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鯤鵬按語：我在《虐囚、凌辱新兵、高自殺率現象背后的美軍文化》一文中指出，美軍文化的要義就是把士兵訓練成殺人機器。《紐約時報》今天發表的一篇文章可以印證，現轉載。】
我是美軍士兵，我這樣學會殺人
《紐約時報》 2015年02月28日 作者：蒂莫西·庫多
一
無線電另一端的聲音響起：“有兩個人在路邊挖土。我們可以向他們開槍嗎?”
這是2010年的一天半夜，我到阿富汗還不到一周，位置是在赫爾曼德省美軍活動區域的北部邊緣，而他們把這個問題提給了我。他們看到的這兩個男人是在灌溉農田呢，還是在路邊埋炸彈?來自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報告說看到他們在挖土，似乎帶著包裹。這里的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幾乎沒聽說過天黑后還看到有人外出。
我的最初反應是詢問上級指揮官。于是我環顧作戰中心的四周，尋找級別更高的軍官，結果看到的都是年輕的海軍陸戰隊士兵。他們回視我，看我將如何決定。
我想從上級那里獲得批準，做一件我向來視為邪惡的事情。由于沒有其他上級在場，我意識到，批準無線電另一端的海軍陸戰隊員扣動扳機，是我作為一名軍官的職責。
“動手，”我回答。這是我自小看的那些電影中的對白，但我的口氣里并沒有諷刺。我干脆利落地下令干掉這兩名男子。雖然希望另一端的隊員給我一個理由，讓我改變決定，但無線電傳來的唯一回答是“收到”，表示他們理解這個命令。槍聲大作，飛向小河的另一邊。我有些希望他們射偏了。但他們命中了目標，那兩名男子倒地身亡。
我最初當上步兵軍官時，提升隊員的殺人能力就是我的使命;當我帶領他們奔赴伊拉克和阿富汗時，這就是我的主要側重點。現在，作為一名年輕的中尉，我對手下的海軍陸戰隊員們很有信心;我信任他們，尊重他們。但在內心深處，我一直不確定他們在關鍵時刻是否會服從我的命令。隨著槍聲的回蕩和消退，我知道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的，他們會服從我的命令。對于一個更加邪惡的問題，我也得到了答案：是的，我可以殺人。
二
“影響一個人殺戮能力的主要因素是權威的命令、集體脫罪意識、殺人者的性情、與被殺者之間的距離，以及目標是否引人注意。”
這是我2008接受海軍陸戰隊步兵軍官培訓時，寫的一篇作業的開頭。作業要求“討論影響一個人殺戮能力的因素”。我閱讀過戴維·格羅斯曼中校 (Dave Grossman)的作品《殺戮》(On Killing)，于是在文中重點闡述了從該書中學到的東西。這本書解構了殺戮的心理元素，解釋了在過去一個世紀里，軍隊社會結構和軍事訓練的發展，如何降低了人類對殺戮的抵觸。不過，雖然格羅斯曼的作品娓娓道來，我接受的訓練卻具體到各種條條框框。
在被賦予下令殺戮的權力之前，我受過親手殺人的訓練。在成為一個排的指揮官之前，我練習了一年多的殺人技術。我的步槍技能變得很嫻熟，還用刺刀捅過人形靶子，然后才學習了現代戰爭的先進手段：如何指揮一排40個海軍陸戰隊員行動，并請求炮擊和空中轟炸支援。但如果我不愿意殺人，掌握再多的殺人手法也毫無用處。
當然，在戰爭中，致人斃命的方法有很多。我通過發號施令來殺人。我從來沒有在戰斗中親自開火，但是我無數次下令讓別人開火。這是一種會讓人喪失神志的權力：我只要說幾個詞，然后幾秒鐘、幾分鐘或幾小時后，就會有人喪命。當然，狙擊手是我們這里的名人，因為他們是最好的殺手。藏身在隱蔽點，借助高性能的光學設備，他們可以從幾百碼外分辨出村民的面目，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等待，直到找出混在平民中的敵人。然后這些激進分子分子會中彈倒下，槍聲傳到跟前時他們已經身亡，永遠都不會有機會知道擊中自己的究竟是什么。
