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在烏克蘭危機的“蝴蝶效應”之下，俄美關系開始急速惡化。一方面，這表現為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和外交指責，以及俄羅斯強硬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美國借烏克蘭危機，試圖將俄羅斯這個“敵人”樹立為歐洲國家的標靶。本文作者指出，在上述背景下，由于中國受制于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加之中俄兩國的社會與政治生態皆遭到美國的抹黑和妖魔化，這為兩國保持和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奠定了基礎，也只有如此，中俄方能在當今世界錯綜復雜的大國關系中，以更平等的姿態去爭取利益和尊嚴。
2014年初至今，烏克蘭——這個原本談不上多起眼的國家——成為了全球討論焦點。2014年2月，烏克蘭人通過街頭顏色革命推翻了前總統亞努科維奇。隨后，劇情迅速展開并推向高潮：先是在俄羅斯軍事力量介入下，克里米亞公投宣布獨立并加入俄聯邦，烏克蘭東部武裝進而開始謀求以脫烏為目標的分離運動，以致烏克蘭內戰爆發。至今，這個國家的一切似乎都在失控，不止東部陷入間歇性戰亂狀態，而且在大國的相互爭奪中喪失了掌握自身命運的能力，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和炮灰。盡管沒有多少人真正關心烏克蘭自身何去何從，但發生在它身上的角逐卻客觀上牽動了冷戰后國際形勢的新一輪調整。烏克蘭危機的“蝴蝶效應”正助推著一場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長期較量與消耗，影響著大國間關系的重組。
烏克蘭危機背后的俄羅斯與西方世界
烏克蘭沖突的背后，不僅涉及基輔與東部地區的關系，也不只是俄烏矛盾的升級，更是俄美之間的較量。烏克蘭內戰不僅源于“二月革命”后上臺的親西方政府“選邊站”政策所導致的內部分裂，還是一場俄美代理人之爭。有證據表明俄美兩國都較深地介入到自“二月革命”以來的烏克蘭沖突。美國是“二月革命”的參與策劃者和內亂中基輔政權的外部支持力量;而克里米亞公投和烏東武裝的分離運動，背后都有俄羅斯的影響。俄羅斯為烏東民兵組織提供了武器裝備，普京也承認俄軍“志愿軍”進入烏東地區作戰。美國和北約已為烏克蘭政府軍提供不少武器裝備，北約“雇傭軍”也出現在烏克蘭政府軍部隊中。美國一邊訓練烏克蘭政府軍，另一邊計劃向烏克蘭派遣至少300名軍人。俄美在烏克蘭的沖突已逐漸從幕后走向臺前。不久前，奧巴馬承認美國對烏克蘭“二月革命”政權更迭存在政治介入，并正在考慮公開向烏克蘭提供致命性武器;而普京在最新的訪談中也承認克里米亞入俄是俄羅斯政府背后組織策劃。 烏克蘭問題是俄羅斯與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長期矛盾的引爆點，其危機背后是后冷戰時期美俄的歷史糾葛。脫離這一背景，我們很難深入理解烏克蘭沖突的角力點。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最初的十幾年中，熱切地希望融入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盡管葉利欽推行的全盤西化政策讓俄羅斯度過了不堪回首的十年慘淡光景，但普京前兩任期仍未放棄與西方建立親密關系的努力。在普京與小布什政府的蜜月期中，俄羅斯強力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略，將大量外交資源放在加強與西方的關系上。在一次北約演講中，他坦誠地表達了俄羅斯的想法：“我們從與世界的對抗中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俄羅斯正在重返文明國家的大家庭。她最需要的莫過于自己的意見被傾聽，自己的國家利益受到尊重。”
