚的是盡管美國多年前就已經公開宣稱要和中國發展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但美國政客、軍方以及美國情報界始終把中國作為最重要的敵人，美國從未放棄支持中國的各種敵手對中國進行戰略對峙，而在軍事領域美國更是直接把中國作為戰略假想敵;并在中國周邊對中國保持高強度的軍事壓力。

　　而對中美戰略關系中的各種悖論和矛盾，分別來源于中國文化的歷史傳統中的大一統、局部和總體關系、整體思維模式與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中的原子論、實證主義、局部優先和線性思維模式的矛盾和差別。也就是說中國在對美戰略關系中會因為總體性而犧牲局部性、以及與美國進行對抗的必要性，而美國在對華關系則因為不同的國家利益部門的差別，而分別強調局部理性和對策性，卻喪失了總體性和公理性。

　　因此盡管中美共同戰略利益與戰略合作作為總體性的中美兩國對外戰略的重中之重，要求中美雙方避免戰略對抗，但是美國的軍事部門、國務院系統和情報部門以及美國的貨幣金融和跨國公司，在分別追求自己部門對華關系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都將自己部門的局部利益，而不是總體性的美國國家利益，更不用說中國和亞洲國家的利益作為優先考慮的行為背景。這導致美國軍方和情報部門在對華戰略關系上，始終以它們最熟悉的戰略威懾和戰術對抗為手段，對中國形成嚴重的安全威脅。因此美國政府各部門、尤其是美國軍工產業聯合體和美國安全情報界，在對華關系上多年來基準行為模式始終是建立在對抗和假想敵的前提上，從而導致中美總體國家和平利益始終受到局部利益集團的嚴重干擾。

　　任何國家戰略都和本國的文化和歷史背景有直接關系;在中美兩國戰略對抗與合作的過程中，我們已經深刻感覺到西方科學實證原子論思維模式、與中國式的總體思維模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此中美兩國各自的戰略文化之間的差異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兩國各自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模式。事實上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利益、價值觀共同點和公約數、但這些中美戰略關系的真正基礎始終未能說服中美安全和國防部門，并導致兩國安全和戰略部門進行全面合作;而這樣的合作才是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真正戰略基礎。

　　二、導致中美關系長期緊張的美國軍方和國防部門的隱秘動機——尋找敵人、確保預算

　　周期性進行調整、但本質上雷同，始終指向某一個最重要戰略對手的美國國家軍事戰略，除了主觀上用于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外，最重要的間接客觀效果是年復一年地從美國國家財富中獲得重要的財政資源，用于維持一個龐大的美國國家軍事利益集團。因此美國國防戰略事實上最重要的客觀目的之一，是向美國公眾解釋為什么美國國防部、美國軍隊和美國國防軍工產業集團需要如此重大的軍事預算。而美國四軍種和國防部、以及巨大的美國國防軍工復合體在解釋自己的軍事預算和經費需求時，唯一可信的理由就是先樹立一個巨大的敵人和對手、以及相應的安全挑戰，從而為巨額的國防預算提供可信的理由。

　　因此在美國國內圍繞著資源分配的政治博弈中，美國國家敵人和對手的存在，事實上已經成為美國全球最龐大的軍事力量和軍工復合體存在，以及不斷從美國國家公共資源中拿走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唯一合法理由。因此我們看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真實目的，除了為美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提供真實的安全保護和對競爭對手的威懾，以及周期性動用軍事力量消除敵對力量，更大的程度上是在和平時期為美國特定的軍事和產業利益集團，包括國防部和各軍種在內的軍事機構，以及美國軍工產業復合體爭取美國財政預算撥款;在美國統治階級秩序里為自己獲得最重要的利益份額。這是足以解釋為什么現階段當美國已經成為全球獨一無二的軍事霸權國家后，美國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基于能力”即以發揮潛在技術和能力導向、而不是以對應假想敵能力為導向的軍事力量。

　　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當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已經成為現實世界中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事實上已經沒有任何國家對美國形成直接威脅后，美國依然不放棄投入重金發展自己的強悍軍事力量，以及為什么美國不斷的在全球尋找各種潛在的敵人和作戰的對象;這一切在客觀上都是為了證明美國軍事力量存在的價值。更重要的是為美國軍事利益集團獲得美國國家資源中的特定部分。西方民主制度因此在利益集團的主導下最終演變成為行業和集團分利的利益分贓制度，而代價則是由美國公眾和全球公眾承擔。

