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21世紀對西方模式來說是極為不幸的一個世紀。"這是約翰·米克爾思韋特和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合著新書《第四次革命》的斷言。這句話出自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的兩位主編之口顯得非同尋常，因為該刊是英國自由主義的旗手，一貫堅稱西方以外國家只有通過西方妙方才能實現繁榮穩定。它幾乎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如今讓西方模式顯得行不通并讓其狂熱擁護者有點迷茫的病狀也曾在20世紀肆虐。那是人類歷史上最爆烈的一個世紀，幾乎算不上是“西方文明溫和的狂熱追捧者”的最好廣告，美國神學家萊茵霍爾德·尼布爾在冷戰巔峰時期該書的這類人“把我國文化極為偶然的成就視為人類存在的最終形式和規范”。
“按西方路線發展”過于絕對
尼布爾評論的是一種影響了我們的世界觀長達一個世紀的正統派信念：西方單一民族獨立國家和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將逐漸在全世界推廣，工業資本主義造就的志向高遠的中產階級會帶來有責任感、有代表性和穩定的政府——簡言之，每個社會都注定會像西方那樣發展演變。這種目的論將“進步”淡淡定義為按西方路線發展，其批評者長期以來一直覺得它過于絕對。俄國思想家亞歷山大·赫爾岑早在1862年就曾告誡說，世俗的自由主義“是終極宗教，不過他的教會不屬于另一個世界而是屬于這個世界”。但它有很多假想的主教和教皇通諭：從19世紀夢想《經濟學家》周刊所擁護的資本、上排、工作和人員自由流通的西化世界，到路思義宣告一個實行自由貿易的“美國世紀”，還有“現代化理論”——美國冷戰斗士試圖誘惑殖民地時期之后的世界遠離共產主義式的革命而推崇漸進主義的消費資本主義和民主。
潘卡杰·米什拉
1989年共產黨政權的垮臺進一步鼓舞了溫和的狂熱追捧者。在弗朗西斯·福山皮具影響力的“歷史的終結”論述中，舊的馬克思主義目的論得到翻新而非遭到拋棄，對全球化過于樂觀的托馬斯·弗里德曼等人則兜售關于世界必然走向普遍繁榮的更不成熟的理論。這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聲稱，能吃到麥當勞漢堡的人們不會彼此交戰，而并非只有他一個人混淆了過時的歐中中心主義和美國的敢作敢為精神，后者起源于美國在2001年9月11日以前從未間斷的好運和不受挑戰的力量。
9·11恐怖襲擊在短期內中斷了一個因資本和消費而全球化的世界的頌揚。但對天真心靈的沖擊進一步在這些心靈中確立了冷戰思維習慣——在思考問題是把世界分為“自由”和“不自由”兩種——并加倍增強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謬見：自由主義民主如今可以用武力在桀驁不馴的社會中培養起來。(現代化理論家認為，資本主義的受益者必然都會喜歡自由主義民主。)對展開一場新的“長期斗爭”來消滅“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祈求喚醒了很多老朽的冷戰斗士，他們還念與共產主義作戰的意識形態確定性。由于認識到經濟力量開始從西方轉移走，精神自戀繼續存在，而且往往因此而得到深化。畢竟，中國人用尼爾·弗格森的話來說已經“學會資本主義 ”，他們現在“下載西方應用軟件”。就在2008年，法里德·扎卡里亞在其備受關注的《后美國世界》一書中宣稱，“其余國家的崛起是美國思想和行動的后果”，“世界再走美國的道路”，各國“變得更加開放、更加重視市場和更加民主”。
西方理想化形象受到質疑
最近幾個月的一起又一起事件無情地揭示了這種淺顯的道理。俄羅斯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實驗鞏固了一個篤信俄羅斯至高無上的盜賊統治政權。連印度、以色列、斯里蘭卡、泰國和土耳其等貌似民主的國家的政治也充斥著獨裁專制的領導人、反民主的抵制情緒和右翼極端主義。