然而，一個外交和軍事具有完全自助能力的俄羅斯始終是美國的擔憂，對其勢力范圍輻射至周邊獨聯體國家，并成為主導力量，美國則更不能容忍，即便這并不會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國戰略界對冷戰的記憶及由此產生的對俄國的敵意與防范，使美國錯過了將俄羅斯納入到西方國際體系的機會。于是我們看到，美國不顧華約解散時對俄私下做出的“北約不東擴”承諾，一步步蠶食原蘇聯的空間和勢力范圍。東歐、波羅的海三國先后被納入歐盟和北約。小布什政府宣布單邊退出美俄《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進而在波蘭和捷克建立了覆蓋俄羅斯全境的反導和雷達監測系統，破壞了兩國之間的戰略核平衡。與此同時，令俄羅斯更不能容忍的是，美國試圖通過政治滲透和顏色革命的方式控制獨聯體國家的政權。2003年，美國扶持親西方的薩卡什維利通過“玫瑰革命”上臺;2004~2005年在烏克蘭如法炮制，助推了“橙色革命”支持尤先科主政。正處于實力恢復期的俄羅斯對美國上述進攻性戰略，更多采取了忍耐態度或溫和而富有節制的抗議與反制。但在普京政府和多數俄羅斯人看來，美國的行為完全漠視俄羅斯的安全關切和作為地區大國對其周邊的合理訴求，不斷得寸進尺地擠壓和削弱俄羅斯生存和發展的戰略空間。在這次烏克蘭沖突爆發前，俄美關系的戰略信任的基礎早已在這些年的消磨中滿目蒼夷。
烏克蘭事件成為俄美關系急速惡化的導火索，使俄羅斯對美國在周邊的攻勢由溫和抵制變為強硬反擊，因為美國在兩個維度上挑戰了普京政府的戰略底線。首先，俄羅斯不能坐視西方控制其周邊的戰略緩沖地帶的政局，使北約東擴到獨聯體國家威脅其邊境安全成為可能，尤其不能給美國任何機會將烏克蘭打造為遏制俄羅斯的軍事橋頭堡。盡管“二月革命”的表面起因是亞努科維奇阻礙了烏克蘭加入歐盟的步伐，歐盟和北約不能簡單混同，且烏克蘭有不結盟的國內立法，但俄美戰略信任的缺失和此前東歐和波羅的海三國(以及尚未成功的格魯吉亞)被納入西方體系的歷史經驗，俄羅斯對烏克蘭被納入北約的安全焦慮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烏克蘭政府一旦全面倒向西方成為美國的“傀儡”，便再難以獨立地決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其次，在普京政府看來，美國通過助推顏色革命，急切地要將烏克蘭納進歐盟，是為破壞俄羅斯主導的“歐亞聯盟”。“歐亞聯盟”是普京第三任期的重要承諾，希望借此實現獨聯體國家的市場一體化和資源整合，重塑俄羅斯的地區大國地位，而擁有4500萬人口和良好制造業基礎的烏克蘭是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美國和西方將“歐亞聯盟”計劃視為俄羅斯重新構造蘇俄帝國野心的體現，美國的全球霸權不能容納俄羅斯不肯放棄的地區大國夢想。這也是美俄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西方世界將俄羅斯軍事介入烏克蘭描述為侵略性擴張，但在俄羅斯看來，這是國家面臨安全威脅和作為地區大國在其戰略緩沖區被抵近侵入時的防御性絕地反擊。普京政府用狠決的反制措施回應了西方經濟制裁、制定了新的軍事準則重新界定國家安全威脅、宣布停止執行《歐洲常規力量條約》，甚至拋出了“俄羅斯是核大國”的威懾，這無一不在展示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戰略意志。在克里米亞和烏東問題上，大多數俄羅斯民眾站在普京一邊，認為其選擇維護了國家核心的安全和利益，愿與政府共渡西方制裁的難關。在民族情感強烈的俄羅斯人看來，美國對烏克蘭的干預、對俄烏關系的離間以及對削弱俄羅斯的惡意是不可原諒的。根據最新民調結果，普京在俄羅斯國內的支持率已經上升到88%，而美國成為俄羅斯人心中的頭號敵國，這充分顯示了普京政府戰略決心的社會基礎。普京政府和俄羅斯社會似乎做好了應對或者說忍耐西方長期制裁的心理準備。從美國的角度，它不希望烏克蘭危機順利緩和，更不愿依照對俄羅斯有利的政治安排解決。美國需要用烏克蘭這顆棋牽制俄羅斯，制造并推動俄歐之間的矛盾，利用歐洲削弱俄羅斯的實力，令俄歐互相對立和消耗。烏克蘭沖突令北約與俄羅斯的關系從冷戰后的合作變為對抗。在2014年9月4日的北約峰會上，俄羅斯自冷戰結束以來，首次被明確認定為北約的“對手”;俄羅斯隨后修改軍事準則，將北約和美國列為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克里米亞事件和烏克蘭危機使俄美之間本已十分脆弱的戰略互信進一步崩潰，這種狀況在短期內不大可能出現實質變化。
