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當代的日本毛澤東研究
日本是全球中國研究成果最多的國家。他們對中國的關注，以深細、廣泛、系統、執著見長。認識日本的毛澤東研究，需要在中日關系史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大框架下進行。全球格局、地緣政治以及日本國內政局的走向，也是觀察日本毛澤東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冷戰結束前后，隨著世界兩大陣營的此消彼長，日本的毛澤東研究開始呈現淡化和弱化趨勢，但依然是全球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宗。從整體趨勢看，左翼思潮不再占主流，相關研究人員、研究機構即使是在左翼思想依然延續的情況下，也逐漸被淹沒在所謂“純學術”的學院式研究風氣之中。同時，由于中國國內大量有關毛澤東的原始文獻被披露，相關研究不斷深化與細化，日本原有左翼科研機構在冷戰時期所獨有的科研優勢不復存在。因此，原有的左翼樣態研究，不再獨占鰲頭，而是成為眾多中國研究的分支。特別是近年來，右翼學者與左翼學者的對立日益凸顯，對左翼不無削弱作用。右翼學者不僅在政治上反動，而且在學統上背離日本學界一向崇尚的嚴謹求實學風。他們的所謂毛澤東研究，“以論代史”，別有用心，主觀性極強，已經稱不上是“學術”。2013年，日本著名的左翼毛澤東研究專家竹內實先生去世，或許可以看作日本毛澤東研究由左翼思潮占主流向非左翼凸顯轉型完成的一個標志。如何突破現有的局促格局，走向振興，是擺在日本左翼學者面前的最大挑戰。
不過，無論左翼抑或右翼，或者中間派學者，他們有一個基本共識，即毛澤東雖已去世三十多年，但毛澤東依然是解讀當代中國的核心要素。因此，日本的毛澤東研究成果，在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依然是數量最多的。2009年，時值新中國成立60周年，在日本國會圖書館以關鍵詞“中國”檢索到的圖書有3783件，期刊文章有8370件;而以“毛澤東”為關鍵詞檢索到的圖書則為24件，報刊文章36件。2013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中國”研究圖書1894件、報刊文章6563件，“毛澤東”研究的圖書和文章則分別為16件、27件。很明顯，相比之下，關鍵詞“毛澤東”的研究的確不多。此外，以關鍵詞“毛澤東”檢索到的圖書和報刊文章，2010年為33件、24件;2011年為29件、18件;2012年為25件、24件。然而，通過對這些信息的分析，仍可以看出2009年以來日本研究毛澤東的一些新走向與新變化。
二、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及代表人物
傳統的研究機構、學術團體仍舊是研究重鎮，但與現實的聯系更加緊密，關注對象更加寬泛，更加關注新中國成立后的毛澤東，力圖在新的形勢下有所作為，發出聲音。近年來較活躍的學術團體，首先要提到的仍舊是1951年成立的日本現代中國學會，主辦刊物《現代中國》，現有會員約700人。現代中國學會繼2007年以“重審‘毛澤東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再認識”為題的年會報告之后，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2009年，召開了國際研討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中國的成就與未來走向”。根據這兩次年會的主題論文等成果，2009年出版了論文集《新中國的60年——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的連續與不連續》(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編：《新中國的60年——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的連續與不連續》，東京：創土社，2009年)，共收論文12篇，集中反映了當代日本毛澤東研究的基本狀況。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近藤邦康、首都大學教授奧村哲、愛知大學教授砂山幸雄等，處于不同學術背景和立場的作者分別從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化等方面就毛澤東與新中國的關系(貢獻和失誤、正負面影響)進行了整體梳理評價，觀點主張不盡相同，甚至相悖，但是相關研究的代表作品，反映了當代日本學者對新中國60年間各種社會思想理論動態的捕捉情況。
其次，1946年成立的中國研究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日本成立的第一家專門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學術機構，主辦刊物《中國研究月報》。這個刊物近期的毛澤東研究特點，是通過刊登與毛澤東有關的書評，對現有研究進行回應，表明作者的觀點。刊登有慶應大學教授高橋伸夫為學習院女子大學講師金野純的專著《中國社會與大眾動員——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權力與民眾》(金野純的專著從社會學角度考察《中國社會與大眾動員——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權力與民眾》，受到極高的關注，另有多篇書評分別刊登在《現代中國》《歷史評論》《社會經濟史學》《亞洲經濟》等日本學界的重要刊物上，書評者從地方史、革命史等角度進行了評介)寫的書評(2009年第4期)，東京大學教授代田智明為明治大學教授丸川哲史專著《魯迅與毛澤東：中國革命與現代性》寫的書評(2010年第10期)，神奈川大學終身教授小林一美為馮克·迪克特專著《毛澤東的大饑荒》以及楊繼繩著作《毛澤東：大躍進秘錄》兩本書寫的書評(2012年第6期)等。由于該研究所的學術聲譽甚高，所以這些書評頗有代表性，很值得關注。