第一次殺人之前，雖然你渴望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夠做到這種事，但仍會感到猶豫不決。和少男少女向往失去童貞、但又想等待合適的時機比起來，這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殺戮一旦失去了神秘性，它就再也不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了。
海軍陸戰隊軍官的訓練課程教導我們，行事要果斷。他人告訴我，即使做出一個錯誤的決定，也總比沒有決定要好。可是，有缺陷的判斷、對上級的信心和絕對的果斷加在一起，并不會產生可靠的結果。
我第一次下令士兵動手后，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做的一切事情貌似都是可以接受的。這說明殺戮可以成為稀松平常的事情。每一天都會冒出新的威脅需要解除。炸彈將被投下，士兵將會開火，山丘將被炮火覆蓋。我曾經大致估計過我們殺死的人數，但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我就放棄了。
三
我被派遣到阿富汗的7個月里，每一天都在想方設法干掉我駐扎的這個地區的塔利班指揮官。他居住和活動位置在我們北面，每天都會派手下到南邊來埋炸彈，恐嚇村民，和我們爭奪這個地區的控制權。我們的使命是保障村莊的安全，促進其經濟和政治發展，但是這種工作進展緩慢，效果往往是無形的。擊斃塔利班指揮官就成了衡量成果的一個客觀標準。
我一直都沒能除掉他。但每一天我們都會殺死他的手下，或者我們的隊員被他們殺死。我待在阿富汗時間越長，就越是意識到，無論是塔利班還是我們，都不是在為我原本以為的目的而戰斗。盡管美國報紙大談我們出兵阿富汗的原因，我也已經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那種論述，但我一到達這里，就開始出于別的理由而戰斗：對隊員的忠誠、習慣，以及生存沖動。
沿河是一小塊一小塊的罌粟田，敵方的作戰人員往往是在這些罌粟田邊長大的年輕人。他們想必太年輕、太與世隔絕，對這片山谷之外的事情全然不懂，更別說9·11恐怖襲擊這樣的全球大事了。這些村民抗擊我們，是因為但凡有外來者來到他們的村莊，他們都會抗擊。也許他們只是不想被人打擾。
我對敵人思考得越多，就越難將他們視為惡魔或非人。但是殺戮需要一個動機，因此自衛就成為了瞄準目標的主要理由。如果有人朝我開槍，我就有還擊的權利。但這是法律上的理由，不是道德理由。搞笑的路易斯·C·K(Louis C.K.)精辟地指出了這個說法的荒誕性：“你拿起一把槍，前去另一個國家，結果你被擊中了，這事大概算不上奇怪。如果你正要向某個家伙開槍，他卻擊中了你，你自己也有點錯吧。”
在訓練時，我們談到過一種“開槍妥當，結果有錯”的狀況，那是我在被派遣到阿富汗之前最擔心的事情。但是在戰爭的混亂和不確定性中，不可能每次都做出正確的決定。有一次，塔利班向我們開火之后，我們感覺有兩個武裝分子正在向我們逼近，可能想干掉我們。我們警告他們離開，但沒有用。他們還在繼續靠近，于是我的隊員開了火。兩個人在交火中逼近一個海軍陸戰隊小分隊，還可能有什么原因?交火結束之后，我們找到這兩個人的尸體，發現他們手無寸鐵。他們只是想回家，可是卻永遠回不了家了。
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用槍炮殲滅敵人，或者狙擊手除掉一名塔利班武裝后，我們都會好好慶祝一下，就像商人們在成功會見客戶之后那樣。但發現平民遭到殺害之后，則不會有人進行慶祝。脫離了集體脫罪的環境，我才第一次認識到，那對我的靈魂和心智有多么重要。
從來沒有人談論過這起意外事件。它的文書記錄是有的，也進行了一個簡短的調查，然后就是沉默。你不能對那個殺死無辜者的人說，他做得對，即使他在開槍之前遵循了所有正當的程序。