烏克蘭沖突同時引發了俄歐和美歐關系的微妙變化。從美國成功以馬航MH17事件為契機迫使歐洲、日本和澳大利亞對俄羅斯進行嚴厲制裁可以看出，在大國關系上，歐洲沒有能力改變或影響美國的決策，美國依然保持著令其西方盟友“選邊站”的能力。普京多年來一直將歐洲作為其外交重中之重，特別在普京--施羅德--希拉克三駕馬車年代與德國和法國建立了國際事務中的默契合作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小布什的全球單邊霸權政策。這種良好的互動一直延續到與德法現任領導人默克爾和奧朗德的私人關系上。但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后，軍事缺乏自主能力和以大西洋聯盟大局為戰略首位的歐盟選擇了配合美國利益的對俄政策，盡管這其中存有無奈和不滿。
然而，烏克蘭危機不足以動搖俄歐的基本關系。俄歐之間沒有結構性政治矛盾，相反經濟聯系十分緊密。西方對俄羅斯制裁導致的經濟損失主要由歐盟國家擔負，如今多數歐盟國家不希望在制裁中消耗自身。歐盟國家為烏克蘭沖突已損失幾百億美元，這對于已持續停滯兩年的歐洲經濟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如今希臘和宗教極端主義問題是困擾歐洲的主要問題，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主要歐洲國家都不愿背負烏克蘭這一包袱，更不愿為此與俄羅斯對抗。俄羅斯利用了歐盟內部對俄烏問題的分歧謀求與歐洲國家關系的緩和，對其內部進行分化，制造了這些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矛盾。通過烏克蘭危機，美國成功地在歐洲樹立了俄羅斯這個“敵人”作為靶子，加強了歐盟國家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但美歐之間的信任關系卻在向相反方向發展，因為美國在試圖削弱俄羅斯的同時，歐洲的實力和地位也同時遭到弱化。
烏克蘭危機對中俄關系和美國亞太政策的影響
我們把目光離開如今處于準冷戰狀態的歐洲，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和美俄關系的惡化，是否會影響美國的亞太及對華戰略的定位呢?有觀點認為，如果烏克蘭沖突陷入長期拉鋸，美國有可能調整目前以遏制中國為主的“重返亞洲”戰略。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從現實政治角度，中美基于實力對比變化的結構性矛盾，更重于美俄之間的戰略性矛盾。美俄矛盾的加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國戰略界對俄國的冷戰思維慣性，和普京政府對周邊地緣緩沖帶的安全過于敏感所致。但是，中美之間卻不存在戰略意圖的誤判，實力不斷上升的中國試圖尋求與此相應的國際地位，希望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秩序，而這正是美國所擔憂和不能接受的。因此，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對華遏制政策和在歐洲繼續削弱俄羅斯的政策將并行。盡管美俄關系惡化后，美國對中國表現出相對溫和的外交姿態，去年APEC會議期間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并邀請習近平主席今年對美國進行國事回訪，但亞太地區仍是美國的戰略重心。2014年以來，美國在澳大利亞軍事基地增加一倍駐軍，向亞太派遣第二艘航母戰斗群，最先進的P-8A海神反潛機進駐菲律賓并在南海上空巡邏，幫助訓練菲律賓軍隊，試圖在韓國建立反導和雷達系統，介入香港“占中”運動，公開阻撓韓國和澳大利亞申請參加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顯示美國沒有調整其“重返亞太”的戰略。