此外，一些學術研究雜志及大學的學刊，也是毛澤東研究成果的重要發表平臺。如：《久留米大學法學》刊發小竹一彰《關于毛澤東論人民內部矛盾初期版》(2013年第68號)的文本考察、廣島哲學會編《哲學》上刊發溝本章治論文《從朱子哲學看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2012年第64卷)、《佛教大學大學院紀要》刊發土田秀明論文《關于毛澤東〈矛盾論〉構想的考察——以毛澤東的抗日戰爭觀為中心》(2009年第37期)、《東洋大學大學院紀要》刊登土田秀明論文《對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批注的一個考察：楊昌濟與毛澤東的初期思想》(2012年第49卷)、歷史科學協議會主辦《歷史評論》刊發和歌山大學教授三品英憲論文《毛澤東時期中國的統治正當性邏輯與社會》(2012年第746期)、《明治大學教養論集》刊發石井知章論文《K.A.魏特夫的中國革命論(其二)：毛澤東的抬頭與第二次統一戰線之形成與崩潰》(上、下)(2011年總第467期;2011年總第472期)，等等。總體看，對毛澤東經典論文的研究仍受日本學者關注，且上述研究承襲了日本學界的好傳統，大都扎實、嚴謹，力求論有所據，雖然水平不一，有些觀點可商榷，但確是相關研究的主脈與骨干。新成立的當代中國研究基地引人注目，在把毛澤東研究推向系統化、深入化、國際化方面有望取得成效，反映了新的動向。2007年啟動的基地聯合項目“當代中國地區研究”，至2013年已匯集了以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慶應大學、東京大學等8個研究基地的中國研究力量，通過人員整合、資源共享而創建網絡型學術組織。各基地實行五年計劃、通過立項開展專題研究，目的是為實現“當代中國學”研究系統化，并培養年輕的研究人員。2009年創辦了中文年刊《日本當代中國研究》，以此向海外推出能代表日本中國研究的最新優秀成果。從各基地的立項情況看，毛澤東研究作為近現當代中國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受到重視。例如，近年來在中國頗為走紅的京都大學共同研究組負責人石川禎浩就于2010年4月23日，在《當代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項目啟動會議上，“以毛澤東未公開著作集為例”作了報告(http://www.zinbun.kyoto-u.ac.jp/~rcmcc/group107-gb.htm)。這批年輕學者與曾經的左翼學者界限明顯，他們多受美歐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影響，創新意識強，急于建構話語模式，也有一定的學術功力。
在日中國學者開始進入學界主流，已經具有一定的話語聲音，但有分化趨向。居日中國學人在各種學術交流平臺上拋頭露面已屢見不鮮，他們的學術發言權也不斷提升，甚至占據重要位置。上文介紹的研究機構、學術團體以及基地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的研究成果。早稻田大學教授劉杰擔任《日本當代中國研究》編委，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編《新中國的60年——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的連續與不連續》收入有中國學者、日本神戶大學教授(回國后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季衛東論文《作為中國式抵抗權思想的當代毛澤東》、日本桃山學院大學副教授唐成論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成果》等，可以說明日本學界日益看重這些在日中國學人的成果。這些學者，熟悉中國和日本的國情，了解雙方的學術話語特性，與兩國本土學者在研究視角和觀點上均有所區別。但是，他們相互之間的立場觀點也歧異明顯，其中甚至有人完全接受并運用西方的研究理念，有失公正客觀。特別是由于出身背景、生存壓力等原因，他們還無法左右話語權。
三、研究方法上的幾個特征
1.重視史料的傳統仍然強勁，在史料發掘上不遺余力
以已故京都大學終身教授竹內實主持編輯的《毛澤東集》(竹內實主編：《毛澤東集》，東京：北望社，1970年-1972年)和《毛澤東集補卷》(竹內實主編：《毛澤東集補卷》，東京：蒼蒼社，1983年-1986年)為標志的日本毛澤東文獻搜集編纂的傳統和成就廣為人知。至今，日本學者依然承襲此風，以此為能。但相關工作顯然難度空前，因此有關成果只能是補苴罅漏，如覓古董。當然，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2010年9月，橫濱國立大學終身教授村田忠禧在西藏博物館發現一封毛澤東1954年4月10日寫給達賴喇嘛的信，在當時公開出版的文獻中尚未收錄。他就此進行了考證，建議進一步公開史料(村田忠禧：《關于在西藏博物館發現的毛澤東寫給達賴喇嘛的信》，在日華人教授會議、NPO中日學術交流中心編：《東亞論壇》2011年總第7期)。