當我回國的時候，這種集體脫罪的表現應該就是一個歡迎我們歸來的社會，與越戰老兵回國時的情況不同。但我的行動得到的唯一肯定，是一句隨處可見的話：“感謝你的服務”。除此之外，沒人想要討論在國外發生的事情，那時不想，現在也不想。
四
第一個在執行任務時受重傷的海軍陸戰隊士兵，是在交火時被擊中了頸部，當時距離9·11事件正好九年零九天。這名19歲的士兵來自密西西比州，這是他高中畢業后直接參軍以來，第一次執行任務。在敵人的炮火下，海軍醫護兵和他所在小隊的士兵對他進行護理，與此同時，救援直升機正在趕來，希望在 “黃金時間”里將他送往戰地醫院。
40分鐘后，他被送上直升機，小隊戰友報告稱他看起來精神狀態良好。他能堅持下來，到醫院接受緊急手術，然后經由德國被送回美國，在貝塞斯達(Bethesda)度過漫長的康復過程。只可惜，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10分鐘后，他們通過無線電打電話稱，這名士兵已經死亡。
在那一刻之前，我們這些部署在阿富汗的士兵一直都很振奮，因為我們感覺自己堅不可摧。在那種時常有人死亡的環境中，這種堅不可摧的念頭，是我體驗過的最強有力的感覺。我感覺受到了眷顧，而且癡迷于那種無所不能的感覺。很快，這些感覺就被不確定和無能為力的感覺所取代。我們失去了第一名士兵的消息剛剛傳來時，每一個聽到的人都震驚了，但我們很快就接到另一個電話，稱有人在附近的道路放置炸彈。
在我們的士兵被殺后很快就看到了敵人，這是一個絕佳的復仇機會。無人偵察機的攝像頭傳來了粗糙的灰白畫面，我從中看到導彈擊中了他們的車，后來又看到其中一人身上著火，在奔逃的過程中倒地不起。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狂喜不已，擊掌、歡呼、揮舞拳頭。如果我們無法救活自己的士兵，至少能奪取敵人的性命。我們的力量恢復了一些。這個思路并不符合邏輯，但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五
我可以看著你的眼睛告訴你，我確信，我們在這名士兵死后擊斃的兩人，當時正在放置炸彈。我記得當時通過無人偵察機拍攝的畫面，看到他們在挖坑，似乎是在路邊放置一個爆炸裝置。與此同時，疑問慢慢產生。那種因為士兵陣亡想要報復而產生的情緒，能夠扭曲現實。或許我們相信在失去第一位士兵后，碰巧就發現塔利班成員正在放置炸彈，這有些過于輕易了。但戰爭的迷霧不僅僅限制了你能知道的事情，還會使你對確信的事產生懷疑。
戰爭的瘋狂之處在于，雖然這套體系的目的是殺人，但對于實現更大的善，實際上或許是必要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存在殺戮和折磨的危險世界里，與享用星巴克(Starbucks)的文明社會相比，恃強凌弱的情況在這個世界里更接近常態。確保我們自身的安全，保衛世界的和平，可能需要訓練年輕男女怎樣殺人，需要創造能使我們立即毀滅地球上所有人的技術，需要將地球上的很多人視作非人，并宣稱殺人具有道德神圣性。理解這個體系，接受使用它來實現更大的善，就需要理解，我們仍然生活在一種自然狀態。
如果這種戰爭的時代有朝一日結束了，我們擺脫了自動化殺人的麻木狀態，在日光下直面道德質疑，我們將會面臨審判。如果我們捫心自問，答案不會簡單。我不將這些戰爭歸咎于喬治·W·布什總統(George W. Bush)或貝拉克·奧巴馬總統。畢竟，我們的民選領袖只是服從命令，與詢問自己可否殺掉一個在路面挖坑的人的那個海軍陸戰隊士兵，沒有什么不同。
翻譯：土土、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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