為避免在戰略重點地區主導權被削弱，美國在亞洲盡力防止中日形成合作，在歐洲則努力阻止俄羅斯和歐盟達成戰略和解與互信。相對實力衰落的美國正在推動主流國際社會和區域大國與中俄的對立，以此維持自己在亞太和歐洲主導權的合法性，而這種狀態對地區合作與發展是破壞而非建設性的。此外，蘇聯解體后，美國主導的北約繼續東擴，不斷蠶食俄羅斯在后蘇聯時代的戰略空間，直至沖突爆發在俄羅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俄烏邊境防線上。這也是在警示中國，美國在處理具有安全自助能力的大國關系時，具有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地緣政治思維，無論這種思路體現為以軍事為主的硬制衡，還是以國際經濟規則為主的軟制衡。中俄與美國主導的集團政治國際生態之間的矛盾成為了兩國戰略協作的重要基礎之一。
除了來自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壓力，對西方相似的情感也是中俄兩國走近的原因之一。兩國都曾經希望并努力使自己被主流國際社會所認可和平等接納，但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無法寬容地理解與自己有類似大國訴求的民族國家所持有的不同想法，不能容納大國立足自身特點的發展模式及管理社會的方式。美歐習慣于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和非友即敵的思維方式去看待中俄兩國，常年以人權等名義干涉兩國內政，利用國際話語權的優勢對中俄社會和政治高層進行各種抹黑和妖魔化。民主轉型中的俄羅斯雖然存在自身的問題，但其社會基本價值觀和政治制度與西方并沒有本質分歧，而美國和西方世界仍出于對普京強人式統治的不滿不喜，在其內部扶持反對勢力。相比而言，中俄兩國雖然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不同，但卻形成了相互尊重、平等獨立的大國互動關系。中俄關系這種性質不同于美國與其歐洲、日本盟友的不對等關系，兩國之間沒有強加于人和指手畫腳，而是尊重彼此自主意識、顧及對方作為大國的地緣核心利益，在大節上相互倚重的協作伙伴。同時，如今的中俄關系也異于上個世紀50年代建立在意識形態“情誼”之上的中蘇從屬關系，而是基于正常國家的戰略利益考量的平等互助關系。 中俄保持和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是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的大勢所趨和努力方向。這不只是應對美國看待大國關系冷戰思維和長期面對西方世界傲慢與偏見的“抱團取暖”，同時也合乎中俄兩國自身的現實和長遠利益。中俄戰略協作和利益合作關系是長期性和結構性的，具有內在基礎。烏克蘭危機只是促進中俄關系的催化劑，它減輕了俄羅斯國內對中俄合作的阻力，不是改變兩國高層想法的轉折性事件。普京第二任期就有借中國崛起之東風來振興俄羅斯的戰略思路，但其國內阻力大，中俄之間的戰略互信亦未水到渠成。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后首訪俄羅斯，兩位領導人在對世界大勢的看法和個人脾性上十分投緣，深化中俄戰略協作在兩國高層達成共識和互信。此后在中俄兩國高層罕見的高頻次會面和緊密溝通下，中俄戰略協作關系快速推進。盡管中俄關系深化的障礙客觀存在，兩國民間的信任也有待加強，但烏克蘭危機爆發后，俄羅斯的東向戰略與中國的西進戰略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交集。
從現實經濟角度看，首先，烏克蘭危機和西方制裁可能帶來全球能源格局的變化，俄能源出口市場的布局開始向亞洲轉移。對于能源需求巨大、謀求多種渠道分散風險的中國而言，其需要抓住這一機遇。目前中國已與俄羅斯簽下十幾年來談判舉步維艱的天然氣協議。其次，西方的制裁將迫使俄羅斯在金融領域與中國形成越來越深的相互依賴關系。如今，俄羅斯商業大亨已開始改持銀聯卡，陸續將更多美元兌換為港幣，存放在中國香港的中資銀行，而中俄雙邊貿易、投資和借貸中開始提高本幣結算規模，俄羅斯接受人民幣支付的范圍正在擴大，這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將產生重要影響。再次，西方制裁令普京政府開始在經濟戰略上促進俄羅斯市場的多元化，對歐洲的經濟反制涉及農產品市場的大規模轉移，并可能繼續擴展到工業產品領域，中俄經貿合作也由此將迅速擴大并深入到高鐵建設、農業、軍事技術、衛星導航系統、港口、物流、IT產業、制造業、核電等諸多領域。