中央大學教授齋藤道彥披露并考證了一篇題為《反對統一》、發表于1920年10月10日上海《時事新報》、署名“毛澤東”的文章，指出這篇文章在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毛澤東集補卷》以及長沙《大公報》均未見到(齋藤道彥：《關于毛澤東的〈反對統一〉》，《中央大學論集》2012年總第33期)。2004年6月，《文藝春秋》雜志公開了一橋大學教授加藤哲郎發現的毛澤東寫給日本共產黨原領導人野坂參三(曾用名“岡野進”、“林哲”)的兩封親筆信后，2010年，慶應大學教授寺出道雄等人重新解讀其中毛澤東于1945年5月28日寫的一封信，分析毛澤東在寫信時對戰爭結束后的中美、中日關系的構想(寺出道雄、徐一睿：《毛澤東給野坂參三的信》，《三田學會雜志》2011年第2期)。立命館大學教授北村稔以一份當時任南斯拉夫《政治報》駐北京記者于1966年8月至12月間發表的報道為基礎，“嘗試著對‘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1966年8月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鄧小平之間展開的權力斗爭的核心部分進行探討”(北村稔：《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立命館文學》2010年總第619期)。觀點姑且不論，但這些還是反映了日本學者對史料發掘的精細精神，這是他們的特長。
2.重視外來的作品，力圖給出自己的評價，但在評價過程中，泥沙俱下，不免偏頗
頗受日本學者關注的外來翻譯書籍，主要有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合著《毛澤東最后的革命》(朝倉和子譯，東京：青燈社，2009年)、菲利普·肖特《毛澤東傳》(山形浩生等譯，東京：白水社，2010年)、馮克·迪克特《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川治子譯，東京：草思社，2011年)、楊繼繩《毛澤東：大躍進秘錄》(原著名《墓碑》，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8年。日文版是中文版的縮寫，內容約為原文的70%)(伊藤正等譯，東京：文藝春秋，2012年)，賈帕斯·貝克《餓鬼)》(川勝貴美等譯，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年)、錢理群《毛澤東與中國》(原著名《毛澤東時代和后毛澤東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羽根次郎等譯，東京：青土社，2012年)、李銳《中國共產黨私史》(原著名《李銳新政見：何時憲政大開張》，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9年)(小島晉治編譯，東京：巖波書店，2013年)等。這些翻譯出版的著作，或自稱涉獵中國各省的秘密文件，或聲稱進行過縝密的調查采訪，或反映美國漢學界的成果，因此頗受日本學界關注。日文版一問世，就有專家紛紛撰寫書評大力推薦。其實，這些著作可議之處甚多，其中三位中國作者的作品，并未被中國主流學界接受。但是，由于這些著作具有所謂的“震撼力”，揭露了不少所謂的“歷史真相”，不免流走一時。相反，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主流研究中取得的很多重大成果，卻在日本社會和學界沒有引起什么反響。這表明，日本的毛澤東研究，浸淫于西方漢學的整體環境之中，很大程度上與出賣所謂學術噱頭糾纏在一起，這是許多正直的日本學者所看不慣的。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點不可否認，正如一橋大學大學院研究員阿部干雄所指出的，一些日本學者“單純照抄西方的價值觀”，“他們的中國大陸觀完全是劃一的，把中國看作‘(壓抑的)一黨專政’‘沒有報道自由’‘缺乏民主’”的國家(阿部干雄：《中國革命結束了嗎?——評丸川哲史著〈魯迅與毛澤東：中國革命與現代性〉》，《情況：為了變革的綜合雜志第三期》2010年第7期)。而如果僅從這種角度來挑選中國存在的問題進行翻譯介紹，當然會背離科學精神。由于日本一貫有重視“情報”的傳統，所以引進外來作品，今后依然會源源不絕，因此，甄別真相，將繼續成為正直的學者的研究課題。
3.重視實證研究，追蹤歷史細節，有碎片化傾向，難免出現誤區
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學術界對中國大陸主流學術成果持懷疑態度，這絲毫不奇怪，但是，他們由此而對來自中國主流學者的客觀研究成果介紹不足，則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他們自身以及來自西方的一些著作和論文，往往過分聚焦于歷史細節，被細節遮蔽雙眼，從而忽略了時代背景以及其他宏觀因素的考察，偏離歷史主義的研究原則，最終得出脫離歷史語境的結論。更有人戴著有色眼鏡看毛澤東，在科學研究的幌子下，試圖達到污蔑、抹黑毛澤東的目的。而這種作品，在日本學術界持續受到一些人的關注，甚至成為研究的基礎材料。例如，小倉正昭以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新莊哲夫譯，東京：文藝春秋，1994年)為依據，考察毛澤東在整風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所謂權力斗爭中反映出的思想、人格和政治理想(小倉正昭的這一專題論文共7篇，2012年開始發表，匯總于2013年度《鈴鹿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紀要》第46卷)，就不屬于“論從史出”，而是主題先行。還有人依據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土屋京子譯，東京：講壇社，2005年)，摘錄出題為《毛澤東的戰略與人生》的文章，試圖將毛澤東丑化為極端個人主義、極具謀略、殘忍、欺騙的人物(高田常信：《毛澤東的戰略與人生》，《德島文理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年報》2010年總第26期)。其實，李志綏、張戎的書早就廣受批駁，以此類出版物做研究依據，除了表明作者的政治偏見與立場，已經與學術研究多有距離。