　　正因為如此、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獲得了全球現代化體系核心地位的霸權國家戰略位置之后，美國從來沒有放棄持續強化其軍事力量、以及尋找外部敵人的國內沖動，這一切我們都可以從美國國內政治利益分配中找到理由解釋。因此在冷戰期間、美國全部國家軍事力量和安全機構以極大的熱情死死盯住前蘇聯，把前蘇聯的存在作為自己存在、發展和持續擴大的先決條件。并最終通過長周期的軍事競賽和軍事壓力，對前蘇聯國家和安全體系形成了巨大的外部塑造和誤導，導致前蘇聯在內外壓力下不斷積累各種錯誤，最終產生了巨大的系統崩潰而土崩瓦解。而在前蘇聯的軍事威脅消除后，美國適時地將為對付前蘇聯而積累多年的軍事力量投入中東，摧毀了美國在中東的利益阻礙，從而確立了冷戰后美國全球軍事優勢。

　　而冷戰勝利之后，美國軍事力量當局又在積極的尋找第二個類似于前蘇聯的巨大的假想敵，試圖重復展開類似的和平時期軍備競賽拖垮對手的戰略經驗，并保持自己存在的合理前提，這一次美國選擇的戰略對手是中國。但911事件的爆發破壞了美國傳統的敵人選擇戰略;歷史上第一次美國被拖進了一個其從未經歷過的中東戰場環境，與美國軍事力量截然不同的敵人展開一場非常規作戰。與美國傳統的作戰對手不同的是、這一次美國不是面臨著敵對國家和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為的敵人。911事件后美國在全球進行的反恐戰爭作戰對象是非國家和非軍隊組織，甚至不具備任何現代組織結構，但具有由宗教精神支持、具有強悍戰斗意志的非常規敵人。這樣的敵人是美國國家軍事力量和國家安全機構從未遭遇過的敵人。

　　911之后美國連續打了兩次區域性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美國的敵人都是現代世界體系的異類;阿富汗戰場上的塔利班不是國家，伊拉克戰場上的敵人是在伊拉克國家敵人被擊敗后，在崩潰的國家廢墟上出現的非國家性敵人。這些敵人的結構和作戰性質與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和美軍多年的裝備和訓練假想敵構想完全不一致，但同樣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形成了真實的挑戰，從而迫使美國在911事件后的十多年內，將全部的國家軍事力量集中在這些戰場。

　　而一旦美國在這些領域完成了初始的作戰任務后，美國軍事當局面臨的新的局勢就是尋找新的能夠證實自己龐大軍事預算和自己存在的潛在敵人和新的威脅。這一次美國又重新聚焦中國，但由于中美之間已經存在的巨大的和平時期經濟利益共同體和金融利益，美國因此無法直接迅速地將戰略對峙的矛頭指向中國。因此現階段美國對中國不是直接進行戰略對抗，而是首先將戰略目標指向中國國家利益和安全利益所存在的亞洲地區;因此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本質，就是在中美尚未直接進入敵對關系之前，間接的把美國軍事力量逐步投入中國周邊地區，并最終指向中國的一種大戰略。

　　三、危害中美安全關系的三種主要隱患——利益集團、軍事同盟以及突發事件

　　盡管從邏輯和理性上中美兩國之間已經形成足以阻礙戰爭爆發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基本價值觀，但中美關系中確實存在著的各種大小沖突;而這些沖突通常都不是整體性的、而是中美兩國權力部門和社會中特定的利益集團為局部利益爭奪而導致的沖突，只不過這些沖突最終都由中美國家機構來承擔，因此被認為是中美國家利益沖突。現階段中美兩國在自由民主、平等富裕、和平安全這些涉及到中美兩國社會內部所有人最大共同利益的問題上，都沒有任何沖突。

　　中美間極有可能發生沖突的是各國內部特定的利益集團、如美國的帝國軍事力量集團、軍工產業集團，中國的官僚統治集團和產業壟斷集團，這些集團代表的暴力性、自私性、寄生性和壓迫性，通常會與本集團外的任何人群發生沖突、包括與外部的其它國家合理利益產生沖突。盡管這些特定的局部集團既得利益并不代表著整體性國家利益，但它們卻極其危險、是真正威脅中美兩國現階段國家間和平的主要戰略威脅。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政客、美國軍方、美國情報界以及美國軍事科技工業產業集團等美國國內利益集團、現階段都分別表現出這種因為局部既得利益而危害中美總體利益的危險趨勢。