由于中俄之間還具有超越經濟利益的共同戰略訴求，因此兩國關系越來越不止于純經濟層面的互利共贏和務實合作，過去基于短期相互利用的一次性“投桃報李”的互動模式發生改變，正在形成具有互信基礎的長期戰略協作關系，這在兩國去年簽署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新階段聯合聲明》中得以凸顯。中俄兩國分別在東亞和歐洲面臨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的合力夾擊，東海、南海和烏克蘭只是具體的角力點和表象。其背后的核心問題在于，同樣作為具有悠久歷史和文明傳統的軍事自助大國，中俄兩國都不能接受按照美國和西方世界設定的道路決定自身的對內事務和對外政策，因此需要對于美國軍事同盟體系和由此形成的政治集團化國際生態進行反制，為文化傳統和文明的多元性搏得生存和發展空間。
從防御性角度，中俄的戰略互助可以在彼此面對西方國家的現實和輿論壓力，或與美國主導的政治集團進行博弈時，給予對方一定支持、聲援，至少起到政治平衡作用，避免自己在大國關系中陷入孤立。在烏克蘭危機中，中國官方一直在努力推動俄烏關系和烏克蘭局勢的緩解。在西方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政治孤立和輿論打壓時，中國始終態度鮮明地反對這種集團政治圍剿，并給予俄羅斯以強有力的支持。在香港“占中”運動中，俄羅斯媒體是大國媒體中唯一發出聲援中國聲音的官方媒體。未來中國在臺灣、南海和釣魚島問題上可能在國際社會面臨類似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困境，也需要擁有大國層面的伙伴。
從積極作為的角度，我們看到，相對實力衰落的美國已經逐漸喪失為世界和地區繁榮提供更多建設性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愿。美國利用南海、釣魚島和烏克蘭等問題在亞洲和歐洲助推了爭端，在中東、西亞、北非引爆了“阿拉伯之春”系列革命，事后卻都不愿承擔相應的責任。那么，在一個美國四處干預卻又不能解決問題以致亂象叢生的時代，在一個大國互相猜疑、牽制，地區一體化進程由此受阻的時期，中俄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能夠成為建設性的力量，去改變對自身和新興市場國家不利的既有國際秩序?這要求兩國的合作不僅限于雙邊，而且需要進一步團結印度、巴西、南非等區域大國，在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國家合作機制下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在上合、亞太經合、亞信、亞歐會議等多邊合作組織中全面深化協作關系。如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牽頭成立了亞投行，成為日美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替代性選擇，并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經濟體簽訂雙邊貨幣協議進行人民幣直接支付，作為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國的俄羅斯已經開始著手推動石油的去美元化進程，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也啟動在即，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將繼續松動。與此同時，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計劃與俄羅斯正在推進中的“歐亞經濟聯盟”也正在建立合作對接點，兩國在這一問題上已基本達成戰略互信。一切都只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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