當然，對這類書籍，公正的日本學者進行了堅決抵制與駁斥。如橫濱國立大學終身教授村田忠禧、橫濱市立大學終身教授矢吹晉，均有專文發布，本文不再重復(村田忠禧針對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翻譯了林克等著《歷史的真實》(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日文書名為《〈毛澤東的私生活〉的真相》(東京：蒼蒼社，1997年)。矢吹晉批駁張戎等《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書評最先發表在日本21世紀中國綜研編《中國情報源》(東京：蒼蒼社，2006年)，后收入他的論文集《中國政治經濟的虛實》(東京：日經BP社，2007年，第8-61頁)。中文版可參見鄭萍編譯《矢吹晉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及其在日本的反響》，http://www25.big.jp/~yabuki/2007/maoshuping-gb0710.pdf)。值得一提的是，小倉正昭從中國傳統的“對”的思想角度考察毛澤東的思維及行為模式、丸田孝志關于毛澤東圖像的研究(丸田孝志：《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的權力與毛澤東圖像》，丸田孝志：《革命的儀禮》，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第177-213頁)，在研究視角上頗有特點。
四、研究內容上的若干熱點問題
近年來，日本學者的毛澤東研究與美歐以及中國同行的研究具有很強的同步性。如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毛澤東時代的重新審視、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執政邏輯的質疑、對中國共產黨以及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毛澤東在海外的影響、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思想的關系、關于毛澤東經典著作的研究、青年毛澤東思想形成的研究等，都是近期毛澤東研究中關注較多的課題。當然，對于那些有待加強和深入探討的問題，日本和西方學者之間更容易具備共同的意識，更容易對話。但另一方面，即便日本學者之間，他們的學術背景、基本立場、研究方法、表述方式也不盡相同，有時還會大相徑庭。我們既要看到他們之間的同一性，也要看到其歧異性。
1.關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
自從中國開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以來，如何認識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就成為日本學者關注的問題。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到來之際，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更是成為一個熱點。日本現代中國學會從2006年開始，對新中國的歷史進行全面探討，于2009年編輯出版《新中國的60年——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的連續與不連續》(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編：《新中國的60年——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的連續與不連續》，東京：創土社，2009年。東京成德大學阿南友亮、東京大學加島潤等人發表在《現代中國》2010年總第84號上的書評也很有參考價值)。該書分為“再論毛澤東時代”、“再論鄧小平時代”、“在胡錦濤時代復活的毛澤東”、“世界史中的中國”四個部分，對所謂毛澤東時代以及后毛澤東時代進行了專題研討。相對于許多人把中國改革開放前后時期割斷、分別看待的看法，本書更多地闡述了毛澤東時代與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之間的多種意義上的連續關系。