　　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在總體上始終有一個巨大的結構性矛盾，這個結構性矛盾決定了美國迄今為止在中國的戰略上始終未能獲得巨大的成效，這個結構性的矛盾就在于美國在對華戰略中始終沒有把中美關系作為美國對外戰略的核心;如果說在過去當中國尚未成為世界強國之前美國還有一定的理由把對華戰略附屬于其它的美國對外戰略，但這已經是美國統治精英階層的短視，因為中國的世界強國地位是歷史性和指日可待的。但在21世紀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性重要大國并獨立自主的執行自己的強國目標，因此超越美國僅僅是時間和可以期待的現實的今天，美國依然沒有把與中國的戰略關系作為美國全球戰略的中心，這個美國全球戰略已經預示著美國將在對華關系上遭遇重挫，包括引發中美在安全問題上出現危機。

　　現階段我們在美國對華關系中看到的明顯戰略誤區是美國一方面想和中國發展世界兩極結構的戰略關系，另外一方面美國又對中國始終持有巨大的懷疑和敵視，始終想在中國周邊國家和區域發展對中國的圍堵戰略。因此美國多年來在中國周邊發展的圍堵戰略產生一批諸如日本、菲律賓、新加坡、澳大利亞這樣的戰略盟友，作為對中國進行圍堵和包圍的地緣戰略支點。而這些美國對華軍事盟友出于各種自身的國家利益，又在對華關系上不斷制造局部摩擦和緊張，從而存在著將美國拖入并不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的對華軍事危機和沖突中。而美國與這些國家的軍事同盟，又在中國內部產生了基于民族主義傳統的對美敵視情緒。這一點尤其在中美日三國戰略三角關系中得到充分展示。

　　只要美國沒有把與中國的關系作為美國全球和亞洲戰略的中心，始終自認為是最重要國家、而且在事實上也是最重要國家，并且有著極強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自豪感的中國民眾，就不可能對美國產生友好和親切的感情。而尤其是當美國與中國歷史性的敵人如日本保持密切的軍事同盟關系時，美國在中國遭遇的就是純粹的中國公眾的敵意。因此無論美國如何在中國推廣美國式價值觀和普世價值，對中國公眾而言這些思想體系和價值觀不可能比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強大。而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中國公眾從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對華關系的歷史，以及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所遭遇的日本侵華戰爭中，通過親身經歷而獲得。因此任何與中國民族主義相對抗、尤其是與中國歷史性敵人結成軍事同盟的美國對華戰略，在中國都不可能成功。

　　因此現階段美國對華戰略最大的誤區就在于、當中國事實上沒有任何與美國進行直接軍事對抗動機和戰略的前提條件下，美國依然與中國周邊的國家保持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和對中國執行事實上的軍事圍堵。而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任何美國對華戰略對中國人都失去可信性;既是這些戰略以自由、民主和全球化的價值觀作為先導。美國在對華關系上最大錯誤就是始終未能將對華關系作為美國亞洲和全球戰略的中心，而是刻意要與中國的各種敵對國家、包括日本發展和強化各種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

　　在中美關系上美國或尊重中國的利益、與中國發展核心關系，或與中國人民為敵、與日本這樣的中國歷史性敵人形成戰略同盟試圖遏制中國。這兩種戰略選擇中沒有任何中間選擇。當美國在中國周邊努力組織和維持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執行對華軍事遏制戰略時，美國對華戰略的敵視和懷疑中國的本質、是任何其它措施和戰略都無法改變的。而美國與中國周邊國家維持軍事聯盟的戰略，最終也會給美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帶來巨大的風險。

　　在美國軍事同盟關系的支撐下，中國周邊一些國家將產生的戰略思維誤區是美國將在它們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時介入，保護它們的國家利益，殊不知與中國發生直接軍事沖突，尤其是大規模軍事沖突，直接損害美國國家利益，因此對美國意味著巨大的戰略風險。但這些戰略風險對中國同樣存在，而對應美國因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戰爭挑釁而介入中國與周邊國家領土爭端風險，中國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國家實力戰略。