尤其是今年夏天的暴行使西方的政治和媒體精英陷入瞠目結舌的困惑和一些純屬絕望的陳詞濫調。當這個世界仍能被認為在走美國的道路時，其思想的非凡霸權力量使他們得以逃脫深究。但他們所偏愛的西方形象——他們謀求按照它來改變世界上其余國家的理想化形象——一直受到很多批評者的質疑，這些批評者有左派也有右派的，有東方的也有西方的。
郝爾岑在19世界就已經警告說：“我們對西歐人的一貫忽略會貽害無窮，種族仇恨和流血沖突將由此產生。”郝爾岑對自由主義“西化人士”持懷疑態度，那些人認為，俄羅斯只有鍥而不舍地仿效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才能進步。
郝爾岑認為支撐了歐洲進步的粗暴野蠻在接下來一個世紀里被證明只是歷史上最大規模屠殺的前奏：兩場世界大戰和導致幾千萬人遇害的殘忍的種族清洗。盡管如此20世紀中期在歐洲帝國廢墟上誕生的大批新生單一民族獨立國家的統治精英階層認可了仿效歐洲進步過程的必要性，展開了對西式財富和力量的狂熱追求。如今，種族仇恨和流血沖突蹂躪著人們原本指望會受自由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共同主宰的世界。
此刻需要重新審視尼布爾婉稱的“西方的偶然成就”，并深入探究非西方的各種歷史。然而，對當前危機的最普遍反應是對西方的“脆弱”感到絕望——以及尖刻地討論“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不可或缺的國家”貝拉克·奧巴馬本應該做些什么來挽救這些危機。“西方會贏嗎?”最新一期《展望》雜志在封面上如是問，所配的亨利·基辛格照片突顯了回答這個問題的無望，基辛格參與了從越南到伊拉克歷次傷亡慘重的失敗行動，但這并未阻止他在感到茫然的人們當中化身為一個冷靜務實的圣賢哲人。
羅伯特·卡根9月初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闡述了一種大膽的新保守派觀點：美國被迫使用“硬實力”來對付自由主義現代事物的敵人，比如20世紀的日本和德國以及如今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卡根沒有說明美國應當對俄羅斯展示哪種硬實力——對德國的火力轟炸，對日本的核武器攻擊，對越南的凝固汽油彈轟炸——也沒有說明他在伊拉克倡導的震懾行動是否堪稱更好的模板。
這種堅信西方能夠塑造全球事件并永遠自我慶幸的頑固分子連在1989年都不曾放棄一種陳舊的臆斷：20世紀的主要特點就是自由主義民主與獨裁專制思想、比如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爭斗。他們執迷于一場基本屬于西方內部的爭端，從而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20世紀的最重要事件是非殖民化以及新生的單一民族獨立國家在亞洲和非洲各地出現。他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自由主義民主在他們的殖民地子民看來帶有活脫脫的帝國主義色彩。
亞非國家開始現代化跋涉
正如郝爾岑所擔憂的，模仿顯而易見成就斐然的西方模式的誘惑總是比排斥它的愿望更強。亞洲和非洲古老而世故的社會在西歐彈丸小國的主宰下滿腹怨言，在這些社會的許多人看來，人類顯然可以通過新的歐洲組織形式、比如單一民族獨立國家和工業化經濟體集結起前所未有的集體力量。
亞洲和非洲的新生單一民族獨立國家已經開始了向現代化的艱難跋涉，毫不顧及民族和宗教多樣性和自古以來的生活方式。在西式學府受過教育的亞洲和非洲人對他們遵循傳統的統治階層失去希望，一如他們反感歐洲對其社會的主宰。他們謀求在一個由強大的單一民族獨立國家組成的世界上擁有真正的力量和主權——單憑這一點似乎就能保證他們和他們的人民在白人的世界里有公平機會獲得實力、平等和尊嚴。在這個追求過程中，中國的毛澤東和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凱未爾·阿塔蒂爾克，以及伊朗經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都仿效了西方的群眾動員和國家建設模式。