例如，從政治學與社會學相互結合的角度，學習院女子大學講師金野純的《“文革”時期民眾的集體行為》、立命館大學教授宇野木洋《從作為問題的近代看“毛鄧”時代——關于后“文革”時期文化批評領域的預備考察》、首都大學教授奧村哲的《冷戰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作為歷史的毛澤東時代》，歸納起來看，不論觀點如何，他們把毛澤東時代進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階級斗爭”、“群眾運動”等，看作實現社會主義體制的方法;其結果，對于促進國內民眾的均質化，加強一體性、凝聚性，形成新中國的“近代國民性”發揮了作用。在他們梳理下的新中國的60年，就是不間斷地培養近代國民的過程。另外，從法學角度，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兼任神戶大學教授)季衛東的論文《作為中國式抵抗權思想的當代毛澤東》梳理了毛澤東時代“造反有理”命題的提出動機、邏輯內涵以及社會意義，認為這個命題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時代，在實行政治經濟法治改革中將被賦予新的內涵和形式得以揚棄，而“新的毛澤東形象”則被作為一種民眾的“抵抗權的符號”存在。這些論文，立足于民族國家認同的視角，引入集體記憶、社會結構的方法，顯得很有創新性，也有啟發。
關于改革開放前的經濟成就，學術界原本存在“是否瀕臨崩潰”的爭論。桃山學院大學副教授、在日中國學人唐成《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成果——以國民經濟水準為焦點》，對包括消費、教育、衛生在內的人民生活水平進行了國內、國際的縱向和橫向比較，做出了肯定性評價，與一些認為毛澤東時代經濟幾近崩潰的意見不同。唐成認為，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成果為基礎，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是無法實現的。東京大學加島潤在對唐成論文的評論中提出，在肯定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的“正的遺產”的同時，也要考慮無效率的制度和組織等“負的遺產”(加島潤：《書評：新中國的60年——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的連續與不連續》，《現代中國》2010年總第84號)。不過，毛澤東時代在經濟上存在“正的遺產”，二人并無分歧，而這種觀點，之前早有日本學者指出，但唐成的文章仍很值得關注。
此外，有學者對“1978年”這個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歷史上的轉折點的意義進行了重新探討。愛知大學教授砂山幸雄的論文《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指出，從思想文化史角度看，“1978年”的轉折不僅僅停留在“脫離文革”一點上，當時的“解放思想”表現出多樣的方向性、可能性，但這些在之后的歷史過程中逐漸被單線條的“改革開放”思想所壓倒。另外，針對通常把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看作劃分改革開放轉折時期的通行看法，神戶大學教授加藤弘之《改革開放的開始與結束》從引進市場經濟的角度考察，還指出實際上改革開放早于此前已經有局部性的起步，而之后在某些方面也出現過阻撓改革開放的情況。這篇文章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改革開放因素，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加藤的文章把中國的改革開放說成是向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過渡，屬于西方學者的基本觀點，但他充分肯定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功。
2.關于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和現代性的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敘事模式出現了爭論。與革命史觀相對應，出現了包括現代化模式的多樣化的研究主張。盡管早有日本學者采用這種敘事模式，但中國學界的變化，還是對日本的中國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2010年-2011年出版的《新編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共7卷)(野村浩一等編，東京：巖波書店)就反映了這一新的研究動向。該書關注“文明”“近代”“革命”三個支點，翻譯整理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相關資料約300篇，包括毛澤東起自《民眾的大聯合》、截至《關于“三反”“五反”的斗爭》的文稿和談話共20余篇。這些文獻中既有革命文獻，還有從國民統合、學術、女性等視角收編的文章，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今日本學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基本立場。