　　四、拒絕對抗是中國對美戰略的現象——實力戰略、時間戰略和清除特洛伊木馬也是中國對美戰略的考量

　　作為建立在現代思維理性以及科學理性之上的國家，美國國家的戰略思維能力明顯高于任何其它處于前科學和前現代化、或尚未達到美國現代化程度的國家，這其中也包括中國這樣正在逐步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建立在實證、自由、開放、科學思維、科技理性戰略基礎之上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不可能被其他國家的戰略所擊敗;因為美國始終具有全球最好的戰略思維。但是中國在對美戰略中可以通過建立在中國現代化之上的實力戰略，以及中國自身現代化而逐步實現的國家理性與內部戰略穩定，在與美國戰略對峙的過程中，通過最少化自身的錯誤和缺陷，而獲得相對的競爭優勢。

　　正在全球引發軒然大波的美國情報人員斯諾登泄密事件，就是因為美國自身的體系和系統出現戰略性錯誤，而給對手帶來額外戰略優勢的具體例證;因此在中美大國戰略關系和戰略對抗中，中國對美國的最佳戰略就是不搞對抗、實力優先、后發制人和最小化自身失誤這幾組已經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的國家對外戰略。而在所有的戰略中最重要的則是實力戰略;現階段中國已經位于趕超美國的最后階段，如果不出意外中國將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中國的期間、在最重要的經濟領域內逐步超越美國。因此保持中國現有的發展勢頭是中國對美實力戰略的核心，而保持中國的發展勢頭已經不是對外戰略而是中國國內政治的核心問題。

　　前蘇聯崩潰以后，中國逐步取得了與美國漸漸縮小差距的戰略力量增長;中國在全球體系中已經全面超越前蘇聯鼎盛時期的經濟力量，正在逐步追趕美國并將在中期即10-20年之內在國家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中國事實上已經取代前蘇聯，成為全球體系中唯一具備各種與美國對抗實力基礎的超級大國。更重要的是中國以自己獨特的發展路線和國家和平戰略，拒絕與美國進行全球爭霸，從而為自己獲得了寶貴的戰略機遇期;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實現了一個超過30年和平周期的經濟增長期;在這個長時段和平周期里，中國經濟實現了人類歷史有記錄以來最長不間斷經濟增長周期，從而一步步把中國推向世界強國，成為最終在經濟總量上將超越美國的全球性大國。而中美之間的戰略關系也因為中國的和平崛起而持續發生重大變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關系過程中，現階段對中國國家安全和發展的最嚴重威脅，除部分來源于世界體系中美國軍事力量對中國的威脅外，更多直接來源于因美國無形國家力量、包括美國的意識形態和敵對力量長期對中國的和平滲透。現階段美國在非戰爭周期對中國的觀念、意識形態以及制度上的滲透，已經在中國內部形成了貨真價實的特洛伊木馬和第五縱隊;包括對中國青年一代意識形態和中國信息網絡空間和觀念世界的滲透與控制。 這些源于美國的國家力量以非戰爭的形式從外部滲入到中國內部，從而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行動形成了嚴重的威脅，就是新型的戰爭的形式既“顏色革命”的本質。

　　正是從中美戰略對抗在中國內部已經形成的危險事態而言，長期與美國的曖昧關系以及特定的中國國內政治選擇，已經使中國內部產生了危險的美國利益代言人和第五縱隊，而這一切給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甚至要比美國從外部對中國施加的軍事壓力更危險;這是政治中的老生常談“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而一旦中美之間外部軍事和安全對抗加劇，中國勢必在內部預先清除美國在中國國內的利益集團和第五縱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美之間保持適當的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的對抗，對中國國內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的矯枉過正以及中國社會政治凝聚力的恢復，都有莫大的好處。

　　因此當中美趨向新的緊張周期過程中，我們勢必看到美國長期對中國滲透影響、數十年間在中國布局下的特洛伊木馬和第五縱隊，包括對中國信息網絡空間和社會公眾觀念的滲透，將在中美關系緊張過程中被壓抑和清洗。僅僅這一點的實現，就是中美外部安全和軍事緊張而事實上促進的中國國家安全的強化和進步;因此是美國在玩弄對中國戰爭邊緣戰略威懾時，對美國安全利益的自我打擊。美國從外部對中國進行的安全和軍事威脅，直接強化了中國內部清洗美國滲透和美國的第五縱隊，因此強化了中國對美的戰略優勢;這一點美國人將在與中國持續不斷的沖突過程、包括在南海危機的過程中，痛徹心扉地領教到——對中國的任何戰略和安全壓力，最終都是美國自我衰亡和和毀滅的一部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