彼時，歐洲和美國對“世界經濟和人民”的主宰——按照劍橋歷史學家克里斯拖弗·貝利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一書中的說法——將相當大一部分人變成了“資源與尊嚴爭奪戰的長遠輸家”。盡管如此，亞洲和非洲早期民族主義偶像都明確目標都是“趕超”西方，而他們都傾向于社會主義和政教分離(阿塔蒂爾克、尼赫魯、納賽爾、恩克魯瑪、毛澤東和蘇加諾)。近來的非西方國家執政階級依靠麥肯錫而不是馬克思幫助確定其社會經濟未來，但他們都沒敢改變其執政合法地位的基礎，那就是致力于現代化，帶領國家向西方靠攏并達到歐美生活水準。結果，拋棄保護性社會主義而采納全球性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新進后輩再次選錯時機。
在21世紀，通過西方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實現普世進步的古老魔咒已經確定無疑地化為碎片。假如一個起火的世界讓我們震驚和慌亂，那是因為我們——無論東方和南方還是西方和北方——一直懷著自負與幻覺：認為亞洲和非洲社會將隨著經濟增長加速而像歐洲一樣變得更加世俗、理性;認為隨著社會主義消亡和被埋葬，自由市場將保障經濟快速增長和全世界繁榮。總被這些顛倒的黑格爾主義幻想掩蓋的是一個發人深省的事實：西方“進步”的動態和特點沒有也不會在非西方得到復制或恰當的排列組合。
西方配方仍不斷造成苦難
使歐洲在19世紀得以成功的條件——人口數量不多且成分單一，能夠將多余人口作為士兵、商人和傳教士送往國外——在面積大、人口多的亞洲和非洲國家不存在。此外，正如巴希爾·戴維森在《黑人的重負：非洲與單一民族獨立國家之禍》一書中所說，帝國主義使他們沒有了資源去追求西式經濟發展，它還將破壞性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強加給千百年來形成了自身切實可行的政治單位和社會結構的國家。
即使在今天草率地向全世界輸出時，西方的成功配方仍不斷造成很多看不見的苦難。適合19世紀擁有無窮無盡資源的國家里那些殖民主義者的東西并不能確保給予印度、中國和現代世界的其他遲來者一個穩定的未來，他們只會在追求寶貴商品和資源的過程中讓自己的領土被殖民而使自己的本土人民背井離鄉。
結果是無休止的叛亂和平叛、戰爭與殘殺、失業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日益被極端主義組織吸引、無盡的悲苦促使數以千計陷入絕望的亞洲人和非洲人冒險前往他們眼里的現代化中心。
西方理論家在冷戰期間荒謬地美化“民主的”西方的崛起。反對共產主義的長期斗爭需要制造很多合宜的假象。因此，千百年來的內戰、帝國掠奪、殘酷剝削和種族大屠殺被隱瞞，得以公開的描述則證明西方人締造了現代世界并以其自由主義民主制成為其他所有人都應當趕上的優越民族。詹姆斯·鮑德溫在冷戰期間的1963年告誡說：“所有西方國家都被戳穿了謊言——他們的所謂人道主義的謊言，這意味著他們的歷時毫無道義依據，西方毫無道義權威。”盡管如此，美國黑人很容易悟出的騙術在冷戰結束后繼續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尊重。
對“達沃斯人”來說，歷史必須“均衡”，他們關于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相互“靠攏”的歡騰預測不能容忍太多的現實，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掩蓋西方自身“進步”的巨大代價毀掉了對當今世界上大規模暴力活動擴散現象做出解釋的可能性，更談不上設法予以遏制。回避、隱瞞和謊言逐漸導致積累了關于西方和非西方的大量欺騙性認識——赫爾岑正確地擔憂這種無知會很有害。叢這種遭到蒙蔽的歷時中得出的具有誤導性的天真想法和推斷如今引導著西方政治家的演說、研究機構的報告和報紙評論文章，同時為無數相互吹捧的專欄作家、電視節目名嘴和恐怖主義問題專家提供了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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