《新中國的60年》所收論文也可以看出。日本學者關于毛澤東與中國革命和現代性的研究，繞不開已故著名評論家竹內好的觀點。東京大學終身教授近藤邦康表明，自己從“中國近代與毛澤東”視角研究毛澤東時，就是以竹內好的毛澤東研究為基礎的(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編：《新中國的60年——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的連續與不連續》，東京：創土社，2009年，第9頁)。竹內好于1951年發表論文《毛澤東評傳》認為，作為后發達地區，東方的近代化是在對西方的抵抗中展開的，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最終取得革命勝利，在經歷了1927年-1930年間在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后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從此，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合為一體，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主義成為同義詞，這是“純粹毛澤東”，或稱“原始毛澤東”(竹內好：《毛澤東評傳》，《中央公論》1951年第4期)。對于竹內好的評價，子安宣邦進行了重新解讀，提出質疑。他認為：竹內好的毛澤東認知“過于文學性”，竹內好在“人民中國”成立之初對“毛澤東”形象進行的“驚人”表述，是因為“毛澤東”是竹內好對“近代日本”的自我否定而重構出的他者形象，是具有新的價值的、革命的、“中國式近代”的人格形象的肉體體現，竹內好把對于“人民中國”內在的抵抗與斗爭、生長與成熟的全部解讀，統統集中到“毛澤東”身上;但是，60年代以后，竹內好描畫出的“中國革命”“毛澤東”形象喪失了光芒，而其建構者竹內好也從此陷入了沉默(子安宣邦：《文學的、過于文學的“毛澤東”：讀竹內好〈毛澤東評傳〉》，《現代思想》2012年第11期)。
通過對文學家魯迅和政治家毛澤東進行比較研究，也是這個研究課題的一個切入點。明治大學副教授丸川哲史出版專著《魯迅與毛澤東：中國革命與現代性》(東京：以文社，2010年)，以魯迅和毛澤東的實踐活動為中心，把內戰、抗日、建國、“文革”、改革開放整個革命史看作中國特有的走向現代化的嘗試，分析了通過“革命”這種“殘酷的選擇”構筑起來的中國的現代性。作者認為，中國的現代性并非在作為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而獨立的過程中形成，而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領土割據的五四運動為起點形成的，“反帝”、“捍衛主權”、“黨”、“干部”、“整風”、“思想改造”這些不同于西方近代概念的關鍵詞，成為中國現代性特征的表述。一橋大學大學院研究員阿部干雄認為，丸川哲史的書是在當代沿用了竹內好的問題意識，即通過考察中國的現代性，來批判日本的現代性本身，是“作為方法的亞洲”(阿部干雄：《中國革命結束了嗎?——評丸川哲史著〈魯迅與毛澤東：中國革命與現代性〉》，《情況：為了變革的綜合雜志第三期》2010年第7期)。岡山大學終身教授巖間一雄的3篇連載論文《魯迅與毛澤東》指出，魯迅與毛澤東在對待中國革命問題時，在通過反封建、農民革命來推翻舊社會這些點上存在共同性，但在打破民眾的奴隸精神以形成自主自立的主體而采取的方法上卻存在“文學的方法”和“大眾的方法”之間的本質性區別(巖間一雄：《魯迅與毛澤東》，《人權21》2009年第6期、2009年第10期、2010年第2期)。
3.關于大躍進的探討
大躍進期間的自然條件、死亡人數和人為因素等，是學者爭論的熱點。日本學者關于這些問題的探討，主要通過翻譯出版外來的研究成果來體現。如迪克特《毛澤東的大饑荒》、貝克《餓鬼》以及楊繼繩《毛澤東：大躍進秘錄》等翻譯作品即是。針對這些著述，日本學者發表了多篇激烈的評論，從中可以讀出他們關注的問題。神奈川大學終身教授小林一美對迪克特和楊繼繩的書作了長篇評論，稱它們為“迄今為止的紀念碑式的著作”，認為它們“詳細介紹了檔案資料中的統計數據，具有很高的記錄價值。”對于大躍進中死亡人數，學界爭議很大，而評論者卻未置一詞。對于大躍進失敗的原因，小林一美特別指出，由于大多數的地方黨員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甚至包括毛澤東及中央干部的多數都對社會主義理論一知半解，而一般民眾文化水平低，因此，從黨員到干部都在宏大的空想之中，試圖依靠“暴力”來實現“共產主義”。針對日本學者對大躍進、大饑荒等敏感、難點問題上的研究成果不足的現狀，小林一美頗為不滿。他批評道：現在的日本學者缺乏學術探討的銳利精神，難以成就自身的獨立研究;他們有嗅著氣氛、避開對“危險、深刻的政治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的傾向;他們應該考慮自己的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考慮研究在國際上是否有前沿性(小林一美：《兩本巨著，追蹤毛澤東時代的悲劇，“餓死幾千萬人”的實態：楊繼繩〈毛澤東：大躍進秘錄〉、馮克·迪克特〈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研究月報》2012年第6期)。這種論調，既有對日本學者的鞭策，但字里行間，也具有某種意識形態的內涵。
4.關于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學者從不同角度關注這個問題。近藤邦康秉持他的一貫觀點，認為“抵抗外來的侵略，突破內在的束縛，發揮人民的力量，把國家獨立和人民革命相結合”是貫穿于作為革命者和建設者的毛澤東的思想中的根本思想，由此出發，毛澤東試圖通過“文化大革命”實現新世界，此中具有復雜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但其方法是“自我破壞性自我毀滅性”的(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編：《新中國的60年——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的連續與不連續》，東京：創土社，2009年，第5-32頁)。金野純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發生在一黨專政的極度政治化的生活世界里的各種變動的總稱,他把聚光燈對準政治社會學側面，認為這個時期民眾獨特的集體行為，不僅僅緣于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特征或毛澤東的個人性格等，而是社會結構、“被身體化的價值觀和行為樣式”、政治過程相互作用的表現。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群眾運動，“同時具有對政權的反叛和忠誠的相反向量”，在“反體制的同時，又宣誓忠誠于其頂峰的毛澤東”(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編：《新中國的60年——從毛澤東到胡錦濤的連續與不連續》，東京：創土社，2009年，第33-58頁)。
