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要誤讀“美國的困惑”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共識正在被打破，美國政治正在陷入力不從心、自我分裂的困惑。然而，應該如何理解“美國的困惑”?尤其對于正處于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人而言，能否正確認識“美國病”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美國的安全焦慮日益嚴重

　　2009年入主白宮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一度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任憑他苦口婆心地勸說，華爾街財政保守派、軍工復合體的軍事保守派和南方的社會保守派為主力的美國社會不為所動，拒不執行奧巴馬提出的種種變革政策，美國總統政治和國會政治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

　　美國政治在國內的種種困惑，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美國的對外關系領域。美國的確已經感受到在維護世界安全問題上越來越力不從心。值此時刻，2010年“阿拉伯之春”帶來的中東地區安全形勢的不確定性，中國和一系列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以及歐洲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的發展，都成為動搖美國世界領導能力的強大殺傷力。美國的確日益感受到形勢的嚴峻和自己的無能為力，安全焦慮日益嚴重，美國新軍事戰略就是此種焦慮感的釋放。更嚴重的是，美國國際影響力的急劇下降，也動搖了盟國、伙伴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對美國領導能力的信心，世界政治中的動蕩和混亂長期化將是美國總統世界領導力下降的持久特征。

　　美國的困惑就是全球化的困惑

　　美國困惑的癥結在于全球化對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挑戰，本質上不是“美國的困惑”，而是“全球化的困惑”。無論是美國總統在國內政治問題上的困惑，還是其世界領導力的下降，都是全球化時代社會分化日益嚴重的一種集中體現，也是全球化內部張力釋放的一種方式。全球化撕裂了社會結構，一方面造成全球范圍內的權貴合一，另一方面造成全球范圍內的社會抗議。傳統政治學中的“左中右”水平結構分析范式已經無法解釋全球化時代的社會分化，日益呈現為“上中下”的垂直結構范式。

　　全球化時代是一個全球性與地方性并行不悖、一體化和碎片化共同發展、統一性和多樣性并存前進的過程。一方面，隨著發達的交通和通信技術覆蓋世界，跨國公司遍布全球，人類社會在全球范圍內的交流越來越緊密，以至于“處于區域和全球流動過程之中的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已經卷入密集的跨國協調和規制之中”。以華爾街金融集團為代表的全球權貴集團，憑借自己的資本和權力優勢，搭乘全球化的列車，在世界各地暢行無阻，逐漸生發出“去國家化”的金融保守主義哲學。它們拒絕國家的管制，不愿承擔金融危機救治的社會責任。盡管它們在全球流動中賺得盆滿缽溢，卻沒有轉化為美國政府稅收而令政府債臺高筑，沒有轉化為社會就業而令本國失業群體衣食堪憂。

　　另一方面，差異化、多樣化和多元化又日益成為全球化時代的特征。除了傳統的階級差異、意識形態差異外，“文明的沖突”、民族分離主義、族裔政治、女性主義、同性戀群體、新宗教、恐怖主義、網絡族群、生態運動等日益崛起，人們又不得不面對因更加緊張的多元文明、復雜差異和社會斷裂而產生的深刻矛盾和頻繁摩擦。

　　美國很可能一直“困惑”下去

　　在全球化一體兩面自我分裂的過程中，任何國家都面臨著一個歷史性的任務。那就是如何在一個以信息、權力和公共資源為主要生存軸心的社會平臺上，在多元化、多樣性和差異化的公共空間中有效地調適差異主體之間的交往，調適人—自然—社會間的矛盾關系以及調適“我”與“他者”之間的斷裂，在社會多樣化的矛盾空間中尋求全球治理的一體化，妥善協調矛盾和謹防沖突，謀求全球正義。核心就是要建立適應全球化時代要求的國家治理體系。

　　作為全球化程度最深也是全球化收益最大的國家，美國最先獲得全球化之利，也最早感受到全球化之弊。美國政治能否將全球化的一面和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一面有機整合在一起，重新塑造美國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制度，將決定著美國政治的未來走向。因此，美國政治面臨的問題不是個別現象，也不是短期現象，它是一種深刻的制度性危機和長期性現象。只要美國國家治理體系還沒有找到化解全球化兩面的有效辦法，美國政治就將一直困惑下去。

　　當然，全球化的問題并非僅僅是美國的問題。其他國家完全不必嘲笑美國，因為未來的它們很可能會步美國的后塵。對其他國家而言，最應該做的恐怕是盡早未雨綢繆，探索破解時代問題的思路和對策，不斷增強國家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顯然，對中國而言，不是嘲笑美國的困惑，而是要汲取美國的教訓，要通過制度創新的優勢來獲得比美國更強大的制度吸引力和政治競爭力，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才是正確的態度。▲(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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