而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慶應大學教授大西廣則從社會經濟文化以及人的發展的角度展開對“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革命”的分析。大西廣在論文《毛澤東、文化革命與文化層次》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運動的貢獻。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不同經濟利益者之間的階級斗爭，如果從當時人的發展水平來看，毛澤東進行了合理的政策判斷。他指出，“人的發展內容和程度”是社會制度轉換的前提，“要變革社會，需要變革人自身”，因此，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是“文化的革命”。正因為毛澤東認識到了儒教思想和資本主義文化之間的連續性，因此他把文化革命的對象指向了“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二者，但由于當時人們的文化發展水平的限制，“文化革命”最終失敗。又由于“革命方式”也存在嚴重問題，最終變成了“非文化的”“文化革命”。從這個角度講，“盡管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的意圖正確，但時期過早，因此成為‘非文化的’”革命(大西廣：《毛澤東、文化革命與文化層次》，社會主義理論學會編：《資本主義的極限與社會主義》，東京：時潮社，2012年，第77-92頁)。日本的學術研究具有較大的寬容度，從大西廣的文章可知，即使“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敏感議題，在日本也不乏對之予以正面評價的學者。
或許在中國讀者看來，日本的整個中國研究，時常會給人怪怪的感覺，毛澤東研究也不例外。有時，他們會“幼稚”得可愛，有時又會“荒唐”得可笑。對個別歷史細節與碎片的“鉆研”，還會顯得笨拙。凡此，均與日本的歷史文化以及日語特有的表達方式密切相關，需要“他者”深邃地進入其語境才能通曉。令人欣慰的是，在右翼學者以及政治上別有用心的人之外，日本從不缺乏學養深厚、真誠正派的中國研究專家。他們刻苦鉆研、兢兢業業、立場公正、對華友好，是日本的中國研究隊伍中的健康力量。這一特征，在關于毛澤東的研究格局中表現得很明顯。在他們看來，“毛澤東是了不起的偉人”;毛澤東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值得全世界人民研究的(鄭萍：《日本學者的毛澤東研究：與村田忠禧教授對話》，金民卿、趙智奎主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報告No.6：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92-97頁);毛澤東是個說不完的話題，“毛澤東仍然是評價中國的非常重要的標準”(大西廣：《毛澤東、文化革命和文化層次》，社會主義理論學會編：《資本主義的極限與社會主義》，東京：時潮社，2012年，第91頁)。因此，他們對與毛澤東有關的文獻與成果，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與精力。盡管他們得出的一些結論，中國學者或許并不認可，但不可否認，他們的研究成果值得中國學者參考或借鑒。我們關注日本的毛澤東研究，也應該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這些學者身上。
參考文獻：
[1]村田忠禧：《毛澤東著作研究的回顧與今后的課題》，《晉陽學刊》2013年第6期。
[2]尚慶飛：《近年來國外毛澤東研究若干趨勢的分析與思考》，《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6期。
[3]程麻：《日本毛澤東研究的寬與深》(上、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7月13日、2010年7月20日。
[4]鄭萍：《冷戰后日本的毛澤東研究》，《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年第9期。
[5]周一平：《日版〈毛澤東集〉〈毛澤東集補卷〉校勘與研究》，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13年。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本文原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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